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保卫母亲和为文化而斗争
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
周致言 录入
本文是托洛茨基在1925年12月7日在第3届保卫母亲节儿童全苏大会上的讲话。这份讲话在1925年12月17日《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刊登。
李实 译自英文版《妇女与家庭》，美国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
同志们，你们这个保卫母亲和儿童的会议，是饶有价值的。因为你们开会的行动内容显示出，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正在从各个方面同时同步地开展。直到昨天，我才有机会读到提交会议的论文；这些论文用小册子的形式印发——尽管我还没有时间全部读完。叫（原文为教。——录入者注）一个多少是站在旁边做出观察的人（虽然本质上没有人有权利在你的工作之外旁观）吃惊不已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们的工作已经非常具体和深刻。从我们1918~19年就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提出各种模糊未清的问题以来，我们已经跨前了一大步，按我们的共同经验具体而彻底地把问题思考，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并且没有忽略必须的前瞻，也没有小题大做。这就是我们在所有领域的工作所得到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的成就在就在保障母亲和儿童的论文内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表达。
同志们，这个论文最惹人注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相信这点对其他读者也同样适用）是由列别杰娃同志做的关于婴儿死亡率的数字表。这个数字表叫我不胜惊愕，你们在这个场合大抵已经更为具体的讨论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仍是要深入探讨这一点，哪怕这样一来是重复了你们的讨论。这个数字表罗列了从1913~1923年一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对于这个数字表，问自己和别人的第1个问题是：表内罗列的数字是真的吗？无论如何，这数字表应由公众加以评估。我认为必须把这个数字表从论文中抽出——因为只有你们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才能接触到这本论文集——使之成为报纸以至于苏维埃和党的有争论性的财产；必须加以统计学的整理和核对。而一旦核查无误，应该把它列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极有价值的成就，记录在案。
按照这个数字表看来，在1913年当俄罗斯比我们现在更为富裕时——是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集体，较我们现在是要更富裕的（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是迈向1913年的水平，但累计上仍未达到。，而即使我们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两方面完全等同1913年的水平，我们尚有一段长程才能到达那时候的累积和国民财富）——但尽管是这样，弗拉基米尔森的婴儿死亡率，在1913年全年是29%，而现在是17.5%；在莫斯科省那时是接近28%，而现在是14%左右。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声音：真的！）我不敢提出争议。我只要说：你们是知道的，这个国家是应该要知道的。这个数字的比较必须在众目睽睽下小心核对。国家的生产力和累积水平这样低下，而婴儿死亡率又这样下降——叫人多惊奇。假如这是事实，那么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和更为首要的，是你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努力取得的最无可争议的成就。假如，这是事实，那么这项成就不仅要在全苏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布。而要是在经过核对后，这项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并且在公众舆论上方面也是这样的话，那你们便必须庄严地宣布，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完全停止和战前的水平比较。眼前的这个数字表显示出，在莫斯科省一岁以内的婴儿死亡率是战前的一半。然而我们在战前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状况是贵族老爷气的和乡巴佬气的状况，也就是最为恶劣的状况，最为可怕的状况。盖过这些状况的成就，令人非常欣慰；然而战前的状况不能永远拿来作为我们的准则。我们还要寻找其他准则；我们在这一刻并且要从已经变得文明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寻找这个准则——譬如在资本主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婴儿的死亡率是多少呢？
