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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И·门捷列夫和马克思主义
——1925年9月17日在第四届门捷列夫代表大会上关于纯化学和应用化学的报告[1]
托洛茨基
施用勤 译
文化继承方面
你们的代表大会是隆重庆祝科学院成立200周年[2]的一部分。其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在科学院声誉的皇冠上，化学决不排在最后一位。也许应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问自己：科学院节日的长时间的庆祝有什么内在的历史意义？意义是有的。它绝不是参观博物馆、去剧院和宴会所能穷尽的。这个意义何在？当然不在于外国学者殷勤地到我们这里做客，有机会确认，革命没有破坏科学机构，甚至增加了这类机构。外国学者的这种见证本身有它的价值。但科学院庆祝的意义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我想这么说：依靠十月革命法规的新国家、新社会在全世界的眼前庄严地着手掌握过去的文化遗产。
说到继承遗产，为了打消这个词在此用于什么意义上的疑问，我应该做一个保留。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说继承遗产的话，就是不尊重未来，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比过去更加宝贵，就是不尊重过去，它的一些方面有权赢得深深的敬意。但不是过去的一切对未来都是有用的。人类文化的运动不是以简单的积累完成的，而是有有机生长的时期，有严格检验、筛选的时期。很难说在文化的整体发展中，这些时期中的哪些更富有成效。至少我们生活在筛选和选择的时代中。
罗马法从查士丁尼一世[3]时确立了遗产继承资产清单的法律。查士丁尼一世前的法律规定，遗产继承者只有接受遗产的所有债务和责任，才能接受它，与之不同，资产清单遗产赋予遗产继承人一定的选择权。革命国家体现的是新的阶级，它是文化积累的资产清单一类的继承者。说得直白点儿：科学院在其200年的工作中出版的15000卷著作中，并非全部都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资产清单中！我们现在以此为生的和为它骄傲的科学创造，其中含有两个不完全等值的方面。总的来说，它被用于认识存在，研究宇宙规律，发现物质的特性和质量，以便更好地掌握它。但认识不是在实验室和课堂的封闭环境中发展的，不，它是人类社会的功能，它反映的是后者的结构。社会要求为自己的需要认识自然。但同时，社会要求用法律确立自己，为自己的机构辩护，即首先是阶级统治机构，它的早期是奴隶制、等级特权、专制权力、种族特殊性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格外感激地接受了精密科学的大量遗产，根据资产清单选择法，扬弃所有不是为认识自然服务，而是为阶级不平等和所有其他历史谬误服务的东西。
每个新的社会制度都不是完全继承，而是根据自己的结构来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的。中世纪就是这样把古代哲学的许多因素纳入基督教中，但让它们服从封建制度的需要，把它们变成烦琐哲学，“神学的婢女”。资产阶级社会也是这样把基督教和其他东西一起从中世纪继承下来，但让它经受改造，叛逆的——如以抗议宗的形式，或和平的形式——如让天主教适应新制度的形式。至少资产阶级时代的基督教应该退避三舍，为科学研究腾地方，至少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范围内。
社会主义社会对科学和整个文化遗产的态度，远非是无所谓的、消极接受的态度。可以说社会主义越是相信直接研究自然的科学，它就以越大的批判怀疑的态度对待与人类社会结构、它的经济组织、国家、法、道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和伪科学。当然，这两个领域不是用不可渗透的栅栏彼此隔绝的。但是，具有大得多的分量的遗产是在不是与人类社会，而是与“物质”打交道的科学中，即在当然包括化学在内的广义的自然科学中，这是无可争议的。认识自然是让自然服从自己的需要授意的，这里偏离由物质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客观相互关系，是要受到实践经验的惩罚的。仅此一点就为包括化学研究在内的自然历史研究避免自主的、不自主的、半自主的歪曲、牵强和仿造。社会研究把自己的努力首先用于为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辩护，保护它免遭“破坏性学说”等的侵害。资产阶级社会的官方社会科学的成就的价值不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辩护士的角色中。
只要整个科学还是“神学的婢女”，它只能以走私的方式提供有价值的结果。像上面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有广泛发展的机会。社会科学转变成资本的婢女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心理学，它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与把所有科学的概括性结论整合为体系的哲学联系起来。
我说过，官方社会科学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很少。过去和现在，这点都最好地暴露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没有能力预见明天上。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它的后果上看到了这点。我们在十月革命上看到了这点。现在我们在官方社会科学完全无力评价欧洲形势、它与美国和苏联的相互关系，并为明天做出任何结论上看到了这点。须知科学的意义正在于：为预见而认识。
遗产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无疑是自然知识，而在自然知识中，化学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之一。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在门捷列夫的标志下召开的，他至今仍是俄国科学的骄傲。
为了预见和技能的知识
