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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联的新宪法
托洛茨基
（1936年4月16日）
来源：《苏俄评论》第十卷第十二期
说明：译文中“斯大林”的译名，有时为“史太林”，有时为“史大林”，现统一为“史大林”。——上传者。
克里米宫内现在正忙于颁布一部新宪法以代替旧者，据史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声明，这部新宪法是世上最民主的。但是这部新宪法起革的程序，着实令人怀疑。因为直到最近为止，不论茌苏联的报章上或集会里从没有提到这部新宪法的事；也没有人知道宪法的起草事。可是，史大林却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向美国新闻记者霍华德说：「大约吾们在本年底将采用新宪法。」（今已经全苏会议通过——译者）所以只有史大林才知道新宪法的实行，而人民对之仍茫无所知。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如下的结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乃是在极不民主的状态下起草和施行的」。
史大林向霍华德说道：「按新宪法的规定，选举是普及的，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
利于工人，而不利于农民的不平等选举权，要废除了。从此以后，选举的单位不是工厂，而是个人，每一个人将为自己而选举。一旦「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只有法院才有权剥夺个人的选举权。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中采取来的，而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被今日的苏维埃所代替了。共产党始终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一种比民主主义更高的制度。苏维埃制将与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同时消灭，因为苏维埃制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现。因此，新宪法的问题，应该归结到另一个较为根本的问翅，即：「独裁」今后是否将如一切官方言论中所说的较前更为「巩固」，抑或将削弱其威力，直到消灭为止？新宪法的意义只有从这个前途中才能正确的估计。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就是这些未来的前途并不依赖于史大林自由主义的诸手段，而是依赖过渡的苏维埃社会之实在结构。
当真理报论及新宪法的时候，曾含糊的但绝非慎重的提到一九一九年列宁所写的党纲，这党纲这样写道：「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对于自由的任何限制，乃是防止剥削阶级企图保持或恢复特权的一种临时办法，是绝对必须的。当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消灭时，这种临时办法的必要性也同时消灭，这时党将要努力减小这种办法的使用，直至完全废除为止。」上面列宁所讲的话，当然可以替在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拒绝施行选举剥夺权的政府作辩护。但是，在列宁所草的政纲里，又要求同时废除「对于自由的任何限制」。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特征不仅在农民和工人间的平等，不仅在于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享有选举权，而在能使全社会的人民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根据卡尔和列宁的学说，阶级废除了以后，不但独裁制要废除，就是国家本身也要消灭。但是，史大林对于废除自由的限制一事，到如今还没有同霍华德或苏联人民提及。
莫洛托夫曾想替史大林辩护，虽则他们这种辩护是不顺当的。当他答覆法国时报主笔的询问时，他曾说道：「从前所采用的那些行政办法，现在已经常（？）不必要了」，但是，「苏维埃政权仍当继续向恐怖主义者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作有力而持久的斗争……」。从此看来，他们所讲的「苏维埃政权」是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独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独裁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反对恐布主义者和盗贼的。无论若何，党纲上从来没有预料到这种样式的国家。
