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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
农民的损益结算
在他向斯大林主义农学家大会（1929年12月27日）所作的纲领性报告中，斯大林详细地谈到了“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观点──“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这个杜撰甚至于对毕恭毕敬的大会听众而言，似乎也太拙劣了。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我们还是把他的话更完全地写在下面：“我想到的是：这个理论指称十月革命所带给农民的好处比二月革命还少，事实上这个理论是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斯大林说这个“理论”的创始人是苏联一位统计经验学家格鲁曼，他过去是孟塞维克。之后，斯大林加上一句话：“但是这个理论被托洛茨基──齐诺维也夫反对派抓住来反对党。”格鲁曼关于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理论，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格鲁曼在这里并不重要；他只不过被用来做掩饰而已。
二月革命给农民的好处怎么会比十月革命多呢？二月革命除了在表面上而且毫不稳定地取消了帝制以外，到底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官僚机构毫无改变。土地也没分给农民。它给农民的只是战争的继续与通货膨胀的增加。也许斯大林知道二月革命给农民的其它好处？我们不知道。二月革命之所以要让位给十月革命，就是因为前者完全欺骗了农民。
斯大林把这个二月革命被说成为比十月革命好的理论和有关“所谓剪刀差”的理论连接起来。这种做法完全暴露了他玩弄诡计的原由和目的。我即将会证明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我的理论。他只是为了行动方便，以及掩饰他的拙劣的曲解，他才躱在格鲁曼和一般的无名的“托一齐反对派”的后面。
问题的真正本质是这样的。在1923年春天党第十二次大会上，我首次证明了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差距。在我的报告中，这个差距首次被称为“价格的剪刀差”。我当时警告说，工业产品继续缺乏，会使这把剪刀开得越来越大，结果会打断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丝线连系。
1927年2月的中全会上，为了价格政策的问题，我第一千零一次地企图证明像“面对农村”这种口号，只不过逃避了问题的本质，而且，从工农联盟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只能在建立工农产品价格的相互关系以后，才能基本解决。农民的毛病是不肯往远看。但是对目前的东西他倒看得很清楚，对昨天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而且他还会从与城市交换产品中得出他自己的损益结算表。对他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结算表。
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以后，农民就不必付5至6亿卢布给地主。这无可争辩地就是农民从十月革命──不是从二月革命──中得到的好处。
但是十月革命除了带给农民这个巨大的好处以外，也带来了负面的东西。这负面的东西也包括工业产品价格过分高涨。比起战前，工业产品价格高了很多。众所周知，如果资本主义还在俄国存在的话，这个价格的剪刀差无疑也会存在──因为这是国际的现象。但是，第一，农民不懂这个情况。第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剪刀差是像苏联那样大。农民因工业品价格的高涨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暂时的，因为它反映国家工业的“原始积累”时期。这等于说，无产阶级国家向农民借了东西，以后一百倍地偿还。
但是以上这些讲法是属于理论考虑和历史预测的范围。农民的思想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建基在他当时看到的事实上。农民就会想到：“十月革命使我们免付5亿卢布的地租，我很感谢布尔塞维克。但是国家工业从我这里拿走的比资本主义拿去的还要多，这就是共产党人出毛病的地方。”换句话说，农民是以结合十月革命的两个基本阶段来得出它的损益结算表：一是农业──民主阶段（即“布尔塞维克”）；另一是工业──社会主义阶段（即“共产党人”）。根据第一个阶段，它是个独特的、无可否认的正面东西；根据第二个阶段，它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个独特的负面东西，而且就现在而言这个负面远远大过正面。十月革命的负面东西就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生误解的基本原因。这个负面东西反过来是与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孤立地位紧密地连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旧争论发生了差不多3年以后，斯大林又不幸地回到这个老问题。因为他注定要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而且他急要保持他的“独立”，他就不得不翻翻过去的“托派反对派”的东西──来作掩饰。当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剪刀差”第一次被提出时，斯大林完全不明白这个问题；在1923－28这5年中，他认为工业方面的危险不是工业走得太慢，而是走得太快。为了要掩饰他在这方面的无知，他在报告中乱七八糟地胡说了一下“资产阶级对所谓剪刀差的偏见（！！！）”。为什么这是偏见？它在那个地方算是资产阶级？但是，斯大林并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没有人敢问他。
如果二月革命已把土地分给农民，十月革命，由于它的价格剪刀差，就不可能维持两年。更正确地说：如果二月革命能够取消土地的私有权，因而解决了基本的农业──民主问题的话，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
我们已经在上面提过这个事实，即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年，农民顽固地把共产党人与布尔塞维克对比。他赞成后者──因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来领导革命，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同一农民却对共产党人不满，因为他们掌握了工厂与矿山以后，就以高价供应商品。换句话说，农民心甘情愿地赞成布尔塞维克的土地革命，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头的步骤却表示惊恐、怀疑、甚至公开的仇视。但是，总有一天农民会了解布尔塞维克和共产党人是同一物。
在1927年2月的中全会上，我用以下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消灭地主阶级，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农民的信任。但是这些信任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源源不断的。这问题由价值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只有一方面加速工业化，另方面实施农民经济的集体化，才能为农村产生更有利的价格关系。否则，土地革命的好处只会全由富农取得，而剪刀差会使贫农受苦最深。中农内部的分化将会加速。这样就会产生唯一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我接着说：“今年只有80亿卢布（以零售价格计算）的商品供应给国内市场……农村将会购买少过一半（约40亿卢布）的商品。我们暂且接受零售工业指数为战前物价数字的两倍。正如米高扬所报告的……（农民所得出的）结算表是：‘农民──民主革命’除了其它事情以外，（通过地租的取消和税收的减低）替我带来了5亿卢布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却使我每年亏本20亿卢布。所以结算表上的净亏蚀是15亿卢布。”
