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七月事件前
2、和平问题
和平纲领[1]
第二届临时政府发布旨在捍卫不赔款不兼并、保障民族自决权的和平的宣言。这个公式可能会让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觉得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特别是在米留可夫先生的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后。但是，谁要了解英法制造的公式（劳合.乔治-白里安-里博公司），或哪怕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主义公式的话，他不能不对临时政府的宣言抱有能救命的不信任。从创世纪以来，任何时候统治阶级都没有像在今天的战争期间那样扯过这么多的谎。“这场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争取民主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争取和平和民族联合的斗争”。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过去和今天进行的都是进一步挑唆一国人民反对另一国人民。今天的帝国主义屠杀的历史意义越是赤裸裸、越是无耻，统治者为他们服务的政汉家就越是企图用华丽的公式来掩盖它的内容。资产阶级的美国介入了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向欧洲出口军用物资和装备以及用欧洲的鲜血赚钱的神圣权利，对民主的伪君子威尔逊来说，就得更加坚决的挥动所有和平主义的战旗。
社会护国主义者为提供蒙蔽人民意识的公式特别卖力：他们在今天的战争机制中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就在于此。给群众提出如“保卫国家”，或是“建立国际仲裁法庭”，或是“解放被压迫民族”这样的目的，社会护国主义者们在群众头脑中把这些任务的解决与本国武器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知疲倦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使用理想口号。
战争的无出路和漫长，经济的全面崩溃，不满的增长和底层的不能忍耐已经在俄国革命这支恢宏的序曲中找到了其最初的表现，所有这一切迫使联合的双方统治者寻找消灭战争的途径。
当然，最好的消灭方式是所谓的“决定性的胜利”。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证明，没有胜利和由此产生的全部优越条件，整个社会制度将面临危险。法国民族主义分子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对法国来说的同样的情况。但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决定性的胜利”就越难实现，[2]包括社会护国主义一翼在内的统治集团就越是担心，越没有信心。通过腐朽的协议消灭战争（主要是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成了官方外交的任务，就像通过互相宽恕罪行恢复“国际”是社会护国主义者的外交任务一样。
统治者感觉到对和平的强烈需要。但同时，他们害怕和平，因为开始和平谈判之日就是算账之时。正是因此，官方外交不反对让社会护国主义的外交家们先踏上和平谈判的薄冰。官方政府在自己与他们之间预先拉开一定的距离，以防谈判失败。即将召开的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和平谈判寻找基础的半官方的摸索。
这个代表会议的内部矛盾最鲜明地暴露在俄国临时政府和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政策中。在同一个“不兼并的和平”的纲领的名义下，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捷列先科要劝说帝国主义盟友们转到正派的生活方式上，克伦斯基没有等到这个劝说的结果，就让俄国军队准备进攻，而策列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则打算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非官方的和平谈判。对捷列先科的规劝，意大利政府的答复是宣布阿尔巴尼亚是自己的被保护国，而里博再次证实彻底胜利的必要性，并拒绝给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发放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护照，是里博的当政的俄国同事邀请他们前往那里的。无论怎样看待“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是对盟友的规劝的题目，还是战略进攻的口号，还是策列铁里与谢德曼和列诺得尔[3]之间谈判的对象——这个纲领都不能让我们产生任何信任。列诺得尔马上就对自己的政治家先生们、即统治者们解释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首先是为了揭露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法国和盟国的工人证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应该认为，谢德曼武装的至少是类似的计划。没有任何东西能对我们保证，代表会议真的会成为资本主义外交和平谈判，哪怕是序曲也好。它同样可能成为让沙文主义热情死灰复燃的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让工人相信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以此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通向和平和各国人民兄弟般友好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对我们来说，就是犯罪。
召开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倡议掌握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手中。这赋予此事极大的两重性。苏维埃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机构，但是它以十分革命的群众的名义说话。同时，苏维埃的首脑是渗透着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对无产阶级和社会革命不相信的政治家，他们依靠的是这些群众未完全定型的意识。
在国际主义者批评的压力下，《苏维埃消息报》说：“召开社会主义外交家的代表会议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企图在办公桌前和睦地达成重新剪裁欧洲版图的协议。这样的代表会议不能导致正面的结果，只能使隔开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深渊变得更深，只要他们的视野没有超越民族任务的界线。
“提供真正富有成效的结果的只有另一种代表会议，即出席它的每一个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自己是国际劳动大军队伍中的一个，聚集到一起是为了以共同的力量做共同的事业。
