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61号，1904年3月5日
（两种人群）
上面已经命令不要搞爱国主义游行了。负责监测爱国主义情绪水平的警方记录员已经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爱国主义”有转向其反面的危险——近年来的生活已经不止一次地给他们带来了这样“辩证法式”的惊喜！——所以他们就下令让这“冲动”停下来。而且很明显，这道命令下得相当及时……
沿途被动加入的广大示威群众拥有大规模连结而形成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保证这群人不出意外。人群的“爱国主义”呼喊就好像是从胸中吐出一口浊气，因为一切原因而充斥的感情纷纷在这叫喊当中倾泻而出。假如有人把另一个有力的口号抛给他们，他们也会响应和支持它。我们已经能听到一种还不甚明了，但毫无疑问并不爱国的喊声：“全社会，联合起来！”（在塔甘罗格）……其他战斗性的呼喊也被创造出来，获得了响应……危险增长起来了。
至于示威者里更“积极”更活跃的另一个部分（基辅的一位通讯员这么描写这一部分人：“所有卑鄙无耻的东西都从他们的栖身之处里爬出来了！”），他们则是自愿行动，直接弄得连警察都出来“呼吁他们保持秩序”。
这一伙人感觉到有机会放开手脚做事，便陷入了狂热：他们拦住马车夫，拖住过路人，逼得好多人四散而逃。那些人平日里不得不脱下帽子低三下四地行礼，现在总算有机会对着所有人大喊“把帽子摘掉”了。他们追上了一些人，用棍子打掉无辜人们头上的帽子，连女性也不能幸免。然后帽子常常就随着这群人一起消失了。他们喝完酒，趁着兴头闯进私人的房间，逼着房主做爱国主义测验题。他们冲进餐馆和旅店大吃大喝，而且还不付钱。莫斯科的一位通讯员报道说，他们经常顺手把餐馆的银汤勺带走，这显然是把它当成了爱国时刻的纪念品。他们在演出的时候钻进剧院，强迫乐团演奏《上帝保佑沙皇》并且让大家跟着唱，出门的时候手里则抓着别人的东西。基辅的一位通讯员写道，索洛夫佐夫剧院有七十台观剧用的望远镜消失了……安稳过日子的公民们则抱怨说：“手提包和钱包都不见了……”
这一切实在是过于可耻了——上面要求爱国者们回归他们平常的工作……市长或者省长挥了挥手，刚刚才召唤出来的爱国潮流就暂时停歇了，但它在这个“雄壮”的过程中已经带走了许多汤勺、望远镜、钱包……
是啊，如此广泛的构思，如此庄严的推崇，如此热闹的安排——那么欣喜，那么激情，那么愿意献出生命和财产——结果却让刑事犯罪的纪要内容变得更丰富了。
警察这群花言巧语的强盗操着爱国主义的腔调，而最先响应他们的公民则准备把手伸向银汤勺——这自然是因为日本封锁了亚瑟港——这件事并不是巧合。这不是巧合，而是社会向沙皇制度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明确而坚决的答复：社会能推举什么志愿者来积极地承担爱国主义的职责？别有用心的人召集起来的人群里，沙文主义的口号到底能激起什么感情和本能？
这自然不由得让人想把它同另一群人做个比较，沙皇制度每时每刻、每周每月都在试图从我们的影响力范围内把这群人夺过去，拿一些仇视人类的响亮口号刺激他们的思想、点燃他们的情绪——这是另一群完全不同的人——是去年南俄事件中的人群，具体地说，顿河党委带领他们脱离了拳脚争斗的野蛮境况，用革命和自由的火热口号激发了他们。这个充满崇高精神的群体让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振奋起来，它自身也好像抬高了整整一个头。伊丽莎白格勒的一位通讯员写道：“看着他们的时候真是令人惊奇！队列整齐，昂首挺胸，他们无可阻挡！”（《火星报》46号）这群人这样安抚惊慌失措的敖德萨居民：“别害怕，别害怕，基希讷乌的事情不会在你们身上重演，我们想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中间不分犹太人或者俄罗斯人，大家都是工人……”（45号）在特维尔参加“反爱国主义”游行的人们说：“我们不打砸店铺，我们是在争取自由。”（见同一号的通讯）
宽容而高尚，革命团结那看不见的线把群众连结起来，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群体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他们不允许自己做出任何暴行。“他们连一颗苹果都没碰坏！”商业街上惊奇的居民这样感叹道。
没有人喝醉，因为这群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不会喝酒。他们不凌辱女性，因为这群人在这样的日子里不会做这种事。一位活动参与者写道：“就感觉生活过得有十倍于以往那么充实，一切都很轻松，目标相当明确而且也很接近，心中充满无尽的勇气和忘我精神！……”
基辅、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和巴库的这些示威者——现在还只是示威者——在精神上同那些革命的“人民”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在街垒上死去的人民……从1789年以来[1]，他们已经好多次在欧洲各个国家的街垒上牺牲了……
在那些重大的日子，那群人，普通的、愚昧的、做着买卖的、被折磨的和受压迫的那群人，抛下锤子、离开货摊，拿起步枪、走向街垒——街上的空气变得清新了，粗野而恶劣的本能也和无趣的琐事一道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激动的震颤使人美好、使人高尚，它笼罩了整个社会，连最下层的贫民窟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革命的浪潮升得越高，侵犯“道德”和“财产”的平常“犯罪”数量就越少……革命的旋风席卷欧洲时，警方的显贵们一直密切关注着犯罪情况的晴雨表。到1848年三月中旬[2]，普鲁士的部长看到了一个危险的征兆，那就是侵犯财产的犯罪数量减少了……他没有弄错：3月18日时，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便“在上帝的恩典下”淹没在183具尸体的鲜血当中。柏林的街垒战斗发生一个月之后，警察头目公开宣布说，“副工长和工人们的行为完全值得所有人的感谢”。没人用棍子打落过路人的帽子，女性可以安全地上街，柏林的餐馆老板也不用担心自家的银汤勺被拿走……
