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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work in the SP
如何在社会党中工作[1]
托洛茨基
（1934年1月5日）
译者：chiqi
亲爱的坎农（Cannon）[2]同志：
我到目前为止还未获知上次开会的结果。但我希望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我收到来自穆斯特（Muste）[3]、史派克（Spector）[4]和亚伯恩（Abern）[5] 同志的电报，电报中宣称他们对（会议）所采纳的决定衷心支持。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为进入社会党）就是团结一致并有效率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你们现在在美国还并没有像法国一样火烧眉毛，面临如此紧急的问题。就某种程度而言揭露中间派领导层会很困难，毕竟这些相关的结论不仅对于我们的同志有重要意义，也不能忽视其对社会党的基层成员产生的影响。此外，在法国，我们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只是单纯地在言辞上揭露领导层，而太少从事更深入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尤其如此。依我之见，应该避免在美国发生这种错误。
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赢得青年人，具有思想认识的一群人——他们能为了我们的纲领、我们的过去，也能为了我们的将来，而继续发展。这只有我们妥善地规划宣传才能实现。我们的同志们也许可以为年轻人、也为成人安排一系列的课程：有关十月革命和苏联、中国革命、德国和奥地利的发展、西班牙革命、共产国际的纲领等等。这项“安静”的工作会在最好的社会党人面前展现出我们同志的优势，并且让他们更加关注和认同我们现在进行的公开批评。
当然，无论如何，我并不是反对这次对大众的宣传工作。相反要吸引当地（社会党中）的组织加入当地的斗争，且在他们之中唤起必要的分化，这是因为斗争依然是我们派别最首要的任务。越深入的宣传计划就一定越能在每个社会党组织中对我们友善的群体中赢得支持。依靠这样的方法，就首先有了将他们引入群众行动的可能。否则，如果与中间派体制发生彻底决裂，那么只有那些或多或少在理论上能理解我们抗争意义的人才会与我们站在一起。
目前，对中间派领导层进行批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批评不应该迷失在枝节问题上，这只会惹恼社会党的成员，而是要关注那些经审慎选择且重要的问题。这里存在一种危险，我们的同志可能会在会议中对中间派领导层的肤浅和陈词滥调表达轻蔑或嘲笑。这打从一开始就会创造对我们不利的气氛。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必要政治训练的（社会党）普通成员而言，很难把他们自身提升到与我们的批评相当的水平。因此（我们的）讽刺可能会在基层成员中激起不安与怀疑，令他们恼怒。这为中间派的领导者们提供了机会，来鼓动反对我们的情绪。因此，十分耐心、沉着且友善的语调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当你已经有了必要的支持力量，而且议程中出现重大的政治问题时，语调是可以且需要改变的。
这一切当然不是如同照本宣科地配乐演奏那样容易。但因为我们有拥有大量经验的可靠干部，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给我们的同志们提出明确的工作方法。
所有这些考虑当然太过抽象，其中四分之三的内容也许纯属多余，你们身处其中显然比我们从这里看问题更清晰。我只是希望尽可能与你们交流这些建议，而它们主要来自法国的经验，部分也是来自比利时的经验。
对我们的国际而言，美国所发生的事情的资讯非常重要。邮寄官方的报告等自然是极不慎重的方式。但是一位年轻的同志，譬如说罗伯特（Robert）[6]同志，完全可以通过私人信件的形式（印象、计划等等），而不必正式向我们派别的领导层提交必要的报告。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一直不断地得知你们的新经验。[7]
注释
[1] 如何在社会党中工作（How to work in the SP），一文来自于存放在纽约社会历史图书馆的詹姆斯·坎农（James Cannon）档案中。1936年2月29日到3月1日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 WPUS）大会同意其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由此在党内产生分裂的威胁。当时大量党员事实上已经加入社会党，但没有公开声明身份。1936年6月美国工人党（WPUS）解散。
[2] 詹姆斯·坎农（James Patrick "Jim" Cannon， 1890 – 1974）， 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领导人。1928年脱离美国共产党，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后成为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时任美洲革命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 CLA）和美国工人党（WPUS）领导人，后曾任美国社会党（SP）全国书记、第四国际领导人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US） 领导人。
[3] 阿伯拉罕·穆斯特（Abraham Johannes "A.J." Muste，1885–1967）， 美国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劳工运动活动分子，曾在1930年代短期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成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领导人。1936年后再次转回和平主义立场，曾积极参与二战后美国的反战运动与民权运动。
[4] 莫里斯·斯派克（Maurice Spector，1898 – 1968）， 加拿大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曾任加拿大共产党主席。1928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曾任加拿大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领导人， 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领导人。1939年后退出实际政治活动，从事劳工运动的文字编辑工作。
[5] 马丁·亚伯恩（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8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参与组建美洲共产主义联盟（CLA）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US）。1940年在派系斗争中与麦克斯·萨切曼（Max Shachtman）一起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
[6] 罗伯特（Robert） 指的即是哈洛特·伊萨克（Harold Robert Isaacs, 中文名：伊罗生，1910-1986）, 美国记者和历史学家。伊罗生在1930年代一度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曾在中国上海从事记者工作，同时与中国托派刘仁静等人合作。1938年在美国出版《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二战前后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从事国际政治与历史的研究教学工作。
[7] 这就是为何我只用私人信件给你这些建议，对我而言这是一封完全不适合给领导阶层的信。此外，我对史派克和潘恩同志在这方面谈的很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