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 第一本日记（1935年2-5月） 1935年2月7日 日記並不是我所特別喜歡的一種寫作方式。眼下，我倒寧願讀讀報紙。可是手頭一份報紙也沒有……由於不能從事政治活動，我不得已只好求助於寫日記的辦法來代替讀報了。大戰開始的那陣子，我被監禁在瑞士，記了有好幾個星期的日記。以後我於1916年從法國被驅逐到西班牙時又這樣做了。我想來也就這麼兩次。現在我又不得已寫起政治日記來了。這一次會持續多久？或許幾個月也未可知。但不會保持幾年。縱然斯大林、希特勒的特務，或者他們在法國的朋友不會馬上對我進行暗殺，但這樣那樣的事總會發生，從而中斷我的日記。 拉薩爾曾經寫過，哪怕只要完成他感到力所能及的一部分東西，即使沒能寫完他所知悉的一切，他都會高興的。任何革命者都會有一種“所見略同”的感覺。然而每一個人又必須考慮實際狀況。既然命運注定我參加這些重大事件，因此是我過去的經歷使我現在失去行動的機會。我被迫對這些往事作出解釋，並試圖預見它們的未來進程。做這件事至少比單純的閱讀要好得多。 此間，我和外界的接觸幾乎完全侷限於報紙和一些書信往來，如果我的日記常常採取對報章雜誌作某種評論的形式，這是不足為怪的。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新聞界本身，而是通過報紙這面扭曲的鏡子所反映出來的那種深刻的社會力量的作用。不過，我自然無意事先拘泥於採取這一形式。日記的優點──可惜，僅此而已──正在於它能使筆者擺脫書面語言的條條框框或者清規戒律。 2月8日 很難想像是否還有比讀列昂·勃魯姆[1]的文章更傷腦筋的事了。他是個受過教育，還算聰明的人，但是他的生活目的似乎就是在客廳裡高談闊論，夸夸其談而已。能夠對此作出解釋的，即他是一個政治上曇花一現的人物。他和我們整個時代格格不入。他的一丁點兒適於在議會遊說的才能在當今令人望而生畏的激流漩渦中顯得可憐而且微不足道。 今天報紙上有一篇紀念2月6日周年的專文，不外乎又是“法西斯主義不成氣候”之類的話。然而弗朗丹在“支持還是反對法西斯暴亂”的問題上仍然猶豫不決。那個可資依賴的勃魯姆責怪弗朗丹的軟弱。勃魯姆給弗朗丹[2]遞交了一份最後通牒：“支持或者反對法西斯暴亂！”但是弗朗丹決不是非作出選擇不可的。他的“力量”就在於他是站在的法西斯暴亂和工人防衛之間。弗朗丹和加香越是軟弱，那麼這種合成的力量就越是靠攏法西斯。 斯大林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是一對孿生子。現在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弗朗丹和加香[3]成了一對孿生子。他們依仗手中的權力正在為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效勞。 《人道報》同時出現了一條得意洋洋的標題：“它們沒有成過什麼氣候！”正是那個軟弱的弗朗丹使強大的“統一戰線”得到輝煌的勝利。統一戰線揚言要把工人們帶到協和廣場，那就是說，讓手無寸鐵的、毫無組織的群眾暴露在武裝軍警的槍彈和馬蹄下。如果這一威脅從一開始就被認真加以實施，就會成為犯罪的冒險主義。然而這只是同那個“軟弱的”弗朗丹事先商量過的一個虛張聲勢的行動。維克多·阿德勒曾是施行過這一戰術的老手，而現在他的黨又在故技重演了。今天《人民報》和《人道報》對弗朗丹的抨擊只是為了掩飾昨天和他達成的協議。這些先生們滿以為他們可以欺瞞歷史，到頭來卻只能是自欺欺人。 此時，《時報》正在和那些道德上的腐化、墮落進行著鬥爭。 2月9日 拉科西[4]被判終身苦役。幾年的監獄生活，他表現了革命者應有的尊嚴。無論如何，使他倖免於死的決不是《人道報》的一次次抗議，這種抗議幾乎是無補於事的。一個重要得多的因素是法國大都市報紙的呼聲，發起者便是《時報》。這家報紙支持拉科西反對匈牙利政府，就像當年“反對”季諾維也夫、支持斯大林的審判一樣。兩件事當然都是出於“愛國”的考慮。除此之外，《時報》還能有什麼其他什麼考慮嗎？ 在季諾維也夫事件上，可以肯定其中包含著對於社會上保守勢力的考慮。《時報》駐莫斯科記者對在哪兒可以領受旨意，顯然是清楚的，他曾幾次強調，季諾維也夫像所有現在遭受迫害的反對者一樣站到政府的左邊來了，因此沒有絲毫理由值得驚異。確實，拉科西是站在霍爾蒂[5]的左翼，──事實上是極左翼──然而在這件事上，《時報》卻給克里姆林宮幫了倒忙。我們作為一個不抱偏見的人士是必須加以思索的。 內政部長禁止了預定在2月10日舉行的工人的反法西斯示威遊行。加香和勃魯姆要求“軟弱”的弗朗丹解散法西斯團體，以此來加強他們對付工人組織的力量。這個新波拿巴主義的用心是顯而易見的。加香和勃魯姆不用說會在報上大罵弗朗丹，這對他們有利也對弗朗丹同樣有利。這些先生們對於禁止工人的示威感到由衷的高興；一切將恢復正常，這是上帝的旨意，這樣它們便可以繼續起到反對黨的有效作用。 在人民的支持下，罷工人數已增加到四十八萬三千人。勃魯姆讓弗羅薩爾在下院就罷工一事作一次演講。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打招呼，意思是“你們不要被罷工搞得惶惶不安，他們沒什麼可怕的。只要保住議會和我們的自由就行了。” 2月11日 羅姆是德國衝鋒隊參謀長，後來被希特勒處死。他的回憶錄雖說味同嚼蠟，卻頗為清晰地勾勒出他所處的環境中那種無可置疑的粗俗圖景，在心理上繼續維持“階級調和”論，對納粹的“社會主義”來說，仍是非常重要的。“兵營社會主義”是馬爾托夫及其他孟什維克毫無根據地加在布爾什維克身上的措辭，對於納粹來說倒是完全合適的，至少對於不久前的納粹是恰如其分的。在羅姆本人身上這種營房裡的“夥伴關係”是和雞奸非常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 這個頭腦狹隘的雇傭兵因為沒有撈到為德國作戰的機會，曾一度志願去玻利維亞作戰，然而此人是以自然主義的態度對待人和事的，因此他能夠說出那些空談社會主義者所說不出的某些很恰當的意見。 “強烈抗議、大規模集會有益於創造一種令人激昂的氣氛，常常可以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沒有人在這種表面熱烈的現象背後作切實的準備，並下決心去付諸行動，那麼，這些抗議和集會是無濟於事的。”（《回憶錄》第80頁） 這一帶有真理因素的思想包含著對希特勒的針砭：他夸夸其談，而我是務實家。按照羅姆的說法，軍人地位高於政客。但恰恰是政客剝奪了軍人的地位。 2月12日 今天《人民報》和《人道報》欣喜若狂，原因是有十萬名“反法西斯的群眾”遊行通過了共和國廣場。“Qud admiialele peuple！”（“多好的人民！”）勃魯姆寫道。每當群眾響應他們的號召，這些人便感到驚異。幾十年來他們除了濫用群眾對他們的信任以外，一無所成，因而它們格外感到驚異。好一個十萬人！然而法西斯的雇傭兵隊長知道這只是今天聚集明天散夥的烏合之眾而已。那個曾把馬克思主義道德變成放縱的犬儒主義的瓦楊·古久理，根據共和國廣場的示威得出結論認為，必須馬上解除法西斯社團的武裝，解除法西斯社團！ 說到這裡，不禁使人想起一件事：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格羅納將軍曾在1932年4月13日的通令中向希特勒的軍隊（即衝鋒隊）發布了一項禁令，羅姆就此事作了如下敘述： “衝鋒隊在多貝里茲的演習場上訓練著，唯有軍裝和軍旗不見了，別的一切照舊，就像以前在帝國政府的訓練場一樣。現在他們只是不以衝鋒隊而是以德國民間運動團體的名義出現罷了。” 必須指出的是，格羅納將軍當時不僅是內政部長，而且還是國防部長。鑒於議會中機會主義的考慮，他以內政部長的資格“取締”了衝鋒隊同時又以國防部長的資格慷慨地給他們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方便，以繼續發展他們的實力。這一典型的政治事件充分顯示出，要求解除法西斯武裝只是毫無指望的愚蠢行為。 如果法國政府認為取締軍事聯盟的措施是必要的話，(一般說來，這是毫無問題的），那麼這只會迫使法西斯份子做出某些表面的讓步，以掩蓋它們在軍事上的準備，然而事實上這只會使工人完全不可能在合法情況下做好防衛自己的準備。它們的中心口號“團結戰線”似乎是一種專門的手段，用來幫助資產階級反動派將無產階級先鋒隊打入地下。 恩格斯曾就1874年召開的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大會一事寫信給左爾格，他輕蔑地寫道：“對所有原則問題產生的分歧被這樣一種事實所掩蓋：即他們沒有辯論，有的只是泛泛而談，聽之了之。”多麼精闢的論斷，這話也同時適用於倫敦─阿姆斯特丹集團[6]。但是現在類似這樣的聯盟比起六十年前的不知要遜色多少倍了。 《時報》基調的改變是頗為突出的。昔日它對右翼和左翼的獨裁加以堂而皇之的譴責的語調幾乎蕩然無存了。現在─當“時局每況愈下”，該報就把墨索里尼主義頌揚成救世的神明。它在徵詢意見欄為愛國青年[7]及其他組織大做廣告。聖母是絕不會保佑弗朗丹的。 丘巴爾[8]從哈爾科夫調到莫斯科不知何以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直到現在我還想不起到底是在什麼時候調動的。但是這次調動有著政治意義，丘巴爾作為“繼任人”意味著他遲早會將莫洛托夫完全排擠出去。魯祖塔克和梅日拉烏克這兩位雖說也是候補人選，但現在還不適宜接替此項職務：因為前者老邁無用，而後者則在政治上過於低微。不管怎樣，莫洛托夫現正在他未來的繼承者的監護下生活，而把時間消磨在思索後事上。 再沒有比忙於原始積累的小資產階級更可憎的了。我從來也不曾像現在這樣仔細地觀察過這類人物。 2月13日 這些無產階級的“領袖們”繼續在反動派面前競相表演他們的膽怯和懦弱，像狗那樣卑躬地舔主子的皮靴。得第一名的當推勃魯姆。巴黎人民十日的行動多麼壯觀！他們多麼鎮靜自若！隊伍多麼井然有序！政府應該認識到“de quel csti itait la volonti populaise”（“人心所向”）了。弗朗丹在聖母面前受到了申斥，而我們從未說過一句會觸犯雷尼埃的話。凡此種種，一句話：我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使你們害怕的。那麼你們又怎麼能為了我們的緣故拒絕解除法西斯份子的武裝呢？但是，資產階級何曾向那些並不可怕的人作過讓步呢？ 恩格斯無疑是偉大行列中最純正、最完美、最高尚的人物之一。再現他的形象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任務，也是歷史賦予的責任。在普林吉坡我曾就馬克斯和恩格斯寫了一本傳記。但是寫成的初稿在一場火災中付之一炬了。我恐怕不會重新回到這個題目中去。我吧望能把列寧的傳記寫完，以便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去寫一部關於資本主義衰亡階段的著作。 基督教創造了基督形象，將虛無的上帝人格化，把他帶到了人間。恩格斯和威嚴的馬克思相比更像個“凡人”，更平易近人。他們兩人相得益彰，互為補充。或者說，恩格斯非常自覺地去做馬克思的助手。他的一生都竭盡全力來付諸實施這一任務，並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使命。他從中尋找樂趣。看不出有什麼自我犧牲的影子──他始終是那樣心情開朗，充滿活力，永遠不為劣境和年事所困擾，永遠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慾，在凝煉思想時永遠燃燒著天才的火焰。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恩格斯的人格較之馬克思更使人感動──這樣說當然絲毫都無損於馬克斯形象之高大。我記得在軍用列車上讀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之後，曾對列寧談起我對恩格斯的欽佩。我當時認為他和巨人馬克思的關係來看，忠實的恩格斯的形象是高大的。列寧對此欣然表示同意，甚至很高興。他摯愛恩格斯，尤其喜愛他那完善的性格和豐富的人情味。我記得我們是怎樣饒有興趣地細細端詳一張青年時代恩格斯肖像，從中發現了在他以後生活中變得如此突出的氣質。 當你頭腦塞滿了勃魯姆、加香、多列士之流乏味的言詞，當你吞嚥這些鄙劣、驕矜、阿諛、無知的陳腔濫調時，沒有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更讓你心情舒暢了。這本通信集包括了他倆之間以及他們和其他人來往的書信。信中警句連珠，別具特色，雖然有時也有矛盾之處，但是更多的是嚴密的思維和真知灼見，讀來頗多教誨，頗多精神啟迪和讓人感覺到的偉大氣度！他們永遠是高瞻遠矚的偉人。 2月14日 恩格斯的預見總是充滿著樂觀。它們常常跑在現實進程的前面。但是用一句法國俗話來說，如果火勢不蔓延到中間階段，那麼對歷史作出預見是否總是可能的呢？ 總而言之，恩格斯始終是正確的。他在寫給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幾封信中對英國和美國所作的預見只是在四、五十年以後的站前時代才被完全證實。但它畢竟被證實了！在那些大資產階級政治家中有誰曾經依稀預見到盎格魯撒克遜現在所有的狀況呢？勞合─喬治、巴爾德威、羅斯福（更不用說麥克唐納[9]之流），即使今天看來也還是恩格斯身旁的一些愚蠢的小狗（事實上今天比昨天更像了）。所有那些宣稱對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已被駁倒的凱恩斯們該有多蠢笨啊！ 我從所能得到的報紙判斷，斯大林在法國的走卒──多列士及其一夥──已和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聯合起來策畫了一個貨真價實的陰謀，旨在掀起一個從青年組織開始的反“托派”運動。斯大林和布哈林不老是把我們叫做“社會民主黨的異端”，其後又把我們叫做“社會法西斯份子”嗎？儘管歷史背景不同，勃魯姆和加香集團以及他們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結成的共同陣線，同1917年克倫斯基和策列鐵里集團以及他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迫害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相同點便在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無能，遇到危急情況就驚慌失措，大難臨頭時就驚恐萬狀，對那些公開揭露它們真面目的人則恨之入骨。 它們之間的不同──卻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在於以下事實：（1）像法國社會黨和法國總工會那樣保守的工人組織，比起1917年俄國的工人組織來，其影響要巨大得多；（2）布爾什維克主義已被斯大林的可恥扭曲而遭到了損害；（3）蘇維埃國家的全部權力使無產階級先鋒隊陷入了瓦解和腐敗的境地。法國的這場歷史性戰鬥還沒有最後失敗。但是法西斯主義有勃魯姆和斯大林走卒作為不可多得的幫兇。多列士把台爾曼的全部理由、論據和方法統統搬了出來。然而即便這樣也無法改變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本質。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兩派組織採用了炫耀、歪曲、搖擺、欺騙的手段來轉移工人的注意力，使它們看不到眼前的危險；在法國，同樣的兩個組織已就如何使工人們注意力從現實中轉向虛幻達成了一致意見。其結果完全一樣！ 誠實、廉潔的民族主義的《時報》已經揭示：“政治機構常常只是人造的雲彩，在它的後面隱藏著特殊的利益。”這是公誼會教徒和偽君子塔爾蒂夫的混合體，只是公誼會教徒和塔爾蒂夫已經適應了奧斯特里和斯塔威斯基[10]的時代需要罷了。而冶金協會[11]的機關報則揭示出“這種特殊的利益”，冶金協會正在使法國所有的報章來為它的利益服務。所有的激進派報紙都不敢刊載任何有關法西斯教權恐怖的報導。由於籠罩著法西斯─教權恐怖，因而仇視革命工人，一旦察覺其政治傾向就會在手術前被逐出醫院。一家民主派報紙的編輯（激進社會黨人，互濟會一類組織的成員）回答說：“我不能隨意刊載任何東西。去年我的報紙通過阿瓦斯通訊社發表一篇抨擊冶金協會某人的文章，被罰了兩萬法郎。”如此說來，這家德·溫德爾家族控制的官方報紙除了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揭示“特殊利益”以外還能有別的什麼作為呢？ 1925年（也可能是1924年吧？）克拉辛當時作為蘇聯的政治特使，和《時報》主編進行了談判。事後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談判情況作了匯報，以便取得必要的指示。《時報》的提議如下：（1）編輯部將在指定時間內委派一名記者去莫斯科。