没有人在会上讲一句话来反驳我，但是雅可夫列夫，现今的农业人民委员，当时的特别统计任务的书记被授以反驳我的数字的工作。雅氏尽了最大能力来做这件工作。他用了种种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方法来修正我的数字，在第二天，他不得不承认，整个而言，十月革命对农村的结算表还是个负数。让我们直接引他的话：
“与战前比起来，因直接税的减低所得的收益大约等于6亿3千万卢布。……去年，农民购买工业商品，不是按照农民收入指数，而是按照这些商品的零售指数的，所造成的损失约10亿卢布。因此结算表上的净亏损约等于4亿卢布。”
雅可夫列夫的数字在本质上证实了我的估计：农民经过了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革命得到很大的收益，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受的损失比收益多。我得出15亿卢布的亏损额；雅可夫也夫得出少于5亿的数字。虽然我不能说我的数字十分准确，但我仍然认为，我的数字比雅可夫列夫的数字更接近现实。这两个数字的差异很大，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的基本结论。征收谷物上遇到的极大困难，证明了我的比较使人不安的估计。说农村上层分子拒绝缴交谷物有其政治动机，或者是说富农敌视苏维埃政权，则是非常荒谬的。富农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理想主义”。如果富农不愿将谷物拿出来卖，那是因为价格的剪刀差使这个交换对他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富农能叫中农跟他走。
这些估计是综合的。结算表可以而且应该按照农民的三个层份，即富农、中农、贫农，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但是在那个时期──1927年初──官方的统计，在雅可夫列夫的感召下，忽视或者故意低调处理农村的分化问题，而且斯大林──赖可夫──布哈林的政策是保护农民中的“强者能者”，打击“无计谋生”的贫农。这样，对低层的农民而言，结算表上的负数就更大了。
读者也许会问，斯大林从那里得到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相比的观念？这是合情合理的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有能力作理论的、亦即抽象的思考，他只能以他自己的方式，隐约地了解我所作的农业──民主革命和工业──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对比。他就简单地决定，民主革命就是指二月革命。
我们应该在这里暂停一下，先谈谈这个问题。斯大林及其同僚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来已久。他们对不断革命论的全部斗争都建基在这个不了解上。这个不了解已经造成巨大的祸害，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是致命的错误的源由。斯大林主要是以民主派左派而不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身份，来迎接1927年的二月革命。他在列宁到达俄国以前的全部行为证明这一点。根据斯大林的观点，二月革命本是，而且看来还继续是，典型的“民主”革命。他主张支持第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的首脑是民族自由派的地主罗浮夫王子，战争部长是民族保守派的工业家古却可夫，外交部长是自由派的密留可夫。斯大林在1917年3月29日的党会议上对支持这个资产阶级──地主的临时政府的必要性作了如下解释：“政权已被两个机关所瓜分。没有一个机关有完全的控制权。任务已经被分开了，苏维埃已经实际上采取主动进行革命的转变；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导机关，也就是建立临时政府的机关。临时政府已经在实际上负起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任务。……只要临时政府巩固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该支持它。”
对于斯大林而言，“二月的”资产阶级、地主及彻底反革命的政府，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可以建立分工的合作者。工人和农民要产生“成果”，而资产阶级则要“巩固”这些成果。他们大家一起就凑成“民主革命”。孟塞维克的公式就是斯大林的公式。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在二月革命之后一个月说的，在那时候，甚至瞎子都应能清楚临时政府的性质，因为这个判断不必建基在马克思主义的先见，而建基在政治事实上。
以后事件的演变昭示，列宁在1917年并没有真正地说服斯大林，而是把他推到一旁。斯大林日后的反对不断革命论的全部斗争，就建基在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机械的分离上。斯大林还没有了解，十月革命首先是个民主革命，而且正是因为这点，它才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我在十月革命的民主成果与社会主义成果之间得出的结算表就被斯大林拿去适应他自己的观念。他然后就问“十月革命是不是真的对农民没有好处？”他又说了一大堆话，感谢十月革命“把农民从地主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然后作结论说：“经过这些以后，人们怎能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
我们不禁要问，经过这样以后，人们怎能说他这个“理论家”脑中还有一丝理论的思维？
十月革命对农村不利的结算表当然是暂时的，而且是过渡性的。对农民来说， 十月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先决条件。但这是将来的事。在1927年，集体化还是个禁忌。还没有人想到“完全”的集体化。斯大林却把它包括在考虑之中。这位“理论家”这样把将来移植在过去上面：“今天，在集体农场运动加速地发展以后，农民用同样的劳动能够……生产比过去更多的东西。”“经过这些以后〔！〕，人们怎能说十月革命没有给农民带来了好处？明显地，揑造这些话的人不正是显然在诽谤党与苏维埃政权吗？”这里所指的“揑造”和“诽谤”倒很恰当。是的，是有人“显然在诽谤”时序及常识。
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真是很会“揑造”事实。他把反对派描述为不但以贬抑十月革命来夸大二月革命，而且否认十月革命在将来有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能力。我们要问，他这些话是讲给那个笨人听的？对不起，尊敬的朴洛夫斯基教授，得罪了！
1923年以来反对派不断重复提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剪刀差问题，所追求的是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非议的目的：迫使官僚层了解，光靠“面对农村”这样的糖衣标语是不能克服工农分裂的危险的。这个斗争要靠工业发展有较快的步伐，和农村经济进行积极的集体化。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提出剪刀差的问题，以及农民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的问题，并不是要“破坏”十月革命的信誉（这个“名词”又有什么价值？）而是以反对派的鞭策来迫使自满的、保守的官僚层好好地利用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无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官方的1923－28年的富农──官僚的路线，不但表现在日常的立法、行政的工作，以及新的理论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对反对派的迫害上。但反对派的路线则与官方的路线不同，它从1923年开始建议一条加速工业化的路线，而且从1927年开始，在工业方面有了初步成功以后，就建议农业的机械化与集体化。
