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如何为争取成立一个劳工党而斗争（1938年4月）

　　坎农^[1]：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劳工党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1、在原则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总立场；

　　2、产联^[2]在工会中的政治运动——无党派工人同盟^[3]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进行独立政治活动、有可能向成立政党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而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无党派工人同盟的发展则体现出了这种倾向的一半：工人候选人在当地市长选举中支持共和党—联盟^[4]，而在全国大选中则支持罗斯福；而在其他地方，他们支持所有的资本家候选人，主要通过民主党来支持他们；

　　3、问题由此而生：在那些被我们控制的工会里的同志该不该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在那些我们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工会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不该支持无党派工人同盟？还是同它保持距离，批判它？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得出最终的策略。我们正在新泽西（New Jersey）进行试验——我们让工会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并支持它建党的意向。在美国其他地方我们还没这么做。在那些劳工党多少有了些发展的地方，比如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我们该怎么做？

　　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似乎应该严厉批判整个无党派工人同盟，并且不该支持它，但这种政策没有什么成效。在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即农工党^[5]，它派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参加州选举，在全国大选中，它支持罗斯福。

　　被赶出工会的斯大林派已经深深地打入了农工协会^[6]里，这形成了一种在各工会中对抗我们的武器。我们在农工协会里目前的政策，是托派工会^[7]采取同所谓“真正的农工党人”（即那些信任农工党、不愿让它被斯大林派控制的改良派）联盟的政策。我们能带着这样一个联盟走多远？——就为了达到组织上控制的目标，我们能斗争到什么程度？但要是我们的人不去斗争，斯大林派就会控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要是认真积极地斗争，就像在工会中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农工党最积极的支持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执行改良政策的时候，很容易迷失方向。

　　邓恩^[8]：首先，我认为那些控制了农工党机关的斯大林派，并不仅仅控制了机关——在工会里，他们使我们处境艰难。由于我们没有通过工会的关系参加农工党，使得斯大林派和农工党内更反动的分子获得了一件在工人运动中对抗我们的武器。就工会中的工作而言，我们有明确的政策。认为应当赞成农工党的同志们对农工党一直都是批判的（支持），他们建议工会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利用农工党。在保持自己的政策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很成功，但正如坎农同志所说的，我们很难说该在这个方向上走多远；我们不能为劳工党负责，但是那些以为我们也能像在工会里一样，在劳工党里为他们的成员有效地斗争的工人却把这种责任加在了我们身上。到目前为止，就连斯大林派想把我们赶走的企图，也没能让他们动摇。斯大林派跟广大的进步派和知识分子正一起把劳工党进一步转变为支持民主党和自由派候选人的集团。在农工党内，斯大林派正企图通过树立刻板的纪律来维持对农工党的控制，这主要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曾在劳工党内要求（党内）民主，并为此而斗争，我们也成功了。在阻止（劳工党变成）更加接近民主党的集团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全胜。我们还不能要求各工会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农工党。

　　坎农：在圣保罗（St.Paul）市长选举中，农工党支持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对此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托洛茨基：尽管斯大林派控制了这个党的一个重要部门，但这个党还是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议，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邓恩：那是在一个地区通过的。在一些部门里，有些农工党人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并同我们合作的，他们控制了那里，而我们在那里有些同志，想把决议改成另外的样子，但起草决议的委员会里没有我们的人——到了深夜的时候，决议就被批准了。

　　托洛茨基：有人也会利用这个决议来反对我们。这个党是怎么构成的？难道它不单以工会为基础、而且还以其他进步派组织或知识分子组织为基础吗？他们接纳所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成员吗？还是只接纳集体组织？

　　邓恩：农工党是以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等）和农民的合作组织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其中也有区域性的单位，比如乡镇俱乐部等。它也允许文化组织、抚恤金组织等加入，也可以通过选区俱乐部加入它。斯大林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这些俱乐部加入的；他们的控制力比拥有四千名会员的当地驾驶员工会更大。我们正在为反对这种情况而斗争——我们要求工会应该能得到真正的代表权——在这个问题上工会是支持我们的。

　　托洛茨基：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领导同志之间有什么微妙的分歧吗？大致说一下也行。