該記者的報導帶有評論的性質，但語調溫和；（2）停止在評論欄裡攻擊蘇聯；（3）若干月後，（我記得規定在六個月後）該報將在國際事務欄裡採取有利於蘇聯的方針；（4）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也將是友好的；（5）在第二版一欄裡（即國內政治欄），編輯部將有評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完全自由；（6）蘇聯政府每年付給《時報》一百萬法郎。克拉辛最初提出五十萬法郎，後來又增至七十五萬。談判在這個問題上擱淺了。克拉辛當時要求政治局給予指示。這件事最後被否決了，這不僅是考慮節約外匯，而且也出於外交上的原因；既然那時和法國達成協議已屬無望，因而推遲這一計畫被認為是更為明智的做法。 如果有人不憚麻煩地翻閱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時報》，他會發現在經過九年的耽擱以後，雙方已圓滿地做成了那筆交易。 誰也不會責備蘇維埃政府試圖收買資產階級報紙，而且試圖用低廉價格來這樣做。卑劣的是，斯大林集團利用資產階級報紙來作為打擊自己的黨的一種武器。 ［附記。是另外一種手跡，可能是出自托洛斯基夫人之手筆。］ 人們早就聽說“托洛斯基份子”組成了“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前衛隊”。這一事實與其說是被拉脫維亞領事所證實，毋寧說是被那些拒絕給我簽署護照的歐洲和美國其他領事所證實。然而沒有必要跳過基洛夫事件去確定資產階級怎麼會表示同情，或者感到興趣的，無論是他們的同情還是興趣都只是說明一個問題。 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毀謗儘管是彰明昭著的謊言，但在法國所有報紙上還是不加評論地照登了。而我所作的簡短的符合真相的說明（大意是我並不認識那個“領事”），竟然沒有一家報紙給予刊登。《時報》的報導尤其發人深思。該報駐莫斯科記者幾次三番地確信的口吻告慰讀者，所有被斯大林粉碎的集團都堅持左的立場，因此對此結果無需大驚小怪。同一個記者曾三次（！）發回電報說到那個領事已同意將所有的信件轉交托洛斯基，然而事實是那個領事提出要看一看這樣的信。我的實事求是的更正聲明，《時報》編輯卻不予刊登。又是這同一個記者把葉甫基莫夫說成是一個“托洛斯基份子”，在他最近的一次電訊中他把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稱作為“三駕馬車”，其目的是讓它的讀者忘記“三駕馬車”正是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位消息靈通的記者和他所屬的報紙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目了然的。總之，在這方面《時報》正在起著和《人道報》同樣的作用，只是《時報》做得更謹慎、更聰明、更巧妙罷了。判斷它們中誰偏見較少是不容易的。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人道報》使他們付出的代價比較少些。 ［附記結束了。］ 1888年10月10日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寫到： “在法國，激進派在政府中的名聲比意料中還要壞。他們在工人面前背棄了自己原來的全部綱領，成為純粹的機會主義派，他們為機會主義派火中取栗並替它們幹壞事。如果沒有布朗熱[12]，如果他們不是用幾乎是強制的手段把群眾驅入布朗熱的懷抱，那就非常好了。”[13] 這幾行字似乎是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下的。1934年的激進派恰恰證明了他們像在1888年一樣對統治法國的無能。正如以往那樣，他們唯一拿手的便是替反動派火中取栗。如果有一個革命黨存在，那一切該有多好啊！然而沒有，甚至更糟，有的只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損壞了形象的黨。激進派正在把群眾驅趕到法西斯那邊去，就如半個世紀前他們把群眾驅向布朗熱主義一樣。 就在這些情況下，斯大林主義份子和激進派中的“反法西斯主義”份子結成了一個集團，並試圖迫使社會黨人加入他們的陣線──這是後者從來也不敢奢望的一個意外收穫。一些斯大林份子就像還沒馴服的猴子至今還在抱怨：我們需要的不是和激進派搞議會妥協，而是一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人們彷彿感到是在讀一份來自夏朗東瘋人院的官方文件！同激進黨人結成一個議會集團，從社會主義利益這個角度來看不管多麼可恥，可是在那些民主改革家所實施的競選和議會策略中是一種具有政治意義的（至少過去是這樣）手段。一個純粹議會的政黨絕不可能採取任何超議會的大規模行動，那麼同這樣的政黨組成一個超議會集團可能意味著什麼？黨內資產階級的諸公對於自己的群眾基礎怕得要死。埃里奧總算寬宏大量地同意接受每四年一次的來自農民、商販和官吏們的選票。可是，領導他們進行公開的鬥爭，就意味著可能魔術般地激發起使他感到比法西斯主義更可怕的情緒。這個所謂的“人民陣線”，即為了採取超議會的行動而和激進黨人結成集團，是自戰爭以來無產階級政黨所犯下的最可恥的罪行──對人民群眾的愚弄。而對人民的愚弄他們已是多次了。正當埃里奧在為弗朗丹執蹬備馬，和激進派內政部長訓練警察以鎮壓工人的時候，斯大林份子一邊信誓旦旦地說要和激進派合作粉碎法西斯主義，一邊又為激進派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成人民領袖的樣子，於是，法西斯主義在激進派的虛偽和謊言中吸取最重要的政治營養。這不是瘋人院又是什麼？ 對這些罪行的清算將是不可避免的，（這將是多麼可怕的清算！）這種清算如果僅僅落在那些由斯大林的走卒，被雇的亡命之徒以及官僚犬儒分子拼湊而成的集團身上的話，那只能說是“罪有應得”！不幸的是，將來不得不償還這筆舊債的正是工人階級。 在馬克思主義形成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曾與之鬥爭過的那些思想，貼上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標籤，提供給正在尋求解放道路的被壓迫大眾，這個事實包藏著一種特別可怕的東西。確實，“真理成了謬誤，善行成了禍因。” 所有重要的資產階級報紙全都支持、掩飾、保護那些法西斯武裝社團。資產階級已最終接受了這種思想，認為這些社團是救國所必需的有生力量。全國的經濟情況困難重重，爆發革命是可能的，甚至是勢所必然的。警察力量不足。出動軍隊吧，只經過一年訓練的軍隊可能產生動搖，太冒險了。還有什麼能比兵強馬壯且訓練有素的法西斯小分隊更可靠呢？他們不會動搖，他們也不會允許部隊動搖。這樣說來資產階級死纏著它的這些武裝社團又有什麼奇怪呢？ 勃魯姆懇求資產階級政府助一臂之力，即讓這些法西斯組織自行解除武裝，僅此而已。保羅·福雷、瓦揚·古久里、基洛姆斯基之流天天重複著這個只會使法西斯對他們的未來增長信心的“老調”。這些喜歌劇的主角沒有一個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他們的失敗是注定了的。 現在是凌晨一點了。這篇日記已寫了很長時間。幾次我想要入睡了，但是心中的憤懣一再使我從床上爬起來。 流行性霍亂曾經使愚昧、恐懼、痛苦的俄國農民殺死醫生，毀掉藥物，拆除檢疫所。對“托洛斯基份子”的搜捕、流放、驅逐、恫嚇──雖然得到一部分工人的支持──這些行為怎會不使人想起當年絕望的農民所幹的那些無謂的騷亂呢？無產階級的“領袖們”扮演著煽動者角色，那些受派僱的小分隊成了打手。群眾則發狂似的觀看著對那些唯一能治病救人的醫生的野蠻拷打。 2月15日 《時報》刊登了該報駐莫斯科記者發來的一篇報導，說政府給予集體農莊莊員以新的權利，尤其是讓他們獲得對馬、牛等牲畜的所有權。政府對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傾向似乎準備進一步作出讓步。現在還難以預料他們將在何時煞住目前的退卻。然而由於官僚對前一時期抱有極大的幻想造成目前的退卻本身則是不難預料的。自1929年秋天以來，《俄國反對派通報》對這種不負責任的集體化方式一直在提出警告：“由於步子太急，它就不可避免的埋下了危機。”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殺戮耕牛，1933年的飢饉，不計其數的人斃命，一系列政治危機，這種退卻現正在全速進行。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斯大林再一次要整治所有的反對派勢力。 革命就其性質來說常常包含著比它所能容納的更廣泛的內容。有退卻的餘地，退卻才是可能的，但是這條一般規律絕不能用來證明全盤集體化是合理的。它的荒謬不是來自群眾的壓力，而是官僚主義拙劣的工作作風。這個被嚇壞了的官僚集團沒有以國家的生產和技術資源出發來調整集體化的方針，也沒有吸取經驗教訓在廣度和深度上擴大集體化的規模，它從一開始就用皮鞭驅使嚇呆了的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斯大林在評論大規模的集體化時最明顯地暴露出他的狹隘經驗主義和毫無遠見。眼下，當退卻正在進行的時候，卻再也聽不到他的評論了。 2月16日 《時報》上寫道：“我們的國會議員往往樂於對經濟自由主義致悼詞。可它們怎麼不覺得，這樣也是在為自己準備悼詞呢？如果經濟自由死亡了，議會不也要隨它一起進墳墓了嗎？”［剪報：用鋼筆注上引號和加畫底線］話說得多漂亮！《時報》的那些“理想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一個前提不僅毫不懷疑而且還持贊同意見。即議會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競爭制基礎上的一個上層建築，它隨著這一制度的興盛而建立，又隨著這一制度的衰竭而崩潰。然而就是這個偶然從馬克思主義中借來的見解使《時報》的政治地位同試圖保持民主，卻又賦予它“不同”的經濟內容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社會主義者所處的地位相比不知要強多少倍了。這些好咬文嚼字的人不可能懂得一個國家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罐頭食品和罐頭的關係，而是肌肉和皮膚的關係。 結論是：議會民主就像自由競爭一樣注定要滅亡。唯一的問題是：取代它的將是什麼呢？ 2月17日 我想像著有那麼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肯定可把心愛的人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眼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他藥死。當我看到法國無產階級的那些“領袖們”在搞罪惡勾當時，我的感覺大致上就是如此。是我自負嗎？不，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仰。 此間的生活和監獄裡沒有什麼兩樣。我們禁錮在自己房間裡和院子裡，見到人還不如從前坐牢時那麼多。不錯，近幾個月裡我們弄來了一架收音機，可是這類東西即便在某些監獄裡恐怕也有，至少在美國是有的（當然法國不在其例），我們幾乎就是聽音樂，現在音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大抵是一邊心不在焉地聽著音樂，一邊工作。有時候音樂能幫助我寫作，有時卻使我煩惱；一般說來它能使我醞釀好初稿，卻又使我無法繼續工作下去。娜塔莎總是聽得那麼入神。就是現在，我們正在聽里姆斯基柯薩柯夫的一段音樂哩。 收音機讓人回想起生活的寬廣多樣，又極為簡單扼要地表現了豐富的生活。簡而言之，它作為監獄裡的一項工具是頗為合適的。 2月18日 在夥同斯大林密謀反對我長達三年多之久以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6年加入了反對派。當時他倆曾向我提出過一些十分必要的警告： “你以為斯大林正在考慮如何回答你的論點嗎？”這大概是加米涅夫在談到我批評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對中國和英國等政策問題時給我透露的，“你錯了。他正在想怎樣來毀滅你。” “什麼？” “道義上的，如果可能的話，肉體上也是一樣。詆毀你，捏造一個軍事陰謀集團，然後，一旦準備好了理由，就採取一個恐佈行動。斯大林正在指導這場從不同方面對付你的鬥爭，而你反對他的武器是不起作用的。” 在另一個場合，仍然是加米涅夫告訴我，“以前，在流放期間和在‘三駕馬車’合作的時期，我們是在一起工作的，我對他非常了解。一當我們同斯大林的關係破裂，季諾維也夫和我就寫下了一個如同遺囑那樣的文件，在文件裡我們給予警告，在我們‘意外地’死去的事件中，斯大林是應該負責的。這個文件保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勸你也這樣做。” 季諾維也夫顯得為難地告訴我：“你是否想到斯大林有沒有商議過從肉體上除掉你的問題？他是詳盡地考慮和商議過了的。常使他躊躇不決的是他考慮到，年輕的人們會把責任歸罪於他個人，並且會對他採取恐怖行動。因此他認為他首先必須把年輕人從反對派隊伍中分離出來。這個工作只是推遲而並未放棄。你還是保持必要的警惕為好。” 加米涅夫說到斯大林從不同方面用各種武器在對我進行鬥爭，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在前一階段他自己和季諾維也夫也在做這類事情。由於分散和自給自足社會環境所形成和鞏固的蘇維埃官僚政治，最有可能產生這種鬥爭方式。斯大林正在進行鬥爭為的是把權力集中在官僚們手中，並把反對派從隊伍中驅逐出去。我們在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戰鬥，這就使我們自己處於這樣的地位，去反對官僚們的保守主義和它所渴望的安寧、幸運和舒適。從世界革命仍在走下坡路的觀點來看，預先注定了官僚政治的勝利，因而也是斯大林的勝利。無用的觀察家和蠢人把這種結果歸因於斯大林個人的強有力或者至少由於他它特別狡猾。其實，導致這種結果的更深原因在於歷史的推動力。斯大林的出現是作為革命的第二章──“黎明以後” 的半自覺表現。 我們在中亞的阿拉木圖逗留期間，一天，有一個蘇維埃工程師來看我，我推測是由於他個人的主動以及由於他對我個人的同情。他詢問了關於我們的生活狀況，對此他表示了遺憾，並順便十分謹慎地問道：“你認為是否有可能通過某些重要步驟重新和好？”很清楚，這個工程師被秘密地派來以了解我的意向。我回答他的大意是說在那時重新和解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因為我不想和解，而是由於斯大林不肯同我和平相處。官僚主義迫使他把這個進程繼續進行到底。他問：“它將怎樣結束呢？”“它將到一個痛苦的結局，斯大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方法來解決它。”我回答說。看來，我的來訪者大吃一驚。顯然它沒有料到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匆匆離去。 我認為這次談話對於決定把我驅逐到國外去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是這樣，斯大林甚至在更早一些時候就已經考慮到如此的進程，但他在政治局內遭到了反對。現在他得到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托洛斯基他自己已經宣布這個衝突將導致一個流血的結局。於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流放出去。 在適當的時候，對斯大林用來贊成把我流放的那些理由，我已經在《俄國反對派通報》中公布出來。請參閱 ［出處沒有註明］。 可是斯大林怎麼可能不受共產國際思潮的約束呢？無疑的他對這種思潮的危險性是估計不足的。據他看來，權力的概念同黨的核心集團的概念完全是一碼事。只有當他很有把握地相信自己擁有最後決定權的時候，他才開始進行公開的論戰。加米涅夫是對的：斯大林在另一方面進行他的鬥爭。顯然，這是因為他低估了純粹意識形態方面鬥爭的危險性。 2月20日 在1924-1928年，斯大林和他的追隨者對我的秘書班子越來越仇恨。在他們看來，我的小小“核心班子”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在過了一段時期後，我才弄明白他們為什麼會如此不可思議地害怕我這個總共不過五六個同事組成的小小班子。這些高級官員們的演說和文章都是秘書們寫的，他們一本正經地設想，奪去了我的“參謀工作人員”，他們就可以使我成為一個孤立無援的對手。