让我们引一段反对派政纲（斯大林隐瞒了它，但又从中偷取一点智慧）：“农村中私有制的生长，必须以集体农业的更急速发展来抵销。我们必须有系统地而且经常地资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俄国的真实情况》即《联共反对派政纲》，第68页。）〔译者按：这个文件中译本曾在《十月评论》总第78期至108期刊出。〕
“（国家）应该拨出更多经费来设立国营农场。对新成立的集体农场以及其它的集体化形式，（国家）应该给以最大的让步。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成为集体农场的成员。合作社的整个工作应该集中在如何把小规模生产转变为大规模集体生产。……国家应该负担分配土地的全部费用，首先受到照顾的应该是集体农场和贫农的农场，他们的利益应该受到最大的维护。”（同上，71页）
如果官僚层并没有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动摇，而且从1923年起就实行反对派纲领的话，不但无产阶级、而且农民、对革命的结算表就会正面得多。
城乡联合的问题是城乡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它由两个部分构成，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1）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2）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市场的基础上，这些关系采取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并以物价的波动来表达。面包、棉花、甜菜等的价格，和布料、煤油、耕犁等的价格之间的和谐，就是评价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工农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指标。因此，工业与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在目前以及在今后一段时期，将会是整个苏维埃制度的经济与社会的最重要问题。现在我们要问：在最近两次党大会之间，换句话说，在过去两年半之内，到底这个剪刀差有了什么变化？变小了，还是继续变大？
我们在斯大林在党大会所作的10小时报告[1]中，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斯大林提供了一大堆各部门所呈报的数字，而且使他这个报告成为官僚的参考书。但是他一点也不尝试从孤立零散的数字中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评价。他只从各委员、各书记处、各办公室得到这些资格，但他完全没有消化它。
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愈来愈小吗？换句话说，这个对于农民而言社会主义革命结算表上的负数开始减少吗？为了评价成功程度，为了检验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在市场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摆脱市场的束缚，而且在今后一段长时期内也不能做到）观察剪刀差减小抑或增大，是非常重要的。斯大林的报告一点也没有提到这点，这事情本身就使人非常诧异。如果前剪刀差愈来愈小的话，米高扬的部门的专家们就会毫无困难地用统计数字和图表来表达这个过程。斯大林只要在大会上给大家看一个图表显示两片剪刀向里合拢就可以了，报告的整个经济部分就有个轴心。但是，不幸地，这个轴心不在那边。斯大林避开了剪力差的问题。
国内价格的剪刀差还不是最后的指标。还有其它的、“更高”的指标：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些剪刀差就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劳动生产力来测算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在这方面以及其它方面，我们接受了一大堆落后的东西。所以，今后几年的实际任务并不是立刻“超过某个国家”──我们离这还远──而是通过计划来削减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这只能通过有系统地使苏联的劳动生产力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接近才能达到。这就需要经济上最有利的计划，而不是统计数字最大的计划。官僚愈要常常重复那“超过某某国家”的大胆的公式，他们就愈顽固地忽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的实际数字的比较，换句话说，他们就愈顽强地忽略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的剪刀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报告中也只字未提。国内剪刀差问题只有在市场真正消逝的情况下才可视为消除了；而国外剪刀差的问题则只有在世界资本主义完全消灭以后才能消除。我们知道，斯大林打算在这个农业报告中把新经济政策送去“见鬼”，予以取消。但在他作报告后半年之内，他改变了主意。他在对党大会的报告中把他没有达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意向归咎于“托洛茨基主义者”。缝合这个手术的白色与黄色的线是如此赤裸地暴露出来，以致这段演说词的报告里，不敢记录有任何鼓掌声。
斯大林在市场和新经济政策上的变化，是经验主义者常有的变化。他把他心中因外来压力而起的急激的变化，看成为整个局势的急激的变化。当官僚一旦的决定与市场和富农进行决定性的冲突，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市场和富农时，市场和富农就不再存在于统计数字和经济之中。经验主义通常是主观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它是官僚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话，它就必然变成周期性“转向”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中，“总”领导的高超技术就是把这些转向改换为较小型的转向，而把这些小型转向平均地分配给下属（所谓执行者）。如果总的转向到最后归因于“托洛茨基主义”，那末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新经济政策的“本质”，不管斯大林的思想中关于它的“本质”是如何改变，还跟上面所说的一样，是由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所决定的。如果新经济政策仍旧存在的话，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仍旧是整个经济政策的最重要指标。
然而，在大会召开的半年以前，我们听到斯大林说剪刀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偏见”。这是解决这个局面的最简单方法了。如果你告诉江湖医生温度曲线是诊断一个生物体有没有生病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他是不会相信你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利用某些神圣的话语，或者，更坏地，他学会了说他的骗术是“无产阶级的医药”，他一定会说温度计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如果他手上有权的话，他为了要避免丑闻，就会把温度计掷在石头上把它打碎，或者，更坏地，敲在人家的头上把它打碎。
1925年，苏联农民的分化被宣布为大惊小怪者的偏见。雅可夫列夫被派到中央统计部去，把所有的温度计收集起来然后毁掉。但是，不幸的是，生物体的温度并不因此而维持不变。结果，江湖医生和病人都看不出内在的有机过程。这就是富农拒卖谷物等的情况，因为富农突然崛起为农村的主要人物，并且迫得斯大林在1928年2月15日（见该日的《真理报》）作180度的转变。价格温度计的重要性不亚于农民分化这个温度计的重要性。
