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в СССР，т．2，стр．103—108。
近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事实和文件，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今后建立何种相互关系提供了完全无可争议的答案。从1925年起，中国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入新时代，其特点首先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进攻、罢工和建立工会。农民无疑日益深入地卷入了运动。与此同时，商业资产阶级和与其相关的知识分子急剧向右转，采取敌视罢工、共产党人和苏联的立场。 十分清楚，在这些基本事实的烛照下，不能不提出重新审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以中国遭受的殖民—民族压迫始终不变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借口拒绝这种审查的企图，是经受不住任何批评的。当初欧洲机会主义者以我们都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为依据，要求我们（那时还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不仅与社会革命党人，还要与“解放社成员”[1]留在同一个组织中。另一方面，对英属印度和荷属印度，共产党加入民族革命组织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至于中国，在革命运动的不同时期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对我们来说，标准不是恒定的民族压迫的事实，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同时也沿着中国各阶级和各政党与外国帝国主义冲突的路线展开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化的进程。 中国工人群众向左转，像中国资产阶级向右转一样，都是如此不可置疑的事实。由于国民党建立在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政治和组织的联合之上，今天它备受阶级斗争离心倾向的折磨。没有也不可能有可以对抗这些倾向的任何政治咒语和狡猾的策略手段。 在共产党还是一个宣传社团，仅在为未来的独立政治活动做准备，并力求同时参加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两年，是中国工人强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期。共产党的报道认为，在这个时期，工会已经有120万工人会员。在这些问题上，夸张诚然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在不断地涌入和退出的情况下，年轻的工会组织是不稳定的。但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觉醒和它力求进行斗争和追求独立的阶级组织的事实，完全是无可争议的。 就是这一事实给共产党提出了从它现在所处的预备班转到更高年级的任务。现在，它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争取对觉醒的工人阶级的直接独立的领导权，当然不是把后者领出民族革命斗争，而是为了不仅保障其最坚决的战士的角色，还要保障其在中国人民群众斗争中的政治领导者（领导权）的角色。 支持共产党应当继续留在国民党中的人说：“小资产阶级是国民党中的多数，这使我们在自己的政策的基础上加入该党有长久的可能性。”这个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小资产阶级本身无论人数如何众多，都不能决定革命政策的基本路线。政治斗争在阶级路线上的分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背道而驰，意味着它们争取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在商人为一方、工人和共产党人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摇摆。认为仅仅通过狡猾手段和在国民党内的好言相劝就可以掌握小资产阶级，是无可救药的乌托邦。共产党自己越强大，它越是能掌握中国工人阶级，它就可以对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施加直接或间接的更大的影响。但这只有在独立的阶级政党和阶级政策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上引支持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是我们从1926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中摘引的。这个决议像全会的其他文件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极端矛盾和由此将会产生的危险。该全会的每一份文件都证明了“近一年来不断加剧的两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我确立的过程”（摘自同一份决议）。决议、文件和汇报都确认，首先是国民党右翼的增强，然后是国民党中派的向右转，接下来是国民党左翼的动摇和分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对共产党人进攻的路线上发生的。共产党则在国民党内不断退让，从一个阵地退到另一个阵地。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的退让是组织性和原则性的退让。他们同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甚至同意接受一份宣称孙中山的学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声明。但像以往一样，每一个新的退让都引起国民党徒对共产党人的新的攻击。如上所述，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所有这些过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央委员会否决了退出国民党的观点和建议。决议说： 某些同志认为，共产党现在就应该主动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即消灭与城市工商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与政府的联盟，率领无产阶级和争取追随它的其他受压迫群众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歪曲了中国解放斗争发展的前景。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解放和统一国家斗争的独立和决定性的力量，现在谁也不能预言。中国革命斗争今后的进程受到过多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和干扰。共产党争取影响无产阶级和争取后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斗争，在近几年中当然是不会取得胜利的。但这根本就不是反对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理由，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这是根本不可思议的。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破裂，是根本错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那个国民党中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商人和其他分子的无形联盟，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阶级分化转入了政治领域。从今以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只能依据清晰明确地阐述的协议达成。在今天的条件下，由阶级分化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组织上的划分不是排除，相反是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与整个国民党或是它的某些部分、在整个共和国或各个省份中的联盟。但是，党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充分的组织独立性和在争取影响觉醒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事业上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把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引入斗争。 如果我们引用中国共产党七月全会发表的声明（1926年7月12日）中最鲜明的地方，我们就会最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倾向： 减轻所有这些苦难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不过可以说，这是在拯救我国人民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