在各种科学中，预见和准确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科学通过预见——在有些情况下是消极的，如在天文学中，而在其他情况下是积极的，如在化学和化学工艺中——检验自己并证明自己的社会使命。个别学者可以完全不考虑自己研究的实际结果。他的思想工作越是广泛、大胆、独立于当前的实际需求越好。但科学不是个别学者的功能，而是社会功能。社会对科学的评价、对它的历史评价，是由科学能够增强人的力量，用预见和掌握自然的力量武装他的能力决定的。科学是为了技能的知识。当勒威耶[4]依据天王星运动的“不规则”，得出存在某个以其存在“扰乱”天王星运动的天体的结论；当勒威耶依据自己的纯数学计算求助于德国天文学家加勒，[5]请他根据座标在天上寻找那颗没有护照的天体；当加勒把望远镜对准那个方位时，在那里找到了那个被称为海王星的天体，在这一刻，牛顿的天体力学庆祝了自己的伟大胜利。
这事发生在1846年秋天。1848年，席卷了欧洲的革命风暴对各民族和国家施加了自己的“扰乱”影响。在海王星的发现和1848年革命之间，两个年轻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其中不仅预言了革命事件在不远的将来的不可避免性，还分析了它们的各种组成力量以及它们进一步发展的逻辑，直到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挡的胜利和建立它的专政。把1848年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路易·菲利浦等等的官方社会科学的预言与此做一下比较，是很不错的事。
1868年门捷列夫在研究和思考原子重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把一系列其他属性和特点与作为最稳定特点的原子重量结合起来，把元素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然后在这个顺序中发现一定的无序性的存在，即某些元素的缺乏。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和它们的化学个体，像有时门捷列夫所说的那样，根据“体系” 的逻辑，应该占据体系中的空格。门捷列夫在此用自信的研究者的有力的手在敲一扇直到那时还紧闭的自然之门，从那里传来应答他的声音：“是！”甚至是三个声音一起，因为在门捷列夫指出的地方上发现了3个新元素，它们后来获得了氦、钪、锗的名称。
研究和概括思维的多么伟大的胜利！门捷列夫在其《化学基础》中，对科学创造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把它比作把一座铁桥抛过悬崖：为此没有必要下到谷底，在它的底部寻找支点，只要在悬崖的一边找到支点，然后把准确计算的拱桥抛过去，它就会在另一边找到支点。科学思维也是这样。它能够依靠的只是经验的花岗岩的基础，但它的概括像搭桥一样，是脱离事实世界的，是为了后来在早已计算好的另一点上重新与这个世界交汇。当概括变成了预见，而预见成功地通过经验检验了自己时，科学创造的这个时刻永远能够给予人的思维以最自豪的、理所当然的满足！在化学中，在元素周期表的基础上发现新的元素，就是这样。
门捷列夫在1871年——即在法国上演巴黎公社的雄浑悲剧的那一年——的预言，后来给费里德里希·恩格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们的伟大的化学家是如何对待这个事件的，是可以根据他对“拉丁文化”、它的暴力和革命的总体敌视来判断的。像不仅是俄国的，还有欧洲的和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一样，门捷列夫没有给自己提出巴黎公社的内在合理性的问题，即这是一个从旧社会中产生的新阶级，它以自己的运动给予旧社会的轨迹以“扰乱性”的影响，像未知的星球对天王星的轨道的影响一样。而在这时，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原因和内在机制，这个科学探照灯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并越过了它射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说明化学现象，早已不再需要被称为热素的神秘物质了。实质上，热素只是化学无知的概括的名称罢了。在生理学领域中，我们早就不再感到对被称为生命力——它是生物的热素——的神秘物体的需要了。原则上，今天我们只要物理学和化学就足以说明所有的生理现象了。在意识领域中，我们不再需要灵魂体，它在反动的哲学中扮演心理现象热素的角色。对我们来说，心理现象最终归结为生理，就像后者归结为化学、物理学和力学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热素理论最活跃。在这里，热素乔装登场：时而以特殊的“历史使命”的模样，时而以永远不变的民族性格的模样，时而作为无形体的“进步”思想，时而作为所谓的“批判思想”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在为说明社会现象的尝试找到某种超社会的实体。无须重复，这些唯心主义的实质只是社会学上的无知的华丽装饰而已。马克思主义拒绝超历史的实质，就像物理学拒绝活力，或化学拒绝热素一样。
马克思主义彻底把社会当成客观研究对象来对待它，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大型的试验日志，它的实质正在于此。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物质社会结构的服务因素。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阶级结构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生产组织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生产组织从人类社会和它周围的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剥离出来，这些关系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又是由人的技术、他的工具、他与自然作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决定的。正是这种客观方式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预见上的不可超越的力量。
请你们拿哪怕是在俄罗斯民族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史为例，不是从你们的政治好恶的角度，而是从门捷列夫为科学做的界定——知识是为了预见和技能——的角度来研究它。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土壤上的整个最初的历史是争取正确的社会历史预报（预见），反对政府的半官方观点和半官方的反对派的观点。从80年代初，即在官方意识形态还以专制、东正教和人民性的三驾马车为生时，自由主义幻想着地方自治会议时，即半立宪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民粹派把贫乏的幻想与经济上的反动结合起来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预言了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进步工作，还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历史角色的出现，以及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的领导权，直到率领农民追随自己的无产阶级的专政。