而就是在这里——在你们的以至于所有其他人的工作上，我再一次发现到一种全盘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得过且过主义方法和近似的处理问题的态度。谁若紧跟着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作，都能观察到同一种进程（原文为同一码子。——录入者注）：直到昨天，乃至于今天，我们过去是而现在仍是看着战前的水平来工作。我们说我们的工业在去年达到了战前水平的75%；今年以10月1日开始计算，将会达到——譬如说，95%，而如果万事顺利更会达到100%满分。然而按照这一事实本身我们已经停止了和战前水平相比较了。我们并不想要达到已经成为我们野蛮主义历史一部分的战前水平，但是我们需要同样分担来自国外的加诸在我们肩上的压力：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资产阶级敌人们较我们更有文化，更有实力；工业较我们更优越；在资本主义结构下，他们有一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较我们更低，是有可能的。因此，据我，看这个数字表大可成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你们工作的转折点。我们应鉴定这个数字表，列为普及觉醒的指标，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拿战前的水平来比较，而应与那些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来比较。
母亲和孩童的命运，按其最基本的特征来说，首先是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其次，是这个社会的成员间的财富分配，也就是其社会结构。一个国家在结构上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处在比社会主义结构较低级的社会阶段，却较为富裕一些。这就是历史现在呈现给我们的案例：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要无可比拟地富裕得多，但其财富分配和消费制度，却是属于前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社会结构以其所能容纳的多种可能性，必须替自己制定出一条准则、模式、目的和任务，应比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的要无可比拟地更高得多。可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面仍然较我们无可比拟地高的多，我们必须把赶上他们定为我们的即时任务，以便稍后能够把他们甩得老远（原文为老远抛离。——录入者注）。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克服了一个障碍——战前的水平——之后，我们必须给自己指派第二项任务——尽快和最发达的国家和的最好成就看齐；在那些国家内，贫苦大众的母亲和儿童问题所获得的关注，是资产阶级在其本阶级的利益推动下进行。
人们可能说，母亲和儿童的地位，要是首先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和一般的经济水平，其次是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财富消费和分配方式，那么——你或许要问，你们这个特殊组织的工作，还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吗？我是论辩式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包括社会主义结构在内，都有可能面对一种现象，即是在物质上改善某种特定生活的可能性是具备的，然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结构中，亦有可能碰到由于旧时的关联，缺乏摧毁旧有生活方式的主动性和勇气而派生的懒散、惰性、奴性传统和保守的愚昧性。我们的党及由党领导下包括你们的一系列组织的任务，应是日常关系习惯和心理向前迈进，防止落在社会经济之后。
从技术方面来说，横在我们当前的有一条大鞭子：来自西方的压力。我们初次进入欧洲市场买卖。我们——也就是说，国家作为商人有兴趣于贵卖平买；然后若要买卖成功，就要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就需有良好的技术和高水平的生产组织。那就意味着，我们初次踏入世界市场的这一步，就是把我们放置在欧洲和美国的技术鞭子之下。在那里，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要向前迈进。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所有问题，包括由此而联想到的母亲和儿童的命运，有赖我们能成功的接受全世界的竞争。我们和本国资产阶级已经算清账，我们的国家工业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正在蓬勃发展，私有工业在市场上打到国家工业的危险已经不存在——这是无可争议的有数字可以确证——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们一旦踏出国际市场那里的竞争对手是强大有力的多和有教育的多。在哪里我们在经济领域上有新的目标——赶上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并在稍后超过他们。