在已出版的書籍中我及時地講了關於我的合作者們的悲劇性命運的真相：格拉茲曼出於不得已而自殺；布托夫死於格勃烏的監獄中；布魯姆金被槍殺；謝爾穆克斯和波茲南斯基被流放。斯大林沒有料到甚至沒有一個祕書，我也能繼續進行有計畫的寫作，還能夠建立一個新的核心班子來替代舊的。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最機敏的官僚主義者都表現為一個不可思議的目光短淺的人！ 我在新移居地的幾年中，曾經從事寫作，並且同在不同國家和世界各地出現的幾千個自覺而積極的信徒通信聯繫。為建立第四國際而鬥爭是對蘇維埃官僚的回擊。在中斷了一段時期後，開始了一個新的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運動。現在斯大林將要做一筆美妙的交易，那就是撤銷驅逐我出境的決定：如果演出一場“公開”的審判那是多麼吸引人啊！但是過去的決定已無法收回。這就迫使其尋找比審判更好的其他辦法。自然，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向我提出警告的主要精神就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事。但是，被揭露的危險是太大了。自從基洛夫事件以後，西方的工人們只有增加對斯大林的陰謀的懷疑，這是沒有問題的。斯大林在兩種情況下將採取恐怖行動(最大的可能是同白衛組織合作，在這個組織中格勃烏有許多代理人，或者求助於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這些人是不難接近的)：假如有戰爭的威脅，或者假如他自己的地位嚴重惡化了。當然，也可能有第三種、第四種情況……很難說，對第四國際來說，這類恐怖行動將證明是多麼嚴重的一股疾風，但是，無論如何，對第三國際來說它也將是致命的…… 我們拭目以待。如果我們看不到的話，其他人將會看到的。 拉柯夫斯基現在得以體面地出席隆重的大會，接待外國使節，舉行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招待會了，此人與其說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不如說是個小官吏！ 齊魯姆斯基要求同斯大林結成聯盟。據報導奧托·鮑威爾打算去莫斯科。這兩個事實是容易作出解釋的。如今，第二國際所有受驚恐的機會主義者不可避免地傾向於蘇維埃官僚。他們投靠資產階級國家沒有成功，因而他們想要試試看投靠工人的國家。他們的本性是投靠和屈從於暴力。它們決不能使革命成功。我們需要重新選擇的、重新訓練的、重新經過鍛鍊的新的人們，總之，我們需要新的一代人。 3月6日 由於疾病和緊迫的工作，從上次寫日記以來，擱筆有兩個多星期了。法國社會黨最近一次全國委員會對議會領導集團施加了壓力。列昂·勃魯姆承認，1920年在圖爾，他沒有真正的充分理解奪取政權的問題，當時他認為首先必須創造社會化的條件，在這以後……但是，為什麼要為政權而鬥爭，假如沒有政權能不能創造“社會化的條件”呢？或者勃魯姆所指的是經濟條件而不是政治條件？延誤為政權而進行的鬥爭，那就不是在創造這些條件，相反地是在破壞這些條件。資本主義制度不是在發展中而是在開始走向沒落。勃魯姆在拋棄了圖爾時期的觀點以後，直到現在還是不能理解這個形勢。據他所說，迫使他走向革命的，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總的狀況，而是由於法西斯主義者的威脅，他很少考慮到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腐朽的產物，而較多的認為這是一種危害和平民主的社會化的外來危險。（饒勒斯的一個舊的錯誤觀點）。 資產階級的領導人對資本主義在走向衰落的規律視而不見，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臨終的人不想也不可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已處於死亡的階段。可是，勃魯姆之流的視而不見……這大概是最清楚地證明這些紳士們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左翼以及資產階級中最受驚恐的一翼。 在世界大戰之後，勃魯姆認為（甚至現在他的觀點基本上仍是這樣），社會化的條件還沒有成熟。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後半世紀就期望和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多麼天真的空想家。在勃魯姆看來，一個社會的經濟要完全準備好實行社會主義是需要一個階段的（在他心目中如果需要什麼的話），人們可以從純客觀的徵兆來確定這個階段。早在1905年，我就同這種機械的宿命論觀點進行了鬥爭。（見《總結與展望》）在此以後，發生了十月革命，其他一切更不必說了；可是，那些議會政治的淺薄涉獵者沒有從中學到任何東西。 3月7日 在1907年7-8月間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的紀錄中（我想恰好在這些紀錄中），可以讀到瑪·烏里揚諾娃捍衛斯大林的一個專門聲明，這些秘密紀錄對他們是有用的。這個聲明的基本要點如下：（1）在列寧第二次中風前不久，他和斯大林之間個人關係的破裂純粹由於個人的原因；（2）如果列寧不是對斯大林作為一個革命家來尊重他，那麼他將不會求助斯大林，向斯大林提出一個要求。因為這樣的信任只可能給予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在這個聲明中有些十分關鍵的情節被有意地刪掉了。在此我要提供證據。 首先關於列寧的小妹妹瑪·烏里揚諾娃，在家裡她的愛稱是“瑪莎”。她是一個沉默寡言而又固執的老處女，對她的哥哥弗拉基米爾傾注了她的全部感情。在列寧活著的年代，她完全處於不重要的地位，沒有一個人談到過她。她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競相照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列寧逝世後，她出現的地位令人注目或者寧可說她是被迫這樣做的。烏里揚諾娃是《真理報》的秘書，通過報紙的編輯人員她同布哈林有密切聯繫。在布哈林的影響和啟發下，她陷入了同反對派的鬥爭中去。由於她氣量狹窄和狂熱，還因為她同克魯普斯卡婭的競爭，加強了她對克魯普斯卡婭的妒忌心。克魯普斯卡婭始終如一地、堅定地拒絕參加反對她自己信念的活動。在這段時期，烏里揚諾娃開始在黨的會議上作報告，寫回憶錄等等。必須說明的是，沒有一個列寧的知己像他妹妹那樣不了解列寧，雖然她是毫無保留地精心地照顧著列寧。1926年克魯普斯卡婭通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參加了反對派，儘管時間不長。正是在這時刻，斯大林─布哈林集團採用各種手段來抬高烏里揚諾娃的名望並給她以重要地位，同克魯普斯卡婭相抗衡。 在我的自傳中曾經講到，在列寧第二次中風以前，也就是在他患病的第二階段，斯大林試圖孤立列寧。斯大林推測列寧不可能恢復健康了，於是他竭盡全力地阻止傳達在列寧著作中闡述的觀點（例如他試圖阻止公開發表列寧的文章，這文章是論述關於組織中央監察委員會開展同官僚主義的鬥爭等等，主要是反對斯大林的小集團的）。患病的列寧主要靠克魯普斯卡婭提供情報的來源。斯大林著手用最粗魯的方式刁難克魯普斯卡婭。這就是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在1923年3月初（我記得是3月5日）列寧口授了一封給斯大林的信，信中提出同斯大林斷絕一切個人和同志間的關係。因而發生衝突的基礎完全不是個人的，同列寧的關係不可能是個人的關係。…… 其次，烏里揚諾娃在她的書面聲明中所提到的列寧的一個要求究竟是什麼？在二月或者是三月初，當列寧的病情再一次加重的時候，他召喚斯大林來並提出一個堅決的要求，要斯大林帶給他一些毒藥。列寧擔心他再一次失去說話的能力，他要求自己來掌握命運，免得成為醫生們手中的一個玩物。有一段時期列寧曾經表示贊成拉法格那樣的安全作法。拉法格寧願通過他自己的活動而死去，不願作為一個病人活著。 瑪·烏里揚諾娃寫到：“這樣的一個要求只能向一個革命家提出來……”列寧認為斯大林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家，這是無需爭論的。但是單就這個事實不足以促使列寧向斯大林提出這樣一個特殊要求。雖然列寧必定已考慮到在革命領導人中唯有斯林將不會拒絕給他毒藥。不應該忘記的是：列寧提出這要求是在與斯大林絕交的前幾天。列寧知道斯大林的計畫和打算，知道他是如何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他知道斯大林的全部活動建立在他不會再恢復健康這樣的設想基礎上。正是在這些條件下列寧向斯大林提出要毒藥。除了其主要目的以外，列寧的這個表可能是為了考驗斯大林和那些裝得樂觀的醫生。不管怎樣，斯大林對列寧的要求是不會照做的，他向政治局報告了此事。每個人都表示抗議；醫生們仍然強調列寧恢復健康的希望是有根據的；斯大林本人則只字不提自己的想法。 1926年克魯普斯卡婭告訴我，列寧曾對斯大林所作的一個評論：“他缺乏誠實─為人的最基本品質。”在列寧的“遺囑”中表達了基本上相同的看法，只不過更謹慎些罷了。斯大林的這種傾向在那時還處於它的最初階段，到現在這種傾向已達到它的充分發展的階段。說謊、弄虛作假、偽造以及濫用審判，達到了迄今以前歷史上所未有的地步，以致像基洛夫事件所表明的，這些東西構成了對斯大林政權的直接威脅。 3月9日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小說《彼得大帝》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它使讀者對俄國遙遠的過去有一個親臨其境的感覺。當然這不是一部“無產階級文學”作品，阿·托爾斯泰作為一個作家深深地植根於古典文學中，自然也植根於世界文學之林。但是，毋庸置疑，正是革命──根據對比的規律──才使他（不僅僅是他一個人）對古老的俄國那種保守、野蠻、愚昧無知的特點產生了異常強烈的感慨。這場革命使他懂得了很多東西：即從意識觀念、幻想和迷信中去尋找各種社會集團以及隸屬於該集團的個人所特有的利益所在。阿·托爾斯泰以偉大藝術家敏銳的洞察力，揭露了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意識形態紛爭中隱藏著的物質基礎。這樣一來，描寫個人心理的現實主義被提高到了社會現實主義的水平。這無疑是革命的直接經驗以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一次成功。 一個我所不認識的法國小說家和科學院院士莫里亞克（這樣作介紹真是可憐），最近寫道（或許這樣說過）：只有當蘇聯能出版一部像托爾斯泰或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樣高水平的新小說時，我們才承認蘇聯。顯然莫里亞克將藝術、思想標準同建立在生產關係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唯物標準分開了。十二年前我在《文學與革命》一書前言中說過： “但是即便成功地解決了衣、食、住，甚至教育等基本問題，也決不意味著這一嶄新的歷史原則（即社會主義）的雸全勝利。只有進行一場全國規模的科學思想運動以及發展新藝術才會表明這顆歷史的種子不僅已成長為一棵幼苗，而且甚至已經開出了花朵。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的發展是對每一個時代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高檢驗。”（第9頁，紐約 1925年） 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把阿·托爾斯泰的這部小說稱之為“新時代的一朵花”。那些被官方看作是“無產階級藝術”的小說（在一個階段完全消亡的時期竟會有無產階級藝術！）目前還缺少重大的藝術價值。當然這是無需“大驚小怪”的，要完全推倒社會基礎，消除陳規陋習和思想偏見，從而沿著新的軌道創造出一批藝社結晶是需要時間的。需要多長時間呢？誰也不敢預料。但肯定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藝術總是裝載在一個新時代的行李車上，偉大的藝術──小說──是一個更為沉重的負荷。至今還沒有產生出一個新的偉大藝術是十分自然的。就如同我早先說過的那樣，這不應該也不可能使人感到驚恐。而令人驚恐的倒是那種秉承官僚集團旨意寫成的令人作嘔的冒充新藝術的作品。當今的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妄圖全面控制藝術表現了它的前後不一、弄虛作假、淺薄無知──所有這些都使任何真正的藝術創造無法進行，因為藝術創造的首要條件是真實。一個老工程師或許會勉強製造一台汽輪機，它可不會是第一流的，正因為它是勉強造出來的產物，但畢竟還是可以發揮其效用。然而一個詩人決不可能違心地寫出一首詩來。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文壇上的隱退不是偶然的，他正是為了獲得對藝術家至關重要的自由。 3月10日 我把法國總工會關於經濟“計畫”的幾個文件仔細看了一遍。官僚主義者可笑的夸夸其談掩蓋著貧乏的思想！對那些企業主又是多麼低聲下氣！這些改良主義者的話不是為了喚起工人去實施計畫而說的，而是對那些雇主說的，以便讓他們相信該計畫的實質是保守的。 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制定過任何“計畫”，因為從任何嚴格的意義上說，一項經濟計劃不應以代數公式為前提，而應以確定的數量為前提。制定這樣一個計畫，人們必須掌握所有基本的經濟數據，因此這樣的計畫一定要由雇主來制定，抑或只有當勝利的無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後才是可能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列昂·尤哈克斯[14]及其一夥所關心的只是一件事，即如何轉移工人們對工團主義者改良主義的破產的注意。但要是人們事先並不了解這一點，那摩就連這些先生內容空洞、意義不明的代數公式也會真正令人吃驚。 3月18日 遭到巴比仲[15]地方當局的突如其來的襲擊快一年了。這是人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捧腹的奇案。此案是一位司法界名流默倫的檢察官受理的，他由一個地方小檢察官，一個法院書記官，一個保安總局代表以及偵探、警察和憲兵等幾十個人陪同而來，忠實的貝諾，那只兇悍的猛犬不停地扯著鍊條；斯代勒[16]從房子後面趕來尾隨著它。 檢察官通知我，他們的來意是為了……一輛被盜的摩托車。事情很清楚了。魯道夫（我的一位德國助手），曾坐著摩托車給我送過信。他的車燈在路上熄了。憲兵很久以來一直在尋找刺探我們住宅的藉口，於是便抓住了這件事情。 3月21日 春天了，太陽熱呼呼的，紫羅蘭盛開快有十天了，農夫們在葡萄園裡無精打采地幹著活。昨天晚上聽著波爾多的“女神”直到深夜。兵役期限延長到兩年，德國又在窮兵黷武了，一場新的決戰正在醞釀中。農夫在平靜地修剪著葡萄藤，在地畦施肥，一切按部就班。 那些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撰文反對兩年兵役制，並用最大的印刷字體來擴大自己的影響。這些“領袖們”從心底裡巴望著事情總會有預期的結果。此間仍復如常。 但是，秩序畢竟還是無可挽回地遭到了破壞。一枚炸彈將使它傾覆了……。 朱爾·羅曼聲稱自己是救世主（在7月9日協會），顯然他對這一點非常關心。在最近一本敘事詩裡羅曼用了作家斯特里吉柳斯的名字（我想這是真名）對自己做了一番渲染，這位斯特里吉柳斯如其他作家一樣有天賦，有才華，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他不僅具有作家的才能，而且發現自己的“才能”（天才），是包羅萬象的，在其他領域裡他的能力也比別人強，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因而出現了7月9日協會，朱爾·羅曼也因此寫了關於法德關係問題的著作。 這位天才的作家已有點忘乎所以了。他頗懂一點政治，卻相當膚淺。他看不見許多事情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根源。他在人心理的描寫方面有其獨到之處，但不夠深刻。做為一個作家（尤其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顯然缺乏個性，他是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參與者。然而，只有親身參與才能觀察得更深刻。