宣言接下来说： 他们（资产阶级）不明白，如在工人组织和罢工中出现这样最低限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或反军阀力量的能力。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福利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帝反军阀的战争的成功，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斗争的途径是“召开全民代表会议”。这应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政党，它的使命是进行国民革命”。对于军阀不会为召开人民的国民会议提供机会这种反驳意见，宣言以关于政党监督和所有阶级的一致性等泛泛之词来答复。在政纲的23条中，只有12处有对结社和集会等自由的要求。在结尾处，声明宣称： 他们（军阀）指责我们的政纲是革命的。就算是吧，它符合人民所有阶层的刻不容缓的紧迫要求……居民所有阶级的统一战线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政纲之上。加入这场斗争的人都应该坚决捍卫这些要求。他们应该为这些共同利益斗争，而不是自私地捍卫自己本阶级的利益……
整个声明从头到尾渗透了劝说资产阶级的意图，而不是争取无产阶级。这样的立场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和假左派的领导不可避免的让步的前提。在这个声明中表现出的政策，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稍加掩饰的三民主义。 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人接受根据蒋介石的建议而做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下述决议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凡他党（即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练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是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总理和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存在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统一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学说，在共产党人还能在一个不定型的联盟中与大学生、进步商人在一个组织中共处时，它还能起相对进步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和国民党内的阶级分化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还是深刻进步的，它同时意味着三民主义完全过时了。共产党拒绝批评这个将日益束缚中国革命手脚的学说，就是自杀行为。然而，当这个责任是在同一个政治组织的框架内的强制性组织共处的产物时，共产党人就是自愿地进入全面受压制的少数的状态。 摆脱这个深刻矛盾和完全不允许的情况的出路，不在最近一次中国共产党全会寻找它的地方，不在力求于国民党内“取代”左派，不在温和而不露痕迹地教育和推动他们，不在“协助在小资产阶级组织中建立左派国民党外围”。所有这些处方，甚至是它们的公式，都与过去孟什维克的伎俩致命地相似。出路在于，作为独立政策前提的组织上的划分，首先着眼于觉醒的工人，而不是国民党左派。只有这样，与国民党或其各部分的结盟才不会是建立在沙子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越快，对中国革命就越有利。 两个结论： 第一，上面，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行了批评。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期待，我们的批评会被描绘成敌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表现。可能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两句话，旨在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说，是革命运动的“制动器”。对这样低劣的“批评”的害处，用不着多费唇舌。但事实胜过所有的虚构和中伤。哪怕是在中伤已经大量印刷和传播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及时预见的事实也会取得胜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批评，是出于力图帮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避免那些早就在其他国家经验中得到验证的错误。应该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负责任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集团。违背事物的全部进程加入国民党，是莫斯科授意的，并被当做是列宁主义的最高戒条。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接受从这个组织戒条中得出的政治结论外，别无他法。 第二，政策通过组织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像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这个机会主义可以根据条件采取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尾巴主义，即力求抓住那些已经过时的，因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的组织形式和关系。近期，我们在两个例子中看到了组织上的尾巴主义：在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这两个例子中，尾巴主义都牢牢抓住了已经被阶级斗争进程所抛弃的组织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过时的组织形式都帮助右派分子，束缚了左派的手脚。应该从这两个例子中吸取经验教训。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领导者已经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发出了警告的声音，诚然是以极其谨慎的形式。在国民党中央五月全会后得到的一份关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落实这些决定（即确定与国民党的组织关系的决定）时，我们必须将它们稍稍扩展，即形式上留在国民党内，而事实上尽可能分工，把它放在两党合作的形式中，即从党内合作的形式逐渐过渡到两党的联盟关系上。”这样，来自中国的建议是，在形式上不改变指令的情况下，实际上破坏它们，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过渡到两个独立政党联盟的道路上。但是，这个出自事件全部进程的建议没有得到同情，结果就是明显错误的、极端矛盾的、危险的七月全会决议。 列·托洛茨基 [1] 解放社成员系俄国参加解放社的人。解放社是1904—1905年在俄国以《解放》杂志为核心建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团体、酒宴运动和地方自治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其纲领是实行君主立宪和普选权，将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会员后来加入了立宪民主党，其左翼成立了“无题派”小组。——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