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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
托洛茨基
1936年7月29—30日
感谢 龚义哲 校对
按：1936年6月，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静坐罢工，有力地证明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7月中旬，西班牙工人英勇阻止了法西斯夺权的行动，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内战。紧接着在8月，筹备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结束后不久，莫斯科三次莫须有的审判中的第一场开演了，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列入了被告，并被缺席判处死刑，审判结束后，列宁的亲密同志和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被执行死刑。
托洛茨基在挪威写下了这份主要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并交由1936年7月29—30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国际筹备大会所通过，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其他几个决议，其中托洛茨基起草的有《第四国际与苏联》，《面向全世界工人的舆论》。
这篇决议根基于过去三个国际的革命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把目前世界——特别是革命进展中的欧洲——的局势，加以革命的与正确的分析。
（一）六月工潮，使法国与比利时的国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毋庸置疑，它不仅会使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经过一定的时间后，还会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方引发群众运动，甚至还会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这样一来，西班牙革命就能摆脱孤立了。
（二）在危机与反动的数年中，城乡无产阶级群众表面上是消极的，但在这层消极之下，所累积起来的义愤与斗争的决心，在六月工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对工人斗争的同情，也在六月工潮中得到了体现。最后，六月工潮还暴露出了整个统治制度是非常不稳固的，统治阶级缺乏自信，在莱昂·布鲁姆[1]与德·拉·洛克[2]之间来回摇摆。这三个条件——全体无产阶级做好了斗争的准备、小资产阶级下层的强烈不满、金融资本阵营陷入混乱——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前提。
（三）群众的勇敢进攻，此次也采用了总罢工的方式。局部的要求与工会的要求，本身固然重要，不过对工人来说，这些要求是在长期消沉之后，唤起最广大群众，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必要方法。总罢工开启了革命斗争的时期，它不能不把工会的要求、局部的要求同整个阶级的总任务（尽管尚未明确提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由总罢工的力量决定的，它保证了先锋队与本阶级广大群众之间的团结一致。
（四）我们的法国支部，近年来一直将总罢工作为宣传的核心。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与其他所有自命工人阶级的政党团体不同，它及时指出了形势已处于革命前夜，正确理解了布雷斯特与土伦的罢工暴动[3]之象征意义；尽管机会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不停地攻击它，中派主义者（马索·皮维尔[4]等人）反对它，它仍在进行鼓动，为总罢工做着准备。在沃土上撒下一把种子，就能获得很好的收成。在社会陷入危机、群众义愤填膺的情况下，只要有了正确的口号，一个物力贫乏的小组织照样能对革命的进程产生确实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遭到了全体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斯大林派和工会的报刊的疯狂迫害，以及莱昂·布鲁姆的警察与法庭的镇压，正是这个真理的外在证明。
（五）无论在法国还是比利时，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人组织是愿意斗争的。各工会与两个政党[5]都不愿意见到工潮的兴起。只是当罢工已成事实后，这些正式组织的领袖才“承认”罢工，以便更容易地扼杀它。但罢工目前还只是在局部要求的口号下进行的相对“和平”的运动。到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公开化的时候，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机关，就会像1917年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那样，完全沦为资产阶级用以对付无产阶级的工具，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法国和比利时的事变，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亦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必要性。
（六）然而，六月大罢工所产生的直接的和当前的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旧组织之飞速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在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并不希望发生革命，但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它们却得到了急速的增长；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它反对这次革命。机会主义政党在自己的破产尚未暴露于整个阶级面前的时候，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最广大群众的避难所。法国社会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的飞速发展，乃是法国革命危机的可靠征兆，同时又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各党的死亡进行了准备。
法国工会之空前飞快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数百万新工人和新雇员加入工会，表面上虽然加强了改良主义派—斯大林派联合工会的总指挥部（茹奥[6]、拉卡蒙[7]等人）的分量与重要性，事实上却破坏了保守的工会机关的根基。
