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一九三七年每日纪事[1]
摘自《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
1937年1月2日
今天是航行的第四天（按：原文如此）。南方阳光和煦，水手们都换上了雪白的制服。我们依然不去理会任何政治消息，充分休息。早在12月23日，即航行的第四天上，船上电台收到一份电报，是美国通讯社从伦敦发给我的，请我对记者发表谈话，护送我们的警官将电报转交给我，同时遗憾地表示：他在奥斯陆得到指示，不许我利用船上的电台答记者问，甚至旅途中纯粹的实际问题，也不能同墨西哥的有人取得联系。挪威社会主义当局想把他的所有特权一直保持到墨西哥岸边。终将得悉点情况了，终将对生活日程做出安排了。
全部难点就在于迫使别人相信。斯大林是否解决了这个难题呢？那些专门做“朋友”的人中，最热情的人们要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很难启齿。难怪他们不敢正视盖世太保的问题，总是闪烁其词。但我们不允许他们回避这些问题。不幸的是，对季诺维耶夫及其他人的审判已告结束，对斯大林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这几句话是在船舷上写下的。我手中既无书本，也无当时的报纸，甚至连原来的档案资料也没有。我使用的史料只是依靠记忆。这就是我的文字中几乎完全没有引文、摘录的原因。不过要引用的文章、文件、证人言论等都是存在的……
苏联所有各个阶段的镇反，维克多﹒谢尔什[2]都经历过，直到1936年，他才奇迹般地移居国外，他现身说法地描述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施行感化的最后那个阶段：
在比行刑室高几层的楼上，有一间小小的囚室，在这里对他们做了单独谈话，大意是：
“无论你们怎么说，怎么做，你们仍然是我们不可调和的敌人。不过，你们是忠于党的，这我们知道。当要你们做出新的牺牲，比过去一切牺牲更完全的牺牲，即在政治上自杀，牺牲你们的良心。你们要自己走向刑场，接受这个牺牲。这样才可以相信你们在领袖面前确实放下了武器。我们要你们做出这个牺牲，是因为国家处境危险，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法西斯主义在我们周围抬头。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用驱逐来收拾托洛茨基，搞垮他那个正在产生的第四国际，神圣的团结在领袖周围。对于领袖，你们既仇恨他，又承认他，因为她更强有力。你们要是同意，还有一线生机，要是拒绝，则无论如何也难免走向死亡。”
维克多﹒谢尔什曾有机会观察那些投降分子，观察他们的环境和情绪，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时间也更长。他特别重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主要被告的表现，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团结的崇拜。他们的精神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里诞生的，党培养了他们，他们为党而斗争，党使他们身居高位。然而，从信仰中产生的群众组织，却成了当权者的驯服工具。对他的忠诚，就是对信仰、对群众的背叛。投降分子们的想法正是陷入了这种矛盾而不能自拔。他们缺乏精神上的自由和革命的勇气，为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去同挂着这个名字的一切断绝关系。他们投降之后，即为这个驯服工具的团结而对党背叛。格别乌将党的偶像崇拜变成了绞索，将他套在投降分子脖子上，不慌不忙地慢慢收紧。这些投降分子在神智尚清醒时，不可能看不到此举的结局是什么。然而道德死亡的前景愈显清楚明白，挣脱绞索的机会也就愈少。如果说，党很团结的偶像崇拜在早期曾是投降主义的心理根源，那么，在最近阶段，“团结”的说法便仅仅是要急急忙忙明哲保身的幌子而已。
1937年1月5日
我们继续航行。水温22度，阳光下的气温30度，出现了海豚、鲨鱼，似乎还有一头小鲸（水手们说法不一）。今天一大早，我们已在沿佛罗里达海岸行驶。我们的“鲁弗”轮超过了一艘差不多同样大小的美国轮船。船长心里十分满意，我们正同他呆在一起。水手们一个个赤着上身悬在船桁上，使船桁变成雪白。甲板和桅杆是新油漆过的。快到新大陆时，“鲁弗”号开始清洗厕所……暇时，我除读读有关墨西哥的专著外，也读巴吉尔﹒扎哈罗夫爵士的传记。此人在英国仅被封为从男爵，而在法国却成了荣誉团最高十字勋章的获得者。让头脑清醒的报刊去证实革命者们卑微的道德水准吧……但我们不往公共的政治部门躲避，我们尚未摆脱挪威“社会主义”政府的权力范围，巴吉尔爵士虽早已作古，却可以不无根据的将他归于目前很“紧迫”的，即遭禁止的一类问题。
