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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些自信能有所作为的疯狂的官僚，或者那些背诵名词而实则不解其意的蠢笨得像鹦鹉一样的人，才会称社会主义工党是“社会法西斯”或“反革命”的政党。可是对于那与社会民主党虽曾决裂，但仍徘徊于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且其领导又比较接近于改良主义的那个组织，如果预先加以信任，那无疑地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行动和无价值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乌尔邦斯的政策，同样的不负丝毫责任。
社会主义工党并没有它的纲领。我们在此地所讨论的事情并不是关于一个形式上的文件。完善的纲领，只有当它的内容与党的革命经验以及从它的干部的血肉斗争中得到的教训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工党所缺乏的。俄国的革命及其各个阶段，其各种小组织的斗争；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危机；保加利亚的国内战争；中国革命中的事变；一九二六年英国无产阶级的大罢工；西班牙的革命危机——所有这些事件，都应该深植于一个革命家的意识中，成为政治道路中的领导的标志，然而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工党的干部，却只是从报纸上搜集的模糊的回忆，而不是体验过的与融化了的革命经验。
一个工人政党，不得已才运用联合战线的政策，这是不能否认的。但联合战线的政策有它的危险。只有有经验的和受过试验的革命党，才能成功的运用这个政策。但无论如何，它不能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纲领。可是，现在社会主义工党的整个活动，都建筑在联合战线上面。其结果，这个政策被运进党的自身，这就是说，它成了掩蔽不同倾向间的矛盾之工具。这正是中派主义的基本作用。
社会主义工党的日报，渗透了衰老的精神。虽然有史特洛伯尔的脱离，这个报纸仍然是半和平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单单几篇革命的论文，并没有改变它的政治面目，相反的，更加加强它原来的色彩。它对于寇士特致布吕宁的论军国主义的信，狂加赞扬，其实在精神上，这封信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它推崇一个丹麦的“社会主义者”（以前是皇帝的大臣），因为他嫌条件太低，不愿接受政府代表团的一个位置。中派主义满意于琐事。但革命却要求大量的东西。它要求一切——绝对的一切。
社会主义工党非难共产党的工会政策：分裂工会和组织赤色工会反对派。无疑的，共产党在工会方面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洛佐夫斯基的领导，是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付了不便宜的代价购买来的。但是，社会主义工党的批评，却没有丝毫较为正确。共产党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分裂”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和“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那不是革命的批评标准，因为在现在领导之下，这些工会不是为工人服务，而是为资本家服务。共产党的罪过，是因为它削弱了它自己，而不是因为削弱了列帕特的组织。共产党人之参加反动工会，不是为了空洞的统一原则，而是为了要从这些组织内发动斗争，以肃清其内部的资本代办人这一个具体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工党的手里，这个活动的革命的和进攻的政策，帮助了资本代办人所领导的工会之赤裸裸的统一的原则。
社会主义工党责难共产党倾向盲动主义。这种责难，也有某些事实和方法的建议；但是在社会主义工党有权作这种责难以前，它必须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加以详细地证明和在行动上表示它的态度。孟什维克不断责难布尔什维克的布朗基主义和冒险主义，换句话说，即是责难它的盲动主义。其实，列宁的战术之远离盲动主义，正如天之离地。但是列宁自己却懂得同时并教训别人去懂得“暴动艺术”在无产阶级斗争中之意义。
社会主义工党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在性质上愈是犹疑，则它愈是依靠保尔·列维的权威，那位保尔·列维因被共产党的幼稚病所惊吓，就更喜欢社会民主党之昏庸老朽的勾当。在讨论德国一九二一年三月事变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曾经说及列维，他说，“这个人已经完全失掉了他的头脑”。随后列宁又很巧妙的补充说，“他，至少还有东西去损失，对于别人我们就不能这样的说”。所谓“别人”即是指毕纳·孔，塔尔海默等人。没有人能够否认保儿·列维曾经有一个头在他自己的肩上。但是一个人既然失掉了头，而且在那种情况之中，又从共产党的行列跳到改良派的队伍中，决没有资格来做无产阶级党的教员。列维之悲惨的结果：在混乱的心理状况中，他之跳窗而死，似乎是象征了他的政治轨道。
对于群众，中派主义虽不过是从一个阶段达到另一个阶段之过渡，但对于个别的政客，中派主义能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在社会主义工党的上层，站着一群无望的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律师和新闻家——所有达到这样年龄的人都是政治教育已经完成了的人。一个无望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不会是一个革命家。