（七）伟大的群众运动，是检验理论与纲领的最佳场所。六月工潮显示出了极左派与宗派主义者的理论是何等的错误。这些理论认为各工会已经“过时”了，必须用别的组织来代替它们；或是以为必须在保守的旧工会之外，另建新的“真正”工会。实际上，在革命时期，争取经济要求与社会立法的斗争并未停止，相反，它们会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数十万数百万的工人涌进工会，会打破工会墨守成规的状况，动摇保守的机关，允许革命政党在工会中建立自己的党团，建立自己的势力，并成功地夺取工会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个革命党，如果不能在工会组织中系统地、成功地开展工作，那就更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一切这样的企图注定都要失败。
（八）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袖的主张相反，目前的资本主义已经既不能让所有的工人都有活干，也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金融资本通过提高物价、公开或隐蔽的通货膨胀和税收等手段，将社会改良的成本转嫁给工人自己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或法西斯国家目前的“国家主义”或国家干预，其本质都是通过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程度来挽救腐朽的资本主义。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任何别的方法都是不可行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与比利时的联合政府的纲领，都是蓄意的幻象与欺骗，是为了让劳动群众发生新的幻灭而进行的准备。
（九）尽管莱昂·布鲁姆、王德威尔德[8]、季米特洛夫[9]、加香[10]等人无耻地鼓吹“社会调和”的理论，但在资本主义衰朽的背景下，小资产阶级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就意味着：所有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尽管它们本身是不可靠的和欺骗性的，都会加速城乡小有产者的破产，把他们推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无产阶级如果要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建立一个认真的、稳固的与长久的联盟，而不是在议会里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投机分子勾勾搭搭，就只有以革命的纲领为基础才能实现，这个革命的纲领，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为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对财产关系进行革命。“人民阵线”就是与资产阶级结盟，它只是革命的制动器和帝国主义的安全阀。
（十）与小资产阶级结盟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法国与西班牙打破同资产阶级激进党的联盟，在比利时打破同天主教政党和自由派政党的联盟。我们必须从经验出发，向每一个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解释这个真理。这就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在当前阶段，反对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首先就是要反对与资产阶级结盟。争取工人之间的真诚联合，反对同剥削者勾结！资产阶级滚出人民阵线！打倒资本家部长！
（十一）目前我们只能猜测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发展速度。由于特殊的条件（帝国主义大战中的失败、农民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在短短八个月里，就发展到了顶点——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有过四月的武装示威、七月的彼得格勒的失败与八月的科尔尼洛夫[11]的反革命政变企图。西班牙革命已经在时起时落中持续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工农已经展现出了如此强烈的政治直觉，发挥了如此巨大的力量，表现出了如此伟大的奉献精神与英雄主义，只要领导层对政治形势能有一点清楚的认识，能对无产阶级的强烈斗志作出一点回应，政权早就是他们的了。西班牙资本主义真正的救世主从来不是萨莫拉[12]，不是阿萨尼亚[13]，也不是希尔·罗布雷斯[14]，而是社会党、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袖。
（十二）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也一样。莱昂·布鲁姆的党如果真是社会主义的党，那么在六月间，它只要依靠总罢工，几乎不必经过内战，也只需经过最低限度的骚乱和牺牲，就能推翻资产阶级了。然而布鲁姆的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腐朽的激进主义的小兄弟。再来看看“共产”党，假如它还有一丝共产主义，那从罢工的第一天开始，它就应该改正自己罪恶的错误，中断与激进党的致命联盟，号召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在法国建立双重政权体制，作为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最便捷可靠的桥梁。然而，共产党的机关其实只是法帝国主义的工具。西班牙、法国、和比利时命运的关键，乃在于革命领导的问题。
（十三）从国际政治，尤其是所谓“反战斗争”的教训之中，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的），总是以群众的消极、特别是当意大利劫掠埃塞俄比亚时群众没有起来抵制这一事实，来为自己在国际联盟面前屈膝叩头的行为辩护。麦克斯顿[15]之流和平主义者，也用同样的借口来遮掩自己卑躬屈膝的丑态。从六月事变可以清楚地看出：群众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挑衅毫无反应，只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自己组织的领袖所欺骗、催眠、阻止、麻木和堕落了。如果苏联工会能够为抵制意大利作出及时的表率，抵制运动就会如野火燎原一般席卷全欧洲、全世界，并立即对所有帝国主义构成威胁。但苏联官僚禁止和扼杀了一切革命的倡议，又让共产国际对赫里欧[16]、莱昂·布鲁姆和国际联盟下跪臣服。无产阶级在国际政治上的问题，正如在国内政治上的问题一样，都是革命领导的问题。
（十四）每一场真实的群众运动，总能像暴风雨一般让空气焕然一新，同时粉碎各式各样的政治幻想与模糊不清的意见。从六月事变来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合”的口号（在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一点上，它们已经紧密联合起来了），以及伦敦局（第二半国际[17]）开出的同类处方（它在一切可能的政治路线之间动摇，时常选择最坏的一条），是可怜可鄙的。
