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
（1926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38
尊敬的同志们：
领导党的某种体制所引起的党内危机无疑已经成熟，需要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加以解决。对此大家都有同感。问题仅仅在于选择什么方式来解决危机。面对近期就要作出的重要决定，我们准备在这封信中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
1．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在一系列文件中，首先是在声明中，我们指出了那些把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领导的政策分开的深刻的原则分歧。不管这些分歧如何严重，但分歧本身并不是党目前所遇到的极其尖锐的危机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背离阶级路线的那些倾向是可以得到纠正和消除的，而且不会动摇和威胁党的统一——但是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拥有正常的党内制度。然而主要危险怡恰在于目前党内制度完全使党丧失了表现自己、说出自己的意见、拨正党的路线和确定党的领导成员的可能性。列宁在遗嘱中极其明确地描述了对党构成威胁的远期的和近期的危险，遗憾的是，当时党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分裂必然会导致党的分裂；但这种前景极其遥远，而且也不大可能发生。在列宁看来，更严重得多的分裂危险来自机关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正是这第二种危险极其尖锐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在各阶级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分歧非常严重。然而，只有当无产阶级丧失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领导农民的可能性时，这种分歧才有可能动摇党的统一。这种危险没有现实意义。至少它没有对党构成直接威胁。党内制度则不大一样，它使党没有任何可能对自己的领导施加必要的影响。党对自己的机关没有任何影响。在党的机关的帮助下总书记周围逐渐形成的小集团把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无数的解释工作说明，向党解释的只是党的机关背着党、未经党同意、未向党通报所决定的事情。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对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重大改组。当时，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除列宁格勒外，全党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要党同意已作出的决定时党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些问题。7月，对党的领导进一步怍了改组（将季诺维也夫同志赶出政治局，把组成斯大林集团核心的几个同志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在七月全会之前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建议本身是在最后时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来的，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全会召开前几天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根本就未涉及政冶局的组成。党要做的只不过是听取对七月全会决定的解释，接受新的领导。
早在四月全会之前就知道，斯大林集团的上层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并保证使斯大林取得对托姆斯基[1]、李可夫[2]和布哈林[3]的绝对优势。一些属于多数派的政治局委员提到这个计划时非常气愤。当时还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拉舍维奇“事件”。该计划来自斯大林集团的整个组织政策。拉舍维奇“事件”后来只是部分完成这个计划的一个借口。我们当时在声明中已经指出，近期内将会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进一步改组党的领导。开除季诺维也夫同志，让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政治局内，让加米涅夫同志留任位居第八的候补委员，目的是不使党受到太大的惊吓，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逐渐地、分几次完成对党的领导的根本改组，以便后来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并“通过解释”迫使全党接受未经党的同意甚至未向党通报就决定的东西。为改组党的领导而提出来的那些借口实质上只具有次要意义。计划早在找到这样或那样一些合适的借口之前就炮制好了并开始实施。列宁在遗嘱中谈到斯大林滥用机关权力的危险时警告党注意的正是这种计划。
我们早在四月全会期间就对斯大林集团关于党的领导的组织计划提出过警告，今天我们再一次认为有必要指出，现在问题不单纯是粉碎目前的反对派和把反对派从党的领导机关开除出去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使任何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都不可能出现的领导集团。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党的领导今后必然发生分裂。以上指出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企图建立由那些过去同领导没有关系，不知道在列宁生前领导如何形成，接受的主要是斯大林集团上层的教育并被斯大林集团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党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
[1926年8月]
[1] 托姆斯基，米·巴·（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同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当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任总书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36年自杀。
[2] 李可夫，阿·伊·（1881〜1935）——1898年入党。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31〜1936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22〜1930年为政治局委员。1933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3] 布哈林，尼·伊·（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判处死刑，1988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