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托洛茨基 |
列·托洛茨基
李星 翻译
旧译本
近来，1921年喀朗施塔得水兵叛乱成了某些圈子的热门话题。宣传运动的力度持续不减，倒像那场叛乱刚发生似的。「历史还原」的参加者满腔热情口号一致，包括无政府派、流亡孟什维克、左翼社民主义者3、自命独行侠的糊涂虫和白俄有产舆论4。主流媒体偶尔也露一小脸。好一条特色「人民阵线」！昨天，某墨西哥周刊（拥戴反动教会的「民主良知」）被我偶然瞟见一段话：「托洛茨基下令枪杀一千五百名（？）喀朗施塔得水兵，至纯至圣的一群人。他当权的政策与今日苏俄毫无差异」。人所共知，「极左」的无政府派也持此论。就莫斯科大审判案，我首次公开——但简短——回答某共运「反思者」质询时5，孟派报纸曾立即替当年水兵与今日质询者打抱不平。白俄有产舆论亦挥枪助阵6。无政府派的拳头砸得更狠。以上权威人士判决曰：托氏的狡辩不成立。异口同声的事实颇费思量：无政府派视要塞水兵为「真正反国家的」共产主义象征；兵变时节，流亡孟派蹦高支持复辟资本主义；白俄舆论更是有产统治的全职啦啦队员7。那场暴动，如何能让无政府派、孟派与主流自由主义一起涕泪横流？很简单：他们对丑化唯一的革命流派都有兴趣。这一流派从未卷起自家战旗、从未与敌勾结，是未来解放大军的唯一代表。因此，本人「罪恶」的迟到揭发者当中8，充斥着原革命者或同路人。「脱共者」迷失了自身纲领和原则，憋着劲儿想冲淡第二国际的堕落或西班牙无政府派的叛卖。亲苏党棍暂且无法直接加入他们的战团，但私下里眉飞色舞：「托派教条」没辙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受气了，第四国际挨打了！
为何这个杂乱帮伙死抓住水兵叛乱？草创不久的工人政权，曾与哥萨克、农民乃至某些工人（乌拉尔的著名白军「工人团」9！）频繁冲突。交恶的根源，是工人（消费者）与农民（生产者、供粮者）的矛盾。贫穷匮乏的钳制下，工人阶级也曾内部分裂彼此敌对10；敌视程度视各群体与乡村纽带的强弱而定，红军同样受到乡村影响。内战年间，我们多次被迫缴械某些动摇团队。「新经济政策」减弱了工农摩擦，但远谈不上消灭矛盾。同时，新路线使富农再生，于三十年代初再度促发农村内战。「无产城市」和「小资乡村」的关系史上，水兵叛乱只是段插曲。只有把握革命岁月的阶级搏杀总体进程，才可理解这一插曲的含义。与内战年间小资产阶级的诸多运动及暴动相比，水兵叛乱的唯一差异是较大的境外回声。它爆发于「圣地」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军要塞。暴动者散发传单、进行无线广播。匆忙到场的社革党人与无政府派，使暴动文告平添不少「高贵」词藻与姿态。这一切均记录在案。凭借以上「文件」（或说忽悠人的标签），不难堆砌一个政治神话。1917 年，老喀朗施塔得的名号曾簇拥着革命的光环，使新传说更具气派。难怪上引墨西哥杂志称水兵为「至纯至圣的一群人」。
玩弄要塞的旧威望，是本届江湖骗术大赛的一个主要特点。无政府派、孟派、自由派和反动写手企图勾画一个场景：1921年初列宁集团血洗抗议水兵兼十月功臣。随后的全套假话均以此为出发点。谁想一五一十地澄清每句谎言的来龙去脉，请参考1938年二月《新国际》的相关文章11。本文想从更宽泛的角度，描述那次叛乱。
革命由少数人直接「操办」。但惟有赢得多数的不等支持（至少友好中立），少数派才会成功。革命阶段的转换（比如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直接取决于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与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变数。
要塞水兵曾分三个政治阶层：先进无产者，某些人历经劳资肉搏的重重战阵；农家子弟为主的多数中间派；来自富农、店老板与教士家庭的反动渣滓。帝俄战舰与要塞的秩序，全靠军官团的复杂操作：仰仗军士水兵的反动部分挟持控制广泛中间层次，并孤立先进份子（机械师、炮手与电气匠，多为城市工人）。
1905年「波将金号」兵舰的起义史，从头到尾以三群体的互动为基础。换句话说，以两股极端力量（无产者和反动小资）对中间农民阶层的攻心战为基础。谁听不懂这一贯穿舰队起义运动的生死话题，最好对俄国事变缩脖闭嘴。整体上说，十月革命完全是——相当范围内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农民影响的进程。苏维埃时代，资产阶级曾以富农群体（小资上层）和「社会主义知识界」的面目活动，如今透过「共产主义首长」说话挥拳。是为革命一切阶段的基本力学。舰队上，这一政治力学采取了更集中、更戏剧性的形式。
