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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人声明

〔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

(1927年5月)



英译者注:
  《八十四人声明》起草于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并在上海屠杀工人后不久。那个时候,反对派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党内传播文件并寻求对声明的签名支持。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会议(1927年5月18-30日)前夕,此文件广为传播,并于五月日提交联共政治局。然而反对派无力让群众听到他们对中国政策的批判——他们的抗议声明无法公布,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拒绝召开特别会议,哪怕公开这些记录,去讨论相关的问题都不肯。最后,托洛茨基被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起辩论,在当时他还有这一权利。(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发言收录在《列夫·托洛茨基论中国》)。然而,他的发言遭到了《真理报》的讨伐,被说成是破坏纪律和对党不忠,而发言在未公开的速记记录里也被略去了。
  托洛茨基后来认为当时发表声明是想“让更多人承担起责任,只有这样,每个人肩头遭受的打击才会减轻。”(《关于反对派策略的通信》,英译本第332页)。这是左翼反对派在1926年10月声明放弃派别行为之后的转变,试图重新赢得党内无产阶级核心的支持。尽管这一声明是在中国的灾难以及与英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写的,但它同时也提到了更多的国内事务,坚持反对派的民主权利,并要求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
  声明中的有些参考资料可能对读者来说并不熟悉。在1927年春天,联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开展一项叫作“生产合理化”的运动以提高工业效率。通过这一措施,工人被分割成原子化的个体,流水线制度被引进,更多的机器被使用,更多规范将被树立。因为官僚主义的胡乱管理,生产合理化运动推出没多久就被工人们看作是裁员前奏,大家都认为机械化可能让自己丢掉工作。
  附言里的“《真理报》上的专断的马尔丁诺夫路线”,指的是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Alexander Martynov)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此人之前是孟什维克右派,反对十月革命,1923年则加入执政党。他是中国“四阶级联盟”理论的创始人(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党),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被迫留在国民党内作为附庸——因为共产主义者要同进步资产阶级合作。
  “‘新的’学派——所谓的‘青年’”指的是一批受布哈林影响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门徒们走得比布哈林更远,在布哈林的一些想法上他们的观点更明确。他们是马雷斯基(Maretsky)、谢斯基(Stetsky)以及其他一些“红色教授”,他们鼓吹依赖那些在农村“经济上强势”的农民,在报刊杂志、大学和宣传部门里散布新民粹派思想。
  这份声明抗议说,党报压制反对派要求同国民党决裂的呼吁。实际上,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并不赞同马上跟国民党决裂,这只是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支持者们的主张。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直到1927年夏季中旬国民党左派开始驱逐共产党员了才同意托洛茨基的见解。1931年,托洛茨基说拉狄克的投票让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在反对派核心分子中占了上风,这导致了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显得很暧昧。(见《托洛茨基论中国》英文本,第492-493页)。
  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英国工会在1927年3月支持英帝国主义轰炸南京。尽管如此,苏联领导拒绝同英俄委员会决裂。四月间,苏联工会的代表在柏林同英国工会代表见面,重申了对英俄委员会的支持,尽管后者拒绝拥护共产党发起的“帝国主义从中国撤军”的提议。5月12日,英国当局袭击了苏联在伦敦的贸易代表处,并在国内发动了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
  《致共产党员的公告》(英文本)(1927年7-9月),由杰夫·怀特(Jeff White)从法文翻译,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根据俄文进行了校对。有些名字的拼法以及他们的入党日期与“121人声明”(1927年12月3日)略有出入,可能是因为这份文件是从手稿上草草打字整理的,文件一开始被称作《八十三人声明》。后来有500人在上面签名,最后有3000人签名。

(野耕译)
译自《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27》(英文本,纽约探路者出版社)