　　坎农：分歧不仅存在于领导层中间，在普通党员中间也有分歧。在各工会中，问题尤其明显。工会中出现了要求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的要求，这种看法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在产联旗下的工会里更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在新泽西实行的政策，即至少在工会里不能反对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党内也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应该在无党派工人同盟里迫切要求成立劳工党。我斗胆说一句：如果工会里的同志们能接到这样的决定的话，他们准会高兴得不得了。麻烦就在于：如果你提出了富有进取心的政策，你就成了农工党的支持者。我们甚至有一个同志在农工党新泽西州执行委员会里工作。官僚正不断地推迟农工党成立的日期。路易斯和希尔曼^[9]的政策是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到1940年以后再说。如果我们的同志进行积极的斗争，如果他真心地鼓吹农工党的话，他可能吸引一批反对官僚的人。但问题就在于，这么一来，我们就变成了支持成立农工党的人了，而我们本来是反对农工党的。

　　在我们的全会^[10]上会出现各种不同意见，其中肯定会出现要求为成立一个劳工党而积极斗争的倾向。我的意见是——党内主流意见是这样的：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为成立一个劳工党而积极奋斗，同时反对支持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又不牺牲自己的原则性立场的话，从赢得影响的方面来说，就是最好的了。我们没有向那些已经做好行动准备的工人谈到有关实际工作的任何事情。共产党现在并不支持成立劳工党；他们现在支持罗斯福。工会官僚们也在妨碍工人争取成立劳工党的强大运动。

　　沙赫特曼^[11]：我并不认为在现在的工人中间，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有这么强烈。如果真有这种情绪的话，那其中大部分也已经被引导去支持罗斯福了。我们现在处于严峻的危机中，然而从中诞生出来的却只有在纽约成立的、一个面目模糊的劳工党^[12]。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把1930年跟1924年比较一下的话，你就会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争取成立劳工党的运动；工会中的情绪则更加真实。我看我们要是对一个劳工党的前景没有明确把握的话，我们就要在政治上犯大错。我相信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同老政党的决裂——正在发生。最大的政党，得到了90%的工农支持的政党——民主党，几乎就要在我们眼前分裂了。在国会里，不是共和党在和民主党斗，而是民主党内一派正在同另一派斗。所以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到了1940年大选时，将会出现全新的政治形势：一边是守旧的共和党，它和南方民主党勾结起来；另一边则是赞同新政的民主党，即罗斯福的追随者，以及路易斯的产联；他们的力量之大，甚至有可能把劳联中很大一部分拉过去。正是因为有这种前景，路易斯和希尔曼才对成立劳工党不热心——他们希望民主党分裂，因为如果民主党真的分裂，那么他们就能在其中发挥可观的作用。所以，我并不认为在无党派工人同盟的运动中，会出现真正的、严肃的、有重要意义的、朝建立独立的劳工党的方向发展的进展。

　　我们目前的立场确实进退两难，但关于建立劳工党运动，我们已经有了可观的经验——对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状况做个总结，可能会有些帮助——我不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因为参加了农工党运动而取得的，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积极参加了工会中的活动，才取得了发展。不过，随着我们的发展壮大，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参加农工党的政治活动，我不能说我对那里的情况感到完全满意。我不能说我们提出了另外的指导路线。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同一帮所谓的诚实的改良主义者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而那些所谓的诚实的改良主义者是一帮自私自利的无赖，同民主党是一伙的。这伙人几乎是专门直接反对斯大林派、反对斯大林派对农工党机关的控制的。在行动中，人们没法把我们和这些所谓的诚实的改良主义者区分开来。人们能够把我们和斯大林派区分开来，但只有当我们跟真正的改良主义者在一起时，人们才能把我们和斯大林派区分开来，而那些真正的改良主义者在州选举中是投票支持农工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是投票支持民主党的。

　　如果我们要认真地、系统地、有效地贯彻反对（农工党）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支持农工党自己的候选人的政策的话，我不明白我们如何避免成为劳工党的拥护者、如何避免在还没有成立劳工党的地方带头成立劳工党。除非一切迹象都被证明是假的，否则这些劳工党都会变成罗斯福的附庸。在纽约成立的美国工人党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全国大选中支持罗斯福，而在当地则支持共和党—联盟。如果这种政策得以执行，那我实在不明白怎么避免重蹈1924年（当时我们还在共产党内）的政策的覆辙；而斯大林党在工会内的存在，以及斯大林党支持罗斯福、却仍在工会内鼓吹成立劳工党等情况，又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坎农：没那么严重。斯大林派在刚开始搞人民阵线政策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组建劳工党，把它建设成美国的人民阵线”，但现在这个口号只是喊两声做做样子而已。他们现在甚至反对民主党过早分裂。要说现在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没有1924年强，那是不正确的。当时它（争取建立劳工党的运动）在工会内没有基础，那时它主要是一个农民的运动。现在这个运动是由产联的工会主宰着。这不是冈帕斯^[13]那种老套的政治活动。现在各工会是按照政治性质组织的，工会会员中要求成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党的情绪很强。无党派工人同盟满足不了工人的这种情绪。路易斯和（工会）官僚的政策是试验性的：如果工人更加坚决地要求建立劳工党的话，他们就会对这种情绪作出一些妥协。这招要比冈帕斯的政策高。

