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十一章 苏联往何处去？


一　拿破仑主义是危机时代的政制
二　官僚层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三　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一　拿破仑主义是危机时代的政制


　　我们以前以读者之名提出的问题：“当权派犯了无数的错误，又怎能集中无限制的权力于其手里呢？”──或者，换一句话说：“热月反动派在精神上贫乏，但他们的物质力量却那么大，这中间的矛盾要怎样解释呢？”──这问题现在可以给一个更具体的和更确定的回答了。苏联社会不是和谐的。在此阶级或此阶层看来是罪过，在彼阶级或彼阶层看来则是德行。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观点看来，官僚层的政策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从巩固新统治层的权力观点看来，则此同一政策却是一贯不变的。

　　国家扶助富农（1923——28年），这个政策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含有致命的危险。可是当时，官僚层依赖小资产阶级帮助，成功将无产阶级前锋队手脚拴缚起来，并镇压住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这事，在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错误”，在官僚看来则是纯粹的收获。到了富农开始直接危害官僚本身时，官僚便转移其武器反对富农了。手忙脚乱地对富农的进攻，使得中农也受池鱼之殃，这事对于经济之损害不减于外国武力侵略。然而官僚保持了他们的地位。官僚刚刚成功地歼灭了旧日同盟者以后，就以其一切力量开始发展新贵族。如此，不是危害社会主义了么？当然，——但同时加强了统治层的势力。苏联官僚在这点上是同所有统治阶级一个样的，即是他们的领袖在一般政治上无论犯了何种重大的错误，只要是绝对忠实保卫他们的特权，他们总可以闭目不视的。新兴的时势主宰者的心境愈加恐惧，就愈加高度评价用来保卫他们那么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残酷手段。这些暴发户便是依照这个观点来选择他们的领袖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便在这里。

　　然而，官僚层的权力及其独立性之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有些历史的因素强过于那些元帅，甚至强过于总书记。没有精密的核算，经济的合理化是谈不到的。核算，与官僚们的任性行为是不能兼容的。恢复稳固的卢布，即一种不依赖于“领袖们”的卢布，是由下述事实迫使官僚层不得不考虑的，即是：他们专横的统治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地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相冲突了——恰像当初君主专制政体与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能调和一样。各阶层为争取国民收入分配之斗争，有了货币核算之后，一定带有更公开的性质。工资标准问题，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现在对于工人们则是有决定性意义了。工会问题也是这样。由上头委派工会职员的制度，注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工厂管理是否完善，也是与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斯塔罕诺夫份子日益大声投诉生产组织上之错误。官僚们任用私人充当经理、工程师等的习惯，愈来愈令人难于忍受了。合作社和国营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赖于购买者。集体农庄及其个别农家，现在懂得将他们对国家的交易化为数字。他们渐渐不能容忍上头委派领袖给他们的办法。这些领袖唯一的长处是与当地官僚有密切关系。最后，卢布又能投射光明于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的合法和非法的收入。如此，在一个政治上受箝制的国家里面，货币流通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杠杆来发动反对的势力，而且预告“开明”专制之结局开始了。

　　工业之增长和农业之归入国家计划，使得领导的职务十分繁难起来，而且提出了质量问题；正在这时，官僚主义反而摧残了创造力和责任感，而无此二者即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质量进步可言。官僚主义的毒疮在大工业方面也许不十分明显，但严重摧残着轻工业、食粮工业、集体农场、地方小工业，还有合作社，即最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那些经济部门。

　　苏联官僚能起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即当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于苏联之时。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种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时期是谈不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碰到质量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苏联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标记。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质量，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质量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巨大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包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独立创造这个概念之内。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新价值来。固然，革命专政的本质正是严厉限制自由。但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革命时代从来未曾直接助长文化的创造，只是做些为它清除场地的工作而已。无产阶级专政愈加不再成为专政，则其开放给人类天才活动的范围也愈广大。社会主义文化之繁荣一定是与国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苏联的生死死攸关的需要。

　　新国家若是除了社会利益之外没有其它的利益，则强制作用之消亡将渐渐带着毫无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纯粹的精神。特殊的职务创立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说来，对其职务所带来的利益的关心，比对职务本身要大得多。统治层努力加强强制的机关，并使之永存勿替。为保持他们的权力和收入之故，他们什么东西、什么人物都不顾惜。发展的过程愈加违反他们，他们对于人民中的前进份子亦愈加无情地打击。官僚层好像天主教会一样，在衰落的时期中，提出了不会犯错的教条，而且把这教条抬高到罗马教皇从未梦想到的高度。