左拉是一個參與者，這就是他為什麼遠勝於羅曼的原因。他的作品更深刻，更熱情洋溢，更富有人情味，儘管他的語言粗俗，文中也不乏疵瑕。朱爾·羅曼說自己（這次他用的不是假名，而是自己的名字）是一個冷漠的人。這倒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他的冷漠不僅在於他目光短淺，而且還在於他的倫理觀上。他的倫理標準使他只能從某個固定的地方觀察一切事情。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疏遠小巴斯蒂德而又和那個殺人兇手基內特如此親近的道理了。對於一個參加者，他的冷漠可以隨著他的參與生活的程度而轉變，至於一個旁觀者，他卻不能。像羅曼這樣一個旁觀者，可以說是一個出色的作家，但他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有關去年在巴比仲發生的“橫禍”我還沒有寫完呢。這件“奇聞”在許多家報紙上廣為流傳，種種愚不可及的捏造和刻骨仇恨傾盆大雨似地向我襲來。 好一位“檢察官”！人們決不應該過於湊近去看這些達官顯貴。他聲稱來我這裡是因為一輛被盜的摩托車（這輛車是我們自己的，魯道夫一直騎用著它）。接著又盤問起我真名實姓來。我護照上用的是謝多夫的姓氏，這是我妻子的姓氏，根據蘇聯法律是完全允許的，當時這個從默倫來的檢察官對蘇聯的法律不會不知道。“可你本來應該住在科西嘉島的，不是嗎？”“這和那輛被盜的摩托車有什麼相干呢？”“不，我是在對你講話。”最後當證明我的護照是由保安總局簽證時，他們就只好告辭了，他們拘留了魯道夫長達三十六小時之久，給他戴上了手銬，最後將他帶到了我這裡，我給他端過一張椅子──他看上去蓬頭垢面的；但是檢察官厲聲叫道，“不，站起來！”魯道夫毫不理睬地坐下了。在所有這些不速之客中唯有那個老邁的書記官還給我留下了較好的印象，而其他人…… 不過，這一切都是不屑加以詳細敘述的。 3月22日 在挪威，工黨執政已好幾天了。這多少會改變歐洲歷史的進程。可是在我的生活中……無論如何，出現了護照簽證的問題。我們只是於1917年從紐約去彼得堡的路上途經挪威，對這個國家我已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了。不過我還很清晰地記得易卜生，年輕時還寫過關於他的文章哩！ 3月23日 費定在他的小說《洗劫歐洲》裡──這是一部“文學”小說，寫得並不深刻，常常給人以矯揉做作之感──揭示了一件事：革命已經教會（或者說迫使）俄國作家更密切注意那些社會上人依賴人的事實。這部正統的資產階級小說寫了兩個階層：唯有上流社會才有喜怒哀樂，而那些下等人則只配擦皮鞋端便壺。雖然在這本小說裡很少提到這一層意思，但這是一件很自然的可以想像的事。男主人公長吁短嘆，女主人公低聲細語；他們也得履行別的生理功能；有人不得不來給他們收拾打掃。我記得曾經讀過洛伊斯的一本叫《愛情與靈魂》的小說──一部極端下流和庸俗的小說，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小說是以克洛德、法雷爾的忍無可忍作為結尾的。作者把那些奴僕婢女置於冥冥黃泉之中，以便讓那對癡情的男、女主人公永遠不再看到他們。這就是那些遊手好閒的色情狂及其藝術家所理想的社會制度。 事實上，費定感興趣的也是（荷蘭）上流社會。不過，他試圖（至少是順便地）評論一下汽車司機同金融巨頭之間以及水手同船舶公司股東之間的心理活動。他沒有給人以啟迪。儘管這樣，他還是照亮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某些角落，而當今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關係上的。十月革命對文學的影響還純屬未來的事情。 收音機裡正在播放孔塞爾·帕德盧的《英雄交響曲》，我真羨慕娜塔莎對名曲的欣賞能力，她聚精會神地聆聽著，簡直聽得入了迷，娜塔莎不是一個音樂家，然而她身上具有比音樂家更多的東西。它的整個性格都充滿了音樂感，不論是在她難得歡樂的時候，還是在她痛苦的時候，總是存在著一種深沉的旋律，使她的全部生活閱歷顯得崇高起來。雖然，她對日常的政治事件很感興趣，但是總不能把它們連成一幅連貫的畫面。然而，每當政治形勢急轉直下，需要作出嚴峻反響的時候，娜塔莎往往能在他的心聲中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對人的判斷，無論是一個人的特點，心理狀態，還是對那些她認為可以成為革命者的人，也同樣如此。她能對人類所有的缺點破例地加以寬容，但那種市儈作風、庸俗習氣、膽怯行為是絕不能瞞過她的眼睛的。 那些敏感的人，甚至是「卑賤者」（即出身貧寒的人）──也包括孩子──都會本能地感到她的音樂天賦和深沉的天性。所有那些帶著冷漠或是鄙夷不屑的神情打她身邊過的人，如果沒有察覺到蘊藏在她內心深處的動力的話，那麼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都是些淺薄之徒。 ……《英雄交響曲》已煞尾了。（這是一首選曲） 3月25日 只是在寫完了3月23日關於娜塔莎的日記之後，我才意識到前面寫的幾頁裡盡是些政治和文學為題的，而不是有關我個人生活的日記。可是我又能寫些什麼其他的東西呢？事實上，政治和文學構成了我生活的內容，現在我唯一需要的是用筆自覺地清理自己的思想，從而把它公諸於眾，尤其在我五十五歲的時候。 順便提一句，有一次，列寧曾拿屠格涅夫的話問克爾日扎諾夫斯基：“你知道什麼叫敗事有餘嗎？”克爾日扎諾夫斯基說不知道。“人過五十五歲就敗事有餘了”。列寧自己沒有活到這一“敗事”的年齡。 先前由激進派領袖卡米耶·肖當領導的行政區──布盧瓦（盧瓦爾─歇爾）的選舉揭曉了。農民陣線的領袖多熱萊爾得到6760張選票，激進派得了4848張選票。屆時將有一次決定性的選舉。還是在1932年5月，肖當曾獲得過11204票，成為第一候選人。這是些顯露不祥徵兆的數字。1934年2月6日以後我曾說過，這是法國激進派失敗的開端，從而也是第三共和國崩潰的開端。農民們正在拋棄那些民主的空談家和騙子手。在法國一個遵循納粹路線的法西斯大黨是不大會出現的。多熱萊爾有足夠力量破壞各地的“民主”勢力──我們將最終看到巴黎人民會起來打倒它。 這次市政選舉將表明，激進派勢力的衰敗是不容置疑的。一部分選民將投向右翼，一部分將投向左翼，即投向社會黨人。剩下的那些人多少會轉而支持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的規模較之他們現狀會變得好一點還是更糟，現在還難以預料，但是無論如何，變化幾乎不可能是舉足輕重的。激進派勢必會失去許多選票。共產黨人則無疑會有所收獲。那些反動的農民蠱惑家也將會得到選票，然而這次市政選舉的數字只是以極其微弱的形式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群眾拋棄民主的更深刻、更強烈的過程。法西斯的一次大膽的軍事行動可以展示這一過程走得有多遠──不管怎樣，它比起議會中那些頑固不化的人來說要走得遠得多。 工黨和辛迪加的“領袖們”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它們這夥人士多麼可悲、愚昧而膽小！ 1885年6月15日恩格斯在給年邁的貝克爾的信中說道：“你完全正確，法國激進主義異常迅速地衰竭下去。實際上現在可以拿來使用一下的只有一個人──克列孟梭。輪到他頭上的時候，他就得放棄一大堆幻想，首先他得放棄這樣一種幻想：目前竟可以在既不進行盜竊也不容許盜竊的情況下管理法蘭西資產階級共和國。”[17] 潔身自好的《時報》仍免不了對每一起突如其來的新的財政醜聞不寒而慄！ 很久以前馬克斯和恩格斯就預見到克列孟梭不會永遠滿足於激進主義的綱領，他們認為對此綱領他會持過分批評和剛愎自用的態度，並相信他會成為一個社會黨人，果然克列孟梭沒有多久就離開了激進派（這個黨派是為了像埃里奧這樣的人創建的）；然而他之離開它並不是為了加入社會主義政黨，而是為了投入反動陣營──由於他未用任何神秘氣氛和任何假象加以掩飾，因此他這樣幹就更顯得無恥。就像許多法國知識分子一樣，阻礙克列孟梭在激進主義面前止步不前的主要障礙是理性主義。長久以來，狹隘、市儈、平庸的理性主義早已失去了反對宗教的威力，而最終成了反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呆鵝蠢驢似的堅硬護甲。我曾經就克列孟梭的理性主義寫過一點東西。我得把自己寫過的那些東西找出來。 拉柯夫斯基實際上是我和老一輩革命家保持聯繫的最後一個人，自從她就範之後就再也沒有人了。儘管我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在我放逐時期由於查禁的原因而中止了，但是拉柯夫斯基的形象總算是我同老戰友的一個象徵性的聯繫，現在不再有人和我通信了。多久以來，我一直苦於不能和其他人交換思想或探討問題，不得已只有和報紙進行對話，或者不如說通過報紙同各種資料和觀點進行對話。 我一直在想，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儘管效率很低，時斷時續，但卻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還重要，比起內戰時期或其他時期還重要。 為了清楚起見，我要這樣說，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只要列寧在那裡並親自指揮，十月革命同樣會發生，當時如果列寧和我都不在彼得堡的話，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因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會阻止革命的爆發──我對此沒有絲毫懷疑。如果列寧不到彼得堡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戰勝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抵抗，那麼，同“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即同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在1917年5月就會開始，因而革命的成敗就難以肯定。但是我再說一遍，如果列寧在的話，十月革命無論如何會得到勝利。大體說來，對內戰也可以這樣看，儘管在開始一個時期，尤其是在辛比爾斯克和喀山淪陷的時候，列寧曾經動搖過，產生過一些疑慮，然而這無疑是一種偶然的思想情緒，除了我以外，他也許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承認過。 因此，我不能說我的工作，甚至說1917年到1920年的這一時期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現在的工作，從任何意義上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我這樣說沒有一點誇大其辭的意思。兩個國際的垮台提出了在國際領導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我個人飽經滄桑的生涯使我面對這一問題，並給我以解決問題的豐富經驗。現在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能夠擔當起這一神聖的使命，即用超越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領袖們的思想的革命方式武裝新的一代。我完全同意列寧（或者更確切地說同意屠格涅夫）所說的，人到五十五歲開外就敗事有餘，我至少還得連續工作五年方能確保勝利。 3月26日 在比利時，斯巴克當上了大臣。多麼可悲的人！去年他來巴黎看我，要我給他指教。我們就比利時黨的情況做了大約兩小時的詳盡討論。他對政治的膚淺使我詫異，比方說，他從未想過去聯合企業裡工作。“是的，是的，這是很重要的！”他掏出一個本子，開始記起來。這難道就是一個革命領袖嗎？我心裡嘀咕著。整個談話中斯巴克一直隨聲附和，一直在記著筆記。然而在他的隨和聲中總有一點什麼東西使我感到懷疑，我倒不是說他沒有誠意。相反，他正是帶著最好的意願來的，為的是在競選行將到來的時候得到口風，加強自己。然而我的一番話顯然使他害怕了。“呵，是這樣的嗎？這要比我想像的嚴峻得多……”他的回答盡是這種腔調，甚至在他表示同意的話語裡也是這樣。總而言之，我覺得他充其量不過是那些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忠實朋友”而已。然而說他忠實正是這樣一個意思：他對王得威爾德和昂塞爾周圍的腐敗氣息是非常反感的。不久之後，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其實公會主義者正要求拋棄《行動報》並揚言要和黨決裂，該黨的中央委員會打算在訛詐面前作出讓步，斯巴克寫信來正是對要不要讓步希望得到指教。我回答：退讓便意味著政治上的自殺，（我在早先的一次談話中便已批評了斯巴克的屈從，對此斯巴克也是同意的。）《行動報》得救了，右翼在經歷了一場和互助銀行間的醜聞之後不得已做了暫時的退卻。然而斯巴克本人的行為卻始終搖擺不定，缺乏信心，乃至口是心非。現在這位“革命英雄”成了“國民內閣”的運輸大臣。真是個無賴小人！ 究竟是什麼促成斯巴克成了大臣？──是害怕群眾進一步的行動亦或個人的虛榮。回答是，並無多大矛盾，因為這兩種因素常常是相輔相成的。 3月27日 1903年在巴黎，在有些人組織下演出高爾基的劇作《底層》，打算所有收益資助《火星報》。有的人說要娜塔莎扮演其中的一個角色，很可能當時是我首先提出的。我想她會把那個角色演得很好，演得很“真切”，但是事與願違，這角色後來給了另一個人，我感到詫異，心裡若有所失。只是在以後我才知道娜塔莎“一個角色都不能勝任”，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還是在什麼環境裡──我們變換過很多環境──他始終保持著她那高貴的情操，從來也不允許她的處境影響到她的內心生活…… 今天我們散步上了一座小山，娜塔莎累了，驀地在乾樹葉上坐了下來，臉色煞白，（地上還有點潮濕）。儘管這樣，此刻，她走起來仍那樣悠閒，毫無倦意。她步履輕盈，體態優雅。然而近幾個月來，她的心臟不太正常，她太勞累了──因為她做什麼事都是盡心盡力地去做的，今天登這麼高的山，她也是那樣勁頭十足，娜塔莎突然坐了下來──顯然她走不動了才這樣的──歉意地笑了笑。我突然對她的青春的流逝感到惋惜……一天晚上我們手挽著手從巴黎歌劇院邁著小步跑回桑地街46號的家，這是1903年的事。當時我倆的年齡加起來也剛好是46歲……也許可以說，娜塔莎是個不折不撓的女人。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去巴黎的郊區漫步，來到了一座橋邊。那座水泥橋墩的斜坡又高又陡。有兩個小男孩越過橋的拉桿爬上了橋墩，正俯視著下面過往的行人。突然娜塔莎衝著他們又陡又滑的橋墩爬去。我驚呆了，我認為要爬到那兒是不可能的，然而她一邊對那兩個孩子笑著，一邊跨著輕盈的步子向上走著，腳上還穿著一雙高跟鞋呢。孩子很有興趣地等候著她。我們全都停下了腳步為她擔心，娜塔莎卻徑直走著，一眼都不瞧我們，一邊和孩子搭訕著，接著又從原路走了下來。就像我們看到的，她是那樣的從容不迫，鎮定自若……這是個春天，陽光就是今天一樣明媚。而今天娜塔莎卻突然在草地上坐下了…… “歲月無情。”恩格斯對於年老和死亡這樣寫道。人生中一切事情和經歷在生與死中間架起了一道無情的拱。這道拱就是人生，沒有這道拱便非但沒有老年，也沒有青年，老年是必要的，因為它有經驗和智力。正是由於人會衰老，會死亡，所以青春總是最美好的。 收音機裡正在奏著華格納《上帝的末日》的曲調，也許是聽著音樂才勾起這些思緒吧。 3月29日 我得在某個時候揭露格勃烏是怎樣從我的檔案裡竊取文件的真相。不過現在還不急於做這件事…… 今天《小多菲內人報》上有一則從布魯塞爾發來的值得注意的報導，那就是該報記者同德曼的一次半公開的會談。《小多菲內人報》是一家極端保守的報紙，不過還不是一家法西斯報。該報對德曼懷著極大的好感，至少該報駐布魯塞爾的記者是這樣。總之，據我們所知德曼的計劃有兩大靠山：羅馬教皇和比利時國王。在教皇四十歲生日時的通諭中說到，擁有財富的人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操縱人的命運，依照德曼的旨意，總理大臣凡·吉倫德在執行這一信條，說得更確切些，是德曼要求凡·吉倫德去執行教皇通諭的這一信條的。有消息透露，已故的國王對此計畫表示贊同，繼任的國王利奧彼德則“每天帶著同樣的興趣研究亨利·德曼的著作，後來這個人就成了他手下的大臣”。所有這些是由德曼自己向那個記者透露的。 說到該計劃本身，首先，“國家必須從銀行的羈絆中解脫出來，把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墨索里尼的“組合”[18]是管物的；而議會機構是統治人的。可見，所有這些是按德曼的旨意寫的；一個記者不可能擬定出這些條文。 