　　（速记员注：就1922-1924年间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相对有多强，坎农同志和沙赫特曼发生了进一步争论；邓恩支持坎农。）

　　托洛茨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七八年前，当同盟^[14]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争论该不该赞同成立劳工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件事，当时的主要意见是不同意成立劳工党，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对于它的发展的前景并不清楚。我认为，当时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自己的组织将会发展得更快。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预测到产联会诞生，以及它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有力。在我们当时的预测中，我们高估了我们党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当时对斯大林派的势力消损而我们党趁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预见到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衰退。这两件事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我没有亲自观察过，所以只能根据理论讲一下。1924年那段时间里，我只能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佩帕尔^[15]来了解情况。他找到我，跟我说，美国无产阶级并不是革命的阶级，农民才是革命的阶级，我们应当转向农民，而不是转向工人。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当时那是一个农民的运动——农民出于自身的社会本性，每当遇到危机时，总是想寻找各种万应灵药，什么民粹主义（populism），农工党主义（FLP'ism），等等。如今我们有了一个重要得多的运动——产联，它把三百多万人组织进了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新组织里。这个组织是从罢工——而且是大规模的罢工（在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中，劳联也部分参加了）——中诞生的，它刚刚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就碰上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危机。在失业者不断增多等情况下，下一时期内发生经济性罢工的前景可以排除。我们期待它将把自己的全部重量都压到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去。

　　整个客观形势已经加诸于工人及其领袖身上，而加诸于领袖身上的，又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领袖利用这种倾向来加强自己的威信，另一方面，领袖又企图驯服它，不让它跑到领袖前面去。无党派工人同盟就具有这种双重作用。我看我们的政策不但需要在理论上加以修正，还要使它具体化。具体到哪些方面呢？我们赞成建立一个改良主义劳工党吗？不赞成。如果有一个政策，能让各工会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那我们赞成这个政策吗？赞成。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这要看它的发展。纲领的问题由此而生。我昨天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必须有一个关于过渡要求的纲领，在过渡要求当中最彻底的，就是工农政府。我们要有一个政党，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是属于将来要执掌国家权力的劳动群众的。我们必须将其具体化——我们要为建立工厂委员会、通过工厂委员会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悬而未决。有人大谈“技术统制”^[16]，并提出“为使用而生产”的口号，我们反对这种江湖骗子式的公式，并提出通过工厂委员会来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

　　伦德伯格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六十大家族》^[17]，《编年史家》^[18]杂志声称他书里的数字全是假的。我们认为各工厂委员会都应该看看这些书。我们要发展这个（过渡）纲领，同时也要在工会内培养建立劳工党的观念，还要组建工人民兵。否则，纲领就会变成同现实脱节的抽象概念，而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等于是敌对阶级手中的武器。我要批评一下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他们没有把这个纲领具体化。我们必须在斗争中强调：我们是为了工农联盟斗争的，不是为了罗斯福那样的农民（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罗斯福在正式文件中的“职业”一栏里填的是“农民”）。我们只同被剥削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结盟，不同那些剥削别人的农民结盟。我们会拥护这个运动，但我们是根据由具体的要求构成的纲领来拥护它的。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任务，就是通过统计数字来表明，一万个工人所能投的票数，还不如十个知识分子、或斯大林派组织起来的五十个人的多。然后我们就要提出五六个非常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能被工农群众所理解的，而且已经为每个同志所牢牢记住并理解了的，接着就是提出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再接下来就是提出成立工农政府了。这才是这个运动的真正意义。

　　坎农：我们现在就要提议让各工会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吗？

　　托洛茨基：对，我认为应该这么做。我们肯定要这样地迈出第一步，来积累实际工作的经验，不要沉浸在抽象的公式里，而要去发展出一套关于行动和要求的具体纲领。这是因为这个过渡纲领虽然是从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中产生的，但它立刻就会引导（工人阶级）突破资本主义的限制。它不是改良主义者的最低纲领，最低纲领里是从来没有工人民兵、工人监督生产等内容的。这些要求是过渡性的，因为它们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当它们成为广大群众的要求时，最后必然会引向（成立）无产阶级政府。我们不能止步于无产阶级的日常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最落后的工人提出一些适合他们的具体口号，并辩证地把这些口号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

