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所见到的恩格斯（托洛茨基，1935年10月）

从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所见到的恩格斯

托洛茨基

1935年10月
候鸟瞳翻译、杨进校订

　　首次发表于纽约出版《新国际》（The New International），第3卷第3期，1936年6月，第73-78页。原文链接：Engels’ Letters to Kautsky。

　　1935年是《共产党宣言》作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40周年。另一位作者是卡尔·马克思。这次周年纪念活动中一件特別的事是，年过八旬的卡尔·考茨基终于发表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当然，考茨基本人的书信只有极少数保存下来，但恩格斯的书信几乎全部流传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书信并没有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恩格斯。他的大量国际书信，只要是保留下来的，几乎都已全部出版；他的生平也已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然而，对于那些对上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政治史、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工人阶级运动的命运以及恩格斯的人格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这本新书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恩格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扮演着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但是，随着他的同事病危，特别是在后者去世之后，恩格斯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乐团的直接领导者，无人可以挑战。那时，恩格斯早已摆脱了商业关系的纠葛；就金钱而言，他已完全独立，能够把全部时间用于编辑和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遗产，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并与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左翼人士进行大量通信。他与考茨基的通信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生命的最后时期（1881-1895年）。
　　恩格斯的个性中独特的目的性和清晰性，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受到了不同的解释——这就是斗争的逻辑。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在上次战争期间，埃伯特（Friedrich Ebert）、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等人把恩格斯描绘成德国爱国者，而协约国的公关人员则把他描绘成泛德意志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方面——这些信件有助于剥去对恩格斯人格的有意图包装。但这些信件所能揭示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它们之所以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它们体现了恩格斯这个人的特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恩格斯有关的每一份新的描述他作为人的文献都揭示了恩格斯比我们以前所了解的更加优秀、高尚和迷人。
　　通信的第二方也值得我们关注。八十年代初，考茨基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成为第二国际领导党）官方理论家的身份崭露头角。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的情况一样，考茨基在恩格斯活着的时候也充其量只是个第二提琴手，而且他的演奏与第一小提琴手相距甚远。恩格斯逝世后，这位弟子的权威迅速增长，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1905年）达到了顶峰......考茨基在对通信的评论中描述了他第一次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家时的激动心情。四分之一世纪后，许多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笔者——在爬上位于柏林郊区弗里德瑙的简朴但整洁的房子的楼梯，拜访考茨基多年的住处时，也经历了同样激动的心情。无论如何，在理论问题上，他当时被认为是国际上杰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反对者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但是，考茨基并没有长期保持他的崇高权威。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重大事件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考茨基变得暴躁易怒、优柔寡断。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怀疑的事情现在得到了完全证实，即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学术性和沉思性的。1889年4月，考茨基在维也纳的一次罢工中给恩格斯写信说：“......我的思想更多的是在街上，而不是在这张写字台上”（第242页^[1]），这些出自年轻的考茨基之口的话似乎完全出人意料，甚至近乎虚假。在他的一生中，写字台始终是他的活动场所。他视街头活动为障碍。他声称自己是学说的普及者、过去的解释者、方法的捍卫者。是的，他是这样，但他从来不是一个行动者，从来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的继承者。
　　这封书信不仅完全暴露了恩格斯和考茨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而且还暴露了一个完全出乎当代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恩格斯和考茨基之间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导致了他们个人关系的破裂。

“将军”

