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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АБКОР И ЕГО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ОЛЬ

工人通讯员及其文化角色[1]

列夫·托洛茨基

Uni 佐仓绫奈 译校


　　原文原载于《真理报》第183期（1924年8月15日），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者直接根据俄语原文进行翻译和校对，并加粗了部分文字。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38.html


作为文化提升之“杠杆”的工人通讯员


　　同志们，工人通讯员的任务与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如今所有的问题，无论大小，都会归结到这个问题上。作为共产主义者，俄国共产党党员的我们，同样也肩负着国际革命的责任。但当我们的这一身份应用于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任务时，我们首先得是一个“文化人”。革命前，我们多把"文化主义"[2]这个词用作贬义，甚至几乎赋予了该词亵渎的性质。"这是一个文化人"，这指的是一个浅薄的活动家。我们当时是对的吗？是的，我们曾经是对的。因为在沙皇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最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首先必须是动员无产阶级征服权力——夺取政权的工作，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广泛的文化建设工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的“孟什维克”中，有一位理论家希法亭[3]，他最近在SPD[4]的机关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如下的思想：“我们，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放弃在德意志共和国内部进行的一切革命活动——我们从现在起就致力于提升德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乍一看，他说的跟我们说的只是略有不同——即主要工作是文化工作。那这区别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德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权力，也因此，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工作必然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制约下进行。而资产阶级呢，他们拥有权力，把一切出版社、书籍、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和媒介都抓在了手里，并且只把他们自己认为“必要”的部分以“有利可图”的方式“奉献”给无产阶级。
　　诚然，这方面的现状不容我们乐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书本和报刊是如此不尽人意呢？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都很穷，没有文化，缺衣少食。但是，我们没有来自国家或其他阶级的阻碍——也就是说，我们周围没有任何权力会感兴趣去做降低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事情，因为权力被掌握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手中。我之前已经提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5]在他最后几篇文章的某一篇[6]中，做出了如下的阐述：自从成功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起，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只要资产阶级的统治还在，为达到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就必将表现为无产阶级团结一致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行动。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打开通往未来王国的大门! 而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得到提高，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文化水平过低的基础上产生。当然，德国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会发现他们的文化建设工作比我们的要容易得多。但是，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所带来的条件下工作——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残酷的压迫史、落后史、贫穷史、不开化史。我们没法摆脱这一历史，必须克服历史遗留问题。迄今为止，革命产生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收获（因为革命本身当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就是唤醒了劳动群众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因为没有文化而感到羞耻，进而渴望提升文化水平的人有成千上百万——这是革命给予的最根本的裨益，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种对文化的渴望在年轻人中自然尤为强烈。毫无疑问，青少年中的文盲比例正在下降——我们在征兵过程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文盲和完全识字之间，还存在一个阶段，叫做半文盲。很多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停滞不前。在军队和青年工人之中还存在着许多半文盲，而在青年农民之中半文盲的数量甚至更加庞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让报纸“抓住”这些半文盲，吸引住他们，让他们天天读报，教他们读报，增加他们的识字量，并通过识字拓宽他们的视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谈谈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
　　工人阶级在文化方面觉醒了——而工人通讯员就是这种阶级觉醒的一种表现。这是工人通讯员与其他所有写作团体的根本区别。他们是工人阶级所能亲密接触的最基层、最直接的工具，他们被工人阶级的最新利益唤醒。这一点衡量并决定了工人通讯员工作的意义、他们的作用和利益范围。工人通讯员们感知着工人阶级生活着和呼吸着的一切。工人通讯员们把他们的笔当作“杠杆”——这“杠杆”虽小，但他们人多——所以可以说，工人阶级有许多用于提升自身文化水平的“杠杆”。