莫洛托夫允许已「经常」可不用这些极端的办法，这种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同时当他作如上的诺言时，他又提到法律和秩序的仇敌，而正为了这些仇敌的存在，紧急办法就无废除之可能。结果他所作的诺言，也就完全失其价值。但是这些法律和秩序的仇敌，这些恐怖主义者和盗贼，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同时何以这些人会如此之多，致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也不得不保存独裁制？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来帮助莫氏回答：在苏维埃政权刚产生时，恐怖主义的行动是在那些尚未终结的内战空气中，为白党和社会革命党所养育。当旧的统治阶级失了望时，恐怖主义也同时消失了。直到如今其痕迹尚存在的富农恐怖主义，其性质是属于地方的，仅能帮助游击队来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但这种恐怖主义不是莫氏心目中所想的。新的恐怖不是依靠在旧统治阶级身上，也不是依靠在富农身上。近年来的恐怖主义完全是从苏联的青年中，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下层党员或团员中招募来的。个人的恐怖主义虽无力来完成要想做的工作，但是他有一种属于象征的重要性，因为他表示独裁者和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间所发生之对立的尖锐化。恐怖主义虽是邦拿巴特主义的一种悲惨的扶助品。每一个个人官僚都害怕恐怖；但是，所有的独裁者都利用恐怖来替他的政治专权做辩护。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并没有在这里找到任何东西。
但是最坏的，就是我们不论从要人们的谈话中，或对谈话的解释中，都不能懂得：究竟史大林替它起草新宪法的国家，其社会性质为何？苏维埃制度正式的说起来是无产阶级独裁的表现。但是，如果社会里的阶级已经消灭，那末独裁制的社会基础也就要同样消灭。那么，究竟谁是今日独裁政权的掌握者呢？决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全体人民。但是如果从阶级对立中解放出来的全体人民都是独裁政权的掌握者，那么，这不是表示独裁政治已消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而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废除么？卡尔的逻辑是无从驳覆的。当国家消灭时最初消灭的当然是官僚政治。新宪法是否暗示「秘密警察」也应废除？如果有人在苏联敢发表如上的意见，那么政治警察当局马上会给你一种强有力的反驳。阶级已经消灭了，苏维埃也已经废除了，阶级的社会学说也变为灰尘了，但是官僚政治却仍然存在！
对于官僚政治所加的鞭策
我们以后要讨论到下面那个问题，就是平等和直接的选举究竟与政府所宣传的全体人民所已获得的社会平等相符合到什么程度。但即使我们相信而接受了这种宣传，我们对于下述问题觉得更为难解：既然全社会的人民都是平等的，那么选举为什么还要无记名的？在这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公民究竟是害怕谁？这种防御物之设置，究竟是为了对付谁？小孩的害怕光线乃是有纯生理上的基础；但是成人不敢公然的表示他们的意见，那他们的害怕乃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卡尔曾认为政治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职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记名选举乃是为被剥削者建筑一种防御物用以反对剥削者的恐怖。资产阶级之所以最后也同意于这种改革，——当然是受了群众的压迫——仅是为了资产阶级要保障它的国家，至少也要部分的避免因自身的腐败而崩溃。但是在苏联，显然没有剥削阶级对于劳动者的任何压迫。那么，究竟是为了对付谁，而必须用无记名选举的方法来保障苏维埃的公民？
苏联旧宪法里的公开选举乃是革命阶级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的一种武器。旧宪法对于选举权的限制也是为了同样目的。现在，革命已经经过了廿年，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劳动者自身却如此害怕起来，非在无记名的保障下不能选举。这当然和极大多数的群众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记名选举制不是为了少数反革命者的便利而创设的。
但是谁在那里恐吓人民呢？答复是很明白的——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准备以无记名选举来保障人民，以防人民受其害。史大林已公开地承认过。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无记名选举制呢？他的答覆是：「因为我们要以完全的自由给与苏联人民，使他们能够选举他们所要选举的人。」因此，我们从史大林的口供中知道现在的「苏联人民」尚不能选他们所要选举的人。「我们要给苏联人民」这句话的本身要比史大林今后所要颁布的一切宪法重要得多，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已成的宪法，并且是真实的而非神话。