　　沙赫特曼：如何促成工人民兵这个口号的提出呢？

　　托洛茨基：要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来说明——整个局势都表明了，自由派、激进派和工人官僚组成的联盟无法同军事化的法西斯团伙相匹敌；只有拥有军事经验的工人才能抵抗法西斯的危险。我相信美国的（受雇于老板的）工贼和杀手是如此之多，足够让你们把这个口号同本地经验联系起来了；比如说，你们可以揭露警方在泽西的局势^[19]中持什么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立即指出：要用工人民兵把这个黑帮市长跟他那帮戴着警徽的打手一起赶出去。“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产联的组织，但我们的结社权却遭到了侵犯，这是违反宪法的。如果联邦政府不能控制市长，那么我们——工人——就要为了自卫而组织工人民兵，并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或者当劳联跟产联发生冲突时，我们也可以以保护我们工人的集会为由，提出建立工人民兵的口号。特别是在反对斯大林派的人民阵线主张时，我们可以指出这种人民阵线造成的后果——西班牙（内战）的结局和法国的现状。然后你们可以说到德国的（法西斯）运动，说到纳粹的军营。我们必须这么说：在这个城里，你们工人将会是法西斯团伙的第一批受害者。你们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做好准备。

　　坎农：你打算怎么称呼这种组织呢？

　　托洛茨基：“工人民兵”这个名字最合适不过了。

　　坎农：叫“自卫委员会”好了。

　　托洛茨基：也行。这得跟工人讨论一下。

　　坎农：名字是很重要的。“工人自卫委员会”听起来会比较受欢迎。“工人民兵”听起来就太洋气了。

　　沙赫特曼：在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程度还没有大到能激起组建像工人民兵这种组织的情绪。组织工人民兵，就预示着要为夺取政权做准备了。而在美国，夺取政权还没有列入日程。

　　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只有当我们得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时，我们才能夺取政权，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工人民兵可能还只占工人阶级的少数，就是在十月革命中，民兵也只占少数。但问题在于：如何集结起这少数人？这部分人必须组织起来，并且还要争取到群众的同情。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要通过宣传，让群众在思想上做好准备。（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工人党或劳工党的成立，表示各种力量之间的交锋立即急剧激化。（资产阶级对其作出的）第一反应将会是法西斯运动。所以我们必须把劳工政党的概念同这种后果联系起来——否则我们看起来就跟那些对民主充满幻想的和平主义者没什么两样了。接着我们也可能把我们的过渡纲领中的口号传播开去，看看群众对其有什么反应。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样的口号会被（群众）选中，什么样的口号会被抛弃，但如果我们在亲身实践之前、在看到群众的反应之前就放弃了自己的口号的话，我们就永远也别想前进。

　　邓恩：我曾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工人有权获知工业秘密这个口号的。我看这个口号得再斟酌一下，使用它的时候得谨慎，否则就会招致一些困难，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碰到过这些困难了。事实上，削弱工人的战斗性的一个办法——我们碰到过一次——就是叫老板拿出账簿来给我们看，结果却证明老板是亏损的，至于他是真亏还是假亏，先不管他。当时我们反驳他，说你的生意怎么搞，是你自己的事，我们要求的是像样的工作条件。我们提出工人有权获知工业秘密的口号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对此很迷惑。

　　托洛茨基：对，资本家会在两种情况下这么做（公开账簿），一种是工厂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另一种就是他有把握骗过工人的时候。但我们应该从更全面的观点来提出问题。首先，现在有几百万人失业，而政府说它（对此）再也没法付出更多了，资本家也说他们（对此）再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就要提出，我们要求获得查看社会账簿的权利。要通过工厂委员会来组织对收入的监督工作。工人们就会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忠于工人阶级的统计员。如果工业中有哪个部门确实已经破产了，我们就要这么回答：我们要从你们手中把它没收，由我们来管理，要比由你们管理好得多。你们为什么没有利润？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我们要说：商业秘密是剥削者反对被剥削者、生产商反对劳动者的阴谋。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他们宣称自己需要保密以自保。但现在，在他们自己中间已经无密可保，他们保密，是为了不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秘密。这个过渡要求（工人有权获知工业秘密）也是走向工人监督生产的一个步骤，而工人监督生产则又是为了管理工业所进行的准备活动。每一件事，都要由即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人的工人来监督。不过，说到夺取政权呢——在美国工人看来，夺取政权是非法的、是在做梦。但是如果你们这么对工人说：资本家拒绝给失业工人付钱，又做假帐，把他们真正的利润藏起来，不给国家和工人知道，工人就会理解那个方案。如果我们这么告诉农民：银行在耍你们，他们明明赚了大把的钱，我们建议你们建立农民委员会，监督银行的簿记工作，每个农民就都会理解的。我们要这么说：农民只能信任自己，让他们建立委员会来监督农业贷款吧——他们会理解的。这要以农民中间已经出现了高涨的情绪为前提；这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但必须立即把这种思想介绍给群众，介绍给我们自己的同志。