　　恩格斯对军事问题的洞察力不仅基于他广泛的专业知识，还基于他对各种条件和力量的综合评估能力，这使他能够在普法战争期间在伦敦的《帕尔默尔报》（Pall-Mall Gazette）上发表杰出的军事文章，并被誉为当时最高军事权威之一（当时众多的军事“专家”们无不在镜子前面发现他们被这些文章惊艳得目瞪口呆）。在恩格斯的亲密圈子里，他被戏称为“将军”。在他写给考茨基的许多信中，都署名“将军”。
　　恩格斯不是一个演说家，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演说家。他对“演说家们”甚至表现出一丝不敬，认为他们倾向于把思想平庸化，这并非毫无根据。但在考茨基的记忆中，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对话家，他有着用之不竭的记忆力、非凡的机智和精准的表达能力。遗憾的是，考茨基本人只是一个平庸的观察者，根本算不上艺术家：在恩格斯自己的书信中，恩格斯比考茨基的评论和回忆中展现得要鲜明得多。
　　恩格斯与人的关系摒弃了一切多愁善感或幻想，自始至终渗透着一种透彻的质朴，因此也具有深刻的人性。在他的晚餐桌旁，各国和各大洲的代表济济一堂，在光鲜亮丽的激进派女公爵沙克（Schack）和一点也不光鲜亮丽的俄国虚无主义者薇拉·扎苏利奇（Vera Zasulich）之间，所有的对比都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主人丰富的个性就体现在这种令人愉悦的能力上：他能让自己和他人超越一切次要和肤浅的东西，而丝毫不偏离自己的观点甚至习惯。
　　人们想在这位革命家身上寻找激进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波希米亚特质是徒劳的。恩格斯不能容忍在小事和大事上的马虎和疏忽。他酷爱思想的精确、会计的精确、表达和印刷的精确。当一家德国出版商试图修改他的拼写时，恩格斯要求退回几份样书进行修改。他写道：“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把他的拼写强加给我，就像我不会允许他把他的妻子强加给我一样”（第147页^[2]）。这句既愤怒又戏谑的话几乎让恩格斯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除了精通他的母语德语之外，恩格斯还能自由地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写作；他还能阅读西班牙语以及几乎所有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他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物理学、语言学和军事学方面的知识，足以等同于一打普通教授和非凡教授全部加起来的水平。但除了这些，他还拥有自己的主要财富：翱翔的思绪。
　　1884年6月，当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触动到了恩格斯自己的好恶，向他抱怨党内各种“有教养的人”空想家正在施加压力时，恩格斯回答说：“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把你缠住，但同时又要十分沉着。”虽然将军本人并不总能保持字面意义上的“十分沉着”——相反，他有时会大发雷霆——但他总能迅速超越暂时的失误，恢复思想和情感之间必要的平衡。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面是乐观，对自己和亲近的人幽默，对敌人讽刺。在他的乐观主义中，没有一点自鸣得意——这个词与他的形象中格格不入。他生活快乐的底层源泉是快乐和谐的气质，而后者则贯穿着知识，知识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创造性感知的快乐。
　　恩格斯的乐观主义同样适用于政治问题和个人事务。在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会立即寻找那些正在准备新的上升的条件，在生活给他的每一次打击之后，他都能够振作起来，展望未来。他至死都是如此。有好几次，为了克服在一次参与“绅士们的”骑马猎狐时摔倒造成的骨折，他不得不仰卧数周。有时，他衰老的眼睛在人工照明下无法工作，而即使在伦敦雾霾弥漫的白天，人们也离不开人工照明。但是，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病痛，除非是顺便为了解释一些延误，而且只是为了马上承诺一切很快就会“好起来”，然后将全速恢复工作。
　　马克思的一封信提到恩格斯在谈话中俏皮地眨眼睛的习惯。这种有益的“眨眼”贯穿了恩格斯的全部书信。恩格斯是一个有责任感和深厚感情的人，但他与禁欲主义者毫无相似之处。他热爱大自然和各种形式的艺术，喜欢和聪明快乐的人在一起，喜欢女人在他周围、笑话、笑声、丰盛的晚餐、美酒和香烟。有时，他也不排斥对经常从人类肚脐下寻找灵感的拉伯雷式幽默捧腹大笑。总之，每个人具有的他都有。在他的书信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为了庆祝新年、德国大选的圆满结果、他自己的生日，或者有时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件，他会在家开了几瓶好酒。我们偶尔看到将军抱怨他不得不躺在沙发上，“而不是和你一起喝酒......好吧，推后迟的事情还没有失去”（第335页^[3]）。当时，作者已年逾古稀。几个月后，报刊上流传着恩格斯病重的谣言。这位73岁的将军写道：“因此，伴随着抵抗力量的迅速减弱和每小时都在逼近的死亡，我们喝掉了几瓶酒”（第352页^[4]）。
　　也许他是一位享乐主义者？次要的“生活的恩惠”从未对他产生过影响。他真的对野蛮人的家庭道德或爱尔兰语言学的谜团很感兴趣，但他这些兴趣始终与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心密不可分。如果他允许自己开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那也只是在与无关紧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在他的幽默、讽刺和生活乐趣的背后，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道德上的深刻情感——没有丝毫兜售大话空话或故弄玄虚——他的深刻情感总是深藏不露，但却更加真切，并随时准备牺牲。这位做生意的人，这位拥有工厂、狩猎用马和酒窖的人，却从骨子里就是一位革命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意志的执行人