正如欧洲的资产阶级从前一样，苏联的官僚主义者今日不得不借用无记名选举方法，以便将他们占为已有的政府机关检查一下，以肃清自身的种种腐败。史大林也曾被逼而暗示过这次宪法的改良就是如此。他曾对霍华德说：「在我们国里有不少的机关工作得不好……秘密选举将成为人民手中的一种鞭子，以鞭策那些工作不好的机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史大林之第二个口供。在官僚主义者以自已的手，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后，现在他们反觉感到鞭子的必要，——不但因为若干政府机关工作不好，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些机关自头至尾为一班不受管理的私党的罪恶所浸蚀。
早在一九二八年，拉可夫斯基对于公开暴露出来的许多官僚主义的堕落事件曾写道：「在层出不穷的谣言中，最值得注意和最危险的，就是群众——尤其是党员——对那些空前的自私行为的消极态度，这些自私行为都是工人们亲眼见过的。因为害怕执政者，或者仅因为对于政治冷淡，所以他们袖手旁视不提抗议，或仅示一些怨恨。」从拉可夫斯基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现在情形比以前更坏得多。史大林的个人独裁的统治，国家的行政机关充满了引用私人的恶习，充满了利己的观念，充满了放纵，贿赂，和掠夺。每级行政机关里日益显露的腐败，已使为统治层的权力、收入和特权之源泉的国家之存在，发生了危险。因此，改良成为必需的了。因为害怕自身所制造的罪恶，克里米宫内的最高执政者遂不得不请求人民，来帮助他清理并纠正一切的行政机关。
不准参与政治的民主主义
官僚主义者虽则请求人民来作有益的鞭策，但是只准在一个最低的条件下，就是不准人民参与政治。政治的神圣任务只许「领袖」独占。史大林对于霍华德所发表的那个关于其他政党的棘手问题曾答道：「阶级既然没有了，阶级间的分野线既然废除了，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社会层间只有细微而无基本的区别，产生互相争雄的政党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既然没有不同的阶级，那就不能有不同的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史大林这谈话，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甚至有时每一个字有二个错误。
按着史大林的意思，好像阶级间的分野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并且在每一个时期里每一阶级只有一个政党来代表它。马克思主义之关于政党的阶级性的学说已变为官僚主义的滑稽笑话。为了行政制度上的利益，他将政治的动力完全从历史的过程中除去。事实上决没有这样的例子：即一个阶级只有一个政党，找遍全部政治史，绝无此事，阶级不是单纯的，而是为内部的对立所分裂，有时甚至只有经过内部的各种倾向——各种派别和政党的斗争后，才能解决共同的任务，只有在某种限度之内才能承认：「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但是既然一个阶级可以有许多「部分」——有一部分是前进的，有一部分是保守的——那么同一个阶级也可以有几个政党。反之，同一个政党也可以依据在许多阶级的部分。
很显明的，史大林可耻的错误，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利于已的，因为他说在苏联已经没有阶级的存在。那么，苏联的共产党究竟是属于那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呢？——当然一切阶级都废除了以后？当史大林不小心的踏入理论的园地时。所走的比他要走的还要远。从他的推理，不能得出苏联不能有许多不同政党的结论，而只得出连一个政党都不能有的结论。按史大林的意见，既然没有阶级，当然也不会有政治。然而史大林在这个定律下却作了一个很大量的例外，就是他许可他自己做总书记的政党依然存在。
劳动阶级的历史，容易把史大林关于政党学说的破产性暴露出来。虽然劳动阶级的社会结构无疑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比较最纯粹的，然而劳动阶级里还有劳动贵族层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官僚层，这种劳动层就会产生改良主义者的政党，这政党又必然变做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究竟从史大林的社会学的眼光中看来，劳动贵族和广大劳动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基本的呢，抑是细微的，这倒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正因为这个区别的存在，当时才有建立第三国际的必要。在另一方面，无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较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阶级的结构要无比的来得庞杂。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产生几个政党的基础依然存在。