在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和它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理论之间的差距，无论如何都不会小于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与它的所有最新的变化和炼金术士的妄想之间的距离。
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
化学反应的原因在于粒子的物理和力学的属性之中（《化学基础》第35页）。门捷列夫的这个公式具有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性质。为了说明自己的现象，化学不是求助于某种新的超力学的和超物理学的力量，而是把化学过程的实质归结为粒子的化学和物理的特性。
生物学和生理学与化学的关系也一样。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生理学不需要特别的超化学的活力（活力论者和新活力论者的学说）来说明自己的现象。生理过程最终可以归结为化学过程，后者又可以归结为力学和物理学的过程。
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关系也一样。难怪把生理学称为生命体的实用化学。由于没有特殊的生理力量，因此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心理学不需要用不可知的力量——心灵——来说明自己的现象，而是最终把它们归结为生理现象。巴甫洛夫院士的学派就是这样的；所谓的灵魂对它来说，是复杂的条件反射体系，它完全植根于生理学的原始条件反射之中，而生理学又通过强大的化学层面植根于物理和力学的土壤中。
社会学也一样。为了说明社会现象无需引入任何永恒的或彼岸的因素。社会也是原始物质发展的产物，像地壳或阿米巴一样。这样，科学思想用自己的钻石钻的方法从最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钻探到物质，深入到它的组成成分，深入到粒子和它们的物理力学特性中。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每个化学现象都可以直接归结为力学，每个社会现象更不能直接归结为生理学现象，进而把它们归结为化学和力学规律。可以说，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这样。但循序渐进的、慢慢地逐渐接近这个目的的方法完全不同。化学有其对待物质的特殊方法、自己的研究手段、自己的规律。如果不知道，化学反应最终归结为物质的基本粒子的力学属性的出现，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所有现象都联系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的完整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如果只知道化学现象植根于物理学和力学，本身还不能提供解开任何一个化学反应的钥匙。化学有自己的钥匙。只有通过经验和总结、通过化学试验室、化学假说、化学理论才能选择合适的钥匙。
这对所有科学都适用。化学是生理学的强大支柱，它通过大肠杆菌，它通过有机化学和生理化学与后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化学不能取代生理学。每门科学都在其他科学的规律中寻找支柱，但只是在最终的意义上。但同时，每门科学的彼此区分，正是由每门科学涉及的都是独特的现象领域，即基本的现象和规律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领域，它要求特殊的方式、特殊的研究手段、特殊的假设和方法。
在数学和自然历史科学方面，这个观点表明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捍卫它就是在闯一扇已经打开的门。社会科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那些在没有严格组织的试验、检验、假说性的概括等的情况下，在比如说是生理学领域中，就不能向前迈出一步的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学者，却以大得多的勇气无知无畏地对待社会现象。默认在这个复杂得多的现象领域中，只凭嗅觉、日常观察、家庭传统、再加上现成的社会偏见的储备，就足够了。
人类社会不是根据某种计划，也不是按照一个事先制定的体系发展的，，而是在长期复杂的和矛盾的人类争取生存，然后是日益让自然服从自己的斗争中经验式地发展的。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这一过程的反映和工具而形成的，而且是滞后的、断续的、一点点的，可以说是在社会条件反射中形成的，后者最终可以归结为集体的人与自然斗争的需求。根据意识形态的反映、所谓的舆论状态等来判断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几乎与根据晒太阳的或由于潮湿而钻进缝隙的蜥蜴的感觉来判断它的解剖和生理结构一样。在蜥蜴的感觉和它的机体之间诚然存在着最直接的联系。但这一联系应该用客观方法来进行研究。对人类社会，若根据所谓的社会的自我认识，即我们根据它的矛盾的、支离破碎的、保守的、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它的结构和支配它的发展的规律时，我们就会陷入最大的主观主义中。诚然，可以委屈地反驳，社会意识形态毕竟要高于蜥蜴的感觉。这要看从哪方面看。我认为，说根据蜥蜴的感觉——如果能够具有这种感觉的话——也可以得出关于它的结构和它的器官的功能的结论，它们比根据意识形态的反映——比如过去和现在都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大地位的宗教概念，或是官方道德的类似矛盾和虚伪的法典，最后，或是类似于唯心主义哲学概念，它们为了说明在人身上产生的复杂的机体过程，让某种被称为灵魂的模糊的、蒸汽状的实质来承担责任，并赋予它以不可思议的和永恒的品质——得出的关于社会结构和它的能动性的结论更加直接，这种说法绝非奇谈怪论。