　　沙赫特曼：你说要提出工人监督生产和工人民兵，我看这两个过渡口号都不对——在目前，检查资产阶级的账簿这个口号更合适，也会更受欢迎。至于另外那两个口号嘛，它们确实都是过渡性的口号，但只有到了过渡的尽头、也就是要为夺取政权做准备的时候才用得上。过渡有长有短，其中每个阶段都要有自己的口号。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用检查资产阶级账簿的口号，到了明天，我们也许就要用到工人监督生产和工人民兵的口号了。

　　托洛茨基：现在美国和整个世界正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衡量工人运动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呢？你说现在才是开始，还没到尽头，那离尽头还有多远？100米？10米？4米？你说大概还有多远？在过去的好日子里，社会民主党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万工人，以后会有十万，接着是一百万，再接着我们就能夺取政权了。在他们眼里，世界的发展只是量的积累过程：一万、十万，等等。现在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衰退时期，是战争即将来临的时期，是危机的时期，而且这个危机正在变得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可怕。如果你说，我们先等等，先瞧瞧，然后再去宣传，那我们就不是先锋队，而是后卫队了。如果你问我：美国工人有可能在十年内夺取政权吗？我会回答你：当然，完全有这个可能。产联的爆炸性发展，显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已经元气大伤。工人民兵与工人监督生产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人不是簿记员，他们要求看账簿，为的是先通过监督、然后再通过管理来改变现状。当然，我们得根据群众的反应来提出口号。我们看到群众的反应之后，就会明白要强调问题的哪些方面。我们要说：罗斯福通过军工产业来帮助失业工人，但如果我们工人能自己组织生产，那就能找到另外的产业——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死亡而生产的产业——来帮助失业工人。即使是从未参加过政治运动的普通工人，哪怕现在还不理解，以后也会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低估了工人群众中的革命运动。我们是一个宣传性的小组织,在这种形势中，我们这类组织要比迅速成长起来的群众更值得怀疑。在1917年年初，列宁就说过，党比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革命十倍，而群众又比普通党员革命百倍。美国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但那些在局势平静的时候拥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到了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反而可能会阻止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个革命党，苦苦地等待革命，革命却迟迟不来，久而久之，革命党自己就习惯于把革命往后推延了。

　　坎农：你看，罢工的形势——罢工浪潮正横扫全国，让革命党吃了一惊。我们要不要在各工会中提出这个过渡纲领呢？

　　托洛茨基：要，我们要在各工会中宣传这个纲领，把它作为劳工党的基本纲领提出来。对我们来说，它是个过渡性的纲领；但对他们来说，它就是纲领。现在这是个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但你们只有通过工农政府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必须广泛地宣传这个口号，让它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坎农：要把它（工农政府）当作一个过渡纲领提出来吗？还是把它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提出来？

　　托洛茨基：在我们看来，它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我们要对工人和农民说：你们想让路易斯当总统——行，这要看他的纲领。让路易斯、格林，再加上拉佛莱特^[20]来当农民的代表？这也要看纲领而定。我们要把纲领具体化，把纲领变得更加细致，更加确切，于是工农政府就意味着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农民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沙赫特曼：那你怎么把它同以前说过的话一致起来？我们一开始不是说过我们不能拥护成立一个改良主义劳工党吗？我想弄清楚，当我们的同志所隶属的工会参加了无党派工人同盟，然后他被派去担任这个劳工党的代表时，他具体该怎么做？在选举中，这个党提出“让我们支持拉瓜迪亚^[21]吧”的话，该怎么办？这种事情具体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同志眼前呢？

　　托洛茨基：就当我们现在是在工会里，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参加无党派工人同盟好了。我在工会里就会这么说：首先，各工会根据政治方案联合起来，是有进步性的，但是，它也可能会落入敌人手中，这种危险也是有的。因此，我要提出两个措施：1、我们只让工人和农民来担任我们的代表；2、我们的代表必须执行我们的纲领，也就是这个纲领。接着我们就制订出关于失业和军事预算等事项的具体方案。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推选我当候选人，你们是知道我的纲领的。如果你们让我去当你们的代表，我将会在无党派工人同盟，在那个劳工党内为这个纲领而斗争。如果无党派工人同盟决定投拉瓜迪亚的票的话，我就辞职，以示抗议，或者留下来，但抗议说：“我不投拉瓜迪亚的票，我自己另有主张。”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宣传自己的主张。