“执行委员会的信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消息报》总结说。
与此同时，《消息报》在计算中减去了这一情况，即执行委员会本身用最紧的结把自己与俄国资本主义外交拴在一起，通过后者又与盟友的外交拴在一起。执行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破坏民族统一，但在自己家中更加强烈追求民族的统一。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代表会议即使能够召开，也不可能不在头几步就暴露出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群众面前为这种根子上带有两面性和无原则性的事承担责任，不是轻率就是盲目。
和平纲领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上，革命社会主义者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斗争的一般原则。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没有理由偏离它们，转到克伦斯基或策列铁里的“原则”上。我们进入了强烈的革命震荡时代。政治上的不彻底性、特别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将很快落伍。只有全部纲领和策略都建立在对世界社会革命斗争、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考虑上的党，才能与历史运动同步。
彼得格勒，1917年5月25日
一、什么是和平纲领？
什么是和平纲领？从统治阶级或为它们服务的政党的角度，它就是那些其实现应该由帝国主义力量来保证的要求的总和。例如，为了实现米留可夫先生的“和平纲领”，需要手持武器占领君士坦丁堡。王德威尔得的和平纲领要求先把德国人从比利时赶出去。从和平条款的这个角度，只能得出战争用武器得出的结论。换言之，和平纲领就是战争纲领。但在第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力量——介入前，情况就是这样。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和平纲领意味的不是这些应该由本国帝国主义实现的要求，而是国际无产阶级用其反对所有国家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所硬性提出的要求。国际革命运动越是广泛地展开，和平问题就越是不取决于各方的纯军事状况，就越能把和平条件被群众理解为战争条件的危险化为零。
这在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问题上最鲜明地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来。
战争是从德国军队对比利时和卢林堡的毁灭性的攻击开始的。由对小国的摧毁引发的敌对阵营统治阶级的虚假的、自私的愤怒之外，还有人民群众真诚的愤怒，他们的同情在只是因为身处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而被摧毁的小国命运的一边。
在战争开始时刻，比利时的命运因其特别悲惨而引起了关注和同情。但34个月的战争表明，比利时事件只是解决帝国主义战争基本任务的道路上的第一步：弱肉强食。
资本主义把其“调整”个别国家国内经济生活的方法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竞争的道路就是中小企业不断破产和大资本不断胜利的道路。资本主义力量的国际竞争意味着不断地让中小民族服从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技术越高，金融资本扮演的角色越重要，军国主义的要求越高，小国就越是依附于强国。这个过程成为帝国主义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它通过国家借债、铁路和其他的租让、军事外交协定等不断完成。战争暴露和加速了这个过程，给它加入了赤裸裸的暴力的因素。它破坏了小国“独立”的最后的残余，完全不管两个主要阵营竞争的结局如何。
比利时还在德国大兵的压迫下呻吟。但这只是它失去独立的血腥悲剧的表象。对各盟国来说，“解放”比利时根本就不是独立的任务。在今后的战争进程中还是在战后，比利时都将作为从属组成部分进入资本主义巨人之间大规模的游戏中。没有第三种力量——革命——的干预，比利时可能由于战争的结果而留在德国的压迫之下，或成为大英帝国的债务人，或被两个营垒的掠夺者爪分。
塞尔维亚的命运也一样，它的民族能量只是帝国主义天平上的一个珐码，后者的摆动一点儿也不取决于塞尔维亚本身的利益。
核心帝国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拖入了战争的漩涡。这两个国家仍是奥地利-德国帝国主义集团（“中欧”）的东南机构，或是变成在进行结算时的辅币，战争至少会写完它们独立史的最后一章。
在俄国革命爆发前，最明显的是波斯的独立已被消灭，1907年的英俄协议原则上使它寿终正寝。
罗马尼亚和希腊相当清晰地向我们展示，帝国主义托拉斯给小国公司的选择“自由”是多么可怜。罗马尼亚更喜欢自由选择的姿态，开启了中立国的水闸。希腊力求以消极顽抗留在自己“家里”。似乎是为了更直观地暴露为自保进行的“中立”斗争完全是徒劳的，整个欧洲战争把保加利亚、土耳其、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队都调到了希腊的领土上。在最好的情况下，选择自由扩展为自治形式。最终，罗马尼亚和希腊得出同一个结论：它们是大赌徒手中的赌注。
在欧洲的另一端的小国葡萄牙认为有必要在同盟国的一方卷入战争。如果问题是关于处于英国保护下的葡萄牙享有因为它比特维尔省或爱尔兰更多的自由，它在卷入群殴问题上的决定会让人匪夷所思，。
荷兰和三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资本主义上层由于战争攫取了大量的黄金。但这四个西北欧中立国家更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主权”的虚幻，如果它能熬过战争的话，也将在和平条件下遭到列强的“清算”。
“独立的”波兰只有成为两个列强集团的债务人和军事附庸的条件下，才能在帝国主义欧洲保持其独立的幌子。
瑞士的国家独立在其强制性的进出口条例中揭示了它的全部内容。这个小联邦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手里拿着帽子踏破了两个交战阵营的门槛，可能对独立和中立对一个不能拥有数百万刺刀的民族意味着什么形成明确的概念。
如果战争因为增加了战线和参战者的数量变成了一个含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它排除了任何一个政府形成所谓的“战争目的”，小国则有了相当大的、不过是有条件的优势，它们的历史命运可以认为已经被预先决定了。不管是哪一个阵营获得胜利，也不管胜利的规模有多大，回到过去小国的独立，已经没有可能。不管是德国还是英国获胜，这能决定的问题只是谁是这些小民族的直接的主人。但只有招摇撞骗者和傻到极点的傻瓜才会把小国的自由问题与哪一方胜利联系起来。
第三种可能性更大的战争结局——双方打成平手，两个交战的营垒中没有一个对对方有明显的优势，这只会更加清晰地暴露出同一阵营中强者对弱者的优势，两个阵营对帝国主义的“中立的”牺牲品的优势——将有完全一样的结果。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战争结局本身并不能保障任何人和任何事，所有弱小国家反正都会成为失败者：就像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人一样，就像那些试图在自己中立的阴影中躲避命运的国家一样。
