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九章 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一　国家资本主义吗？
二　官僚层是不是统治阶级？
三　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在工业方面，生产工具差不多全部是国有的。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绝对属于国有的，只是占全部耕地不超过10%强的国家农庄。至于集体农庄，合作社或集体拥有的营业，则是或多或少的合国有与私有于一道的。土地虽然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现在已经交付给集体农场“永久”使用，这与集体私有并没有什么不同。拖拉机和复杂的机器属于国家；但小的设备则属于集体农场。此外每个集体农民，都经营着个人的农作，最后还有10%以上的农民，仍然是个体的农民。

　　按照1934年的人口调查，全部人口中的28.1%，是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工人和雇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含他们的家人，在1935年，达到七百五十万人。集体农场和合作社营业者，在人口调查的当时，占全部人口45.9%。大学生、红军兵士、领受退休金者以及其它直接依靠于国家的份子，占人口3.4%。总共算起来，全人口的74%属于“社会主义部份”，而全国基本资本中的95.8%，摊在这74%的人口上。个体的农民和手艺工人在1934年，还占全人口22.5%，可是在全国资本中，他们只占有4%强！

　　自从1934年以后，便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下一次的调查，要在1937年。可是在最近两年当中，私人企业部份当然要更加缩小而有利于“社会主义部份”的。按照官方经济学家的估计，现在个体的农民和手艺工人，约占全人口10%，这就是说约为一千七百万人。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更远低于他们的数量。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安德来也夫，于1936年4月宣布：“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比重，在1936年应该达到98.5%。这即是说，属于非社会主义的部份，仅仅是1.5%这么小。”这个乐观的数字，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最后与不可逆转的”胜利了。但是一个人若不能在数字的后面看出社会的真实，那真是太可怜了！

　　数字的本身，就带着一些夸张，例如集体农场旁边那些私人小块土地，都算做“社会主义”部份。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中心。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在统计数字上之巨大与无可争辩的优越，虽然对于将来是很重要的，可是它并没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部份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力量的问题，不仅在农业当中而且在工业当中。现在已经达到的物质水平，固然足以唤起所有人的需要的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经济进展的动力，还包含着唤起小资产阶级的贪欲：不仅在农民与“智力”劳动的代表者当中，而且在无产阶级的上层当中。若把个体的小农和集体农民，把私人手艺和国家工业作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一点也看不出这种贪欲之可怕，可是这种贪欲却浸透了国家的全部经济，一般的说来，它在下面这种事实中表现出来：即每个人都希望他给予社会的要尽可能的少，而取于社会的要尽可能的多。

　　现在苏联在解决侵吞公款与浪费公款的问题上所花去的精力和智力，较之花在真正具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上并不较少。这也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度低下之一部份原因。一方面，国家自身不断地与这些离心的分子运动斗争；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自身却成为合法的与非法个人积累的蓄水池。在新的法律形态掩盖之下，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自然不容易以统计的数字来决定。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占实际的优势，首先就由“社会主义的”官僚制度本身所证明：官僚制度是明显的内心矛盾，是社会变态之丑恶的继续生长，而官僚制度又反过来成了社会上毒瘤的生长之根源。

　　新宪法——我们以后会说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与国家混同起来，把国家与人民混同起来的基础之上的──里面说：“国家的财产－即是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同，乃是官方学说的根本的诡辩。一点不错，一般马克思主义者，自马克思自己开始，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常把国有财产、国民财产、社会主义财产这几个名词视为同义语的。在一个广大的历史范围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不过当适用到一个新的社会之初期发展和尚未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之时，尤其是适用到一个孤立的而经济上落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之后的国家之时，那么这种用语，就要变成巨大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源泉了。

　　私有财产要变成社会的财产，必不可免的要经过国有的阶段，如同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是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在没有变成蝴蝶以前就死了。国有财产要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在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灭之时，因之也是国家已无必要之时。换言之，国有财产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是与它渐渐失去国有财产的程度为比例的。反之也是一样：苏维埃国家若是愈高踞在人民之上，若是它愈猛烈的把它自己当作财产的保护人而把人民当作财产的浪费者，那就愈明显的证明这种国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的。