1935年初，在基洛夫被刺这第一个案件开始披露的时候，我同妻子正“化名”几冒名顶替（警察局大概是知道的）住在格勒诺布尔近郊的一个法国小村子里。由于一位“领事”建议将尼古拉耶夫即后来杀死基洛夫的凶手的一封信转交托洛茨基，我的名字便在塔斯社电讯里偶有闪现。（尼古拉耶夫对这个建议的反应，起诉书只字未提，可见，他惊异地回答那位精明的领事“我干嘛要给托洛茨基写信？”便是毫无疑义的了）我当即向报刊寄去一个简短声明，指出这事显系格别乌间谍的反间计，极可能是让某一小邻国的领事干的，因为格别乌不会毫不犹豫地同大国领事一起搞这种勾当。当时那位“领事”还不敢使用真名。知道一周之后，苏联政府才在外交使团的坚决要求下公开了他的名字，果不出我所料：是拉脱维亚领事。
1937年1月7日
还剩下两三天的航程。不知到墨西哥后，能否很快创造一个安心工作的环境，就像在这艘船上一样。其实，有好多事犹未尽……水温22度，夜里，将舱门和舷窗洞开，仍然觉得闷。今天终于出现了飞鱼。由于时间不短更改，军官们错过挪威电台发出的信号，所以没听到新闻。因为美国还无人知道我们的轮船改变了航向，所以船长昨天显得特别满意。他大概听了警察的话，显然害怕格别乌杀人。没有人提起格别乌，至少我在场是如此。人们谈论危险的时候都用暗语，含糊其辞，似乎是在说水下的暗礁。战时，在我们乘坐的从巴塞罗那到纽约的西班牙船上，人们就是这样用暗语来谈论德国潜艇的……
无论纯理想主义的虔诚信徒怎么说，道德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的从属现象，因而也是政治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主义对待敌人可能是残忍的，凶狠的，但他总是直言不讳。所有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们想干什么。我们对群众无可隐瞒。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当今苏联一伙统治者的道德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大相径庭。斯大林及其同伙不仅不敢大声说出他们在考虑什么，甚至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考虑好的勇气也没有。那群官僚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和安乐伪装成人民的权力和安乐。那帮统治者的整个思维都浸透了虚伪。为了对他们在每一步骤中产生的言语和行动、纲领和实际、现在和过去的矛盾文过饰非，官僚们创建了一座巨大的篡改工厂。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道德立场极不稳固，在群众面前惊恐万状，谁试图将批评的探照灯对准他们的特权基础，他们就对谁恨得咬牙切齿。迫害和诽谤持异议者，是斯大林寡头政治用已保存自己的最重要武器。由于系统的诽谤涉及政治思想、职责、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等一切方面，人们被搞到自杀、精神失常、意志消沉、背叛变节的地步。联共、格别乌和共产国际的机构，在诽谤、迫害的勾当中狼狈为奸。这个系统的中心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莫斯科审判就是在那里按计划步骤炮制的。
挪威老社会主义者Ш。参加共产国际的队伍多年，他告诉我，他在莫斯科（要么，也许是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共产国际的报刊如何对他搞了一场人身攻击，这场攻击的政治借口他只能做出推测。他说：“我的第一个反应纯粹是生理性的，我突然大吐特吐，吐了半个小时以上……从此以后我就同共产国际断绝了关系。”这个挪威人回挪威去了。然而苏联公民失宠之后却无处可去。还有来自法西斯国家的许多侨民也陷于同样的境地。在格别乌眼中，这些人干脆就是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原材料。
