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斯大林官僚层把苏联带往何处去？
托洛茨基
1935年1月30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苏联历史翻到了新的一章。对于多数人而言，向基洛夫发射的一枪就像晴天霹雳。然而天空其实绝不晴朗。在苏联的经济生活里，虽然捷报频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由于它捷报频传，积累起来的深刻矛盾，已不可能单靠从上面而来的法令和命令将之消除，即使是缓和也不可能。与此同时，在官僚的管理方法和经济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存在及其尖锐的矛盾。苏联在政策方面意想不到的恐怖行为，尤其是此起彼伏的审判，行政报复行为及接踵而来的，对党进行的新一轮清洗行动，只不过是为一年半前便展开的总的政策性转向，提供了富有戏剧性的外部形式而已。这个转向的总的方向是向右转，再往右，更进一步靠向右。
共产国际的致命政策，为社会民主党背信弃义的角色作辅助，结果造成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被粉碎，导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官僚以其一贯富有特色的犬儒主义把这一行动作为至高无上的成就呈现于人前，并不是将之视为苏联在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中被迫做出的必需退却。在希特勒胜过德国无产阶级的情况下，苏联工人和农民有必须要看到斯大林胜过国际联盟。在利特维诺夫的多次演说中，在其日内瓦的多次投票中及其多次采访中，转向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苏联外交假如谈得上有任何胜利的话，那也许就是它在无产阶级公众的舆论面前，把自己最后的一点颜面克制都抛弃了。在国际政策方面，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所有标准被完全扬弃。唯一的一项指导原则就是：保持现状！
与此，共产国际——当然，是在没有任何讨论，也没有召开任何承诺过的大会之下（而对于重要问题，大会又能帮上什么忙呢？）——配合这一切，执行了在其整个历史上最艰巨的转变。共产国际从“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出发，一直走到与社会民主党结成永久联盟，还不仅于此，还与法国的国民政府的主要支柱，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结成永久联盟。为政权而斗争的纲领现在被颁布为反革命煽动罪。同中国国民党实行附庸“同盟”的政策（1925-27年），顺理成章地转移到欧洲土地上。这个转向持着完全同样的一个目标——维持欧洲的现状！
在苏联经济生活的气氛里，转变的倾向并非不深广。计划在一开始就展显了它内在的力量，但同时也指明了其应用范围的局限。一个先行设定的一般性的经济计划——在一个具1亿7000万人口而城乡之间有着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尤须有之——是作业的假设而不是一道军事法令，必须备受严苛的检验，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调整。必须采用两个杠杆调节计划，财政和政治的杠杆：财政杠杆是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政治杠杆则是民众中各有关团体对计划中的不适宜性和分歧作积极反应的系统。可是人民的政治自主行动被遏制了。而在上次党大会上，斯大林宣布，稳定货币这种需要，是“资产阶级迷信”。这一则快慰的格言和其它另外一则同样大名鼎鼎的——关于“双胞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格言一起，后来不得不作修正。
同是这个斯大林，曾经许诺过要把新经济政策——市场——送去见“鬼”的，这事发生在多久以前？整个媒体曾经击节欢呼，买和卖将会完全由“社会主义直接分配”取代的，这事到底发生在多久以前？消费者证曾经被称为是这种“分配”的外在象征。根据这种理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货币本身已可转变为代用券，就像剧院或公交车的票一般。事实上，在一个没有阶级也不存在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是根据规定的计划来分发产品，那么真的还有容纳金钱的余地吗？
不过，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临近结局之时，所有这些承诺越发变得黯然无光。今天，官僚发现自己不得不对那些“魔鬼”低声下气，请求归还交给它保管的市场。不错，根据蓝图，交易只有通过国家机器的机构才能进行。未来将表明，到何种程度上，这一制度将能够得以坚持。假如集体农场从事交易，则集体农民也将进行贸易。要为进行交易的集体农民设定界线，以确定他何时越出界线变成了商人，这事并不容易。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
