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解放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这位从气质上说是内在论哲学家，而从思维方式上说是乐观主义者的先生，对当代文学怎么也喜欢不够。他说：“我们的信念是相信生活，相信它的胜利和成功。”而“谁要是相信自己时代的生活，谁便会相信文学”。（《箴言》，第1册，第98页）应当承认，这种可敬的美学和哲学上的乐观主义虽以富有生气的信念的连环保的形式把文学与生活永远联系起来，但并未给我们以十分令人信服和十分深刻的感觉。相信生活和它的胜利，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越相信越好，可是，“相信自己时代的生活”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能够整个都相信呢？这是《俄国思想》杂志的穆拉维约夫先生们和邦葛罗斯[1]的其他的精神后代们的事，而与我们则不相宜。我们尽管不是“生活的敌人”，但暂时还是“区分者”，而且还要做很长一段时间。真正的“相信生活”也许会要求克服“自己时代的生活”及其文学的！难道《箴言》杂志的这位批评家不清楚这一点吗？文学，甚至力图脱离生活的文学，实际上也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生活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搞错。可是，疯子的呓语不也是反映了实物世界的种种印象吗？我们现在不也是度过了最消沉的生活时期么？这个时期在文学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反映，以及它又是怎样影响文学的呢？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番独立的研究，而在此之前把对生活笼统的相信遮盖在文学身上，就显得过于宽宏大度了。其实，拉祖姆尼克先生不仅仅在遮盖（给它戴内在论哲学的尖顶帽），而且也在威胁那些不愿接受的人：“难道我们的文学哭丧者们（作家或读者，——反正都一样）真的永远也不懂得，如果他们‘否定’当代文学的话，那生活也会否定他们自身的！”（同上，第99页）我们不知道，这位尊敬的批评家能否把哭丧者们吓唬住，可是我们依然认为，他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取消问题。拉祖姆尼克先生不知为什么仅仅要求读者和批评家相信生活。那艺术家本人又将如何呢？这种对生活的信念不也是他们必须有的吗？如果恰恰是艺术家本人缺乏信念——不相信“生活的胜利和成功”，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如果那些被拉祖姆尼克先生随随便便划入哭丧者行列的读者突然必须从心理上在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和因缺乏信念而变得空虚的文学之间进行抉择，那又会怎么样呢？不过，能够面对这种抉择的读者不会是最坏的读者。
我们无意顺便在这里对反动时代的文学进行评价。可是，我们想就它的一个特点说上几句，对此拉祖姆尼克先生似乎本应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个特点便是它的社会冷漠性、产生深广影响的无信仰和精神的空虚。
关于时代的表面特征，楚科夫斯基先生——要知道，恰恰是他，而不是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是“自己时代”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以他对内容完全的冷漠态度作了表述。形式便是一切。他甚至大放厥词，说什么“形式”就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在不久前的一篇论述未来派的文章中，楚科夫斯基先生再次重复了这个意思：“女士纪念册上的浪漫题诗的配乐朗诵……和太阳神拉[2]的赞歌在阿波罗面前是平等的。”
我全然无意在此重提关于艺术具有自有价值的作用还是具有辅助性作用的深奥问题：这种幼稚的形而上学似乎与我们这个时代太不相称了。我们只要承认艺术这种谁也无权赋予某种外在的实用目的的东西，终归不是上天对个人心灵的启示，而是集体的人的一种历史创作的一种形式就行了，——这样一来，艺术就应以这种集体的人的心灵、他的志趣和需求来衡量自己。承认艺术作品是以其形式、而不是以其内容达到这样高的品级的，这意昧着承认：“内容”——主题思想、感情、激情——应当为自己寻找一种形式，以便通过它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在其关于戏剧的书简中说道：“形式过去和现在都仅仅是内容的界限，是这样的一种范围，它在顺应内容的细小变化和遵从人物的规律及任性要求的情况下，从外部来限制内容。”形式只有与内容、它的深度和表现力相适应，才能够获得自身的重要性。形式的所谓自有价值，即艺术上对内容的冷漠，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东西，如同游离于概念之外的一个词的自有价值一样。我们不知道阿波罗是如何进行评判的，可是，在历史老人的评判面前，最完美的“女士纪念册浪漫题诗”也将永远与歌德的《浮士德》有很大的距离。