13年来，为反对左派反对派，特别为反对本文作者，苏联的出版物数量之大，西方人简直难以想象。几万篇文章，刊载在几千万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速记起诉词，上百万分的通俗读物，大本大本的书籍，都曾散布过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散布令人作呕的谎言。这些谎言是由成千上万没有良知没有思想没有想象力的文人炮制的。在被拘留的日子里，我们好几次碰到收音机播送莫斯科的讲话（经过一番由于和拖延，社会主义政府终于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们在囚居的寓所里使用收音机），说托洛茨基意欲推翻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消灭苏联领袖，以此保证希特勒在未来反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发言人”那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同时又厚颜无耻的声音毒化我们房间的气氛有好几分钟。我瞧瞧妻子，她脸上是一副无法遏止的厌恶表情：不是仇恨，不是的，正是厌恶。我扳动开关，堵住了发言人的喉咙。在桑德卑还可以这样享享安静，可在苏联呢？共产国际的国外出版物是按莫斯科《真理报》的音叉调弦的，如果力量允许，还试图超过《真理报》。在基洛夫被刺案第一次审讯时（1935年1月），起诉书顺带提到，某领事曾向尼古拉耶夫索要给托洛茨基的信。但却毫无结果。此后，斯大林在西方的主要机关报《人道报》宣称：“托洛茨基双手沾满了基洛夫的鲜血。”文章作者是现任众议院副主席、格别乌老牌文化特务杜克洛[3]。《真理报》当时却极为谨慎，因为拉脱维亚领事这件事异常棘手……挪威的纳粹突然袭击我的寓所之后[4]，又是《人道报》放出空气，说有与我同深夜来访的法西斯分子建立了联系，挪威政府借口一份奥斯陆发来的电报，对我进行了调查。我只随便举出几个实例，大概并不是最清楚明白的例证。在采用莫斯科审讯的形式之前——这是所有凌辱我们这颗行星的审讯中最背信弃义、最卑劣下流的一次审讯——这股谎言的浊流已喷涌了12年以上。
法国人权同盟决定就莫斯科审讯发表权威性的意见。这个同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苏联的”资产阶级“朋友”。委员会委托罗森马克律师提出一份报告。我不知道他写这份报告占有什么资料。有人写信告诉我，说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民事律师。他的报告便是丹﹒普里特[5]报告的再版。同盟匆匆忙忙将罗森马克（一个法律呆小病和政治不诚实的最高范例！）的报告印在自己的正式出版物上。啊，当然，那仅仅是作为报告人的个人意见，可是对他讲了多少恭维话呀。调查一事刚提出来，将如何着手，有什么限制，需多少时间都一无所知。那份可耻的文件，暂时还以同苏联“友好”的方式运转起来。罗森马克直言不讳地写道，在别的国家，托洛茨基早就被缺席[6]判处死刑了。莫斯科法庭“仅仅”决定当他出现在苏联领土时予以逮捕……因此，这个资产阶级讼师便认为我联合盖世太保搞“恐怖”活动一事得到了证实。有必要吃惊吗？如果到1917年和1918年的法国出版物里去发掘一番，则不难确信，所有这些罗森马克们都会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总司令部的间谍。可见，法国民主爱国主义者仍保持着传统的习惯；仅仅在1917年，他们还反对我们同沙皇外交官、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联合，现在却以斯大林、亚戈达和维辛斯基[7]的正式“朋友”的身份出现……
“人权同盟”当然是（从右翼）参加人民阵线及其政府的。因此，提醒一下这件事不无好处：当达拉第[8]政府于1933年给我以避难权时，属于格别乌出版物的共产国际所有报刊都曾大喊大叫，说我来到法国，是要协助达拉第和布吕姆最终实现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说列昂﹒布吕姆是反苏维埃国家军事远征的积极组织者，这在当时也是言之凿凿的，因为列昂﹒布吕姆当时既非同盟者和朋友，也不是“亲爱的同志”（《人道报》语），而只是一名社会法西斯分子。然而时代在变化，格别乌的伪造技俩也在随之变化。
格别乌不经意地拼凑着审讯，他们显然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至少忽略了一点：对于莫斯科七拼八凑的混合物中涉及我和我儿子在国外的生活与活动的地方，我们起码还能给予摧毁性的打击。还在审讯的时候，我就曾通过挪威电信局对两位最重要的证人戈尔茨曼[9]和奥尔别格[10]的供词作了驳斥。以后，我的工作没有一天停止过。就在离开挪威前，我收到巴黎一份通知，说费了好多工夫，终于在内阁档案中查出我妻子发给当时埃里奥内阁的一份电报，以及埃里奥内阁发给法国驻柏林领事的一份电报指示，命令发给我们的儿子进入法国的签证，准许他在1932年12月我们从丹麦返回时同我们见面。这两份电报连同儿子护照上的签证——且不说还有好几十名证人的证词——就完全、彻底地推翻了戈尔茨曼那一堆供词，他说什么我的儿子在哥本哈根布里斯托尔旅馆（这家旅馆在1917年后就已不复存在）遇到他，并带他同我见面等等。