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下面的信,从它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在出现了如下的情况之后写的:蒋介石的叛变和柏林协议已经表明,中央的多数派在一些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政策以及在一些国内问题上的明显的投机,使得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把这封集体的信件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现在,英国的保守党人已经使外交关系陷于破裂,其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对中国革命以及对英国本身的工人运动的政策的优柔寡断。由此而形成的极其紧张的形势,使这个党的文件具有十倍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处境越是困难,则越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正确的路线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假使掩盖错误,那就是闭着眼睛走向深渊的边缘。有人叫喊说:现在英国正在破坏外交关系,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却瓦解自己的队伍,或者更坏的是,我们想要“利用”这些困难,——对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叫喊,我们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而冷静地置之不顾。我们在列宁的学校中已经学会了对一切附有条件的东西、伪善的东西、装点门面的东西以及同政治格格不入的东西不予理睬。我们面临的任务和困难越严重,就要越坚决地提出党的国内外政策中的一切主要问题。例如在革命和战争这样一些问题上,玩弄一文不值的花招,一个劲儿等待或者瞎忙一气向来是无助于人无济于事的。
  在这里无须重复说,我们需要和平政策。假使战争真的在我们头上爆发了的话,那么每一个工人、每一个雇农和贫农,以及另一方面,每一个富农、每一个官僚和每一个耐普曼都会提出问题: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它是以什么名义而发动的?它以什么方法和手段进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危险也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的一切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言论和行动上给予明确的答复。国际无产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些答复,而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模棱两可、束手无策、在各个阶级之间摇来摆去、举棋不定——可能使我们陷于灾难。相反地,一条明确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则能够使我们得救,并且一定会使我们得救。
  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最近以来它人为地被剥夺了讨论以及集体解决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命运所系的问题的机会。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有人为它、为这个党操心并且作出种种决定。在严重危机的时刻,这样的制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一批老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声明。中央委员会能够而且必须给党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并从而使党能够有充分的把握去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在这条唯一的拯救党的道路上,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支持中央委员会。


格·叶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伊·斯米尔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6日。

  