然而，时代及其艺术家们越是缺乏道德内容，忙乱的艺术就越是抓住形式的假独立性不放。近一个时期来，情况就是如此。在艺术领域里，对内容的蔑视就是思想领域里对三段论的仇视。形式成了用来掩饰因脱离自己的社会联系而变得贫乏了的思想和情感的幌子。逃避社会而遁入自我，实际上是怯懦地逃避自我。主观臆造出来的超人——其基础是个人的内心，而上部如果不是通往地狱的底层，便是直接耸入云霄——不过是个人弱点的一种模糊的反映而已。这些巴比伦塔式的建筑建得容易，倒得也快，因为它的建筑材料是语言——没有用信念和激情的水泥。各种艺术思潮往往自己消耗掉自己，并以眼花缭乱的速度为各种新潮所代替，——这是内容的精神贫乏的特征和结果。安德列耶夫的剧作起初曾以其貌似宏伟的气势让人激动过一阵子，后来却一下变得无足轻重和乏味起来。喀马林色情歌曲很快便叫人不能忍受。神秘主义显然成了消遣解闷的东西，或者成了文学的风格问题。梅列日科夫斯基或别尔嘉也夫的新东正教同样很少包含社会的和私人的保证。这不是对大写的词语的信仰，而是对一般的词的信仰。两年前突然出现于圣山[3]的赞名派[4]异端邪说，是在思想的“上层”举行狂欢的赞词派在“下层”引起的极妙回声。
脱离内容的形式往往会导致词语与概念和句子的分离。风格的形式上的和表面的美学遇上了作为音响效果或书写形式的词的专制主义——未来主义。对“自己时代的生活”和它的文学的任何充实的信念，都不能使人有权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未来主义现象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时代圆满的结束，对于这个时代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这样说：在太初为词，而中期和末期也是词。
把词神化意味着要它做多得出奇的事情，比它本身按其性质所能做的要多得多。实质上是要让思想和情感成为词的一种功能，——是要让不具备生殖力的词繁殖出精神后代来。在词的这种拜物教中整个地包含着未来主义对词的残害，如同在残忍的好色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反常现象一样。“词自身”的美学终究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在对新而又新的词的陶醉的寻求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词的施虐狂：从“解放”词走向侮辱词和支解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缺少思想和无思想的时代显然对大家来说已经结束了的时候，所有这些死板板的长诗，бобэоби[5]，瓦西利斯克·格涅多夫[6]的八百亿方形词之类的东西出台了，或者至少开始要求人们注意它。
如果说道德沦丧的反动势力在新的社会情绪的压力下——为寻找强有力的行动的鼓动者——走到了制造可怕的贝里斯案件[7]的地步的话，那么，已经变为文学作品的文学在感觉到了与自己敌对的社会情绪之后，则落到了把词从概念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创作由不对称排列的硬音符号和逗号组成的诗歌，搞“无意义的”拟声和一切鬼名堂的地步。
在这种虚假的“未来主义”中，毫无任何未来的东西。这是我们垂死的令人厌恶的昨日，害怕三段论和背弃“内容”的昨日。
为了不致和拉祖姆尼克先生的万能的乐现主义发生尖锐的冲突，我们认为承认这样一点是公允的：那就是未来主义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
它的一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另一个方面无论如何能使我们把未来主义和产生它的那一整个文学时期作为一个有机的环节放到俄国文学的发展史之中。
把我们的古老而停滞的生活彻底搅乱了的上一个暴风雨的时代激起了一种对新的、更能表达各种感情色彩的、更灵活和神经质的短语、语句和词的需要。1905年的事件从心理上意味着与生活上的消极、懒惰、坐带软垫的车和午饭后昏睡的习惯——即奥勃洛莫夫习气进行了彻底决裂。