戈尔茨曼这件事清清楚楚、不容置辩地表明，为讨好格别乌，被告是在自欺欺人，目的是要把我扯到案件里去。既然戈尔茨曼供词是这么一种货色，其他被告的供词就能更好一些吗？
这些供词的确不见佳妙。奥尔别格的招供由于自相矛盾而引起哗然，并被准确的文件和无可指责的供词推翻。数十名证人在起誓后写了供词，证明我的来访者（有准确名单）中既没有别尔曼，也没有弗里茨﹒大卫[11]。我在哥本哈根的一周间，这些证人都曾形影不离地保护过我。我对共产国际两名间谍的供述稍加分析，便可发现他们在很蹩脚的撒谎，尽管他们干的十分谨慎。几十个准确无误，有文件可资证明的附带情况都归结为一点：“哥本哈根”这个章节对于审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彻底的粉碎。穆拉奇科夫斯基[12]和德莱泽[13]的供词（化学铅笔信事件）在“技术”评定面前一触即溃，同时与其他被告的供词也直接相矛盾。斯米尔诺夫的“供词”虽然在正式报告中被大砍特砍，做了欺骗性的“概括”，却依然为这位忠诚坦白的老革命家同自己、同所有宗教裁判官做的悲剧性斗争提供了一副足够鲜明的图景。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认乍眼一看较为强硬：他们缄口不谈实质性的内容；这全是一些鼓动性语言和外交辞令，而绝非详实可信的文件。然而他们这样做正好暴露了自己，而不仅仅由于这样做。为了确认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在9年中以几何级数加大的投降、屈节、消沉，有必要将他们1936年8月的供状同他们1935年1月的供词以及1927年12月以来的全部供词和悔过书做一对照，则对16人审讯的供状，就将以一长列数学的最后得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审讯总结中的实际材料做分析和评论的整个工作已经进行，其中部分也已公布（列﹒谢多夫、维﹒谢尔什的小册子，大量文章等）。所有这些材料，对于要求做一次反审讯是绰绰有余了。一个颇有权威、公正无私的侦查委员会在充分独立自主的条件下，虽然会遇到格别乌和共产国际的阻挠，仍能对莫斯科审判的一切组成部分，即斯大林混合物的所有成分，做出正确的权衡和评价。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委员会。现在，一些国家已有成千上万人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其中包括一些知名活动家，他们的名字崇高无瑕。我们不会两手空空来到这个未来的委员会面前。我们根本不想低估格别乌的势力。对于莫斯科的“领袖们”来说，事关一场太大的赌注，他们不会放弃采取各种暴烈的手段（在巴黎抢劫档案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开端）[14],以阻止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他们可能在人身方面不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工作进行到底，干这种事，格别乌的技能与他们的险恶用意是相匹配的。然而，从肉体上消灭仍活在世上的“被告”，却帮不了莫斯科博尔贾们[15]的忙。问题公开提到了世界审判会面前。在角落里再杀害一两个人，只会更深的唤起各个组织中工人们的社会舆论和所有正直的人们的良心。调查在一些人手里中止了，另一些人的手会把它拣起来。对斯大林及其一伙的审判必将进行到底！
我并不想用几页旅途日记来代替调查。只希望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写一个调查的引言。在这几页仓促写就的——很可能是太仓促了——东西上，一切都于我的整个生活、与我每天的思想感情紧相联系，以致我自己也很难判断，对于读者，某一个观点到底有多大说服力。无论如何，我要尽力给读者提供独立分析的线索，哪怕只是必不可少的一点点。
9月15日，亦即拘留之后过了两周多，我向我的律师布恩特沃德[16]先生寄出一封内容丰富的信，现略作删节抄录如下：