　　考茨基在对这封书信的评注中丝毫没有夸大其词：他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不可能找到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个性情如此强烈、思想如此独立的人，但终其一生都因其思想的发展、社会活动和个人友谊而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恩格斯吸收性更强、行动更敏捷、进取心更强、多面性更广；马克思则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固执、对自己和他人都更加苛刻。恩格斯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以与别人建立个人和政治关系时一模一样的朴素态度承认了马克思在思想方面的权威。
　　这两位朋友的合作，让“友情”个词的含义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们的合作是如此地深入，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确定他们作品之间的分界线。然而，比纯粹的著作合作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的从未破碎过的精神共同体。他们要么每天书信往来，交换暗号，用只说一半的语言相互理解，要么在雪茄的烟雾缭绕中进行同样暗语式的对话。在与官方科学和传统迷信的持续斗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近四十年间相互支持，而把公众舆论置之度外。
　　恩格斯把向马克思提供物质援助看作是一项最重要的政治义务；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把自己束缚在“该死的商务”的苦差中多年——在这个领域，他像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成功地发挥了作用：他的财产增加了，马克思一家人的环境也随之改善了。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转移给了马克思的女儿们。马克思夫妇的老仆人海伦·德穆斯（Helene Demuth）是整个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在马克思去世后立即成为恩格斯家的管家。恩格斯对她表现出了温柔的忠诚，与她分享了她所能理解的自己的一切兴趣爱好，在她去世后，恩格斯抱怨自己是多么想念她在私务和党务上的建议。恩格斯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除了图书馆、家具等之外，几乎都留给了马克思的女儿们，总额达3万英镑。
　　如果说恩格斯年轻时为了给马克思提供研究《资本论》的机会而躲进曼彻斯特纺织业的阴影里，那么后来，作为一个老人，他毫无怨言，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毫无遗憾地放下自己的研究，花费数年时间破译马克思的象形文字一般的手稿，煞费苦心地核对译文，同样煞费苦心地校正马克思著作在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译本。不，在这位“享乐主义者”身上，有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吃苦耐劳！
　　关于马克思著作遗产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是恩格斯和考茨基以及其他共同思想家之间通信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母亲（1885年）——当时颇有名气的通俗小说作家——的信中表示，他希望古老的欧洲最终能够再次摇摆起来，他还说：“我仅仅希望，让我有时间还把《资本论》第三卷完成，在这以后就让它开始吧！”从这半开玩笑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著作遗产研究工作的重视。从这半戏谑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资本论》的重视；但还可以看出另外一点，即革命行动对他来说高于任何一本书，甚至是《资本论》。