　　对斯大林越来越厉害的神化，尽管带有滑稽意味，却是这个政制所必需的一种原素。官僚们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裁决者，即使不是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他们于是将那最适合于他们要求的人抬在他们的肩膀上面。领袖的“坚强性格”，如此迷醉了西方半桶水文士的，其实是一个社会阶层之集体压力的总和，此阶层为保卫自己地位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其中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想着：“国家即朕”。每个人都容易在斯大林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但斯大林也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现自己精神的一小部分。斯大林正是官僚层的化身。这便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西泽主义，或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拿破仑主义，总是当历史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才出现于舞台，那时两个阵营激烈的斗争把国家权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并且保证国家完全对阶级独立起来──其实只给予国家以保护特权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斯大林政制，凌驾于政治上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以警察和军官集团作靠山，不容许任何监督──这显然是拿破仑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种新型的拿破仑主义。

　　西泽主义发生于因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基础之上。拿破仑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政制在其危急时代的一种政治工具。斯大林主义也是这类东西，不过是发生于工人国家基础之上的而已，这个国家被有组织有武装的苏维埃贵族和无武装的劳动群众间之冲突撕裂了。

　　历史证明：拿破仑主义跟普选制，甚至跟秘密投票制，一起过得很好。拿破仑主义的民主仪式，便是所谓“全民投票”。拥护领袖呢，还是反对领袖呢？——这个问题时时提出于公民之前。而选民感觉到手枪枪口正对着他们两肩中间。拿破仑第三，在现时看来，不过一个冒充内行的乡下人罢了，自从他的时代以来，这种技俩已经有了非常的发展。苏联新宪法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了拿破仑主义，它确是这制度的荣冠。

　　最后分析起来，苏联拿破仑主义是由于世界革命之延迟而产生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同一原因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结论，它初看起来出人意外，而其实是必不可免的，即是：苏维埃民主制为全能的官僚所压倒，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为法西斯主义所扑灭，二者实出于同一个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在解决历史给它提出的问题时，太过于迟缓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在社会基础上有很大的差异，却是两种互相对称的现象。二者有好多特点是异常相似的。欧洲革命运动若得到胜利，则不仅将摇撼法西斯主义，而且将摇撼苏联拿破仑主义。斯大林派官僚背弃了世界革命，这在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正确的。他们不过依从自卫的本能去做罢了。


二　官僚层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从苏联政制开始之日起，党就是官僚主义的抗衡物。官僚虽然管理着国家，党还能监督官僚。党小心注意不使不平等的事实超出必需的界限之外，以此总是与官僚在明争暗斗之中。斯大林派之历史作用便在于消灭这种抗衡，使得全党屈服于党官之下，又使党官并入国家官僚里面。现时的极权政制便是这样造成的。斯大林就因为替官僚层建立了这样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功绩，他的胜利才有保证。

　　左派反对派在其最初的十年斗争当中，并不采取那从党手上夺取政权的纲领，而只采取那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当时的口号是：“改良，而非革命”。然而，官僚层即在那个时候也是准备不惜以革命手段来保护自己而反对民主改革的。1927年斗争发展到异常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些干部，惟有用国内战争才能撤换！”斯大林口中的恫吓，因为几次欧洲无产阶级之失败，如今已成历史事实了。改良的道路已经转变为革命的道路了。

　　党和苏维埃组织内之不断的清除，其目的就在防止群众的不满取得清楚的政治表示。但高压手段并不能扑灭思想，只能驱迫思想在地下活动而已。好多共产党人以及党外公民，保有二个思想系统：一个公开的与官方一样的，另一个则是秘密的。侦探和告密，完全腐蚀了社会关系。官僚总是将他们自己的敌人说成社会主义的敌人。司法上捏造已成为家常便饭，用这种捏造手段，官僚随便加罪于他们的敌人。他们用枪毙威吓弱者认罪，然后以此口供为基础来控告那些比较刚强的人。