六月事变同时也暴露出了无政府主义与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的彻底破产。世上的无政府主义与“革命工团主义”都没有预见到事变，也没有为事变进行准备。对总罢工、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的宣传，只能由政治组织，亦即政党来进行。非此不可。如果没有一个牢固团结的先锋队的鼓舞和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依然会是软弱无力、犹豫不决和茫然失措的。建立革命党的必要性由此显得更为突出。
（十五）因此，革命斗争的一切任务，最终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即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能够处理我们时代的任务、并且能够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的革命领导层。直接参加群众运动，贯彻实行勇敢的阶级口号，打出独立的旗帜，绝不与妥协派调和，无情地反对叛徒——这就是第四国际的道路。现在还来讨论是否到了“成立”第四国际的时候，那是可笑与荒谬的。国际不能像合作社一样地“成立”，只能在斗争中创造，六月事变已经回答了那些还在讨论“时机”的学究。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
（十六）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报复。大资本的总参谋部正在有意策划新的社会冲突，它首先肯定会针对工人发起大规模挑衅，或一连串的挑衅。与此同时，“已解散”的法西斯组织正在疯狂地进行准备。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
（十七）第四国际各国支部清楚地预见到了这种危险。他们向本国无产阶级公开发出警告。他们教育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做好准备。他们同时鄙弃推卸责任的政策：不管他们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中会遭到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们都会与斗争中的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了让斗争能够尽可能明确，组织得尽可能好，他们会参加斗争中的每一个行动。他们不知疲倦地号召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他们与运动中涌现的最优秀的工人团结在一起，并与他们携手共建新的革命领导层。
他们通过以身作则和批评，加速了旧党中的革命派的形成，并把这些派别吸引到自己身边，推动这些派别走上第四国际的道路。
参加实际斗争、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工会中开展工作、党的建设，这一切都要同时进行，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一切斗争口号，如工人监督、工人民兵、武装工人、工农政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都要与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密切联系起来。
（十八）在群众斗争的时期，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发现自己立即成为了阶级敌人在政治上关注的焦点，并陷入了仇恨的漩涡，这绝非偶然，恰好相反，它明白无误地预示了未来。在形形色色的庸人眼中，布尔什维克主义似乎是宗派主义，但实际上，它总是把思想上的不可调和性与对群众运动极大敏感性结合起来。所谓思想上的不可调和，就是要从先进工人的意识中清除掉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与犹豫不决，也就是说，要用最勇敢、最坚决的精神来教育先进分子，让先进分子做好参加无情的群众斗争的准备。
（十九）世界史上没有一个革命团体，曾像第四国际那样，遭受过如此惨烈的镇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从“教皇和沙皇……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18]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现在这个名单上只少了沙皇。但是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对世界革命的阻碍，远比沙皇专制制度更为可怕与奸诈。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威望与列宁的旗帜，来掩盖社会爱国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全世界的格伯乌[19]特务，已经在与“友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察联手，系统地反对第四国际。一旦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联手进行的对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迫害，将比霍亨佐伦王朝的将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刽子手对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的迫害，残忍上无数倍。
（二十）第四国际各国支部不畏任务的艰巨，不怕敌人的疯狂仇恨，也不因自己人数尚不多而自馁。就是在目前，斗争中的群众，都已经不自觉地离开他们正式的领袖，向我们走来。在未来事变的影响下，工人运动中将发生更迅速与更深入的重组。在法国，社会党会被赶出无产阶级的队伍。共产党内肯定会发生一系列的分裂。工会内将会出现一个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口号影响下形成的强有力的左翼运动。在陷入革命危机的其他国家中，也会以其他方式发生同样的过程。革命先锋队的各个组织将摆脱孤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口号会成为群众的口号。未来的时代将是第四国际的时代。
后记
在本决议的第十六节上有这样的话：“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在我们这个提案没有公布之前，事变已经证实了我们的预见。
西班牙的七月事件[20]，特别有力地补充与深化了法国六月事件的教训。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将革命推到了深渊边缘，五年来已是第二次了。“人民阵线”不能解决任何一个由革命提出的任务，因为所有任务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推翻资产阶级。可是人民阵线又不能为资产阶级制度续命，法西斯政变便由此而引发。人民阵线利用议会的幻想来哄骗工农，麻木他们的斗志，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力条件。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就算不会让无产阶级遭受数十年的法西斯恐怖，也会让无产阶级在数年内蒙受新的痛苦与牺牲。