门捷列夫以不友好的，甚至是鄙视的态度对待社会改造的课题，认为自古以来从这种改造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结果。门捷列夫期待着精密科学，首先是应该揭示大自然的所有秘密的化学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把我们的杰出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观点与此相对照，是有趣的，后者把战争和革命看成是某种偶然的、由人的无知引起的东西，假设只有深入地了解“人的天性”，才能消除战争和革命。
在此还可以说出达尔文的名字。这位天才的生物学家提示，数量不大的偏离的积累，会形成全新的生物的“质”，以此解释了物种的起源，无意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了有机生命的领域中。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达尔文那里得到了天才的应用，虽然这种使用没有得到哲学上的阐明。同时，我们经常在达尔文本人那里看到把生物学的结论转用到社会上的完全是幼稚的和不科学的企图，就不用说达尔文主义者了。把竞争解释为生物的生存竞争的“变种”，这与在生理交媾中看到的只是力学并无二致。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观察到的同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越过所有阶段，把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和成果转用到人类社会中。未必会有任何一个科学试验者会把支配原子运动的规律不加改变地运用到受其他规律支配的分子运动上。在许多科学试验者的身上可以看到对社会学问题的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物质的原子结构、或条件反射的生理结构、或生物的生存竞争的名义下，他们完全不考虑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结构。当然，人的社会生活是在被种种化学过程包围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最终，它本身就是种种化学过程的结合。从另一方面，社会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他们的心理机制最终落入条件反射系统中。但社会生活不是化学过程，也不是生理学过程，而是根据自己的规律形成的社会过程，这些规律应该得到客观的社会学的研究，旨在预见和掌握社会的命运。
门捷列夫的哲学
门捷列夫在为自己的《化学基础》做的注解中说：“对对象进行的科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预见和利益……科学预见的胜利如果不能最终导致直接和广泛的利益的话，它对人只有极小的意义。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科学预见使人具有如此的信心，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把自然物质变得符合人愿。”接下来，门捷列夫谨慎地补充说：“宗教和哲学概念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千年，而那些指导准确预见的科学的概念的诞生，只不过是几百年的事，它们涉及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化学成为这类科学的组成部分只有两百年。大概，今后这类科学会带来许多许多的预见和利益。”
这些谨慎的、“暗示的”语句在门捷列夫的口中是意味深长的。它们的遮遮掩掩的意思显然是反对宗教和投机哲学的。门捷列夫让科学与它们对立。他说：“宗教思想统治了几千年之久，但好处没有多少；可你们看看，科学在短期内给予的一切，请你们据此判断它的未来的好处。”门捷列夫把这句话的无可置疑的意思写进了他的《化学基础》第405页上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中。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是十分谨慎的人，他不打算与官方舆论争论。
化学是革命思想的学校。不是因为化学中存在着爆炸物质。爆炸物质远非总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化学首先是改造物质的科学。化学对所有静止范畴中的绝对的东西、保守思维都是危险的。
无疑是在保守的社会暗示的压力下，门捷列夫在化学改造的伟大过程中捍卫稳定不变的因素。伟大的学者以卓著的固执坚持化学元素的不变性和它们之间的不能彼此转化。他需要可靠的支点。他说：“我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而您是伊万·彼得罗维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元素也一样。”
门捷列夫不只一次轻蔑地谈到辩证法。在这个名称下，他理解的不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浅薄地玩弄概念的艺术，部分是诡辩，部分是烦琐哲学。科学辩证法涉及的是思维的一般方法，它们反映了发展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之一就是量变到质变。这个规律渗透在整个化学之中。门捷列夫的周期表是完全建立在这个规律之上的，它从原子重量的数量区别中得出元素的质的区别。恩格斯正是从这个角度评价门捷列夫发现的新元素的。恩格斯在其《作为科学的辩证法的一般性质》一文的草稿中写道：“门捷列夫表明，在一系列根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的元素之间有空位，它们表明在这些地方应该发现新的元素。他事先描写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化学属性，非常接近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门捷列夫无意中使用了黑格尔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建立了科学功勋，它完全可以与计算出未知的星球——海王星——的轨道的勒威耶的发现相媲美。”
周期表虽然在后来得到修正，但它的逻辑比那些保守局限性——发明者本人想把它们纳入其中——更强大。可以认为，从借助放射物质成功地破坏原子的那一刻起，元素之间的种属关系和它们之间的彼此转化得到了经验的证明。通过门捷列夫的周期表，通过放射物质的化学，辩证法庆祝自己的最杰出的胜利！
门捷列夫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可以说，他也不想有它，因为它必然会使他与他自己的保守习惯和好恶产生冲突。
