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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
（1927年6月28日）
· 附：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说明：在单独的5页大开本纸上是手写的修改方案，题为“我的修改方案”并标明：Г·叶夫多基莫夫。叶夫多基莫夫对文献的正文作了28处修改，部分修改写在托洛茨基的打字稿的行间。这次把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方案放在托洛茨基文献的正文里，但加上了方括号和排成仿宋体。此外，在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方案的扉页上有托洛茨基手写批注和季诺维也夫给托洛茨基的信，现作为单独文献发表（见本卷文件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52和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53）。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51
最近时期，斯大林集团对反对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以前对反对派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把反对派分子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和全体工人分开，党对反对派的纲领作错误的通报，歪曲他们对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观点，向党的和非党的工人群众隐瞒或错误地阐述（对无产阶级革命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明反对派的路线和指示正确的所有事实、现象和过程，以完全扼杀党内民主和积极性的规模和形式进行镇压，彻底践踏列宁同志在党内产生分歧的情况下教导党的一切，那么现在甚至这一切都不够了。]像完成斯大林的直接任务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扎列茨基、罗济特等人，除了向官方机构，还向党的和非党的舆论灌输［就其卑鄙和恶毒的程度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论调]，说一旦战争爆发反对派有可能不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
例如，1927年6月22日第143号《真理报》的社论公然写道：“反对派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困难，从而使人们对他们在危险时刻能否忠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疑问。”在6月2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谴责了这些话。主席团委员中没有一个人公开为《真理报》的文章辩护，虽然我们这些下列签名者公开称此文是对左翼的卑劣诽谤，充满了热月式的仇恨。［完全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说法相同。]
这种鼓动越深入，即深入到基层支部、非党人士中间，它就越具有粗暴的和无耻的性质。它日益露骨地责备反对派帮助张伯伦，而且越来越卑鄙无耻地公然暗示反对派直接为张伯伦效劳。［这种鼓动越深入，即越深入到基层支部、非党人士中间，这种腐蚀工作的“执行者们”越觉得可以不负责任和无所约束，他们的鼓动也越具有粗暴的和公然的性质。它日益露骨地责备反对派帮助张伯伦，而且听众得到的消息越少，政治上越不成熟，受斯大林体制的压制越厉害，反击的可能性越小，也就越卑鄙越肆无忌惮地公然暗示反对派直接为张伯伦效劳等。]
［本段开头作如下修改：“在党内制度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样卑鄙的诽谤和诋毁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每个正直的党员都清楚它们是极其荒谬的。鉴于下述事实……这种诽谤的荒谬更是一目了然（别的就不用说了）。]鉴于下述事实：最重要的外交职务现在都由反对派担任，其中很多人已公开表示赞同83人的声明，这种诽谤和诋毁不仅令人厌恶，而且极其荒谬。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在柏林，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巴黎，加米涅夫、阿维洛夫-格列博夫在罗马，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卡纳特奇科夫在布拉格，乌菲姆采夫、谢马什科在维也纳，奥谢姆在君士坦丁堡，姆季瓦尼在波斯，克拉耶夫斯基在南美洲，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反对派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或经济代表维护着工人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仅丧失革命荣誉，而且丢掉残存的健全理性的人，才会说反对派同张伯伦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政治上问题是这样的。英国政府现在是苏维埃国家的主要敌人。斯大林集团现在实际上是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斯大林集团偏离阶级道路［将“偏离阶级道路”改为“背离阶级道路”]，寻求普塞尔的帮助和支持反对张伯伦，竭力讨好普塞尔，接受他的最后通牒，美化他的作用，掩饰他的背叛。由于反对派抵制这种政策，所以斯大林集团为了保持自己同普塞尔的友谊而对反对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清楚，博尔杜因-张伯伦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代言人是普塞尔、希克斯之流的“左派”。保持同他们的联盟意味着加强张伯伦和削弱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现在正造成这些后果。但是，由于斯大林集团现在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所以该集团把对它的政策的任何批评都说成是破坏工人国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马列茨基之流发动整个运动和进行迫害、诽谤时，都把社会主义祖国［和党]同斯大林集团等同起来。这里已经不仅仅是热月的思想，而且是纯波拿巴主义的思想。［关于“波拿巴主义”必须修改。]很多多数派代表担惊受怕地注视着这种令人厌恶的背离。但是，他们被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吓破了胆，因此只是关起门来进行柏拉图式的谴责，而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提供活动场所［把“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提供活动场所”改为“让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炮制遭到这种制度压制的党的舆论，在他们的背后是……”]，在他们的背后是清楚该干什么和走向何处的斯大林。