消费者证的制度，从面包证开始，正逐步被取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日益由货币流通所调节。为此而要求一个稳定的chervonetz〔黄金货币〕。为了生产黄金，付出了庞大的、不无成效的努力。
为了有一个“基础”以计算工人和农民消耗的劳动能量实际具有的社会效用性和经济效益，绝对有必要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把经济关系转换为金钱的语言；唯有这种方式，才可通过调节计划而令经济生活合理化。
过去几年里，我们曾数十次指出，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单位，这个稳定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会依赖于经济计划，但有助于检查那些计划。苏联的理论家们在我们的建议里只看到我们迫切渴望“资本主义复辟”。如今他们不得不急切地再作自我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其优越点。
过渡到货币计算的系统所隐含的意义是，经济生活中所有隐藏的和假面掩盖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而且主要地转换成响当当的黄金语言。然而，总是要有人来偿付累积起来的误判和失调。是会由官僚来偿付吗？当然不会，事实上，帐簿和库房仍然掌握在官僚手中。会是农民吗？但改革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在农民的压力下发生的，而且，至少在即将来临的一段期间，将证明乡村中的上层最有利可图。买单的将是工人；工人藉以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将会作为代价，用以纠正官僚犯下的错误。撤销消费者证直接和立即打击的就是工人，尤其是打击到收入最微薄、最贫困的部分，也即是绝大多数工人。
回归市场和稳定货币制度（后者仍然在计划中）的主要目的，是令集体农民对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直接感到兴趣的，从而消灭强迫集体化最负面的后果。前段时间的政策错误毫无保留的支配着这次退却。然而，市场关系复苏必然意味着强化农村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和离心倾向，增加集体农场之间、集体内部之间的差异，对于这个事实，我们绝对不能熟视无睹。
根据斯大林的报告，乡村中的政治支部是作为超党派和超苏维埃的军事化机器而设立的，其作用是对集体农场实行无情的控制。党的报纸把这些政治支部歌颂成“领袖的天才头脑”。今天，经过一年的运作之后，政治支部已偷偷地关门了，连关门大吉的通告也没有怎么声张；官僚在“moujik”〔农民〕跟前退却下来，由通过chervonetz（银行券，1924年由法律规定为基本货币单位，但从未实施过――译注）组成的“smychlca”〔联盟〕取代行政压力；而由于这个事实，强迫性的齐一化必须让路给差别化。
因此，在临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时，我们并没有把阶级社会的“最后残余”结束，如那些欺骗人的、麻木不仁的官僚所许诺的那样，而且正好相反，更是开始了阶级分化的新过程。继用行政手段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伟大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落到了向“小康的集体农民”的富农倾向做出经济让步的程度。就在百分之百集体化运动搞得火热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已经预测到了必不可免的倒退。季诺维也夫由于对实现百分之百集体化的可能性胆敢表达怀疑，被判处十年监禁（此外别无其它指控！）。但经验证明了什么呢？倒退已经开始。还不知道倒退到哪里才会停止。斯大林官僚集团再一次表明，他们从未能够预见到明天以后的事情。这是短视的经验主义，是粉碎所有批评和思想下的产物，用肮脏的把戏来做自我欺骗，更糟的是，它施加在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上。
而在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在任何计划之内的——能有机会表现出任何经济结果之前，它便已招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向右转，无法不在无产阶级中较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间响起警号。他们的警觉更因生活成本的显著增加而附带着不满。农民的心情依然不稳定和紧张。在这样的气氛中，还加上青年人的满腹牢骚、尤其是接近官僚的那部分青年人，他们能够观察到官僚的横蛮，特权和渎职。就在这沉重的气氛下，爆发了尼古拉耶夫的一枪。
斯大林派的报纸从反对派1926年的纲领立场，费尽心机地推论出1934年发生的恐怖行为。“〔我们被告知〕反对行为必会导致反革命。”人们要是想从这句行文中找到什么政治见解，它大约会变有如下这个意思：虽然这个纲领立场排除个别恐怖行动的想法，然而它却会唤起批评和不满，而由于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党、苏维埃或工会方面的管道得到宣泄，它最终将把那些不平衡的人导向恐怖行为。这样一种假设确是会有真理的内核，问题是人们要知道如何把外壳去掉。众所周知，批评和不满并不经常导致恐怖活动和暗杀，只在矛盾紧张到了极点时，周围的气氛一触即发，不满非常普遍，而官僚握有拥有国家先进分子的咽喉，那些恐怖行动才会兴起。斯大林派的报纸在“反对行为必会导致反革命”的这句格言之中，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提出了最无情、阴森的批评——这一次它道出了事实。
