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洛茨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934年1月1日）

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列夫·托洛茨基

1934年1月1日
Zveza 翻译

　　原文原载于《反对派公报》（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第38—39期。此文发布时，卢那察尔斯基刚去世不到一周。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73.html

　　过去的十年里，政治事件让我们分处不同的阵营，因此我只能通过报刊来关注卢那察尔斯基的命运。但也曾有过好几年，那时我们因为密切的政治关系而连结在一起，两人间的私人关系虽然并不亲密，但依然非常友好。
　　卢那察尔斯基比列宁小四五岁，也就是差不多比我大四五岁。这种年龄差异虽然微小，它本身却意味着我们分别属于两代革命者。卢那察尔斯基在基辅上中学的时候加入了政治生活，此时民意党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的恐怖活动还在发出它最后的轰鸣，卢那察尔斯基也依然受着它的影响。对于离我这个时代更近的人来说，民意党人的斗争已经变成过去的传说了。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就因为他多方面的天分而一鸣惊人。他会写诗（这是当然的），能轻松掌握各种哲学思想，在学生晚会上精彩地表演朗诵，是一个出众的演说家，并且他写作的调色板里永远不曾缺少缤纷的色彩。他还是个二十岁青年的时候就能阅读讨论尼采的报告、就定言令式的话题展开激烈争论、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辩护，并且对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做对比研究。他一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同时身为贵族知识分子又喜好挥霍才华、各方面学问都是浅尝辄止（在过去的政论界里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两点有机地结合在他身上。
　　四十年间，也就是卢那察尔斯基自懂事以来的整个生活期间，他一直同革命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历经了监狱、流放、迁居海外，而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从前的战友中有成千上万人从他这个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移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是君主反动派的阵营里面。对于卢那察尔斯基来说，革命思想不是青年时期的热情兴致：它们已经融入了他的神经和血管。这便是我们在他新修的坟墓前必须要说的第一句话。
　　然而，如果把卢那察尔斯基想象成一个具有顽强意志、经历过严酷锻炼的人，或者是一个目不斜视的斗士，那就错了。不是这样的。他的坚定思想其实非常“有弹性”——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都有点过头了。他涉猎甚广却浅尝辄止这个特点不仅体现在才智上，也体现在他的性格上。他是个演说家和作家，却很容易偏离主题。艺术形象经常让他分心，使他远离主要思想的发展。哪怕是身为政治家，他也乐意向左右两边看。卢那察尔斯基太容易接受各式各样的哲学和政治新成果了，他做不到不对它们着迷，没法不去摆弄它们。
　　毫无疑问，他挥霍才华的性格让他内心批判的声音衰弱了。他的演讲大多是即兴发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避不开冗长啰嗦的陈词滥调。他写作或是口述的时候极其自由，几乎从来不校正自己的手稿。他缺乏精神上的集中和内心的自省，所以很难创造出更加稳固和无可争议的价值。其实他的天分和知识完全足够做到这件事。
　　但无论卢那察尔斯基如何偏离，他每次都会转回到他主要的思想上。这不仅是在说他个别的文章和演讲，而是说他全部的政治活动。他的摇摆虽然多种多样、有时候还出乎意料，但振幅是有限度的：它从未越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早在1904年，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一年左右，卢那察尔斯基就从流放地直接移居海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在那段时间刚刚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和最亲密的伙伴（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决裂，显得非常孤独。他极其需要一位同事来帮助他完成海量的粗放工作，因为他不喜欢把精力耗在这些事情上，而且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对列宁来说，卢那察尔斯基真的是命运的恩赐。他刚一踏下马车的台阶，就闯进了俄国侨民的喧闹生活当中，足迹遍及瑞士、法国和整个欧洲：他发表报告、以反对者的身份发言、在报刊上论战、领导小组、同大家开玩笑、讲一些俏皮话、用走调的嗓音唱歌，他有着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并且在个人关系当中显得亲切又好说话，因此新老侨民都被他给折服了。