管理物也好，統治人也好，都是從恩格斯那兒剽竊來的。恩格斯認為，國家的消亡是通過對物的管理慢慢取代對人的統治。但是怎麼可能同時建立兩個政體，即一個是“組合”，一個是議會；一個是對物而言，一個是對人而言──這是不可理喻的。德曼提議用什麼守隊將人和物分開，即把財物的主人和財富分離呢？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此。德曼當然並不想用革命的手段來加以剝奪，教皇的通諭也不會誘使那些甚至是最虔誠的掠奪者將他們的銀行和信託置於軟弱的“組合”的管理下。 整個計劃──半是冒險，半是對人民的欺騙──終將得到可悲的下場，隨著計劃的破產，德曼和斯巴克也會聲名狼藉。這些銀行在由於貨幣貶值而得救之後，將向這兩位改革家證明怎樣才能從銀行的羈絆下解脫出來！ 在莫斯科就艾登訪蘇等問題舉行的外交談判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決定共產國際的命運。如果英國接受沒有德國參加的一項合約的建議，那麼原定於今年上半年召開的共產國際大會當然就不舉行了。如果英國和法國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下和德國締結協議，大會可能要召開。但這種破產者的大會絲毫不會給無產階級帶來什麼利益。 我曾在前面提到的那個克勞德·法雷爾已當選為院士，一群多麼令人討厭的老牌小丑啊！ 巴圖爾，一個蹩腳作家，當然也是一位院士，當別人問他：“你希望自己成為什麼？”的時候，他做了如下的回答：“我什麼也不希望。年青時，我希望成為一名部長和院士；在我上了年紀以後，我果然當了部長和院士。”他這樣自我刻劃，真是絕妙的諷刺！［貼在日記中的剪報］托洛斯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以前的王公貴族，憲警特務，這些臭不可聞的殘渣餘孽，他們沆瀣一氣，正在妄圖破壞我們國家的牆角。 不用說，這是《真理報》的語言。沒有提到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份子，或是社會革命黨人──只是把托洛斯基和王公貴族們相提並論。這篇文章表現了無可救藥的愚蠢。而在這愚蠢中，包含著某種命定的因素。從歷史上看，只有行將滅亡的集團才會如此墮落、低能。 這種令人憤慨的低能又同時導出了兩種互相貫連的事實：（1）混亂，極度的混亂。其“混亂”在於官僚集團本身，更正確地說，在於統治階層，由殘渣和垃圾組成的“混合物”。在這個集團嗾使下將矛頭指向既不屬於王公們也不屬於托洛斯基派的第三種力量──最可能是將矛頭指向官僚統治集團內部有自由傾向的人士。（2）一些反對“托洛斯基份子”的新的實際步驟正在醞釀之中，以打擊斯大林波拿巴主義的影響最大的敵人，我們可以設想到某種新的政變正在策劃中，以便給斯大林的個人權力以法律上的認可。然而政變的內容是什麼？當然不可能是一頂王冠。“領袖”的頭銜是終身的，但這樣一來，“元首”的味道就更露骨了。波拿巴主義“技術”上的問題顯然在政治上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大的麻煩，新的步驟正在醞釀之中，相比之下，基洛夫的被刺殺只是一樁不祥的預兆而已。 3月31日 事情有多好笑！蘇聯歷史學家涅夫斯基比起蘇聯許多歷史學家來說並不更加出眾，他的東西粗劣、陳腐卻又帶著某種樸實的文風──這是相對當時任何竄改歷史的作品而言──有時這樣一個作家正在受到一系列的追究。為什麼？有一件事也許可作為解釋，在1924年出版的俄共黨史中，涅夫斯基在書目題要裡寫道： “康斯（坦丁）·莫洛托夫（原文如此）所寫的《論黨的歷史》的小冊子非但無益，而且還可能有害──書中竟有如此多的錯誤，就在這本僅有39頁的小冊子裡，我們數了數，就有十九處錯誤……”1924年，涅夫斯基決不會料到莫洛托夫這顆明星會高高升起，以及書中的那十九處錯誤也並不妨礙這本書的作者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顯然已通過他曾一度（離開現在很久的事了！）在那兒當過領導的組織局作出安排去追究那個可憐的涅夫斯基……。可是，時過境遷，莫洛托夫這顆星黯淡了，涅夫斯基對這位人民委員會主席的無知所作的評論，說不定會給這位不幸的歷史學家帶來更大的榮譽哩。這真是滑天下之稽！…… 4月2日 艾登在莫斯科的談判已經收場，雙方在一項外交公報裡保證互不損害對方的利益和安寧，這項公報通過廣播已家喻戶曉。在前往華沙途中，艾登曾粗率地強調說，這不僅是大不列顛對蘇聯應盡的義務，而且也是蘇聯對大不列顛應盡的義務。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印度、共產國際和中國的“蘇區”。莫斯科在這方面做出了哪些保證呢？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即將在莫斯科召開，觀察一下大會的籌備工作，就可檢驗克里姆林宮那些保證的性質。沒有中國人、印度人和英國人參加，代表大會是開不成的。但在這次莫斯科談判後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是否還有可能讓中國、印度和英國的代表出席呢？ 假如斯大林確實已同意秘而不宣地取消共產國際，那麼，這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來說畢竟是大有裨益的。不過這麼一項保證同時也將清楚地證明，蘇聯官僚肯定已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決裂了。 昨天我又發了一陣病。虛弱，有點低熱，耳鳴得厲害。上一回我這樣發病時，亨利·莫利尼爾是在本地警察局長那兒。警察局長向他詢問我的情況，當聽說我病倒以後，真是把他嚇壞了，他驚歎道：“那太不幸了，太不幸了！……要是他在這兒死了，嗨，我們可不能再用假名字來安葬他啦！”大家跟他一樣，也都深感不安。 我剛收到一封巴黎來信。我的前妻亞歷山德拉·列沃夫娜·所科洛夫斯卡婭原本跟我們的幾個外甥住在列寧格勒，現已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亞。我在國外時，曾收到過她從托博爾茨克祭出的一張明信片，當時她是被解往西伯利亞更遠地區的途中，在那兒暫時歇腳。我們的小兒子，即在技術學院當教授的謝廖沙，已不再來信。他在上一封信中寫道，周圍盡是些惱人的謠言。顯然他已被放逐而離開了莫斯科。我覺得列沃夫娜在最近幾年裡政治上根本不可能活躍，一則是她年齡已大，二則是身邊還有三個孩子。幾周前《真理報》上登過一篇專論反對“殘渣餘孽”鬥爭的文章，文章又以那種慣用的流氓語言提到列沃夫娜的名字──不過只是順便提了一下；她被控──在1931年！──曾對一批（我想是林業學院的）學生發生過有害的影響。《真理報》揭發不出她後來犯過什麼罪行。但提到她名字的本身無疑就是一種跡象，表明我們在這方面也必將蒙受打擊。 我已故女兒齊娜的丈夫普拉東·沃爾科夫雖已流放，卻再度被捕，被放逐到了更遠的地方。普拉東和齊娜的小兒子，即現年八歲的謝瓦（我的外孫兒），最近剛從維也納移居巴黎。在他母親生命的最後階段，他跟他母親居住在柏林。齊娜是在謝瓦上學去以後自殺的。謝瓦跟我大兒子大媳婦住了一個短時期，但由於法西斯顯然即將上台，他們不得不匆匆離開德國。為避免不必要地改學別國語言，謝瓦被帶到了維也納，在那兒由我們的幾個老朋友安排他上了學。由於奧地利也開始出現反革命的動亂，在我們移居法國後，便決定把孩子轉移到巴黎，讓他跟我大兒子大媳婦一塊兒住。可是七歲的謝瓦說什麼也不肯接受簽證。為解決這個爭端居然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直到最近我們才把他弄到巴黎。在維也納期間，謝瓦把俄語和法語忘得一乾二淨。然而他五歲那年剛跟他母親到普林吉坡島來探望我們時，他用那節奏單調的莫斯科口音講的俄語，卻是多麼地流利！在普林吉坡的幼兒園裡，他很快就學會了法語和一些土耳其語。在柏林時，他改學起德語來，到維也納時，已成了一個真正的德國人；如今在巴黎一所學校就讀，他又學起了法語。對她母親的死，他是了解的，有時他也聽到些有關普拉東（他父親）的情況，不過，對孩子來說，他父親卻是一個神秘的人物了。 我的小兒子謝廖沙跟他哥哥截然不同，他從十二歲左右就拋棄了政治，部份原因是出於直截了當地反對他的哥哥；他進行體育鍛鍊，愛好雜技，甚至想當一名雜技演員；後來他攻讀技術性的學科，在刻苦鉆研後成了一名教授；最近他同另外兩個工程師合作出版了一本有關發動機的專著。如果他確實也已流放，那肯定是由於別人報復，而不可能有什麼政治上的原因。 說一下莫斯科的生活狀況。謝廖沙早已結婚。在我們搬出克里姆林宮以後最後住的那套公寓裡，我們曾給他們留了一個房間，他們夫婦倆就在這裡邊住了幾年。約在一年半以前，謝廖沙跟他妻子脫離了關係，但因找不到房子，只得繼續住在一起，直到最近才分開。為了使他倆脫離關係，把他倆送往不同的方向，很可能還出動過格勃烏呢。列利婭或許也已被放逐了，這不是不可能的事。 4月3日 我顯然低估了那項關於“托洛斯基殘餘份子”的聲明（見3月30日）在目前的現實意義。“政治行動”的刀鋒已再次朝我的親密夥伴砍來。昨天夜裡，我把我們大兒子從巴黎寄來的一封信地給娜塔莎時，她說道：“他們決不會放逐他；他們要折磨他，從他嘴裡弄出點情況，然後把他殺掉。” 顯而易見，把1074個人放逐到西伯利亞只是故意製造的一個藉口，以便採取新的措施來打擊反對派。[19]“伯爵、憲兵和王族”所代表的只是這個混水潭的前一半，即它的基礎。但若是從《真理報》引證一段更為完整的摘錄，那就更好了。 ［貼在裡面的剪報］ 我們必須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對付敵人的陰謀。由於昏庸懶惰、動輒受騙上當，由於對反黨份子、對在外國情報機關指揮下活動的敵人抱有機會主義的自滿情緒，這些份子就打進了我們的黨組織。 季諾維也夫份子、托洛斯基份子、以前的王族、伯爵和憲兵的殘渣──所有這一切人類殘渣正勾結一起，妄圖挖我國的牆角。［“在外國情報機關指揮下”和“勾結一起”這幾個字下面用鉛筆畫著線條。］ ［下面的剪報上斜畫著幾根線條］ 最近對反黨份子的揭發及內務人民委員部關於在列寧格勒逮捕、流放和起訴前沙皇高級官員的報導表明，還有一些政治騙子和詐騙犯準備投機鑽營。 莫斯科最近審訊了一個名叫沙波什尼克的形跡可疑的投機分子。此人從一個城市跑到另一個城市，到處冒充工程師。有些傻瓜就給他工作，並把國家財產交給他，直到很久以後他才暴露，被關了起來。還有一個化名為查戈羅登尼、真名叫克拉索夫斯基的冒險家和敵人，自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有些笨蛋便信以為真，居然讓他混進選舉委員會當上了委員，而他就在那裏犯下了罪行。在薩拉托夫區，有一個間諜［這個字眼下面劃著鋼筆線條］用一套偽造得很拙劣的證件鑽進了一個負責崗位，直到一個時期後才被抓出來槍斃。 （3月25日《真理報》） “外國情報機關”這些字眼指的是誰？是指那些王族還是指托洛斯基份子？《真理報》還說他們是“勾結一起”呢。總而言之，把他們扯在一起，無非是為了給格勃烏提供一個機會，以便把“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當作外國情報機關的間諜予以起訴。這是再清楚也不過的了。 下面是最早關於1074人的問題的聲明： ［貼在裡面的剪報。在“為了外國的利益”這幾個字下面，有鉛筆畫的線條。這整段剪報都包括在一個括號內，1074這個數字寫在頁邊空白處］一批公民前幾天被逮捕和放逐到蘇聯東部地區。包括前貴族、沙皇的高級官員、大資本家、地主、憲兵、沙皇警察以及其他一些人，因為他們違反了居住地的條例和護照法。其中有：前王族41人；前伯爵33人；前男爵76人；前大工廠主35人；前大地主68人；前大商業資本家19人；前沙皇各部高級官員142人；前將領、前沙皇軍官及白軍軍官547人；前憲兵高級軍官、前警察和警備隊員113人。 在這些流放犯中間，有些人被政府監察機關起訴，是由於他們為了外國的利益而採取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行動。 （3月20日《真理報》） 這裡還絲毫未提及托洛斯基份子；到這時為止對外國代理人的指控還只是針對前“王族和憲兵”的。剛過了五天，《真理報》報導說，托洛斯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是跟他們“勾結一起”的。這便是“混水摸魚”的拙劣計倆。 娜塔莎馬上就穎悟地想像起在獄中的謝廖沙。他準會覺得加倍的痛苦，因為他的興趣同政治毫不相干，他確實是個完全無辜的旁觀者，在替別人受罪（簡直可說是：“在吃別人的殘羹冷餚。”）娜塔莎想起了巴魯什金：“它現在要對謝廖沙報復了！”巴魯什金以前是梅吉什切斯克（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個城鎮）的一個工人，現已被革勃烏徹底收買並墮落了。我想他是在1924年一起貪汙案件中被揪出來的，雅戈達“挽救”了他，他就此成了雅戈達的奴僕。這個巴魯什金有一度常常陪同我去狩獵和釣魚，我為他兼有革命熱情、打渾和卑屈的性格所驚異。我認識他的時間越長，就越覺得他令人作嘔，於是我把他攆走了。他牢騷滿腹地對穆拉洛夫說：“L·D再也不帶我去打獵了……”後來，如我所說，他在一件貪汙案件中被揪住了。作為一個被赦免的罪犯，他就得裝模作樣地表明自己對反對派的仇視，以證明當局對自己是可以信任的。 在我即將流放離開莫斯科前，他厚顏無恥地跑進我的房間，大衣和帽子也不脫下來。我對他說：“你帶著帽子進來幹什麼？”他沒吭聲，像一條挨了揍的狗似地溜了出去。到了車站，格勃烏人員夾住我雙臂押走我時，廖瓦大喊：“工人們看呀，他們是這樣把托洛斯基帶走的！”巴魯什金朝他猛撲過去，用手摀住他的嘴，謝廖沙朝巴魯什金臉上狠狠揍了一拳。巴魯什金咕噥著後退了幾步，不過總算沒有吵起來……，娜塔莎就是想起了這件事，說：“現在他可要拿這筆舊帳來提醒謝廖沙了……” 4月4日 在我們為謝廖沙、列沃夫娜和孩子們的命運擔憂的情況下，我們目前個人生活的一切苦難都成了次要的問題。我昨天對娜塔莎說，“現在看來，在我們收到廖瓦上一封信之前我們的生活差不多可算是幸福和平靜的了……”為了我，娜塔莎表現得極為剛強，然而她對這一切的感受要比我深得無法估量。 個人報復的動機向來是斯大林制定鎮壓政策時的一個重要因素。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三人在組巴洛夫飲酒作樂之際，曾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他們在發起的這場反對我的運動中抱成了一團。酒後，他們走上陽台，話題轉到個人興趣愛好之類情趣方面。斯大林說，“我最大的興趣是做別人的死對頭，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徹底報復，然後去睡大覺。” 他渴望對我報復，但沒有完全如願以償。我肉體上是被折磨了一番，可是他在道義上卻一無所獲。我從未拒絕過工作，從未作過“懺悔”，從未覺得“孤立”；恰恰相反，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新的歷史趨勢。這個殘忍的傢伙害怕信念，他知道信念是有爆炸力的，知道自己在信念面前是軟弱無力的，這便是斯大林惶惶不可終日的根源。雖說如此，他又十分精明，知道迄今為止我還不願改變對他的立場，因而刺痛了他的心理。不過，要是在較高一級沒有報復成功（顯然也不會得逞），還可以用警察去打擊接近我的人來聊以自慰。自然，斯大林會毫不猶豫地作一番殺害我的嘗試，但他對政治後果是感到害怕的，他無疑會受到人們的譴責。對我在俄國的好友進行打擊，不可能使斯大林得到他所需要的“滿足”，但會使他們在政治上遇到極大的麻煩。要不要宣布謝廖沙是按“外國情報機關”的指令幹的呢？那就太不合情理了，個人報復的動機將昭然若揭，斯大林本人也會受到人們極大的懷疑。 ［貼在裡面的剪報］ “蘇聯願保證停止對大不列顛及其自治領的共產主義宣傳。” “倫敦4月3日電，據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先生在最近同艾登先生的會談中已通知掌璽大臣，說莫斯科政府決定停止對大不列顛及其自治領的共產主義宣傳。” “看來，在過去幾個月中原打算用於這種宣傳的經費已經逐漸撤銷。” 看來這一點很像是事實。應當說句公道話，李維諾夫在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後，現在也認為共產國際現在是個有弊無利的機構了。斯大林從心底裡贊同他的意見。關於逐月縮減津貼的那一條是意味深長的。克里姆林宮已經打算要給每個黨一定的“清理”階段。誠然，即使過了這個階段，共產國際各個支部也不會銷聲匿跡，但它們的規模將大大縮小，將不得不使它們的活動方式適應於新的預算。此外，還可預料，會有改組、辭職、開小差乃至公開的指責。共產國際內有相當多一批“領袖”、記者和宣傳家代表著一種典型的fromagiste（乾酪）[20]，即“沒有酬金，就無所謂效忠”的混飯吃的那號人。 內外政策向右轉，迫使斯大林拼命地打擊左派，這是他防範反對派的安全措施。但這種安全措施是絕對不可靠的。