一、苏联政府并不认为有可能要求引渡我。为什么呢？问题在于杀人和杀人未遂。诬陷我参与其中的密谋已得到“证实”，证据应该是毫无争议、不容置辩的，否则就枪毙不了16个人。为什么不提出挪威司法部门的证据呢？这样做可以得到双重好处啊：1.可以一举消灭文明人类对莫斯科审判的不信任；2.我必定会暴露无遗。然而，他们并未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连证据的影子都没有。因为整件事都是毫无人性的伪造，他经受不住自由批评轻轻地一触。苏联的外交行动（要求驱逐出境而不是直接引渡），正式格别乌虽掩饰着的，但却是确凿无误的罪证。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
二、我的儿子也同我一起被宣布“有罪”，虽然他既未受审判，甚至也未传唤出庭。从盖世太保中挑选出这些令人惊诧的恐怖分子，把他们派往莫斯科，原来竟是我的儿子干的。我的儿子在法国居留；苏联政府只向挪威政府而不是法国政府发出不友好照会。为什么？是否因为法国更大一些呢？但司法难道是以平方公里来度量吗？要不，便是因为莫斯科同巴黎有盟约？或是恰好相反，他担心遇到法国政府更强有力的反击？我不打算去分析这些问题。我仅仅是指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实：莫斯科企图只对挪威政府施加公开的压力。
三、至于挪威政府的两个照会，则大概只是从法律而不是政治的观点来看使我感兴趣。莫斯科是直言不讳的：托洛茨基组织了恐怖行动，我们要求将他逐出挪威。挪威政府就此回答说：“不过我们已经把他拘留起来了！”伪造者是不愁没有的，他们会如此解释这个回答：如果挪威政府因为恐怖活动而拘留我，……其实，护照办理处和挪威政府对我进行控告，并不是因为我勾结盖世太保，想用恐怖行动颠覆俄国的苏维埃，而是因为我通过文章和信件，想帮助法国工人建立法国苏维埃。换句话说，挪威政府所以拘留我，是由于我以第四国际精神和思想进行写作活动。要反对将我们（我和我的妻子）被拘留做欺骗和诽谤性解释，确认这一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苏联政府最近一份照会称，从今以后，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再到挪威要负完全责任。”这些话可以看作是掩盖退却的空洞外交辞令。据我看来，这个结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把莫斯科审判放在世界舆论的镜子前一照，它便是一场可怕的失败。然而16个人到底被杀害了！统治集团是经受不住这场失败的。基洛夫被刺案第一次审讯破产之后（1935年1月），他们不得不策划第二次审讯；现在为了维护他们对我的指控，他们同样不得不搞新的“未遂罪”、新的“密谋”之类加在我身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得设法把我搞“恐怖主义”的作战基地，从哥本哈根转到奥斯陆（抑或桑德卑）。
五、说到这里我必须自问：为什么格别乌傻头傻脑地把哥本哈根盯得老紧，我们在那里只住了八、九天啊。要知道，把我们的“恐怖主义”会见转移到我们已居住4年半的土耳其要谨慎地多啊。自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需要将哥本哈根同奥斯陆相对照，作为压制挪威政府的手段。正如你们知道的，他们搞得这个“对照”已可耻的失败了。除了重新凑合一个混合物来弥补这次失败之外，其余一无所获。他们还扬言要进行新的审讯。新的奸细们将搞一番新的活动。
1.16名被处决的人中没有一名是“托派”，如果不算奸细，这些人在1928年至1929年间全都已经变节，而且这以后还公开激烈的反对过我。格别乌可以向揉面团一样把他们揉来揉去。不过，在苏联也确有“托派”，这些人成千上万，正被监禁或流放。他们对于格别乌的大杂烩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无人问津。但是现在经过审讯和折磨之后，他们都要落入最后通牒的枪口之下：要么悔过和“坦白”，要么就得丢命。在这种可拍的压力之下，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心惊胆战，去适应与排演新的诉讼。
2.枪决16个人，又有成千上万人自杀、被捕，数万人遭受饥饿折磨和迫害，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中引起真正的恐怖主义倾向。在旧俄国中就是如此。正如基洛夫被刺一事，格别乌就竭尽全力扇旺恐怖主义的每一颗火星。用这个方法，可以顺带除去不听话的显要，同时搞一场崭新的、前所未闻的反托洛茨基审判。在这种情况下，格别乌的拿手好戏也不过就是找出几个奥尔别格来，找出几个别尔曼——尤林来而已，这些人直接受命于奥斯陆……谁知道呢？律师先生，格别乌的特务或许会突然来找您，以最友善的方式打听我的健康状况，然后这下流家伙就会在新的审判中宣布，他在布恩特沃德律师的帮助下，获得了密写的恐怖活动指令，后来大概出于“谨慎”，他已将这份指令付之一炬。为了使他的供词有声有色，他可能从您的办公桌上偷走两个印着地址的信封。在上次的莫斯科审判中，连这样的“物证”也还没有呢！
