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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03年7—8月)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

(7月22日[8月4日])


  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在这里对《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纲领草案发表了最原则性的意见。但是,对于前者的发言大家已经指出,他的总的气魄与最后的结论完全不相称。用谢德林的话来说,他扬言要搞大屠杀,结果却吃了只小黄雀。阿基莫夫同志的气魄也很大,但是,很遗憾,与纲领草案毫无联系。阿基莫夫同志只在一项条文上非常明确地在原则上反对现在讨论的草案,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他说草案的错误在于它非法地把重点从日常斗争转向革命专政,从阶级转向党。……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讨论的草案包含的最低纲领,不亚于——按改革总数来看——其它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为改革而斗争的时候,就在实行其主要改革——准备实现革命专政的无产阶级头脑中的改革。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因素,因为改革本身不是无产阶级自由的政治创造活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它只有在社会革命的威胁之下才能实现。阿基莫夫同志试图使现在讨论的草案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的立场。他的责备可以百倍地奉还给他。正是社会革命党人“把重点”从他们称为“幻想的跳跃”的社会革命“转向”被他们看作是“逐步升入”社会主义王国的日常斗争。我可以举出有关引文给阿基莫夫同志看。无产阶级专政象雅各布宾派的行为那样吓住了他。他忘了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两者的对立使他如此不安——最接近于等同的时候,这种专政才是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阿基莫夫同志否认专政,从而陷入了通常的社会改良主义。


讨论党纲问题时的发言

(8月1日[14日])


  我想向阿基莫夫解释一下。在“人民”专制下,专政的是资产阶级。只有当社会主义者获得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


讨论党章问题时的发言

(8月2日[15日])


  当普列汉诺夫同志建议投票赞同列宁同志的条文,把它当作反对机会主义的可靠手段时,我深为惊奇。我不知道,居然可以创造出一种反对机会主义的规章符咒。我认为,机会主义是由更为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最后,我不知道,机会主义者本质上是必定不会有组织的。我知道饶勒斯派的党是有组织的机会主义。我没有忘记我们经济派的组织。不,我认为争论的原则要小得多。既然某某人承认我们的纲领,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加入我们的组织呢?——普列汉诺夫同志问道并接着回答说:显然是因为有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对它应当进行斗争。可是,反对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条文完全打到另一个目标上去了,问题就在这里。不管怎样已是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容易自行列入党员名单。中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组织,特别是大学学生会比任何广泛的(lose )工人组织要经久得多。学生会能存在好多年,而广泛的工人组织却受罢工、危机、工人群众流动的影响,每天都在遭到破坏。这样,列宁同志的规定就使知识分子与工人处在不平等的条件之下。这一规定的作者断言,它使我们能够随时了解,我们能把哪些力量投入战斗。但是我担心,当列宁同志在紧要关头翻阅自己的名单时,他会在其中找到大学学生会和聚集在红十字会里的社会民主党的漂亮小姐们,……我决不赋予章程以神秘的含义,也不认为它将把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到大学学生会和红十字会的小姐方面去。不,我们工作的范围当然仍旧是无产阶级。但是,如果法律规定必须符合实际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予以否决。再说一次,它没有打中目标。它的作者,特别是它的辩护者普列汉诺夫同志想把这个条文变成对付“知识”界那些在政治上蜕化并在腐化别人的人物的绞索,即对付自称社会民主党人、把青年聚集起来出卖给彼得·司徒卢威的人物的绞索。同志们,请相信,任何能成为套住这些先生的绞索的条文,我会第一个去抓住它,我会第一个使劲勒紧它。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不会加入某种广泛的(lose)党组织?难道他们不会自己去建立这种或那种组织?你们说,中央委员会不会承认它。为什么?显然,不是由于组织本身的性质,而是由于加入组织的人的性质。这就是说中央会了解作为政治人物的某某和某某。这样他们就不可怕了。这样就可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除掉。但是,我说,限制那些站在党纲的立场上并在党组织领导下单独为党效劳的知识分子的权利,这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中央委员会应当对住在奔萨城的每一个这样单个的社会民主党人回答说:“在行使你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权利以前,你必须同萨马拉和卡卢加的这类单个人物建立联系。因为现在想出了一条消除你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条文。”


[1] 这句话有不同的记录,现将这次代表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这段记录的有关发言摘译如下:
  “普列汉诺夫(主席):我这里记下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是:‘机会主义是由无产阶级发展的客观条件造成的。’我希望记录中漏掉的这句话能保留。
  托洛茨基:我否认在我的发言中有这样的话。我说的是:‘据我看来,机会主义是由比章程的某种条文更为深刻的原因所决定的。不,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它的复杂原因所引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89页)——编者注

[2] 德语:松散的。——编者注


  译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35—136页,第225页,第274—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