我们昨日为距离莫斯科130公里的沙杜拉发电站揭幕。这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果。沙杜拉电站是在泥炭地、沼泽地上建造起来的。我国有很多沼泽地，那如果我们能够学懂把沼泽地的潜在能源转化为电力的能动能源，就会给我们的母亲和儿童同样带来有益的效果。（鼓掌）在给电站建造者举办庆祝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有关整个文化及其所有矛盾面一幅清晰无疑的图景。我们是从莫斯科出发的。莫斯科是什么？来自外省的各个代表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当能看到莫斯科是我们苏维埃联盟的中心，是领导工人阶级运动思想的世界中心。沙多拉电站——距离莫斯科只有一百多俄里——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在规模和建设上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泥炭电力站。
从沙多尔卡[1]到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们望向窗外。森林正在昏睡，深不可及，犹如在17世纪时候。还有随处散落的村庄，与17世纪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革命诚然提高了这些村落的文化，尤其是临近莫斯科的村落；然而那里仍留有许多中世纪的思想、可怕的、落后的符号，这些符号首先就见诸于母亲和儿童的问题上。
是的，你们在农村首次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联盟内每个有觉悟的公民或许会为此祝贺你们。可是你们的论文无法掩饰，每个乡村仍有年积月累的许许多多的黑暗面——即使从莫斯科沿路到沙多尔卡也是一样。要催促所有乡村赶上莫斯科和沙多尔卡，因为沙多尔卡建立在电气化之上是先进的技术。我们在此或许会再一次想起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
敦促生活赶上，使之不会落后于技术成就，是你们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因为日常生活是令人可怕地保守的，要较技术无比地保守得多。对于男女农民，对于男女工人，崭新生活并没有第一手模式能透过示范力量把他吸引过来，他们亦没有非做不可的需要去追随那些模式。从技术方面来看，美国对我们来说：“兴建沙杜拉，否则我们将把你们的社会主义一口吞掉，片甲不留。”然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裹封在硬壳之内，并不直接感觉到这一类打击，也因此社会工作的主动性就来得特别有需要了。
我已经提过，我从论文里发现你们在深入农村方面，着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开端。E.A.费德的论文是一个提示，显示出农村对托儿中心不仅有极大的需求，而且农民也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表明农村自觉地渴望设立这些托儿中心。可是不久以前（在1918~1919年间），对托儿中心却仍然抱有极大的怀疑，甚至在城镇也是一样。要是新的社会秩序已经沿着这个方向进入到了农民家庭，这毫无疑问也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因为农民家庭也一样会逐渐重组。就这一点我有意向多说几句话，因为这是从报纸上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声音，建议我们在家庭问题上必得效仿最顽劣的农民偏见，而这些说法还是随“融合”[2]来的哩。我们的任务，事实上是从农村现有的去寻找“融合”——而既有的是不能用笔一下勾销的落后性、偏见和黑暗——寻找生机勃勃的结构，使我们能紧密相连，技术娴熟地把农民家庭拉向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前进道路，而绝对不是消极的仿效建立在奴隶制上的既有观念和传统。
在家庭和日常生活方面，有什么是我们的古老文化？在最顶层的是贵族，在缺乏文化和黑暗的基础上将其庸俗的图章印记到所有社会生活上去。我们脱胎是农民的无产阶级，即使在30年到50年间一蹴步便赶上欧洲的无产阶级，并且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学的领域超过他们，然而，就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其个人道德、家庭及日常生活的领域里，仍然留有奴隶制陈旧的、龌龊的残余。至于在知识分子和人小资产阶级家庭内，真正的现行的奴隶制更是要多少便有多少。你们不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运用某种即时的司法跃进来推翻旧有家庭的空想的任务——否则会叫你们碰一头灰，并在农民跟前自行妥协——却应该在物质可能性之内，在社会发展、法令，和沿着法律途径以取得把握的条件之内，指导家庭朝向未来前进。我无意在这个时候谈论计划中的婚姻法，这项法律目前仍在讨论中，而我保留对此的发言权。我大胆假设你们的组织也是一样，会在争取正确的婚姻法的斗争中采取适当的立场。
我只想提出一项叫我吃惊的论据。论据大自如下：怎可给予“未婚”母亲——即是未注册的母亲和“已婚”母亲相同的权利，以获得父亲方面的援助？要是法律否认他在这方面的权利，这个一来，肯定是意味着把这个妇女推向一种她原本不会置身的关系之内吧？