这班人的代表——他们最好的代表——是乔治·列德波尔。不久以前，我偶然读到关于他的一九一九年审判的正式报告。当我读着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的赞美这位老战士，因为他的真诚、他的气质和他高贵的性情。但是，列德波尔一样没有越过中派主义的界限。当事情一触及到群众行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在群众斗争中政党应取得完全的领导权等问题的时候，列德波尔不过仍然是一个中派的最好的代表而已。这使他在过去不能与李卜克拉西和卢森堡合作，使他现在与我们隔离。
斯大林责难德国老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之态度消极；对于这种责难，列德波尔愤慨地反驳说，他正是在民族问题上常常表示最大的关心。列德波尔个人，总是很动感情地反应老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国主义的声调，在这里他毫不隐藏他自己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列德波尔常常是俄国的、波兰的以及其它的革命亡命客之好友，许多人至今还对于这位老革命家保存了怀念的回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们中间，说到他的时候，都善意地讽刺地呼他为“列德波洛夫”或“列德波尔斯基”。
斯大林虽不熟悉那一时期的事实和文件，但他关于这一点的批评，最低限度是他所重复的列宁的一般评论，却是正确的。列德波尔之企图驳斥这种评论，只有愈发证明这评论之正确。他引证事实说，当麦克唐纳借助于轰炸机以解决印度的民族问题时，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都很满意地看着它们的伙伴的这种手法，但是他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这种行径，以及其它与此类似的行径，却不止一次地加以愤怒的攻击。无可争辩地，他的这种愤怒和抗议，使他与奥托·鲍威尔之间有了光荣的区别，更不用说与希法亭和威尔士这班人了：这些绅士们，只恨自己缺乏一个印度，好去投掷民主主义的炸弹。
虽然如此，列德波尔就在这个问题中的立场上，仍没有离开中派主义的范围。他要求发动反对压迫殖民地的斗争；他准备在议会投票反对殖民地的借款；他准备勇敢地保障那被压平的殖民地暴动的受难者。但是，列德波尔却不愿参加殖民地暴动的准备。这些工作，他认为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整个事情的焦点即在于此。
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民族问题之特色，即在于它对于被压迫的落后的民族态度，它认为他们不仅是政治的客体，而且是政治的主体。布尔什维克主义不限于主张民族自决权，不限于在议会内反对蹂躏这种权利。它进入被压迫民族的深处，它推动它们反对压迫者，它把殖民地的民族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联合一起，它教导被压迫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以暴动的艺术，它负起这些工作的完全责任以抵抗文明的刽子手。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从这里开始，这即是说，在行动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从这里开始。凡没有超越过这个界限的一切，仍然是中派主义。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永远不能单独的从民族标准上去估量。马克思主义者认此为不易之真理。那么，社会主义工党之国际的联系和同情，又是些什么呢？那些挪威的、瑞典的和荷兰的中派主义者、组织、集团或个人，因其消极和偏狭的特性，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模棱两可——而所有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工党最亲近的朋友。班娜巴诺瓦就是个典型的人物，可以表示社会主义工党的社会联系：她现在甚至还忙于企图把这个新党与破碎的第二半国际接合起来。
史狄魏士的报纸，把里昂·勃鲁姆（他是赔款的保护者兼银行家奥斯托利克的社会主义教父）称为“同志”。这是什么呢，礼貌吗？不，没有原则，没有品性，没有骨骼！某些善应对的自作聪明者会答复道，“这是小小的俏皮话”。不，这些小事，比起那对于苏维埃国家之抽象的承认来，更正确更忠实的显露了那种政治暗流，这暗流还未被革命经验表明出来。说勃鲁姆是一个法西斯，固然是表示自己荒谬，太没意思，但是，谁个对于这类政客不觉得仇恨和厌恶，也不是个革命者。
在阿德勒与“同志”奥托·鲍威尔决裂的范围内，社会主义工党也与后者决裂了。对于罗森费德和史狄魏士，鲍威尔仅是个理论的反对者，或者甚至只是暂时的反对者，而对于我们，他就是个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曾经把奥国无产阶级引到可怕的泥坑中。