思路和叙述


　　有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些“杠杆”成功发挥上述作用，那么这些工人通讯员首先需要掌握写作能力。这一点也不像它说起来那样简单，绝不！当然，我们必须明白，不要只把写作理解为会识文断字，而应该首先把它理解为学会寻找自己的思路，会问自己：你，某某某，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同志们，学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甚至更坚定、更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事情。如果只是备好笔、墨、纸、砚，然后大笔一挥，乱写一气，让读者读了个空——这不够，这不是写作，更不是工人通讯员们该做的事情。不过，罪莫大焉——我们有不少的报刊文章正是按照着这个方子写的，所以我们的报刊泛滥着“官僚化”的病症。当一个记者没有读者意识，因而只模糊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泛泛而谈、胡言乱语和文章的模板化的问题。我说出这些来，完全不是为了冒犯哪个人。而是说，在给定的条件下，对给定的读者找到一种必要的、合适的思路，是每一个作家，包括那些刚当上工人通讯员的人必须具备的能力。我全力坚持这一点。首先，你必须审视自我：你想说什么？为谁说？为什么要说？这种审视是接下来一切工作的前提。而怎么叙述也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不过，它的重要性排在理清思路之后。
　　最近我看到了许多关于写作风格和体裁的讨论，这些讨论意在为工人通讯员的事业服务。当然，这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但是我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之中，仍然看到了不少的废话。比如，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请您简单地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去写。”——然后他便以为自己在作什么机智的发言。但这个“简单地”是什么意思呢？写作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这个建议基本上是从过去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试图融入群众的那种角度上提出的。他们还告知工人通讯员，说：“请您写或者讲得更简单，更清楚，更具体一些……”——当然，有的时候复读这样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们还对工人通讯员们这样说：“请您写得再简单一些，别去追求什么风格。”那这就完全错误了。仅仅“简单”肯定是不够的，写作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艺术活。你要形成自己的陈述方式，找到自己的措辞。这是一件工作，也是一项任务，更是一门学问。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补充——而这个现象甚至还和我扯上了点关系。我的某个同志告诉工人通讯员，说，我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风格，我会拿一支“特别的”墨笔，选一张“特别的”纸，“飞一般地写，以至于笔尖碰到了纸上就已经停了下来。”（拍掌，笑声）看到了这几行字，我惊得合不拢嘴巴……这些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来听我讲吧，工人通讯员同志们、年轻的作家们，风格的形成不是靠笔和纸，而是靠思想，靠大脑。首先必须清楚地问自己：我到底想讲些什么。就算是从叙述方式、体裁和文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首要条件。每个人对于自己所知道或感兴趣的问题都能发挥自己的口才。当然了，有的人的叙述风格可能会比较欢快明朗，而另一群人的叙述风格则可能比较苍白无力。不同的作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气质。假如一个半文盲坚定地知道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想说什么，假如他不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渴望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说，假如写通讯稿对他来说不是用于满足虚荣心的垫脚石——“看呐，我，伊万诺夫，写了一篇文章！”，而是履行一种社会责任——“我必须谴责这样的错误，必须谴责那里的不义；或者，反过来，我必须要讲述这样一些功绩……” 如果认为文风的培养只需要靠某种形式上的手段，而不需要某种主要的动机或者某种能推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公共诉求，那就是大错特错的。我们，革命者们，也是把行动的欲望放在了写作的第一位：我们要改变什么？我们要实施什么？我们要达到什么？培养写作风格的努力也应当服从这些目标。
　　通讯稿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在这里，有两种地位同等的要素——其中一个是事实，而另一个则是观点。没有事实，就不会有真实的报道。这一点需要被铭记在心。报道要以鲜活的、现实的东西为基础，要讲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讯员们脑海中有了一个观点的时候，才有可能注意到，并突出这些有趣的事实。除此之外，一个事实不仅可以并且应该被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向读者展示。只有这样，这些通讯稿才能被注入他们应有的那种教育性的力量。无论是作为一名工人通讯员，还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写作的精髓正是在于高度结合了这种鲜活的事实和正确的观点。究竟是事实更重要，还是对事实的评价更重要，这种争论当然是非常搞笑的——两者分明同样重要——但是不要用观点来扼杀事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事实如实地、正确地、有趣地讲出来。不要用一个寓意来敲打读者的脑袋，不要拽着他的脖子去让他看结论——要直接给他事实，应该让他了解事实；叙述事实，让他自己得出这个结论，在他注意不到的情况下，向他提醒这个结论。这是一门至高无上的艺术，每一位想成为严肃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人通讯员们都应该向往这种艺术。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勤于校对和重塑已经写好的东西，永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多向别人学习，通过读者来检验自己，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视野和词汇量。
　　一个恰如其分的叙述首先必须要有内在逻辑。必须一贯地叙述事实或扩展思路，让读者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记者或演讲者：他们并不持续推进自己的主题，而是向读者或听众抛出与主题有若干关系却孤立的、不连贯的思想或者事实。这种马虎的叙述方式破坏着思路，就像身体上的马虎会有害健康一样。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演讲者，哪怕他还很年轻，也请对自己说一遍：“看来这个人就只能这样了。”只有认真地、周到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走得更远。这一点我们在现在的叙述中都能看到：无论被提出的问题多么简单，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都能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产生连贯性和新鲜感。但如果这一切都被归结为某种模版，某种句式，需要“大吹大擂”，那也只好“放下笔墨，立地成佛”[7]了。
　　在写作的时候，你们必须清晰地设想一下，在此时此刻，你的文章在你的车间，或者是在隔壁的车间，甚至是在其他最近的一些车间里被朗读出来。试想一下，十几位工人或普通公民听了你的文章。认真冷静地思考一下，要如何把这些文章送进他们的脑海之中。在另一方面，你们则需要清晰地设想一下，那些被你批判“有过错”或者“杂乱无章”的人们，他们在听到你的文章之后，有没有可能指责你“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过分地夸大、歪曲或者混淆了事实”？ 扪心自问，他们的指责在你的身上是否能成立？是否有需要把文章放在一边，去重新查验一下事实？认真勤恳是工人通讯员最重要的品质，而没有这一品质的话，其他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如果你的报道被证明是错误的，夸大的，甚至是完全虚假的，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你——工人通讯员彼得罗夫[8]——的信誉，甚至有可能损害落后的读者们对一般印刷品的信任。工人通讯员们，请你们记住，记住你们自己身为报社工作者的声誉，同时，也要记住你们作为苏联新闻界荣誉和尊严之守护者的责任！
　　当然，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叙述表现形式和叙述风格的问题。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直接的。很久以前有一位远见卓识的法国作家[9]说过，“风格即人”[10]。也就是说，风格，不是外在的，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事物，展现着这个人的本性、发展、意志、勤勉……要锻炼出自己的文风，就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思考着的、行动着的人。而在这个锻炼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千万不要原地踏步！