　　在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当中，温柔平和是个相当重要的特征。不论是琐碎的虚荣还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任务——也就是说希望坚定维护一些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不论对方是敌人还是朋友——在他身上都毫无踪迹：卢那察尔斯基一生都受到别人的影响，这些人的知识和才能往往不如他，但性格却比他坚强。他在老朋友波格丹诺夫（本姓马利诺夫斯基）的介绍下站在了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波格丹诺夫这位年轻的学者——博物学家、医生、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事先向列宁保证说，他这位年轻的同志，卢那察尔斯基，在抵达海外以后肯定会效仿他，加入布尔什维克。事实证明，这个预言完全正确。但同样是这个波格丹诺夫在1905年的革命溃败以后把卢那察尔斯基从布尔什维克一边拖到了一个极端不妥协的小团体里面，一方面宗派式地“不承认”反革命力量的取胜，同时宣扬一些抽象的、在实验室里生造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
　　在黑暗的反动时期（1908—1912），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卢那察尔斯基，以及与他有着深厚友谊的高尔基，也顺应潮流，开始做这类神秘主义的探寻。他虽然没有和马克思主义决裂，但他开始把社会主义理想描绘成新的宗教形式，并且当真去专心找寻某种仪式了。普列汉诺夫对此冷嘲热讽，把他叫做“圣徒阿纳托利”。这个绰号流传了好长一段时间！列宁同样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位从前的和未来的战友。尽管这种敌意逐渐软化，但它还是一直持续到了1917年。当时卢那察尔斯基并非没有抵抗，也并非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这次是我这边对他施压，让他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随后一段时间他不知疲倦地开展了宣传工作，这便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即便是现在，四周也不缺乏那些天马行空般的印象派传闻。比如，在1917年11月，也就是最为关键的时刻，从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的炮兵好像把圣瓦西里教堂给炸毁了，他为此差点和党决裂。一个精通艺术的鉴赏家很难原谅这种毁坏文明的行为！幸好，正如我们所知，卢那察尔斯基并不记仇而且也好说话，此外圣瓦西里教堂在莫斯科政变期间其实没受到丝毫伤害。
　　身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与老牌大学圈子以及整个教育界的往来当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人本来确信“无知的篡位者”会彻底消灭科学和艺术，而卢那察尔斯基则饱含热情、毫不费力地向这个封闭的学界展现了事实，那就是布尔什维克不仅尊重文化，而且对文化并不陌生。那段时间里，有好多位讲坛巨擘只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野蛮人”，看着他用半打新语言和两种古语言朗诵、顺便再出其不意地展示一下自己全方面的博学，这就足以轻松满足好几十个教授的要求。有文凭、有专利的知识分子转向了苏维埃一边，在这个过程当中，卢那察尔斯基功不可没。但是，在直接组织教育工作这方面，他却做得极其蹩脚。他的第一批尝试做得很不顺利，浅薄的幻想和行政方面的束手无策纠缠在一起，他本人也不希望继续进行实际领导了。中央委员会为他派了一些助手，这些助手则以人民委员个人的权威为名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卢那察尔斯基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把闲暇时间投入到艺术当中。这位革命的部长不仅是精通戏剧的鉴赏家，而且在戏剧创作方面也非常多产。他的剧本证明，他的知识和兴趣非常广泛，可以轻而易举地洞察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历史文化，最后，还能够杰出地把原创构思和借鉴模仿结合在一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些剧本当中并没有真正艺术天才的印记。
　　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一卷名为《剪影》（Силуэты）的文集，专门对革命领导人进行评述。这刊物出现得很不是时候：里面甚至都没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只说这一点就够了。只过了一年，《剪影》就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卢那察尔斯基自己也感觉在政治上有点失意了。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性情随和这个幸运的特质还是没有抛弃他。他很快就顺应了领导人员内部发生的政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完全听命于局势的新主人。尽管如此，他至始至终都是这支队伍里的异类。卢那察尔斯基对革命和党的过去太了解了，保留了太多方面的兴趣，还有，学识水平实在太高了，这些特征让他没法不在官僚主义的队伍中显得刺眼而不合时宜。他在人民委员这个职务上还是尽力履行了他的历史使命，随后他被解除职务、几乎赋闲在家，直到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但他没能就任这个新职位：他走到芒通^[1]的时候，死亡便赶上了他。不仅是朋友，就连他诚实的对手也会愿意向他的魂灵献上敬意。

注释：

^[1] 芒通（Menton）是法国东南部的城市，靠近法国和意大利的边境。——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