同志们，这是多么险恶啊，这不禁令人疑惑：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用社会主义风格来改造自身的社会吗？我们真的处在莫斯科或是阿杜尔卡而不是在两地之间昏昏沉睡的森林吗？这种对待妇女的态度，不仅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甚至是以其字面上最恶劣不堪的反动派和市侩之徒的态度。谁能够想到，作为要承受不管是多短暂的任何婚姻联盟后果的妇女，其妇女权利竟会得到我国那么过分热情的守卫？我想在毋需要列举那种提法的种种恶相了。然而那种提出问题的方法实在是一种病态性的呈现，见证着我们的传统观点，观念和习俗充斥着真正的愚昧，有需要给予当头棒喝。
在我们当前的状况下，为母亲和儿童而斗争，意味着特地要打酗酒。我很遗憾没有看到有关酗酒的讨论（声音：一篇也没有。）对不起，我来的太迟，无法提议把这一点放进议程，但我会要求把这个问题加进你们下次大会的议程；而更为重要的是加进你们现在的工作中去。没有在广泛战线上打击酗酒，便无从为改善母亲和儿童的地位而斗争。
论文并且正确地谈到，不规则的性关系是无法从书本上横加打击的，并且需要运用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来打击频繁离婚，等等。这是正确的。可是啊，同志们要评价性关系是否轻浮，往往就必须要指出：再没有比经由酗酒和酩酊大醉的影响下形成的性关系更有威胁性的了，而这种情况在受较少教育的环境是非常频繁发生的。按照我的观点，正是你们的组织必须在打击醉酒的斗争中采取主动性的原因（原文无“的原因”。——录入者注）。
假使我们把母亲和儿童命运的问题分设为一系列的问题，并特别地拣出打击醉酒的斗争，让我们便会清晰地明白到，为家庭联系和家庭关系更大的稳定性和合理性而斗争的基本形式，包含着提高人类个性水平的内容。抽象的宣传和说教，对此无补于事。为生命中处在最艰难时期的母亲和保护幼儿而设的保护性的立法框架，绝对有其需要。而如果我们的立法走到极端，这项立法当然是不会朝向父亲而却是朝向母亲和儿童的。因为母亲的权利不论在司法上多么得到保证，事实上——正由于道德、习俗和母亲的角色本身——都不能做到足够的保护，直至我们达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之前，都会是这样。因此，有需要在司法上给予母亲和儿童越多的支持越好，有需要从多条轨道上带动斗争，包括打击酗酒。在不久将来这方面将不会是我们工作中最细小的分支。
然后——我再说一遍，最基本的方法，是要提高人的个性。人的精神性越高，按照其兴趣的本质、水平，就会对自己和身旁的朋友，不论是男是女。作出要求；这个要求的共同性越高，联系性越强。则越难会破裂。那就意味着经由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及福利、文化和启蒙发展，我们在社会工作的所有领域的基本任务便迎刃而解了；而所有这些发展不会导向动荡的人际关系，反而会导向更稳定的关系，以后最终不再需要司法管制。
回到农村工作的问题。这里看来没有提到农村公社。（声音：有啊）对不起，是我看疏忽了。不久之前，我探访过两个大型农村公社，一个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地区，另一个在高加索北部的塔尔斯克地区。这些农业公社诚然仍未有我们的“沙杜拉”式的生活方式，以即是不能说他们像沙多拉代表着新技术一样，可以代表新的家庭生活方式。然而可以看到那里有着相当的蛛丝马迹；要是把包围着他们一代的乡村加以比较的话，就更是如此。公社内有托儿服务设备，是常设机构，立足于共同协作，是大型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分别各有一个房间安置男童女童。在扎波罗热，公社有一个艺术家成员，儿童房间的墙壁用油画装饰的美轮美奂。公社设有公社厨房，饭厅和聚会市图书馆，还有一处特地收拾出来的活动室，不仅是个儿童王国，和农民家庭相比较，这是莫大的踏前一步。妇女在公社里能感到自己是一个人。
同志们，我当然充分的认识到，首先，那只是一个细小的绿洲，其次，这个绿洲仍未经证明肯定可以自我扩大，因为这个公社的劳动生产力仍远未牢固。然而，就一般来说，每一种社会方式，每一个细胞，将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生机勃勃，只要这劳动生产力不停留在同样的水平或下降，就会如此。建设社会主义，确保母亲和孩童的命运，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在腐朽和贫困的基础上，只有可能倒退回中世纪的野蛮主义。可是各种全新可能性的种子毫无疑问已经在农业公社中显现了出来；尤其当农村的商品生产发展已经在富农和贫农的边缘分子间相当程度地促成了若干资本主义分层化的方式，农业公社在当前就更是有价值了，农村的各种合作社方式，所有用于解决经济、家居生活、文化或家庭问题的集体方式，对我们更是弥足珍贵了。按照论文所述，农村现在开始表现出支持托儿中心——这是迄今未出现过的——并且这些支持从贫穷的农民家里开始扩展到中农家庭去；这一项事实，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沿此下去，我们就会有无数的生产及家庭、家居生活的“沙多尔卡”小村庄，亦即是农业公社。据我看来，从农业公社的家庭及家居生活结构及母亲和婴儿在期间的地位这个观点来看，你们对农村公社必须给予特别关注。