这就是“革命的暴力”带来的道德影响！大学讲坛上的反动临时工不止一次试图诋毁革命，他们说这种现象是在凭着它的历史意义蔑视他们那些毫不值钱的歪理，比如什么“和平繁荣”、“全面成功”……顺便，这群学究还断言说，183名被杀害的人当中有一些是3月18日不久之前刚从柏林监狱里放出来的“刑事犯”——这种断言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但是就算如此又怎么样呢！卑鄙无能的伪造者，他们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越是努力污损街垒大军里的个体，就越是在抬高革命本身不断复兴的力量……可悲的庸人，他们不明白，按他们的打算，他们的断言应该是要对革命进行诽谤，但它本身却有着客观的寓意。这种寓意很明显，那就是：看吧，这些人在“和平繁荣”的时候只能隐藏在犯罪的缝隙里、栖居在罪恶的贫民窟里，在反动势力猖狂放肆的时候只能侮辱路人、闯进剧院、把别人的口袋抢劫一空——到了今天，革命的火舌冲出地面的时候，却光荣地牺牲在了街垒之上！……
柏林的街垒战斗过了整整23年后，1871年3月18日，革命再次显示了它奇妙的力量。巴黎这座暂时休眠的老火山，再次喷出了革命的熔岩……无产阶级的公社把第二帝国的各种反动败类、百般丑态、骄傲和力量统统扔到一边——而巴黎，这座国际的巴比伦，它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狂欢宴饮的景象消失了，无论阶层高低，醉酒淫荡的行为也停止了。没有一起夜间抢劫案，也几乎没有一起盗窃案。1848年的二月革命以来，巴黎的街道第一次变得安全，哪怕街上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停尸房也空了——没有人自杀，也没有无法识别的神秘尸体。
一位公社社员说：“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谋杀、抢劫或者针对个人的暴力事件；看来是警察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都带去了凡尔赛。”
然后呢？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军队得了胜利，罪恶和犯罪同他们一起淹没了巴黎的街头。盗窃案和警察一起回来了。一小时之前无产阶级公社的红旗还在骄傲地飘扬，现在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三色旗已经在这同一个地方耀武扬威了，而荒淫和暴力一看到这副景象，就开始自由地呼吸。
革命的理想主义被“复仇”的理想主义取代了。战争，被当成“上帝构建的秩序一环”，被战争屠夫毛奇[3]看成是“勇气和无私、忠于职守和自我牺牲”的学校，一切反动力量数十年如一日地鼓吹战争，让它充盈在法国的政治气氛当中——于是在这种气氛当中产生了巴拿马案件，又产生了德雷福斯案件[4]……
一边是“连一颗苹果都没动”的罢工抗议群众，一边是强闯民宅、把手无寸铁的女性的帽子统统打落的爱国人群，这种对比推动着人们的记忆，让他们回想起这些巨大的相似之处。这种小事与大事之间的联系不只是来自外部，因为正是历史的意志每日每刻都在让我们从小事走向大事。把基辅、罗斯托夫、巴库和特维尔的罢工人群全部包括在内的历史潮流越来越接近那座悬崖，一旦越过了它，强大的水流就会变成革命的瀑布……
……就让警察的反动走狗们紧紧盯着犯罪登记册吧，尽管街头的激动情绪让警察没法照规章进行监管，但在政治生活的中心，犯罪数量会变得越来越少，几乎趋近于零——当他们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就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就可以对自己说：“革命要来了！”
注释：
[1] 指法国大革命。——《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1848年，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中欧的大部分地区：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场革命为未来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法国的1848年革命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的革命，但它最终失败了。——《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3] 毛奇（1800—1891）是普鲁士的将领、陆军元帅和普鲁士总参谋长，普鲁士军队的杰出战略家和组织者。他是普鲁士军事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支持在普鲁士的霸权下统一德国各邦。他参加了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他写了大量关于军事事务的文章。——《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德雷福斯案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治当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表面上这起案件是诬陷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一名犹太人）在进行间谍活动，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切反动分子和君主主义者攻击共和国的借口，就算在此案当中反动派也使用假文件进行操纵。所有左派和支持共和的圈子都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在他们的努力下德雷福斯终于得以平反。——《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