比利时、塞尔维亚、波兰、亚美尼亚等国的独立，对我们来说不是同盟国的战争纲领的组成部分（像对盖得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韩德森等那样），而是进入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纲领中。
二、Status quo ante bellum[4]
但在目前条件下，无产阶级有可能提出自己独立的“和平纲领”，即自己解决引发了今天的战争的那些问题，或是在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那些问题？
人们对我们说：“对实现这样的纲领来说，无产阶级现在还没有力量。希望它在今天的战争结果下实现自己的和平纲领，是乌托邦。为结束战争，为不兼并的和平、即回到status quo ante bell um（回到战前状态）等而斗争，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更现实的纲领。”这是马尔托夫、[5]马尔丁诺夫[6]和整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论据，他们在这个问题和所有其他问题上持的都不是革命观点，而是保守观点（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阶级斗争，不是第三国际，而是恢复第二国际，不是革命的和平纲领，而是回到status quo ante bell um，不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夺取政权，而是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争取停止战争、争取不兼并的和平的斗争的“现实性”呢？战争迟早都会结束，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期待意义上，停止战争的口号无可争议是“现实的”，这也是确定无疑的。而在革命的意义上？希望欧洲无产阶级能够以其今天的力量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停止战争，不是乌托邦吗？像人们反驳的那样。还不因此放弃停止战争的口号？等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停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三种情况：1、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在没有一方有决定性的优势的情况下，交战双方都消耗殆尽；3、革命无产阶级的干预，阻止了战争事件的“自然”发展。
十分明显，在第一种情况下，当战争以一方的决定性的胜利而结束时，幻想没有赔款的和平是天真的。如果谢德曼们和兰茨贝格[7]们全力支持本国军国主义的工作，在议会中却赞成“不兼并的和平”，那正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样的抗议不能妨碍任何“有益的”赔款。另一方面，我国的最高统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称不兼并的和平为“乌托邦的语言”，他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最重要的事就是进攻，在军事行动成功的情况下，所有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8]为了从全副武装的战胜国的手中夺取赔款，无产阶级除了善良的意愿之外，显然还需要革命力量和随时准备公然地使用它。无论如何，它不掌握任何能使胜利的一方放弃利用所获得的胜利的“经济手段”。
主要是支持有限的“只是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的人期待战争的第二种结局，假定战争没有被第三种力量的革命的干预所打断，而是耗尽了交战双方的所有资源，以消耗殆尽而结束，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军国主义太软弱，无力进行征服，无产阶级太软弱，无力进行革命，消极的国际主义者让自己残缺不全的“不兼并的和平”纲领适应这种状况，他们往往把这个纲领说成是回到status quo ante bellum，即回到战前状态。但其中的虚假的现实主义暴露出它的阿基琉斯脚踵。事实上，像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不分胜负的战争结局根本不能排除兼并；相反，是以兼并为前提。如果两个列强集团中没有一个获胜，这根本不意味着塞尔维亚、希腊、比利时、波兰、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等能够完好无损。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的赔款正是由软弱的第三方出。为了防止这种相互“补偿”（相互奖赏），国际无产阶级应该直接进行反对统治者的革命起义。报纸上的文章、代表大会的决议、议会的抗议乃至大街上的示威游行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妨碍统治或是通过胜利、或是通过协议来完成领土占领和践踏软弱的民族性。
至于第三种结局，它是最清晰可见的。它假定国际无产阶级在这场战争的高潮中挺身而出，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从下面使战争瘫痪，使它停止。十分明显，在这个最有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有力量停止战争，它根本不能也不愿意局限在归结为否定兼并的保守纲领中。
我们认为，不兼并的和平的真正实现的前提是，在各种情况下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假定的这种运动相比，上面指出的纲领就不值一提了。但是，把这种运动概括为要求恢复战前的状态，而战争就是在这种状态中成长起来的。欧洲的status quo ante bellum是战争、掠夺、暴力、正统主义、外交的愚钝和人民的无力的产物，它成了“不兼并”口号的唯一正面的内容。
无产阶级在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能给自己提出回到旧欧洲版图的政治目标；它应该提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系的纲领，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倾向、时代的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
孤立地提出“不兼并”的口号首先不会在战争进程提出的个别问题上提供任何政治定向标准。如果假定法国在今后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一定要追随谢德曼要求把这两个省归还给德国？我们是否要求把波兰王国归还给俄国？我们是否将坚持让日本把胶州湾归还德国？让意大利归还它占领的部分特伦蒂诺？[9]这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成了狂热的正统主义者，即在最反动的外交精神上的王朝和“历史”权利的保卫者。确实，灾难在于这个“纲领”的实现需要革命。在所有上述的或类似的情况都面对具体现实时，我们显然只能有一个根据：询问有利害关系的居民。当然，这个标准根本不是绝对的。例如，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中的多数把询问居民（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结为可耻的喜剧：先是侵占，即武力占领，然后要求同意割地。十分明显，真正的询问要以革命条件为前提，在居民能够不在左轮枪的枪口下——德国或法国的都一样——回答问题。
