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往何处去？
（1934年11月9日）
我们希望本文能让先进工人理解法国在未来几年的走向。对我们来说，法国既不是证券交易所，不是银行，不是托拉斯，不是政府，不是政权机关，也不是教会——这些都是法兰西的压迫者——法国就是工人阶级与被剥削的农民。
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
战后，革命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西班牙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只有俄国无产阶级才完全掌握了政权，剥夺了剥夺者，并学会了如何建立与维持工人国家。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获得了胜利，却由于自己的领导层的错误，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结果，政权从他们手里溜走了，从左派手中换到右派手中，最后落到了法西斯主义手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军事独裁。无论在哪里，议会都做不到调和阶级矛盾、保证事态的发展和平地进行。解决冲突的是手里的武器。
长期以来，法国人民都以为不管法西斯主义再怎么折腾，也是不成气候的。他们有共和制，在这个制度下，享有主权的人民通过普选，对一切问题进行商讨。但就在1934年2月6日，几千名法西斯分子和保王派分子，拿着手枪、棍棒和匕首走上街头，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反动政府，把长期包庇法西斯团伙、任其发展壮大和建立武装的杜梅格[1]捧上了台。到了明天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法国今天仍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一样，仍有议会、选举、民主权利存在，或者说它们的残留物依然存在。但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阶级斗争都在激化，就像阶级斗争曾在意大利和德国激化一样。
还在用“法国又不是德国”这种话来自我安慰的人，是无药可救的。资本主义衰朽的法则，在所有国家里都一样有效。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社会就没有出路。它注定会危机重重，穷上加穷，惨上加惨。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衰老与瓦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但这个过程的基础特征，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正在拉着整个社会走向彻底破产。它既不能保证人民有面包吃，也不能保证人民有和平可享。所以它才无法继续容忍民主秩序。它不得不动用武力来打垮工人。但是，光靠警察，是无法平息工农的不满的。而且，动用军队来镇压人民，往往也是行不通的。它以军队的瓦解开始，以大量士兵转到人民一边告终。所以，金融资本不得不建立专门的武装团伙，像训练专门用于打猎的狗一样，训练他们对付工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当资本家发现民主机制已经不能帮自己进行管理和统治的时候，用它来打垮工人阶级、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扼杀一切政治自由。
法西斯分子的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彻底挤垮的小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秩序中毫无出路，但它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可走。法西斯分子把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愤怒和绝望从大资本身上转移到了工人身上。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任凭自己沦为自己的死敌的打手的行为。大资本就这样摧毁了中间阶级，然后又雇佣法西斯煽动家，挑唆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去对付工人。只有用这般阴险毒辣的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得以保全。但能保住多久呢？只能撑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前。
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开端
在法国，从民主堕入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刚刚进入第一阶段。议会依然存在，但它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权力，以后也不可能恢复。议会里的多数党被2月6日吓得半死，叫来了大救星和裁决者杜梅格，把他推上台。他的政府凌驾于议会之上。这个政府能上台，并不是靠“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而是由官僚机构，由军队和警察直接推上去的。所以杜梅格才会禁止公务员或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政治权利。他需要一个顺从的、守纪律的官僚机构，这样他才能立于这台机器的顶点，而不用担心掉下去。议会多数党对法西斯分子和“共同阵线”（common front）怕得要死，不得不向杜梅格屈膝投降。
目前，关于即将进行的“改宪”，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比如修改关于解散众议院[2]的权利的条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只具有一个法律上的意义。在政治意义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用去凡尔赛，改宪就已经完成了[3]。武装的法西斯团伙登上了政治舞台，使金融资本凌驾于议会之上。这就是现在的法国宪法的本质所在。其它的无非都是幻想、玩弄词藻或故意欺骗。
杜梅格目前扮演的角色（跟可能接过他的位子的塔尔迪厄[4]之流一样）并不新鲜。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曾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过类似的角色。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本质：它立足于彼此相争的两大阵营之上，在官僚—军事独裁的帮助下，“拯救国家”。拿破仑一世代表着资产阶级仍处于奋发向上的青年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当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秃顶的时候，发展出了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而在杜梅格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衰朽时期的年老体衰的波拿巴主义。
杜梅格政府代表着从议会政治转向波拿巴主义的第一步。为了保持平衡，杜梅格把法西斯分子放在右手边，把那些推他上台的党派放在左手边。要他下令解散——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爱国青年团”[5]、“火十字团”[6]和“国王的卡美洛”[7]，等于砍掉他的根基。
当然，政局还是有可能发生暂时的变动。所以，法西斯分子若是过早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政府的高层略向“左边”摆动。杜梅格可能会暂时让位，不是让给塔尔迪厄，而是埃里奥[8]。但是，首先谁也不敢肯定，法西斯分子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企图发动政变。其次，政府高层略微倒向左边，并不会改变整个过程的整体走向。它只能把决战的时刻推迟一些。