致联共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在领导中国革命当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只有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才能加以克服。讨论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时的那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在党内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形势,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由布哈林等人领导的党的理论机关刊物)上所进行的片面的“讨论”,以及对反对派的观点的有意歪曲(例如硬说它要求退出国民党),表明中央委员会中的领导集团企图通过迫害反对派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一切都在把党的注意力转到错误的方向。
  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由于中央在党的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路线,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声明。
  一、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在中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问题还在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遭到了失败。
  尽管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尽管上海工人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举行了起义并且占领了该城,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拥有起义农民的强有力的支持;——总之一句话,尽管取得“中国的1905年”(列宁语)胜利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工人为资产阶级进行了火中取栗,而且迄今为止是扮演了工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注定要扮演的那种角色。
  把中国工人(尤其是上海和汉口的工人)武装起来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然而,英雄的上海无产者却没有武装起来,即使现在,汉口的多数工人也还没有武装起来,虽然在汉口是“左派”国民党占统治地位。(而两个月以后,蒋介石就在汉口消灭了共产党人,并且把权力夺过去了。——作者)
  在中国的“领导”事实上只限于发布指示:不能组织革命的罢工,不能武装工人,不能彻底发动农民反对大地主,不能出版共产党的日报,不能批评右派国民党中的资产者先生们和“左派”国民党中的小资产者,不能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不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以便不致“推开”资产阶级,不致“吓跑”小资产者,不致动摇“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作为对此的答复和答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如本来应当料到的那样——枪杀中国工人,而且今天请求日本帝国主义者、明天请求美帝国主义者、后天又请求英帝国主义者来帮助自己。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其中包括联共党内的广大党员),大家对于中国的失败都感到十分迷惑莫解。有些人昨天还在告诉全世界说:中国的国民军队是红色的军队,蒋介石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中国——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会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现在,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路线针锋相对,有人却在发表一篇篇无可奈何的文章和讲话,说什么:中国根本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中国大体上刚刚在经历封建时期的开端;中国人不会读书写字等等;在中国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纲领和建立苏维埃,还为时过早。那些人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在扩大错误。
  中国的失败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对苏联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帝国主义者如果能长期“制伏”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进攻我们苏联。中国革命的失败可能使反对苏联的战争异乎寻常地迫近。而在这种情况下,党却被剥夺了彻底讨论中国问题的机会,而中国问题对于它——共产国际中的第一个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准彻底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粉饰中央领导核心的错误路线,却组织一次冷冷清清的——当然是片面的——讨论,即对反对派的迫害。
  二、去年英国的总罢工,被总委员会[1]出卖了,背叛了,遭到了失败。矿工的罢工也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千千万万的群众大大地向左转了,尽管在这次英国的大罢工中,改良主义的背叛和卑鄙行径空前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但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所取得的成绩却极其微小,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方面的领导举棋不定、首尾不一和一贯地行事半途而废。苏联工人在经济上对英国矿工的支持是很出色的。但中央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支持了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的权威,而且恰恰是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极其危急的时日里支持了他们。我们从而帮助他们站住了脚。最后,在最近的柏林会议上我们又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承认总委员会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的代表(甚至是它的各种观点的唯一的代表),而且赞同了不干预英国工人运动内部事务的“原则”。
  在中国事件的背景下,英俄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决议就尤其显得糟糕。托姆斯基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另一些代表在全国际的报刊上宣称:柏林会议具有“亲切的性质”;一切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些决议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所谓胜利等等。
  这一切胡言乱语只能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到新的失败。
  柏林会议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强盗行径只字不提,它根本不要求帝国主义的军队撤出中国。当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始了反对中国革命的公开战争时,英俄委员会罪恶地保持沉默,即恰好做了英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事情。
  那些今天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背叛英国无产阶级利益——而且甚至是在英国工联的自由这样一个问题上背叛——的人,一旦发生了反对苏联的战争,这些先生们会扮演他们在1914年已经扮演过的那种卑鄙的叛徒角色,对此难道还容置疑吗?
  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错误路线,这二者之间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样的路线现在也通过共产国际的总政策表现出来了。现在,在德国,成百名左派无产者和先进工人被开除出党了,因为他们同俄国的反对派共同发表了声明。右派分子在各国党内越来越占极大的优势。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德国、波兰、法国等国)仍然没有受到惩罚。从左的方面进行一点轻微的批评,就导致分裂。苏联共产党和十月革命的威信被利用来把各国共产党拉向右转,使之离开列宁的路线。由于这一切,共产国际不能按照列宁的方式来准备和进行战争。
  三、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以及在英俄委员会方面的错误路线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国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苏联的经济总的来说已结束了自己的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工业、农业以及苏联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中,我们或者是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甚至在合作化方面成绩也很可观。这些成绩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列宁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成绩也是对十月革命的敌人的最好的回答。事实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全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在这一方面显示了初步的成绩,因此,正在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准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
