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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独秀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讲话
——《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后记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7日
五十二、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为什么服务？为了理解现状，预见未来。预见应该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同志的预见的情况：在蒋介石政变的一周之前，他保卫此人，吹捧他，号召利用右派，利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联系（4月5日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在我们分析的提纲中，斯大林提供了另一种预见的范例，它也得到了生活的检验。我们对斯大林提纲的批评中的核心问题是这样表述的：“新的革命中心是否已经存在，或是需要建设它。”斯大林断言，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中国“有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斯大林断言不能建立苏维埃，因为这意味着反对武汉中心，即反对中国南方唯一的政府的起义。我们称这个对形势的界定是“错误的、浅薄的、庸俗的”。我们称所谓的武汉政府为“武汉上层”，证明在中国南方，在内战急剧地转到另一条阶级路线上时，还没有政府，它还有待建立。
在5月15日 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4月29日）上的讲话。当斯大林撰写自己的提纲和我们批评这个提纲时，无论是斯大林同志还是我们，都还没有这份讲话。陈独秀不是在对形势的整体分析，而是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界定局势的。他对新的革命政权说了些什么？他干脆声称，认为武汉政府是革命专政的机构“是错误的”，“它还不是工农群众的政府，而仅仅是领袖们的同盟”。但须知这与我们反驳斯大林的话一字不差。
斯大林写道：“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之外，并没有其他政权。”[1]
对此我们答复他：“机关官僚对革命政权的态度就从这些话中透露出来····阶级来来去去，但国民党政权的连续性是不变的。但是，仅宣布武汉是革命中心是不够的，而是让它事实上成为革命中心”（参见本书第63页）。这样，不对中国革命者，首先是共产党员说明，如果武汉政府现在就狂妄地认为自己是中国南方的唯一政府，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不无情地抨击已经葬送了如此之多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粉饰和伪装；不对着没有自信的、摇摆不定的武汉中心的耳朵大声喊：不要被表象陶醉，别让自己的称号和宣言的喧嚣把耳朵震聋，着手基础工作，唤起民众，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建设革命政权。斯大林不仅不这么做，还抨击苏维埃口号，支持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小集团的偏见和那些倒霉的革命者的迷信，后者害怕人民的苏维埃，相信在国民党空头支票上用墨水写的神圣的誓言。
五十三、陈独秀同志依据自己的观察界定形势所用的语言，与我们在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界定形势的语言一般无二：不是革命政府，而只是上层联盟。但这绝不意味着，陈独秀同志本人从他准确地界定的形势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被错误指令束缚住手脚的陈独秀得出了与他本人的分析相反的结论。他说：“一旦国民政府区域内的形势发生变化，外国干涉和军阀进攻的威胁消失，我们面临的任务就将是开始建设真正的革命民主政权。”
我们应该直接公然地说：接受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无异于接受必死无疑的捷径。想要把建设依靠人民群众的真正的革命政权推迟到危险消失之时，却不知最要命的危险就在于，中国南方不是革命政权，而只是上层联盟。由于这个主要危险，包括军事危险在内的所有其他危险都增加了十倍。为了尽可能保卫自己免遭外国和本国军阀的打击，应该巩固加强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自己，没有其他途径。把脑袋藏在沙子里是藏不住的，什么样的魔术都帮不了我们。应该唤起群众的热情，他们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进行斗争和牺牲。应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可能深入地掌握群众。应该不失时机地尽快给他们提供行动的革命纲领和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没有任何其他途径。把建立革命政权推迟至有人用某种方式消除了军事危险时，就是走必死无疑的捷径。
五十四、在土地运动方面，陈独秀同志诚实地承认，党的土地纲领（减租）是完全不够的。他说：“农民运动变成了夺取土地的斗争。农民自发地起来，想自己解决土地问题。”接下来，陈独秀公然声称：“我们推行过于和平的政策。现在必须剥夺大地产……”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展开这些话的内容，则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因而也是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土地问题上的此前路线的最严厉的谴责。中国共产党不是事先预见到土地革命的进程，预先准备口号，并通过工人、革命士兵和进步农民让它们深入到广大农民之中，而是极度落后于自发的土地运动。难道还能有更加可怕的尾巴主义吗？“我们推行过于和平的政策”。但在自发的土地革命时代，革命党的和平政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所能犯下的最沉重的历史错误。在农夫自发地为夺取土地而斗争时，和平政策（减租）不是用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而是用自由派的妥协政策取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明白这点的人，只能是被虚假的国务智慧败坏的庸人，绝不是革命者。
但是，从自己对党对土地运动态度的正确的，因而也是致命的界定中，陈独秀得出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干脆是致命的结论。他说：“现在必须剥夺大地产，但同时对小土地所有者让步，不能不考虑他们。”这样提问题的方式，原则上是不能否定的。只是应该明确地界定，谁，在中国的什么地区算是小地主，在什么范围内和如何考虑他们。但接下来陈独秀说了下面的话：
但是，要剥夺大地产，也必须等待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当前唯一正确的解决方式，是只有在革命扩展后再深化它的原则。
这条道路是最最可靠的死亡捷径。农民起义只是为了夺取地主土地。我们的党在与自己的纲领和名称的可怕矛盾中推行自由派的和平政策。陈独秀自己宣称，