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和平民主去了。事态正在不可避免、不可阻挡地走向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的冲突。
波拿巴主义会坚持多久？
目前的过渡性的波拿巴主义体制，能坚持多久？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还有多长时间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这个问题，自然不可能得到一个精确的回答。但有一些因素是可以确定的，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可以估算出这整个过程发展的速度。而这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激进党的近期命运。
我们前面讲过，目前的波拿巴主义体制的出现，与两大极端的政治阵营开始进行内战有关。它的主要物质支持，来自警察和军队。但它也从左派——激进社会党——那里得到了政治支持。而这个党的群众基础是城乡小资产阶级。这个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城乡大资产阶级的“民主”代理人，他们有时会给人民一丁点改良，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会给人民一些民主的词藻；他们天天都在（用嘴皮子）同反动派和教权派斗争，保卫自己的党；但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执行的是大资本的政策。
激进社会党害怕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更怕无产阶级的威胁，它不得不投靠波拿巴主义阵营。就像被骑手骑着的骆驼一样，激进党四肢跪地，让资本主义反动派骑到自己背上。没有激进党的政治支持，杜梅格政府现在是不可能撑下去的。
如果把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演变，同德国对比一下的话，杜梅格政府及其可能的继任者，就相当于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之间的布吕宁[9]、巴本[10]和施莱赫尔[11]三届政府。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同之处，可能会极具政治意义。德国的波拿巴主义，是在各民主政党已经垮台、纳粹党又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时候粉墨登场的。德国这三个波拿巴主义政府，自身的根基都十分薄弱，只能在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深渊上走钢丝。这三个政府都是很快就倒台了。无产阶级阵营陷入了分裂，对这场斗争没有做好准备，并遭到了自己的领袖的愚弄和出卖，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所以纳粹党几乎是不战而胜的。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至今仍然算不上一支群众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从激进党那里得到了支持，尽管激进党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它，而且这种支持本身也并不牢固，但它的支持毕竟还是具有群众性的。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联系。从自身的社会性质来说，激进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征服了小资产阶级之后，才能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要想在法国取得进展，首先就得搞垮激进党。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虽然还处于初步阶段。
激进党的角色
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利用上一次地区选举的结果来帮助分析。两个极端——反动政党与工人政党——得票都增加了，而中间的激进党的得票减少了。但是这一增一减暂时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这事关议会选举的问题，那么这些现象无疑值得更慎重地考虑。对于我们来说，这选票的一增一减，本身的意义并不大，但它是一个征兆，反映了群众的意识的变化。
这些征兆表明，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派政党，已经开始被两大极端阵营代替了。也就是说，议会体制的残余部分，正在被加速蚕食。两大极端阵营都正在发展壮大。它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逼近。不难理解，这个过程是绝对无法逃避的。
激进党的角色，是帮助大资产阶级，给小资产阶级保存一丝希望，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处境能够逐步地、和平地得到改善。只有当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势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大规模的破产尚未发生、小资产阶级对未来的希望尚未破灭的时候，激进党才能演好这个角色。当然，激进党的纲领总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他们从来没有代表劳动者进行过一项认真的社会改良，他们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控制着权力的一切真正的机关——银行、证券交易所、媒体、政府高官、重要外交官和总参谋部——的大资产阶级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激进党有时候会施舍一些小恩小惠，主要是在省一级范围内，然后又借此大肆宣传，让人民群众继续保持着幻想。它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直到撞上了最近这次危机。现在就连最落后的农民都已经看明白了，这次危机并不是战前常见的那种普通的、持续时间不长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危机。他们要求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农民说不上来。没有人去把该说的话告诉他们。
资本主义使人民群众陷入穷困，瘫痪了生产手段，使它被同一个资本主义所毁灭。因此，整个制度已经开始衰退、解体、腐烂。资本主义不但不能带给劳动者半点新的社会改良，就连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都做不到了。整个欧洲都已经进入了消除经济改良与政治改良的时代。掠夺与窒息群众的政策，并不是出自反动派的任性妄为，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没有被空话愚弄，就一定会弄懂这个基本事实。
所以，整个欧洲的改良主义民主政党，才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力量，并逐渐瓦解。法国激进党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傻瓜才会以为，在最糟糕的反动面前，达拉迪耶[12]的投降或埃里奥的背叛，是出于偶然的、一时的原因，或是由于这两个可悲的领袖缺乏个性。根本不是这样！凡是重大的政治现象，总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民主政党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瓦解。大资产阶级对激进党说：“现在没空开玩笑了，你再跟社会党调情，再向人民承诺什么金山银山，我就要把法西斯分子放出来。2月6日只是第一次警告，给我放聪明点！”然后激进党这头骆驼就立刻四肢跪地。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会做。