在蘇聯整個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必將再次引起嚴重的政治動亂。 此刻我難以撰寫列寧傳。我簡直不想把心思集中在1893年！這幾天天氣突變。花園裡雖鮮花盛開，但從今天清晨以來卻大雪紛飛，什麼東西都給披上了一層白茫茫的罩子，然後慢慢融化；現在又下起雪來，不過馬上就融化了。天色陰沉沉的，山上的霧悄悄滲入了峽谷，屋子裡又冷又潮。娜塔莎心情沉重地在忙家務。生活總不是一帆風順的……除非你胸懷大志，能超然於個人的苦難，超然於軟弱無力的逆境，蔑視形形色色的背信棄義和卑鄙行為，否則，若不逆來順受，玩世不恭，你就別想活下去。 昨天我讀了維克托·瑪格利特寫的一本名為《伴侶》的小說。這是一個才華淺薄的作家。在他那陳腐而平鋪直敘的文體裡，人們根本感覺不到那種法國小說偉大學派的痕跡。他的激進傾向不僅很膚淺，而且感情用事，這種以爭取女權運動為內容的激進主義，在路易·菲力浦時代看來也許還不錯，然而現在看來卻已腐朽透頂了。小說裡的色情描寫，則有點像警察局那種案情紀錄的味道。 4月5日 儘管如此，瑪格利特的小說確實還是清楚地反映了法國某些（還決不是最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圈子裡個人與家庭的關係。小說的男主角是個社會黨人。作者對這個男主角進行了鞭笞，因為他以“資產階級”的──確切地說應該是以奴隸主的態度對待女人。《人民報》上對是否要給婦女以公民權問題的爭論表明，在社會黨人中同樣也流行著充斥於該國法令和法律的那種把婦女當作私有財產的卑劣態度。 其實，就連瑪格利特提出的要求婦女解放的建議也並沒有超出要為妻子爭取一本不受丈夫駕馭的支票簿的範圍。雖然我們不文明的俄國，還有許多古老的風尚，甚至還有把人當畜一般對待的現象，在資產階級的舊的精神文明中，卻還令人毛骨悚然地鑲飾著僵化的偏狹心理、有形的殘忍行為、潤飾的犬儒哲學……要提高一個普通人的品格，還得經過多大的變動、改造和努力啊！ 天氣還是這樣，下著陰冷的雨夾雪。花園裡依然百花爭艷。不過今年的水果產量將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我們每月約有兩次機會可以收到從巴黎寄來的大批信件，平時我們這兒收不到信；極其緊急的信件是經由一個中間地址傳遞的，因而要延遲一點才收到。我們現在正等著謝廖沙的消息──尤其是娜塔莎，他的內心生活就是在這種望眼欲穿的情況下度過的。可是要打聽到可靠消息卻並不簡單。即使在比較順利的情況下，也難以預測能否與謝廖沙保持通信。我根本沒給他寫過信，免得給當局任何藉口去折磨他。唯有娜塔莎給他寫過信，儘管如此，信中也只談個人的事情。謝廖沙在回信中也是如此。有時候，來信會中斷很長時期。然後，突然來了一張明信片，通信也就隨之恢復一個時期。最近的事件（基洛夫等人被謀殺）發生以後，對於同國外交往的信件就肯定檢查得更嚴厲了。謝廖沙在獄中，當然就不允許寫信到國外來。如果他已被流放，情況也許好一些，但一切還得視具體情況而定。拉科夫斯基一家在上幾個月的流放期間裡，就完全同外界隔絕了起來，連他們至親寫的信，它們竟然也一封未收到。也許我的某個摯友曾來信談起謝廖沙的被捕事件。但會是誰呢？，顯然一個也沒有了……即使還有哪個人同情我，他也打聽不到我們的地址了。 雨停了。下午四、五點鐘時，我同娜塔莎出去散了一會兒步……天氣是寧靜和柔和的，只是天色陰暗了起來；山上白霧茫茫，空氣裡糞臭陣陣。“三月份看起來像四月，現在四月倒成了三月。”娜塔莎說了這麼兩句。不知怎麼地，要不是她提醒我注意她的話，我還未留意她在說話呢。她的語音不由得使我心如刀割。他嗓音有點啞，又很低沉。內心痛苦時，她的嗓音更加低沉，彷彿是她的靈魂直接在說話似的。我對這種溫柔而痛苦的嗓音是十分了解的！隔了好一會兒，娜塔莎又談起謝廖沙來。“它們會要他幹什麼呢？要他坦白？可是他沒有什麼可坦白的。要他跟自己父親‘脫離關係’？在哪方面‘脫離關係’呢？但正是因為他無從坦白，他就會感到前途渺茫。它們會把他關多久呢？” 娜塔莎回憶起，有一次（在1926年）政治局開會之後，我們當時的一些朋友曾在我們房裡等候開會的結果。我同皮達可夫走進房裡（皮達可夫作為一個中央委員，有權參加政治局召開的會議）。皮達可夫惴惴不安地談了“出事”的經過。我在會議上說，斯大林終於成了候選人，不過，這個候選人將成為黨和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退出會場以示抗議。根據倉皇失措的李可夫邊說邊轉過身來對我強調說：“他決不會寬恕你這次說的話，不僅不會放過你，就連你的孩子和孫子也是不會放過的。”正如娜塔莎所回憶，那時候提到我孩子和孫子的這些說法似乎還遙遠得很，不過是換一個措詞說說而已。然而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厄運降臨到了我孩子甚至孫子的身上：他們被迫離開列沃夫娜──他們的命運會怎麼樣？那個大孩子廖弗希卡已經15歲了…… 我們談起了謝廖沙。在普林吉坡時，我們曾經議論過讓他到國外來的問題。可是該去哪兒，怎麼去法？廖瓦熱中於政治，這證明他移居國外是對頭的。但謝廖沙的“志趣”是在研究所裡搞技術。他待在普林吉坡，是會因埋沒而苦惱的，何況前途還難以預卜。在事態發展過程中，何時會出現突變？突變來自何方？如果我在海外遇到不測呢？我們很擔心謝廖沙的“命根子”會被奪走。齊娜被送到國外治病──即使是這樣，結局也是夠悲慘的。 娜塔莎一直在想，謝廖沙在獄中（如果是在獄中的話），心情必定會非常痛苦。他也許會以為我們出於某種原因已經把他忘了，讓他聽憑命運的擺布。假如他是關在集中營裡，那他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同他在研究所當年輕教授時相比，他不可能表現得更好些…… 娜塔莎又想，“或許他們在最近幾年裡根本就把他忘了。現在又突然想起他們還擁有這麼一個寶貝，於是決定對這個寶貝編造一個新的大案……”她問我是否認為斯大林會聽說這件案子。我回答說，他從來沒有寬容過這種案件，其實，搞這種案子就是他的專長。 這兩天來，娜塔莎對列沃夫娜想得比謝廖沙還多，謝廖沙畢竟還可能未遇任何麻煩，而現年已經六十的列沃夫娜則已經被遣送到了遙遠的北方某地。 一個人的品格深度和強度取決於他的精神儲備。人們只有在突然失掉所習慣的生活條件後才會徹底暴露自己，因為只有到了這種地步，人們才會回過頭來求助於自己的精神儲備。娜塔莎跟我一起生活差不多已有三十三年（三分之一個世紀！）了，在不幸的時刻，她品格的精神儲備一直使我感到吃驚……是我們的強度在衰退呢，還是由於其他的原因，我總是很想把娜塔莎的形象固定在紙上，至少是部分地做到這一點。 我讀完了萊昂·弗拉皮埃的一本小說《幼兒園》，這是一種售價僅僅兩個法郎的大眾版本。我跟這位作家素不相識。但無論如何，他是很有膽量地展示了法國文明的後院，即巴黎的後院──而且是後院裡最陰暗的角落。在殘酷和自私的生活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孩子，是那些幼小的心靈。弗拉皮埃是這樣來反映主題的，即通過這些先天不足、備受虐待、面黃肌瘦的孩子驚恐的眼睛來看待當今的文明。故事的藝術性並不強，有些地方沒有寫好，主人公說的道理有時很幼稚甚至矯揉造作。但作者還是成功地給人以必要的印象。他不知道出路何方，而且似乎不想尋找出路，因此這本小說使人感到絕望。然而，同維克托·瑪格利特那種自鳴得意的卑劣處方相比，這種絕望卻要高尚千萬倍。 下面是4月4日《人道報》的標題： ［貼在裡面的剪報］ “政府應當禁止4月7日的紅色動員。” （《人民之友》4月1日） 次日，激進黨人部長雷尼埃屈從了。 “我們的抗議已調解了。” （《人民之友》4月3日） 結論：政府對法西斯主義者唯命是聽！ 但這不是他們的最後“結論”，他們還有另一個結論：“我們比任何時候更強烈地要求解散法西斯主義聯盟和解除他們的武裝……”讓一個對法西斯主義者唯命是聽的政府去幹吧！這些人真是不可救藥！ ［下面的剪報緊接著貼在4月7日之後］ 亨利·多熱萊爾先生否認他在公眾集會上的演說觸犯法律。 ────────── 此外他對於針對自己的訴訟案的結局殘權充滿信心。 ────────── 盧昂，4月11日訊─西北農民防衛委員會主席亨利·多熱萊爾先生今晨抵達盧昂，當著預審法官勒盧瓦先生的面出庭。 由多熱萊爾在場，法官著手啟封並開始審閱查禁的檔案。多熱萊爾先生就事實接受審訊。他回答說，他以準備好重述一遍他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講。殷偉這些演講絲毫不能提供他被指控的理由。 多熱萊爾說：“我特別向農民問道：我們可以號召你們為反對稅收而舉行罷工，你們準備表示同意嗎？” 審訊於中午暫停，下午二時繼續開庭。這時多熱萊爾先生委託他的書記勒費弗爾參加啟封，因為他將返回巴黎出席當晚在福堡大廳召開的一個討論會。 多熱萊爾由下塞納省農民防衛委員會主席絮普利斯和該委員會總書記勒費弗爾陪同離開正義宮的時候，我們會見了他。他對我們發表聲明說：“我對於預審的結局毫不擔心，因為人們不可能在查禁的檔案材料中或者我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說中找到什麼可提供訴訟的證據。” 亨利·多熱萊爾先生關於法國農民的一次演講 ────────── 巴黎，4月5日訊─今天下午，亨利·多熱萊爾先生在《大使劇場》就法國農民問題作了一次演講。 人們知道，多熱萊爾為了參加最近一次在布盧瓦區著名的立法選舉的競選活動，才在農民群眾中開展活動。演講人以“農民將拯救法國”為題，展開論述。他竭力論證農民是代表國家的健全部分。“這部分人在戰後時期沒有得到輕鬆的享受，沒有得到跳舞廳和八小時工作制。”他又肯定說對於這部分人歷屆政府什麼也沒有幹過。 多熱萊爾先生為農民辯護，同時嚴厲地批評了議會制度、國會議員及政府，他以行會和家庭的名義要求改革政府。 農民陣線的農業綱領 ────────── 圖爾，4月6日訊─今天下午，在多熱萊爾先生主持下，農民陣線在圖爾市組織了一次大會。會上表決通過一項議事日程，其中強調指出： “集合在圖爾的六千名農業耕作者面對不斷加劇的危機公開聲明，他們希望推行一項以下列綱領為基礎的政策： （1）保護和擴大個體所有制，特別是小農所有制。 （2）反對過多的國家干涉措施和稅收負擔。 （3）反對托拉斯。 （4）籌建鞏固的職業組織。 （5）提高農產品價格。 他們向政府要求： （1）採取一項能使所有勞動者，也包括土地勞動者在內的以自己的艱苦的勞動生的經濟政策。 （2）每當涉及農業的利益，特別是進行商業協定談判時，應同農業方面代表磋商，反對稱作整頓市場的最新法令。 4月7日 資產階級報紙在吹捧多熱萊爾。此人所走的道路，確定無疑地是在準備實行法西斯專政。多熱萊爾式人物皆破壞各省市肖當式紳士的軟弱無力的議會慣例。接著，某個人物──也許就是這同一個德拉羅克（他一點也不比巴迪蓋更壞）──將給議會制共和國以最後的打擊。 地方主義是法國農業情況多樣性的反應。法西斯和法西斯前的地方性綱領將發生變化並互相矛盾，正如葡萄樹種植者、菜農、小麥種植者乃至社會不同階層農民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一樣。但所有這些綱領對銀行、托拉斯和議員的仇恨將是共同的。 共產國際的蠢人和懦夫提出了一種“帶有偏見的要求”的綱領，以取代這場深刻的運動。這種“帶有偏見的要求”只是舊學校筆記本的拙劣模仿而已。 4月9日 但澤的競選補充了薩爾公民投票提供的教訓。納粹獲得了“獨一無二”的60%的選票；在這種情況下，歸併給德國是沒有問題的。但澤的納粹恐怖鬧得比薩爾還嚴重，這表明恐怖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社會民主黨人幾乎保持著1933年時的票數（38,000張），天主教也同樣如此（31,000張）。共產黨的選票從14,566張銳減為8,890張！在薩爾，這些政黨的票數就區別不出了。因此但澤的教訓特別重要！共產黨還是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在革命風暴即將來臨時，得益最多的是激進的黨。革命被鎮壓下去後，損失最大的也是激進的黨。在目前情況下，但澤的競選進一步證實共產國際正在逐漸癱瘓。 ［下面是黏貼的剪報］但澤（革但斯克）4月８日 這是目前為止的選舉正式結果： 共產黨人得票的減少首先表明了反對共產黨這一事實，這個行動主要是由反共的納粹恐怖主義領導的。其次由於我們的黨實際上被迫處於不合法地位。 國家社會主義黨人得票139,043張；而在1933年5月28日（?）只得票109,729張。 社會民主黨人得票38,105張；前為37,882張。 共產黨人得票7,900張；前為14,566張。 天主教中心得票 31,525張；前為31,336張。 德國民族主義者得票9,691張；前為13,596張。 波蘭人得票8,310張；前為6,743張。 反對派老戰士得票382張。 在250,498名登記選民中有13,000名來自國外。有效票共計234,956張，達總選票的95%，而在1933年只達92%。 國家社會黨人得票少於總選票的60%，沒有達到修訂革但斯克憲章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目標。 共產黨人的進展 ［“4月9日”是用普通字體寫上的］ 共產黨人 工人國際法國支部 1928……………………3501 8395 1932……………………4647 6865 1934……………………5218 5571 1935……………………6240 5462 在卡爾文，三個月來統一總工會已吸收了一萬名新會員。 ［以上句子用鋼筆畫出著重線］ 《人道報》4月9日 非常重要的資料！！！ 弗朗丹的一位候選人被榮納省一個農民黨人擊敗。 在維澤萊依選區（榮納省）農民黨候選人瑪利─加洛在星期天以890票對648票擊敗由弗朗丹支持的民主聯盟候選人柯斯達克，當選為區議員。 議長（弗朗丹）是該地區的總顧問，因此前天的選舉結果對他十分不利。 ［此段剪報折蓋著。“農民黨人”一詞劃了著重線。“《人道報》4月9日”用墨水寫在剪報上，剪報頁邊寫著：“按照《人道報》，加洛是代表‘共同陣線’的。”］ 幾天前我在一張《真理報》上看到題為“法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正如法國人所說，這份報紙是靠托洛斯基辦起來的。他們的分析多半是對的，但還有好多話沒有說出來。不知這一系列文章是誰替他們寫的。但無論如何這個人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的。 《人道報》4月9日 ［附件剪報貼在上面］在斯特雷札[21]會議舉行之前 卡爾·拉迪克對歐洲條約草案進行分析 莫斯科，4月8日訊─蘇維埃報刊為斯特雷札會議準備工作發表了長篇評論。在今晨發表的所有文章中，應當提及下列一篇，在這篇文章中，卡爾·拉迪克對稱作“歐洲”條約的草案進行評論性的分析。依照拉伐爾先生的觀點，應當用該條約代替地區性條約。 拉迪克提醒讀者，一切在斯特雷札作出的有關蘇聯的決定，只有在蘇聯同意後才能生效。接著拉迪克擺出以下觀點： （1）在蘇聯遭受侵略的情況下，如像準備提交的草案所吹噓的那樣，等待和依賴國聯的裁決，那將是幼稚和危險的。拉迪克寫道：“應當付之行動。” ［最後一句話用鉛筆畫出著重號，並用鋼筆在這段文字邊上注道：“正確！”］ （2）航空條約為歐洲考慮到能採取自動的和立即的制裁。然而拉迪克責問道：“對西歐如此明顯可以預見的敵方空中威脅難道對東歐就小些嗎？對蘇聯可能進行的突然襲擊不嚴重嗎？” 幾處矛盾 （３）人們怎麼能夠指望，在一旦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國聯的所有成員國會樂意攜手合作，再次確保歐洲受到威脅的某個地點的安全呢？ （4）既然德國和波蘭再三強調不願冒險參與解決跟它們利益毫不相干的衝突，並拒絕讓外國軍隊通過它們的領土，從而抵制了，或者說迴避了東方條約，那麼有朝一日當一項世界性條約取代東方條約後，人們是否還能相信德波兩國會改變自己的觀點呢？ （5）最後，英國的新聞機構已明確表示英國布參加這條約了，那麼，這樣一個條約會有什麼益處？ 關於東方條約 拉迪克補充道：為了制定一個歐洲條約所作的長篇空論，唯一結果是，給歐洲地區的敵對國家以充分的時間來完成他們的軍事準備和侵略準備。 因此，演說家得出結論：［邊注：“值得注意！”，在“給歐洲地區的敵對國家”和“雄辯家”下用鉛筆畫著著重線。］ “蘇聯要繼續實現地區性條約，用它把一切被鴕鳥政策激怒的國家和隱蔽在［以下刪去］……團結在自己周圍。” 倫敦，4月9日訊─上院議長鮑爾溫先生昨晚在威爾士地區當特利諾發表演說時大聲疾呼道：21世紀的諷刺家能為我們的時代描繪出怎麼樣的景象來！ 他們認為強國好像是戰後的病人，這個病人的健康恢復期頻繁地中斷以及由於舊病復發而受到阻礙。誰也不願動大手術，裁減軍備。相反，經濟國有化的治療方法比疾病更糟糕。 某些人甚至試圖有一種稱作獨裁的徹底治療措施。一旦這種形勢遍及歐洲，人們就會像在瘋人院裡行走。 在上院議長眼中，在動亂的世界上只有英國是唯一尚能保持平穩的國家。他說：“我們沒有中斷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國王一直在位，他是人民的首領和僕人。我們避免了革命、流血、暴政和迫害。我們的幽默感使我們遠遠離開了在別處遍地猖獗的某些非非之想。”