大众化或通俗性


　　当然，叙述本身应该时时刻刻都尽可能地通俗化。但是，这就又是一个尤其复杂的问题了。通俗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叙述方式，而且首先取决于被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为了使你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准备向你们读一封写给我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工人报》[11]的编辑部转交给我的，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请《工人报》的编辑部在报纸上刊载这份致托洛茨基同志的公开信。我，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工人报纸的工人通讯员，面对影响到我这个通讯员和文化人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法沉默。实际上，我经常在《真理报》上（我也订阅了该报纸），看到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党在艺术方面的政策等等——这些文章在目前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从主题上看非常有意思，但不是说人人都能看。我说的人人是指工人，即不是说工人不感兴趣，恰恰相反，这些文章都非常有意思，但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太明白，因为这些文章的科学术语太多。比方说，在第209期《真理报》上的《党的艺术政策》[12]一文，有这样的一些词语：‘标准’（Criterion），‘形而上学’（Metaphysik），‘辩证法’（Dialektik），‘抽象化’（Abstraktion），‘矛盾’(Antagonismus)，‘个体’(Individuum)等等。所有这些文字都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准备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对于工人来说，这样的文字是很难理解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为此，我要求托洛茨基同志，多写一点这样的文章，但不要用上述的这些外国术语和概念，而要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通俗的俄语代替，这样，所有这些文章就能给我们的工人们带来他们所渴望的那种精神食粮。З.克拉赤科（Крачко, Krachko），9月25日。”
　　正如你们听到的，这封信已经有段时间了，虽然有些迟，但我现在就在演讲里作出回复。但是，现在回答还不迟[13]，因为关于通俗性的讨论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过去就有，而将来还会存在[14]。当然了，我并没有任何打算证明克拉赤科同志提到的这篇文章就是“通俗的”，或者说里面有哪些可以通过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构建的多余的外来词或表达方式。也许——甚至可以说很有可能——这篇文章有这样的罪过或失误。不过，通俗化问题的本质并不体现在这里。我刚刚也提到过，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想说的话的了解程度。它的核心是思路，是行动的愿望，而此时提升文风才能作为一种辅助型的手段派上用场[15]。大众化问题同理。大众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叙述的内容应该与主题的难度相对应[16]。当然了，有的时候也有很可能把完全多余的外来词和最简单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但更多时候，难点不在于用词，甚至根本不在于叙述方式，而在于讨论的问题本身。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17]。能不能把它翻译[18]得再通俗一点，把外来词去掉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复杂。如果我们把《资本论》中的所有外来词都换成了国内生产中用到的词语的话，那这本书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加简洁易读。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题本身就很复杂。[19]那怎么才能理解《资本论》呢？那就先想办法先去读一些更简单的书。积累知识，然后再走进《资本论》。主要的难点就在主题的复杂性之中。[20]不止如此，如果《资本论》中的外来词全部都被换成了纯粹的俄语词汇的话，那么表述不仅不会更清晰，相反，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科学术语（词汇、符号）与某些精确的概念是相关联的。如果用一些看上去[21]合适的俄语词汇来代替这些既定词汇，那么词汇的准确性就会就此消失，表述就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对一些必要的术语进行解释，然后一次次地重复，来把它们深深地打入读者或者听众的脑海，这样的效果显然会更好。[22]如果主题是直接来自工人的经验，那么就能够并且应该以连目不识丁的人都能明白的方式去进行叙述。[23]但是如果这个主题不是直接来源于个别工人的经验，如果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无比广泛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我举个例子，比如是数学、科学或者哲学方面的主题，就不可能通过某种单一的叙述方式使它们完全地大众化。这里需要一定的准备，需要一个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书库，而这个书库，将成为工人们的阶梯；而每一本书，都将会成为工人们的台阶。
　　对于落后的工人读者们来说，当地的工人通讯员就是他们的第一块台阶。一位先进的工作者，或者一位受过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工作者，是怎么样去读报纸的呢？他会先从最重要的电报入手，目睹这个世界上是否有革命斗争在沸腾，是否有议会在进行着冲突，是否有政府的更迭，是否有新战争的威胁，等等。[24]因此，从一开始，他接触的主题范围就比较广。[25]而一个工人大众又是怎样去利用报纸的呢？他会先在上面寻找与他的车间，他的工厂，他周围的工厂，又或者是离他最近的俱乐部，最后是他所在的地区或城市有关的简讯和报道。工人大众会先从一个小的范围开始找起，范围越小，他越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文字表达出来的事实就会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所有的文化和政治的教育任务都堆积在这两个范围，这两个“圈子”之间——一个“圈子”很大，大到囊括了我们的整个地球，囊括了所有的生活和斗争；而另一个“圈子”相当小，小到只囊括了我们脚下的部分。在第一个利益“圈子”里，生活着最优秀的先进分子，生活着经验丰富、开明、好学的战士们。而在第二个也就是小的那个“圈子”里，正封闭着落后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在小“圈子”和大“圈子”之间，有一系列同心圆，可以看作是这些人的台阶。而报纸的任务就是扩大广大读者们的兴趣范围——让他们从小圈子一步步地走向大圈子。而在这一教育读者、开阔读者视野的工作中，工人通讯员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离读者非常近，日复一日地观察读者，观察并促进读者们兴趣的增长，扩大自己通讯稿的主题范围，并不断地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使自己永远走在读者的前面。