人民阵线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暴露出了它是彻底无用的；内阁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武装工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内战陷入了胶着状态。不管西班牙内战的直接结果如何，它都会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以致命打击。与激进党结盟，就等于替法国总参谋部在陆军部长达拉第的掩护下进行的军事政变进行合法准备，今后必须让每一个法国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西班牙的例子表明，用行政方法解散法西斯团体，同时又维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纯粹是弥天大谎。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抵挡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机关，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条件。不执行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将无法摆脱悲惨与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免于新的战争。
1936年7月23日 托洛茨基附注
注释：
[1] 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人，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
[2] 弗朗索瓦·德·拉·洛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1885—1946），法西斯组织“火十字架”（Croix-de-Feu）的首领。
[3] 1935年8月，布雷斯特与土伦的码头工人与水手举行罢工，罢工演变为暴动，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4]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1958），法国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三十年代初率领社会党左翼成立工农社会党（PSOP，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这是一个左翼的中派主义政党。
[5] 指两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
[6] 莱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1954），法国工会活动家，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
[7] 于连·拉卡蒙（Julien Racamond，1885—1966），法国工会活动家，共产党人。
[8] 艾米尔·王德威尔德（Emile Vandervelde，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领袖之一。
[9]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米哈伊洛夫（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 Михайлов，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10] 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1958），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11]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1918），沙俄将军，1917年8月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临时政府，恢复沙皇专制，政变失败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18年被红军击毙。
[12]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1949），隶属于自由共和党右派（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1931年12月至1936年7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
[13]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1940），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1936年2月至同年5月两次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1936年5月至1939年3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
[14]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布雷斯（José María Gil-Robles，1898—1980），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的领袖，这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组织，在西班牙革命期间，该组织在“温和的天主教共和派”与“极端的天主教保王派”之间来回摇摆，内战爆发后，大多数成员投靠了长枪党。希尔—罗布雷斯本人没有投靠长枪党，但也不愿意抵抗长枪党，1937年他解散了该组织，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
[15]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1946），时任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主席。
[16] 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1872—1957），激进社会党人，曾三次出任法国总理。
[17] 伦敦局的俗称是“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这里的“第二半国际”可能是指伦敦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就像过去的第二半国际一样。
[18]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卷，第465页。
[19] 格伯乌（ГПУ），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的缩写。它是斯大林主要的特务机关。
[20] 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军队中的右翼势力发动叛乱，西班牙革命自此进入全面内战阶段。
原文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主办《斗争报》第二十期，1936年11月一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