　　1936年6月5日，《真理报》评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时，教训人道：“倘若认为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之势力（虽然阶级已经消灭了）已经甘心失败了，那将是不可饶恕的愚蠢和罪恶。……斗争还要进行下去的。”这些“敌对阶级之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理报》回答道：“反革命党派之残余，各种各式白卫军，尤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在提到了那必然要提到的“特务工作、阴谋和恐怖主义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做的！）以后，斯大林的机关报又这样预告：“我们将来也要以强硬手腕镇压并扑灭人民公敌，那些托洛茨基派的阴险恶毒的份子，无论他们化装得如何巧妙。”苏维埃报纸上天天重复说着的这些恐吓的话，不过是格别乌工作的伴奏罢了。有一个名叫彼特洛夫的人，1918年加入党，参加国内战争，后来是苏维埃农业专家而且是右派反对派份子。他在1936年从充军的地方逃出来，在逃亡的自由派报纸上做文章，对所谓托洛茨基派这样描写：“左派么？在心理上说，那是最极端的革命份子，真诚而热心。不肯讨价还价，不肯妥协。最可佩服的人们。但是思想痴呆……希望一种世界大火灾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不说。右派敌人，这样给左派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评价，是无需乎再加解释的。如今，格别乌的将官和校官们正在控告这些“最彻底的真诚而热心的革命份子”……为帝国主义利益而从事反革命活动！

　　官僚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之仇恨的狂潮，若是同废除对资产阶级出身人士之限制合起来看时，还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这些人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和解命令，从这个考虑出发，即：过去统治阶级之反抗已随新制度之明显稳固而渐渐消逝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解释道：“现在无需这些限制了”。然而同时却发现最恶毒的“阶级仇敌”原来是那些毕生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从列宁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托洛茨基派”与资产阶级不同之处，据《真理报》说是：“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愈加显出”，“托洛茨基派”就愈加不要命地来捣乱了。这种哲学的胡言乱语性质是由于需要拿旧公式来掩饰新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当然不能遮掩社会冲突的真实的变化。一方面，一个“上流人”等级之形成，让比较有野心的资产阶级的后代大有机会求名求利；拿同等权利给予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他方面，这现象又在群众中尤其青年工人中激起非常危险的不满。因此才有这个扑灭“阴险恶毒份子”的运动。专政之剑，以前是用来击倒那些想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们，如今则刺向那些反抗官僚特权的人们了。受打击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随着职能上这根本改变，政治警察从前是由特别忠诚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的，如今则由官僚中最无耻的部份组成了。

　　热月反动派在迫害革命份子时，特别仇视那些叫他们记得过去及使他们对将来恐惧的人。在全国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起来的集中营，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有最刚强的和最忠实的人。即使在西伯利亚的单独禁闭监中，反对派份子仍然是受搜查、禁止通信和饥饿等迫害的。在充军中，妻子也是被迫同丈夫分离，只为了打破他们的反抗并要他们悔过。但就是悔过的人也是不得平安的。一有嫌疑，或者有人暗中控告他的话，他就被加倍处罚。帮助充军的人，即使是亲属的帮助，也算做一种罪恶。互相帮助是当作阴谋来惩办的。

　　在这种条件之下，惟一自卫的手段就是绝食。格别乌用强迫喂饭或任随死亡来回答绝食的人。在这几年中，好几百个反对派，俄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被枪毙了，或绝食死了，或以他法自杀了。在最近十二年之内，当局好多次向世界宣布，已经根绝反对派了。可是1935年最后一月及1936年上半年“清党”时，就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出去，其中几万人是“托洛茨基派”。最积极的份子，立刻就被逮捕送入监狱和集中营去了。至于其余的人，则斯大林透过《真理报》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国家就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面，这个办法就是等于要他们慢慢饿死。旧原则说：不做工的人没有饭吃，如今代以新原则：不服从的人没有饭吃了。自从1923年拿破仑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开除、逮捕、充军和消灭了，这等待我们将来检查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档案库时，才能知道。他们还有多少还在秘密活动，这也须待官僚覆灭开始时方能知道。

　　二三万反对派份子，在二百万人的大党里面，有多大作用呢？在这问题上，拿数字来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十个革命党人在一团军队中，若是政治空气达到炽热时，就足够使全团军队站到民众方面来。参谋部如此要命地害怕小小的秘密组织或甚至单独的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现已浸透了斯大林派官僚层的这种反动的总参谋部的恐惧心理，可以解释他们的迫害和恶毒诬蔑为什么那么疯狂。