　　说到城市与乡村仍然有差异，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仍然有分别之时，官方的报纸承认说：“我们离完全废除阶级的境地还远得很”。这种纯学院式的承认，有一种好处，它能使官僚们在好听的“智力”劳动的名义之下，遮掩他们的收入。苏联的“友人们”──他们是爱柏拉图胜于爱真理的──也只限于作一种学院式的承认：即苏联现在还保有过去不平等的残余。其实，这些常被归罪的“残余”，是完全不能解释苏联现实的。假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方面已经减轻了的话，那么在别的方面则是大大的加深了，这是由于城市和城市文化（城市的少数人的安乐）都有非常迅速的发展之故。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之间的社会距离──虽然有从下层来的人来填补科学的干部──近年以来，并没有减低反而增大了。千年以来的等级障碍，在各方面还限制着每个人的生活──有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农民，有科学家的奇才日常的劳工──这种从过去保留下来的差异，不仅没有稍微减轻一点，反而相当多量的重新产生出来，并且还带着日甚一日的难以消除的性质。

　　那有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说明苏联社会的性质，较之斯大林所想说明的坦白得多了。干部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是统治与命令的机关。崇拜“干部”，首先就是表示崇拜官僚、官吏和一种技术贵族。在充份使用干部和发展干部的事情上，如同在其它事情上一样，苏联还不得不去解决那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本国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因苏联的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起来的，他们便要求一种对神一般的尊敬和不断增高的薪俸。“社会主义的”干部的发展，便是这样与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复生相伴着。

　　若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观点上看来，则元帅与女仆之间，托拉斯经理与苦力之间，人民委员的儿子与无家可归的儿童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室，在乡间还享有几处避暑的别墅，有最好的汽车供他们使用，并且他们早已忘记了怎样擦亮他们自己的皮鞋。后者则挤住在常常没有分隔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们不擦自己的鞋，只因为是赤脚走路。这种差别，在官僚看来，是不值得注意的。可是在苦力看来，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肤浅的“理论家们”，自然能够解嘲说：财富的分配，同财富的生产比起来，乃是次要的因素。可是交互作用的辩证法，在这里具有全部的效力。国有的生产工具之命运，最后要看上述那些个人生活上的差别究竟向那一方面发展而定。假如一只船宣布为集体财产，但是乘客还继续分成头等二等三等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在三等乘客看来，生活条件的差异，较之所有权上法律的变更，要无限重要得多了。反之，喝着咖啡和含着雪茄的头等乘客则要认为集体财产乃是一切，一间很舒适的舱房则无足轻重。从这上面生长出来的冲突，就很能够打破这种不稳固的集体。

　　苏联的报纸，对于莫斯科动物园里一个小孩子答复记者的话，感到十分满意：记者的问题是“这只象是谁的呢？”答复是“国家的”；于是报纸就做出推论：“那就是表示有极小的一部份也是我的”。可是假使把象实际的分配起来，则贵重的象牙，会落入少数特权者之手，少数的人会吃到象的大腿，多数则只能吃到蹄子和脏腑。至于什么也分不到的儿童，便绝不会把国有财产和他们自己的财产混为一谈了。说到流浪儿，那只有把国家的东西偷到他们自己手中之时，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动物园里这个小“社会主义者”，也许是一位高级官吏的儿子，这种官吏已经惯于从“国家即朕”的公式中做出许多推论来。