［上面三段用直線在邊上劃出，“瘋人院”這幾個字用著重線劃出，最後一段用黑線畫圈。］ 英國的那些保守黨傻瓜在……歐洲瘋人院裡！ 廖瓦把列沃夫娜從她流放地發出的一張明信片轉寄給了我。字跡還是那麼清秀，帶著一點稚氣，還是毫無怨言…… 親愛的廖瓦，您3月3日的來信已轉到了我這兒，我是在幾天前剛收到的。我真為廖瓦高興！我希望他跟你們在一起，希望她的生活終於會正常起來。他這個可憐的小夥子如今不得不適應另一種語言了。他的照片，我也已收到。顯然他已長高了許多。我期望你也已收到我從暫住的托博爾茨克發出的信。 現在我已經到達永久性的棲居地──奧姆斯克省，烏伐茨克區，傑米揚斯克，普爾托娃家。我未及時收到的那筆錢，是否已退回給您了？孩子們的來信，我都已收到，但對他們的生活情況還不太清楚。我姊姊雖一再要我放心，但因我不在，她跟孩子們的生活大概是很苦的。我身體還可以。這兒沒有醫生，因此我也必須保持健康。我現在正等待著廖瓦的更多的消息。 祝你健康， 你親愛的亞歷山德拉 1935年3月30日 ［這是貼在裡面的明信片，背面寫著：］ 法國 巴黎 ［這裡有一行被劃掉］ 留局待領郵件 盧夫勒街 ［旁邊寫著：這是列沃夫娜寫給我兒子廖瓦的明信片］ 4月9日 對於究竟是誰下令處決沙皇一家的問題，反革命報紙曾一度進行激烈的辯論。自由派人士似乎傾向於認為，是烏拉爾執行委員會在同莫斯科失去聯繫的情況下擅自採取這個行動的。這不符合事實。這個決議是在莫斯科通過的。這一事件發生於內戰的危急關頭，當時我所有的時間幾乎都在前線渡過，因此我對處決沙皇一家事件的回憶是很不完整的。我願在此描述一下沃所記得的情況。 有一次，我在莫斯短暫逗留期間──我想是在處決羅曼諾夫一家之前幾星期──我在政治局裡偶然提起，鑑於烏拉爾形勢危急，最好還是加快對沙皇一家的審判。我提議進行公開審判，拿沙皇時代對農民的政策、勞工政策、少數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兩次戰爭等罪行來揭露沙皇整個統治時期的黑暗面。審判過程要在全國範圍內用無線電廣播：（？）［問號打在這一行上面］在各鄉［由幾個村子組成的地區］，每天要把有關審判過程的報導進行宣讀和議論。列寧大致上是這樣回答的：“假如真能做到這一點，那就好了，但……也許時間不允許了……”我們沒有進行辯論，因為我專注於其他工作，沒有堅持自己的建議。而且，據我回憶，當時政治局裡也只有我們三四個人：列寧、我、斯維爾德洛夫……我記得加米涅夫當時不在場。那個時期列寧的心情相當抑鬱，對於我們能否成功地建立起一支軍隊信心不足……接著，在葉卡特琳堡失守後我又到莫斯科去了一次。在與斯維爾德洛夫的談話過程中，我順便問了一下，“哦，對了，沙皇現在關在哪兒啦？”“已完蛋了，被槍斃了。”他回答說。“他家屬在哪兒？”“他全家一起槍斃了。”我顯然有點意外，問道：“他們全家？”“是的，他們全家！”斯維爾德洛夫答道，“怎麼啦？”他等待著我的反應。我沒有回答，只是問道，“是誰作出這一決定的？”“是我們在這兒決定的。伊里奇認為，我們不應當給白匪留下一面活的旗幟，讓他們重整旗鼓。在當前的困難形勢下尤其應該這麼做……”我沒有再進一步問下去，我認為這件事已經結束了。其實，這一決定不僅是權宜之計，而且也是必要的。這一即決裁判的嚴酷性向全世界表明，我們將毫不留情、勇往直前地繼續戰鬥下去。沙皇一家之所以必須處決，不僅是為了必須使敵人感到驚慌、恐怖和氣餒，而且是為了振奮我們自己的隊伍，向他們顯示，我們已破釜沉舟，我們的前程不是徹底勝利，就是徹底覆滅。黨內知識分子大概對此是有疑慮的，不贊成的。但是工人和士兵群眾並沒有片刻的懷疑。他們不會理解，也不會接受任何別的決定。這一點，列寧是非常了解的。想到群眾、同情群眾和站在群眾一邊是他最大的特點，特別是在政治上的偉大轉折點…… 我在國外時，曾在《新聞報》[22]見到過一篇描寫如何槍殺、焚屍等情節的文章。這些內容裡有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是虛構的，我一無所知，因為對於如何執行判決，我絲毫不覺好奇，而且，說實在的，我也不理解這有什麼好奇。 法國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繼續幹著毀滅性的蠢事。他們把自己的對立面弄到足以激怒資產階級、使反動勢力動員起來並使法西斯特遣隊武裝起來的地步；但總的來說還不足以使無產階級實現革命的大團結。他們似乎是故意要激怒階級敵人，而同時又不給本階級帶來任何利益。這是走向毀滅的一條確定無疑的捷徑。 4月10日 今天──已快是夏天了──我和娜塔莎在山裡散步時，細細琢磨著自己列寧對審判沙皇問題的一次談話。除了時間因素以外（由於前線可能發生決定性的事變，我們“沒有時間”把一次影響很大的審判進行到底），列寧對於沙皇一家很可能有另一種考慮。根據司法的慣例，自然不可能處決沙皇的家屬，使沙皇家屬成為犧牲品的理由，在於構成君主制度中框的那項原則：他們是王朝繼承者。 關於謝廖沙，什麼消息也沒有，也許會很長一段時期沒有他的消息。長期的等待反而使最初幾天的焦慮變得疲塌了。 在辛比爾斯克陷落後到喀山陷落前我第一次準備上前線的時候，列寧悶悶不樂地說：“俄國人太仁慈了，真懶散軟弱，”“我們建立起來的，只是一碗米糊，不是什麼專政……”我對他說，“為了給我們的軍隊奠定基礎，我們應該用堅強的革命核心從內部維持鐵的紀律；應建立起可靠的保安部隊，始知從外部同這支部隊內部的革命核心一齊發揮作用，逃兵英毫不猶豫地予以槍斃；我們應該讓配戴左輪手槍的政委控制每一個‘spets’［在紅軍中擔任技術專家的前沙皇軍官］以保障有效的領導；我們還應該監立起軍事革命法庭，並為作戰勇敢的個人頒發勳章。”列寧的回答大致上是這樣的：“這話完全正確，絕對正確，但沒有足夠的時間了；如果我們的行動過於嚴厲（這是絕對必要的），我們自己的黨也會進行干預的，他們會發牢騷，會接二連三打電話來，會使勁拖住我們的上衣後擺──總而言之，是會干預的。當然，革命可以鍛鍊人，但時間實在太少了……”當列寧從我們的談話中確信我毫不懷疑勝利將屬於我們後，他便熱誠地支持我的前線之行，幫我進行準備，而且關懷備至，一天中接連打來十次左右的電話，詢問準備工作做得怎麼樣了，問我們要不要隨火車帶一架飛機去，等等。 喀山失陷了，列寧被社會民主黨人卡普蘭行刺受傷。我們在收復喀山後，又收復了辛比爾斯克。我在莫斯科暫留期間，列寧正在哥爾克村逐漸康復。斯維爾德洛夫對我說：“伊里奇希望您去看看他。我們一塊兒去好嗎？”於是我倆去了一趟。從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和克魯普斯卡婭出來接待我時的神態中，我意識到她們是多麼焦灼、多麼熱誠地期待著我。列寧心情愉快，看上去身體也好。我覺得他似乎在以不尋常的眼光注視著我。列寧有這樣一種習慣，就是當他發現人們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時，他就對他們表示出非常的寵愛。他對我那種不尋常的目光就使我感到這是他對我的“寵愛”。他熱切地聽我講述前線的情況，滿意地、幾乎是欣喜若狂地接連讚嘆。“我們打贏了！”他說。接著，他的語氣突然變得堅定和嚴肅起來，“要是我們成功地在軍隊裡確立了秩序，那就意味著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可以確立秩序。有了秩序，革命將是不可戰勝的。” 當我和斯維爾德洛夫跨進汽車時，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正站在大門口正上方的陽台上，這時我又覺得伊里奇那種同樣略帶拘泥而又一覽無遺的眼神。看來他好像還想說些什麼，但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這時他的一個警衛員捧出幾盆鮮花，放進我們的汽車裡。列寧不安地露出了愁容。“您不會覺得不舒服吧？”他問道。我沒注意這些鮮花，因此不理解他為何如此關懷。一直到我們駛近莫斯科──1918年秋季那又飢又髒的莫斯科──時，我才深感不安起來；在這種時候，帶著鮮花驅車兜風合適嗎？但我也馬上領悟了列寧的關懷，他預料到我是會不安的。他確有先見之明啊。 第二次我遇到他，我對他說：“幾天前您問過我關於鮮花的問題，當時我陶醉在我倆見面後的興奮中，所以連您想到的‘不舒服’是指什麼我也沒有領會。直到我們駛近莫斯科時我才恍然大悟。”伊里奇立即問道，“這把您弄得像個麥肖契尼克［不法商人］了吧？”接著他親切地笑了起來。這時我又覺得他的眼光特別親切，這種眼神彷彿反映了他對我理解了他而感到的愉快……在哥爾克村時的點滴細節，給我留下了多麼深刻、多麼清晰、多麼難忘的印象！ 我同列寧有過幾次激烈的衝突，因為每當我同他在重大問題上發生紛歧時，我總是開足馬力爭辯。這種事實對於每一個人說自然是難忘的，後來那些不肖門徒便拿這些事實大加渲染、大做文章。然而我同列寧兩人間只要一使眼色，彼此就心領神會的例子卻要多出一百倍，而且我們的團結總可以使一個問題在政治局內保證獲得一致通過。這種團結，列寧覺得是非常可貴的。 4月11日 鮑爾溫認為歐洲是個瘋人院，唯獨英國還保持著理智。仍然還有國王，有下議院、上議院，英國既避免了革命和暴政，又避免了迫害（見他在蘭特利諾的演說）。 事實上，鮑爾溫絲毫不理解在他眼前發生的事情。鮑爾溫和列寧這兩種知識份子典型之間的距離，比起凱爾特族巫師和鮑爾溫之間的距離來，著實要大得多。英國不過是歐洲最新式的瘋人院而已，而且很可能會證明是特別狂暴的瘋人院。 在上屆工黨政府上台前的競選階段，韋伯夫婦倆，即悉尼和比阿特里薩，曾到普林吉坡島上拜訪過我們。這些“社會主義者”很樂意接受斯大林關於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們洋洋得意地指望美國打一場殘酷的內戰，但他們卻為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保留著和平漸進到社會主義的特權。為了說明那些不愉快的事實（諸如十月革命、階級鬥爭的爆發以及法西斯主義）產生的原因，同時為了維護他們那種費邊式的偏見和癖好，韋伯夫婦倆（為適應於他們盎格魯薩克遜的經驗論）便創造出一種社會發展有“多種類型”的理論，並為英國成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的典型而歪曲歷史，以便使英國獲得一種和平的典型。其實，當時悉尼·韋伯即將接受國王賜給他的伯斯費爾德勳爵的頭銜。這樣，他就可以作為陛下的大臣太太平平地重建社會了。[23] 當然，韋伯夫婦對鮑爾溫比對列寧更親密些。他們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是在我聽起來，韋伯夫婦猶如來自另一個世界。確實，他們還吹噓自己未參加過任何教派呢。 4月14日 在斯特雷札，墨索里尼、拉伐爾和麥克唐納這三個社會主義的叛徒代表著他們本國的“民族”利益。最卑鄙而無能的是麥克唐納。此人渾身浸透著奴顏婢膝的習氣，就連他同墨索里尼會談時的姿態也不例外（見報上刊登的照片）。他的這一特徵極為突出，在第一次組閣後的任期內，他就迫不及待地給那個剛剛加入工黨的貴族花花公子莫斯利一個職位，而這個花花公子恰恰把加入工黨作為發跡的捷徑。如今就是這個莫斯利正試圖把神智正常的英國改造成歐洲瘋人院的另一個病房。要是這一點他沒有辦成，別人肯定也會辦到──微不足道的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就勝利了嘛。這一回工黨可能執政的前景將大大刺激英國法西斯主義的發展，總的看來將在英國歷史上展現出激烈動盪的一頁，這同鮑爾溫與韋伯夫婦的整個歷史觀、哲學觀是完全對立的。 1930年9月，即約在韋伯夫婦來訪後兩、三個月，辛西婭·莫斯利，這位冒險家的妻子和臭名昭著的寇松勛爵的女兒，到普林吉坡來訪晤過我。當時她丈夫還在“從左的方面”抨擊麥克唐納。我猶豫了一陣後同意跟她會晤，不過結果證明這次會晤是毫無意義的。這位“貴婦”由一個女伴陪同而來。她以輕蔑的神態談到麥克唐納，還說自己是同情蘇維埃俄國的。但她的一封密封信件卻足以表明她當時的態度。大約三年以後，這位少婦突然死了。我不知她在活著時是否曾經投向法西斯政營。 大約就在這時或稍後一個時期，我收到過比阿特里薩·韋伯的一封來信，她在信中主動地力圖為工黨政府拒絕給我簽證的做法辯護，或者說解釋。（我應該找一下這封信，但我現在連一個祕書也沒有。我沒有給她答覆，那是毫無意義的……） ［下面是貼在裡面、用英文打字的信件］ 抄本： 1930年［用墨水寫］9月4日於伊斯坦布爾 親愛的托洛斯基同志： 我切望同您見一會兒面。您確實沒有必要跟我見面，因為（1）我是英國工黨黨員，該黨曾極其荒謬地拒絕您進入英國，不過我也是獨立工黨黨員，我們確曾竭盡全力想讓他們改變主意；（2）我是寇松勛爵的女兒，他正是您在俄國時的倫敦外務大臣。 然而我是一個熱情的社會主義者、下議院議員。我認為現政府毫無價值。我剛看完您的自傳，我已好久沒有見過這麼是我感到鼓舞的書了。我十分欽佩您的生平。現在，偉人似乎已極為罕見，要是能同當代一位不朽人物見上一面，將不勝榮幸。因此我懇切希望您會讓我領受這樣的榮幸。不消說，我並不是作為新聞記者或別的什麼角色，而是作為一個個人，作為我本人而來的──我是在前往俄國途中，星期一即將乘船前往巴統─第比利斯─羅斯托夫─哈爾科夫和莫斯科。今天下午我到普林吉坡來，特別想來拜訪您，但如果有什麼不便，星期一之前無論哪一天我都可以再來。不過，我確實希望今天下午您能接待我一會兒。 您友好的辛西婭·莫斯利 4月27日 又中斷了好長時期。我專心致志於第四國際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南非部分的綱領性文件。現在到處都點燃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火焰。我們各個小組都在研究、批判、學習和思考──這便是他們遠勝於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地方。這些長處在重大事變中是會發生影響的。 昨天我和娜塔莎在濛濛細雨中散步時，遇到前面這麼一班人馬：一個是懷抱周歲嬰兒的少婦，在她前面有個兩周歲的小姑娘，這位即將臨產的年輕女子手裡牽著一隻山羊，山羊身邊還有一隻小羊羔。她們五個──確切地說是六個──就這樣在路邊慢吞吞地走著。那山羊老是想跑到路邊去品嘗灌木叢的綠葉；這女子只得使勁拖著繩子；小姑娘一會兒掉在後頭，一會兒奔到前面；小羊羔則常常鑽進灌木叢……我們在回家路上又遇到了她們這一家子──她們還在慢慢地朝村子走去。這女子氣色很好的臉容顯得很是謙恭和耐心。她大概是西班牙人或義大利人，甚至或許是波蘭人──這兒有好幾戶外國工人階級家庭。 ──────────────── 還是不見有關謝廖沙命運的消息。 ──────────────── 《時報》在一篇發自莫斯科的報導中注意到，今年的“五一”節口號隻字不提右傾反對派，只說要開展反托洛斯基份子和反季諾維也夫份子的鬥爭。這一次向右轉的程度將是空前的，比斯大林所預見的程度要嚴重得多。 ──────────────── 由我編輯的《俄國反對派通報》最近一期（第43期）的封面題詞，不由得使我感到吃驚：出版第七年。這意味著我這第三次移居國外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第一次移居持續了兩年半（1902-1905），第二次長達十年（1907-1917），第三次……這第三次將持續多久呢？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移居國外期間，一直到戰爭爆發時為止，我自由自在地跑遍整個歐洲，並暢所欲言地談論即將發生的社會革命。只是到了普魯士以後，我才需要謹慎提防；在德國其他地區，警察方面一般說來還是相當寬容的。在歐洲其他國家裡，包括巴爾幹半島各國在內，就更覺仁慈了。我是帶著某種靠不住的保加利亞護照旅行的，這張護照，我想只是在普魯士邊境那兒出示過唯一的一次。那時真是極樂時代！在巴黎公開舉行的政治性集會上，俄國僑民的各個派別為了爭論恐怖活動和武裝起義的問題可以一直打到半夜以後……警察站在街上（我想是在舒瓦齊林蔭道110號），根本不到會場裡去調查那些大打出手的人。只是到了半夜以後，咖啡館老闆為了使越來越狂熱的情緒平息下來，才不時關關電燈──對於僑民的破壞行為，沒有採取其他任何措施加以控制。在那幾年，資本主義制度自認為多麼強大、多麼保險啊！ 4月29日 愛德華·赫里歐[24]前天在里昂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革命；為了取得革命成果，我們甚至已經等待了半個多世紀。今天我們已具備著為各種可能的改革，為各項可能的發展乃至為各種進步所必需的幹部。”［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前兩句底下劃有鋼筆線條，這整個一段都用鋼筆墨水打著引號。］ 這便是赫里歐拒絕同“革命行動”的擁護者達成協議的原因。 “我們既不能贊同那些提到革命行動的人，也不能贊同那些否認必須根據國防需要組織國防的人。”［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這幾句都用墨水括在括號內。］ 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通過赫里歐之口表達出來了──這是保守民主主義的時代，是普通法國人最幸運的時代。