　　维多．绥奇在苏联经历了反动压迫的所有阶段；他从那些固忠于革命并敌视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受着折磨的人们那里把令人震惊的消息带到西欧。他写道：“我一点也未夸大。我每句话都经过慎重考虑才写出来的。我们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惨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无数殉道者和抗议者当中（他们大部份都是默默无言的），有少数英勇份子比所有其它的人都更与我接近，他们的魄力、眼光、刻苦、以及对于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之忠诚，都是极为宝贵的。成千成万党龄最老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还存在时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他们拿社会主义原则来反对制的内部腐化，并尽他们所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种种可能的牺牲）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我带着那些被囚禁在那里的人的消息给你们。他们无论如何会坚持到底的。即使他们活不到那个看得见新的革命曙光的时候，……西方革命家可以信赖他们。火焰仍旧要燃烧着，即使只是在监狱里面。同样，他们也信赖你们。你们必须——我们必须——保护他们，为了保护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为了复活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形象，而且有一天要恢复苏联在精神上的伟大以及工人们对于它的信任。”


三　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在讨论国家之消亡时，列宁曾说过：有了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习惯，就能够完全不需要强制：“倘若再没有什么事情足以惹起愤怒、抗议和反叛，因而造成压迫之需要。”问题的要点在于这“倘若”。苏联现行制度每走一步都要惹起抗议，抗议愈受压迫，抗议愈强烈。官僚不仅是一种压制的机关，而且是引起抗议的经常的泉源。一群贫婪的、撒谎的和犬儒主义的统治者之存在，不可避免造成隐藏的愤慨。工人物质情况之改善，并不足使他们与官僚相和解，反而，由于增加他们的自尊心并解放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思考一般政治问题之故，铺好了与官僚公开冲突之道路。

　　那些不可撤换的“领袖们”时常教训人必须“学习”，必须“学会技术”，必须“在文化上进行自我修养”以及取得其它非常好的东西。但统治层本身却是无知识的、少受教育的；他们什么都不肯认真学习，在社会交往上又不诚实而且粗暴。因此，他们那种主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僭妄态度──不仅要指挥合作社，还要指挥乐谱之制作──就这更不可容忍。苏联人民若不能从这种可耻地屈服于一群篡夺者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便无法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

　　官僚将吞食了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把官僚肃清呢？──这就是目前待决的问题。苏联之命运依赖于此问题之解决。苏联工人之绝大多数，现在已经仇视官僚了。农民群众以他们健全的庶民仇恨倾注于官僚们身上。倘若说工人与农民相反，差不多未曾走到公开斗争的道路上来，因此使得那些已起来抗议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力，那么这不仅是由于压迫的缘故。工人们害怕，推翻了官僚之后，将替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本来比庸俗的“民主派”所设想的复杂得多。没有计划经济，苏联就将落后几十年。在这意义上，官僚仍在履行一种必需的职责。但官僚履行这个职责，却是以那样一种方式，以致为整个体系的大爆炸做了预备工夫，那会将革命的果实完全失掉的。工人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于统治层——至少对于其中与他们比较接近的下层份子──的见解不含自欺成份。他们认为官僚暂时仍是自己的一部份胜利品的看管者。他们若看见有其它可能性时，必然要把这些无耻的、轻忽的和不可靠的看守人撵走。这个，必须等西方或东方有另一个革命曙光兴起时才行。

　　看得见的政治斗争之停止，被克里姆林宫的友人和代理人视为苏联政制之“稳定”。事实上不过表示官僚统治的一种暂时稳定罢了。民众的不满愈来愈深了，同时比较年轻的一辈在这个“开明专制”之下感觉特别痛苦──这种统治，其“专制”成份比“开明”成分多那么多。官僚对于活思想越来越厉害的警戒，以及难以容忍的对那天命所归的“领袖”才能之礼赞，都表明国家和社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分离，都表明内部矛盾一天比一天厉害，表明有一股压在国家之墙的压力正在寻觅一条出路，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找到一条出路。

　　在如实地估计现实局势时，那些对于政权代表人之屡见不鲜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他是列宁格勒有手腕且无顾忌的负责人，他是那一类人的典型的代表。就其本身而言，恐怖主义行为是一切行为之中最不能够推翻拿破仑主义的寡头政治的。官僚个人虽然害怕手枪，但其全体则能够利用一件恐怖主义案件来辩护他们自己的残暴行为，而且乘机将他们自己的政敌罗织在暗杀案里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的案件）。个人恐怖乃是个人暴躁和绝望的一种武器，这类个人大多属于官僚层自己比较年轻的一辈。但是，同俄国帝制时代一样，政治的暗杀乃是未来风暴之百占百验的预兆，而且预告公开的政治危机即将开始了。