1891年12月3日，即六年后，恩格斯向考茨基解释了他长期沉默的原因：“......这是因为我又在全力以赴地整理第三卷”。他不仅忙于破译这本字迹拙劣至极的手稿中关于货币资本、银行和信贷的章节，同时还在研究有关这些主题的文献。当然，他事先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让手稿保持马克思笔下的原样，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辅助研究来保证不出现编辑上的错误。除此以外，还有一堆微小的技术细节这个无底洞！恩格斯就这样或那样的地方是否需要逗号而进行通信，他还特别感谢考茨基发现了手稿中的一个拼写错误。这不是迂腐，而是认真，对马克思一生的科学总汇来说，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
　　然而，恩格斯最不喜欢盲目崇拜文本。恩格斯在检查法国社会主义者加·杰维尔（Gabriel Deville）撰写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文摘时，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经常感到有删除或修改这里或那里的句子的冲动，而这些句子经进一步检查后发现是马克思自己的表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实在原著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这几句话典型地描述了滥用大师现成公式（magister dixit）的普遍现象。
　　但这还不是全部。恩格斯不仅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进行了破译、润色、转录、校正和注释，而且还时刻保持警惕，捍卫马克思的记忆，抵御敌意攻击。保守的普鲁士社会主义者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及其崇拜者声称，马克思使用了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发现，但却没有提到后者——换句话说，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1884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只有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武断说法是多么无知的人才会干得出来。”恩格斯再次潜心研究毫无用处的洛贝尔图斯，以充分驳斥这些指控。
　　在一封给考茨基的同样富有启发和值得我们反思的信中，恩格斯提到了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塔诺（Brentano）指责马克思错误地引用格莱斯顿（Gladstone）的事件。如果说恩格斯了解马克思的科学严谨性的话，那么他对对手的每一个想法，无论多么荒谬，他的态度都类似于细菌学家对带病杆菌的严谨观察态度。在恩格斯写给马克思和他们共同朋友的信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对马克思过分责任心的责备。因此，他为了愤怒地驳斥布伦塔诺而把所有其他工作放在一边，这一点也不奇怪。
　　恩格斯心中一直有为马克思写传记的想法。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写出这样的传记，因为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自己的自传。他写信给考茨基：“我一有可能就将着手写这本书，我已经为这本书高兴地琢磨了很久”。（第382页^[5]）恩格斯发誓不走弯路：“我已经七十四岁了，必须尽快地做”。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不能不为恩格斯再也没法“尽快地做”完成他的计划而感到悲哀。
　　为了在瑞士准备马克思的油画肖像，恩格斯通过考茨基提供了他已故朋友的如下色彩描述：“那种黝黑的脸色，只有南欧人才可能有，面颊并不太红润……乌黑的上髭略带斑白，但除个别几根褪色的以外，没有一点褐色；头发和颔下胡须则是雪白雪白的。”这段描述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为什么会在他的家庭和亲密圈子里得到“摩尔人^[6]”的绰号。

