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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列·托洛茨基
1934年8月
施用勤 译
译自网上下载的Путь выхода。
此文载1934年9月的La Verite《真理报》，署名CC，1934年9-10月的《新国际》，署名V。此文为发表而写，但直到8月29日，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加入法国社会党后，才在La Verite发表。在刊登此文的那期La Verite上，把它说成是法国社会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集团的文件。除解释赞成加入的理由外，托洛茨基的文章还警告说，在法国与社会党得出的结论，不能机械地运用到其它国家，每个国家的形势都要具体考察。同时，他暗指加入策略也不必仅限于法国。同年晚些时候，他赞成加入比利时、西班牙社会党，他同意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国工人党合并为工人党的决议，后者于1934年12月成立。一年多以后，于1936年初，美国工人党决定加入美国社会党。——英译者注
我们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法国社会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方向相反：由于议会制被波拿巴主义所取代，后者代表的是在通往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不稳定的阶段，相反，社会党是朝着与法西斯主义致命冲突前进。不过，是否可以赋予这个现在对法国政治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情况以绝对的、因而也是国际意义的性质呢？
不，真理永远是具体的。当我们说在当前社会危机的条件下，社会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道路背道而驰时，我们说的只是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不是同一的机械过程。对我们来说，政治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趋势变成现实的程度。可以提出相反的原理，希望它不会在我们之中引起任何异议，即在我们时代，无产阶级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党是否能在发展进程给予它的短暂瞬间内，坚决地与资产阶级国家决裂，并为反法西斯的决死战斗调整自己，为此做好准备。无产阶级的命运可以取决于社会党命运的可能性的本身，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党的共产国际的垮台和阶级斗争异乎寻常的加剧的结果。
被中派主义推到一边的改良主义倾向，像中派主义激进化的倾向一样，由于符合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的整体危机，是不能不具有国际性的。但对于从在发展的现阶段，在特定国家的社会党中，这个倾向会如何折射这个问题中得出实际的，首先是组织的结论，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我们制定的总的发展路线，只能指导我们的分析，但绝不预先得出它的结论。
在前法西斯德国，资产阶级国家和改良主义的破裂的临近表现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的形成。但在群众完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官僚机关足够强大，能够提前砍掉还很软弱的左翼（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让党停留在保守和观望政策的轨道上。同时，德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1]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咒语和蛊惑下，用阿姆斯特丹的游行[2]来取代对群众的革命动员，而在现实力量对比中，在没有统一战线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动员是无法实现的。结果是，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表明它无力给予法西斯政变以最轻微的抵抗。斯大林分子宣称：这全是社会民主党的错！但他们以此承认，他们想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领袖的野心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空话吹牛而已。这个重大的政治教训对我们表明，首先，甚至是在一个国家中有重大影响——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共产党，也不会在决定性的时刻有所作为，由于社会民主党保持了集中它的保守抵抗前者的力量的可能性。让我们把这点牢牢地铭刻在头脑中。
这个基本历史趋势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法国折射出来。在特殊的民族条件和国际教训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的内部危机经历了远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相应时期更加深刻的演变。社会党官僚不得不被迫对右进行打击。不是开除的软弱的左翼，像在德国的情况下那样，我们见证了与更坚定的右翼（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即新社会党的决裂。这两个分裂以其对称性最鲜明地突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之间在演变中存在的重大区别，虽然这两个党有共同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危机，改良主义的垮台和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民主的决裂。
从上面指出的角度，必须对正在经历危机不同阶段的所有国家的社会党的内部情况做出评价。但这个任务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只提一下比利时，那里的社会党已经被反动、腐败的官僚——议会、市政、工会、合作社和银行官僚——彻底束缚，现在它已陷入反对其左翼的斗争中，力求无论如何都别落后于自己的德国榜样（韦尔斯-塞弗林[3]及其一伙）。很清楚，是不能对法国和比利时得出同样的实际结论的。
认为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比利时社会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代表的永远是两个彼此水火不兼容的类型，是错误的。在现实中，这两个类型能够并且会不止一次地彼此转换。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如果当时德国共产党推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话，它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激进化，德国的整个社会发展就会获得革命性。另一方面，得到斯大林分子积极支持的法国社会党的官僚会孤立左翼，让党朝退化的方向演变，这也是不能排除的；不难预见它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沮丧和法西斯的胜利。对比利时来说，社会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没有在社会党的队伍中决定性的力量和倾向的重组，胜利的反法西斯斗争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但不能事先预见所有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必须用手触摸劳工运动的脉搏，每次都得出必要的结论。