　　假如我把社会主义的关系，翻译成市场的语言来解说的话，我们可以把公民看作拥有国家财富的公司的股东。假使说财产属于全体人民，那就是表示“股票”的分配是平等的，因之“股东”分取红利的权限也是一样的。可是公民们之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以“股东”的资格，而且也是以生产者的资格。在低级共产主义时期，即我们同意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支付还是要遵照资产阶级的规准，这就是说还要根据技巧与强度等。这样，在理论上，每个公民的收入，要包含两个部份A+B，即红利十工资。若技术愈高而工业组织愈完全，则A所占的份额便较B所占的就愈大，而生活水平之受个人劳动差异的影响者也就愈小。现在苏联国内工资的差异，不仅不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小些，反而更大些，从这事实就必定可以推论：苏联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等分配的，而在各人收入上，红利一如工资，也是不平等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B；这种最小的工资，他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也可以得到的。而史塔罕诺夫份子或官僚则得到2A+B。或者3A+B等，这里的B又可以变为2B，3B等。换言之，收入的差异，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量之不同，而且还决定于暗中侵吞他人劳动生产品之多少。特权的少数股东，是以无权的大多数为牺牲而生活的。

　　假使你们以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所得，较之在一个同样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下之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为多的话──这就是说他仍然是一个小股东──那么你就必须认为他的工资等于A+B。而那些较高范畴的工资，就要以下面这样的公式来表明：3A+2B，lOA+l5B，诸如此类。这就是表示不熟练的工人只有一股，史塔罕诺夫份子有三股，专家则有十股。而且他们的真正工资，乃是1：2：15。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财产唱的赞美歌，只有使经理和史塔罕诺夫份子相信，至于下层工人和集体农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下层工人是社会上绝对大多数。社会主义所关心的，乃是他们，而不是新的贵族。

　　《真理报》说：“我们国家的工人，不是工钱奴隶，不是所谓劳动力商品之出卖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在现在这个阶段，这种甜言蜜语的公式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夸夸其谈。工厂转到国家手中，仅仅在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工人还不得不在贫乏中生活，做一定钟头工作以求得一定的工资。从前工人对于党和工会所抱的希望，在革命以后，便转到他自己所创造的国家身上。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的功能，却被技术与文化的水平所限制了。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已恢复了旧的压迫的方法，压在工人的筋肉与神经之上。一队奴隶的鞭策者已经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已经变成极度官僚的性质。工人们对于工厂的管理，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力。由于计件工资的施行，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不能自由迁移，以及警察的压迫深入于每个工厂生活当中，实在很难教工人觉得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在官僚当中看到他的经理，而国家则是他的雇主。自由劳动与官僚主义的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上面所说的话，稍微改变一下，也可适用于乡村。按照官方的理论，集体农场的财产，乃是社会主义财产一种特殊的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场“在本质上已经与国有企业属同一种类，因之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即刻又加上一句说：农业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要以“布尔什维克党管理集体农庄”为条件。这就是告诉我们，从经济问题转到政治问题。这在本质上表示社会主义的关系，还没有在实际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实现出来，而只是存在于那些当权者仁慈的心中而已。工人们最好严格注意那个心。其实集体农庄还居于个人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半路上；庄员经营的自留地或个人经济之迅速发达，大大的帮助了小资产阶级倾向。

　　虽然个人耕种的土地，总共只有四百万公顷，比起集体农庄所耕种的土地一亿零八百万公顷来，只占全耕地4%，但是由于努力耕种，特别是把它当作菜园耕种，它竟供给了农民家庭以最重要的消费品。多数的牛、羊、猪，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农民们常常把他们的辅助性的农田，转变为主要的农田，让那种无利可获的集体农场居于次位。另一方面，那些能对工作日支付较高工资的集体农庄，便升到一种较高的社会水平，并且形成一种富裕的农民。集体农庄中离心力的倾向，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加强。无论如何，集体农庄所成就的，只是改变乡村中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分配收入的方法，但是对于旧的小屋、菜园、家农的杂役，总之整个烦重的农民劳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对于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以内，还保留着过去的对于国家的态度。因为国家现在虽然不为地主或资产阶级而服务，但是它为了城市的利益从乡村中取去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它还保有过多的贪婪的官僚。