领导者之师

　　在最初的两年里，恩格斯称呼他的通信者为“亲爱的考茨基先生”（“同志”一词当时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当他们在伦敦走得更近以后，他把敬语缩写为“亲爱的考茨基”；从1884年3月起，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写信时采用了只有非常熟悉他们才会采用的称呼方式，这两人都比恩格斯年轻25岁。考茨基不无道理地写道：“从1883年起，恩格斯就把伯恩施坦和我本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可靠的代表。”（第93页^[7]）过渡到熟悉的称呼形式无疑反映了老师对学生的良好态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熟悉并不能证明实际的亲密关系：主要的障碍是由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庸俗思想的熏陶。在他们长期旅居伦敦期间，恩格斯帮助他们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恩格斯既没有做到培养他们的革命意志，也没有做到培养他们大胆思考的能力。学生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另一种精神的孩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风暴时代觉醒，他们作为成熟的战士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是在1848年至1871年的战争和革命时代，与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经过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那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内成长起来的，至今也未得出相同的结论。在考茨基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能够绕过那些有可能扰乱他身心平静的结论。他不是革命者，这是他与红色将军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但即使除此以外，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太大了。毋庸置疑，恩格斯在个人接触中获益良多：他的人格比他所做和所写的一切都更丰富、更有吸引力。考茨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最好的著作远比他本人更有智慧。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损失惨重。这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与考茨基并肩生活的罗莎·卢森堡比列宁更早发现了考茨基的庸俗，尽管她的政治洞察力不如列宁。但这涉及的是更晚的时期。
　　从这些通信中不难看出，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理论领域，师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屏障。恩格斯很少赞美他人，但他有时也会热情洋溢地（Ausgezeichnet）提到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或乔治·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的著作；但他对考茨基的赞美总是很克制，而且人们在他的批评中还能感觉到一丝恼怒。同马克思一样，当考茨基第一次出现在恩格斯家中时，恩格斯也对这个维也纳年轻人自以为的无所不知和消极自满感到厌恶。他是多么轻率地给出最复杂问题的答案！诚然，恩格斯本人也有草率概括的倾向；但他反过来却拥有雄鹰的翅膀和远见，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自己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马克思无情的科学自觉和责任心。但是，考茨基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庸之辈。
　　“现在德国的著作十分之九是评论别人书籍的东西”，这位老师这样告诫他的学生。换句话说：没有对活生生的现实进行分析，就没有思想的进步运动。恩格斯利用考茨基写原始社会问题的书这一机会，试图向他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有通过对这一主题进行彻底和详尽的研究，才有可能在这一巨大而未知的领域中说出真正的新东西。他还毫不留情地补充道：“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
　　一年后（1884年9月20日），恩格斯再次斥责考茨基“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下武断的论断”。我们可以在整部通信集中找到这样的语句。恩格斯指责考茨基谴责“抽象”——虽然我们知道没有抽象思维，一般就不可能有思维——恩格斯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说明了有生命力的抽象和没有生命力的抽象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人类思维中十分之九的错误都包含在这个公式中。十一年后，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最后一封信中，在对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先驱》的研究给予肯定的同时，再次斥责作者倾向于用“一些泛论，说明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至于文体，你为了想写得通俗一些，一会用了社论的笔调，一会又用了小学教员的笔调”。没有比这更贴切地表达考茨基的习性了！
　　与此同时，这位大师的智慧气量确实是学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经常阅读多产的考茨基最重要的文章手稿，他的每封批评信都包含着宝贵的建议，是认真思考的成果，有时也是研究的成果。考茨基的名著《法国大革命中的阶级对立》已被译成几乎所有文明人类的语言，这本书似乎也经过了恩格斯的思想实验室。恩格斯那封关于十八世纪大革命时代的社会群体——以及关于历史事件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的长信，是人类思想最宏伟的文献之一。这封信过于简洁，其中的每一个提法都预设了太多的知识储备，因此无法进入一般读者的阅读范围；但对于任何认真思索过革命时代阶级关系的动态、以及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事件所涉及的一般性问题的人来说，这份之前被长期隐藏起来的文件将永远不仅是理论指导的源泉，也是审美愉悦的源泉。