上面所说的一切，对理解社会党内部的演变对无产阶级命运——至少在欧洲，对最近的历史时期来说——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25年，共产国际在一份专门的宣言中宣称，法国社会党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明白，在不肖之徒[4]的统治下的几年中，无产阶级，尤其是它的先锋队出现了多大的倒退！
对德国，共产国际已经承认——诚然是在事后，以负面的形式——它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如果社会民主党不加入斗争的话。对法国，共产国际被迫做同样的声明，但在事先，用的是积极的形式。对共产国际越糟糕，对革命事业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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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经说明的情况下抛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分子同时抛弃了革命纲领。他们对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们说：“你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条件。”他们放弃了对他们的盟友的批评。他们干脆为了这个联盟而放弃了他们的纲领和他们的策略。不过，当问题是防御共同的死敌时，而且联盟的每一方追求的都是自己的生存利益时，防御是不需要任何一方为这个联盟付出任何东西的，每一方都有保留它自己的权利。斯大林分子的所作所为的性质似乎是想暗示社会党的领袖们：“要求更多点儿，挤得更狠点儿，别不好意思；帮助我们尽快摆脱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困扰我们莫斯科主人的尖锐口号。”
抛弃工人民兵的口号。宣布争取武装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挑衅”。在警察局长先生的监督下与法西斯分子分享“势力范围”不是更好吗？这是所有组合中最有利于法西斯分子的：当被关于统一战线的泛泛的话语催眠的工人参加游行时，法西斯分子会增加他们的干部和他们的武器储备，会从群众中吸引新的预备队，在他们选择的适当时机发起进攻。
这样，对法国的斯大林分子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对社会党投降的形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方法是对波拿巴政府的投降，后者又是在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通过统一战线，两个自保的官僚不无成功地保护自己免受“第三种力量”的干扰。很快即将面对决定性事件的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群众的压力和社会党内各派的斗争的话，这个状况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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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第二和第三国际都注定灭亡，未来属于第四国际，他表达的思想的正确性，已经被法国的当前形势所再次证明。但这个本身正确的思想没有告诉我们，第四国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期间内建成。它可能由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统一所诞生——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通过在战火中的人员重组、进一步清洗和锻炼队伍的方法。它也可能通过社会党内的无产阶级核心的激进化和斯大林主义组织的分解而形成。这可能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战胜它的过程中形成。但它的诞生也可能会晚得多，在几年之后，在法西斯胜利和战争造成的废墟和断壁颓垣中。对所有的博尔迪加分子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前景和阶段都没有意义。宗派主义者生活在超时空中。他们忽视活生生的历史过程，后者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平衡”永远是零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与这样的政治漫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毋须说，如果在法国存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强大组织，在当前的条件下，它就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围绕着它聚集的独立轴心。但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未能成为这样的组织。丝毫不想减轻领导的错误，但必须承认，同盟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进程造成的，近10年来，它遭受的全是失败和倒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思想和方法在每个发展的新阶段上都得到了验证。但作为一个组织的同盟，是否能够期望它在日益迫近的结局来临前的那段其间内在工人运动中占据有影响的位置，如果不是领导位置的话？今天给予这个问题以肯定的答复，意味着或是在头脑中把结局推后了几年，这与整个形势相矛盾，或干脆是寄希望于奇迹。
十分明显，法西斯的胜利意味着所有工人组织的垮台。将揭开历史新的一章，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在其中为自己寻找新的组织形式。在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期的性质紧密联系中，今天的任务应该具体地阐述如下：在无产阶级的所有现存团体以及这些团体之间的力量的现有相互关系的情况下，如何尽一切可能防止法西斯的胜利？其中包括：同盟作为一个小组织，不能觊觎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斗争中扮演独立角色，但被正确的学说和宝贵的政治经验武装起来的同盟，在其中将占据什么位置，才能丰富统一战线的革命内容？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实质上已经回答了它。为了积极促进革命重组和集中它的力量，同盟必须立即在统一战线内占据这个位置。在当前的条件下，它只有加入社会党，才能占据这样的位置。
某些同志反驳说，但须知共产党毕竟要革命得多。即便决定要放弃我们的组织独立性，我们能依附不那么革命的党吗？