工人通讯员——苏维埃宪政的基石


　　我们必须时刻抱有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不读报纸的工人，还算不上一个“阶级之子”和“时代之子”……[26]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让他觉醒。如果他没有阅读能力，那就应该鼓励他听别人读。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捕捉他的兴趣。[27]他最关心的会是什么？是离他最近的事物。那么，就需要让他听听别人对这些事物的看法。而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工人通讯员。每一个认真工作的工人通讯员都应该把唤醒厂里最后落后的阶级弟兄们沉睡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28]
　　如果能有清泉长流，池塘便不会成为一沟绝望的死水。[29]报纸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在印刷品不得不被垄断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记住：一家报社总有官僚化的危险。[30]编辑部总是有自己的栏目架构，自己的办公场所，自己的工作方法论，还有来自上头的指示。生活在不停地变化，群众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新的利益和问题在不断地产生。如果报纸盯着一个方向，而读者却盯着另一个方向，那么报纸就会死亡。工人通讯员们绝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工人通讯员们不应当只记录群众的生活，还应该关注群众对报纸的看法——不能只关注跟自己的通讯稿有关的看法，还要关注对所有栏目和文章的看法。要写关于报纸本身的稿子！[31]
　　要时刻留意那些能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共鸣的书籍和小册子，以便随时写一篇相关文章发到报纸上。[32]报纸替代不了书籍。只有书籍才能把握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并且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更有学术价值的阐述。只写作而不读书的工人通讯员无法前进，而不前进就意味着会后退。工人通讯员们在自己的读者面前有义务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阅读，然后研究，并以工人通讯员的身份随时改善自己的阅读状况，以便解决生活中的焦点问题。
　　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拉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与政府的距离，并且教会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33]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一任务。但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过程比我们在革命初期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在我们这里还有太多的落后、黑暗、愚昧和停滞[34]；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却是如此地尖锐、紧迫。这正是官僚主义，亦即对国家机关包办的崇拜[35]，背离了工人阶级而产生的结果。报纸的作用正体现在这里——将对国家机器的运作进行有力的校正。而报纸则将会讲述基层对这项工作的看法和反馈，以及这项工作对他们的影响。工人通讯员的工作正是捕捉这些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报纸。他将通过这种方式让报纸的读者参与到监督政府工作的活动当中，并逐步为他们的自治打下厚实的基础。[36]工人通讯员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报社职员，不，还将是苏维埃宪政的一个重要基石，还将是对政府机构的补充，来抵消政府机构的官僚化。

生活上的问题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工人通讯员的工作范围之内的——我对此不止一次地讲过和写过——是工人阶级在其分解和重组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问题。但这个问题比车间或工厂里的问题要复杂上许多。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方法。否则，就很难不犯糊涂了。日常生活问题基本上，是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也是文化教育影响的问题。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工作，不得意忘形。它由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内容组成。一方面，我们要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引入集体主义的元素。在这里，尽管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自己的成就保持一定程度的谦虚，但我们可以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向劳动群众教授为所有文明国家所共有的文化技能：识字，读报，整洁，礼貌，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文化工作的主线当然是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但是在同时，我们也要努力提升我们文化战线中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提升到至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7]已经达到的那种程度。这正是这项工作的双重特征——它完全受我们过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正确理解这点，我们才不会在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实质上栽跟头。
　　这样吧，我举个例子：在一些引入了新生活方式的地区，这些地方的社会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发展“共产主义道德”的任务。但是，他们原本说的“共产主义道德”，是指消灭粗鲁，并与酗酒、贪污腐败等罪恶进行斗争。很明显，通过这样的道德提出方式，我们自己也成了某种光学伪装（视觉欺骗）[38]的受害者。似乎粗鲁、脏话、酗酒、贪腐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似乎我们是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提出了这样一个清除我们国家内部的罪恶与陋习的任务。而事实上呢？在粗鲁、脏话、贪腐等方面，我们继承了沙皇俄国令人绝望的遗产——沙皇俄国本身就在文化方面落后了欧洲几十年，而在其他方面更是落后了几百年。消灭这一前资本主义的野蛮，是我们文化工作中——那么也就是工人通讯员的工作中——被坚持得非常出色的一项任务。我之所以一直坚持这一点，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做什么。你们是否还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个体，当我们判断一个党时，我们不能把这个党对自己的看法当作依据。[39]为什么？因为过去所有的政党，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都是靠幻想吃饭的，他们掩盖了自己的纲领和工作中的漏洞和矛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党不能脱离幻想而生存。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人都把自己当作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假象掩盖了他们服务资产阶级利益的事实。但我们共产党人不需要幻想，只有我们的党，是唯一一个在进行伟大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幻想、自欺欺人、粉饰的党。给反粗鲁、反酗酒、反贪腐的斗争打上一些高大上[40]的名号，比如为“共产主义道德”或者“无产阶级文化”进行的斗争，并不意味着就真的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近了[41]，而只是为它黑色的准备工作贴上了虚假的彩色标签[42]，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这么做，也不适合这么做。[43]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我们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进行的奋斗的重要性。相反，一切都取决于它的成功。我们曾经说过，伤寒虱子可以吃掉社会主义。反贪腐就像除虱，本身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很显然，共产主义不能建立在肉体和道德的不纯洁之上。