考茨基的离婚及其与恩格斯的冲突

　　考茨基断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的想法并非没有别的目的——恩格斯看人的能力很差。马克思无疑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钓人的渔夫”。他更善于利用人的长处和短处，例如，他在第一国际极其复杂多样的总委员会中的艰难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恩格斯的书信是最好的证明，虽然他在人际关系上并不总是非常开心的游刃有余，但这源于他暴风骤雨般的直率，而完全不是因为他不缺乏理解人的能力。考茨基本人在心理学问题上非常短视，他举例说，恩格斯顽固地为马克思女儿的朋友艾威林（Edward Aveling）辩护，而艾威林虽然有不可否认的才华，但却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考茨基谨慎但非常坚持地竭力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于考茨基的关系中，恩格斯没有迹象表明自己是一个心理学上敏觉的人。这就是他提出恩格斯的识人能力这一特别问题的目的。
　　恩格斯一生都对女性抱有特别温柔的态度，如同对那些备受压迫者一般。这位受过百科全书式教育的世界公民娶了一位普通的纺织工人——一位爱尔兰姑娘，在她去世后，他与她的妹妹住在一起。他对这两个人的柔情确实令人钦佩。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伯恩斯去世的消息不恰当的反应，给他们的关系蒙上了一点阴霾，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他们四十年友谊中的第一片也是最后一片阴霾。恩格斯对待马克思的女儿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当马克思显然是受到他妻子的影响，试图干涉他女儿们的感情生活时，恩格斯却谨慎地让他明白，除了当事人本身，这些事情与任何人都无关。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Eleanor Marx）特别疼爱。艾威林成了她的朋友；他是一个与他第一个家庭决裂的已婚男人。这种情况在这对“非法”夫妇周围造成了真正英国式虚伪的压抑的气氛。恩格斯竟然不顾爱琳娜朋友的道德操守，坚决为她们两个人辩护，这难道不值得惊叹吗？爱琳娜只要还有一丝力气，就会为她对艾威林的爱而斗争。恩格斯并非盲目，但他认为阿弗林的人格问题首先是爱琳娜的事情。就他而言，他只负责保护她免受虚伪和恶毒流言的伤害。“把手拿开！”他固执地对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说。最后，爱琳娜不堪个人生活的打击，自杀身亡。
　　考茨基还提到恩格斯在政治上支持艾威林的事实。但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解释：爱琳娜和艾威林一样，都是在恩格斯本人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当然，他们的活动远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考茨基继续支持的他们的对手，海德门（Henry Hyndman）的活动也遭致了失败。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尝试之所以失败，必须从恩格斯本人如此精辟地剖析过的英国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原因。恩格斯对海德门的个人敌意尤其来自于后者顽固地坚持污蔑马克思的名字，并以英国人厌恶外国权威来为自己辩解。然而，恩格斯怀疑，在海德门身上，隐藏着“沙文主义思想最露骨的约翰牛”。考茨基试图否定恩格斯的怀疑，只是似乎海德门在战争期间的可耻行为——考茨基对此只字未提！——还没有把他腐朽的沙文主义暴露无遗。事实证明，恩格斯在这件事上的洞察力也是何等的敏锐！
　　然而，恩格斯“不会看人”的主要事例与考茨基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在刚刚出版的书信中，考茨基与第一任妻子的离婚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是核心位置。毫无疑问，这一棘手的情况使考茨基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这些旧信件。今天，整个事件第一次向新闻界公开......年轻的考茨基夫妇在伦敦度过了六年多的时间，与恩格斯和他的家庭圈子保持着不间断、不隐瞒的交流。卡尔·考茨基和路易莎·考茨基的离婚诉讼几乎是在他们抵达欧洲大陆后立即传来的，信中的将军简直被这个消息惊呆了。在这场冲突中，最亲密的朋友们无奈而不约而同地都成了道德仲裁者。恩格斯立即无条件地站在妻子一边，直到临终也没有改变立场。
　　恩格斯在1888年10月17日给考茨基的回信中写道：“首先应当考虑到在现在的条件下妻子和丈夫地位的不同......由此可见，丈夫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只有在考虑成熟以后，只有在完全弄清楚必须这么做以后，才有权利决定采取这一极端的步骤，而且只能用最委婉的方式”。这些话从恩格斯的口中说出来，让人感到出人意料的道貌岸然和说教，因为他深知两个人的心事只与当事人有关。然而，他把这些话说给考茨基听并非偶然......我们既没有分析婚姻冲突的成因，也没有分析婚姻冲突的事实基础，婚姻冲突的所有要素信息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考茨基本人几乎不谈他那段早已成为过去的家庭往事。然而，从他极为保留的意见中，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恩格斯是在路易莎的单方面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立场的。但这种影响从何而来呢？离婚期间，双方都留在了奥地利。和爱琳娜的情况一样，考茨基显然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恩格斯的整个性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倾向于为弱者辩护。但很明显，在恩格斯眼里，“其他一切条件”并不是等同的。因为路易莎可能影响他，这本身就对她有利。另一方面，考茨基性格中的许多特点显然令恩格斯反感。只要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局限于理论和政治问题，他就可以对此保持沉默。但是，在考茨基本人的倡议下，恩格斯被卷入了这场家庭争吵之后，他毫不客气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观点和一个人的道德绝非完全相同。在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身上，恩格斯清楚地感受到了维也纳小资产阶级的自满、自负和保守。衡量一个人性格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他对女人的态度。恩格斯显然认为，在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仍然需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某些戒律。无论恩格斯的观点是对是错，这正是他的行为的原因。