斯大林在中国抓住不放而且抓到最后的是蒋介石，而后是冯玉祥，是汪精卫，而在英国是普塞尔。一方面寻找同妥协的和叛卖的上层，甚至同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友谊，另一方面却对俄国的和国际的反对派（乌尔邦斯集团等）进行越来越残酷和越来越疯狂的迫害。［这样提乌尔邦斯集团是不够的。必须指出他们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立场和活动。必须指出，其他所有的说法都是诽谤。（见《真理根》评路特·费舍在议会的发言。）必须指出，这里把斯大林关于马斯洛夫是挑拨者的诽谤性的批评同苏联的批评混为—谈。]
［关于这个集团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立场。]
在对内政策上，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向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上层看齐，公开让康德拉季耶夫、萨德林、尤罗夫斯基一类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式和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式专家靠近领导工作。斯大林不仅不拒绝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个要求对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他的过分颂扬，而且公开地接受对他友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这种颂扬。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党内也不得不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计划：流放反对派，用一切手段清除、镇压他们，不让自己的政策受“反对派的腐蚀性毒害”（乌斯特里亚洛夫语）。
斯大林的路线是从下层转向上层［说“从下层转向上层”是错误的，这里是从阶级转向阶级，而不是从下层转向上层的运动路线，（列·达后来也说过。这个地方必须修改]，从工人、雇农和贫农——转向富农、官僚、资产阶级专家，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转向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从英国的矿工和码头工人——转向普塞尔、希克斯和西特林。这是一条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向小资产阶级妥协上层的路线，而这个上层则是通向大资产阶级的桥梁。斯大林的政策越露骨，它的后果暴露得越明显，反对派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就越不能容忍。斯大林越是感到自己无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方法的基础之上，他就越得用组织扼杀的方法取代思想斗争。但是，由于斗争只限于党内，这些方法已经所剩无几。斯大林集团不得不把斗争转移到党外，以便有可能对反对派公开地采取国家暴力的措施，而不是党的措施。
斯大林集团现在正全力准备这种新的斗争阶段，而且准备工作——一部分是通过官方机构，一部分是采取非官方的方式即通过官方机构中的个别斯大林派别成员进行的。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纪念会上批评马尔丁诺夫等人的几句话被说成是呼吁非党人士反党的号召书，并添油加醋地加以渲染。为此专门炮制了“欢送斯米尔加事件”。托洛茨基在车站上讲的惟一句话成了他的特殊罪行。这句话是：“困难的时期正在来临，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加倍地认识到自已是革命的列宁的党的忠实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使斯大林集团有可能尽快地把反对反对派的斗争转移到党外，并且不受党的方法的限制。
在最近整个时期，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实际上已经转到非党人士之中。与此相适应，改变了和正在改变斗争的口号。“反对派想掠夺农民”［这是旧的，而不是新的口号]，“反对派想挑起战争”，“反对派同张伯伦站在一条战线上”——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它同以反对派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的新口号。根据斯大林的总计划，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跑得更远。［应当说：“在支部里，有些被一年半的严厉批评、卑鄙的陷害和最近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或者是一些有意挑唆的人常常提出……”等。]在支部里经常有人提出一些纯粹黑帮的和决非偶然的问题：反对派靠谁的钱开展自己的工作？虽然反对派的整个工作就是捍卫自己的观点，除了坚定的信念和政治勇气，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钱”。
斯大林的政策的阶级变动有自己的逻辑，必然促使他的集团越来越卑鄙。把反对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只是一个阶段，一个小小的阶段。在目前的政治方针下，特别是在目前的党内制度下，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可能一方面执行依靠普塞尔、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方针，另一方面又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留在中央。这两种趋势是不可调和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必须让位于马尔丁诺夫，因为马尔丁诺夫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上的斯大林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并且得到了唐恩的赞许。