1917年喀朗施塔得兵代会的政治成分反射着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的成分。同年夏，代表会的领导权已属列宁派。当地党组织以优秀水兵为靠山，吸收了甚多有地下经验的革命者（获释苦役犯）。但直至十月事变，兵代会的列宁分子仍未过半数。社革党与无政府派构成多数。孟派根本打不进要塞，也仇视不买帐的水兵。顺便提一句：社革党上层对要塞的同志并不待见，后者很快起而抨击临时政府13，形成「左翼」社革党的一支突击队。要塞社革党徒的根基是水兵与警备队的乡间子弟。无政府派人头最杂：少量与列宁派同声同气的革命者（茹克、壬列兹尼科夫）、比左翼社革党徒还迷糊的城市小资（占本派多数）。兵代会主席是个党外人士兼「无政府主义同情者」，实为庸庸文员；过去他向皇上鞠躬，如今冲革命敬礼。孟派缺席、社革党「左倾」与小业主们的无政府色彩，统统得益于舰队阶级实践的尖锐锋芒和无产水兵的压倒影响。
水兵社会成分与政治分野的以上描述（可资证明的事实与文件不胜枚举），解释了内战前后当地军人精神状态的变迁（直至面目全非）。对这一要害处，迟来的揭发团一言不发：部分出于无知，部分出于恶意。
水兵们曾书写耀眼的革命诗篇，但内战改变了一切。要塞和舰队的老兵有系统地奔赴新战场。十月的日子里，水兵部队曾驰援莫斯科。随后是南方和乌克兰：征粮并组织地方政权。「宝山」喀朗施塔得一度似乎取之不竭。本人自各条战线打过数十通电报动员「忠贞」团队救急——它们全部来自彼得格勒工人与波罗的海水兵。1918年底-1919年初，对「喀朗施塔得来的好汉」已有怨言：要得多、干得少、纪律坏。全歼西北军之后14（1919年冬），波罗的海舰队与喀朗施塔得要塞的火热场面彻底冷清；「自己人」统统开拔，去打南方白军。1917-1918年间，水兵的觉悟远高于红军整体水平，构成首批红色部队和许多外省苏维埃的骨干。留守后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家伙，却败坏得一无是处；总体上讲，他们的思想水平远低于红军的平均高度。要塞充斥着恬不知耻的兵痞混子，身穿时尚的喇叭裤、留着皮条客的发型。
内战末期，饥饿与投机倒把滋生的士气瓦解现象有了惊人增长。「倒爷」成了社会公害，大有掐死工人家园的势头。无所事事享受供给制的要塞卫戍军，精神堕落达到空前规模。当彼得格勒的饥荒日甚一日，政治局多次讨论能否向库存尚丰的水兵借笔「内债」。首都的工人代表却告诉我们：「甭做好梦。他们把布料、煤块和面包弄去黑市。如今要塞里头尽是些王八羔子」。苦涩的事实，与后来人一相情愿的粉饰颇有出入。
补充一点：部分怕打仗而打算越境回国（拉托维亚、爱沙尼亚）的原波罗的海水兵，以「志愿军」名义进驻舰队。他们骨子里厌恶工人政权，并于叛乱中痛快发泄了内心的恨意。一个天差地别的对比：内战沙场上，成千上万拉托维亚工人（农业雇工为主）红军表现了无穷的铁骨豪情…… 拉托维亚人也好，水兵也好，决不可泛泛而论。必须善于辨认种种社会差别与政治对立。
严肃研究的任务，是以客观资料为依据，确定兵变的社会政治性质以及在革命史的位置。不符标准的「批评」仅算小资和平主义的伤感哀歌，颇类二十年来无政府派先辈后人的反苏文字15。对科学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他们一窍不通。他们摘引暴动者的宣言，好似虔诚布道者援引《耶经》片段。他们生我的气，骂托某人胆敢无视「文献」的价值，亦即无视马合诺及其他「使徒」的政治福音。「重视」文件不等于轻信它。马克思讲：看党如看人，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党的特征决定于社会成分、政治过去和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而非口头书面的宣言；内战时刻，更加如此。假如把西班牙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头脑及同伙的无数宣言当真16，就得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挚友。其实呢？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1917-1918年间，革命工人在舰队、更在全国引导着农民。