在门捷列夫的认识的最基本的问题上，可以听到双重性。他好像倾向不可知论者，这样声称，物质的“实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因为它“与我们的意识和精神格格不入”（！）（Д·门捷列夫：《化学基础》第406页）。但他马上给出了一个杰出的认识公式，它转瞬间清除了不可知论，门捷列夫在同一条注中说：“人逐渐地研究物质，掌握它，对它做出越来越准确的、得到现实验证的预言，越来越广泛和频繁地为自己的需要利用它，没有理由在什么地方划出认识和掌握物质的边界。”十分明显，如果认识和掌握物质没有边界，那就没有不可知的“实质”。认识为预见物质的所有可能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为引发这些变化提供力量，这样的认识就是能够穷尽物质的实质的。所谓的“实质”不可知论只是我们对物质的无知的概括的形象。这是我们的无知的假名。二元论区分未认识的物质和它的已被认知的属性的作法，很像荒诞地把金戒指界定为被贵金属环绕的洞一样，如果我们认识了现象中的贵金属，并学会支配它，则实质的洞对我们来说就无所谓了，我们很愿意把它送给古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巨大的失误
虽然在语言上对不可知论（“实质的不可知性”）让步（！），门捷列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首先是在化学中，就其方法和自己的最高成就来说，他不是什么别的人，正是辩证唯物论者。但他的唯物主义似乎被包上了一层保守的膜，保护他的科学思想免于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这不意味着，门捷列夫故意为自己的方法制造了保守的掩饰物；他本人就相当紧密地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因而无疑感到了磨钝辩证唯物主义的过于锋利的棱角的内在需要。
在社会学的相互关系领域中，则完全不同：门捷列夫的社会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是保守的；但这个内容时不时地被就其基础来说是唯物主义的，就其趋势是革命的伟大猜想所突破。与这些猜想并列的是失误，而且是多么巨大的失误！
我只举众多例子中的两个。否定所有社会改造计划，认为它们是乌托邦和“拉丁人的习气”，门捷列夫只为自己描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的未来。但他原来有自己的社会乌托邦。门捷列夫认为，当最大国家的政府都意识到为抑制所有的战争、革命和不明白在全人类中发生的进步演变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员和所有其他“好勇斗狠”的人的乌托邦肇事，它们必须变得强大，彼此之间充分协调。各国人民的政府之间的全面协议的曙光已经可以在海牙、[6]葡萄牙、[7]摩洛哥的代表会议[8]上看到了。这段引文是这位伟人的巨大失误。历史对门捷列夫的社会乌托邦进行了严厉的检验。海牙和葡萄牙代表大会产生了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大屠杀、欧洲经济的严重衰退，尤其是摩洛哥代表大会在摩洛哥产生了在保卫欧洲文明的旗号下的令人反感的斗殴。门捷列夫看不到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或更高的社会过程的内在的辩证法，因而不能预见海牙代表会议。须知我们知道，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预见。如果你们看看，在海牙会议筹划时和召开时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它所写的一切，则会毫无困难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果的预见是准确的。因而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重拳”武装起来。为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时代，历史性上升的阶级被社会认识和预见的正确的理论武装起来，最后还用相当重的拳头武装起来，确实是不那么糟糕。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失误的例子。门捷列夫在临终前不久写道：“我特别为‘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科学和整个教育的质量，为整个伦理学担忧。”真是这样吗？现在，门捷列夫的更有远见卓识的学生已经看到了科学、科技思想发展的巨大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思想是国有化的，突破了私有财产的樊篱，它不让个别企业主承包，而是为全体人民的经济发展服务。今天国家创建的科技研究院网，还仅仅是正在展现的无限可能性的一个不大的物质征兆……
我列举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迹的这些失误，并不是为了贬损他的伟大声誉。对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裁决，没有理由重新恢复争论。但可以说，伟人的重大失误对他的学生们来说是重大的教训。从化学领域到社会前景之间是没有直接的通道的。仅靠目测，哪怕是像门捷列夫那样的天才的目测，也是不够的。需要社会认识的客观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
当某个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万能钥匙，驰骋其他的知识领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他的富有表现力的“共产党员的跋扈习气”一词制止了他。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不能取代化学。但是，相反的定理也一样正确。以化学（或整个自然科学）应该解决所有问题为借口越过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也是一种跋扈习气，它在理论上同样错误，在实践中也并不比共产党员的跋扈习气更可爱。
伟大的猜想
门捷列夫没有认识社会和它的发展的科学方法。门捷列夫作为一个十分谨慎的研究者，在允许创造性想象完成概括性的天才飞跃之前，他总要反复地检验自己，但他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却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把猜想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观点结合起来。需要说的只是，这个猜想是门捷列夫的，尤其是在它直接受这位伟大学者的科学工业兴趣推动的情况下。