这样一来，“不兼并的和平”的口号中唯一能够接受的内容，可以把它归结为对新的强行占领的抗议，也许是归结为民族自决权的否定的表达。但我们看到，只要欧洲的政治版图把民族和民族的残余封闭在用海关彼此割开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休止冲突的国家的框架内，这个无可争议的民主“权利”不可避免地变成和将会变成强大民族的占领权和践踏权，变成弱小民族的无力的愿望或“废纸一张”。而克服这种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想象。把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与社会革命的纲领结合起来，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民族自决权
上面我们看到，没有民族自决原则，社会民主在解决民族-国家重组和新建领域中的具体问题上寸步难行，这个原则的最终结论意味着承认每个民族集团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命运，可以脱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俄国、奥地利）。承认民族“意志”的唯一的民主途径是通过全民公决来进行询问。但这个从民主角度是必须的答案停留在纸面上，仍完全是形式的。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条件下的民族自决的现实可能性、途径和手段。
如果不是对大多数、那么至少是对许多被压迫民族和民族集团和残余来说，自决权意味摆脱现存的边界，肢解今天的国家。特别是该原则导致解放殖民地。然而帝国主义的全部政策旨在扩展国家的边界，无视民族原则，强行把弱小民族纳入自己的海关内，占领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扩张和好战，实质上，决定它的性质正是它的这些特点，而不是多变的外交手腕。
这样一来，民族自决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国家和经济的离心（肢解和分散），与手中掌握着国家组织和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强烈的集中意图产生了敌对性的冲突。诚然，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分离运动得到邻国帝国主义阴谋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有通过动用武力时才能成为决定性的。而只要事情达到两个帝国主义组织武装冲突的地步时，新的国界不是在民族原则上决定的，而是在军事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决定的。迫使胜利的国家放弃割让它重新占领的土地，就像强迫它赋予以前被它占领的省份自决的自由一样困难。最后，如果甚至出现了奇迹，欧洲在武器的力量下——这是半狂人、半骗子型的爱尔维[10]大肆鼓吹的——分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这也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解决民族问题。在“公正的”民族边界的第二天，资本主义扩张就会恢复自己的工作，冲突、战争和新的占领将重新开始，在民族原则没有足够的刺刀保卫它的所有情况下，它都会被彻底破坏。所有这一切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就像狂热的赌徒在赌博过程中不得不在他们之间“合理地”重新分配金钱，只是为了此后以加倍的狂热恢复同样的赌博。
但是对我们来说，根本不能从帝国主义强大的集中趋势中得出必须消极地拜倒在它面前的结论。民族共同性是文化的活的源泉，就像民族语言是它的活的器官一样，它们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意义。社会民主希望和应该为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利益保障民族共性的发展（或解体）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接过了革命资产阶级作为政治责任的民族自决权的民主原则。
民族自决权不能从无产阶级和平纲领中排除；但它也不能觊觎绝对的意义；相反，对我们来说，它被迎面而来的历史发展的深刻进步的趋势所限制。如果这个“权利”应该通过革命力量与奴役弱小落后民族，践踏民族文化的源泉的帝国主义集中方法对立，那么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不能允许“民族原则”阻挡有计划地在我们的大陆上、进而在整个地球上组织当代经济不可抗拒的、深刻进步的追求的道路。帝国主义是这一经济趋势——彻底摆脱民族局限性的愚蠢，就像它当初摆脱农村和地区局限性的愚蠢一样——的资本主义掠夺的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集中形式时，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这一趋势的本身，而且相反，使它成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从历发展的角度,像从社会民主的角度一样，当代经济的集中化的趋势是主要的，应该保证它有充分机会完成它真正的解放的历史使命：建设统一的世界经济，它独立于民族框架和国家海关关卡，只服从于土壤、地下资源、气候的特点和分配劳动的需要。波兰人、阿尔萨斯人、达尔马提亚人、比利时人、塞尔维亚人以及还没有被占领的弱小欧洲民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恢复他们所向往的民族特点，或是这些特点第一次得到确认，主要的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民族集团不再是经济集团，不再与国家边界联系在一起，不再是经济上彼此分离和彼此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停留在这些特点上，并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化存在。换言之，为了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能够创立真正的自由的民族联合体，需要消灭把他们分散为各个部分的国家边界；需要应该展宽国家的框框——经济的，而不是民族组织的，让它能容纳被海关和国界分割的、今天饱受战争折磨的整个资本主义欧洲。欧洲大小民族的自决权的前提是整个欧洲的国家的联合。只有在摆脱了国家海关障碍的真正的民主统一的欧洲，摆脱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才能在真正的自决权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
