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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党[1]人的教诲
托洛茨基
1905年
Lambda 译、Zveza 校
近来，工厂集会上出现一些号召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工党、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演讲者。
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战斗。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整个俄国，工人运动都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加强并取得胜利。现在，社会革命党人正在竭力分裂无产者的队伍，胆敢在这种极其重要的时期让工人大军发生混乱。他们在做这种事情前必须要考虑清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才有权号召工人离开我们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也就是，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正在误导工人。
社会革命党人是怎样指控我们党的？他们说，我们的主要错误发生在农业（土地）问题上。那么，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社会革命党人是怎么教诲我们的，看看谁对谁错。
社会革命党人说：问题在于土地私有。土地现在归贵族、商人、朝臣、官员、修道院和教堂所有，而劳动农民则因为无地而窒息。缺乏土地让农民陷入贫困，在农村形成了一个没有土地、饥肠辘辘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迫去城里打工，获取低下的收入。城市工人也因此受土地短缺的影响。
社会革命党人说：唯一的生路就是消灭土地私有。必须没收贵族、商人、皇室和修道院的土地，并收归国有。只有那些自食其力者，才可以种国家的地。还必须均分土地。只有这种制度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不会有失地者，也不会有乞丐。城市不会挤满失业者，城市的工资也会上涨。因此，唯一的生路就是立即将全部土地分给人民。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书籍、公告和集会演讲中的教诲。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需要细细思考，它是个巨大而且重要的问题。觉悟工人必须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导致农村变得贫困，必须号召农民进行何种斗争。城市比乡村更有觉悟、更有学问，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运动当中起领导作用。
社会革命党人说，必须立即把土地分给农民。很好，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毕竟，农民和农民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农民除了份地还有自己的农庄，有些农民甚至要把自己的份地租出去；富农有纯种的牲畜、强壮的马匹和美国的犁，而他同村的苦命人呢，“贫无立锥之地，一件上衣穿一辈子”。富农雇人打理农业，而买不起马的农民则出卖自己给地主做工。
现在想象一下，所有土地都来到了人民手中。设备齐全的富裕农民当然能对付得了：他会用美国的犁耕地，用条播机播种，用打捆机收割，再用马或蒸汽脱粒机脱粒，等待时机，将粮食卖个好价格，最后把利润收进腰包。但是，没有耕畜和农具的贫农会怎样呢？毕竟他没有任何办法能把这土地抓稳，既没有牛也没有马……那他要怎么处理他的地？就和现在的份地一样：半价租给富农，然后自己去做长工。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从中会产生什么“平等”的结果吗？完全不会！这就是纯粹的空话！
社会革命党人说：罪恶之源在于土地私有。我们回答他们说：这是对的，但它不是全部的根源。
除土地外，私人手中还掌握着资本与生产资料，也就是经济设备、工具、仓库和原材料。就算像他们那样宣布说土地是无主的，是“上帝的财产”，还是会富农愈富、贫农愈穷。
我们不该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土地均分对买不起马的贫农和乡村无产者没有任何好处。
社会革命党人可能会这样说：我们必须要求制宪会议给每个贫农发放资金，供他们购买产业设备。好，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说，国家会直接出资给数百万贫农购置设备。那这样一来，他们能不能把自家产业掌握住呢？
任何一个有思想、有觉悟的工人，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都会立即回答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周围，无情的竞争无处不在，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买卖中，手艺人之间互相竞争，商人之间互相竞争，地主之间也互相竞争。谁的资本多，谁就能取胜。就像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家也会吃小资本家。竞争使富人更富，而使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变成无产者。这个道理是必然的，就和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因此，就算真的均分土地给所有渴望土地的农民，并且给贫农提供设备，这些土地所有者之间还是会立即出现竞争。少数人往上爬，扩大产业并开始实行雇佣劳动，绝大多数人则重新变成农村无产者。就是说，我们又会回到原点。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第一，分到土地还不够，还必须拥有生产资料。第二，分到产业设备也还不够，还必须能够真正把它掌握住。
社会革命党人声称均分土地给农民就能消灭失业，这纯粹是在误导工人。只有缩短工作日才能减少失业，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根除失业。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只是土地，而是所有生产资料（工厂、原材料）都归全社会所有，共同劳动的成果将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不会有竞争，不会有资本家或无产者，不会有农民问题，也不会有失业。
当然，富农会对我们说的话嗤之以鼻。但对于贫农、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我们必须向他们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饥饿和屈辱。只有社会主义，别的都不行。
但是，现在能直接在俄国推行社会主义吗？不，我国的农村还很不开化，缺乏觉悟。农民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人）还太少。首先要做的是推翻这个将广大人民群众置于蒙昧中的专制政权。必须免除加在贫农头上的一切税赋，必须在农村实行所得累进税，推行普遍义务教育。最后，还必须把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与城市无产者联合起来，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党的大军。只有这样一支军队才能完成那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现在，饥饿、贫穷、受地主和政府双重压迫的农民起义了，并且在夺取地主的土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怎么看这件事？我们说：只是把贵族的地分给农民，并不会像社会革命党人梦想的那样，使农村免于贫困和消灭失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把所有土地转移给人民，资本主义也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农民的无产化将继续下去。但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会全力支持没收一切土地——原因如下。
今天的俄国农村不仅受资本主义折磨，还受农奴制残余的恶劣影响。
许多贵族在自己继承的土地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农庄产业，他们以最为重利盘剥的条件把土地租出去。由于本地贵族也是地方自治局的领导，所以俄国许多地方还完整地保留着农奴制。随着贵族土地的没收和贵族头衔的废除，老爷和农民之间的区别将不复存在。要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现在在许多地方，农民都在竭力夺取地主的地。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反对这种行为吗？当然不能！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需要，那是他们在说谎。无产阶级将全力支持立即将贵族土地转移给农民。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必须这样对农民说：“你们要在村里和乡里选举出农民委员会，让委员会处理当地的土地问题。但这还不够，你们还需要确保未来的制宪会议不会站在地主一边派兵对付你。因此，在制宪会议选举期间，你们要将票投给人民的真正朋友和保护者！”