门捷列夫世界观中的最主要的核心，可以界定为科技乐观主义。门捷列夫用自己的这个与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相吻合的乐观主义反对地主顽固分子中的农业反动分子、反对民粹派、自由派或激进派，反对所有的经济上的倒退。门捷列夫相信人类对所有自然力的胜利。他对马尔萨斯学说的仇恨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是门捷列夫的特征。它贯穿了他的全部写作，纯科学的、社会政论的和实用问题的论著。门捷列夫满意地指出，俄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5%，比世界平均增长率高。根据计算，经过150-20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100亿，门捷列夫决不在这点上看到有担心的理由。他写道：“别说100亿，在地球上可以为更多的人找到食物，此事需要的不仅是劳动，还有在知识指导下的坚持不懈的发明。我认为，为食物担心，简直是荒谬，如果能够确保把群众和平地、务实地联合起来的话。”
英国教授凯恩斯[9]在科学院庆典之日给我们提的最新建议是：限制人口增长，绝对没有在我们伟大的化学家和工业乐观主义者那里引起好感。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只是重复了自己过去说过的话：“或是这些新马尔萨斯们还想停止这种增长？而依我看，人口越是密集，人就变得更加和睦。”门捷列夫的老人的狡黠往往以这种刻意的简单公式表现出来。
门捷列夫是从工业乐观主义这个角度对待保守唯心主义的巨大偶像，所谓的民族性格的。德·伊·写道：“在原始形式的农村经济为主导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不能进行持续不断的顽强劳动，只能在农忙时猛干一阵。这明显地反映在完全没有冷静、平和、节约的风俗上，在一切中都能看到忙乱、撞大运、不会精打细算，或是吝啬，或是挥霍……在除了农业工业之外还有大规模的工厂工业发展的地方，在那里所有人眼中除了有猛干一阵的农业劳动外，还有顽强的、持续不断的工厂中的劳动，就有对劳动意义的正确的评价”等。在这几行文字中最宝贵的是，不把民族性格看成是最主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不可更改地一次性赋予的，而是把它看成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生产形式的产物。这是无可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接近，虽然只是局部的。
门捷列夫把工业发展看成是民族再教育、培养新的、更加稳定的、更加有纪律和有耐力的民族性格的手段。如果真的把农民革命运动的性格与无产阶级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对比的话，门捷列夫的唯物主义预见的光芒就格外明亮。
关于消灭城乡对立，我们的工业乐观主义者的观点表达得格外鲜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公式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能接受的。门捷列夫写道：“俄国人开始大量地涌入城市……我认为，这个演变只有在那时，即一方面城市不断地扩大，在城里将出现大公园、花园等，即人们力求涌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所有人都尽可能健康地生活，不仅对儿童街心花园和游戏有足够的空间，而且对所有种类的休闲都有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农村、在农场中、在城外的居民区中将聚集如此数量的居民，这些地方也需要建高楼，产生对输水管、街灯等的城市舒适用品的需要。所有这一切将在一定的时期内导致居民相当密集的整个国家住满了居民，在住宅之间有为生产食物所必需的菜园和花园，还有生产和加工这些东西的各种工厂。”（德·门捷列夫：《认识俄罗斯》，第61-62页，1906年版。）
门捷列夫在此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过去的提纲：消灭城乡差别。但是，门捷列夫没有在这里提出改变经济形式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会自动地通过创立更高、更卫生和更有文化的人类居住形式使城乡条件平等。我们在门捷列夫寄以如此之大的希望的英国的例子中格外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在英国实现消灭城乡对立之前很久，它的经济发展陷入窘境。失业吞噬着它的经济。英国工业领导者看到社会的拯救在移民，在清除多余的居民。甚至是最“进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近几天刚刚在我们这里证明，英国经济的拯救在马尔萨斯学说中！……对英国来说，克服城乡对立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
再谈一个也是由同一个工业乐观主义授意的猜想。
门捷列夫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写道：“继工业时代之后，未来可能是最复杂的时代，我认为，它的特征可能是方便或最大限度地简化获取食物、服装和住宅的方法。试验科学应该为这个最大限度的简化而努力，近几十年，它已经部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德·门捷列夫：《认识俄罗斯》第73页注，1906年版。）
这也是堪称经典的话。虽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另一个地方做了保留——“上帝保佑，千万别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成真”，然而在他的这些话中仍提供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技术前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能够使获取食物、服装和住所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简化，显然能够把社会组织中的强制性降到最低点。由于完全没有需要，自私将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劳动和分配形式将获得共产主义性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需要革命，因为这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技术力量。
实用科学和“纯”科学