　　预定在1937年元月6日举行的人口调查，官方已画出表格，把全部人口分成下列这些范畴：工人、店员、集体农民、个体农民、个体手艺人、自由职业者、教士、其它非劳动的份子。按照官方的批注，这个表格之所以没有列入其它的社会份子，只是因为现在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实际上这个表格，直接的用意是要遮盖特权的上层和被剥夺的下层的。苏联社会之真正区分，是应该并且很容易藉助于一个诚实的人口调查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区分应该是这样：官僚们的上层、专家等，他们过着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中间与较低阶层的官僚，他们过着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工人贵族与集体农庄贵族，生活水平同上；接着是中间层的工人大众，集体农民的中间层；个体农民与手艺工人；再下去是下层工人与下层农民以至流氓无产者；最后是流浪儿、娼妓等。

　　新宪法宣称：“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在苏联已经达到了。这显然没有说真话。新的社会分化，已经为人剥削人中之最野蛮的形态，创造了复活的条件，即把人买做奴隶为个人服役。在人口调查新表格当中，个人的仆役，根本就没有提到。很显然的，他们都被放在总的“工人”当中去了。可是这里是有许多问题的：社会主义的公民有没有仆人呢，仆人有多少呢（如女仆、厨子、乳母、保姆、汽车夫等）？他是否有一架汽车供自己私人之用呢？他一个人占有多少房间呢？等等。在人口调查的表格当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各种收入的水平！倘使“剥削他人劳动者无政治权利”这条法则此时恢复效力的话，便要出人意外的发现：统治集团的精华要被排出苏维埃宪法权利以外。幸而他们已经为主人与仆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了！两个相反的倾向，现在正从苏联制度的深处发展起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苏联正在发展生产力，从这方面看来，它是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为了上层的利益，正在把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准加紧实行到极度，它又在准备资本主义的复辟。这种财产形式与分配规准之间的矛盾，是不能无限期的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规准用这种或那种形式伸展到生产资料上面来，或者是分配规准改变，去适应社会主义的财产制度。

　　官僚们非常害怕这两种选择的暴露。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在报纸上、在演说上、在统计上、在文学家的小说中、在诗人的诗句上，最后在新宪法的条文上──他们都小心地把城市中与乡村中真实的社会关系隐藏起来，而以社会主义字典中的抽象名词来搪塞。这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那样的无生气、庸碌与虚伪的原因。


一　国家资本主义吗？


　　我们对于不熟习的现象，常常在熟习的名词之中找到解救。有人试图把苏联制度之谜隐藏起来，而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有一层好处，即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国家资本主义”的名词，原是指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直接管理交通工具或其它工业企业的。其所以需要这种方法，乃是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表征之一，它使资本主义在实际上走到一部份的自我否定。但是这衰老的制度，连同它自我否定的因素，还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而继续存在的。

　　从理论上说来，固然可以想象整个资产阶级能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公司藉国家的力量，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这种制度的经济的规律，并不显得怎么神秘。我们都知道，一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在他自己企业中作工的工人直接产生出来的那部份的剩余价值，而是全国所创造的总剩余价值之一部份，即按照他投资总数的比例所得的一部份。若是在一个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之下，这种平均利润的规律，便不必走迂回的道路——即各种资本之间的竞争──而实现，而是直接由国家的簿记算出来。可是这样一种制度，从前还没有存在过，并且因为各财主相互间具有很深的矛盾，它也永远不会存在的，尤其因为如此，国家便带有资本主义财产之普遍贮藏所的性质，而变成社会革命之太惹眼的目标。

　　在战争当中，特别是在法西斯经济的试验当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名词，最通常的被人了解做一种国家干涉，和国家管制的制度。法国人对于这种制度，使用一个更适当的名词──即国家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无疑的是有许多连接之点的，不过若拿二者当作制度来说，那与其说二者是相同的，毋宁说是相反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要以国家财产代替私人财产，正因为如此它始终是局部性的。而国家主义则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国有希特勒，在美国有罗斯福，在法国有莱翁勃伦[37]——都只是表示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一种国家的干涉，其目的正是保护私有财产。不管政府的纲领是什么样，国家主义必不可免的要使腐朽制度的一切灾害，从强者的肩上转到弱者的肩上。它之所以要“拯救”小有产者免于全部灭亡，只是因为小有产者的存在，在一定限度内对于保存大的财产是必须的。国家主义的一些计划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而是立意要牺牲生产力来保存私有财产的（生产力已经起来反抗私有财产）。国家主义，意思就是要在技术的发展上安上制动机，支持了无生气的企业，使寄生的社会阶层永存不替。总之，国家主义是完全反动的性质。