当十二次党大会首次使用及解释“剪刀差”这个名词以后，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在那次大会以后的3年间，中全会及其它种种会议上都把剪刀差描述为农村的经济温度的基本曲线。但是，从此以后，慢慢地就没人提它了。最后，在1929年底，斯大林索性就宣布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因为这温度计给及时击碎了，所以斯大林就不必在第十六次党大会上提出经济温度的曲线。
马列主义是思想的武器，不但要用来澄清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要决定工作任务。斯大林的理论却是替官僚层服务，用来在事后替其反复的做法辩护、掩饰过去的错误，因而也准备了明天会犯错误。斯大林的报告最显著的，就是对剪刀差保持缄默。这也许是矛盾的，因为缄默并不占有时空的位置。但是，这却是事实：在斯大林的报告中，有一个自觉地事先考虑好的大洞。
醒来吧！不要让人家用这个洞来伤害无产阶级专政。
地租──斯大林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
布哈林在开始向“总书记”斗争的时候，在某一场合宣布斯大林的主要野心就是迫使大家承认他是“理论家”。布哈林一方面对斯大林的了解很深，另方面懂得共产主义ABC，所以他懂得斯大林的这个意图的整个悲喜剧。斯大林是以理论家的姿态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家大会上演说的。除了其它东西，斯大林也大谈地租。
就在最近（1925年），斯大林还极力主张农民可在几十年内拥有土地──换句话说，他主张在实际上及在法律上取消土地国有化。那时候，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斯大林当然不是不知道的──提出一项法案，主张直接取消土地国有化。俄罗斯的农业人民委员也想同样做。反对派发出警号，在纲领上写道：“党应该拒绝及粉碎所有要废止或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同上书，70页〕正如在1922年斯大林要放弃对外贸垄断的攻击一样，他在1926年也不得不放弃对土地国有化的攻击，他宣布说“他被人误解了”。
斯大林宣称推行左的路线以后，不但变成为土地国有化的杆卫者，而且还立即指责反对派不懂整个土地制度的重要性。昨天对国有化的否定主义，突然转变为拜物教式的崇拜。马克思的地租论被赋予一个新的行政任务：替斯大林的全面集体化辩护。
这里需要简单地谈一下这个理论。马克思在他对地租的尚未完成的分析中，分开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由于同样的人类劳动应用到不同的土地上产生不同的结果，较肥沃土地的剩余产物自然被该土地的地主所占有。这就是级差地租。但是，只要还有人需要某一块土地，即使这块土地最为瘦瘠，地主也不会免费让佃农耕种。换句话说，不管一块土地的质素如何，只要还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话，一定会有最低限度的地租。这就叫做绝对地租。因此，从理论上讲，地租的实际的量等于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的总和。
根据这个理论，取消土地私有制就会取消绝对地租。所剩下的地租是由土地的质素决定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人类劳动应用到不同质素的土地所得的结果。我们不必去解释，级差地租并不是某块土地的固定的性质，而是因耕种方法的变异而改变的。这些简单的解释是要用来显示，斯大林闯入土地国有化的理论境界以后的全部狼狈不堪情景。
斯大林从纠正与深化恩格斯开始。这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26年，斯大林对我们解释，恩格斯和马克思都不懂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规律，正因如此，他们两人都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后一理论是由斯大林的理论先驱佛里玛所提倡的。[2]
骤眼看来，斯大林对于土地国有化问题的态度似乎比较谨慎，或者，更准确地说，斯大林对于恩格斯老头子有关这个问题的不足的了解采取比较严谨的态度。但事实上，他的态度绝不严谨。他从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中引述有名的句子，即：我们不会违反小农的意志，相反地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他“来加速他向协作生产的转变”，那就是说，向集体农业的转变。“我们将会尽可能给他充分的时间从他自己的那块土地的角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精彩的话是每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它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简单的公式。
斯大林为了替他的狂热的全面集体化辩护，就说恩格斯关于领导小农走上农业社会主义化道路的话是特殊地，而且“初看起来有点过分”地谨慎小心。恩格斯为什么会“过份”地谨慎小心呢？斯大林的答复是：“显然，他〔恩格斯〕是从土地私有制的角度看问题，也即是从农民很难与‘他自己的小块土地’分离这个事实来看问题。这就是西方的农民。这就是土地私有制尚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在那里当然需要谨慎小心。那末我们能不能说这种情况也在我国，苏联，存在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土地私有制把农民束缚在他自己的个别的农地上。”
这就是斯大林的辩词。我们能不能说在他的辩词中还有一点道理呢？不，不能这样说。斯大林说，恩格斯一定要“谨慎小心”，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土地私有制还存在。但是斯大林自己就不需要谨慎小心，因为在苏联我们已经建立了土地国有化。但是土地私有制以及更原始的公有制，不是也在资产阶级的俄国存在吗？土地国有化不是现成的；它是我们夺取政权后才建立起来的。恩格斯所谈的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以后所要采取的政策。斯大林带优越感地解释恩格斯的谨慎小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看，这个老头子被迫在土地私有制还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之内活动，但是我们却命中废除私有制的观念。但是恩格斯之所以推荐谨慎小心，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因此也就是在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后。
斯大林将苏联的农民政策与恩格斯的主张对比，于是以最可笑的方法来混淆问题。恩格斯允许让小农在决定参加集体农场以前，有时间从他自己的土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根据恩格斯的意见，在小农“考虑问题”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应该保护小农免受高利贷者和谷物商人等的侵犯，换言之，要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苏维埃对于大多数的，亦即非从事剥削活动的农民的政策，虽然摇摆不定，但却正是有这个二重性。今天，在夺取政权以后的第十三年，集体化运动还是在初步阶段，虽然官方的统计吹嘘相反的情况。对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给了他们十二年去考虑。恩格斯不会想到要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西方的先进国家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有了高度发展的工业，无产阶级就很容易以行动向农民显示集体农业的所有优点。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第十二年才在苏联广泛地推动集体化运动──这个运动还是内容非常原始，而且非常不稳定──这个事实只能以我们的贫穷和落后来解释，尽管土地已经国有化，而关于这点，恩格斯似乎并无预见到，而当西方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他们也似乎不会面对着这个问题。这样以俄国与西方对比，以斯大林与恩格斯对比，充满了把国家的落后作理想化的解释的意味。
