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致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
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1．政治局做出不刊登我的文章的决议。指的显然是两篇文章——文章《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我把它寄给《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文章《可靠的道路》，我把它寄给《真理报》。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邀我出席，哪怕是遵循外在的程序也应该这样做。
2．指出不刊登文章的原因是它们批评中央委员会，带有争论性。换言之，正在确立一条规则，据此所有党员和党的全部刊物都只能应和中央委员会，不论它说了什么，不论它做了什么，也不管情况如何。
3．我认为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正是这条根本错误的路线保证了中国反革命四月政变的成功。与广泛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一反对派“拿困难投机”—不同，我们建议在禁止旁听的全会上讨论今后中国路线的问题和我们政策中的全部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证明我们的意图是以务实方式重新审查和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做记录，因而也不存在“利用”的意图。政治局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一起，拒绝召开这样的全会。这样，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内严肃地讨论问题来纠正根本错误的、就其后果是致命的路线的尝试，因政治局的原因没有成功，而像以往一样，政治局总是自动地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2]的支持。
4．此后，突然出现了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它加强和加重了根本错误政策的最错误的方面。除此之外，拒绝与我们一起在禁止旁听的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在没有我们出席的“私下”会议上，这个问题当然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的政治局，最后还批准了斯大林的提纲，此后禁止任何人在刊物上提出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轻易获胜，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对此毫无准备，为什么我党可怕地陷在马尔丁诺夫错误政策的网中，为什么斯大林的提纲把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推进机会主义的泥潭，为什么《社会主义通报》昨天如此坚决地赞成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今天则赞成斯大林的《提纲》（1927年5月9日）等问题。
5．莫非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整个路线是可以装进瓶子的微不足道的琐事？莫非这样能够帮助培养中国共产党？莫非共产国际各外国支部能够这样发展？莫非我党能够这样生活？这样的官僚乌托邦能够想象吗？
6．政治局决议说，我们打算强行把党拖入争论。如果把争论理解为预先准备好的“队伍”的机关喧嚣、口哨、喊叫，为镇压反对派而组织的特别战斗队员践踏支部，用威胁和分裂的叫喊惊吓工人支部的话，我们当然是不想要这样的争论的。但恰恰是这样的争论充斥着我党的生活。我们希望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讨论，至少从党的理论机关报和中央机关报开始。
7．确实，我们希望讨论中国革命的命运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命运问在列宁领导时期和我党整个历史上，这样的讨论为什么都认为是正常题。难道有谁会认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颁布的提纲，在每个具体时刻对党来说都是历史发展的最后裁决？我们确实想讨论这些问题，向党证明并说明这些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推行它们有折断中国革命的脖子的危险。
8．中央委员会不想争论。但须知事关的是对中央委员会本身的批评。可以说，每个中央委员会对争论的兴趣越小，它的路线就越错误，它被事件所推翻就越明显、越残酷。我不认为，在我党的历史上，曾有过类似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但这不是昨天的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立即结束它。但作为命令的错误已经以十倍的力量转入明天。我要说的正是这点。政治局“不想”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政治局有权禁止讨论事关政治局本身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吗？
9．政治局不想争论。为什么？显然是为了“不打扰”党。但须知正是政治局就虚构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虚构的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展开了人为的、上面制造的争论。没有告诉党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了什么（至于我，我可以在他说过的每一个字下面签上我的名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没有发表。把事情说成是会议不是党的会议，实际上，会议是党的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有部分非党员群众。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开足马力。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干预。当“争论”以连续方式进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10．现在在全国，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为了不让任何人对革命领导的错误发表意见，为了有可能让每个批评者受到在非党会议上反党发言的追究，专门推行党支部的开放会议。这是制度。这是上面组织的制度。这是为窒息党的思想而从上面组织的制度。难道真的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没有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交流看法的强烈需要，尤其是现在，政治局不是在自己犯下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是以命令的方式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党已经变得十分清楚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一个正派的党员都必须作出抉择，他应该说：“如果我对党隐瞒自己的批评，比让某些非党群众违背我的意愿听到我的批评，要危险得多。”
11．我们希望党讨论上海灾难的条件和原因。为了阻碍此事，中央委员会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极其平静、极其温和的讲话变成党的“灾难”。 尽管是危急时刻、困难重重、危险重重，等等，上面还是惊吓党，打扰党，恐吓党，对着党的耳朵喊叫，说什么季诺维也夫动员非党群众反党。企图借助于就人为夸大的理由进行的单方面的、残酷的、害人的争论，妨碍党平静地讨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在机关的、单方面争论的喧嚣声中，禁止刊登我们的文章。为什么禁止？因为斯大林无法回答它们。
因为 他的提纲的匆匆拼凑的、可悲的、无思想的词句虽然让唐恩十分满意，但被批评一吹，就会烟消云散。
12．以局势困难、外来的危险、迫近的战争威胁为借口，禁止讨论最根本的问题。对这些无可置疑的危险，反对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比他们更早地预见到了这些危险，而且作出了更深刻的评价。危险就在眼前，而且十分巨大。但须知这些危险中的每一个都由于领导的错误而百倍地危险。危险的主要源头，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它在没有所必需的革命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崛起。我们以错误的政策妨碍这个基础的及时建立。在现阶段上，这击垮了革命，重创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如果再沿着斯大林提纲的道路走下去，中国革命的形势，因而也是我们的形势，将会变得更糟（参见陈独秀的讲话）。那时就会以加倍恶化的形势为借口来加倍地禁止任何批评的声音。在这种方针下，领导越是错误，就越不可能对它进行批评。
13．在这里，全部问题都被翻了个个儿。在有利的条件下还能沿着错误的路线前进。困难处境越是困难，就更加不可抗拒地要求正确路线。如果错误路线，如果领导顽固坚持的错误路线以新的失败和震荡威胁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的话，在看到并意识到错误的情况下还对它们保持沉默，就只能是可怜的、无个性的官员，或是卑鄙的钻营者，顺便说说，现在在我们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用人为制造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的喧嚣声和起哄来压制对有争议问题的原则性的政治讨论，意味着对普通党员的恐吓手段，让他们失去个性，从而让机关更加凌驾于他们之上，让钻营者如鱼得水。
14．我对所有东西直呼其名，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中，吞吞吐吐是于事无补的。一切都可以暂时压制：批评、怀疑、问题和愤怒的抗议。但列宁把这样的方法称为粗暴的、不忠顺的。它们的粗暴和不忠顺不是因为它们的令人不快的形式，而是因为它们本质上与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不能把中国革命驱入瓶中。这是谁也做不到的。秘密筹备的粉碎反对派，只有以外在的机关方式才能成功。我们捍卫的路线经历过世界历史最重大事件的烈焰的检验，得到布尔维主义的全部经验的巩固，并再次得到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悲惨经验的证实，虽然是以相反的方式。压制这条路线是不可能的。但给党和共产国际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则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是我想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清晰明确地所说的一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1] 译自K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т. 3, стр. 43-46。
[2]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任何一个关于党员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没有一次对政治局、组织局表现出丝毫的独立色彩，就不用说对书记处了。
感谢 施用勤 翻译、辉逐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