门捷列夫的工业乐观主义往往把他的思想引上实际工业问题和任务的道路上。在他的理论著作中，都有他本人铺设的通往经济问题的渠道。门捷列夫的毕业论文是研究酒精与水溶合的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获得了经济意义。门捷列夫为国防需要发明了无烟火药、火胶棉火药。他积极地从事石油问题的研究，而且是在两个方面上——纯理论方面（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和在工业技术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牢记门捷列夫对简单地把石油当燃料烧掉的反对。我们的化学家大声疾呼：“须知也可以烧钱取暖！”坚定不移的关税保护主义者门捷列夫参与了关税政策问题的研究，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并写了他的“合理的税率”，从社会主义关税保护主义的角度，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宝贵的指导。在他逝世前不久，北方海上航道的问题还在激动着他的思维。但他建议给年轻的研究者和航海者提出开发北极的任务，贸易之路将就便打开。“在那里的冰层下有不少黄金和所有财宝，是另一种美洲。很高兴去那里，须知就是死了也不腐烂。”这些话听起来很新鲜：老化学家想到了死亡，是在腐烂过程的角度下想到的，顺便提到在永恒的寒冷地区的死亡的题目……
门捷列夫不断地重复，认识为“利益服务”。换言之，他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待科学的。同时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坚持无私的热情对认识的创造性的作用。为什么贸易航道要绕道北极？这里是否与科学的目的是利益的断言相矛盾？没有，没有矛盾。科学是社会的职能，而不是个别人的职能。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科学是实用的。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每个学者都实用地对待自己的研究。不！最常见的是研究者被认知热情所推动，一般来说，他的发现的意义越重大，他越是不能事先预见到它的可能的实际后果。这样，研究者的无私的热情与每个学科的实用使命没有什么矛盾，就像革命战士的个人忘我精神与它为之服务的那些阶级的实用任务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一样。
门捷列夫的为了认知而认知的热情与对人的技术力量的不间断的关注极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的代表大会的两翼——纯化学的代表和实用化学的代表——都同样有权站在门捷列夫的标志下的原因。我们应该用这种和谐地把纯科学的研究与工业任务结合起来的精神教育年轻一代的学者。门捷列夫对认识、预见和掌握物质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化学家的信心的科学标志。走下舞台的阶级的哲学思想用它的学者之一——杜布瓦·雷蒙[10]——的嘴说：不可知！——即我们理解不了，认识不了，明白不了。把自己的命运与上升的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思想说：不对，对于认识思维来说，不可认知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将能够理解一切！我们将掌握一切！我们将改造一切！
《门捷列夫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
[1] 译自托洛茨基：《过渡时期的文化》第268-290页，苏联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
[2] 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典于1925年9月分别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市举行。苏联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了庆典组织工作。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的学者都出席了庆典；此外还有苏联各个机构的一百多位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执行委员会代表出席庆典并致贺词。除了科学院士卡尔宾斯基、奥尔登堡、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等同志、外国学者的讲话外，还聆听了拉扎列夫院士的以《俄国精确科学200年》为题的长篇报告。外国客人参观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科研机构和博物馆，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后者的良好状况的赞赏，对他们在苏联看到的劳动与科研的结合更是大加赞扬。
[3]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482/283—-565）527年起为拜占庭皇帝，先后征服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部分西班牙领土。下令编纂罗马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大兴土木（建起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沿多瑙河边界的城堡体系）。——译注
[4] 勒威耶（Urbain Jean Le Verrier，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彼得格勒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48）。主要有大行星运动理论与太阳系的稳定性问题方面的著作。在研究天王星摄动基础上于1846年推算出定名海王星的行星的轨道和位置。——译注
[5] 加勒（Johann Gottfried Galle，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主要有研究彗星和流星方面的著作。修正了太阳视差，发现了3颗彗星，根据勒威耶计算的座标发现了海王星（1846）。——译注