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不会忘记这一事实：在农村，与他最亲近的不是有产业的农民，而是无家可归的无产者和雇农。因此，城市工人会公开对全体农村贫农说：“兄弟们！你们是买不起马和其他产业的贫苦农民，把所有土地分给农民也不能让你们得救。在你们当中，十个人或者一百个人里才会有一个人当上主人，其他人还是照旧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那些人说土地‘社会化’或者均分土地就能使你们摆脱无产化的命运，你们不要相信他们。不要相信！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人心里完全是为了你们好，但他们的指示却大错特错，让你们产生误解。会有很多党派来给你们开药方，想让你们摆脱贫困和失业——不只是社会革命党人，保守派、自由派，还有好多别的党派都会如此。但你们必须相信我们，相信你们的兄弟，相信城市工人。我们告诉你们：不管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得救的办法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主义。农村无产者们！与我们这些城市无产者联合起来吧，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当我们的队伍囊括大多数城市和乡村的工人，我们就会把国家权力握在自己手中。那时，我们将宣布土地、工厂等一切生产资料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然后，斗争、竞争和贫富分化将会从城乡各地消失。再之后，真正的平等和真正如兄弟般亲密的关系就会降临世间！”
“起来吧，贫苦的农村兄弟们，加入城市无产者的光荣大军吧。让我们奋勇前进，为了完全的自由而战，为了社会主义而战！”
社会民主党的传单，由圣彼得堡Е·М·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社出版。
[1] 社会革命党于1901年由几个幸存下来的民意党团体联合组成。与社会民主党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不自称为工人党，而是全体劳动者的党。它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纳入了这个模糊的概念。社会革命党认为自己是19世纪 70-80年代民粹派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认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罗斯的条件下生存下去。社会革命党人说：“俄国接下来的革命不会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劳动’的。”然而，尽管他们把华丽的革命辞藻当作掩饰，社会民主党人自他们建党伊始就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在社会革命党出现的时候，就把它称为“反动社会主义者”的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革命党掩盖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作用，明确地将这个党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对该党的原则性态度必须与对自由派的态度相同。大会决议继续说：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不仅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有害，甚至对反对专制主义的普遍民主斗争也有害。因此，大会谴责了一切试图与社会革命党接近的行为。
社会革命党从来没有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它曾与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结盟，同时又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农民的利益。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土地社会化、均等使用土地等）反映了广大农民阶层中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部分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受个人恐怖主义方法的吸引，追随社会革命党人。但是，领导恐怖活动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很快就因为其内部严重的奸细渗透而名誉扫地。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期间，社会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劳动派参与其中，但它与立宪民主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开始衰退。它的内部出现了由布纳科夫、阿夫克森季耶夫等人领导的取消派。这个团体出版了《创举报》，对本党策略的各种基础都提出了质疑，彻底地重新考虑了一切如革命之类的问题。它认为革命时期已经过去而且不可能在近期恢复过来，并基于此观点又认为必须要根据新的条件改变所有的政治斗争方法。这个取消派的领导人（也就是现在身在海外的右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坚决要求该党改用合法的政治活动形式，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达成协议，并彻底放弃反对沙皇专制的武装斗争。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人采取了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的模糊纲领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官员、军官和农民入党。由于有过多右翼成分入党，社会革命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了同盟。尽管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一起构成了当时苏维埃的大多数，但它依然对“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持敌对态度。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政治本质在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通过二月革命上台后，他们坚持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同时，他们不仅没有实现其纲领的要点，也就是土地的社会化，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在十月的战斗中，社会革命党披坚执锐，与起义的工人阶级作战。十月之后，它又继续进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斗争，与“复兴联盟”的反动派联合，推行干预政策。而在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它动用的手段也不止于个人恐怖活动。它的成员刺杀了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尝试刺杀过列宁，还对托洛茨基准备过刺杀行动。1919年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放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然而切尔诺夫的中央委员会并未遵守这一决议，在大会后继续进行干预、武装行动和恐怖活动。1922年在莫斯科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清楚地揭示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反革命本质。
十月革命前不久，由卡姆科夫、斯皮里多诺娃等人领导的所谓“左翼社会革命党”团体脱离了社会革命党，并在彼得堡的杜马选举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在全俄农民苏维埃大会上，以斯皮里多诺娃为首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了反对右翼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抨击了时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临时政府成员的阿夫克森季耶夫。十月革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革命党内部的分裂，左派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其成员加入了苏维埃政府。尽管如此，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始终无法完全克服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异议也在加深。1918年夏天，他们暗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此后，左翼社会革命党开始瓦解，并分化为三个团体：“左派”、“人民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共产主义者”。
1923年，社会革命党部分成员召开的大会决定解散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