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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ka, the Church, and the Cinema
伏特加，教堂和影院
托洛茨基
黄素蓉 译；五叶、阿迪 校订
译按：一战前，沙皇通过垄断伏特加专卖权，并建立了大量国营酒馆，来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由于俄国人酗酒成风，兵源战力下降，1914年沙皇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禁酒令，以改善国民身心健康状况，但这也就废除了国家的伏特加垄断，断了沙皇政府的一大财路。“酒鬼”预算是说，禁酒令颁布后国家杜马制定了扣除酒税收入的新预算，因而说明其实之前的预算的一大部分是来自“酒鬼”的。
有两个重大的事实，给工人阶级的生活留下了一个新的印记。一个是八小时工作日的到来；另一个，是伏特加禁售令。革命前，战争导致了伏特加垄断的取消。战争需要如此大量的钱财以至于沙皇能够把酒税当作微不足道的量放弃掉，多了或少了十亿卢布也不会有太大区别。革命照实继承了伏特加垄断的取消，它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却是基于原则考虑才这样做的；正是由于工人阶级——它成为了新经济秩序的自觉创造者——夺取了政权，通过国家、通过教育和禁令来与酗酒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其应有的历史意义。“酒鬼”预算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被废除这个情况并不能改变一个基础的事实：国家用来鼓励人们酗酒的制度的废除是革命不可辨驳的遗产之一。
由于这个联系，娱乐的问题对于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强了。孩子的性格是在游戏中被揭示和塑造的。成人的性格也很明显地在他的游戏和娱乐中显现出来。但是在一整个阶级的性格的形成中——当这个阶级正年轻而又在前进中，就如无产阶级——娱乐和游戏应该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伟大的法国空想改革家，傅立叶，拒绝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对自然本能的压抑，把他的法伦斯泰尔（未来公社）建立在正确而合理地对人类本能和激情进行利用和结合的基础上。这个观念是深刻的。工人阶级国家既不是一个灵修会也不是一个修道院。我们把人视为自然之物，也将其视为某种程度上受过旧秩序的教育和扭曲之物。我们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的材料上为我们党和革命国家的杠杆的应用寻找一个支点。对娱乐、消遣、观光、笑声的渴望是人类本性最正当的需求。我们能够，并且的确有义务，以更高的艺术品质来满足这一需求，同时，使娱乐成为集体教育的一种武器，从教员的监护和烦人的说教习惯中解放出来。
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件武器，一件别无可比武器，目前就是电影院。这个惊人的、壮观的创新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成功的速度切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城镇的日常生活里，电影院像澡堂、啤酒屋、教堂和其他不可缺少的、或好或坏的机构一样，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电影的热爱植根于对消遣的渴望,对看到新鲜事物和不大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渴望，对用他人的——而不是你自己的——不幸来欢笑或哭泣的渴望。电影以一种非常直接、视觉化、图画式和生动的方式满足了这些需求，而对观众毫无要求；甚至不要求他们识字。这就是观众对电影院这个观感和情感的无尽源泉怀有如此感激之爱的原因。它为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精力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点——并且不仅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巨大的正方形。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占领电影院这个事实，坦白而言，虽说不上愚蠢，也显示出我们是多么迟钝和无知。这个武器，这件急切地需要被使用的武器，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技术的、教育的、工业的宣传，反对酒精的宣传、卫生宣传、政治宣传，以及任何一种你喜欢的宣传；它人人能及、引人入胜、切入记忆，并可作为一个可能的收入来源。