六、有人会说，16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了这个经验，没有人会再干这种交易了。真是十足的幻想！就某一点上说，审判16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格别乌不会让自己的牺牲品有更大的选择宗教裁判官对那些固执不从的人说：“我们把那些人枪毙了，因为他们确实是恐怖分子，但你们是无辜的，所以不必害怕……”于是一切照常进行。
所以我说，如果斯大林集团在外交上实行了某种战术退却（此时已别无他法），那么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准备战略进攻。要求挪威政府“负责”的无理警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曾请律师将这封信的副本转寄政府，另一副本面交报社。我想用这种方式给新凑混合物的排演制造一点麻烦。可是嗅觉很灵的“社会主义”（幸勿忘却！）政府在我去律师处的半途将此信没收了，而且不许律师复制这封信作为我的档案。好在我还保留着信的草稿……有时我问自己，近半年来，在我的命运中是谁起着极为令人讨厌的作用：是“各族人民领袖”斯大林呢，还是社会主义的首相尼格尔斯沃利德？不过，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去费心劳神……
墨西哥驻奥斯陆领事得到指示：陆续通知 托洛茨基或他的律师，只要他愿意，可以获得签证。我表示：一旦迁移条件得到朋友们的同意，我将感激地立即领取签证，政府没有同我的朋友们接触，便自行办理了签证。是怎么办理的呢？这件事要到墨西哥之后才能知道。然而签证上我不署名是无效的。只要我和我的妻子登陆时基本利益能得到保证，我就会签字。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登上一个陌生的码头，在那里无亲无故，语言不通，而且腰无分文（挪威政府未将我们的钱交到我们手上，而答应汇往墨西哥）。一位军官回答说：“船长已将这件事通知我国驻坦皮科领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把携带手枪的问题推迟到明天处理。”他拿起桌上的手枪，撕掉我已交出的（他们已经收取）收据。这自然只是一场杯水风波，确切地说，是在奥斯陆和桑德卑发生种种风波后的最后一声拍溅……船长在我协助下草拟了一份发往坦皮科的简短电报。且看明天的回答将带来什么。
1937年1月8日
由于健康不佳，只好暂停工作。我们正向坦皮科航行。登陆的情况尚不明确。关于挪威领事的答复，人们什么也不对我们说。同时，油轮昨晚便开始减速，以便不再今天晚上，而在明天早上抵达坦皮科。全程行驶了差不多21个昼夜。油轮减速后不住抖动，仿佛在耐着性子似的。写字很困难。只好待到了陆上再结束这个工作了。
刚才来了一位警官。政府从奥斯陆通知他，据美国报纸称：“托洛茨基的一位朋友诺瓦克[17]为采取措施保障人身安全，从美国来到墨西哥。”从驻坦皮科领事馆暂时只收到切勿晚上抵达，最好是在早上的建议。警方希望一切all right[18]……趁船减速，一些水手把装有肉钓饵的大钓钩放入水中钓鲨鱼。
注释：
[1] 首次发表。与1935年的日记不同，1937年的每日纪事无疑是供发表而写作的。正如纪事内容所说，它们写于托洛茨基由挪威遣往墨西哥途中的轮船船舷上。《1937年日记》是较完整手稿中的一部分篇页，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绝非充分和完整的。在1937年“完整”日记的基础上，托洛茨基后来写出了《斯大林罪行录》一书。此书至今未用俄文出版，仍保留在托洛茨基档案里。显然，1937年日记中的某些篇页的确未收入手稿。
托洛茨基在记日记的日子里，受到刚结束的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审判的影响。在这次审判中，托洛茨基第一次被正式指控组织反苏维埃政权恐怖活动和同盖世太保有联系。
[2] 维克多﹒谢尔什（1890-1947），年轻时为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转折后侨居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由于从事派别活动被捕，于1928年获释，后于1933年重新被捕。因为左派知识分子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他于1936年获释，随即获准离开苏联。囚禁中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失望，到国外后对托洛茨基主义亦感失望，故后来遭到托洛茨基批判。