在斯大林的政策显示自己的结果之前，在这个政策表面上看来取得胜利之时，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打的是消耗战。但是当他的中国政策遭到骇人听闻的、现在已经是双倍的破产以后，当在英俄委员会的整个路线遭到致命的和彻底的崩溃以后，斯大林觉得必须打歼灭战。他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现在巨大的历史事件正以反对派所说的方式落在他的头上。
斯大林在中国的方针导致并将继续导致工农革命被资产阶级妥协上层不受惩罚地粉碎，而斯大林却想不惜任何代价仍然保持与它们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加强了英帝国主义，有助于它反对苏联的行动。
斯大林在英国问题上的立场巩固了总理事会的立场，有助于提高普塞尔和其他叛徒的威信，加强了帝国主义的这群走狗，使他们有可能在决定性关头支持顽固的刽子手反对英国工人（两次大罢工和反工联主义者法）、反对中国革命和反对苏联。总理事会现在已经转入对我们的攻击、并且把英俄委员会的分裂变成了有助于张伯伦实行其孤立苏联的政策的行动。
在国内，斯大林旨在夺取上层［“夺取上层”的说法不恰当。必须换一种说法。]的政策实际上遭到了更大的破产区别仅仅在于，这方面的后果今天还不那么明显，原因是还没有受到外部的检验。［应当说：“由于没有受到外部的检验和由于党员群众对一系列事实、现象、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和政治进程根本不了解”]战争的危险使这种检验日益临近。83人的文件说的正是这一点，现在赞同这个文件的已经有几百名［提出准确的数字]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同志。对城乡小资产阶级上层的让步没有使他们接近无产阶级，相反，却提高了他们的要价。所有这些阶层都向往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斯大林越让步，越向乌斯特里亚洛夫谄媚，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就越是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更迅速更彻底地粉碎作为党内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堡垒的反对派。越是向上层、富农、“殷实的中农”、官僚主义者、乌斯特里亚洛夫式的专家让步，城乡劳动群众中的惊慌、担忧、困惑和不满就越厉害。斯大林制度不让这种不满具有固定的党的表现形式，以便改变政策。［把：“以便改变政策”改为：“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根本改变政策”。]反对派是群众的深深忧虑和内心不满的惟一表达者。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反对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不成为区区少数。［把“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反对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不成为区区少数”改为：“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党完全丧失了在目前状况下正确确定方向的可能性，党员群众丧失了有组织地表达自己对党内生活、苏联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系列最重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有真正成效的、有布尔什维克觉悟的态度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原因，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党的决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以党的名义’的权利丝毫不符合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即在正常的党的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而且应当形成的力量对比，以及最终不顾斯大林及其所有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助手们的各种诡计和努力而形成的力量对比，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这一信念是基于深信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基于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基于党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基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基于党的列宁主义的锻炼，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动力的科学的列宁主义的分析。”]
斯大林的政策是在各阶级之间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本身是不稳定的。很多重大事件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它完全被中国革命的事件所推翻。在中国，理论上取得胜利的是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而政治上取得胜利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轨道。［“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轨道”的说法，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而以前政权处在什么轨道上呢？处在无产阶级-农民的轨道上吗？应当说：“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从假民主的资产阶级轨道转到反动的资产阶级轨道（或反动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轨道）”。]