　　1889年9月，当离婚已成事实时，考茨基显然想证明自己并非那么铁石心肠和自私自利，他漫不经心地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他“怜悯”路易莎。但恰恰是这一句话，让恩格斯再次愤怒。生气的将军在回信中暴跳如雷：“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路易莎表现得如此了不起和温柔......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谁值得怜悯的话，那无论如何不是路易莎。”这些无情的话语——紧接在“只有你们两人才有裁决权，你们认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局外人只能同意。”这一比较温和的声明背后——正是理解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完美关键，并很好地揭示了他的个性。
　　离婚案拖了很长时间，考茨基不得不在维也纳呆了整整一年。当他回到伦敦（1889年秋）时，恩格斯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接待他了。此外，恩格斯几乎是刻意地邀请路易莎来管理他因海伦·德穆特去世而无人料理的家。不久，路易莎第二次结婚，并和丈夫住进了恩格斯的家。最后，恩格斯把路易莎列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之一。将军不仅宽宏大量，而且固执己见。1895年5月21日，也就是恩格斯去世前十周，他在病榻上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语气极其暴躁，充满了泼辣的责备，内容是关于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考茨基断然发誓，这些责备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也许是这样。但他试图消除老人的怀疑，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月6日，恩格斯去世了。考茨基试图用恩格斯的病态暴躁来解释恩格斯的去世。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够的。除了愤怒的责备，恩格斯在信中还对复杂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评价，对考茨基最近的科学工作给予了好评，总体上证明了恩格斯头脑非常清醒。此外，我们从考茨基本人那里得知，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发生在决裂的七年前，并从那时起立即具有了明确的性质。
　　1889年1月，恩格斯仍在坚定地考虑任命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他和马克思的著作遗嘱执行人。但不久，恩格斯放弃了任命考茨基这一想法。他以一个明显是假装的借口，要求考茨基归还已经交给他破译和抄写的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这发生在同一年，即1889年，当时恩格斯还没提到他因为生病而情绪暴躁。我们只能大胆猜测恩格斯把考茨基从他的思想文献遗嘱执行人名单中除名的原因，但从当时的所有情况来看，这些原因是必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本人把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遗产视为他一生的主要事业。考茨基则丝毫没有这种态度。这位年轻、多产的作家一心扑在自己的事情上，对马克思的手稿没有给予恩格斯所要求的关注。也许恩格斯担心多产的考茨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作为自己的“发现”。这是恩格斯以倍倍尔取代考茨基的唯一解释，倍倍尔在理论上没有考茨基那么优秀，但却得到了恩格斯的完全信任。恩格斯对考茨基没有这种信任。
　　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考茨基那里听到的是，恩格斯与马克思截然相反，是一个拙劣的心理学家。在另外的地方他写道：“他们俩都显然不是卓越的识人者”。（第44页^[8]）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不仅在书信和小册子中，而且在《资本论》中对人物性格的丰富和无比精确的描述，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可以说，马克思能够根据个人特征确定一个人的类型，就像居维叶（Cuvier）根据一块颌骨重建动物一样。如果马克思在1852年未能看穿匈牙利-普鲁士间谍挑衅者班亚（Banya）——考茨基提到的唯一例子——这只能证明，马克思既不是千里眼，也不是巫医，而是在评价人，特别是评价那些偶然出现的人时可能会犯错误。考茨基的断言显然是为了消除马克思在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之后对他的不利评价的印象。考茨基完全自相矛盾，他在两页之后写道：“马克思很好地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中以最出色和无可争辩的方式显示了这一点。”（第46页^[9]）问题是：一个人如果不测量别人的性格，又如何管理别人，而且还要“出色地”管理别人呢？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茨基与他的老师们的关系并不融洽！