　　我们绝不能解散自己的组织。我们得明白，我们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出版社、自己的……等等。这是个各方力量对比的问题。邓恩同志说我们还不能在各工会里号召会员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还太弱小。我们不能对工人说：你们先等等吧，等到我们变得更有威信、更强大的时候再来。我们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

　　沙赫特曼：如果并没有一个争取成立劳工党的运动，而我们也反对成立这么一个政党的话，这对纲领又有什么影响呢？——它还是我们的过渡纲领。我实在不懂，你怎么一边说我们不能拥护改良主义政党，一边却又要我们去为建立劳工党的运动摇旗呐喊，鞍前马后地为它跑，就为了在政治上施行工人的意志。

　　托洛茨基：说我们拥护改良主义政党，这是荒谬的。我们可以对无党派工人同盟的领导说：“你们在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跟在民主党屁股后面跑的机会主义附庸。”这是个教育方式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拥护成立一个改良主义政党？我们应该说：你们无法通过改良主义政党来施行自己的意志，只有通过一个革命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派和自由派想通过这个运动建立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但我们有自己的纲领，我们要通过这个运动建立起一个革命的……

　　坎农：对于革命的劳工党，你怎么解释？我们说：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唯一的革命党，只有它才拥有革命的纲领。那你怎么去向工人解释，说这个劳工党也是革命党？

　　托洛茨基：我不会说这个劳工党是革命党，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让它变成革命党。我会在每一次会议上说：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我认为它是唯一的革命党，但我不是宗派主义者。你们现在正想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工人党。我乐意帮助你们，但我建议你们仔细考虑考虑，为这个党想出一个纲领来。我正好写了这么一个纲领，也写了这么一套主张。我会以这种方式来开始（把它转变为革命党）。在这类情况下，这将会是向前的一大步。为什么不公开地、毫不掩饰地、不耍什么手腕地说出它的性质呢？

　　坎农：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是被抽象地提出来的。关于纲领的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像你刚才概括的那样被描述过。洛夫斯通^[22]派一直在争取成立一个劳工党，但他们没有纲领，他们只是想把各组织的领导机关合并起来。我看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纲领，并时刻表明它……

　　托洛茨基：首先，纲领已经有了，其次，它的规定是反对独立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之类的，确保了工会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在（其成员的）社会成分影响下，变成一个实行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劳工党。

　　坎农：我看，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和斯大林派之间为了争夺组织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实在太多了。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应该在农工党内进行有计划的反对斯大林派的斗争，就像我们昨天利用关于拉德洛修正案^[23]的投票那样。

　　沙赫特曼：随着战争的爆发日益迫近，劳工党会成为一个陷阱。我还是不明白，劳工党跟纯议会性的改良主义政党有什么区别。

　　托洛茨基：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抽象了；它当然可能蜕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并把我们赶出去。但我们必须参加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对斯大林派、洛夫斯通派之流说：“我们要求成立的是一个革命党，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却都要把它变成改良主义政党。”但我们要一直表明自己的纲领。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关于过渡要求的纲领。至于战争和拉德洛修正案，我们明天再讨论，到时我再给你们看看，在那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过渡纲领。

^[1]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他曾是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World）的组织者、社会党左翼领袖、美国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创建人。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他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美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第四国际。——原注

^[2] 产联（CIO），全称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它是由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行业工会主义、主张实行应当按照产业来组织工会的工会活动家组建的产业工会联合组织。1935年11月9日，以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 Llewellyn Lewis）为首的八个工会的领导，决定在劳联内成立一个集团，为组织产业工会而斗争，这个集团当时叫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36年9月10日，劳联将隶属于产业工会委员会的十个工会（在前一年又有两个工会加入了产业工会委员会）全部开除，被开除的十个工会在1938年成立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由路易斯任主席。1955年，劳联与产联重新合并，称劳联—产联。——译注