阿德勒——这是一个感觉敏捷的中派的风雨表。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工具之有用，但是我们必须确定地知道，虽然它能够记录气候的变迁，然而却不能影响气候。在资本主义没落的压迫之下，阿德勒重新准备承认革命之不可避免，虽然并不是没有哲学意味的悲哀。但是，这是一种怎样的承认啊！是怎样的保留啊！是怎样的叹息啊！据他看来，若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合起来，那就是可能的最好的事情。社会主义若能在民主形式之中去实行，那所得的必定最多。但是，可叹啊，这个方法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在野蛮国家，就是在文明国内，好像工人阶级也企图——嗳唷！天啊！——造成一个革命。但就是这样地对于革命之悲伤的承认，也只是在文字上的。那会使他说“钟点已经到了！”的形势，在历史上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像阿德勒这类的人，是能承认过去的革命的，能同意于将来革命之不可避免的，但要他们在现在号召一个革命，却永不可能。整个老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既没有为帝国主义大战所改变，又没有受一点俄国革命的影响，自然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把他们当着风雨表用则可。但认他们是革命的领袖却绝对不能。
在九月底，社会主义工党向各工人组织发出了一个宣言，主张在全国召集各个集会，在这些会议上，各派的演讲者都有同等的说话时间。很明显的，这种方式是得不着什么结果的。布兰德勒、乌尔邦斯或其它的组织和集团的力量太不足道了，它们在运动中不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与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以相等的条件共分讲坛，肴什么意义呢？联合战线是联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而不是与那些没有群众的组织缔结协议。
人们也许曾这样说，与罗林费德、布兰德勒和乌尔邦斯之间的联盟，不过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个宣传的联盟。但是，正因为还在宣传的范围内，故不需要什么联盟。宣传必须基于严格的原则和确定的纲领。分别的进军，共同的攻打。联盟完全是为了实际的群众行动。没有重要基础的上层接洽，所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而不会是别的。
那种主张凡参加联合战线的工人，应推举一个共同的候选总统的意见，是彻底错误的。推定候选者，只有在确定的政纲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党在选举中没有牺牲那动员它的同情者和检阅它的力量之权力。党的候选总统，虽与其它的候选者对抗，但这决不妨碍它与别的为着某种斗争的直接目的所成立的任何协议。凡共产主义者，不管他是正式党员与否，将尽其全力拥护台尔曼的候选总统。我们所关怀的，不是台尔曼个人，而是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必须尽力保卫它以反抗别的政党。斯大林派的官僚，在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之中，种植偏狭的成见，左派反对派必须破坏这些成见，并向共产主义者的觉醒为自己开辟道路。[1]
对于那些由左而或改良主义或中派主义发展而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怎样呢？
1917年在彼得格勒，曾经有过一种中间的区联会的组织，包含有4000工人。当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组织，领导了好几万的工人。然而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的委员会，在一切问题上，都与区联会成立协议，与它商量一切的计划，以此而加速两个组织完全的合并。
人们也许会说，这只是因为区联会在政治上接近布尔什维克。但是，事情不只限于与区联会而已。当孟什维克的国际派（马尔托夫的小组织）起来反对社会爱国派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尽了它的一切力量，以取得与马尔托夫派的共同行动，如果在这些事件中没有得着什么结果，其罪过完全不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此外，还不能忘记一事实，即孟什维克的国际派，在形式上仍然是与策烈铁里和唐恩在一个党的组织以内。
这同一策略，也用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并且应用的规模大得多。布尔什维克甚至于吸引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暴动的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当时他们还与克伦斯基同隶属于一个政党，而暴动的目的又正是直接反对克伦斯基。自然，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不是十分自然的反对，而且在他们的头脑内，并不是一切事情都是顺当的。但是，如果等待一切事情在一切人的头脑中都认为是顺当的，然后再来行动，则在地球上永不会有胜利的革命了。随后，布尔什维克又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左倾的“科尔尼洛夫派”，或者左派“法西斯”——按照现在的新术语说）作政府的联盟，这联盟且延长了好几个月，直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暴动以后才破裂。
布尔什维克关于左倾的中派主义者的经验，列宁曾经这样的加以总结，“共产党之正确的策略，即在于利用这些动摇，但决不忽视这些动摇：为要利用它们，对于倾向无产阶级、愿意从今以后与无产阶级携手、以及只在反对倾向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愿意这样作的人，必须作各种让步。……如果作这样浮躁的决定说，“排斥一切的妥协和拒绝在路线中转变方向”，那只有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之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样与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不很久之前，台尔曼与雷梅勒自身也曾侧身于一个独立党中。如果他们肯用他们的记忆力，或者他们不难回忆前几年他们自己的政治情感，那时他们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参加一个独立的党并且推动它左倾。假若有人向他们说，“你们不过代表反革命的保皇党的左翼”。大概他们会断定诬蔑他们的人不是醉癫即是疯狂吧。然而，这正是现在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工党的态度啊！
