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如何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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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如何取胜

摘自《下一步是什么？1932年德国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

　　其时，维持着资产阶级专政的“正规”的警察和军队力量，连同他们的议会这一层遮羞布，都无法再使社会保持稳定——迈向法西斯政权的情况发生了。通过法西斯机关和资本主义制度，所有这些数不清的人们——大量疯狂的小资产阶级、丧失原有地位的人群和道德败坏的流氓无产阶级——都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资助，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带来了绝望和疯狂。

　　由于实行了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就要把事情做绝；若它诉诸内战，则其后它就会维持一段时期的和平。而且，利用小资产阶级作为急先锋的法西斯机构，将会彻底压倒它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在法西斯胜利之后，金融资本会直接针对性地聚集在它的手里；所有机关和统治机构、行政部门以及国家的教育部门就像一块钢铁一样——整个国家机器由军队、内政部门、大学、出版社、工会和合作社聚合起来。当国家转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它不仅仅意味着政府的形式和规律改变成墨索里尼制定的模式——本质上，这个范围内的改变只起了较小的作用——但是它首先意味着大部分的工人组织遭到摧毁、无产阶级被削弱到一盘散沙的状态，以及建立了一个深入渗透到群众中用于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管理制度。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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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无产阶级起义中改良主义者背叛的直接产物。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形势就处于上升阶段；在1920年9月，它导致了工人们占领工厂和工业部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而所缺乏的就只是将其组织起来并通过这一方式取得必然的胜利。但社会民主党畏惧退缩了，在它冒失和英雄主义的行动过后，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一片空白。革命运动的瓦解是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九月份的时候，革命的前进脚步停顿了下来；而在十一月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大型示威行动 [注1]（夺取Bologna）出现了。

　　事实上，即使是在9月事变之后，无产阶级仍然能够予以反击。但是社会民主党只关心这样一件事：以一个接一个的让步作为代价，让工人撤出战斗。社会民主党希望把工人的驯服行为当作资产阶级“公众舆论”的宣传资本，来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此外，这些改良主义者们甚至对国王Victor Emmanuel 的帮助寄寓很大的希望。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抑制工人去反抗墨索里尼的团伙。它对工人毫无助益。国王和上层资产阶级，已经摇摆到法西斯主义的一方了。由于最后法西斯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受任何管制的地步，社会民主党便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但是他们的号召失败了——长久以来，改良主义者都在把火药弄湿，因为他们唯恐它会爆炸；而最后，当他们用颤抖的手点燃它的导火线时，炸药已经无法引燃。

　　在法西斯主义运动开始的两年之后，它就取得了政权。由于它在全盛的第一时期恰逢1921至1922年不景气之后有利的经济转机，它得以巩固自身。法西斯以小资产阶级冲锋队压倒了退却的无产阶级。但这也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墨索里尼在取得政权以后仍然十分谨慎地前行，因为那时他还无既成的先例。在起初两年中，甚至连宪法都没有改变。法西斯政府还带有着联合政府的性质。与此同时，法西斯匪徒们则忙着到处挥舞棍棒、刀子和手枪。法西斯政府就这样慢慢被建立起来——亦即，荡平了所有的独立群众组织。

　　墨索里尼以法西斯党自身的官僚化为代价，来取得这样的结果。法西斯主义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冲锋队之后，就用资产阶级政府的铁钳来扼住他们。墨索里尼别无选择，因为他之前所凝聚的群众已经在觉醒，正在急剧变成面前最紧急的危险。法西斯主义一旦官僚化，就十分接近于其他形式的军警专制。它不再拥有它以前的社会支柱了。它的主要后备军——小资产阶级——已经被用尽了。只有通过历史的惯性，法西斯政府才能把无产阶级限制在分散和无助的状态中…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付希特勒的政策，没有一点新的地方：它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更笨拙和冒进地重复意大利改良派所做的。意大利社会民主党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战后的精神病；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说它是一种“凡尔塞” [注2] 式的或恐慌的精神病。在这两个例子中，改良派都闭着眼睛，看不出法西斯主义的有机性质——一种从资本主义秩序崩溃之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

　　意大利改良派害怕工人群众的革命动员，于是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国家”上。他们的口号是：“救命啊！维克特．爱曼纽，请施用你的权力吧！”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像意大利这样拥有一个民主的屏障作为忠于宪法的统治者。于是他们必定甘于请求总统：“救命啊！兴登堡，请施用你的权力吧！” [注3 ]

　　在进行反对墨索里尼的斗争时，事实上就在墨索里尼面前退却的时候，屠拉第（Turati）不小心说出了他那句“光耀”的格言：“一个人必须有作懦夫的气魄”[菲利普·屠拉第（1857-1937），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理论领袖]。德国改良派提出口号则没有这样活泼。他们所需要的是“在失去群众信仰之下讨生活的勇气”——这二者是同一种东西。他们的意思就是——“由于自己懦怯地迁就敌人以致失去群众的信赖，但这是不必害怕的。”

　　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如果形势的发展是依靠着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那么，希特勒的事业倒是有保障了。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德国共产党也没从意大利的教训中学到些什么。

　　意大利共产党几乎是与法西斯主义同时诞生的。但是这同一次的革命退潮，推动了法西斯走上政权却阻止了共产党的发展。它并没有打算彻底扫除法西斯的危险；它以革命的幻想安慰自己；它无条件反对联合战线的政策；总而言之，它染上了一切的幼稚病。这并不奇怪！它只有两岁。在它的眼中，法西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反动”的一种形式。法西斯主义的特质就是它是从动员小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的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而共产党并未认识清楚这点。意大利的同志告诉我，除了葛兰西 [注4] 一个人以外，那时的共产党甚至根本不承认法西斯可能夺取政权。“一旦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失败，资本主义保全了它的地盘，反革命得到了胜利，那怎么还会有另一种反革命的政变呢？资产阶级又怎么会起来反对它自己呢！”这些幻想，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要点。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当时只是一种新的运动，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要认识它的实质，即使对于有经验的政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今天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们，几乎完全重复了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按照他们的意见，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起来，在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动之间划分区别，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庸俗的激进主义在今日更是不可饶恕，因为德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起当时意大利的党长得多；而意大利的悲惨经验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长成，或者否认它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在政治上是相同的。不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反抗它的意志。

　　主要的罪责自然应当由共产国际的领导来承担。意大利的共产党员首先有提出警告的义务。但是斯大林和马努易斯基 [注5] 却逼迫他们否认那个令他们自己遭到消灭的最重要的教训。

　　我们已看到，埃克里 [注6] 极敏捷地转变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亦即转变到消极地等待德国法西斯胜利的立场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