回乡士兵（水兵）的普遍领导下，农民起来夺地、分地。苏维埃征粮刚开了个头，且多向地主富农索取。农民忍受征粮，当它是短暂的祸害。但内战打了三年。城市囊空如洗，却为了供应军需掠走乡村的一切。农民说：俺们拥戴「分地的布尔什维克」，俺们反对「征粮的共产党」。过去工人领导农民往前冲，如今农民拽着工人向后退。这一情绪转变，使白党得以拉拢部分庄稼汉乃至乌拉尔地区的某些半农半工阶层。憎恨城市的情绪滋生了马合诺游击运动。马司令的队伍拦截哄抢供应工厂与红军的货车、破坏铁路并杀害共产党人。他自称打击「国家」、引入自由秩序云云。实际上，这是狂怒小有产者对工人专政的打击。类似运动爆发于多个省份（特别是坦波夫省），打着「社会革命党」的旗号。此外，随处可见回避党派政治的「绿林」农民军，既反赤党也撵白匪。「绿林群雄」难免让白军揍得够呛，撞上红军更不好过。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与无产阶级的磨盘碾成齑粉，农民军也让红白阵营轰得灰飞烟灭。
只有脑壳空空的笨伯，会以为马家军或水兵叛乱体现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抽象斗争。究其本质，上述运动是小资农民的政治挣扎。小资产者想摆脱资本重压，但抗拒工人专政。限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小资产阶级说不清——也没法说清——自己需要何种秩序。因此，他们轻易地变换旗帜（无政府主义、民粹派或「绿林」），以掩饰混乱的要求与期望。从选择的旗号来看，他们对抗无产阶级以便开革命的倒车。
诚然，要塞成员的各个社会、政治群体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铁墙。当地仍有一批熟练工人与技术员，但多是逆向淘汰的筛选结果，本就难当内战的血火洗礼。数位兵变「领袖」正是这类工人，让揭发团的几位笔杆欢天喜地捧在手心。这一自然而难免的状况，毫未改变叛乱的反无产阶级面貌。抛去华丽口号与虚伪标签，便能察觉那场暴动只是小商品生产者的武力示威：社会革命的艰辛和工人专政的严峻激起的反动逆流。让有产自由派和社革党紧抓不放的著名口号「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反映了这一逆流的本质。资本的某些优秀代理明白一件事17：代表会丧失先锋党政治领导的后果，是工人政府的死亡。孟派和社革党统领工代会的实践—— 不必说德奥社民党控制苏维埃的经验——已证明了上述论点。社革党和无政府派领导的兵代会只有一个功能：充当工人专政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过渡阶梯。无论暴乱参加者有哪些个人「理想」，他们扮演不了其它角色。结论：水兵之乱带有反革命特征。
从阶级观点——折中主义者听着刺耳，但它始终是政治、历史判断的基本准则——来说，把兵变期间要塞成员与彼得格勒居民的表现作个对比，颇有价值。这座城市也被抽走全部先进工人。中央政府离去的赤都，民众受着饥寒之苦（比莫斯科还糟）。一段坚忍悲怆的日子！人人挨饿。人人易怒。人人不满。工厂内充溢着愤懑之情。社革党和流亡白军的地下网络，试图把暴动和不平工人的抗议相结合。要塞的报纸宣称市内「有巷战」，又说当局屠城数千死难。世界舆论的报道大同小异。事实截然相反！兵变没有吸引首都工人。兵变令他们憎恶。阶级分野催生了立场的对立。工人马上感觉叛乱者「不是自家人」，并支持苏维埃平叛。要塞的政治孤立，是它内心慌张与战败的原因。
维·谢尔什近来埋头研制「无政府理论」、骑墙实践和马列原则的神秘混合物18。百忙之余，他冒失地闯进兵变论争的会场。谢同志断言：提前一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或能避免暴动。或许如此。但类似的事后忠告价值不高。正如谢同志提醒的那样，1920年初我提出变更经济路线。老实说，当时心里没底。要知道，某些处方比疾病更凶险。遭遇领导层驳斥后，我没向党内群众申诉，生怕给小资阶层打击工人的机会。随后的十二个月最终使党确信经济妥协的必要。当时，各国无政府派均视新方针为叛卖之举；如今，他们的政治律师申斥我们转向太迟。
1921年列宁多次公开承认：顽固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是个大错。这是否改变了事情的本质？无论叛乱有何远近原因，它对工人专政构成了致命危险。走了弯路，无产阶级革命就得自裁谢罪吗？