^[3] 无党派工人同盟（Labor's Non-Partisan League）于1936年4月2日由产联的领袖成立。尽管它象征着在独立政治行动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产联成立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支持罗斯福和民主党。它的主席是劳联的印刷工人工会（Printing Pressmen's Union）主席乔治·贝瑞（George Berry）；但它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组织负责人约翰·卢埃林·路易斯（产联主席）和司库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他是产联旗下的制衣工人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主席。有59个国际工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产联旗下的工会——参加了无党派工人同盟。在1940年大选之后（在这次大选中，路易斯支持共和党，而产联的大部分领导则支持民主党），无党派工人同盟开始衰落。路易斯派继续控制着无党派工人同盟的机关，它至今依然存在，但它实际上只是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的政治游说部门。——原注

^[4] 共和党—联盟（Republican-Fusion）是一个为1933年纽约市长选举而组织的政治联盟。它是由共和党内的“进步”派——在当地的领袖是众议员费奥莱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同城市联盟党（City Fusion Party）组成的竞选同盟。城市联盟党是由一些前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被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民主党在纽约的机关）在市政当局中猖獗的腐败行为所震惊、想要组成一个“好政府”的人组成的。——原注

^[5] 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或劳工党（Labor Part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出现了一些基于工会组织起来的、地区性的劳工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曾在肉类罐头工业和钢铁工业的伟大组织活动和大罢工中担任急先锋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Chicago Federation of Labor）领导的。在1919年年底，这些劳工党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工党，后来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改称农工党。
　　当时尚年幼的美国共产党对劳工党的发展一直不感兴趣，甚至还嘲笑它，但到了1922年年底，共产党对劳工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佩帕尔—鲁登堡派（Pepper-Ruthenberg faction）的领导下，共产党控制了农工党的1923年7月大会，让大会通过了共产党的政策，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和其他工会分子因此退出了农工党。农工党的党名也改为联合农工党（Federated Farmer-Labor Party）。
　　随着1924年总统大选的接近，威斯康星州进步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似乎要准备作为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在联合农工党内部，不受共产党影响的党员——主要是农民——对支持拉佛莱特很热衷，而被佩帕尔和鲁登堡控制的共产党领导层为了使联合农工党摆脱孤立的处境，也想参加支持拉佛莱特的运动。
　　这种倾向在共产党内引发了严重的怀疑，最后共产党同意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来做决定。共产国际的意见是：支持拉佛莱特就等于机会主义。在使用了一系列复杂的策略之后，共产党企图让联合农工党在竞选中投福斯特（Foster）和吉特洛（Gitlow）的票。在联合农工党执行委员会同意投票支持共产党之后，留在联合农工党内的不受共产党影响的派别抱怨说自己被愚弄了，并转而支持拉佛莱特。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明尼苏达农工联合会（Minnesota Farmer-Labor Federation）甚至还改名为农工协会（Farmer-Labor Association），去掉了自己的前身留在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痕迹。——原注
　　在1924年7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农工党全国大会上（联合农工党作为一个会员组织参加了这次大会），农工党发生了分裂，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从此不复存在，但许多州里仍然有农工党的组织在活动，本文中的农工党主要是指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该党于1944年与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合并为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Minnesota Democratic-Farmer-Labor Party）。——译注

^[6] 农工协会：见注释[5]。——译注

^[7] 托派工会：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经过艰苦斗争，在许多以前实行开放制度（即允许老板雇佣非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城镇里赢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由于这次胜利，他们也赢得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尊敬和支持。人们公认这一系列罢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导，就不可能成功，所以明尼阿波利斯一带的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选举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担任关键职位。如果想通过这次斗争的亲历者了解1934年罢工是怎么获胜的话，请看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的《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 Rebellion）一书，（莫纳德出版社[Monad Press]，1972年）——原注

^[8]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1890—1970）是明尼阿波利斯劳工案件中的十八名被捕者之一，美国政府在这次案件中第一次使用了臭名昭著的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这个案件的审判开始于1941年，在审判中，28名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因进行反战活动和从事工人运动而遭到指控。邓恩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罢工。在他逝世之前，他一直积极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一带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原注

^[9] 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 Llewellyn Lewis，1880年2月12日——1969年6月11日）：1920年至1960年间任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主席，其间建立了产联，并从产联诞生的1935年起任其主席，1940年辞去产联主席的职务。
　　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1887年3月23日——1946年7月10日），成衣工人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主席，在这次讨论进行的时候，希尔曼是产联内的第二号人物。——原注

^[10] 全会：这里的全会是指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党的最高机关。——原注

^[11]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创建人之一，曾编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几本书和小册子。1940年，他因在保卫苏联问题上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不同意见，脱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另组工人党（Workers Party），后来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后来于1958年并入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原注