　　在城里，在乡下，人们都认为：“共青团员不应该喝酒。”这个成果需要得到加强和拓展。现在，遇到这样喋喋不休的人并不稀奇：他会用深沉的眼神解释说，对抗酗酒……是托尔斯泰主义。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愚蠢、更庸俗的事情。劳动群众对抗酗酒的斗争是一场为身体、为精神、为革命的自我保卫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才刚刚开始站起来。我们什么都缺。我们只能非常缓慢地提高工资。但是工资是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基础，也是他们提升文化水平的基础。切入工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发现，酒精掠夺了很大一部分工资，从而切断了文化水平的上升空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现如今的条件下，当国家的经济肌体才刚刚从一场大病之中恢复过来，还处处留有脆弱不堪的痕迹时，酒精带来的危害是如此之深。工人通讯员们必须善于把反酗酒的斗争与每一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的生活条件紧密联系起来，与他们的工厂、文化、家庭生活的全部情况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这里，工人通讯员还不是工人通讯员，因为他把酗酒这个革命和群众文化水平提升的最大敌人看得太轻！
　　在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上，还有人会问我如何看待“十月命名式”（Октябрина,Octobering）[44]，问我它是不是新生活的一项事实？当然，这里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命名式的重要性，更没必要将它官僚化；但作为一种转变的标志，它也的确代表着一种进步。就在今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叶利沙维特格勒区[45]的信，该地区曾是最“马赫诺”的地区之一，遭受过最残酷的匪患考验。那边的一个村子（我忘了是哪个）里，已经有多达十户人家进行了“十月命名式”，而就连老人也参加了这些仪式。当然，我必须得再强调一遍，它还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是一种关键性的转变——它透露出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我们就应该这么看待它……
　　我们的宗教信仰往往不是留存在脑袋里，不是留存在意识之中，更不在信仰之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环境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单靠科学论证来取得成效。但对宗教偏见最强烈的碰撞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相关现象来体现。人们必须用清晰而批判的眼光去看在教堂中的一场洗礼，一场婚礼，又或者是一场葬礼，并简单地指出，到底是哪里可笑，以及它们令谁看上去可笑。就是这种跟宗教生活有关的通讯稿，比起一些在我们的抽屉里存放着的牵强附会的漫画，可以而且应该在反对日常生活的宗教性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性别问题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性别问题可谓是议论纷纷。[46]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年轻人尤其关心这一问题。几乎在所有的集会上都能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记录。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以理论的形式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阐明家庭形式和社会性别关系发展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现在应该怎样生活，今天应该怎样过？
　　但是，难点在于：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不可能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断然的回答，因为性问题包含了我们社会和家庭生活问题的整个症结，而且这个症结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没法在这里解开这一症结，哪怕只是理论上的：这需要太多时间，而且也不是我们现在的首要问题。但我现在要指出这一问题的几个要点，是因为一个工人通讯员无论如何也无法对社会性别基础上产生的关系、冲突和困难无动于衷。
　　毋庸讳言，我们对性别问题的看法也非常公开，不搞神秘主义，不搞传统的谎言和伪善那一套——但是我们也肯定不容忍玩世不恭。[47]我们必须及时向年轻一代介绍性别生理和社会卫生知识——我们需要性常识，就像我们需要政治常识那样。这是我们要做的最起码的工作。[48]当然，从现在起，要解决我们在过渡条件下与性别有关的所有矛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住房问题在这一领域以及与个人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创造适应文化生活的住房条件，是促进性别领域更文明、更人性化的必要前提。[49]公共餐饮条件、婴幼儿的饮食和养育条件等问题也是同样如此。很显然，一切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改造日常生活的工作，都将为解决当前性别矛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个人的觉醒和发展过程曾而且将继续与此并行。文化水平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修养水平。如果我们说，在通往彻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作为一种暴力机器的国家将逐渐消失，那么也就是说，新的社会生活的所必需的规则将会从外力施加的事物完全变为内在的事物，并且体现在每个公民的社会文化水平当中。[50]这就好像合唱团里的唱手不是被人强迫去唱歌，而是因为自己唱着高兴而唱歌一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关系的一致性将满足每个人的个人需要。对于性别关系来说，这意味着：一方面，将其从外在的枷锁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其受到个人的，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更高要求的内在规则的约束。当然，我们离这个前景还十分远。但它确实为我们指明了存在于当前性别关系领域之中尖锐而痛苦的矛盾的出路。进行以改造日常生活、改造人的个性、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社会工作——这是许多关于性别问题的会议记录中给出的一项基本指示。而且，这也是工人通讯员们处理这一问题时应该切入的角度。

