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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59号，1904年2月10日
（新“中间阶层”。彼得堡杜马的选举。“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谁来做最后的发言？）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马上就要写完它历史的最后几页了。他们的成长、发展和地位的巩固正在让他们全面退化。他们从一个带有迷人浪漫色彩的独特“结社”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当中平平无奇的“中间阶层”。之所以叫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站在地位最极端的两个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旧的小市民阶层很相似，但同时又和它有着深刻的区别——无论是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是一种新形态的中间阶层。旧的小市民阶层代表着经济上的因循守旧和政治上的粗陋浅薄，资本主义齿轮的每一次振动都把它打得粉身碎骨。守旧、无知、政治迷信——它完全是个过去时代的东西了……它完全有理由这么对新的“中间阶层”说话：“我给你让出了位置，是时候让我腐朽，而让你绽放了……”新的民主吸收了我们亲爱的老“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被大生产的发展打倒，反而同它一起蓬勃发展起来。甚至可以说，这个发展中的群体总的来看不过就是具体地回应了大生产的技术、行政和“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和大生产共同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提出的要求。他们靠出售自己的“智力”为生。因此，和旧时的小市民阶层不同，他们具有专业的智慧、专业的主动精神，他们灵活、敏捷、不害怕新鲜词汇、不逃避对社会裂痕的改革，相反，他们总是在政治的阳光下挤作一团……
知识分子民主的成长是由他们日益增长的道德独立性（独立于“人民”）和政治自信心造成的。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提出自己的口号，培养独立的政治哲学思想形式（当然，并不避讳抄袭）。他们给自己挑了一个还没那么败坏的名字：最近他们提议自称为“公民民主”，以便和资产阶级民主作区分[1]。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没有哪一个事实没放在自家报刊上谈过，或者至少这样争取过。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坚定、自信。无产阶级迈入政治利益的领域时，才跨第一步就遇上了资产阶级民主，而它争取阶级自决的斗争哪怕不是四分之三，也起码有一半因素是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打着监管旗号的蓄意侵犯——一些无能的社会主义者还在希望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会纯洁无暇地把自己带向社会主义，只有这种人才有不理解这一点的特权。我们援引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要求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幻想国度里团团转。“（对那些已知现象）搞一些巧妙的解释完全没有必要……这就是在耍阴谋诡计，弄出一些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说它要在政变的时候从无产阶级那里夺走它即将到手的领导权。《俄罗斯公报》写的‘啊，真不幸！’之类的评论……离上面那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还差得很远。”（《革命俄罗斯》，第2号，132页）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就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位置上：主观上，它不得不进行自我否定，但同时在客观上，它每日每刻都在自我肯定。
彼得堡杜马的最近一次选举按照新的处理办法举行，它把首都里信奉自由民主、租住在昂贵住宅里的温和上层带入了竞选活动中。[2]我们的报纸这样写道：“彼得堡体面人、名流和大众知识分子中的各色精英同酒馆掌柜、承包商和木材商人发生了冲突。最后的赢家是后者，因为‘知识分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然后发现——‘他们缺乏坚实的组织，党派的纪律性也不够’。”（《圣彼得堡公报》）但选举带来的教训并没有消失无踪。选举期间的一片紧张忙碌当中——在他们周围、在会议上、在新闻界里，首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为组织和党派纪律性积累要素。而一家彼得堡的报纸则像这样有理有据地安慰败选的租户说：“这个阶段还得当学徒。我们希望，以后会有几个优秀的‘学徒’脱颖而出，能够成为师傅……”那我们就希望吧！……
某份温和自由派、只带点小聪明的省级报刊用这么一段话来描述彼得堡选举的社会意义：
“从大租户们的物质保障条件，以及由此可知的生活水平来看，他们同房东以及商人没有任何区别。基于此（？），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纠纷。但另一方面，彼得堡大租户的范畴几乎包括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所有色调。这种情况使得因物质利益的共同性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发生了分裂，使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当然可以！要敢想敢说，老兄！）换句话说，彼得堡的选举又一次证明，把居民教条地分成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审查制度显然让报纸没法说出无产阶级这个词）在现在的俄罗斯找不到任何依据，它证明，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东西把俄罗斯社会分为两半，那就是文化程度、智力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水平高低……”