[6] 海牙和平会议系1899和1907年在海牙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讨论战争法和中立法，以及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的问题。两次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是俄国政府为审议“通过国际协商寻求保证各国人民真正持久的和平，首先是为不断的现代武装的发展规定界线的最有效的手段”（摘自1898年8月12日穆拉维约夫伯爵的照会）的问题而召开的。两次海牙会议不仅没有完成在这些话中描绘的任务，第二次会议甚至都没有把它们列上日程。多数国家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俄国的建议，列强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干脆是公然敌视。列强政府以加大军事预算来答复俄国政府的呼吁。然而俄国政府仍向各国政府递交了又一份照会（1898年12月30日），它的第一条就是建议拟定“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维持陆军、海军和军事预算的现状。”
于7月18-29日召开的第一次海牙会议上，俄国军事代表建议，各国政府彼此保证在5年内不扩展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军队，也不增加自己的军事预算，还通过在3年内对海军预算的一定的规定。由于俄国无力与西欧各国在军备速度上展开竞争，这个建议与它利害攸关。但这个貌似简单的俄国建议没有得到其他与会代表的应有的支持。由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反对，会议仅限于“一致通过的决议”，它宣称，“为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增长，限制军事费用是十分必要的”。俄国的另一个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采用善意调停和自愿仲裁的方式，达到避免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的目的”，并制定“采取这些手段的方式和确立在采用它们时的共同标准”的公约，看来这个建议更加容易接受，因为早在海牙会议之前，这些方法就已经实际使用了。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还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特别公约，它在1907年召开的海牙会议上得到重新审查和补充。公约的最终文本规定了由争议双方自愿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制度，承认国家为解决国际争端求助于仲裁法庭是必要的。此外与会代表还签署了禁止用空气球投掷炸弹、扩散毒气、使用炸子等的决议。许多和平主义者赋予海牙通过的这些决议以严肃的意义，虽然它们没有约束力，而只是建议采用而已。
第二次海牙会议结束了自己的工作，通过了关于在1915年召开下一次和平会议的决议。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了这个没有生命力的倡议。
[7] 1905年5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处在战争状态的俄日两国递交照会，建议双方和谈。双方接受了总统的建议。7月20日，俄国全权代表——首相C·维特和俄国驻美大使男爵罗森，日本全权代表——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和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抵达美国。7月27日开始在朴茨茅斯谈判，8月23日签署，在该和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俄国和日本必须完全、同时撤出满州，以前属于俄国，现在已在租借的基础上转属日本的辽东半岛除外。满州归还中国。中东路的南段从宽城子到旅顺口的铁路和它的全部财产无偿让给日本。俄国和日本保证为商业和工业目的使用属于它们的铁路，而不用于战略目的。最后，俄国将南库页岛割让给日本。
[8] 摩洛哥国际会议，即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为决定欧洲列强在摩洛哥的相互关系，于1906年1月16日至4月7日在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南部）举行。英法两国于1904年4月8日达成的协议承认摩洛哥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这个协议引起了德国和西班牙的不满。在利害相关的各列强之间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外交谈判。当时法国外长德尔卡斯坚持英法协议，寸步不让；有导致法德战争的危险，因此召开了这次会议。邀请出席会议的除了有利害关系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摩洛哥之外，还有奥地利、比利时、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俄国。俄国坚决支持法国，因此会议决议对后者相当有利。会议的主要决议有下面几项：1）作为总监的摩洛哥警察首脑由瑞士军官担任，为期5年，由列强经协商任命；一些地方的警察的直接上司由西班牙教官担任，在另一些地方由法国和西班牙教官担任，在其余地方由法国教官担任，而且所有教官都应该由苏丹依据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报告予以确认，该两国政府有权召回他们或用其他人取代他们；2）禁止向摩洛哥运送武器和军事物资，委托法国在阿尔及尔边界对这条规定的履行情况进行特别监督；3）在丹吉尔建立固定资本为1500-2000万法郎的国家银行；除了一般银行的职能外，该银行还具有国库的权利和义务；法国在其中有三股，其他参加该会议的列强各有一股。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各派一名监察监督该银行的活动；4）委托三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海关收入进行监督，苏丹、摩洛哥国家银行、驻丹吉尔使团各派一名代表。后来表明，摩洛哥会议未能防止列强之间的武装冲突。
[9]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
[10] 杜布瓦·雷蒙（Emil Heirich Du Bois-Reymond，1818-1896）德国生理学家、学派创始人、哲学家、彼得格勒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92）。瑞士人。电生理学奠基人，确立了反映肌肉和神经中生物电现象的许多规律。提出分子生物电位学说。机械唯物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