生活描写和新文学


　　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应该通过工人通讯员进行自我回顾和自我讲述。关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我们已经有过不少争论。一些文学界人士试图说服我们，说革命文学不应该“反思”，而应该“改造”，因此，革命文学之中没有生活描写的位置。这种看法相当凸显左派的“幼稚病”。这里一点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不去反思，怎能改造？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日常生活的全部具体内容，怎么能去影响日常生活？有些人（共产主义未来派）认为，革命文学应该在事实上给我们提供“标准”，或者说关于“应该怎样”的例子和规范。但这显然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理想主义的、专家式的、经院式的观点。在这里，世界被人为地分成了两部分：存在和必然。让保守派自己去描绘他们已有的事物，而我们——呵，真正的革命者——将表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当你[51]读到这种“自作聪明”的主张时，你会告诉自己：对这些人来说，仿佛马克思和列宁都没存在过一样。先生们，不，不要狡辩——我们迫切需要反映工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反映应该从简单的工人的通讯稿开始，一直到艺术的概括为止。毫无疑问，工人通讯员的网络的发展，视野的拓宽，兴趣的加深，文学技巧的提高……所有这些共同创造了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新的、更广泛地令人接受的文学的基础。
　　这里请让我回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以便强调这个问题的核心。有些同志指责我“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从善意的角度（或者更确切一些，从恶意的角度）出发，可以这么理解上述指责：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对工人通讯员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唯一直接的草根文学的代言人。无产阶级通过工人通讯员来观察自己的周围，审视自己，并且讲述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工人通讯员不服务于此，那么他们就不是工人通讯员了，我们对他们也失去了信任……同志们，我在什么意义上说过“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话？我不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而是反对某些文人圈子在自家的门上挂个牌子，写道：“无产阶级文学在我们这个小机构里产生，用不着再去其他地方啦！”不！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哪有这么简单？这个任务要比这狡猾和复杂得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Пролеткульт,Proletcult)[52]就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教人写作并且自己也学习写作，教人戏剧、音乐、艺术并且自己也学习戏剧、音乐、艺术。但是，当十几个青年作家匆匆创建起来的文学圈只在主观上与无产阶级有所联系，就声称：“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学，其他人的文学全都只不过是在耍滑头”时，我们就必须表示反对。你们太着急了！你们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了事实。这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这是什么鬼话？！），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建立——如果不是在圈子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阶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的话——不能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容易的任务，因为在你面前的任务，首先是提升无产阶级落后的文化水平[53]，而不幸的是，这些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没上升到可以理解和运用文学的程度。[54]同志们，我们有时提到“资产阶级文学”。[55]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它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富有的阶级，因此，他们受过教育。他们有自由的时间——这是因为他们剥削无产阶级。他们把空闲时间用于各种娱乐，包括文学、艺术等等。资产阶级作家是如何被教育出来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子弟。他们上资产阶级学校，住在资产阶级家庭，参加资产阶级的沙龙——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乐于当这些资产阶级的耳朵的资产阶级议员、工程师、商人和音乐家。他们就因此始终有“他们”的社会氛围，并且在其中生活、呼吸。他们只要看上一眼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一个作家、艺术家，必须有日常生活印象的积累。而这些人是在哪里积累的？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下。为什么？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如鱼得水。这是他的环境，他的财富，他的“文化”。而他在这个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吸收到什么，呼吸到什么，闻到什么，就会在他的诗和小说里传达什么。一言以蔽之，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创作过程。它不是一下子就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几个世纪创造出来的产物。资产阶级已经统治了上百年了。即使在其掌权之前，他们也是当时的富有阶级和有教养阶级。而他们的整个创作者同伙，包括他们的报社里的记者——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布尔乔亚通讯员（бужкор,buzhkor）？——这些“布尔乔亚通讯员”们，正是在资产阶级家庭、沙龙、商店等等的一切的所见所闻中得到滋养。那么，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主要条件是什么？这主要条件便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与资产阶级本身的日常生活条件相同，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也都大致相同。在那些资产阶级有钱有势的国家里，文学、科学、艺术的宝藏特别丰富[56]。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长期得到发展并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了一大批人。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有伟大的科学和文学传统。而在我们这也是一样，在我们的古典的、精神高贵的、后来居上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和自己的阶级生活在一起，这个阶级能够滋养、支持和激励他们的作家。
　　如果我们问自己，同志们，此时此刻，今天，我们的无产阶级能不能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作家、诗人创造这样的条件——能还是不能？我只能回答：很遗憾，还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正因为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为了送一个有抱负的无产阶级作家或艺术家到学校去学习、发展，在目前的条件下，必须把他从生产中、从工厂中，甚至是部分地从广大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只要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即使是无产阶级内部出现的知识分子也会不可避免地与无产阶级发生一定的脱离。马克思和列宁可以在不做工人的同时，通过他们的聪明头脑理解了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并且用科学体系表达出来。但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要想感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心情并在文学和诗歌中表现出来，他们就必须在生活中、在日常经验中与劳动群众不间断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这，除非我们为一种新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创造好前提条件，它不会也不可能真正发生。这些条件是：第一，识字；第二，真正的识字，而不是半文盲半识字；第三，全民阅读。而这些是以普遍的物质保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必须允许他拥有充足的空闲时间——不仅休息，而且还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培养，换句话说，这一前提是物质和精神上升到一定水平，而在这个水平，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不仅仅是最高层的工人阶级，将掌握人类所有的文化。通向这一目标的路，是窄还是宽[57]，是长还是短？它和我们通向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的整条道路一样长或者一样短，因为只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把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在这个程度的文化水平上，作者和读者、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文化距离将不会很大。而那个时候的文化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不，它将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不可能也不打算永远保持统治阶级的地位。相反，它夺取政权是为了让其尽快不再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下，没有无产阶级，那么也就只会有强大的、有文化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因而也就只有合作社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艺术。
　　当然，在现在涌出无产阶级队伍或涌入无产阶级队伍的青年文艺群体中，也有才华横溢或者至少是充满希望的诗人、小说家等等。但他们的作品只代表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还谈不上能够用这种艺术来满足无产阶级。人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帮助年轻的无产阶级进行“艺术逃亡”，但同时也不能允许一个年轻的小型问题团体断然破坏我们的前景，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这种自我评价是建立在对整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错误认识之上的。无产阶级还非常需要悟透资产阶级的艺术，内化这种艺术产生的精华，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从而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艺术的产生条件提供保障。[58]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无产阶级文学小组可以占据一定的位置，但绝不是搞垄断。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艺术会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态度，就像他们面对贵族的豪宅时所抱的态度一样。无产阶级不是从艺术中获得阶级观点，而是把阶级观点引入到艺术之中去。而在这里，工人通讯员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59]他一方面要成为群众的中介，而另一方面则要成为文学甚至是所有艺术的中介。男工读什么？女工读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作品？他们怎么去读这些作品？他们是否将结论应用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工人通讯员们必须善于观察这一切，聆听这一切，并讲述这一切。
　　这个大厅里悬挂的这些墙报——这些工人们如此积极地参与了创作的墙报——当然是我们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斗争中收获的非常宝贵的成就。在这里，体现了他们的基层出身和巨大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表彰、颂扬和奖励（主要是用列宁的著作集）那些把墙报编得更好、装饰得更好的来自工厂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但是，同志们，这些手写的墙报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还很贫穷，我们的文化还很落后[60]，提醒着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才能在文化领域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平起平坐，当然，是在维护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前提之上。[61]我们的报刊，包括我们的墙报，表达出来的思想比资产阶级报刊表达的“思想”高得不可估量。但是如果拿英国的报纸来说，从材料的多样性，表现手法、插图、技巧性的吸引力的角度来看，你们就不得不说：“我们还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他们那种水平？”他们那里呢，除了有大的报纸之外，还有许多小报、专报——专门报道某一行业、企业、街区的特殊利益和需要，并从各个方面反映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得不亲手制作这些每个月才能发行一次或者甚至发行频率更低的这些墙报。或者让我们来把我们自己的报纸出版业和美国的比一比！我们现在整个苏联发行的报纸不到500种，总发行量为250万份。而在美国呢？他们大约有2万种报纸，发行量超过2.5亿份。也就是说，差不多是我们的发行量的一百倍——而同时美国的人口却比我们少2000万人。[62]我们必须时刻把这些数字摆在自己的眼前——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落后。顺便一提，这就是愚昧[63]的险恶力量，正是它让人们的意识沉睡，而我们却需要时刻觉醒着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所有的敌人，包括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愚昧。