但是斯大林并不停留在这点上；他马上以理论上的语无伦次来补充经济论述方面的语无伦次。他向他的不幸的听众发问：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这个土地已经国有化的国家，这样容易地〔！！〕证明它们〔集体农场〕是比小农农场更优越？那就是苏联农业法的有伟大革命意义的地方，因为这个农业法不但废除绝对地租，……而且实施了土地的国有化。”斯大林带责备性地而又沾沾自喜地问道：“那末为什么这个新〔！？〕的论点没有被我们的农业理论家充分利用来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理论斗争呢？”这里，斯大林引证了资本论第三卷和马克思的地租论（对于这个引证，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家们最好不要面面相觑、不要在混乱中捏鼻子，不要把头藏在桌子底下）。天哪！这个“理论家”要爬到多高……才会带着他的“新理论”掉到泥坑里去？
据斯大林说，西方的农民仅是被“绝对地租”束缚在土地上。因为我们“废除”了这条毒蛇，这个奴役农民的“土地的威力”也就消失了；而关于这个奴役农民的“土地的威力”，俄国的尤斯潘斯基和法国的巴尔扎克及左拉，却是用扣人心弦的文字去描写的啊。
首先，让我们确定如下的论点：绝对地租在苏联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被收为国有，这两个情况不能等同为同一事情。纽马克在1914年评估俄国的国家财富为1千4百亿金卢布。这个估价首先包括所有土地的价格，亦即全国的资本化的地租。如果我们现在要确定苏联整个国家的财富在全人类财富中的比重，我们当然会包括资本化的地租（绝对地租以及级差地租）。
所有的经济尺度（包括绝对地租在内）能还原为人类劳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决定地租的是劳动加于土地上所产生的物品中被土地拥有者取去的分量。苏联的土地拥有者是国家。那就是说，国家是地租的承担人。至于绝对地租的取消，只能在全球的土地都社会主义化以后，也即是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后，才谈得上。但是这里无法不得罪斯大林，我们要说：在一国的范围之内，不但无法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连绝对地租也不能予以废除。
这个有趣的理论问题有其实际意义。地租在世界市场上是以农产品的价格表达出来的。只要苏联政府还输出农产品───而且随着农业的加强，谷物的输出将会大量增加──那么，苏联国家配备着对外贸的垄断，在世界市场上便以出产农业输出品的土地的拥有者姿态出现；那末，从这些产品的价格上，苏联国家就使集中在它手上的地租得以实现。假如我们的农业技术和对外贸易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而是在同一水平，那末，绝对地租就会在苏联以最清楚的、最集中的形式出现。当将来有一天我们达到这个阶段时，这个时机就对有计划地指导农业与输出具有极大意义。斯大林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将绝对地租实现，而只能吹嘘说我们“废除”了绝对地租，他能短时间内这样吹嘘，只因我们目前的农产品输出还很弱，我们的对外贸易还没有上轨道，因此，不但绝对地租而且其它许多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事物的这一面，虽然与农民经济的集体化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再一次给我们一个例子，来证明斯大林如何把经济的孤立与经济的落后加以理想化；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家的一个基本特性。
让我们回到集体化的问题上。据斯大林说，西方的小农是被绝对地租的锁链绑在他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每个农民的母鸡都会嘲笑这个“新论点”。绝对地租纯粹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小农经济只有在特别有利的市场情况下，譬如在大战开始的那段时期，才能分享绝对地租。金融资本对分散的农村的经济独裁，是以市场上的不等价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总而言之，全世界的农民都逃不了“剪刀差”的统治。在谷物以及一般农产品的价格中，绝大部分的小农的工资（更何况地租）都不能获得实现。
但是，一方面，斯大林得意洋洋地“废除”的绝对地租与小农的思想和感情全无关系，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慷慨地抹杀了级差地租对西方农民的重大意义。佃农和他的父亲越是花气力来提高土地的肥沃程度，就越要紧紧地保留着这块土地。这不但对西方的农民来说是如此，对东方的农民也是如此，譬如，中国的深耕细作的农民。因此，小农所有制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并不是源于绝对地租这个抽象的范畴，而是源于在小块土地上深耕细作这种物质条件。如果俄国农民能够比较容易脱离某块土地的束缚，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的“新论点”把它们从绝对地租中解放出来，而是因为在十月革命以前，土地常常重新分配。土地重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并不采取深耕细作的方法，我们的农业实行三耕制，在土壤上是吃力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被斯大林所理想化了的落后性。
西方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会不会比我们更难克服从小农所有制的深耕细作而来的保守主义？不会的。因为在西方，小农在土地上损失“级差地租”无产阶级国家由于有更高得多的工业与文化，能够更容易给过渡到集体劳动的农民以明显的、真正的补偿。毫无疑问地，德国、英国、或美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十二年以后，他们的农业的集体化将会比我们今天的情况更无比地高、无比地坚实。
斯大林要在国有化以后的十二年才发现主张全部集体化的“新论点”，这不是奇怪吗？为什么在1923－28年时，尽管有国有化存在，但他们顽固地信赖强有力的个体商品生产者，而不信赖集体农场？明显地，土地国有化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从狭隘的经济观点来看，换句话说，从斯大林考虑问题的观点来看，土地国有化只有第三等的重要性，因为合理的、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设备费用，要比绝对地租多很多倍。
毫无疑问地，土地国有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极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与法律的先决条件。但是，国有化在任何时刻的直接的经济意义是由物质──生产的因素来决定的。这在农民对十月革命的损益结算中表露得很清楚。国家作为土地的拥有者，拥有收取地租的权利。国家能在目前的市场上从谷物、木材等产品的价格实现这个地租吗？不幸地，目前还不能。国家从农民手上能实现这个地租吗？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并不自相矛盾地说，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用隐藏的方式包含了地租在内。随着土地、工业、运输的国有化，可以说，对农民而言，地租的问题并不具有经济的意义，而是具有簿记的意义。但是簿记是农民不太关心的技术；他是从他与城市和国家的关系中得出全盘的结算表的。
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会更正确些。由于土地、工厂、矿山实行国有化，由于取消了国外债务，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因此，工人国家能在一个短期内达到高度的工业化。这个过程无疑替集体化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然而，这个前提并不是法律上的，而是物质──生产性的；它表达在一定数目的犁、收割机、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谷物起卸机、农业专家等等上面。集体化计划应该从这些实在的东西着手进行。那就是计划变成事实的时候。但是在这些国有化的真正的果实上，我们不能老是加上国有化本身，就好像它是什么储备基金一样，可以包容“完全的”官僚冒险的所有过份的东西。这就好像一个人存了钱在银行以后马上就要同时用这笔钱和利息。