作为歌颂消极作风和不抵抗主义的天才诗人和描写具有全俄性质的奥勃洛莫夫卡的荷马，托尔斯泰浑身上下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美学泛神主义。不论是自己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还是国家的卡拉塔耶夫式的生活，他都用同样的笔调来描写：平稳，从容不迫，而且目光敏锐，明察秋毫。他从不超出思想、情感和对话的内部进程。他从不急急忙忙，也从不慢慢腾腾。他似乎集中了无数生命的线索，——他永远也不会张皇失措。他像一个不倦的当家人，对自己的巨大家业的每一部分都有正确无误的计算。可是，他似乎仅仅在观察，而工作则由大自然独自去完成。他往地里撒上种子，然后就像善良的农夫一样，让种子自然地长出茎秆和抽出穗来。这不正是那位对自然规律表示永远顺从的天才卡拉塔耶夫吗？他从不碰一碰花蕾，不强行使花瓣张开，而让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在温暖中静静地开放。他对那种大城市美学感到格格不入并充满敌意，因为这种美学以自我毁灭性的贪婪对大自然施用暴力和横加摧残，一味地向它索取精华，并在调色板上调配阳光的光谱中根本不存在的色彩。托尔斯泰的文笔亦如他的全部天才一样，平平稳稳，从容不迫，像当家人一样节俭，但是并不吝啬，并不是禁欲主义的，很有力，不过经常显得笨拙和晦涩，——总之，是那么简单明了，而且就其效果而言又总是那么无与伦比！
这种文笔，犹如托尔斯泰对世界的整个看法一样，对我们来说已一去不复返了。
《欧洲通报》杂志上的详尽的国内评论，我们的整个在杂志上发表的、有两三个印张并配有抒情插笔和小诗的奔放然而陈旧的政论，革命前的《俄罗斯新闻报》的带有下次再谈的许诺的、富有教益的社论，——所有这一切都和奥勃洛莫夫同源，只是没有托尔斯泰的天才而已。不论在小说里，还是在政治和抒情诗中，人们同样乘坐带软垫的车。
革命前的时代的、尤其是革命后的时代的文学和美学的“混乱”（照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说法是一场“动乱”）是以改革语言、文体、言语的节奏以及使其适应事件的新速度和生活的新方式为己任的。
古词，新词，古怪的外来词，按德语的样子构成的合成词，不加选择地借用的外国词，——这一切恰如在彼得时代那样，当时涌现出大量的新概念和新思想，人们痛感陈旧的莫斯科语言与新形成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在这条道路——重新评价词和新补充的活的言语材料的道路——上，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某些成就，而且这些成就也并非全无意义。我们的年轻的、尽管很丰富但还处于青少年时代的语言有着取之不尽的潜力。它的肌肉系统尚未变硬，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面对不可遏止的新词创造、句法和修辞上的新发明，我们的语言所能抵挡住的自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许是十分之一，也许仅仅是百分之一，不过，它终究会挡住它们的，而主要的是，它在完全保持自己的骨架的情况下，变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另一种东西。由于我们也变成了另一种样子，那就是说语言中发生的这一进程是必然的和进步的。
从这种观点来看，甚至未来主义的那些大多在审美上令人厌恶并应坚决根绝的实验和过头做法，基本上也可以算作语言的历史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内在条件的环节。须知大自然也同样在不可遏止地进行着实验，一路扔掉未完成的和有缺陷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尽力巩固已得到的结果！
经过这样的历史施肥，到时候是会生长出某种东西来的。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要知道，各个反动时代的共同命运是最终要成为前进的时代的粪肥。
当身穿黄色女上装、脸上抹成赭红色的青年人因亵渎首都警察当局的美学原则而被治安法官判处二十五卢布罚款的时候，让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寻求慰藉吧。
1914年2月20日
[1]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中主人公的老师。——译者注。
[2] 拉，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创世之神。——译者注。
[3] 圣山，位于希腊东南，其上遍布希腊教修道院。——译者注。
[4] 赞名派，1910至1912年产生于希腊圣山的教派，主张人仅仅可以赞颂神的名字，不可以赞颂神本身。后被教会革除，遂到俄国。本世纪30年代解体。——译者注。
[5] бобэоби出自赫列勃尼科夫的诗《嘴唇唱着бобэоби》。——译者注。
[6] 格涅多夫（1890年生），自我来来派诗人。——译者注。
[7] 基辅手工业者、犹太人贝里斯被指控用举行“宗教仪式”杀害了一名基督教男孩。政府、全俄黑帮分子和地方刑事法庭代表们共同策划了对他的审判。陪审员法庭宣布贝里斯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