[3] 扎克﹒杜克洛（1896-1975），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年起任中央委员，1931年进入政治局。1931年至1964年任法共书记。斯大林分子。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起为法国参议员。
[4] 袭击发生在1936年8月4日到5日夜间。
[5] 丹尼斯﹒普里特（1888-1972），不列颠律师，英国工党党员。他对莫斯科审判的结论信以为真，写文章说这场审判就正义而言堪称“全世界的范例”。
[6] “缺席”一次原文为法语
[7] 安﹒雅﹒维辛斯基（1883-1954），1903年至1920年为孟什维克，后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后来成为一切公开审判的主起诉人。从1940年起从事外交工作，为特命全权大使级。1940年至1946年任第一副人民外交委员。1946年至1949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常务工作。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1953年至1954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
[8] 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激进党领袖，多次出任法国政府部长。1933年至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任总理。最初拥护法国人民阵线，后成为该阵线的反对者。
[9] E﹒C﹒戈尔茨曼（1882-1936）。
[10] 瓦连京﹒奥尔别格（1907-1936）内务部外事局特务。
[11] 科隆﹒别尔曼——尤林（1901-1936），弗里茨﹒大卫（1897-1936），均被指控于1932年在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会晤以接受恐怖活动命令。别尔曼——尤林是驻德国的苏联记者。大卫是德国共产党报纸《红旗报》的编辑。他们1932年同托洛茨基确有接触，情况如下：
1932年11月29日，西方一些通讯社错误地报道了季诺维耶夫猝死的消息。国际新闻社用电报将此事通知托洛茨基，并请他就季诺维耶夫之死写一篇文章。托洛茨基用铅笔在电报上批道：“怎么别尔曼——尤林和弗里茨﹒大卫对此事只字未提？”托洛茨基提到这两个人未必事出偶然。但是硬说托洛茨基指示他们搞恐怖活动则纯属杜撰。
[12] 谢尔盖﹒穆拉奇科夫斯基（1883-1936），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布尔什维克。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9年自新，但1933年仍遭流放。1936年审判中处以死刑，被枪决。
[13] K﹒A﹒德莱泽（1894-1936），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指挥官，布尔什维克。1927年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自新，但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被判死刑。
[14] 托洛茨基曾将文件交巴黎研究所保存，部分档案曾于1936年11月7日被格别乌抢劫。
[15] 博尔贾源于西班牙望族，15世纪至16世纪初叶曾在意大利起重要作用。托洛茨基指的是切萨雷﹒博尔贾，此人以搞阴谋诡计著称。
[16] 米歇尔﹒布恩特沃德，托洛茨基的挪威律师。
[17] 乔治﹒诺瓦克，生于1905年，1933年成为托派，系美国“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委员会”书记。该会成立于1936年，旨在调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上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
[18] 英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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