这就是一般的结论。但是特殊的、个别的结论也许更简单地可以用以下文字来表达：“儍瓜！笨蛋！你还是留在学校里吧！”，不要闯进深远的理论境界了！
马克思的公式和无知者的无耻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还有第二卷。我们的理论家斯大林认为滥用第二卷以方便其行政手段，是他的责任。斯大林必须赶紧使目前的强迫集体化政策避免受到批评。但是，由于他在经济的物质条件中找不到必需的证明，他就在权威著作中寻找，结果他每次都找错了书页。
大规模经济比小规模经济（包括农业在内）优越之处，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所证明。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比分散的小型经济的潜在优越处，甚至在马克思以前已被空想社会主义者说明了，他们的论点到现在还是基本上合理的。在这方面，空想主义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只是在朝向集体化的历史道路这个问题上，他们才开始成为空想主义者。这里，正确的道路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所指出。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作了分析和综合。第二卷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生长的内在结构。这一卷的代数公式显示了从一个同样的具创造力的原生质──抽象的人类劳动──怎样结晶了下面的经济范畴：生产资料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工资以可变资本的形式；以及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后就变成创造更多的不变和可变资本的一个泉源。它又转过来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可能。这就是扩大再生产的最普遍的、最抽象的形式。为了要证明这个经济过程的不同的物质元素（即商品）在这个不受规限的整体中互相发生关系，更准确地说，为了要证明在生产的一般的发展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如何在不同的工业部门达到必要的平衡，马克思把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分为两个互相依存的部门：一方面是制造生产资料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制造消费品的企业。第一类企业要向它们自己及第二类企业供应机器、原料和辅助材料。为了要满足它们自己以及第一类企业的需要，第二类企业就要供应消费品。马克思揭露了这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的一般规则。这就构成资本主义之下的动态的平衡的基础。[3]
农业及它与工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则是不同的平面。斯大林显然简单地把消费品的生产与农业的生产搞混了。对马克思而言，制造原料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而且只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才自然地属于第一类企业；制造消费品的企业则属于第二类企业。在这两个情况下，它们的归类是与工业企业一样的。关于农业生产有其与整体工业相反的特征，马克思只在第三卷才开始研究这些特征。
在现实中，扩大再生产能进行，不但是靠用了工人在工业本身以及在资本主义农业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也有以下的外来的泉源：前资本主义的农村、落后国家、殖民地，等等。从农村和殖民地所得到的剩余价值是经过以下的途径的：不平等的交换，强迫的征收（主要是通过税收），或者是以信用的形式（储蓄银行、借款等等）。从历史上来看，所有这些形式的剥削是以不同的比例与榨取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结合起来，而且前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后者；资本主义剥消的深化总是与它的广化同时进行的。但是，马克思跟我们有关的公式，很小心地分析了活生生的发展过程，把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与所有前资本主义的及过渡的形式分开；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及过渡的形式不但陪伴和饲养资本主义再生产，而且以它们自己的消耗来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马克思的公式构造的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在过去没有存在过，现在也不存在。正因为如此，这些公式显示了每个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而且显示的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
任何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知道，在这三卷书中，是找不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如何、何时及以何种速度实践农业集体化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这些问题以及其它许多问题，根本没有在任何书中解决过，而且正因为它们的本质使然，也不能在过去被人解决过[4]。事实上，斯大林就好像是一个商人，要从马克思的最简单公式M－C－M（货币──商品──货币）中寻找答案，指引他何时以及买卖什么东西来达到最大利润。斯大林根本把理论的概括弄混成为实际的处方──更不必说马克思的理论的概括是处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为什么斯大林要引用他很明显地是不懂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斯大林自己的解释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们要一个个字地引下来：“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教导我们，近代〔？〕社会如果没有年年的积累，就不能够发展，而且除非年年都有扩大再生产，否则这个积累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清楚和容易了解的。”这句子不能更清楚了。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知识，是它的精华。“积累”作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条件──这正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清除了劳动的价值论后所得出的重大观念，而劳动价值论早已包含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内。斯大林大声疾呼地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取出来”的理论是个平凡的事物，不但结合了亚当史密斯和巴斯梯亚特的观念，而且结合了后者与美国胡佛总统的观念。用“近代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近代社会”──是为了把马克思的公式扩张到“近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非常清楚和容易了解的。”斯大林继续说：“我们的大规模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而发展，因为〔！！〕它的量年年增大，它有它的积累，而且正大踏步地前进。”