这是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直接依赖于整个欧洲的制度，这种依赖性排除了无产阶级在欧洲革命之外提出如波兰或统一的塞尔维亚独立的问题的可能性。但这从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土完整组成部分的民族自决权具有的不是“乌托邦的”性质，而是革命性。这种考虑是针对着两种人的：反对德国的大卫[11]和兰茨贝格，他们从其帝国主义“现实主义”角度居高临下的辱骂民族独立的原则，说它是反动的浪漫主义；也反对我们革命阵营中的好简单化的人，他们称这个原则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存在，以此使自己摆脱必须对战争直接提出的民族问题做原则性答复的责任。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和社会主义之间还隔着一个不短的社会革命时代，即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公开斗争和为使社会关系充分民主化、并系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利用这个政权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和解和平静的时代，相反，是极度紧张的社会斗争的时代，扩展了无产阶级制度经验的人民起义、战争和社会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对今后民族存在的条件以及它与国家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做出实际的、即直接的回答。
四、欧洲联邦
我们在上面试图确认，欧洲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是民族自决权可能性本身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像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的民族独立性的口号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如果没有补充它的、在整个巴尔干社会民主党政策中起如此巨大作用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口号的话，正如在全欧洲规模上，民族自决“权”原则只有在欧洲联邦共和国的条件下，才能变得有血有肉。
但民主联邦口号如果在巴尔干革命半岛上成为纯无产阶级的，那么，这对资本主义对抗更深刻的欧洲就更适用。
对资产阶级政策来说，消灭“内部”的欧洲海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而没有这点，国际仲裁法庭和法典就不会具有比比利时的中立更大的牢固性。与对占领非欧洲的落后国家的追求一样，同是资本主义发展产物的对统一的欧洲市场的追求，遇到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它们手中掌握的海关机器和军国主义机器结合在一起（没有后者，前者就什么也不是），是剥削和发财的不可取代的武器。
匈牙利的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与更发达的奥地利在经济上的统一。奥匈资产阶级坚决反对与更强大的德国的海关合并。另一方面，德国大地主从来没有自愿地接受过取消粮食进口税。核心帝国的有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会那么轻易地与英法俄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协调一致，今天的战争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点。最后，在盟友自身之间资本主义利益的不一致和无法协调，比在核心帝国之间还要明显，在这些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政府之间的协议而实现欧洲经济自上而下的任何充分的联合，都是纯粹的乌托邦。顶多是局部的妥协和敷衍。因此，许诺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和整个文化发展巨大好处的欧洲经济统一，就成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其与帝国主义关税保护主义以及它的武器——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革命任务。
因此，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以及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是无产阶级和平纲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止一次地推出它自己的欧洲“联邦”、至少是中欧（没有法国和英国，也没有俄国）“联邦”的纲领，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强行统一欧洲的纲领是德国帝国主义意图的特点，就像法国意图的特点是强行肢解德国一样。
如果德国军队获得了在战争第一阶段德国所期待的决定性的胜利的话，德国帝国主义无疑会做实现强制的欧洲国家军事海关同盟的宏伟尝试，它将整个建立在使统一欧洲市场的进步意义最小化的剥夺和妥协的上。无须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上强行被联系在欧洲联邦的漫画中的民族的自治。我们捍卫的欧洲联邦纲领的某些反对者推出这样的前景，以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思想的实现可能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然而，正是这个前景是有利于联邦口号的革命活力的最鲜明的证明。如果德国军国主义在强制半统一欧洲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就像普鲁士军国主义当初半统一德国一样，欧洲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是什么？废除强加的欧洲统一，让各民族回到民族国家的屋顶下？恢复自治的海关、“民族的”货币、“民族的”社会立法等？当然不是。革命欧洲运动的纲领是消灭实现统一的强制的反民主形式，保留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基础——以彻底消灭关税壁垒、统一立法、首先是劳动法等的形式。换言之，在上述条件下，没有君主制和常备军的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统一和主导欧洲革命的口号。
现在我们说第二种情况，即战争以平局告终。还在战争刚开始时，著名的李斯特教授、“统一的欧洲”的宣传者就证明，在德国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的情况下，欧洲统一还是会实现，而且还会比在德国胜利的情况下更充分，这是李斯特的看法。在不断增长的扩张（扩展）的要求下，欧洲国家双方敌对，彼此对峙，但同时谁也不能战胜对方，继续彼此阻碍在近东和非洲、亚洲完成自己的“使命”，并在所有地方被美国和日本所排挤。据李斯特的观点，正是在战争以平局结束时，欧洲列强在经济和军事上协调的必要性会推上首位以反对弱小的国家，首先是反对本国的工人群众。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实现这个纲领的道路上有多大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哪怕只克服一半，就意味着创立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托拉斯，即合伙的掠夺公司。有时以这个前景来证明欧洲联邦口号的“危险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它的现实革命意义的最鲜明的证明。