官僚对尼古拉耶夫一枪的回应，是对党内和工人阶级的左翼进行疯狂攻击。几乎让人以为斯大林一直在等待一个借口，藉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的朋友们发动猛烈攻击。报纸上发动了一场令人绝对难以想象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同1924-1929年时全无二致。只消说这一点就够了，《真理报》现在把托洛茨基形容为在内战期间，在红军内部编织“反革命巢穴”的人；而不消说，把革命从这些“巢穴”中营救出来，是斯大林的英雄功绩。在中小学、大学、杂志期刊、人民委员会中，一再发现新"托洛茨基分子"，在许多情况下，是发现了落后分子。逮捕和流亡，再一次以大规模的面貌出现。大约有30万人，即15至20%的党员，再次从反复厉行清算的党里开除出来。这是否表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有那么大的成就呢？这样的结论言之过早。工人们的不满无疑是增多了；对于左派反对派的同情也有增加。但官僚的怀疑和恐惧增加得更多更大。即使连有诚意的投诚者，官僚现在也无力消受。官僚为了斩钉截铁地向右转，有需要把左方大幅截除。尼古拉耶夫的枪击事件，给斯大林进行政治切除手术提供了外在的口实。
个人恐怖行动本质上是冒进性的；其政治后果是无法逆转的，而且往往无法为其目标服务。尼古拉耶夫想要怎么样？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很有可能他是想对党的体制，对官僚政体的不受约束或向右转的路向提出抗议。但结果呢？是官僚对左派和半左派的打击，强化压力和无法无天，对于不满右倾转向的所有可能者，施加杀鸡儆猴的恐吓。而无论如何，尼古拉耶夫的枪击之能够带来如此不成比例的浩大后果，这个事实就是不可置疑的证言，说明了所有这些“后果”早已埋藏在政治局势之内，只是在等待着爆发出来的理由而已。
官僚现在正进入为两个五年计划结算总帐的时期，它为此而赶在前头保障自己。官僚已作好准备以向农民做出经济让步，即是说，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利益和倾向作让步。但官僚不愿意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做出任何政治让步。相反地，它反是向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中所有具有活力和思考力的分子实行狂野的警察突袭，以此来展开朝向“小康集体农民”的新转向。
今天已经可以预测，随着向左派实行的突击攻击，不久之后，早晚便会对右派发动突袭攻击。它已经发展成苏维埃形态的波拿巴主义的官僚中间路线，假如能够使用其它方式，而不必借着"两条战线"持续攻击——也就是说，分析到最后，是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进行攻击——而能够得以保持势力均衡的话，就不会是它现在的样子。官僚政体的基本任务，就是保住自身。统治集团把它的敌人和反对者，或仅仅是不很可靠的那些朋友，分为左边或右边的"干预代理人"，这个分类，常常只依赖于对那团乱麻作方便的技术性处理而已。把上任农业人民委员长斯米尔诺夫驱逐出党，是对右派发出的含蓄警告：“不必高兴得太早。记着你们也会这一天！”无论如何，今天的矛头则完全是指向左边的。
在世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面前做外交退却；在国内小资产阶级倾向面前做经济退却；向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动政治攻势——这条三分论公式，就是斯大林波拿巴主义发展的新一章。这一章将会以什么来结束呢？无论如何，结果不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会是其里面官僚的和平解体。与此相反，是工人国家再一次进入政治危机的时期。而带着前所未有的无比尖锐性并随而来的，不是过渡时期内的经济制度的矛盾，虽然那些矛盾本身就极其深刻，而却是官僚独一无二的政治立场——这个独一无二的立场不仅拒绝，而且是无法再向贫苦大众的先锋作政治让步。斯大林主义集团成为了自己建起来的制度的俘虏，是国家连串政治动荡的主要来源。
政治、共产国际和经济上的向右转，到底能走多远？他们将会为苏联带来什么新的社会后果？惟有在来临中的年月对每个发展阶段做出审慎估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下判断。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国际都已无药可救了。共产国际完全败坏的官僚层一步步堕落，它为了取悦斯大林派集团，彻底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重大利益。但是，十月革命创造的国家是精力充沛的。强迫工业化与集体化的年代、暗无天日，人民处在鞭挞锥刺下，既产生了巨大困难也产生了伟大成就。当前的被迫退却，一如往常，隐藏着新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然而，即便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绝对肯定地说，由官僚独裁造成的政治危机，对苏联的危害，无可估量，同过渡经济时期的所有失调和矛盾相比，它的危害更为直接更为尖锐。