在我国，情况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坚信，将来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斯大林的政策在逻辑上正在导致这种结果。他同反对派的斗争正在解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使他们对敌人和明天的叛徒错误地抱有希望，不相信真正的革命的朋友，通过对臆造的左的危险进行蛊惑人心的陷害的方法使无产阶级对日益迫近的来自右边的真正的阶级威胁丧失警惕性。［如果接受我以上的修改方案，那么当然需要在文字上进行一些修改并转到本段的第二部分。此外，我认为，必须把结尾放在本段并指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内曾试图把对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的指责说成是对党的指责”。必须指出，当我们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我们党，首先指的是党的无产阶级部分，而当我们说热月的方法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情绪对，我们从未在这里指整个党，我们总是确切地指出说的是谁。]
由斯大林集团合法和不合法地挑起的党内斗争正接近最高潮。开除出中央是斯大林给其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设下了例行陷阱［尽可能用别的说法代替“例行陷阱"的说法],同时训练他们并使他们逐渐养成用非党的手段迫害反对派的习惯。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走在前面开路。斯大林集团的下一步是自动选定的。如果它今天把伪造的数字强加于我们，那么，它明天就一定会把伪造的行动也强加于我们。［建议删掉。]斯大林集团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动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反对反对派，就像1917年7月阶级敌人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样：“铅封车厢”、“与反动派勾结”、“外国的黄金”。［建议删掉。]斯大林的方针正在导致这种结果。导致这种结果并导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有伪君子或政治上的瞎子不承认这一点。［而整个党呢？（我这是指“伪君子”和“政治上的瞎子”）。我认为，结尾应当大致写成这样：“但是，党不会无止境地容忍这样的制度。在列宁的党内扼杀活生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的手段越尖锐（和越卑鄙），这种对党和革命极有害的斯大林制度就会越迅速地被消灭。]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尽管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移和官僚主义的歪曲，［建议删去“尽管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移和官僚主义的歪曲”]苏联对我们来说是社会主义的祖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派将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和热情为这个袓国而斗争，即决不能像大多数斯大林新官僚们那样麻木不仁。［建议这样说：“反对派将同全党一起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热情为这个祖国而斗争”，而结尾（关于斯大林的官僚们），建议删去。]
但是，我们同样明确地声明：斯大林的政策注定要导致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国家，先是隐蔽的，后是公开的。［把“导致变”改为：“由于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毁灭。像在任何过程中一样，这种逐渐背离在一定阶段上……［注：叶夫多基莫夫作了两处修改的本页手稿丟失，档案库中也没有。——编者注］
在这种转变的道路上有反对派这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壁垒。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在这座壁垒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具有经过伟大事件的烈火检验的绝对正确和坚不可摧的信念，我们将把反对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背离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预见到将对我们进行连续不断的诽谤。我们将预先揭穿这些诽谤。已经知道了斯大林准备的热月的迫害的方法。我们公开提醒我们党和国际工人阶级防备这些方法。我们极端轻蔑和愤怒地谴责把苏维埃共和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的做法。党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上，纵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武装起来的，否则，党就不成其为党，而中央委员会就不成其为中央委员会。我们极端愤怒和轻蔑地谴责把社会主义祖国同斯大林集团混为一谈的做法。我们将毫不妥协地同斯大林的路线作斗争，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祖国免遭外部的危险和内部的蜕化。［这一点应当保留，但应当换个说法。]
打倒热月的谎言和诽谤！
把普塞尔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分子赶出联共和共产国际！
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
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祖国——苏联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列·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
1927年6月28日
附录
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列·达：
1．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没来得及看。我的意见是：鉴于文件至关重要（和非常尖锐）——请再给一两天时间研究一下。应当用一页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并将它作为出发点。关于中国和武汉稍微多说一点。
2．今天必须写好关于中国的文件——至多到明天。已经有了冯（玉祥）和蒋（介石）给汉口政府的最后通牒。当然，他们将投降。应当考虑到今天的社论。
3．您关于粉碎施基里亚托夫的信，我（和其他看过的人）认为是成功的和必要的。而关于布托夫终究是“胜利”。罗伊津今天进行“反驳”。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6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9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