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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墨西哥总统的信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40年5月24日）
总统先生！
1936年末，当不仅我的生命，而且还有我的政治荣誉面临极端危险之际，我从遥远的挪威向您求助，而您果然对我表现了宽容大度和殷勤好客。如今，又逢墨西哥警察当局对待我的工作人员和我采取了明显错误和明显不公正的态度的紧急时刻，我不得不再一次向您直接投诉。我的房屋遭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匪徒的袭击。努涅斯将军以您的名义向我宣布，警察机关将尽一切可能查清罪行。我自然对于您领导下的当局不能有别的任何企望。但是，我不得不惋惜地认定，最近3天以来警察机关对于案件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袭击者动用了庞大的暗杀机器竟然未能致我于死地，却间接地诿过于我。匪徒约有20人，夜间袭击了我的住房，捆绑了警察，打破了我办公室的门，向屋里和院子里投掷燃烧弹，炸伤了我的孙子，而且看起来劫走了我的一名警卫人员。罪行是否查清？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两名身边的工作人员，原先和我一起是袭击的受害者，却由于……——我事先说明——显然错误的怀疑而被逮捕。奧托·舒斯勒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到处漂泊。查理·科罗内尔住在我家近一年了。如果警察当局在逮捕他们以前问我一下，我无疑会打消他们的错误怀疑，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无可指摘的老实人，无条件地忠于墨西哥，对我本人也忠实可靠，而且信守自己的原则。但是，却从来没有任何人询问过我有关导致逮捕他们的情况，而我自然是比任何别人都更加熟悉这些情况的。
客观上近几天来什么都没有变化：我房子仍然满布遭到毁坏的痕迹，我的孙子们天天出去换药。当然，我全力协助当局查清案件的意愿也没有变化。但是，侦查部门对待我的房子的住户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袭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变成了被告。
总统先生，这种行动方式并不新鲜。当1936年挪威的法西斯匪徒袭击我的住所，意在抢走我的档案材料，如果有可能也要将我本人劫持走时，挪威当局也是从逮捕罪犯开始，但后来就走上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宣布法西斯分子的袭击是“一场闹剧”，并且逮捕了我和我妻子。几个月之前，这场“闹剧”的认定者却帮助希特勒占领了挪威。
侦查者走了误区。我不怕作出这样的声明，因为每一个新的一天将一再驳斥关于自我谋害的可耻假设，并将使这种假设的辩护者名誉扫地。
总统先生！我除了向您坦诚公开地说出真相以外，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对您本人的深切敬意。我愿意，只要您一有要求，就提供一切必要的说明。
[1940年5月24日以后]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