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革命开始了！
（1936年6月9日）
在这些日子里，收音机显得无比宝贵。即使是在遥远的挪威村庄[1]，都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脉动。说得更准确些，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各国的政府部长、工会书记和其他吓得要死的领袖，在思想上和口头上对这些脉动做出的反应。
“法国革命”似乎显得有点夸张。不，这毫不夸张。革命就是这样降临的。一般来说，革命不可能以其它方式降临。法国革命开始了。
当然，列昂·茹奥正跟在列昂·布鲁姆后头，反复向资产阶级保证：这只是一次纯经济性的运动，绝不会破坏法律。然而，在罢工期间，罢工工人正在占领工厂，控制了老板及其部下。但有人就是会对这种不幸的“细节”视而不见。总的来说，这些罢工都是……“行业罢工，而不是政治性罢工”，领袖先生们连声说道。但在这些“非政治性”罢工的影响下，全国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政府决定果断行动，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它还根本没想到自己能这样果断。毕竟布鲁姆说过，真正的力量在于耐心！资本家出乎意料地顺从。整个反革命势力都躲在布鲁姆和茹奥背后，静待时机。区区“行业”罢工，就能产生这般神奇的效果，如果罢工是政治性的，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这些领袖没有说实话。行业工会只吸收单独一个行业的工人参加，使他们同其它行业的工人互相隔离。工联主义与反动的工团主义竭力把工人阶级运动局限在行业范围内。其实，工会官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所有专政中最糟糕的一种！），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茹奥—拉卡蒙团伙又对资产阶级国家有着奴性的依赖。目前的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突破了工会、行业与地区的界限，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与意志。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它从一家工厂烧向另一家，从一个行业烧向另一个，从一处地方烧向另一处。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似乎都接到了集合的命令，并发出了响应的信号。首先行动的是金属工人——他们是先头部队。但是，这个运动的力量在于：在先头部队身后，还有强大的阶级预备队，它囊括了最为落后的行业，平时就连议员和工会干部都彻底忘记了它们，但现在它们成了后卫部队。《民众报》公开承认：巴黎一些收入特别低的群体也踊跃参加运动，令它“无比惊讶”，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在这些最受压迫的阶层里，蕴含着无穷的热情、无私与勇气。他们的觉醒，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群众运动的高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走到他们中间去！
罢工运动冲破了行业与地区的限制，它不仅吓坏了资产阶级社会，也把工人在议会和工会中的代表给吓坏了，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反应是闭目塞听。传说路易十六曾问一个廷臣：“怎么回事？又有人造反了？”那个廷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2]。”现在轮到资产阶级发问了：“又有人造反了？”它的廷臣答道：“不，只是行业罢工。”布鲁姆和茹奥一面安慰资本家，一面自我安慰。可是光说空话是根本不顶用的。当然，等到本文付印的时候，第一波浪潮已经退去了。从表面来看，生活又恢复了原状。但这并不会改变什么。这不是行业罢工。不是普通的罢工。这是一次进攻。这是被压迫者为了同压迫者斗争，而公开进行集结。这是革命的经典开局。
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即使是最落后的无产者，他的心中都能生动地感受到工人阶级过去的全部经验、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历经苦难、奋力斗争与蒙受失败的历史，并促使他加入共同的队伍。整个阶级都动了起来。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众，是语言所无法阻止的。这个斗争的结果，不是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最惨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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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把这次罢工称作“革命的实弹演习”。这句话要比布鲁姆和茹奥的话严肃无数倍。不过《时报》的这个判断仍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夸大。要搞演习，首先要有司令部、总参谋部和作战计划。但在这次罢工中并没有这些东西。所有工人组织的领导核心，包括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在内，全都对这次罢工毫无准备。他们最担心的是不要让这次罢工毁了他们的计划。马塞尔·加香通过广播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大家——我们和其他人——都要面对罢工的事实。”换句话说，这次罢工是我们共同的不幸。这位糟糕的参议员通过这些话向资本家建议：赶快做出让步，以免形势继续恶化。议员和工会书记都在同罢工保持距离，尽量调整自己，以便尽快熄灭罢工，他们置身于罢工之外，身子悬在半空中。先着地的会是自己的脑袋还是双脚，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觉醒了的群众仍然缺少一个革命的参谋部。
统治阶级却有一个真正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并不等于布鲁姆政府，尽管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政府。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正在玩一个危险的大游戏，但它玩得很狡猾。目前它玩的游戏叫“败者为王”：“布鲁姆、茹奥和达拉迪耶一致同意的那些要求，虽然非常讨厌，但我们今天还是先答应下来。要知道在‘原则上同意’和‘具体实现’之间可隔着老远的距离呢。议会、参议院、最高法院——都可以用来做手脚。等到刁民们不耐烦了，企图施加更大压力的时候，达拉迪耶就会跟布鲁姆解除盟约。多列斯会企图逃向左边。布鲁姆和茹奥会在刁民面前变成孤家寡人。到时候，以前做出的让步，统统都得给我连本带利收回来。”这就是反革命势力、著名的“二百豪门”和他们雇佣的战略家的真正的参谋部的如意算盘。他们正在按照计划行动。如果以为他们的计划是毫无根据的，那就太轻率了。不，有了布鲁姆、茹奥和加香的帮助，反革命就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次罢工浪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真正的革命性，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这个事实：它虽然是临时自发的，却具有如此宏大的规模、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影响。