关于检举与批判[64]


　　最后，我想重提与对我们所有的混乱的检举与批判有关的话题。这是一项即简单又困难的工作。简单之处在于到处都存在着混乱，不用找，看看周围就行了；困难之处在于混乱的原因很复杂，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得出来。
　　我国的一切都在“搞好”（налаживание, nalazhyvanye）[65]中。“搞好”这个词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流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这个词，总是讽刺地重复；“搞好……”意思是说事情没有好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转。“搞好”一词，往往隐藏着无能为力、手忙脚乱、漫不经心，也隐藏着困难的外部条件和各种各样的缺点与不足。要把混乱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不幸与过错区分开并非易事。对一个工厂、学校或者部队的情况作出总体评价也同样困难：情况是否有所好转，成果如何，他们的领导应该被表扬还是应该被指责？可以对一个类似的单位进行检查，摆出两张直接相反的画面——就算在其中一个画面中列出所有的不合规章、混乱、不合理使用劳动力或原材料等等的事实和现象，还是会剩下很多类似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另辟蹊径：我们可以把过去两三年以来取得的所有进步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进步不少。而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并且对所有的差距视而不见，那么就能得到一幅非常鼓舞人心的画面。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复杂而困难的转型条件之下，检查人员以及工人通讯员很容易成为他们自己的主观偏见和任性的批判，甚至是自身的恶意的受害者。要想保持正确的路线，就需要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自觉性。当一个人在报刊上接受检查或斥责时，如果他只能看到基于表面印象和个人偏见的结论，那么显然，这种检查或斥责并不能推动进步，而是相反，扼杀精神并破坏事业。
　　这就是工人通讯员们必须像躲避瘟疫那样躲开的危险。当然，一位工人通讯员的判断和评价往往有可能会出现错误——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在不犯错的情况下完成，而报业犯的错误只不过是相对更少一些。但是偏袒、专横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也不应该存在于工人通讯员身上。在与任性的斗争中，工人通讯员自己不能成为任性的来源——不能在自己的共情、评价或结论中任性。[66]责任感必须在各项工作之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通讯员是公共良知的器官，监督、揭露、要求并坚持主张。他不能不这么做！工人通讯员写下一处混乱现象，并等待混乱现象被消灭。但混乱现象不一定会立即被消灭。这才为工人通讯员真正的行动打开了局面。失败后甩手不干很容易。但工人通讯员——战士的做法却有所不同。他很清楚，发现混乱现象比纠正混乱现象容易得多。他也很清楚，报纸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发挥作用的，而是通过日复一日地重复和推动产生作用。工人通讯员会借新的机会，利用新的方式、新的情况或新的细节来揭露同一个混乱现象。他还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从多方面入手，更清楚地了解混乱现象的根源，以便消灭它。工人通讯员需要有耐力，就像一个战士那样需要有骨气。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在大的政治方向上取得了成果：我们经历了数十年的地下斗争，然后是1905年，然后是失败，接着又是地下斗争，然后才到1917年，二月革命，内战……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力并取得了胜利。必须用共产党的这种斗争精神、忍耐精神和革命责任感来熏陶工人通讯员。工人通讯员应当成为共产主义者，不应该只是在纸面上上而应该在精神上接受列宁的教导，接受“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导[67]：不信口开河，不要靠传言过日子，要查数据，查事实，要学习，要批评，要力求获得成功，要与任性和无防备感作斗争，要坚持，要反复，要扩大自己的思想把握范围，要向前走，要推动别人前进——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可靠的工人通讯员！（暴风雨般的掌声）



[1] 本文是托洛茨基在1924年7月23日时所作的演讲，它于同年8月14日被《真理报》第183期刊载，后被载入小册子《关于文化工作的问题》（1924年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立出版社出版）。——原注。中译者补充：原载没有任何着重符号，所有着重号都是中译者自己加的。

[2] 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中译者注

[3] 《论希法亭》（О Гильфердинге），见《托洛茨基文集》俄语版第八册第106页——原注

[4] 即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中译者注

[5] 即列宁。——中译者注

[6] 即《论合作社》。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第367页：“……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让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现在我们的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中译者注

[7] 原文直译为“快立个十字架，已经没救了。”（ставь крест, пиши пропало）——中译者注

[8] 类似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起指代某一个人的作用。——中译者注

[9]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启蒙时代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10] 布丰于1753年6月23日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在8月25日举行入院式的时候发表了名为《论风格的演说》，这句话便来源于此。原文为：“Le style c'est l'homme”。——中译者注

[11] 《工人报》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日报，曾于1922-1932年间，随后被改组为苏联水务人民委员会及水运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报《水路运输报》。——中译者注