或许该把改革法令火速送交水兵，以平抚愤愤的心？空想！小资暴动者的本性，使叛乱并无——也不可能有——清醒独立的政纲。他们看不透自家父兄最渴望自由贸易。他们恼怒。他们咆哮。但看不到出路。幕后搞鬼的自觉势力（右翼）想复辟，可决不会大声嚷嚷；「左翼」乱兵想取消纪律、成立「自由苏维埃」和索取更丰盛的配给。新经济政策的功能，是逐步安抚农民以及军中不满分子。但这需要时间和经验。
最白痴的几张大嘴扬言「不存在暴动」。据说水兵像天使一般乖，「仅仅」攻取了要塞、战舰和其余工事。据说列宁党徒踏冰冲锋的举动，全怪自己一肚坏水、故意寻衅、视水兵为眼中钉和意欲迫害无政府学说（喂！谁有空搭理你们？）。一派胡言。业余批评家不顾时间地点的具体制约，断言（十七年后！）只要不管作乱水兵的闲事，便可皆大欢喜。不幸，国际反革命很乐意管世界人民的闲事。斗争的逻辑将让极端派——坚定的阶级异己——控制要塞的大局。给养需求将使要塞依赖境外有产者及代理——白俄余孽。当时，相关安排已急急上场中。类似情形下，谁会抱着脑袋坐等铁树开玫瑰花？我们不是西班牙无政府工团头脑。我们不是安德莱斯·宁。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火头刚起就得扑灭，把损失减至最少。
根本上说，揭发团的攻击目标是工人专政。想通此处，即豁然开朗。数位炮手对革命与专政的口头拥护，无关大局。他们想让革命避开专政，而专政摆脱强制。说白了，他们只接受「温香软玉」般的专政。小可爱的问世仅需几样「细枝末节」：劳动群众个人身心的全方位高度发达。话说回来，那时专政早成累赘。某些无政府派内心是个自由主义教员，希望百年千年后劳动者将达到极高水平，以致强制纯属多余。假如资本主义能落实这一美妙前景，何必造反？不需任何暴力革命或专政（夺权胜利的必然后果）。可惜，今日的衰朽资本主义没给人道和平的幻梦留太多余地。
产业工人也好，半无产大众也好，均非社会政治的一块铁板。劳资斗争产生一支先锋队，吸收了本阶级的精华。一旦先锋能引领多数无产者，即是革命之日。但劳动者的内部矛盾不会随之蒸发。革命高峰期，矛盾变缓，却更尖锐地暴露于下个阶段。革命进程大致如此。要塞风云大致如此。事后高明的清谈家想给十月革命规划一条新路线，请问，你们的漂亮原则何时何地有过实践验证？哪怕部分验证、哪怕验证了潜在倾向？你们未来胜利的预兆何在？无人答复。
革命自有法则。我们早已总结了若干世界意义的「十月教训」。不存在其它有分量的总结。西班牙革命正以反证法确认「十月教训」的精髓。对此，惯常刻薄的批评家或缄默或闪躲。当地「人民阵线」政府窒息着社会革命并屠戮先进工人。无政府派曾堂皇入阁，给一脚踹开后继续力挺屠夫老同事；他们的国外盟友与「学人」辩护士却忙于捍卫一场旧兵变，声讨严酷的列宁走卒。不知羞耻的闹场小丑！
总结：叛乱之辩的阶级轴心也在兵变中一显身手。那时，反动水兵打算推翻工人专政。小资糊涂虫和折中「理性」派越无力介入今日的革命政治，越企图利用往日插曲攻讦第四国际——国际工人革命党。迟来的「水兵」新团队难逃覆灭。万幸，这次不必刺刀见红。
1938年1月15日
《反对派公报》66-67，1938年5-6月
1原文直译：围绕喀朗施塔得的喧嚣
2 原文直译：揭发者的「人民阵线」
3原文直译：属于伦敦局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
4原文直译：米留可夫的报纸
5原文直译：当我第一次在刊物上简短地回答温·汤马斯（纽约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的问题时
6原文直译：米留可夫的报纸以同样精神出场
7原文直译：米留可夫今天也赞成资本主义。
8原文直译：那些晚出的对我喀朗施塔得「罪恶」予以痛斥的人中
9原文直译：一批乌拉尔工人在高尔察克的军队中组成了志愿团
10原文直译：工人阶级也曾插话式地内部分裂彼此敌对
11原文直译：请参考赖依特同志的文章（见1938年二月《新国际》）。王凡西注：F.Wright，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曾经将托氏的许多著作译成英文。
12 原文直译：喀朗施塔得的社会成分与政治派系
13 原文直译：转而成为克伦斯基的反对派
14原文直译：消灭了尤金尼奇之后