  但是,在取得了这些重要成就的同时,由于是恢复时期,也出现了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和我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有些人向党员群众隐瞒这些困难,这就反而增加了困难。他们不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情况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用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来款待党。这种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导致的结果是:党越来越难以看到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阶级内容。而革命的目前时期的种种消极现象,恰恰在于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阶级分化,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的处境。
  工资和失业问题越来越尖锐。
  错误的政策加速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富农、耐普曼、官僚分子的增长。这就导致如下的结果:我们不再可能为了工业和全部国营经济而适当地、正确地利用国内现有的原料。大工业既落后于国民经济向它提出的要求(商品匮乏、物价高、失业),也落后于整个苏维埃制度向它提出的要求(国防),这就使得苏联的资本主义成份加强了,——尤其是在农村。
  工资不再增加,而且在个别部门甚至有降低的趋势。近来,劳动生产率一般都已提高,但是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工资,而照例却采取如下的作法: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增加工资(参看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所作的第2条决议)。这就意味着,苏联的工人从现在起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同时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而只能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和体力来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尽管劳动强度基本上已达到甚至已超过战前的水平,现在却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政策是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失业的增长不仅牺牲由农村来的人的利益,而且牺牲基干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的失业比已经登记的要多。失业大军的增加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
  在许多地方,工人的居住条件,无论就居住面积或使用条件而言,都仍然跟过去一样地恶劣。
  减少对成长中的工人的资助以及取消免费的学习时间,使青年工人的状况大大恶化。
  显而易见,由于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因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之间的关系,对于工人国家的命运来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得微乎其微:虽然反对派在中央二月全会上赞成关于降低物价的决议案,而整个官方的宣传鼓动却指责反对派,说他们不愿意降低物价。这样的宣传鼓动使党误入迷途,使它不去注意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降低物价的问题根本并没有接近于解决。因此,城乡消费者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
  农民的分化进行得越来越快。中央领导核心从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起,到要求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止,发展到了对农民中的分化讳莫如深,加以抹煞,同时在实践上依靠经济上强大的农民。在十月革命的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却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三百五十多万农业工人在各地的苏维埃、合作社和党支部中只扮演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贫农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和帮助。最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农业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农村中的分化,即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由于这一切,农村对我们的支持被削弱了,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联盟变得岌岌可危了。只有同富农的剥削倾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个联盟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这种斗争的重要意义却被抹煞,这种斗争的发展却受到阻挠。这样的政策构成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长期地日积月累,有朝一日会突然爆发出来。可是,党和苏维埃的整个官方机构却向左开火,并且对真正的即来自右边的阶级危险大开方便之门。
  免除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即贫农和贫苦农民的农业税,——这一建议被用来进行打击迫害。然而,这一建议被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越来越证明是正确的。在五十来亿的预算当中,几千万卢布只具有非常微小的意义。可是向贫苦农民征收这个数额,却会加速分化的过程,并且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阵地。“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列宁语)。这应当是我们的农村政策的基本路线。
  去年9月,我们读到了由三位占据最负责的岗位的同志(李可夫、斯大林和古比雪夫同志)签署的一个呼吁书。其中说:似乎反对派,即我们自己党内和我们自己中央委员会内的一部分人想要“剥夺”农民。呼呼书允诺要通过节约每年缩减三至四亿卢布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实际上这个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厉行节约的斗争,又把工人折腾了一番,而没有取得任何令人可以感觉到的结果。
  工业的合理化带有偶然的、时作时辍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性质。它导致的结果是:尽管成本并没有因之而有所降低,却有越来越多的一批批的工人被抛入失业的行列。
  必须取消最近两年来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的一切决议,并且一劳永逸地明确:如果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改善工人阶级“这一基本的生产力”(马克思语)的状况,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既不可能发展经济,也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
  为了有可能解决党当前面临的经济建设问题——而且何况又是在国内的阶级结构错综复杂、外国对苏联的进攻日益迫近的情况下——,由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延迟,必须首先活跃党内民主,加强党同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积极的联系。
  我们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铁的纪律。可是,我们也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党内民主。
  全党必须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团结成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它和全体党员群众一起,切实地而不是官样文章地共同解决有关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一切问题。
  最近以来,党内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党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的积极性大大地降低了。下层的广大党员群众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自觉地参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
  这表现为,而且不能不表现为工人阶级同党的关系中、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活动中的一些消极的现象。
  现在党内流行的制度被完整地搬到了工会中。俄国工人阶级具有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进行三次革命的经验;它以自己优秀儿子的鲜血奠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它创造了英雄主义和组织的奇迹;这个工人阶级具有一切先决条件去广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量和组织力量。但是,现在流行的制度,妨碍工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充分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遭到削弱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告诫党说:正确地挑选人材是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可是,现在的方针恰恰是对这些指示的否定。事实上,一些最积极主动、技术最熟练的党员同志,一些热爱事业的经济工作人员,经常不断地被赶出企业,一无例外地被那些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却善于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阿谀奉承的分子所代替。党的制度中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不正常现象,就这样在千百万群众的极其重要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上反映出来。