工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发展──这真是不朽的公式！这就等于说燕麦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而生长。对一个官僚来说，理论是方便行政手段的公式。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的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但是斯大林是在说苏联的工业，这个工业他毫无保留地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因此斯大林是在说“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而发展。你看，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偷东西是这么粗疏的！如果一个在无政府主义生产法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生产理论适用于两个经济过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是有计划的，那末，计划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的开始，就会被缩减到零。但是甚至于这些还只是花朵──果实还在后头。
斯大林从宝库中得出的最珍贵的宝石，就是那个小小的字──“因为”：社会主义工业根据资本主义工业的理论而发展，“因为它的量年年增大，它有它的积累，而且正大踏步前进。”可怜的理论！不幸的宝库！倒霉的马克思！难道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特别来证明有需要年年增长和大踏步前进？那末资本主义工业以“蜗牛速度”发展的时期又怎么样呢？好像在这些情况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用不到了。但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都有繁荣和危机的周期；这就是说，它不但大踏步前进，而且也有缓慢进展和后退的时期。虽然马克思之所以建立他的理论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好像是只对社会主义的工业提供全部的答案，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是没有用了。这不是奇迹吗？斯大林不但不限于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开导恩格斯，而且还要忙着在基本的理论上纠正马克思。他真是……大踏步地前进。《资本论》的公式在他的铁蹄之下就像胡桃般被踏碎。
但是疑惑的读者会问：为什么斯大林需要所有这些呢？呀！我们不能跳过阶段，特别是我们跟都跟不上我们这个理论家。忍耐一点，一切的内幕将被揭露。
在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句子之后，斯大林继续说：“但是我们的大型工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刚好相反，小农经济还占国民经济的主导部分。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小农经济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而发展吗？不！我们不能。……我们小农经济……连简单再生产都几乎不能实现。当我们有像小农经济这样的农业基础，我们能够加速地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吗？……不！我们不能。”以后就是他的结论：完全集体化是必需的。
这段文句比上一段更妙。从他不时的平凡的、催眠的陈述，突然来了鲁莽的无知的爆炸声。农业经济，即简单的商品经济，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发展的吗？我们的理论家恐惧地回答说：不！很清楚的：农村并不依据马克思而生活。这点必须要更正。斯大林企图在他的报告中就农民经济的稳定性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同时他又卷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的网中，所以他就用最一般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理论。事实上，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讨论的是整个（不但是工业而且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纯粹形式，即是说，不包括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但是，斯大林为了某个理由，把手工业者拨开在一边以后，就提出问题：“我们能够说我们的小农经济是根据扩大再生产的原则〔！〕而发展吗？”他回答说：“不！我们不能。”
换句话说，斯大林以最一般的形式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断言，说农业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的“原则”而发展的。如果在这以后维持不动，不是更好吗？马克思主义农业家们毕竟是维持不动地倾听斯大林可耻地滥用马克思的教导的。但是，最礼貌的回答也应当是这样的：马上滚下讲台，你不懂，就不要乱讲！
但是，我们不要学马克思主义农业家那样维持不动。有权力的无知者是与拿着利刀的疯子一样危险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原则”，而代表资本主义过程的客观的概括化。这些从农业的特征中抽象来的公式，不但不和农业的发展矛盾，反而完全地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农业来分析。
从第二卷的公式的角度来讨论农业时，唯一可以讲的，就是这些公式事先假定一定量的农业原料和农业消费品已存在，足以保障扩大再生产。但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像英国，还是像美国？这两个形式都同样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英国进口消费品与原料。美国则出口这些东西。这里跟扩大再生产的公式没有矛盾。这个扩大再生产并不受国界的限制，而且也不向一国的资本主义或者向一国的社会主义相适应。
假如人类发明了合成食物和合成原料，农业就会完全被否定，被化学工业的新部门所代替。到那时候，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会变得怎样呢？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形式还存在，扩大再生产的公式还是有效的。
资产阶级俄国的农业经济，与其占主导的农民，不但满足日渐增大的工业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大规模输出的可能性。这些过程进行时，富农顶层不断强化，贫农底层不断削弱和无产阶级化。农业经济就是依照这个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研究了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以后所得出的公式的范围之内，发展起来的，虽然农业经济有其一切的特征。