“现在（？）必须剥夺大地产”。但马上又想起，“不能陷人极左”陈独秀的原话），他补充说，剥夺地主土地，应该“等待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先扩展革命，然后再深化它。
但须知，这是盲目地重复早就知道的、民族自由派欺骗群众的陈词滥调：先胜利，再改革。我们先“扩展”领土—一为谁？为地主？然后—在胜利之后—在闲暇时再进行“深化”。对此，每个聪明的、有头脑的中国农夫都会这样回答陈独秀：“如果在今天，在武汉政府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急需我们农民的帮助时，它都不敢或不想把地主的土地给我们，在它挣脱了包围、在我们的帮助下战胜了敌人之后，它给我们的土地就像蒋介石给上海工人的一样多。”
应该十分清楚地说：被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领导束缚住手脚的陈独秀的土地公式，客观上只是让中国共产党放弃现在在中国展开的土地运动，而土地运动将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浪潮。
为了加强和深化这个浪潮，需要农民苏维埃打出土地革命的大旗，不是在胜利之后，而是在现在，为了保障胜利。
为了不让农民浪潮被打碎、分散，应该通过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苏维埃，把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让城市手工业者一商贩贫民和工人代表联合起来。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和军队之间打进楔子，应该把士兵代表纳入革命苏维埃的链环中。
应该尽快勇敢和坚决地深化革命，不是在胜利后，而是现在，否则胜利就不会来临。
深化土地革命，农民立即夺取地主土地，将会削弱蒋介石，在他的军队的士兵中引起混乱，在他的农民后方引起骚乱。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胜利之路。
莫非我们在二十年内完成三次革命，就是为了忘记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吗？谁在土地革命中推行和平政策，谁就必死无疑。谁拖延、犹豫、观望、错过时机，谁就必死无疑。陈独秀的公式是葬送革命的最最可靠的捷径。
一定会有诽谤者说我们的言论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的仇恨。须知当初也曾有人说过，我们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立场意味着对英国共产党的仇恨。事件证实，对英国共产党员来说，作为可靠朋友行动的，正是我们，而不是官僚庇护者。事件将证实—它们每天都在证实一—与那些好心的官僚相比，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批评是出于对中国革命更加严肃的、更加马克思主义的、更加革命的态度，前者总是事后为一切进行辩解，而不能事先作出任何预见。
陈独秀的讲话不加任何注释地刊登在《真理报》上，也没有一篇无情地揭露它的致命方针的文章，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让每一个革命者产生严重的担忧。因为事关的是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
我们不想听那些满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安慰者和催眠者的话。事关的不是个别错误。事关的是错误的错误。事关的是错误的基本路线，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这一路线的完整的表达。
必不可少的曲终和弦
在5月9日的《社会主义通报》的一篇社论中，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这样说的：
抛开对头号共产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外壳，未必能对提纲中勾勒的“路线”的实质有许多反对意见。尽可能留在武汉国民党内，尽最大可能地抓住它的左翼和武汉政府；“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不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事实上，现在，在“统一战线”显然是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打碎了如此之多的器皿之后，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未必会有比这更加明智的选择了。[2]
这样，在4月23日的《社会主义通报》上承认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十分理智地”和“完全按孟什维克方式”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之后，孟什维克最新一期中央期刊的社论又声明，“未必能对提纲（斯大林同志的）中勾勒的“路线＇的实质有许多反对意见”。这一政治路线的吻合未必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通报》接下来以嘲弄的口吻说到（我们逐字引用）“拉狄克的路线，它使人可以在“左”的口号（退出国民党，宣扬”苏维埃制度”等）的掩饰下，事实上干脆“退出游戏”，走到一边……”
在这家杂志上，用《真理报》社论和小品文的语言来说明拉狄克路线的特点。否则，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须知拉狄克不能在刊物上公开谈论自己的路线，不然的话，党就会知道，拉狄克的路线已经被发展的整个进程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通报》编辑部不仅用《真理报》的语言叙述拉狄克的路线，还用与《真理报》上的文章完全一致的观点来评论它：唐恩认为，反对派路线使人可以“在左”的口号的掩饰下，事实上干脆退出游戏，走到一边”。
我们在《真理报》的社论上已经读到过，如果采用反对派的路线，就应该为中国革命“哭丧”，中国共产党就应该退回到“自身之中”，放弃“伟大事业”和“宏伟计划”，这是“宣扬取消中国革命”。1927年3月16日《真理报》的社论就是这么说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与唐恩说的一字不差，更确切地说，唐恩关于反对派所说的话，与《真理报》在其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一字不差。唐恩赞成斯大林的提纲，嘲弄用极左词句来掩盖其取消派行为的“取消派分子”拉狄克。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拉狄克的取消派是著名的革命家唐恩认为的那种取消派。这就是《社会主义通报》的社论要教给那些还能学习的人的东西。
正好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开幕前夕收到了所摘引的那期《社会主义通报》，真是意味深长。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充分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7日
[1]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2] 《社会主义通报》第9期（总第151期），第1页。
感谢 施用勤 翻译、辉逐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