如果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团结在一个帝国主义托拉斯中，与今天的状况相比，这当然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步，因为它为工人运动创立了统一的全欧洲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为回到民族国家的“自治”，而是为把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改造成共和的欧洲联邦而斗争。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对这些自上而下地统一欧洲的广泛计划谈得越来越少，暴露出军国主义完全不能应付引发战争的那些问题。取代帝国主义的“欧洲联邦”的一方面是奥德经济统一，另一方面是用彼此对立的军国主义来加以补充的关于军事费率的四国协议价的计划。在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无须再说明，在这些计划实现的情况下，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托拉斯”的无产阶级反对它们推出的海关和军事外交壁垒争取欧洲经济统一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在俄国革命前途无限的开端之后，我们有所有理由希望，在这场战争过程中强大的革命运动将席卷整个欧洲。显然，它只有作为全欧的运动，它才能成功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停留在民族的框框内，彼此孤立，它的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社会护国主义者指出了来自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的危险。这个危险是无可置疑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来说，英国、法国、意大利帝国主义与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机器一样，都是可怕的敌人。拯救俄国革命之路，在于把它扩展到整个欧洲。如果革命运动在德国展开，德国无产阶级会在西方“敌对”国家中寻找并找到革命的回应，如果无产阶级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中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它将不得不立即用这个政权来帮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哪怕只是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中。换言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制度，只有在整个欧洲的领土上才是可能的，也许是以欧洲共和国联邦的形式。欧洲的国家统一既不能靠武力，也不能靠工业和外交协议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成为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欧洲联邦是我们所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今后战争行动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进程，无论外交对今天的战争得出什么结论，无论近期革命运动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作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公式的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获得巨大的意义。作为生产力发展框架、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的民族国家已经过时的事实，在这个纲领中得到自己的表现。我们否认“保卫祖国”这个过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不再是纯否定性的思想政治自卫的行动，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获得其革命内容，即我们用建立新的、更高的革命“祖国”——欧洲共和国的进步任务来对抗保守地保卫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只有以这个共和国为出发点，无产阶级才能组织整个世界，使它革命化。
在此，顺便回答一下那些教条地问：“为什么是欧洲统一，而不是整个世界的统一？”的人。欧洲不仅是个地理术语，还是某种经济、文化-历史的综合体。欧洲革命无须等待亚洲和非洲甚至美洲的革命。然而，胜利的俄国或英国革命若没有德国革命就不能想象，反之亦然。现在的战争被称为世界大战，但交战的是欧洲国家，甚至在美国参战后仍是这样。革命问题首先对欧洲无产阶级提出。
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只是两个世界经济组织轴心中的一个。另一个是美国。
反对欧洲联邦的唯一稍稍具体点的历史考虑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用下述话阐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社会民主党”得出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因此在每一个个别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创立欧洲联邦为条件。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观点。但这个不平衡性的本身也是十分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也不一样。但与非洲和亚洲相比较，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对社会革命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欧洲”。为了国际行动同时进行的思想不要被国际不作为的观望思想所取代，一个国家在其斗争中不应该“等待”其他国家，这是有益的必须反复讲的基本思想。我们没有等待其他国家，在民族基础上开始并继续着斗争，并完全相信，我们的首创将推动其他国家的斗争：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话，认为如革命的俄国能够在保守的欧洲面前坚持下来，或是社会主义德国能够孤立地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无可救药的，像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所证明的那样。