在吸引力和娱乐性方面，电影院早已战胜了啤酒屋和酒馆。我不知道纽约或巴黎现在是电影院更多还是酒馆更多，或这些企业中哪些收入更多。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在休闲的8个小时如何充实的问题上，电影院与酒馆展开了竞争。我们能取得这个无与伦比的武器吗？为什么不能呢？沙皇政府，曾在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国营酒吧网络。这桩生意每年收入近10亿金卢布。为什么工人政府不应该建立一个国营电影院的网络呢？这种娱乐和教育的机关可以越来越多地被塑造成为国民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被用来与酗酒作斗争的同时，它也能被作为一个收入来源。这个可行吗？为什么不呢？当然，这不简单。至少，它将会更自然、更符合工人国家的组织精力和能力,相较于——比如说试图恢复伏特加的垄断。
电影院不仅与酒馆竞争，还和教堂竞争。如果我们用社会主义国家与电影院的融合来填补教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分离，这个竞争就能变得对教堂有致命影响。
在俄国各劳动阶级中，宗教信仰几乎不存在。它实际上从来不曾存在过。东正教只是一种日常习俗和一个政府机构。在深入群众意识，以及将它的教条和真经融入到人民内心情感方面，它从来不曾成功过。其原因也是相同的——旧俄国（包括其教堂）的文化缺乏状况。因此，当文化方面被唤醒时，俄国工人轻易就抛弃了他和教堂间纯粹外部的联系，这是一种依靠习惯才在他身上发生的联系。当然，对于农民来说，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并不是因为农民更深刻而密切地体悟了教堂的教诲——当然，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而是因其生活的惯性和单调是和教堂实践的惯性和单调密切联系的。
工人和教堂的关系（我是说无党派的群众工人）主要是靠习惯的线连起来的，尤其是女性的习惯。家中依旧悬挂着圣象因为它们一直在那儿。圣象装饰了墙壁；没有圣象，就只剩光秃秃的墙了；人们就会不习惯。一位工人将不会再劳烦去买新的圣象，但却没有足够的意愿去抛弃旧的那些。如果不用复活节蛋糕，该怎样庆祝春节呢？而复活节蛋糕一定要被牧师祝福过，不然它将毫无意义。至于去教堂（礼拜），人们并非因他们的虔诚而去；教堂灯火通明，挤满了穿着盛装的男女，歌声美妙——这是一系列工厂、家庭或日常街道所没有提供的社会美学的吸引。其中并没有信仰，或者几乎没有。至少，并没有对牧师的尊敬和对仪式的魔力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将它全打破的主动意愿。消遣、快乐、娱乐的因素在教堂仪式里占着很大的部分。通过戏剧化的方法，教堂在视觉、嗅觉（通过香）上造成影响，再通过它们来影响想象。人们渴望戏剧性的东西，一种想要见闻非常事物的渴望，一种想从生活的平凡单调中解脱出来的渴望，是强大且不能根除的；它从童年早期持续到老年晚期。为了把普通群众从由习惯取得的仪式和教会主义中解放出来，只靠反宗教的宣传是不够的。当然，它是必要的；但它直接的实际影响仅限于一小部分精神上更勇敢的人。大多数人并没有受到反宗教宣传的影响；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和宗教的精神联系根深蒂固。相反，这儿根本没有精神联系；这儿只有无形的、迟缓的、机械的联系，它还没有经过意识；只有一种像街头观光客那样的联系，他有时不反对加入一列游行队伍或一个浮夸的典礼，或是听听歌唱，或挥舞他的手臂。
无意义的仪式——它如同增加惯性的负重一样压在意识上——仅仅依靠批评是无法摧毁的；它能被新的生活形式、新的娱乐、新的和更有文化的戏剧所代替。这里，（我）自然想到的还是这种最有力的——因其是最民主的——戏剧手段：电影院。它不需要身穿锦缎的神职人员，等等。在白色屏幕上，电影院呈现出比最富有的教堂——它在一千多年的经验中已经变得聪明——或者清真寺或犹太会堂所提供的画面更吸引人的壮观图像。在教堂里只演一部戏，而且总是同一部戏，从年头演到年尾；而在隔壁的电影院里，你将可以看到异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的复活节，按照它们的历史顺序，有着它们仪式上的相似性。
电影院通过图像来娱乐、教育、冲击想象，使你不再需要跨过教堂的门。电影院不仅是酒馆的一个强大竞争者，也是教堂的强大竞争者。这是一个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必须取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