官僚不仅没有自我改革的愿望，而且也无法改革本身。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官僚机器，可以从上而下进行无情的清洗，才能将苏联国家恢复健康。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挺立起来，去除等级，重新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创建革命的党、苏维埃和工会。它有足够的力量达成这样一项任务吗？
苏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同它的数量相比，它在生产作用方面的增长更加不可估量。苏联今天的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社会份量。其社会组成的多样性，其新一代缺乏革命经验，党的腐败，还有世界无产阶级持续的沉重失败，造成了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弱点。
在既定的阶段，最后一个原因是决定性的。国际视野之缺乏，限制了俄国无产阶级，使其把自己蜷缩在一个国家的躯壳内，容忍着“一国社会主义论”，根据这一理论把国家官僚层神圣化。苏联工人必须再一次重拾对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信心，才能恢复对自身力量的信心。
当然，在苏联内部发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摇摆不定，对于促进，或相反，延缓世界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的结合有着无比巨大的意义。但决定苏联内部地位的主要关键今天已经处于苏联之外。倘若西方无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投降而献上欧洲大陆，处于孤立而且堕落深重的工人国家将无法长久撑持，但却并非由于它必然会被军事干预所攻陷；在不同的情况下，与此相反，苏联的干预本来可以把法西斯主义推翻的。但现在世界反革命的胜利已经把苏联内部矛盾的紧张程度推至最高点。借着进一步削弱苏联无产阶级的抵抗力而使法西斯主义进一步蔓延，从而令恢复生机的苏联制度取代堕落的波拿巴主义制度成为不可能。一场政治大灾难将不可避免，接踵而至的将是生产数据私有制的复辟。
根据当前的世界形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这个官僚的福音，以其全部的民族局限性和夸大其词的欺诈性立于人前。我们在此当然不是指在这个地区之内或其它地区之内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纯粹抽象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是一个留给学究的课题。我们脑里想的是远为迫切、具体、活生生的，历史性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质疑：处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一个孤立的苏联国家，在法西斯反革命日渐紧缩的包围圈内，有可能漫无休止地维持下去吗？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不。苏联内部条件的答案是：不。来自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用于国防力量和资源的开支，建立正确经济关系的不可能性——这些障碍本身已是足够深重了；但比这些因素更为重要得多的是这个事实，即：世界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会令苏联制度活性的承托人——无产阶级——崩解，迫使其俯首顺从在国家官僚的枷锁下，而这个国家官僚本身，正被波拿巴主义的全部恶习所腐蚀。离开世界革命便不会有出路！
“悲观论”！——所谓的共产国际（Comintern）这一训练有素的鹦鹉会如是说。那些早已告别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御用骗子将发出嗥叫：“保卫资本主义！”至于我们方面，的确是完全不带着“乐观主义”来看待名为指导实为压迫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的所有可能变动下，这个制度要崩溃的必然性是同等的。然而唯有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走上进攻及胜利的道路，才能令苏联官僚无法把工人国家一同拖进穷途末路之中。首要的成功条件是，全世界的先锋队从斯大林主义死气沉沉，迟钝无能的爪掌中解放出来。尽管有强大的谎言和诽谤的机器带来障碍，这个任务将会迎刃而解。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的利益，前进！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