在民族框架中观察社会革命的前景，意味着是构成社会护国主义实质的民族局限性的牺牲品。瓦里扬[12]至死都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特许的福地，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捍卫法国到底。伦施[13]和其他人——一些人虚伪，另一些人真诚——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破坏社会革命的基础。最后，我们的策列铁里们和切尔诺夫们在我们的民族条件下重复了法国米勒兰主义的最可悲的经验，他们发誓说他们的政策为革命事业服务，因此与盖得和桑巴的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不应该全然忘记，在社会护国主义中，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外，还有民族革命的救世主义在作祟，后者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就其工业水平或其民主形式以及革命的成果——负有把人类带进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胜利的革命真的能在一个准备更充分的国家的疆界内实现的话，那么这个与国防纲领联系在一起的救世主义就有其相对的历史的依据了。但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为保卫革命的民族基础而斗争，意味着实际上挖革命的墙脚，因为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础上开始，但在今天，欧洲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正是在今天的战争中以空前的力量揭示出来——中，它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这种相互依赖将最直接为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一致行动创造条件，为欧洲联邦的口号提供了表现形式。
社会护国主义如果不总是在实践上，至少是在原则上，最终把社会改良运用到帝国主义时代，建议我们在今天的世界灾难中把无产阶级政策转到“小恶”的路线上来。我们抛弃这种方法。我们说，此前全部发展造成的欧洲战争尖锐地提出了整个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国际无产阶级和它的民族队伍的行动路线不应该以次要的政治和民族特征、这方或那方军事优势的成问题的好处——更何况这些难以琢磨的好处要以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独立政策的预付为代价——来确定，而是国际无产阶级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基本对抗来确定。
这是问题的唯一原则性的提法，就其实质来说，有社会革命的性质。只有它为革命的国际主义策略提供理论和历史的辩护。
不是以宣传小组的名义，而是以最重要的阶级的名义放弃国家，在最巨大的灾难中支持国际主义，不是简单消极地离开“罪恶”，而是表明，对我们来说，世界发展的命运不再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后者还成为应该克服的——即用在更高基础上的更高的经济文化组织来取代的——发展的束缚。如果社会主义课题能够与民族国家的框框相容，这样它就能与民族防御相容。但社会主义课题是在帝国主义基础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即在资本主义本身不得不强行破坏它自己设立的民族国家的框框的条件下。
由于一个列强集团对另一个的决定性胜利的结果，或是由于战争最不彻底的结束的结果，欧洲的帝国主义半统一有可能实现，像我们力求表明的那样。在两种情况下，欧洲的统一都意味着对所有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全面践踏，是欧洲反动——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所有力量和武器的保留和集中。
能够真正保障民族自由发展的欧洲的民主和共和的统一，只有通过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王朝的集中主义，通过在个别国家中的起义，通过把这些起义汇成全欧革命才有可能。但胜利的欧洲革命——不管它在个别国家中受到什么样的波折——由于没有其他革命阶级，只能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因而，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唯一可思议的形式。
列·托洛茨基：《和平纲领》，
图书出版社彼得格版1917年
后记
（1922年）
《和平纲领》就其全部内容来说，与《战争与国际》一书紧密相关。
在《和平纲领》中对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疆界内胜利完成的几次断言，对某些读者来说，似乎已经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几乎长达五年的经验所推翻。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工人国家在全世界的反对下在一个国家、而且是落后的国家中坚持下来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它在其他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中将能创造真正的奇迹。但是，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捍卫自己，作为国家，我们还没有进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甚至还离得很远。在这个阶段，为革命的国家自卫而斗争大大地降低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的增长和繁荣的基础上才能设想。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贸易谈判、租让、热亚那会议等，[14]是在民族框架中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十分明显的证明。只要在其他欧洲国家中当权的是资产阶级，我们就不得不与经济的孤立性作斗争，与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同时可以深信不疑地说，这些妥协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医好这些或那些经济创伤，向前迈出这一步或那一步，但只有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欧洲不仅是地理术语，还是经济政治术语，近几年的事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的衰落，美国实力的增长，劳合.乔治借助于配套使用帝国主义和和平主义方法拯救欧洲的企图。
现在欧洲工人运动处于防御活动、积聚力量和准备的阶段。为夺取政权的公然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必然会提出革命欧洲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欧洲联邦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纲领性的解决。由于俄国经验推出了苏维埃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自然的形式，由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原则上接受了这种国家形式，可以假设，在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复苏之后，欧洲无产阶级将推出欧洲联邦共和国的纲领。在这方面俄国的经验是颇有教益的。它证明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最广泛的民族文化自治与经济的集中趋势是完全相融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为苏维埃国家语言的欧洲联邦的口号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意义，而且还许诺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时代中显示它的巨大意义。