^[12] 纽约的劳工党：1936年7月，为了给即将在秋天举行的总统大选做准备，美国劳工党（American Labor Party）在纽约州成立。它的政策是投票支持民主党罗斯福派的主要候选人，在当地选举中则支持由拉瓜迪亚市长为首的共和党—联盟。美国劳工党主要是由制衣工人工会的领袖建立的，他们建立这个党，为的是用它来引导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制衣工人去支持罗斯福和拉瓜迪亚的，这些制衣工人在传统上是拒绝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原注

^[13] 塞缪尔·冈帕斯（Samuel 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1886年至1824年间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其中只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两年没有担任这个职务；他是一个保守派，反对社会主义，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他的政策是不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但在具体的选举中则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换句话说，就是“回报你的朋友，惩罚你的敌人。”——原注

^[14] 这里的同盟是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在1929年至1934年间，它是美国的托派组织。——原注

^[15] 约翰·佩帕尔（John Pepper），本名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 Pogány，1886——1937），原籍匈牙利。他在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后来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他是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极左集团”的领袖之一，因搞宗派活动被匈牙利党开除，后来被派到美国。他跟鲁登堡（Ruthenberg）组织了一个派别，并曾是洛夫斯通（Lovestone）的导师。佩帕尔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随后被共产国际开除。
　　由于托洛茨基曾在共产国际内声讨佩帕尔的路线，而且坎农、邓恩和沙赫特曼（他们后来都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也都曾在美国共产党内反对过佩帕尔的政策和佩帕尔派，所以托洛茨基在这里戏称佩帕尔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原注

^[16] 技术统制（technocracy）：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初期，技术统制作为一个纲领、一个运动，曾经风靡一时，它尤其受中产阶级欢迎。它提出通过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控制，来合理规划美国经济和财政体系，以此来克服萧条，实现完全就业——而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阶级斗争或革命。这个运动最终分裂为左翼和右翼，后来右翼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倾向。——原注

^[17] 《美国六十大家族》（America's Sixty Families）是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写的一本书（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1937年）。这本书出版时曾轰动一时。它提供了大量史料，证明了美国存在着经济上的寡头统治，而统治着美国经济的寡头集团是以六十个最富有的家族为首的。——原注

^[18] 《编年史家》（The Annalist）杂志是一家“财经、商务与经济杂志”，1913年创刊，1940年停刊。——原注

^[19] 泽西的局势：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 City）市长弗兰克·P·黑格（Frank P. Hague）是民主党人，在他治下的泽西市政当局昏庸腐败。当泽西市工人要在当地建立产联组织时，他动用政府的力量和警察的暴力，并同公司的打手合作，不让工人建立组织。他禁止工人组织纠察队，并将散发工会传单的人关进监狱或驱逐出城。当有人指控他侵犯了法律赋予工会活动家的基本民权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老子就是王法！”——原注

^[20]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1873年3月3日——1952年11月21日）：1924年冈帕斯逝世后，格林继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他是一个保守的行业工会主义者。
　　小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Robert Marion La Follette, Jr.，1895年2月6日——1953年2月24日），出身于威斯康星州一个著名的进步共和党家族，其父是曾以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1924年总统大选的老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在这次讨论进行的时候，小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是美国参议员，而他的弟弟菲利普·拉佛莱特（Philip La Follette）——后来曾任威斯康星州长——在1938年4月底曾号召建立一个新的进步党。——原注

^[21] 菲奥莱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年12月11日——1947年9月20日）：共和党人，在1917年至1933年间，除了20年代头两年之外，一直担任纽约州的众议员。1934年至1945年间任纽约市市长。——原注

^[22] 洛夫斯通派：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7——1990）曾任美国共产党书记，当时他是党内右派的领袖。他在国际上和布哈林结盟，而布哈林后来又跟斯大林结盟。因此洛夫斯通在1928年把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驱逐出美共；但当斯大林在1929年转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右翼盟友时，洛夫斯通马上就失去了领导职位，然后被开除出党。此后，洛夫斯通的小集团一直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二战爆发之后，他的小集团解散了。洛夫斯通后来为美国工会官僚效力，专门从事反共，当上了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的国外政策首席顾问。——原注

^[23] 拉德洛修正案（Ludlow Amendment）：1935年，印第安那州众议员路易斯·拉德洛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宪法内加入宣战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的规定。1937年拉德洛再次向众议院提交这项修正案，而参议员拉佛莱特也于1938年1月10日在参议院提出了同样的议案。众议员否决了这项修正案。而就在它被否决前几天，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2%的美国人赞成这项修正案。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拉德洛修正案，配合自己的过渡要求纲领，并利用“让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开战”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支持这样的一个全民公决的宣传活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