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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日记）
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9日）
编者注：1925年在俄共（布）内部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没有统一的纲领，共同之处就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撤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因此列宁格勒就成了“新反对派”的基地。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66
一、目前争论的根源和方法
1．目前在列宁格勒组织和中央之间正在展开争论，而且其性质越来越尖锐，这场党内争论的社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任何一方均未提出应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力量对比的任何明确的实际建议。党可以断定，租赁制和劳动力雇佣制均未经党内斗争即取得合法地位。降低农业税也是如此。在研究有关粮食采购运动措施时未发现中央委员会分成主张提高价格和降低价格的人。在确定提高工资幅度问题上也是如此。党可以断定在确定1925〜1926年度国家预算时同样未见分歧。换言之，在直接或者间接与确定工业及其各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促进农业（体现为农民各阶层）的幅度，或者确定工人在国民经济产品中的份额（工资等）有关的所有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受到列宁格勒组织支持的少数派之间并没有发现有分歧。最后，对上述所有工作作了总结，并且构成中央向党代表大会提交决议的基础的十月全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2．然而围绕着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展开的斗争却越来越具有尖锐的，主要是组织斗争的性质，它只是部分地而且相当不定型地在报刊上和各种辩论中得到反映。党，或者确切些说，其较了解情况的高层，成了围绕无产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问题展开的极其激烈的机关斗争的见证人和半被动的参与者，但双方并未提出彼此对立的一定的立法提案或原则纲领。
3．至于分歧实质，那么如上所述，分歧无疑是由于各基本阶级所确定的方向，由于它们力求在新的发展阶段确定或明确自己的相互关系，由于他们未来的担心等所造成的。至于分歧的形式和方法，则它们完全是由近两三年来所形成的党的制度条件所造成的。
4．至少在目前阶段，确定分歧的实际阶级实质极为困难，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机关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它甚至已比一年前更加落后了。列宁格勒一致或几乎一致通过反对中央的决议，同时，莫斯科组织也一致——竟无一人持异议——通过反对列宁格勒的决议，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令人深思了。显然，在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基于党的书记处机关人员构成和工作，而不是基于群众本身生活的地方因素。一定的群众情绪已经不可能通过群众组织、各级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只能暗中拐弯抹角地或者通过社会动荡（罢工）的途径传到党的最高层，对思想起到一定的推动，然后凭某个部门机关主管人的意愿才能得到落实。
二、分歧的实质
5．然而列宁格勒成了反中央的机关反对派的阵地并不是偶然的。党对农村长期采取的种种复杂策略，农村在国家整个生活中经济上和政治上比重的增大，农村内部分化的加剧，工业对有支付能力市场的滞后，经济中这种或那种失调的暴露，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来自农村的失业者的压力——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恰恰不能不激起无产阶级中最善于思考的分子对未来的担心。是否出现了由于预见失误和领导错误，或者出于客观原因（实际上自然两者都有）造成的某种失调，事实总归是事实，这些事实由于未经全党舆论有步骤地进行研究，不时引起担心情绪，这一情绪又导致机关张皇失措情绪的爆发。列宁格勒的情况无疑就是如此。
6．如果拋开蛊惑宜传、流行口号的探索、机关自卫手段等等不说，那么应该说列宁格勒上层所持立场是官僚主义地扭曲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最先进分子在政治上对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前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心。
附注：同列宁格勒组织领导人结盟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总是把他错误理解的农村和私人经济流通的利益同工业的切身利益对立起来，提及这一点决不是否定上文所引用的对列宁格勒反对派作用和意义的评述。机关暗中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几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互相纠结在一起，乱作一团。这些思想倾向显然会在斗争的进―步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然而十分显然的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搞活整个商品流通而准备牺牲工业利益和外贸垄断的这一立场，并未改变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意义。后者是机关上层分子以官僚主义蛊惑宣传的手段去迎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我国发展整个进程的担心。
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人没有这种担心，或者列宁格勒所有工人都有这种担心。问题在于，这种情绪表现在什么地方，是如何表现的，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书记处机关。
7．斗争暂时具有在上层暗中进行的性质，使得它的思想反映具有极端公式化、教条化，甚至烦琐哲学的性质。党的思想受到机关意见一致的压制，遇到新问题或者新危险的时候，总是绕道而行，总是纠缠于抽象议论、回忆往事和没完没了地引经据典。现在，党的注意力似乎都被报刊上对我国整个制度下理论定义的讨论所吸引了。