这是主要的，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反对者的唯一理由，它依据的是政治回忆和心理评价，而不是活生生的动态发展。这两个党都是中派主义组织，区别是：斯大林分子的中派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解体的产物，而社会党的中派主义是改良主义解体产生的。它们之间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区别。斯分子的中派主义虽然有令人震惊的左右摇摆，它是与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密不可分的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党的中派主义反映的是寻找走上革命道路的工人的过渡状态。
在共产党内，无疑有数千名有战斗力的工人。但他们已经被彻底搞胡涂了。昨天，他们准备与真正的法西斯匪徒并肩战斗，反对达拉第[5]政府。今天，他们悄悄地向社会党的口号投降。[6]被斯大林分子训练出来的圣-丹尼斯的无产阶级组织顺从地向无产阶级统一党[7]投降。复苏共产国际的10年的尝试和努力没有取得效果。官僚表明它足够强大，可以把它的破坏工作进行到底。
赋予统一战线以纯装饰的性质，以“列宁主义”的名义加冕放弃基本革命口号，斯大林分子延迟了社会党的革命发展。现在，在他们的杂耍般转折之后，他们继续扮演他们的制动器的角色。党内制度今天比昨天更加坚决地排除了任何复苏它的想法。
不能把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比成一块布上的两块料：哪一块布更好，哪一块更结实？必须在每个党的发展中看它，而且要考虑到它们在当前这个时期的动态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杠杆找到最有利的支点。
同盟加入社会党能够起重大的政治作用。法国有数万无党派的革命工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加入过共产党；他们或是已经愤慨地退出，或是已经被开除。他们仍旧保持他们对社会党的过去的态度，即不屑理它。他们同情或半同情同盟的思想，但未加入它，因为他们不相信在今天的条件下第三党能够发展起来。这几万革命工人留在党外，而在工会内，他们也在党团之外。
此外还应加上数百、数千名革命人民教师，不仅是统一联合会的，还有全国工会的，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纽带。他们留在党外，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同样仇恨。然而在最近一个时期，群众斗争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为自己寻找党的管道。建立苏维埃不是削弱，而是相反，加强工人政党的角色，因为数百万被苏维埃联合起来的群众需要只有政党才能提供的领导。
没有丝毫必要把法国社会党理想化，即把现存各种矛盾的它冒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可以也应该把这个党的内部矛盾指出来，作为它以后演变的依据，最终作为马克思主义杠杆的支点。同盟能够也应该给这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人民教师等作出表率，他们在当前的条件下仍有处于斗争潮流之外的危险。加入社会党，他们可以极度加强它的左翼；他们可以使党的整个演变更加富有成果；他们可以建立吸引“共产党”的革命分子的强有力的中心，这样就可以极大方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
无须放弃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有任何小团体的别有用心，明确地说出实情，那就是应该加入社会党的必要性，不是为了巡回演出，不是为了实验，而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严肃的革命工作。
1934年8月
译自网上下载的Путь выхода，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1] “第三时期”理论所谓的三个时期，是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至1923年，是革命的高潮时期；第二时期从1924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即将总爆发，它已无力对付下一次经济危机，从现在起，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此前一直处于守势的共产国际将转入全面反攻，阶级斗争中的任何偶然事件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斯大林炮制这个荒诞的理论，是为了弥补此前他与布哈林一起在国内外推行的右倾政策造成的灾难——1927年秋的粮食征购危机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标志着他从极右转向极左。然而经验主义的摇摆带来的都是灾难，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德共在面对法西斯危机时，不仅不与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反而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使希特勒坐收渔人之利，于1933年上台，也使人类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译注
[2] “阿姆斯特丹的游行”指的是斯大林主义组织（世界反战委员会、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等）的各种“战线”的活动往往是在阿姆斯特丹发起或指挥的。它的两次主要的代表会议一次于1932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另一次于1933年6月在巴黎召开。它的典型的分支机构是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在人民阵线时期，它更名为争取和平与民主同盟。——英译者注
[3] 韦尔斯（Otto Wels，1873-1939）和塞弗林（Carl Severing，1875-195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作为柏林的军事指挥员，韦尔斯在1919年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后来他领导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塞弗林曾任普鲁士内务部长，于1932年7月被巴本免职。——英译者注
[4] 不肖之徒是用来称呼那些败坏其老师的学说的人。托洛茨基用来称呼列宁病重和逝世后打着列宁学生的旗号破坏列宁主义的人。——译注
[5] 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国激进党领袖。1933-1934（有间断）和1938-1940年多次出任部长和总理。1938年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译注
[6] 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在1934年2月6日的法西斯分子和保皇分子的示威游行中是与后者携手进行斗争的，他们中的部分人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老兵组织旗帜下进行斗争的。这是暗指1931年8月的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那时德国斯大林分子和纳粹一起为通过投票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努力。——英译者注
[7] 无产阶级统一党是一个短命的中派主义组织，它由被开除的共产党员和前法国社会党党员组成。——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