15原文直译：无外是符合于阿·宝尔克曼、艾玛·戈德曼15及最新效尤者的精神的，和平主义者的感伤叹息。王凡西注：贝尔克曼（1870——1934）与戈德曼（1869——1940），无政府主义派著名人物。前者出生于波兰，后者出生于立陶宛。二人均于早年赴美，信仰无政府主义，从事激进社会活动，以致一再被捕。第一次大战后，终于被逐出美国，他们在苏俄住了两年，又因对布尔雪维克政府失望而离去。克朗斯达脱暴动时，二人均在彼得格拉，且曾起相当作用。贝尔克曼著有「克朗斯达脱暴动」一长文。
16原文直译：假如我们把尼格林、康班尼斯、加西亚·奥立佛及同党的无数宣言当真。王凡西注：前二人为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第三为无政府派领袖。
17原文直译：资本的远见代表，米留科夫教授明白
18原文直译：「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合成品
列·托洛茨基
李星 翻译
旧译本
前日文章中，我试图把兵变之争置于政治层面。但诸多批评家对「个人责任」饶有兴致。苏瓦林1——从无精打采的马列信徒变成笑口常开的造谣专家——最近的斯大林研究称「托氏自传有意回避水兵起义一事」，并讽刺说：总有些功业没法令人自豪。钦利加2《大谎言之国》一书揭密平叛时「万余水兵」死于托某人的血手（波罗的海舰队也未必有一万水兵）。其余声音痛心疾首道：客观上兵变确有反革命特征，但你为何对叛军——乃至交枪后的叛军——下手如此狠辣？
诚然，过去我没谈过此事。不是见不得光，而是无话可说。真相颇为简单：我并未直接参与平叛和后期处置。在我眼中，是否亲自参与并无政治意义。我是政府成员并力主平乱，我乐于分担镇压的责任。至今为止，我的答复限于上述框架。当揭发团的道德高士追究本人的罪责，并控诉托某「过分残暴」时，我有权利说：「先生们，你们有点儿扯得没谱了」。
叛乱爆发时，我在乌拉尔公干。我从当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参加党的十大。党代会通过了平叛决议：以谈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无效就动武。我直接参与了以上决定的制订。后来，我一直待在莫市，没亲自到场指挥军事行动。平乱后的镇压诸事，完全是肃反委员会的权限。
我为何待在莫斯科？政治原因。当时正值「工会辩论」的高潮。要塞的政治工作由彼得格勒市委负责，市委主要领导是季诺维也夫，曾不知疲倦地驳斥我的工会立场，堪称论敌首脑。去乌拉尔之前，我曾在要塞水兵党员大会（就工会一事）发言。大会氛围使我印象恶劣：花花公子般的水兵饱食终日，徒有党员虚名；与当时的工人与红军战士相比，他们活象寄生虫。讨论时，市委以煽情而非说理的方式操纵会场。舰队指挥层既孤立又胆怯。季同志的议案获得大致90%的票数。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你们这儿日子不错，可以后要砸锅」。然后，老季和我一起去乌拉尔。在当地，他收到要塞「砸锅」的紧急电报。曾投票支持他——即他的工会立场 ——的水兵「党员」几乎都入了叛军。我和政治局都觉得谈判也好、动手也罢，应由享有当地信任的领导者处理。否则水兵们会想：党内辩论时我们反对过托主席，如今老小子要秋后算帐。
无论对错，上述念头决定了我的态度。平叛期间，我公开撒手靠边。记忆所及，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了镇压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肃反业务。他做得对。
是否存在滥杀滥捕？不知道。我信任捷尔任斯基同志远胜于信任今日的文人揭发团。鉴于手头资料全无，我无法Avpcsteriori（后天地）确定该惩办谁以及如何惩办。谢尔什凭借三手材料的有关结论，我以为并无价值。我承认：内战不是人道主义的学堂。唯心主义者（亦即理想主义者——李星注）与和平主义者总是控诉革命「太过火」。要害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本质：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谁喜欢舞文弄墨以「过火」为由排斥革命，请随意。我不排斥革命。这一意义上，我对镇压要塞叛乱负起全责。
1938年7月6日
《反对派公报》第70期，1938年10月
1王凡西注：原法共领导者，主编《人道报》，因翻译托洛次基的《新路向》一书被开除出党，著有《斯大林传》。
2王凡西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在苏联被开除出党，遭监禁。后获释离苏，写了不少有关斯大林迫害异己的书，最后离开共产主义。