其实，史大林所注意的，不是卡尔的社会学，而是官僚政治的独占。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东西，每一个劳动官僚主义者，都认为劳动阶级内并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基础」，就是那些不执政权的官僚主义者也作如是之想。英国的劳动党领袖把革命者自党内驱逐出去，借口于「统一的」劳动阶级内，不准有政党的斗争。樊迪文（比利时社民党领袖——译者）勃伦（法国社民党领袖——译者）和石屋（法国工会秘书员——译者）都有同样的行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是为「统一」的玄学所驱使，而是为特权派的自利观念所支配。苏联的官僚主义者较之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工官僚主义者要无比的强些，富些和自信些。苏联的高级熟练劳动者所享受的特权，为欧美诸国之最高级的劳动者所望尘莫及。苏联的真正统治者是一个双重层，就是官僚主义者依赖于劳动贵族。今日苏联的执政党，就是特权层的政治机关。史大林的官僚政治只有丧失权利的可能性，而没有获得新权利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官僚政治不愿把自己所独享的权利让他人享受。就是在将来，也准备将这个基础只保留给自己。
果然，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享有独占的地位。但是如果把那时候党的独占和现在少数特权层的独占，混做一起，那真是把现象当做实体看了。在内战的时期里，在历史上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迫不得己而暂时禁止其他政党的存在。这不是因为其他政党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禁止的必要），而是，正相反的，党的所以要禁止其他政党，乃是因为他们有存在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是危险的。那时的党公开地向群众宣传他的工作，而每一个群众都明白孤立的革命正受着致命危险，而这一切措置都为的要保障革命。现在官僚主义者愈修饰社会的实质，他们愈无耻的为私利而利用此实质。如果，社会主义的天国真的已经临到，而其他政党存在的条件都已丧失了，那末就没有禁止其他政党的必要。现在所应该做的只要按党纲的规定，废除『加于人民的任何限制』就是了。但是，官僚主义者决不肯实现这部分的党纲。因为现社会内部结构的虚伪太明显了。
史大林为了消除霍华德氏的怀疑起见，复向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意见，就是：『选举的候补人，不仅由于共产党提出，并且将由于不属于党的各种公共团体提出，这些团体现在已有几百个。』这些社会层（苏维埃社会的）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可以经过这些团体表示出来。』大概是为了这个原故，所以史大林称新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
这篇诡辩并不比其他部分来得好。苏联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层是：『官僚主义的最上层，中间层和下层，劳动官僚主义者，集体农场的贵族，普通的一般工人，集体农场的中间层，单独的农民，最下层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城市的游民，无居住的游荡者，娼妓等。至于苏维埃的各种公共团体，例如工会，合作社文化及游戏团体，都不能代表各社会层的利益，因为这些团体都有同样的等次组织。就是那些依赖于非特别群众的组织，如同工会，合作社等，其管理权仍是完全操纵在最高层特权者的代表手里，而最后的决定及发令权则完全操纵在「党的」手里。也就是操纵在统治阶层的政治组织手里。非政治团体的参与竞选，结果仅是在克里米宫所规定的限度内，官僚层内各派的竞选而已。统治层最高政权者企图借此来发现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并企图刷新制度，同时却不许有任何政治的斗争，因为政治的斗争必然会反对这个官僚层的自身。
新宪法的历史意义
官僚主义者的领袖又代表了全体官僚主义者层，表示出他们对于历史前途的趋势是如何的缺少理解力。当史大林述及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诸社会层间的区别是细微而非基本时，他心目中以为除了有产者的农民以外，（虽然这类农民的数目仍是很多，足以占领捷克全境）所有的其他农民都是依赖于集体农场和国家的生产工具。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不过集体农场（即工具属于农民全体）和国有工业之间仍然有『基本』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即使在将来也会存在。然而我们不能在此讨论这个次要问题。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乃是各社会层间区别，这区别并非因为生产工具的不同而是因为消费物的不均而发生的。消费的范围虽则仅是生产范围的上层建筑；但是消费范围对于人民的每日生活却有很重要的关系。从生产工具的占有看来，一个大将和一个扫街之间，一个托拉斯的经理和粗笨工人之间，一个人民委员之子和一个游民之间，并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有的人占有华美的房间，享受几间夏天避暑的房子，坐着极好的汽车，并且连擦鞋子的方法都久已忘记了，但是也有人常居在空洞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并且不擦自己的鞋，因为这般人连鞋子都没有。这种区别由政府的要人看来是「很微的」，并不值得注意的。但是从一个粗笨的工人看来，这种区别是「基本的」。