同歷史上一樣，一個壽終正寢的時代在崩潰前給自己下的定義是最明確的。 不久前資產階級曾通過赫里歐之口說：“我們已經完成了革命”。無產階級卻回答說：“我們可沒有完成了革命。”正因為如此，現在的資產階級才不會容忍為進行各種可能的改革所必需的組織──革命中產生的組織。赫里歐代表的是過去。最近這一期（4月28日）《時報》刊登著一篇社論，極陰險地談論法西斯同盟這個問題。青年人“神魂顛倒”了嗎？既然它是未來，就應當愛護它。大資產階級已作出了自己的決定。 根據最近的報導判斷，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顯然還會在五月間於莫斯科召開。很清楚，斯大林簡直再也不可能取消或延遲召開代表大會了；他再這麼幹，就將成為極大的醜聞。艾登的訪問徒勞無益，跟法國的談判陷於困境，也都可能促使他產生了“嚇唬”這些會談“夥伴”的想法。哎呀，這次代表大會將嚇唬不了任何人。 教皇在無線電廣播中向盧爾德的虔誠教徒祝福 “盧爾德4月28日電──教皇的彌撒已於今天下午4點20分結束。” 稍後，擴音器宣布說，人們將聽到梵蒂岡的聲音，並說庇佑六世陛下將向虔誠的教民祝福，接著，幾分鐘後，在一片寂靜中庇佑六世陛下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浩瀚人群表示萬分感激。”［這是貼在裡面的剪報。盧爾德這個字下面用墨水劃著線條。］ 去年我和娜塔莎就在盧爾德。那兒多麼原始，不文明，又多麼邋遢！那是一家專售神跡的商號 ，一家以神的恩典為交易的營業所。那神龕本身給人一種簡陋的印象。當然，那是教士們打的心理學的算盤，不要使小百姓被商品化的傳教事業的大場面嚇跑，小百姓怕見過於奢華的商品櫥窗。但這些小百姓是最虔誠的可以從它們身上騙到很多油水的顧客。最精采的要算是羅馬天主教會通過無線電對盧爾德的祝福了。那毫無價值的福音居然能同無線電話平分秋色！然而更荒唐、更可憎的是，輝煌的工業技術居然可跟羅馬巫術頭子的巫術相結合。人類的思想真是陷在自己的茅廁坑裡了。 5月2日 激進派幾乎已在全國範圍內瓦解了競選集團。如今，社會黨人（包括馬丁博士的地方市政集團在內）被他們昔日的盟友指為具有“破壞性”和“反民族”的傾向。無論馬丁怎麼發誓自己愛國和熱愛秩序，也將無濟於事。他將無可挽救了！“社會黨人”非但沒有同激進派決裂並對激進主義提出控告，反而發現自己已被逐出聯合競選集團，被控為叛國。 激進派在自己的懦弱深處找到必要的“勇氣”。那就是，他們是在大資本的皮鞭下行動的──雖然大資本明天就會拋棄他們而投向法西斯主義。只有處在共產黨人的皮鞭下，社會黨人才能顯示出每種類似於原創精神的東西。可是斯大林分子自己也需要挨一鞭子了。老實說，無論什麼鞭子要挽救他們，都已為時太晚。不久後需要的將是一把掃把──把所有想要成為革命政黨的那些垃圾掃除乾淨。 5月4日 法蘇協議已經簽署。法國共產黨的各種報紙，儘管有些細微差別，但有一點是完全一致的：該條約的意義在於束縛蘇聯，使蘇聯不能跟德國調情；同以前一樣，我們真正的“朋友”是義大利和英國，再加上小協約國和波蘭。在法國看來，蘇聯不是盟友，而是一種抵押品。《時報》刊登了一幅振奮人心的莫斯科五一節閱兵的照片，但又意味深長地附上一句：判斷一支軍隊的真正實力的依據，並不是閱兵場面，而是包括運輸、供應等協同因素在內的工業力量。 波特姆金在同赫里歐互致電報時，把他稱為“我國的朋友”。內戰剛開始時，大概是在無數次的動員中，波特姆金本人到了前方。當時負責南方戰線的斯大林任命波特姆金擔任某一軍（也許是師吧？）的政治部主任。我在一次巡視過程中到那個政治部去視察了一下。波特姆金（那時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說了一番極為肉麻和虛偽的話來向我表示歡迎。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和政委們顯然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去理會他的歡迎詞，而是在幾乎把他推出講台後談起了前線的形勢……過了一個時期，政治局對南方戰線的全體工作人員進行調查，波特姆金的名字被提出來討論，斯大林當時在場。我說，“真是一個難以容忍的傢伙，跟我們毫無共同之處。”斯大林則為他撐腰：“他已使南方戰線的某個師對他非常敬畏了，”意思是說他已把這個師訓練得很好。季諾維也夫因在彼得格勒時已對波特姆金有所了解，所以支持了我。他說：“波特姆金向雷斯納教授一樣，不過還要更壞些。”我想，我是在這時才知道他以前還是一個教授。列寧問道：“那麼它在哪一方面真這麼壞呢？”我回答說，“他是個阿諛逢迎之徒！”顯然，列寧認為這是在暗指波特姆金對斯大林低三下四的奴才相。不過我並沒有這樣想。我只是在回想著波特姆金對我獻殷勤時發表的那些很不像話的歡迎詞。至於我是否消除過那個誤解，我可不記得了。 法國的“五一”節是在一種羞辱和懦弱氣氛中度過的。內政部長下令，即使在樊尚森林也不准舉行示威遊行；果然，儘管《人道報》大吹大擂，發出種種威脅，可是根本沒有遊行。“五一”節只是繼續暴露並進一步暴露了這場鬥爭的全過程。如果這些領導機構在3、4月一昧阻撓和束縛工人，一昧使工人處於人心惶惶、士氣渙散的狀態，那麼 ，當然，在5月1日，任何奇蹟也不可能激發起敢作敢為的堅定態度。列昂·勃魯姆和馬賽爾·加香照樣在有條不紊地為法西斯主義鋪平道路。 我們一如既往，繼續過著監獄般的生活：四面是牆，不見人影。每天沿著那後院、花園同山坡之間的小徑散一次步。那小徑兩端都是村子。所以步行一次時間不長，約三十分鐘就行；若花一小時散步，就得來回跑兩次。這同在監獄裡散步相差無幾……當然，我們可以爬山──我們有時是爬的──但爬山很疲勞，心臟難受。每過一兩個星期，到格勒諾布爾去買東西，我幾乎從不外出……但當我意識到法西斯反動派正在日益逼近後，相比之下，那一切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明天是本市競選日，它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義。激進派已經分裂。左翼少數派主張搞政治聯盟。右翼多數派主張搞國家集團。這次分裂是激進主義失勢過程中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階段。不過，這個階段所採取的方式可能是很怪誕的，城市裡的選票會增加：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派將投激進派的票。可是激進派將逃脫不了自己的命運。 4月［原文如此］5日 競選日。在“反集體主義”的口號下，所有的治安部隊都出動了。與此同時，兩個工人階級政黨由於怕嚇跑“中產階級”，都不敢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因而這些倒運的政黨從他們的社會主義綱領中得到的只能是失敗。 收音機正在播送《蝴蝶夫人》。今天是星期日，家裡除了我們以外就沒有別人了。我們的房東不是出去訪客，就是去履行他們的公民義務──投票了……一批騎自行車的人在街上飛馳而去，最前面的那人在唱《國際歌》──顯然他是工人競選糾察隊的隊員。兩個工人階級政黨和兩個工聯主義組織，雖然在政治上都已信譽掃地，但還是有著歷史慣性所形成的巨大力量。在那些拖著沉重包袱的老的“革命”組織不能作必要的重大改革的緊要關頭，包括政治進程在內的社會進程的有機性就立即暴露出來。馬［克斯］·伊斯特曼及其他人的理論認為，革命家就是（大概根據他們自己的藍圖）用手頭資料建立起嶄新社會型態的“工程師”，這種理論該是多麼的荒謬。而美國的這種機械論試圖詭稱自己比辯證唯物主義還進步！從廣義上說，社會進程是有機的進程，而不是機械的進程，這樣說更接近真理。美國人伊斯特曼連橋樑建築方面的見解也頗為幼稚。信仰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的革命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同醫生更為接近，特別是外科醫生，而不是工程師。如同醫生一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得靠生命過程的那種自主的節律……在法國目前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者似乎是一個“派別”：歷史的慣性，包括工人階級組織的慣性，對他是不利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必然是正確的，但可能會以兩種方式表現出來：要麼是群眾在為時還不太晚的情況下走馬克思主義策略的道路，要麼是無產階級隊伍被瓦解。當前這個時代只是在這兩者之中抉擇。 1926年的這個季節，我和娜塔莎在柏林時，魏瑪共和國的民主還處於全盛時期。德國共產黨的政策雖早已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如果可以說該黨政策曾在這種軌道上充分運行的話──但該黨本身依然還代表著一種給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五一”節那天，我們隱匿自己的姓名身分參加了亞歷山大廣場的遊行。那兒簡直是人和旗的海洋，人們在滿懷信心地演說。我感到要駕馭這浩瀚的人海，絕非易事…… 我回到莫斯科後第一個星期四舉行的政治局會議，給了我更令人灰心的印象。莫洛托夫當時主持著共產國際。此人並不笨，也有些個性，但能力有限，反應遲鈍，缺乏想像力。他不熟悉歐洲，看不懂外語。他了解自己的弱點，因此就越發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其他人則無條件地支持他。我記得魯祖塔克曾為了我翻譯的一篇《人道報》上的文章，同我發生過爭論，說譯文有“傾向性”，要予以改正。他從我這兒把報紙拿去，在字裡行間比畫著手指，一會兒找不到說的是哪一段了，一會兒又自己搞糊塗了，但還是像拿盾掩護自己一樣地用傲慢的神態來掩飾自己。其他人照樣還是支持他。他們建立了一種猶如神聖法律般的相互保證的制度（根據1924年秘密作出的一項專門決議，政治局委員保證相互之間絕不公開爭論，而在與我論戰時則應互相支持）。我站在這些人面前，猶如站在一堵沒有門窗的牆前一般。當然，這個問題還不是主要的。在個人的無知、狹隘、頑固和敵意的背後，人們幾乎只消用手指一摸就能感知特權階級在一切涉及自身利益問題上的那種很敏感、很穎悟、很有膽量的社會特徵。然而德國共產黨毫無保留地依靠著的，正是這個特權階級。這就造成了當時形勢下的歷史悲劇。1933年法西斯主義一上台，因謊言和欺詐而從內部瓦解的龐大的德國共產黨便化為烏有，收場了。這一點，莫洛托夫和魯祖塔克並沒有預見到，然而這本來是可以預見的…… 後來事態發展的整個過程證明，問題並不僅僅在於莫洛托夫個人的侷限性或缺乏遠見。官僚制度的本性沒有改變，其基本特徵已根深蒂固。共產國際執行的對法國革命的毀滅性政策，並不亞於對德國革命的政策。與此同時，歷史慣性還在起作用，那些騎著自行車高唱《國際歌》的青年人當然幾乎都是共產國際的信徒，雖然共產國際給他們帶來的只能是失敗和恥辱。概括地講，目前被推在一旁的“派別主義者”即馬克思主義少數派如不自覺地參與鬥爭，人們就不可能擺脫困境走上歷史大道。但這肯定是個參與有機過程的問題。人們必須懂得其規律，正如醫生正如醫生必須懂得“人體本能的恢復能力”一樣。 在兩星期專心致志地讀了幾本小說以後，我現在身體覺得不太舒服。馬塞爾·普雷沃寫的《克拉莉絲和她的女兒》，這本小說很講貞操，但那是一個老妓女的貞操。普雷沃像是個精神分析學家！他不只一次把自己稱為“心理學家”，還引證保羅·布爾格，並稱他是心臟問題的權威。回想起奧克塔夫·米爾博談論布爾格的話，我理所當然地會產生蔑視、甚至厭惡的感覺。這部文學作品實在是太膚淺、虛偽和腐朽了！ 一本俄國小說，帕烏斯托夫斯基寫的《柯爾希達》。作者顯然是一個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老水手，有天才，藝術上比所謂的“無產階級作家”強。他對大自然描寫得很出色，可以看出那是一個水手所特有的敏銳眼光。在刻劃（外高加索的）蘇維埃生活時，他不時地使人想起一個優秀的體育教練，可是肘關節被用帶子緊緊束縛著。但也有些振奮人心的勞動、獻身和熱情的畫面。看來也許很奇怪，他刻劃得最成功的角色是一個英國水手。這個水手由於在高加索一籌莫展，於是為蘇維埃事業幹了起來。 第三本小說，是雅歌夫·伊林寫的《偉大的裝配線》。這本小說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的完美的樣板，不過這還算不上是最壞的樣板。作者描寫的是一個拖拉機廠的“浪漫事蹟”──該廠是如何建立起來、如何經歷的。廠裡遇到許多技術問題和瑣碎小事，人們還在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相對而言，小說的文體寫得比較活躍，但還只能說是一種文學生手的文筆。在這本“無產階級”作品裡，無產階級被遠遠地拋在幕後；處於最突出地位的，卻是組織幹部、行政幹部、專家、經理以及──機械工具。上層同群眾之間的鴻溝自始至終貫穿在伏爾加河上這條美國式裝配線的整個英雄詩篇中。 作者對黨的路線是極虔誠的，他對領袖滿懷著公務式的崇敬。很難弄清楚那種感情的真誠程度或對反對派的仇視程度究竟如何。因為那都是被迫的，是義務的。小說中托洛斯基份子確實也佔有一定的（雖然是次要的）地位；但作者卻起勁地把《真理報》上那攻擊性社論的觀點拿來強加在托洛斯基份子身上。不過，雖然小說純粹出於好意，但讀起來常常使人覺得像是一篇對斯大林政權的諷刺作品。這巨大的工廠在還沒有竣工就運轉了起來；機器有了，可是沒有地方給工人住。工作沒有有機地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水，到處雜亂無章。再要作些準備工作，就得暫時把廠關閉。把廠關掉嗎？那斯大林會怎麼說呢？這還是向黨代會等等作過保證的呢。令人作嘔的拜占庭主義取代了有條不紊的考慮。其結果是造成了人力的極大浪費和拖拉機質量的低劣。作者引述斯大林在工業行政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放慢發展速度嗎？不可能。西方怎麼樣？”（1927年4月，斯大林曾爭辯說，工業化速度問題同處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毫無關係：“發展速度”是我們的“內部事務”。）因而要把上面指定的速度放慢是“不可能的”。但為什麼把發展速度定為25，-而不是40或75呢？規定的發展係數無論如何根本沒有達到，為接近這個係數而付出的代價便是質量低劣、工人喪命、機器磨損。人們從伊林的這本小說裡，通篇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雖然作者抱著公務式的虔誠態度…… 有些細小情節很叫人吃驚。奧爾忠尼啟澤（在小說裡）是用“你”來稱呼工人的，而工人則用“您”來稱呼他。整個對話的風格都是這樣，作者本人卻認為這是十分自然的事。 在描寫裝配線的情節中，最可憎的是工人缺乏政治權利，缺乏個性，特別是那些無產階級青年被告誡要唯命是從。有個青年工程師不接受過多的任務，黨委就提醒他最近有“托洛斯基主義”傾向，威脅說要開除他。青年黨員對青年一代中為何在任何領域都沒有突出貢獻的問題進行了辯論。辯論者聊以自慰的理由是相當慌亂的。其中有個人無意中說道，“這不會是因為我們受到壓制而造成的吧？”結果他被群起而攻之：我們不需要討論的自由，我們有黨的指引，有“斯大林的教導”。黨的指引──無需討論──這正是“斯大林教導”的內容，反之，斯大林的教導不過是經驗主義地概括了官僚們的經驗而已。正是由於在青年人的性格裡灌輸著奴性、拜占庭主義和虛假的“英明”，所以官僚們永遠正確的教條就窒息了青年。大概有些成熟的人正躲在某處工作。但在那些向青年一代灌輸官方色彩的人的身上，卻有著洗刷不掉的不成熟的特徵。 （第一本日記完）
[3]加香，法共領導人之一。──譯者注。
[5]霍爾蒂，前匈牙利海軍上將，反動政客。──譯者注。
[10]奧斯特里、斯塔威斯基，法國金融資本家。──譯者注。
[16]貝諾、斯代勒，是兩只德國式的狗，在巴比仲守護著托洛斯基的住宅。──譯者注。
[20]
“Ｆromagiste”（源自fromage─乾酪），是句法國俚語──相應的美國俚語是“領取工會會員證的騙子”──意思是說，有的信徒之所以支持一個政治機構，就是因為他從中領取了津貼。──英譯者注。
[23]
有趣的一筆：悉尼·韋伯曾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他能有幾周時間離開英國，僅僅是因為他不準備競選議員。他顯然是希望我問他“為什麼？”以便告訴我他即將晉升為貴族。我從他眼神裡看出他是要我問他，但我什麼也不問，免得使人尷尬。他晉升貴族的問題我甚至連想也沒想過。相反，我認為年事已高的韋伯已拋棄了積極的政治生活，因而我自然不想繼續談論這個話題。直到後來新內閣組成後，我才明白了所發生的事，原來，工業民主主義研究報告的作者正自豪地期待著被授予勛爵的頭銜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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