  四、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战争危险正在增长。现在,苏联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先锋队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争(或者至少是尽可能长久地推迟战争),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只有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才能贯彻到底的和平政策。
  苏联的事业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使苏联避免迫在眉睫的新战争危险,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通过同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结成联盟,无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用同珀塞尔、西特林之流结成同盟的办法,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斗争以制止战争。只有越过那些叛卖的领导人并且与之作斗争,才能把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和非党的工人吸引过来和发动起来去进行反战的斗争。
  我们坚决主张,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协助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以文件为根据对中国最近的事态进行详细的、认真的、毫无偏见的讨论(并且要吸收了解我们观点的同志参加),以便共产国际执委会能够广泛地提出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以便不仅使我们党,而且使国际的共产党报刊能够详细地、彻底地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自然应有必要的保密)。
  苏联国际地位的巩固有赖于苏联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加强。不增加工资,恶化工人的居住状况、增加失业,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对贫农的错误政策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由于经济政策中的缺点,我们被削弱了。由于英国工人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被削弱了。最后,由于错误的党内制度,我们被削弱了。
  我们党的总的政策就是吃了右的方针的亏。既然现在对反对派实行有计划的打击,于是,部分地存在于我们自己党内、大量地存在于党外的非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就横行无阻,弹冠相庆。打击左派必然使乌斯特里亚洛夫[2]倾向获胜。乌斯特里亚洛夫早就以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名义,要求对反对派实行这样的打击。乌斯特里亚洛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彻底、最坚决、最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些自满自足的行政人员,那些紧跟领导的职员,那些爬到了领导岗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小资产者,——所有这些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脚跟站得越来越稳,他们越来越趾高气扬。这是地地道道的新的新经济政策分子。他们的后面站着专家——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追随者,而最后一排还有以经济上强大的农民为幌子的耐普曼和富农,真正的危险就来自这里。
  这种投机在国内问题上暴露得不像在国外问题上那样明显,因为国内的一切过程,其进展比英国的总罢工或中国革命要缓慢得多。但是,政策的总倾向在两种场合下都是一样的,这种倾向在国内事务上进行得越缓慢,它将来就可能表现得越严重。
  列宁说,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农民占优势、官僚主义的腐化现象很严重的国家中的工人国家。这话是在1921年初说的。列宁的这个定义现在尤其具有生命力。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城乡的新资产阶级成了一股严重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击反对派,这无非是意味着企图在维护团结的虚伪的喊叫声中(恩格斯说:“任何分裂的罪魁,团结喊得最响亮。”[3])诋毁和狠狠打击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的左派。这样的狠狠打击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联共党内的右派会很快地得到加强,无产阶级的利益显然会要屈服于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五、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党的团结,尤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在列宁的学校中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应当通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路线来谋求团结。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在非法的年代里,然后是在1917年,当我们在战争的包围中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在1918年,当我们在空前苛刻的条件下解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后来的年代里,列宁领导下的党都公开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找到了达到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团结的道路。在比现在的条件要更加严重得不可比拟的条件下,那种作法拯救了我们。
  主要危险在于:对党和工人阶级隐瞒了分歧的真实内容。要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党的面前的任何企图,都被说成是妄图破坏党的团结。这条错误的路线是由上面机械地确定的。这会造成一种表面上的团结和形式上的平安无事。然而事实上,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工人阶级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种情况大大妨碍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以及它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一旦出现急剧的转折,一旦遇到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打击,就必然给我们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正是为了党的团结一致,根据列宁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中央委员会预防这种危险。
  应当如何克服分歧,如何端正阶级路线,而又丝毫不损害党的团结呢?
  就是要采取列宁在世时的一贯的作法。
  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应作出如下的决定:
  (1)至迟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三个月召开一次专门的中央全会,以便事先讨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
  (2)这次全会应提出一项任务:尽最大的可能草拟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各项决议。因为通过这种作法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团结并且真正消除党内斗争。
  (3)该全会应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坚决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重新接纳已被开除、但请求共产国际重新接纳并且站在共产国际基础之上的同志,以便在各兄弟党内搞好充分的团结(当然,这与卡茨[4]和科尔施[5]之流无关)。
  (4)如果在这次非常的全体会议上难免产生原则分歧,那就应当把分歧及时地表述和公开出来。每一个同志都应当有机会在党的面前、在报刊上和会议上维护自己的立场,列宁在世时我们就一直是那样做的。
  (5)论战应当在严格的同志式的、切切实实的界限内进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
  (6)无论中央委员会的或个别组织、个别党员、一批党员的提纲草案,都应大致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在《真理报》上(或《真理报》的附刊上)和地方报纸上发表。
  (7)党的出版机构也要努力为那些愿意向党摆出观点、但至今没有在党内获得多数的同志出版小册子、文集和各种书籍等等。
  (8)进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准备工作当中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团结的口号,——苏联共产党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的口号。