按莫洛托夫的意见，苏联专政的目的是为了恐怖主义者和窃贼。但是盗贼的猖獗真是社会贫穷的最显明的表示。当绝对大多数人民的物质水平线是如此的低下，连面包和鞋子的所有者也要用卫队来保护，执政者偏要替自己吹嘘，说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这是怎样下贱的一种对人类的嘲笑呀！
在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普通需要都能够满足，用不着互相憎恶，互相吵闹，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但邦拿巴特式的专政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般的官僚政治也是不可思议的。官僚政治不是一种技术范畴，而是一种社会范畴。官僚政治只能在庞杂的社会性质上，在内部的斗争上，在利益的对立上产生并存在。官僚政治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调整社会上的冲突，并且从劳动阶级中榨取大量的利益供献特权者。苏联的官僚主义者很无耻同时也相当成功的完成这种任务，虽则苏联曾经发生过财产关系上的革命。
苏联的官僚主义者把自身高举在新经济政策的上面，利用着富农，新兴资产者，与工人贫农之间的冲突。当富农长成而反对官僚政治时，后者为自卫起见，遂不得不请求下层农民的援助。当官僚政治与富农斗争时（自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官僚政治的力量是最薄弱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官僚政治遂努力来完成一个工人和集体农民的贵族，设立大不相同的工资等级，创设养老金和奖章以及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有小半是为了经济上的必要，但大半是为了官僚主义者的政治利益。在这种与日俱增的对立中，统治层始得获胜而占有今日邦拿巴特式的高位。
在革命的火焰尚未熄灭的国家里，特权阶级的人时常对于自身所享受的特权发生恐惧，尤其是在和广大群众的赤贫对照时。苏维埃政权的最上层是非常害怕群众的，而这种恐惧心理是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史大林利用第三国际来供给特权阶级获得更多权利时的一种「理论上的」辩护，并且以集中营来对付一切不满意于官僚主义者的人们。无疑问的史大林是苏联官僚主义的首领，也是劳动贵族的领袖。他只有和这贵族层时常往来。只有这些人才会很忠实的将领袖加以「神化」。这就是目前苏联政治制度的要素。
但是为了维持这种结构，史大林不得不有时站在「人民」方面，来反对官僚政治，当然是得到官僚层之同意的。他甚至有时想从下层群众中求得一种鞭策，来督促和改正上层的滥用权力。这就是宪法改革的目的之一。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目的，这个目的之重要性并不比前者为小。
新宪法废除了苏维埃，将劳动者融解在广大的民众中。然苏维埃在很久以前已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但是因为新社会对立的长成，和未来后裔的觉悟，它们也有复兴的可能。当然，目前的官僚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城市苏维埃，因为有层出不穷的青年团团员的参加。同时在城市里奢侈者和赤穷者间的区别实在太大和太明显了，因此苏维埃贵族的第一个任务就在取消工人和红军兵士的苏维埃。
虽然有了集体化的农场，但是城市和农村间的对立仍旧无法使之消灭。农民依然是落后的。在集体农场的内部以及集体农场和集体农场之间依然发生对立。官僚主义者觉得对付农村的不满是比较的容易。同时官僚主义者利用集体农民来对付工人。利用落后的农村群众，来消灭工人因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而发出的怨恨，乃是新宪法的主要目的。关于这点，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当然不曾向世界宣布过。邦拿巴特专制有时会常要依赖农村以对付城市。在这一点上史大林真是传统的遵守者。
有学问的雕虫小技者如韦白氏那样的人，在一九二三年前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主义不能看出什么区别来。而如今却能了解史大林统治的「民主」。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因为这些人一生就是劳动贵族的理论家，从实际上看来，苏联的邦拿巴特主义和苏联民主主义的关系，真如资本主义的邦拿巴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关系一样。两者都是因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惨败而产生，而两者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时就会被摧毁。