　　官僚层之采取新宪法，不啻表明他们感到了这个危险，而且事先预防。然而历史上不止发生一次：即官僚的专制到了靠“自由主义的”改良来挽救自己时，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新宪法暴露了拿破仑主义，同时又给反对拿破仑主义之斗争制造出一种半合法的掩盖物。各派官僚在选举时之竞争，可以成为较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发端。打击那“工作不良的政权机关”的鞭子，可以转变为打击拿破仑主义的鞭子。一切征兆都预示：未来的发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到民众之中文化上先进的势力和官僚寡头政治之间的冲突。这个危机是没有和平出路的。没有一个魔鬼肯自愿的斩断他的爪子。苏联官僚不经过斗争是不肯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会引上革命的道路。

　　由于民众方面强烈的压力，以及在此情况下政府机关内部不可避免的瓦解，那时当权者的抵抗力会比现在所表现的软弱得多。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做些假设。无论如何，官僚政治只能用革命势力来推翻。而且，如向来一样，愈加果敢愈加坚决去攻击它，则被牺牲的人也就愈少。第四国际[41]苏联支部之任务，便是准备这个，并且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之下站在群众的前头。今天这个支部还是弱小的而且被赶往地下去。但是一个政党的不合法存在，并非不存在。这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罢了。压迫手段对于继续即将从舞台上消逝的阶级，能够发挥完全的效力，1917年到1923年的革命专政完全证明了这个。但对于革命先锋队行使暴力，则并不能挽救一个生存得过久的阶层。倘若苏联是注定要继续发展的话，官僚层已经生存得过久了。

　　官僚正在准备着的那场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社会革命，同1917年十月革命不一样。这次革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用这种财产形式来代替那种财产形式。历史上不仅有社会革命，譬如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而且也有政治革命，它并不摧毁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过扫除旧的上层统治者而已（法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等）。拿破仑主义集团之推翻，自然将发生深刻的社会效果，但就本身而言，还是限制在政治革命的界限之内的。

　　由工人革命产生出来的国家生存下来，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必须经过一些什么阶段，任何书上也没有写下来。不错，苏联的理论家和创造者曾经希望那完全透明的和富于灵活性的苏维埃制度，可以容许国家适应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阶段，而和平地改变、解体并消亡。然而这里，又证明实际生活比理论所预期的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被注定来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切证据看来，无产阶级必须以第二次补充的革命，即反对官僚专制的革命来偿付其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权。新革命的纲领，大部份须看爆发时的情势如何，国家达到的水平如何以及国际状况如何而定。至于纲领的基本原素则已经明白了，而且已由本书指明出来了，这就是根据苏联制度矛盾之分析所做出的客观的推测。

　　问题并不在于拿这个统治党派来代替那个统治党派，而是在于改变那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之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于苏维埃民主政治。批评权利之恢复和选举的真正自由，乃是苏联进一步发展之必需的条件。这表示恢复党派自由，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工会也复活起来。输入民主制于工业之中，意味根本修改计划，使适合于工人利益。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因官僚错误和左右摇摆而造成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停止各种浪费金钱的玩艺儿，如苏维埃宫殿、新戏院、炫耀的地下铁道等，而用此种经费建筑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规准”将被限制于十分必需的范围之内，而且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将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平等。等级制将立刻废除。那些辉煌的勋章将送进熔炉里去。青年人将有机会能自由的呼吸、批评、犯错误，并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解脱锁炼。最后，外交政策亦将回转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之传统去。

　　十月革命之命运，现今比任何时候更密切地与欧洲及全世界命运连系着。苏联的问题，现在正取决于西班牙半岛，取决于法国，取决于比利时。到了本书出版时，情势将比今日尚在马德里城下进行国内战争时候无比地明白得多。若苏联官僚及其“人民阵线”的背叛政策成功地保证了西班牙和法国反动势力的胜利（共产国际正在尽其所能向这方面做去的），那么苏联将发现自己置身在崩溃边缘之上。那时，提上议事日程的，多半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之暴动。可是，倘若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无论如何联合怠工，西欧无产阶级仍然寻到了通往政权去的道路，那么苏联历史上就要开辟一个新的篇章。欧洲革命之第一个胜利将像闪电一般，刺激苏联群众，使他们站起来，提高他们的独立精神，唤醒1905年和1917年的传统，削弱拿破仑主义的根基，其对于第四国际的意义将不减于十月革命对于第三国际的意义。惟有走上这条道路，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得救，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



[41] 第四国际──由流放国外的托洛茨基所领导，成立于1938年。直至1933年前，一直自称为第三国际内的左派反对派。由于第三国际的极左政策不仅客观上帮助了希特拉上台，而且自始至终拒不认错，所以此时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堕落到无可改良，才致力于成立第四国际，以便继承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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