[12] 写于1923年9月8日，于1923年9月16日的《真理报》上刊载。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3b.htm。 ——中译者注

[13] 原文直译为“这次迟到起不到什么角色。”——中译者注

[14] 原文直译为“因为通俗性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不是一时的。”——中译者注

[15] 原文直译为“文风的提升和流露则已然成为一种辅助性手段了。”——中译者注

[16] 原文直译为“叙述的内容应与主题本身、它的复杂程度或者简单程度相对应。” ——中译者注

[17]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所写的作品中相当通俗的一本了。100多年以来有许多国家的工人正是从《资本论》开始入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译者注

[18] 原文直译为“写”，但《资本论》并不是用俄语写成的，因此这口“锅”理应是准备扣给翻译者头上的，在这里作“翻译”用。——中译者注

[19] 原文直译为“因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中译者注

[20] 原文直译为“主要的难点是问题的复杂性。”——中译者注

[21] 原文直译为“或多或少”——中译者注

[22] 原文直译为“最好是解释必要的术语，一次次地重复并将它们引入读者或者听众的脑海。”——中译者注

[23] 原文直译为“如果问题是直接从工人经验中得来的，那么叙述可以并且始终应该是这样的，即一个不识字的人都可以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中译者注

[24] 原文直译为“他从最重要的电报入手，用眼睛看世界上是否有革命斗争的加剧、议会的冲突、政府的更迭、新战争的威胁等等。”——中译者注

[25] 原文直译为“因此，他一开始就接触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中译者注

[26] 原文直译为“还不是他自己阶级的儿子，也不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中译者注

[27] 原文直译为“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让他感兴趣，必须活捉他。”——中译者注

[28] 原文直译为“唤醒厂里最落后的弟兄们沉睡的思想，是每一个认真工作的工人通讯员的首要任务。”——中译者注

[29] 原文直译为“如果向池塘中注入清泉，池塘中的水就不会停滞或腐烂。”这里借用了闻一多的《死水》。——中译者注

[30] 原文直译为“报纸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革命的印刷品垄断条件下。要记住：一家报社总有官僚化的危险。”——中译者注

[31] 原文直译为“要给报纸写关于报纸自己的事情。”——中译者注

[32] 原文直译为“留意与工人阶级有共鸣的新书和小册子，并给报社多写点关于这个。”——中译者注

[33] 原文直译为“教会他们进行治理。”——中译者注

[34] 原文直译为“生活中的不变性”——中译者注

[35] 原文直译为“偏重于通过国家机关来解决问题”——中译者注

[36] 原文直译为“并逐步为他们参与自我管理做好准备。”——中译者注

[37] 原文直译为“资产阶级发达国家”——中译者注

[38] 原文如此。——中译者注

[39] 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498-499页）：“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中译者注

[40] 原文直译为“拱卫”——中译者注

[41] 原文直译为“并不意味着拉近共产主义秩序的到来。”——中译者注

[42] 原文直译为“虚假的标签”——中译者注

[43] 原文直译为“即不合适，也不方便。”——中译者注

[44] 十月命名式是一场短命的、试图用无神论命名式替代东正教新生儿受洗式的运动，尽管短命，但它仍然创造了诸如“奥克扎布琳娜”（十月）这样的新名字，有点类似于我国的“解放”“国庆”等新名字。——中译者注

[45] 即今克洛佩夫尼茨基，旧称叶利沙维特格勒、基洛沃格勒，是位于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因古尔河畔。——中译者注

[46] 原文直译为“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性的问题，人们议论纷纷。”——中译者注

[47] 原文直译为“但是肯定不玩世不恭。”——中译者注

[48] 原文直译为“这是我们最起码要做的付出。”——中译者注

[49] 原文直译为“创造适合文化生活的住房条件，是往性别领域注入更多文明和人性的必要前提。”——中译者注

[50] 原文直译为“并且转移到每个公民的文化水平中。”——中译者注

[51] 原文如此。作为演讲稿，我不打算对这篇文章的指涉做太大的变动。——中译者注

[52]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指俄国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中译者注

[53] 原文直译为“落后的无产阶级”，没有“文化水平”一词，此处是译者为阅读通顺自己加的。——中译者注

[54] 原文直译为“（这些落后的工人阶级群众）很不幸，还没有上升到文学。”——中译者注

[55] 原文直译为“在这里，同志们，我们说：‘资产阶级文学’。”——中译者注

[56] 原文直译为“文学、科学、艺术特别丰富。”——中译者注

[57] 原文直译为“是大还是小”——中译者注

[58] 原文直译为“从而保证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艺术的条件。”——中译者注

[59] 原文直译为“在这里，工人通讯员也应该有所帮助。”——中译者注

[60] 原文直译为“提醒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文化落后。”——中译者注

[61] 原文直译为“提醒我们需要学习很多，才能在文化上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平起平坐，当然，也要维护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中译者注

[62] 原文直译为“而在北美，大约有2万份报纸，发行量超过2.5亿份，也就是说，比我们的发行量大一百倍左右。而美国的人口比我们少了2000多万!”——中译者注

[63] 原文直译为“不开花”——中译者注

[64] 原文直译为“批判与检举”，下同——中译者注

[65] 此处也可做“做好”“调整”“整顿”解，为表讽刺选用这一具有官僚口吻的译法。——译者注

[66] 原文直译为“无论是在自己的同情、评价还是结论之中。”——中译者注

[67] 原文直译为“不仅要在字面上活而且应该在精神上活在列宁的教诲之下——那就是不断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