历史证明邦拿巴特主义很能施行普选甚至无记名选举。邦拿巴特主义之民主的仪式，乃是全民投票。时常放在公民面前的问题是：「赞成或反对领袖」？而领袖则设法使每一个选民能感觉到枪头是针对着他的太阳穴。自从拿破仑第三（此人在现代看来不过是乡曲艺术家了）的时代以来，这个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好像不久以前，德国的戈贝尔所演的那一套把戏。因此新宪法是要以司法手续来取消那陈旧的苏维埃政制，而代之以基于全民投票的邦拿巴特主义。
先锋队的任务
莫洛托夫将史大林的话加以发挥，答覆法国的时报主笔道：「政党在苏联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快要完全消灭阶级了。」这种观念和名辞据有怎样的正确性？在一九三一年他们说：已经废除了「最后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即富农；」而到一九三六年他们反说快要废除。本来，政党这个问题对于莫洛托夫无论如何总没有多大「现实性的」。但是劳动者对于这个问题却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知道官僚主义者一只手在压迫剥削阶级，而他只手又在帮助他们复活。前进的劳动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党，不受官僚主义者管辖的政党，是一切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过去数年中他们不惜把几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就是整个的革命党——自那个所谓「共产党」中驱逐出去。当时报的主笔向莫洛托夫提出关于派别及他们转变为政党的可能性时，莫洛托夫很机警的答覆道：「数年前党中曾有人企图另设派别，但是现在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而共产党也是真正的统一了。」最好，他们再加上一句，就是，这已经为不断的清党以及很多集中营所证明了。然而，反对派不合法的存在，并非不存在，不过是一种很困难形态的存在罢了。逮捕那些离开历史阶段的政党分子，可以阻止这些政党的发展和存在，例如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的。但是逮捕革命的前卫者，并不能拯救官僚主义者厄运，而这个官僚制度，据他们自己承认，也正需要一种「鞭策」呢！
如果有人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完全成功了，那才是瞒天大谎。官僚主义者的盛行乃是离开社会主义尚属遥远的证明。如果苏联劳动者的生产力仍是较欧美前进国家劳动者的生产力低落好几倍，如果人民仍在贫穷的苦闷中，仍在为消费物而作残酷的斗争，官僚主义者仍可以利用各种势力的对立而获益，那末资本主义仍有恢复的危险。在现阶段上，因经济建设成功而引起的不平等的增长，这种危险甚至更加增大了。但是被官僚主义所腐化的政权，乃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危险。只有靠劳动者，首先是他的先锋队，积极的管理政治，在某阶段上的不平等才可减少到经济必需的限度内，社会主义平等的道路才可开辟出来。只有把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恢复起来，和官僚主义者的政党相对抗，才是解决一切困难和任务的锁钥。
在向着一个目标进行时，人人都应当利用每一个阶段上所发生的实际可能性。人们对于史大林新宪法的任何幻想，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也不可把它弃在一边，当做无用的废物。官僚主义者现在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冒险来尝试一种改革。历史告诉我们，邦拿巴特主义者很多的时候想以自由的改革来拯救自己，但其结果适得其反，反把自己的力量减弱了。新宪法把邦拿巴特主义亦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并且替反对他的人制造一个半合法的护身物。官僚主义内部诸派别的斗争可变为更广大的政治斗争。加于工作不良机关的鞭策，也可以变为加于邦拿巴特主义的鞭策。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今以后应当严密地注意到新宪法的经纬，详细研究第一次选举的经验。我们应当学习如何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利用各公团间的竞争。我们也应当学习怎样在选举场上来进行斗争。官僚主义者既然害怕劳动者，那么，我们应当更大胆的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在工人的前面，并且应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官僚主义者既然害怕青年，那我们就应该把青年召集在卡尔列宁的旗帜之下。我们应该把那青年一代的先锋队从个人恐怖的冒险（那是绝望的方法）引导到世界革命的大道上来。同时我们更应当训练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干部，来代替这已经腐烂的官僚统治。
石英译自法文《布尔雪维克》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