斯大林所希望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可能建基“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一个是最大型的、最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另一个是最分散的、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事实上，他证明的却正是相反的东西。如果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同样可以应用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经济上──即一般的“近代社会”上──那么人们就绝对地不了解为什么在同样的城乡矛盾的基础上来继续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达到无可比拟的更高的阶段。在美国，巨大的工业托拉斯甚至在今天还跟建基在农场农民的农业经济并肩发展。农场经济创立了美国工业的基础。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在昨天以前还是公开以美国农业为其典范：大农场在底下，集中化的工业在上头。
理想的交换等价物是第二卷的抽象公式的基本前提。但是，过渡时期的计划经济，虽然建基在价值规律之上，但它不但在每个步骤上违反价值规律，而且使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关系固定化。强迫的积累和计划的分配的决定性杠杆，是政府的预算。随着今后必然的发展，政府预算的任务也一定会增大。只要市场还在起作用的话，信用货款就使预算的强迫积累的功能和市场的过程正规化。不管是用预算的方法来理财也好，还是用计划性的或半计划性的信用贷款也好，虽然这二者能够保证苏联的再生产的扩大，但是它们都不能被包括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之中。因为第二卷的公式的全部力量不但在于它们排除了预算、计划、关税以及一切形式的政府的计划的干涉，而且在于它们使市场的盲目力量在价值规律的束缚之下，带有规律性。假如苏联的国内市场“恢复自由”，假如对外贸易的垄断被废除，那么城乡之间的交换将会无可比拟地变成更平等，而且农村的积累──当然是富农和农民资本家的积累──将会走它自己的自然的道路，我们不久就会很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公式也应用到农业上了。在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俄国就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被转变为殖民地，成为其它国家要发展工业的基础了。
为了要推动全面集体化，斯大林学派（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东西）传开了一些粗糙的统计表，比较工业与农业的发展率。当然，照往常一样，这个工作还是莫洛托夫做得最粗野。在1929年2月的莫斯科地区的党会议上，莫洛托夫说：“在最近几年，农业的发展率很明显地落在工业之后，……在最近3年中，工业生产的产值增加了50％以上，而农业生产则只是增加了7％。”
将这两个发展率加以对比，就证明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所谓农业经济在实质上包括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的发展，永远而且在任何国家都是以农业经济的比重的减低为代价的。我们只要回忆，美国的金属的生产差不多等于农业经济的生产，但是在苏联，金属的生产只有农业生产的十八分之一。这证明，不管最近几年的发展率多高，我们的工业还没有脱离幼童的阶段。要克服城乡之间由资产阶级的发展所造成的矛盾，苏联工业之超越农业的程度必须要比资产阶级俄国所达到的程度更高。
目前的农业与国家工业之间的差距的原因，并不是工业比农业发展得更快得多──工业所占的先锋的位置是世界的历史事实，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是我们的工业太弱，换言之，工业进展得太少以致不能将农业提高到必要的水平。目前的目标当然是消除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消除的道路和消除的方法，与拉平工农业的发展率是毫无共通点的。刚好相反，农业的机械化和农业各部间的工业化，将会同时是农业比重的减低。实现这个工业化的速度决定于我们工业的生产力。对农业集体化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金属工业的百分比在过去几年中上升了几十点，而是全国人口平均的金属量仍微不足道。只有当集体化是建基在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上，集体化的增长才会等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个技术革命的速度受制于目前的工业的比重。集体化的速度应该与工业的物质资源协调──不是与抽象的统计数字的速度协调。
为了在理论上更清晰地表达，我们还要再加几句话：城乡矛盾的消灭，那就是说，提高农业的生产到科学与工业的水平，并不是斯大林所想象的马克思的公式在农业上的务利，而且是相反地，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业上的胜利的结束；因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决不会按照《资本论》的公式进行──《资本论》的公式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润。但是所有这些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太复杂了。
总结来说，让我们重复说明：集体化是取消资本主义的实际工作，并不是扩张资本主义的理论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这里不适用。集体化的实际上的可能性一方面决定于大规模农业所能运用的生产与技术资源，另方面决定于农民是否有从个体经济进展到集体经济的准备程度。归根到底，这个主观因素还是由同样的物质与生产因素来决定：农民只能被基于先进技术的集体经济的优点吸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但是斯大林，不用拖拉机，而希望把《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放在农民眼前。但是农民是诚实的，他不会跟人家争论他不懂的东西。
（兆立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0年》，英文版第308－334页）
注释：
[1] 斯大林1930年6月27日的《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的政治报告》，刊登在《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
[2] 佛里玛（1850－1922）是社会民主党人，1879年写了一篇文章《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改良主义者的先锋，他是伯恩斯坦的前辈。
[3] 作者原注：《资本论》第二卷的公式排除了工业与商业危机，而这些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平衡的结构的一部分。这些公式的目的，就是证明，在有或者没有危机的情况之下，以及不管有没有危机的情况之下，资本主义仍是达到平衡的。
[4] 作者原注：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几年，我们不止一次不得不要与天真的人发生争论，因为他们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连提都不会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列宁一直支持我的观点。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因为这两个例子已由速记员记录下来：
列宁说：“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应该做实验，正如托洛茨基同志所表达的。我们进行的工作，是世界上没有人曾经这么大规模地尝试过的。”〔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几个月后他说：“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很对，这事情没有写在我们会认为是我们的指导的书上，它没有追循任何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点，它也没有被任何人的实验所决定，所以将要被我们自己的实验来决定。”〔1919年12月8日，《列宁全集》，第三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