　　墨索里尼于1934年5月26日说：“意大利的经济，工业的与农业的，有四分之三握在国家的手中”。这话不能照字面了解。法西斯国家，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不过是财主之间的一种仲裁人而已。这两件事是不同的。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人民报》说：“法团主义的国家（corporative state），只指导和统一经济，并不营办经济，国家若实行生产上的垄断，就变成集产主义了。”（1936年6月11日）法西斯官僚，对于农民和一般私有主，完全采取一种威吓人的主子态度，而在资本巨头之前，便采取首席全权代表的态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费罗西（Feroci）说得很对：“法团主义的国家，只是垄断资本的推销员而已。……墨索里尼把一切企业的全部危险都放在国家的肩上，而让工业家坐收剥削的利润。”希特勒在这上面，是跟着墨索里尼走的。计划原则的限度，以及它的实际内容，是由法西斯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它不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增加人类的能力去克服自然，而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来剥削全社会。墨索里尼吹牛说：“假使我想在意大利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这在实际上并没有实现──那我今天已经有了一切必需的与足够的客观条件了。”可是还缺少一个条件：即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要实现这个条件，法西斯就要走到敌对的阵营去。借用墨索里尼那种急忙保证的话：这事情“在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并且当然永不会实现的。要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必定要有别的力量、别的干部和别的领袖。

　　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于国家之手，是由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达到的，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来完成的。我们这一点简短的分析，已经足以表明那些把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混同起来的企图是如何的荒谬了。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


二　官僚层是不是统治阶级？


　　各种阶级，要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区分，并且首先要由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决定。在文明社会，财产关系由法律所确认。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交换工具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根据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关系，说苏联的性质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上确定的。

　　苏联官僚，在它的仲裁与调整的作用上，在它关心于保存社会阶层上，以及在它为个人的目的而利用国家机关上，它与任何其它官僚都是同样的，特别是和法西斯官僚一样。它又有很大的不同的性质。在任何其它制度之下，官僚还没有像在苏联那样达到脱离当权的阶级而独立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官僚是代表有财产又有教化的阶级之利益，这个阶级手中握有无数的日常监督的工具，可以随时监督官僚所处理的一切。可是苏维埃官僚，已经高踞在一个阶级之上，这个阶级刚刚才从贫乏和黑暗之中走出来，而且没有统治或指挥的传统。当法西斯当权的时候，他们是与大资产阶级在共同利益上、友谊上、婚姻上紧相联系起来的，可是苏维埃官僚固然采取资产阶级的习惯，但它的身旁并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意义上说，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在苏联社会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唯一的享有特权的与发号施令的阶层。

　　还有另一种不同，其重要也不减于前一种。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可是现在来说这种事，至少也嫌太早。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官僚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的社会支柱。他们被迫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有人企图把苏联官僚叫作一种“国家资产阶级”，这显然是经不起一驳的。官僚们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债券。官僚的任用、补充和更新，都是用行政的等级的形式来进行的，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财产关系。个别的官僚并不能把他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他的儿孙。官僚们享受他们的特权，是在滥用权力之下进行的。他们隐瞒他们的收入；假装绝未曾作为一种社会集团而存在过。他们把国民收入中的一大部份窃为私有，只带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支配阶层的地位成为非常矛盾的、暧昧的和尴尬的，虽然他们具有完全的权力，并且还有谄谀的烟幕来遮掩他们。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曾经撤换了许多种政治制度和官僚集团，却不用改变其社会基础。由于它的生产方法之优越，它始终能存在，而没有被封建与行会关系之复辟所推翻。国家政权能够或者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合作，或者制止这个发展。可是一般说来，建立在私有财产与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生产力，一直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出来的财产关系，与新的国家紧相联系而不可分离，并以新国家为贮藏所。社会主义倾向要胜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不能由经济的自动发展来保证（我们离这种境地还远得很），而是要由专政所采取的政治手段来保证。因此整个经济的性质，要依靠国家权力的性质来决定。