评价和预测

　　恩格斯的书信中不乏对个人的刻画和对世界政治事件的简洁评价。我们仅举几例。“萧伯纳这个自相矛盾的文学家，作为一个作家是非常有才华和机智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是一无是处。”（第338页^[10]）这句话发表于1892年，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依然具有十足的说服力。著名记者威廉·斯特德（W.T.Stead）被描述为“一个地道的狂妄之徒，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对于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恩格斯简短地说：“一个真正的英国政客”。这是恩格斯词典中最严厉的词汇。
　　1889年1月，恩格斯在法国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竞选活动的热潮中写道：“布朗热的当选会使法国产生危机。激进派急于当政而成为机会主义和营私舞弊的奴隶，从而正好培植了布朗热主义。”这些话的现代性令人震惊——只要把法西斯主义放在布朗热主义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恩格斯把资本主义“进化性”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抨击为“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这一寓言式的说法预示了多年后这场争论的结局。
　　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撕毁了社会民主党议员福尔马尔（Georg von Vollmar）的发言稿，“其中......而且未经任何人授权，又作了更为多余的保证，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在祖国遭到进攻时将同他们合作——也就是说要帮助保卫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恩格斯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公开否认福尔马尔。在大战期间，当社会爱国者以各种方式把恩格斯的名声玷污得满目疮痍时，考茨基却从未想过要发表这几句话。何必呢？战争带来的烦恼已经够多了。
　　1895年4月1日，恩格斯抗议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使用他为《马克思论法国的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恩格斯怒斥说，通过删改，这篇文章被歪曲以至于“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消除这种“可耻印象”。恩格斯当时已接近75岁生日，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放弃年轻时的革命热情！

　　如果说恩格斯在看人上犯了什么错误，那么我们应该举出的例子不是在个人问题上邋里邋遢的艾威林，也不是间谍班亚，而是社会主义的“杰出”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盖斯德（Jules Guesde）、伯恩施坦、考茨基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背叛了他的期望——当然，是在他死后。但是，“错误”的这种广泛程度的特性恰恰证明，它并不涉及任何个人上的心理问题。
　　1884年，恩格斯在谈到迅速取得胜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写道，这是一个“它在欧洲市侩习气最浓、为胜利而陶醉最厉害的国家中，却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习气和沙文主义”的政党。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恩格斯对未来革命发展进程的设想过于直线化。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预见到在他死后立即出现的、一直持续到帝国主义战争前夕的强大的资本主义繁荣。正是在这15年的经济狂飙突进过程中，工人运动领导层发生了彻底的机会主义堕落。这种堕落在战争期间完全暴露出来，归根结底，它导致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臭名昭著的投降。
　　根据考茨基的说法，恩格斯早在八十年代就已认为德国革命“将首先带领资产阶级民主夺权，然后才是社会民主主义”。与之相反，考茨基本人却预见到“迫近中的德国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第190页^[11]）关于这个几乎没有被正确转述的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甚至没有提出1918年德国革命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不得不说：这场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它立即把政权交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手中；但后者在考茨基本人的帮助下，又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由于无力掌握政权，不得不向希特勒求助。
　　历史现实的可能性和过渡形态比最伟大天才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政治预言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与现实的每一个阶段相吻合，而在于它们有助于揭示现实的真正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恩格斯通过了历史的考验。

托洛茨基于奥斯陆执笔，1935年10月

附：双山《恩格斯评传》译者序节选（1938）

　　这位爽直的“将军”，“在他的个人关系中，时常不能胜任愉快地用点手腕”；而我们这位十月革命的老战士，生平吃亏的大概也正是这个毛病！至于历史的地位呢，托氏之对于列宁，也正和恩格斯之对于马克思一样，“演奏着第二把提琴”。还有在能力之多样性以及才智之灵活性方面，这两人实在有其极度相似之点；何怪这位红军的总司令，会对这位红色的“将军”发生那样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与景仰呢！
　　我们在青年列宁的《恩格斯传》中，看到了一个精深坚强的革命者；在年老托洛茨基的文章里，发现了一个博大爽直的老人。这原是不足怪的，古人说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一个人的传记，其中最多不过十分之七是被传者的面目，而十分之三倒是作传者的自描，依此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茨基的《恩格斯》中看到了一个埋头书斋的学究；而在曼努意斯基的恩氏传中却见到了一个阿谀谄媚的官僚！

注释

^[1] 译者注：这段引文源自于托洛茨基所使用的考茨基与恩格斯通信集，页数是托洛茨基标识的。中文版译者按托洛茨基文章英文版所摘录的引文翻译。以下简称“托注”。

^[2] 托注

^[3] 托注

^[4] 托注

^[5] 托注

^[6] 译者注：“摩尔人”指的是南欧和北非一代肤色较为黝黑的人。

^[7] 托注

^[8] 托注

^[9] 托注

^[10] 托注

^[11] 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