“因此，我们国家实际上并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党。我们在地方自治局、市杜马和文学界的所有自由主义者都坚持虽然温和但是纯粹的民主政策，因为他们捍卫的是纯粹的人民利益：他们关心地方自治的发展、关心学校、关心人民的医疗……我们的整个进步运动……都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因此究其本质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除了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进步的政治纲领。”
我必须向读者们道歉：引文结尾这段不是从自由派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是来自于“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第1号，236页）。然而，正如各位所见，这个结尾和开头显得非常协调。但还是别拿这比较去恐吓我们受着审查的可怜同事了：它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想着“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说“社会革命党”想着资产阶级的事。
“俄罗斯的各色知识分子”和房东、商人以及工厂主有着同样的物质水平。因此，“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纠纷”。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却和资本家们相反，“依靠工人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自由派报纸完全同意《革命俄罗斯》提出的“主义”，认为“社会政治中的纠纷”不过是由“物质保障”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但实际上它是由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决定的。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直接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知识分子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靠出售自己的“智力”为生，并不直接剥削无产阶级。因此，相比起提高剩余价值率，他们更乐意提高自己在国民收入总量当中的份额，而这个份额会随着“地方自治、学校和人民医疗的发展”而增长，总之就是人民文化水平越高，份额就会越高——这一点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对整个资产阶级都适用。因此，知识分子的活动必然包括一些“纯粹的人民利益”，但这种办法并不具有丝毫“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有以社会革命的名义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阶级政党的活动才有这种属性。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听说过“俄罗斯的各色知识分子”在彼得堡杜马里或者周围地方做过这类工作。
我重申一遍。上述群体政治面貌的差异不是由物质保障的水平决定的，而是由这些群体所履行的社会职能的性质决定的。资本家，包括地主和房东，需要缴纳一定的财产税，所以总是倾向于在一切社会和国家机构当中设立财产的资格门槛。相反，总的说来，知识分子始终反对“不公正”的财产门槛，他们青睐的是受教育程度的门槛。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3]在他的《代议制政府》里提出，“只有开明的少数才能满足或是纠正民主多数的愿望”。为了进行这种“纠正”，密尔容许了复数票制度[4]，但他并不愿意把它建立在财产门槛的基础上，因为“这个标准在日常的斗争当中非常不完善，”密尔痛苦地抱怨说，“机遇起的作用比功绩大得多，而且很难用教育保证一个人有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因此，“给一个人多张选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人思想的优越性。”而我补充一下：只是不要忘记，这种“个人思想的优越性”（教育）正是统治阶级的垄断。
作为给“个人思想优越性”的贡品，我们那“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制度一直提倡教育程度的资格，用它来反对杜马里肮脏的暴发户和地方自治局里粗野的贵族。看来，教育程度资格当中的“进步”思想就在于此了。但从另一面看，它也是在反对平等的普选权，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到政治活动的边界之外。这就是它深刻的反动一面，使得我们的党不得不认为，“教育程度资格”正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诡计”，它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渴望着在“政变时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领导权”，因而造就了这些阴谋……