　　如果苏联政制的一例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之废除。而托拉斯之间及其属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消失。那些成就较大的企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庄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同时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

　　但是如果说，为保存并发展计划经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仍然是绝对的需要，那么下述问题是顶顶重要了，即是：现在的苏联政府是依靠在谁的身上呢？它的政策之社会主义性质有多大保证呢？1922年3月第十一次党大会上，列宁（实际上就是对党告别）向领导层说了这些话：“历史知道一切种类的变节。什么信念、忠贞以及其它最好的精神质量──这些在政治上是不十分可靠的。”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15年当中，政府改变它的社会成份，甚至较之改变它的意识还更厉害些。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一切阶层之中惟有官僚层最完满的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意于现存的状况，所以它对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能作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这种有救济效能的害怕，是非法政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所培养和支持的，这派是最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反抗那热月反动的官僚业已完全浸透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已经以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的资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个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会关系的体系。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层所背叛了，但是还没有被他们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符合于已造就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活的力量、最优秀的份子的自觉、世界资本主义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


三　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为了更明白的了解现在苏联的性质，且让我们对它的前途作两种不同的假定。我们首先假定苏联的官僚制度，被一个革命政党所推翻，这政党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经验。这样一个政党，首先就要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够而且一定要恢复苏维埃各党各派的自由。它要与群众一起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举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要废除各种等级和勋章，废除一切种类的特权，并且要限制劳动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于经济上和国家机关上绝对必要的程度。它要让青年们有充分机会独立思想，有充分机会学习、批评和成长。它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举行重大的改革，要使这种分配符合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关于财产关系，新的政权便用不着采用革命的方法了。它要保持并且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在这种政治革命以后即在打倒官僚统治，无产阶级自然要在经济上实行许多重要的改良，但这并不是另一次社会革命。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

　　现在让我们来做第三种假定：即既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党，将来取得政权。官僚们仍继续统治着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凝固不动的。我们绝不能希望官僚会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愿的牺牲自己。既然现时官僚可以不顾那些太显明的不便之处而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么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许会说，大官僚一点也不注意目前的财产形式是什么，只要它能保证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自身的权利现在尚不稳定，而且忽视了他们的儿孙的问题。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战胜了官僚，那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因此，这个第三种假定，又使他们回转到前二种假定来。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起初只提出这二种假定。

　　若将苏维埃制度确定为过渡的或中间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抛弃那些既成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内）和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除了本身极不充分以外，还会发生错误的观念，以为现在苏联的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它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个更完备的定义，那必然是一个复杂和麻烦的定义。

　　苏联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一个矛盾的社会。在这社会里，第一，生产力还太低，不能给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由贫乏造成的原始积累倾向，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而泄漏出来；第三，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规准，是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第四，经济的发展，一面缓慢的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一而却推进了特权阶层之迅速的形成；第五，一个官僚集团，利用社会的冲突，已经把它自己转变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等级而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第六，被统治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上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上；第七，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其继续的发展，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第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统治才行。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要决定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活的社会势力的斗争。

　　教条主义者无疑的会不满意这种有条件的定义。他们宁愿要无条件的公式：是──是，否——否。假使社会现象永是一种已完成的性质，那社会学的问题，的确要简单多了。可是为了逻辑的完整去丢开事实中的某些因素，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这些因素今天是违反你的图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图式。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就避免了歪曲那些动的社会构成，如果这些构成是没有前例和同类的。科学的任务如同政治的任务一样，不是对于一种未完成的进程，下一个完成的定义，而是随着它的每个阶段，把它进步的倾向和反动的倾向分别出来，暴露它们的相互关系，预见它的各种可能的发展形态，并且在这种预见当中，找一个行动的基础。



[37] Le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三十年代的领袖，1936年成为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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