[1] 小册子《和平纲领》是经修改的列·达·托洛茨基刊登在1905-1906年间《我们的话报》上的文章结集而成。
[2] 《我们的话报》做出的这个对战争局面的界定（如上一页注2所指出的那样，这本小册子是由先前刊登在巴黎的《我们的话报》上单篇文章集结而成）依据的是对欧洲两个营垒的力量对比的评价，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作用，后者的参战导致德国的溃败。
[3] 列诺得尔（Pierre Reh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4] 拉丁文，战前状态。——译注
[5] 马尔托夫（Лмртов，1872-1923）俄国革命者。1895年彼得堡工人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委。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左翼”领袖。1919年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移居国外，“第二半国际”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6] 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1935）俄国革命的参加者，1884年起为民粹派分子，1890年代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0年起为“经济主义”思想家，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思想家，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23年起加入布尔什维克，从事杂志编辑工作。——译注
[7] 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战争期间持谢德曼立场。191年11月革命后参加人民代表委员会，在谢德曼政府中任司法部长。——译注
[8]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退休一点儿也没有破坏他的说法的充分根据。
[9] 特伦蒂诺省系位于奥匈帝国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特伦蒂诺居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夺取这个省的企图是促使意大利参加与它昔日盟友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
[10] 爱尔维（Gustave Hervé，1871-1944）系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05-1918年参加社会党。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宣传用罢工和起义来反对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社会沙文主义者。30年代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法国与法西斯德国接近。——译注
[11] 大卫（Eduard David，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修正马克思理论，力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观点受到列宁的批判。——译注
[12] 瓦里扬系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早在巴黎公社之前，布朗基主义者的瓦里扬就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巴黎公社期间，瓦里扬是布朗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在公社失败后，由于白色恐怖，瓦里扬被迫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二者的影响下，他开始了从布朗基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演变。但是，他领导的党独立存在于盖德、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之外。只是在90年代，这两个集团才合并为法国社会党。在统一的社会党中，如同在第二国际中一样，瓦里扬都站在左翼，在最主要的策略问题上捍卫革命观点。战争在政治上消灭了瓦里扬，像第二国际一系列其他领袖一样，他成为社会护国主义分子，真诚地相信，法国为捍卫民主思想与德国军国主义进行斗争。在战争白热化时，瓦里扬逝世。
[13] 伦施（Paul Lensch，1872-192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译注
[14] 热那亚会议系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经济和财政问题。参加者有18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维埃国家，另外还有大英帝国的5个自治领。苏维埃代表团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妄图使苏维埃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做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让步。它同时表示，只要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国家并提供贷款，便同意商谈对原外国私有者的赔偿形式问题。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一项反要求：赔偿苏维埃国家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蒙受的损失。苏维埃代表团还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热那亚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的一部分转到1922年海牙会议上磋商。在热那亚会议进程中，苏维埃外交活动突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战线，于1922年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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