列·托洛茨基
李星 翻译
旧译本
尊敬的同志！
我想，您的质询与「莫斯科审判案」的民间调查并无直接关联，也无法影响调查结论2。但我仍愿作答，让期待了解托某观点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与许多人一样，您认为「目标决定手段的正当性」的原则是万恶之源。该原则可称抽象而唯理，可作五花八门的解释。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我愿意为这一公式辩护。我认为世间并无抽象的好（或坏）手段，手段的优劣也不取决于某个绝对而超历史的原则。凡有助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凡有助于消除人压迫人的手段，堪称大好。宽广的历史意义中，手段的正当只能取决于目标。
是否只要有助「目标」，谎言、背叛、出卖等手段均能使用并可称正当？一切取决于目标的性质。要解放人类，谎言、背叛、出卖就决不算合适手段。伊辟鸠鲁派主张「幸福为本」，论敌便骂他们堕落成猪；伊派回答说：论敌以猪的方式了解幸福之义。这一回答不无道理。
您援引列宁的一段话：革命党有「权利」让敌人在群众眼中变得可恨可鄙。您认为这段话等于替反道德主义作辩护。请告诉我，高尚的道学先生待在何方？哪个政治营垒？依本人观察，全部政治斗争都广泛使用夸大、曲解、谎言与诬蔑等手段。最受污蔑的永远是革命者：马恩及朋友如此，列宁派、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也如此，如今轮到托派。有产者对革命的仇恨；迟钝小资的保守主义；知识份子的自大与傲慢；工会官僚群的本位利益——以上因素联合起来大肆迫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造谣专家们时刻不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道德主义」义愤填膺。伪善的愤慨，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您援引的列宁语录，无非是说不再把孟派当作无产战士，并力求使工人群众仇视他们。列宁以特有的激情表达了这一思想，使人有机会从事模糊下作的推敲。以列宁全集和他的一生苦斗为基础，我要声明：这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位最具骑士气质的对手。无论他的话如何夸张偏激，他向来尽力告诉群众真相。改良主义派的反列宁活动，却一直匿藏在永恒道德的真理光辉下，充斥伪善、谎言、诡计与篡改伎俩。
您对1921年水兵暴动的评价大错特错。富有奉献精神的优秀水兵早己效命沙场，在前线与地方苏维埃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守者是自大（「我们是喀朗施塔得好汉！」）、蒙味并无意替革命牺牲的灰色氓众。全国在挨饿，他们要特权。兵变动机是得到特许粮食配给。他们拥有大炮战舰。国内外反动派当即抓住机会蠢蠢大动。白俄流亡者急于声援暴动。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水兵的胜利必定招致反革命。话说回来，叛军的主观意图也充满反动性——它们既反映了落后农民对工人的敌视，也折射了军人对首都「死老百姓」的自大，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纪律的愤恨。因此，起义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由于他们手握军械，只能以枪炮平定此事。
对内战时期的马合诺运动，您的立场同样偏离事实。马合诺是狂热分子与冒险家的混合体。此外，他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后来指引水兵暴动的诸种倾向。骑兵通常是军中的反动一翼。马军总瞧不起步卒。马合诺创立了一支自备马匹的农军。他们不是十月革命唤醒的低贱贫农，而是惟恐丧失产业的体面富农。马合诺的无政府理想（无国家、打倒中央政权），再好不过地迎合了富农骑军的精神世界。另指出一点：马家军对城市及城市工人的仇恨，以好斗的反犹主义为补充。当红军与南方白军殊死搏斗时，马司令游走于红白阵营，试图推行自家独立政策。放手蛮干的小资富农，真以为能让资本家和工人听从自己语无伦次的矛盾主张。对武装富农，必须缴他的枪。我们也这样做了。