我们且来回忆一下列宁对于一个独立党的发生所认定的态度：“在德国，工人阶级之从右向左的趋势，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完全一样，为什么其结果不是共产党的直接巩固，而首先是“独立者的”中间的党的扩大呢？……很明显的，其中原因之一，即是德国共产党的错误的策略。共产党必须无忌惮地和忠实地承认它的错误，必须学习怎样去改正它……它的错误，导源于“左派”幼稚病的无数表现，而这种左派幼稚病，现在已经公开地爆发出来了，为着组织机体的利益，必须尽速尽善地给以医治”。是的，这里所写的，正是为着今日呵！
现在的德国共产党，比当时的斯巴达克团要强固得多。但是，如果今日又重新发生一个独立的党，而且某些部分又是在同样的领导之下，那么，共产党对它所负的过失要严重得多。
社会主义工党是一个矛盾的实体。自然，工人如果直接参加共产党，那是最好的事。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共产党必须要有另一种的政策和另一种的领导。我们不能从一个理想的共产党出发来估量社会主义工党，而应从现存的党的状况着眼。只要共产党还保持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的立场，抵抗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离心力的作用，那社会主义工党的发生，就是一件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之进步的性质，却为中派的领导极端地削弱了。如果中派领导巩固了它的自身，它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工党。若因为社会主义工党之一般这进步作用，而与它的中派主义调和，那不啻因此而取消了它的进步作用。
那些高踞党的上部的妥协分子，完全是一班阴谋诡计者，他们将企图缝合矛盾和延长危机。但是这些方法，只有在大事变未来到之前才能奏效。一旦革命的危机爆发，党内危机必立刻发展起来，它将削弱党的无产阶级的分子。
共产党的任务，即在于及时地帮助社会主义工党的工人，肃清他们队伍中的中派主义，并脱离中派领袖的领导。要得着这些，必须不隐讳任何事情。不要把善意当作实惠去接受，一切的事情都要它们自己的名字去称呼。但只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而不可用幻想造成的名字。我们必须批评，但是决不诽谤。我们要寻找统一的途径，而不应捏紧拳头准备去打散。
关于独立党的左翼，列宁曾写道：“害怕与这一党的左翼妥协，那纯粹是滑稽的。相反的，寻找一个与他们妥协的适当方式，正是共产党的义务；这种妥协，一方面帮助和加速我们与他们之不可免的合并，另一方面，决不妨碍我们对独立党的右翼之政治意见的斗争”。即使在今天，对于这个策略的路线，也用不着增加什么。
我们向社会主义工党的左倾分子说，“革命家不仅在罢工和巷战中得着锻炼，而且首先应该在自己的党内，为着正确政策而奋斗以得到锻炼。接受那些为新党加入共产国际而规定的‘二十一条’吧。近八年以来，左派反对派已经将‘二十一条’运用到实际的政治发展上，你们担负左派反对派的工作吧。借助于这些‘条件’，在你们的行列内，开辟一个有计划的反中派主义的斗争，并引导事变发展到它的结论。否则，你们所作的事情，只是为中派主义作左的掩护，这不能不是一个不大高尚的作用”。
那么接着怎样呢？接着——向共产党走。革命家决不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骑墙两可；那是罗森费德和史狄魏士所喜欢干的勾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的代办者，至于共产党的领袖呢，他们虽然糊涂、可怜和无能，然而是革命者或是曾经从右而转过来的半革命者。两党领袖决不是一样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摧毁，共产党则必须改造。你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吗？但是你们曾经认真地去试干过没有？
正在此刻，当事变正从共产党的头上向下压时，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批评，帮助事变的进展。共产党的工人一旦从行动中了解我们不是企图建立“第三”党，而是诚恳地帮助他们去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成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他们一定要愈加注意的听从我们。
如果我们不成功那又怎样呢？
如果我们不成功，那就差不多是确定地表示在现在的历史环境中，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定要到来。但是在大决斗的前夜，真正的革命家决不问如果他失败了以后会怎样，而问如何只去战斗以取得胜利。胜利是可能的，我们是能够战斗的——因此我们必须战斗。
[1] 不幸，在《不断革命》上曾经登载了一篇文章，虽然不是它的编辑意见，然而却是为了拥护一个简单的工人候选总统的。不容怀疑的，德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将排斥那样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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