就农民对待“共产主义灯塔”的态度，我非常有兴趣。灯塔一词，极为意义深长。灯塔指示出道路，远远为所有人照耀。在1918年里我们广泛使用这个名字，要多少有多少。然而，又有多少这类“灯塔”原来不过是昙花一现，毫无根基，甚至是轻佻而已。他们当中就已有不少熄灭！所以检查这个名词，察看这个名词是否用得其所，就非常重要。必须要说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灯塔”照耀下的地区，尽管主要住着哥萨克人和一些宗教派别如浸礼会教徒等等——而这些所有人都是相当保守的分子——可是仍未显露出对公社的古老敌意。就是说，这当中无疑存在有若干富农分子；然而由于公社多少是在友善的作风下工作，由于公社拥有三台拖拉机，并在适当的条件下为这一代的地方提供服务，通过这种“融合”，逐渐就让附近一带的哥萨克人，也渐渐熟悉了家庭和家居生活的新方式。至于之前的敌意，据我看，是没有了。这是真实的收益。
有些同志曾向我说，一些苏维埃圈子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认为农村公社不合时宜，是太超前了，是属于明日的预想，这并不真。公社是明日的雏形之一。主要的准备工作，诚然是沿着一条更为基本的路线推行：会为农村的农业工业化提供技术基础的工业发展，及用以分配经济利益的合作社的方式——否则便不可能把农村提高至社会主义，与而与此并行的，在农村里有着崭新的经济方式、崭新的家庭，及家居生活的“沙杜尔卡”们的活生生的模范，意味着自下而上的同时为明天做出准备，帮助建立起对待妇女和儿童的崭新态度。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结构的价值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是问题也有可能从另一端来着手。生产力发展并没有自身的需要。分析到最后，生产力发展之所以是必需，是由于他为崭新的人性和意识提供基础；地面上再无地主，也不再有因恐惧而生、远在天上的想象出来的天主——反之是一种吸收了过去所有年代所创造的思想和创造力的人类，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共同创造、共同建设比诞生自阶级奴隶制更为高级和高贵的崭新的文化价值和个人、家庭的新态度。生产力发展作为更高级人性的物质前提，对我们弥足珍贵；这种更高级的人性不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会是富有协作性、富有联系性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大概在许多个十年以后，运用怎样对待妇女、对待母亲和儿童的态度来给人类社会做出评价是最有可能的——而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社会，也同样适用于个人。我们活在一个政治的年代，一个革命的年代，工作的男人女人同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首先就是以革命的政治方式来形成自己。而在家庭观点和传统意识所在的觉悟细胞，又或是男人对待他人、对待妇女、儿童的态度等等——这些细胞——总是保持着就有的形式。革命尚不成对他们产生作用。幸好要感谢社会的整个结构和我们生活的年代，使得政治和社会观点寓居其间的脑细胞，在我们这个时代受激化作用的速度来的更迅速，更尖锐。（这当然只是类比而已——脑袋的活动程序是不同的）然后我们人是会继续长期观察到，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业、新社会时，个人关系的领域仍然留有许多中世纪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是我评价我们文化的准则之一，是无产阶级工人男女进步农民的个人标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应该根据工人阶级政党对待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的态度，特殊的及一般的，对这些工人阶级政党作出评价。为什么？因为拿英国工人来举例吧，若要唤起这个工人的阶级团结感情，会是相对容易的多——他会作为一分子参与罢工，甚至会参与革命——可是要令他站起来同黄皮肤的中国苦力团结一致，要他把中国苦力一视同仁，看成是受剥削的兄弟，那将证明是要困难的多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有需要冲破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民族自大的硬壳。
同志们，家庭偏见的硬壳，也是同出一辙。一家之主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而妇女是家庭里的苦力——这个硬壳，不是许多个世纪却是上千年的因袭传承的。所以你们是——必须是，将要突破这个保守主义硬壳的道德棒子；这个保守主义硬壳植根在我们古老的亚细亚本质之内，深深植在奴隶制、农奴制、资产阶级偏见以及源出自农民传统的劣性的工人本身的偏见之内。尽你们所能的去捣毁这个硬壳吧，就如你们手中握有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棒子；每个觉悟的革命者，每个共产主义者，每个进一步的工人、农民，皆有责任尽其全力支持你们。同志们，我谨祝祝你们取得伟大成功，而我首先更祝愿你们得到更多公众舆论关注。你们的工作是真正具有纯洁道德的作用，是真正健康的。必须放到我们报纸的注意的中央，使全国所有进步分子能够鼎力支持你们，让你们能够获得帮助，并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达到成功。（大声鼓掌）
[1] 沙卡杜尔是沙杜拉的昵称。
[2] “融合”〔Smychka〕俄语或“联盟”〔Flision〕，是列宁的说法，意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