您试图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道德论」推导出斯大林篡改伪造学的源头。这是无用功。当革命为被压迫群众的解放而斗争，它对任何事物直呼其名无需捏造。政治谎言工厂的诞生，来自一个事实：当权派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斗争，而被迫掩盖真实目的。不向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寻求答案，而臆造「原罪」理论，这类理论属于教会而非社会主义共和国。
致以真诚的敬意
1937年7月6日
1937年7-8月《反对派公报》N56-57
1 王凡西注：希特勒上台之前，托马斯·温台林曾是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1937年在美国，参加‘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担任委员。当时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要塞暴动问题上，以及内战中对付乌克兰独立的马合诺队伍上，证明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并无不同之处。这封信是托氏的回答。
2原文直译：您的质询与纽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无直接关系，也不会影响委员会的调查结论。
喀朗施塔得驻军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全体大会决议1
「彼得落帕夫洛茨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泊尔」号战列舰全体水兵起草并通过以下决议。本决议已得到要塞士兵（水兵）大会的批准。
要塞士兵（水兵）大会派往彼得格勒了解市内形势的船员代表团，向大会作出汇报。听取汇报后，大会决议如下：
1、今日苏维埃不反映工农意志。应立即在秘密投票基础上改选苏维埃。应在全体工农中进行自由的选举宣传。
2、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落实会议自由、工会及农民团体的结社自由。
4、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朗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士兵（水兵）的无党派大会。
5、释放社会主义党派的全体政治犯。释放从事工农运动被捕的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
6、选举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查监狱集中营的在押犯人。
7、废除各企业机关的政治处。任何政党均无宣传自身主张并收取国家经费的特权。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并给予国家财政支持。
8、立即取消所有督战队。
9、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有毒车间的生产者除外。
10、解散军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停止各企业的共产党员值勤制。假如类似的值勤和战斗队确有必要，应由连队（士兵）和工厂工人视形势而定。
11、农民应有充分自由决定如何耕种土地以及——不使用雇佣劳力前提下——如何放养牲畜。
12、请全军指战员和军事学员同志们支持本决议。
13、要求广泛公布所有相关决议。
14、任命巡视局监督执行（公布决议的落实程度）。
15、允许个人劳动基础上的作坊生产。
本决议由各舰队会议全体通过（两票弃权）
1921年3月1日
喀朗施塔得
1《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 4. С.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