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8．1921年，在改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特别坚持把我国形成中的整个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当工业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时，人们有很多根据认为，工业将主要通过建立合营公司、引进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等的途径来发展，即采用由无产阶级国家监督、指导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形式来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的销售者，因而应是把工业同农民联系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实际发展却更为顺当。国有工业已占据决定性地位。同国有工业相比，不仅合营公司、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而且手工业生产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很小。合作社向下销售的商品主要来自国营托拉斯，即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机构。赋予合作社本身另一种属性，尽管其基层分支机构依托于分散的私人商品农民经济。合作社成为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机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舞台。
显而易见的是，对我国经济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般定义此刻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一定义既不适合国有工业也不适合农民经济；用最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合营公司、租让企业、租赁企业等）来称呼整个经济体系，这就荒唐地地破坏了整个比例关系。
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在1923年争论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被笼统地用于我们的整个体制，其中包括用于国营托拉斯，明显地违反了列宁对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含义。当时，列宁所描述的是不甚理想的前景，即初期纯国有工业的作用很小，而私人资本主义特别是外国资本的作用很大。
9．然而如采把围绕这一问题出现过的混乱——这是由于用不加批判的引章摘句取代了列宁的活生生的分析所造成的——先置之一旁，则无疑可以说，围绕“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形式上的学理主义斗争，反映了由于近几年来农产品供应不足、党的思想极力想重新审视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
10．1923年秋，党的官方思想确定，主要危险似乎在于工业发展过快，这一发展还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工业上的主要口号曾经是：不要冒进。是通过静态而不是动态来理解和阐释工农业的相互关系的，即根本没有提出过如下设想：工业是主导因索，正因为如此，工业应当“超过”农业，引导农业前进，而在正确的领导下，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会前所未有地加快经济发展的整个速度。整个经济方针具有最低纲领的性质。工业的五年计划和其他纲要、运输业、信贷等由于这样的处理都被缩减到可笑的程度。整个经济政治发展空间都被涂抹上对农村市场现状消极膜拜的色彩，每一具体时刻都未充分估计到或者领悟到工业作为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工业不应消极地去适应市场现状，而应动态地去形成和扩大市场。
现在，事后再谈1923年在农业和工业领域提出的告诫和教训似乎已经应验了，这同近两年半以来的实际发展情况完全相矛盾。由于逐季度有时是逐月的需要的直接压力，预测和计划，报刊所说的畏缩和舍本逐末的做法总是在不断地修改，同时不仅预测，而且还有直接领导都不可避免会遭受破坏。［按准确的时间顺序提供修改各种生产计划的图景，包括揭示向国外订购机车间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托洛茨基注］
11．现在，我们正处于收尾时期。工业商品的不足对出口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冲击着工业。不言而喻，当前的收尾工作根本不同于苏维埃政权开头几年的收尾工作。当时是经济逐步下滑的结果，现在是增长造成的。然而收尾工作极为鲜明地反映出，在评估经济发展前景时，领导思路令人吃惊地犹豫不决，奉行最低纲领主义，对现实可能性估计不足。
12．这种预见和现实令人吃惊的背离不能不引起工人阶级最能思考问题的那部分人的担心和疑虑。预测说，不能冒进，不能赶速度，否则会脱离农村。而现实表明工业到处都十分危险地滞后，在工业计划方面必需匆忙作出临时安排。除此之外，又是收尾工作。
13．在所谓商品干涉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商品干涉的口号——即建议不能忘记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不能忘记必须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来调节国内市场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被宣布为对富农的让步。这一方针包含着对国外市场的消极恐惧，其结论会导致封闭的民族经济理论。现实完全推翻了这种提法。商品干涉是由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促成的。它表明，什么能成为加速国有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出现消极后果，是由于它违背了预测和计划，匆忙加以修改。
14．越来越清楚，计划工作并不是把受到财政人民委员部限制的部门计划，同预测的或者通过统计所确定的私人经济活动消极地挂钩。国家计划工作依靠强有力的工业、运输业、商业和信贷业的联合体，表现为有意识地提出大规模经济任务并且创造完成这些任务的条件。最低纲领主义或孟什维主义作为对待任务和可能性的态度、方法，不仅存在于政治中而且也存在于经济工作中，况且现在的政治十分之九在于完成经济任务。生产上的最低纲领主义一方面是对国有工业主导作用估计不足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对工人国家所拥有的潜力和方法估计不足的产物。
党需要有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新方针。国有工业应当成为经济计划工作的中心环节。其基础在于，既在其内部相互关系上，也在其同私人经济的相互关系上，把国有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坚实、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