  附言:我们的声明,由于要经过大家签名,自然就出来得晚了一点,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必须把它拿出来,现在来自上面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正在加紧进行,而借口是,他在5月9日的一次所谓非党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凡是听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演说的人,或者有机会看了那个演说记录稿的人,都会片刻也不犹豫地在那个演说稿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真理报》渗透了马尔丁诺夫的方针,他的演说用温和的和无可挑剔的形式表达了党内广泛人士的担心。不言而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演说仅仅是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表面上的借口。从我们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迫害反对派的运动的直接准备工作,在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就已开始了。
  看来,似乎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的直接目的,是要实现这样的企图: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不经过党代表大会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以便在准备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和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减少一个对错误路线的批评者。对中央委员会持反对派立场的其余的党员,明天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玩弄这样的花招,除了使党受到损害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之一,是根据列宁的建议而选出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由于政治局的阻挠,现在他不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却不让他参与讨论世界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只能声明:那些只想用行政权力的命令来代替思想斗争的人,没有丝毫的政治勇气。撇开事情的政治意义不谈,这里的问题是粗暴地破坏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正式的权利。排斥和搞臭列宁主义者,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不是达到团结的道路。我们的这个声明很可能被作为指责我们搞派别活动的借口。“新的”“青年”学派中那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官员和“文人”,将会特别卖力。而我们的信件的锋芒之所向,其中也包括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危险的时刻会首先置无产阶级的事业于不顾。我们提出这个声明,就是履行人们始终认为是置身于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行列中的革命者和党员的义务。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名。我们毫不怀疑,还有其他许多现在在苏联的不同岗位上、或者在国外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只要及时了解到了这件事情,也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毫不怀疑,这个文件中阐述的观点,会得到我们党内大部分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工人的赞同。谁了解工人和我党党员的真正的呼声,谁就明白,情况一定会是这样。
  本文件最初是由八十三位同志递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签名的人数很快就增加到了五百人。1927年7月l日就已达到而且还超过了这个数目。签名者的总数约为三千人。许多签名者都是非常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下列的同志,我们注明了他们的党龄:
  别洛博罗多夫(1907);维斯涅夫斯卡娅(1905);武约维奇(1902);瓦西里也夫(1904);瓦尔金(1907);A·格尔季克(1902);H·戈登(1903);叶梅利扬诺夫(1899);叶甫多基莫夫(1903);舒克(1904);季诺维也夫(1899);萨克斯-格拉德涅夫(1906);库克林(1903);卡弗塔尔泽(1903);穆尔多夫(1903);奥斯特罗夫斯卡娅(1905);皮达可夫(1910);拉狄克(1902);谢烈布里亚科夫(1905);伊·尼·斯米尔诺夫(1899);萨姆索诺夫(1903);索斯诺夫斯基(1905);捷尔·瓦甘尼扬(1912);恰里托诺夫(1905);沙罗夫(1904);齐布尔斯基(1904);叶尔增(1898)。


译自《苏联左翼反对派(1923-1928)1977年西柏林德文版第五卷第84-95页》

译者:杨彦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年第2期




注释:

[1] 指英国工联总委员会.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26页。一译者注

[2] 乌斯特里亚洛夫(1890-?)立宪民主党人,在苏俄内战时支持白军;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因为他始终相信苏联必然会恢复资本主义。

[3] 恩格斯的原话是:“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徐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译者注

[4] 卡茨,德国共产党汉诺威地区极左派的领导人,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反对统一战线政策,1926年被开除。

[5] 科尔施(1886-1961),1926年前参加德共,因反对1926年4月的苏德协定而遭开除,此人也反对统一战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