这些性质保证了这次运动具有耐力与坚韧性，并使这个运动能够一浪高过一浪。没有这些性质，它就不可能胜利。但要赢得胜利，仅靠这些还是不够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参谋部和作战计划，来对付“二百豪门”的参谋部和作战计划。现在虽然还没有这样的参谋部和作战计划。但它们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将群众的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所需的条件和要素都已随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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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是由于对人民阵线政府怀有“希望”而产生的。这句话顶多说对了四分之一。如果问题真的只在于希望的话，那么工人就不用冒险斗争了。罢工首先表达出了工人的不信任或半信半疑的情绪，就算工人并不是不相信这个政府的好意，他们也会怀疑这个政府究竟是否具有克服各种困难、处理好自己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无产阶级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帮助”这个政府。当然，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群众只是出于对布鲁姆的善意“希望”，才采取行动的话，那将是极大的歪曲。旧的领袖仍在束缚着群众，他们想尽快把群众赶回去，让群众安于旧的奴隶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群众齐心协力起来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法国无产阶级早就已经成熟了。遍地开花的罢工，把最善于思考、最英勇无畏的工人推到了前头。他们将是开端。他们的行动仍很小心，他们感到脚下有坚实的基础。先头部队正在谨慎前进，以免冲得过快、陷入孤立。他们向最后面的部队发出的呼唤，得到了一声又一声的回应，使他们更加勇敢。阶级用“点名”的方法，来测试自我动员的效果。无产阶级自己最需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每赢得一点实际成果，无论它有多么不牢靠，都会空前地鼓舞群众的自信，尤其是最落后、最受压迫的那些阶层。
各个产业、各个工厂都涌现出了一批领导人，他们是第一波浪潮最重要的收获。建立局部的、地方性的参谋部所需的要素都已齐备。群众了解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他们建立联系。这样一来，群众的首次自我动员就能大致定下型来，并能给革命的领导层提供一部分初步人选。这次罢工激活了整个庞大的阶级有机体，使它获得了复苏和再生。旧的组织外壳还没有被丢弃。相反，它还牢牢地长在工人阶级身上。但在旧的外壳下面，新的皮肤已经明显可见。
事态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大大加快，但我们现在不会断言它会有多快。在这方面仍然只能进行推测和估计。在第二波浪潮到来后，它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肯定会使人们得出比现在更为乐观的具体预测。不过有一件事是预先就可以明确预测到的，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波浪潮还具有和平的、几乎是善意的、春天一般的性质，而第二波浪潮将不会具有这些性质。当群众对人民阵线的政策和自己最初的冒险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幻灭后，第二波浪潮就会产生，所以，它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无情。政府和议会多数派都将发生分化。反革命势力将会立即变得更自信、更大胆。群众会抛弃可以轻易获胜的幻想。眼看就要到手的成果，似乎又要失去；敌人的反抗越来越坚决，而正式的领导层又陷入了混乱，变得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将会感到迫切需要一个纲领、一个组织、一个作战计划和一个参谋部。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和先进工人做好准备。在革命的氛围中，群众会迅速得到再教育，能够迅速选拔和锻炼出一支干部队伍。
革命的总参谋部不能通过上层的合并而创造出来。就算在法国已经有了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也不能把这个党等同于战斗组织，因为这个运动将比党更加广泛。也不能把工会等同于这个组织，因为工会只吸收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参加，而且工会的领袖都是反动官僚。新的组织必须符合运动本身的性质。它必须反映正在斗争的群众的要求。它必须表达群众不断增长的意愿。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直接代表革命阶级。对此不必发明新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先例。各个产业和工厂应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代表们要召开会议，一起制定斗争的计划，并领导斗争。就连这种组织的名字也不用重新发明，它就叫工人代表苏维埃。
大部分革命工人现在在追随共产党。以前他们曾多次高喊“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他们中大多数人无疑是真诚而认真地接受这个口号的。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眼看就要达到高潮。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就等于背叛。结果不是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就是最惨重的失败。我们必须为胜利做好准备。“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吗？”同意。但现在该把语言转变为行动了。
[1] 1935年6月，托洛茨基同志被迫离开法国，前往挪威避难。6月18日，他抵达挪威。6月末他住进了挪威工党党员、出版商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 Knudsen）的家里，他的家位于奥斯陆以北的一个叫维克斯哈尔（Vexhall）的村庄。托洛茨基在那里一直住到1936年9月初。——中译者注
[2] 据说，巴黎起义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后，当晚德·拉·罗什福科尔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1747—1827）叫醒了正在睡觉的路易十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路易十六便问公爵：“这是怎么回事？又有人造反了？”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路易十六听后不以为然，继续睡觉去了。——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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