说到地方自治局里研究过的降低选举资格条件的问题，我们的文艺界又出了个“好”主意，也就是“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而支持它的声音也喊得越来频繁了。上述资格的主要要求是：年满25周岁，在本地区居住满三年，以及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对于萨拉托夫省的各县来说（城市除外），这一标准意味着增加286名选民：地方自治局供职人员152人，经济工作者77人，其他领域57人。而在地方自治局的人员当中，医生有59名，兽医有26名，保险代理人10名，以及教师57名。这些人就是“在我国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骨干力量。但他们自己是否渴望发挥政治作用呢？毫无疑问，是的。就在这个萨拉托夫省，官方询问了所有的医生、兽医和保险代理人，他们是否愿意为投票权支付其工资额的1%到2%。在接受询问的102人中，有99人表示完全同意[5]。“公民”民主的公民成熟度在这里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而哪怕是像《俄罗斯公报》这样的报刊，又怎么看待“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原则呢？抱着炽热的好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公报》写的“啊，真不幸”这样的评论给自己定下的直接任务就是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领导权呢？不，我不这么认为——目前还只有《革命俄罗斯》写的“啊，真勇敢”这类评语在有意识地争取这个目标。至于广泛意义上“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合法民主，它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政治形式：它定居下来了，它也接受过教育，而这就意味着“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并不“社会主义”，连他们身上纯粹民主主义的性质也特别值得怀疑。这些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极端情况下只有“精神上”（文学方面）——同社会自治机关有联系，在阶层和财产方面同享有特权的地方自治局有联系，还和杜马有一部分联系。地方自治局夸耀说自己是俄罗斯的天命之主，而在自治局精英们的边界以外就是消极的平民（демос）、被看管的人民。以地方自治局为中心，以这样或那样的“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资格”为半径，画一个选举的圆——这就是目前为止我国公民民主和民主主义所能触及的最大范围。
“指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搞民主主义可能看起来像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怀疑的产物。但我们确实是太习惯于相信知识分子了，觉得他们对人民怀着有些模糊、但还是最为高尚的感情。而我们的这帮老熟人竟然能不让人民拥有政治权利？对此，我们回答说：“他们在污蔑！”在历史当中，永远也不应该指望善良的老熟人。因为他们高尚的感情可能会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发生冲突，然后他们就会背叛——当然，是“迫不得已”，也许还会“眼含热泪”——但还是会背叛……
这种背叛在心理和政治时机上的准备完全独立于知识分子本人的意愿。我在上文已经部分地概述了这个过程的机制。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原则，即教育程度资格（或是把财产资格的水平降低），以此反对杜马和地方自治局里的主宰者。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一点显现了他们对人民的爱，因为他们正是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选举权。他们逐步实现社会自决的过程当中，这种资格门槛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自然的规范——自然，尤其是因为这给两条相互对立的战线上的斗争提供了支撑基础：今天对抗反动的资产阶级，明天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当然，这并没有排除激进人士从知识分子当中进一步分离出来的可能性。
必须要记住，总的来看民主制度所处的政治发展条件比无产阶级要有利得多：合法报刊的庞大文学机器为它效劳；我国自治机关和合法集会的一切实践都以某些形式锻炼和巩固了它的社会本能，并且在它中间发展了相当明确的政治思维技能——这不仅是说那些已经敲开了市杜马大门的上层知识分子，也是在说广泛的“边缘”知识分子群体，是他们组成了一切选举活动的宣传机器，为反对情绪的“显露”充当斥候。
因此，在消灭目前的这个国家政权的时候，民主制度将会有能力发表明确而相当有力的话语，这一点不足为奇。
“打倒专制制度！”在我们影响之下革命起来的无产阶级会这样在街垒上讲话。“还有，定居时间和教育程度的资格万岁！”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会这样齐声附和，并且着手召开立宪会议。在这场决定性的“对话”当中，最后的发言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必须如此，既然我们倡导先锋队理念的发言并非是在可悲地嘲弄我们自己力量的弱小……这最后一句发言会是这样：“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权万岁！”
注释：
[1] 参见《俄罗斯公报》上И先生（约洛斯）从柏林发回的通讯，他是个为伯恩施坦服务的自由派，也是个聪慧而才华横溢的报刊伪造者，专攻德国的政治生活。——作者注
[2] 彼得堡的这伙人当中，官僚是个极其重要，同时又最没有文化、进取心和自由精神的部分。——作者注
[3]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密尔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仔细地阐述了地租理论，提出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所有收入征收高额税款。密尔的学说对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等人有很大影响。密尔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和圣西门的强烈影响，在他的所有作品当中都将经济问题同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密尔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基础》，它带有彻底的折衷主义色彩。——《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4] 一类选民每人有一张选票，另一类选民则有两票及以上。例如比利时就实行这种制度。——作者注
[5] 有三个人反对，但他们并不是被工资税吓退了，而是因为其他原因。——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