但这样救不了激进党。在人民看来，它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动派拴在了一起，这必然会加快它的末日的到来。在地区选举中，激进党获得的选票减少了，它提名的候选人的当选人数也减少了，这仅仅是个开始。激进党瓦解的过程，将会越来越快。全部问题在于：激进党的瓦解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那么它的瓦解对谁有利呢？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法西斯主义？
在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动中间，哪一个能大胆而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向中间阶级伸出手，给中间阶级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纲领呢？最重要的是，它们中哪一个能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自己能够扫清一切障碍，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从而赢得中间阶级的信任呢？
这个问题，决定了法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不仅仅是法国，更是全欧洲。不仅仅是欧洲，更是全世界。
“中间阶级”，激进党与法西斯主义
纳粹党在德国获胜后，法国的各种“左派”政党与团体一再谈论：必须稳住“中间阶级”，不让他们倒向法西斯主义。为此，社会党内以雷诺德尔[13]为首的一派，脱离了社会党，向激进党靠拢。但是当思想还停留在1848年的雷诺德尔向埃里奥伸出双手时，埃里奥却已经把一只手伸向了塔尔迪厄，另一只手伸向了路易·马朗[14]。
不过，这绝不是说工人阶级应该抛弃小资产阶级，任其听天由命。哦，不，当然不是！要接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这是赢得反法西斯斗争乃至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必要前提。只是这个问题必须以正确的形式来提出，为此，必须清楚地理解“中间阶级”的性质。一味地重复概括性的公式，却不去分析它的社会内容，在政治中，特别是在关键时期，这种做法是最最危险的。
当代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一国的政治形势，归根结底是由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社会的基础阶级是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只有这两个阶级，才拥有自己的明确的、连贯的、独立的政策。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它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与它在社会成分上的不均匀性。它的上层与大资产阶级有着直接联系。它的下层又与无产阶级相互重合，甚至还会跌落为游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没有自己的政策，这与它的经济状况是相符的。它总是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摇来摆去。它的上层倾向右翼；它的受压迫与受剥削的下层，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急剧左转的。激进党的政策总是混乱的，到头来总是会破产的；为了安抚下层群众，它要与社会党组成联合内阁，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它又要与资本主义反动派组成民族联合内阁，它总是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定；这都是由“中间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所决定的。当大资产阶级自己也已经陷入绝境，不允许激进党再犹豫下去的时候，激进党的最终瓦解也就开始了。
小资产阶级，城乡中的破产群众开始不耐烦了。对于它自己的上层阶层，它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它开始相信，自己的政治领导层背叛了自己，已经破产了。贫农、手工艺人、小商贩开始相信，在他们与市长、律师之间，在他们与埃里奥、达拉迪耶、肖彤[15]之流政治贩子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都是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幻灭、急躁与绝望。法西斯煽动家污蔑和咒骂议会民主，说它藏污纳垢，里面尽是野心家和贪污犯，却什么也没有给劳动人民。这些煽动家向银行家、大商人和资本家挥舞起了拳头。他们的话语和姿态正好迎合了陷入绝路的小有产者的情绪。法西斯分子表现出了勇气，他们走上街头，攻击警察，并企图用武力驱散议会。这让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钦佩不已。他对自己说：“激进党全都是卖身投靠银行家的骗子；社会党总是保证要消灭剥削，却从来不干实事，共产党根本什么都不懂——今天先干好今天的事，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先看看法西斯分子能不能拯救我们吧。”
“中间阶级”一定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吗？
雷诺德尔、弗洛萨尔[16]等人以为小资产阶级特别依赖民主，所以必须紧紧拉住激进党的燕尾服的尾巴。何其荒谬的蠢话！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小资产阶级关心的不是果壳，而是果肉。它要拯救自己，使自己免遭穷困与破产。如果民主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那就去他的民主吧！每个小资产者都是这么思考或这么认为的。
在市镇、地区和议会里，下层小资产阶级向本阶级的“有教养的”上层发起的反抗不断增加，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主要源泉。此外还可以加上被危机打得粉身碎骨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律师、议员和当上了部长的暴发户们的怨恨。这也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造反。
这是不是说，小资产阶级一定、必然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呢？不，这种结论是可耻的宿命论。
一定、必然会发生的，是激进党的毁灭，与所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激进党挂钩的政治团体的毁灭。
在资本主义衰朽的情况下，追求民主改良与“和平”进步的政党，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无论法国走上什么道路，激进党在背叛了小资产阶级后，就会被小资产阶级抛弃和唾骂，最终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随着我们的预测一一被事实证明，每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会被我们说服。激进党将在新的选举中失败。从底层的群众到上层的野心家，一批又一批的党员会离开它。脱党、分裂与背叛将会层出不穷。任何权谋、任何结盟都救不了激进党。它会拖着雷诺德尔—戴亚[17]的“党”一起坠入深渊。资产阶级社会再也不能在所谓的民主方法帮助下克服自己的困难了，这个事实决定了激进党的末日是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的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完全不是说，追随激进党的群众必然会寄希望于法西斯主义。中间阶级青年当中，士气最低沉、社会地位跌落得最厉害、而又最贪婪的那部分人，确实已经选定了这条路。他们是法西斯团伙的人力储备，构成了法西斯团伙的主要部分。但城乡的底层群众还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么重大的抉择面前，他们犹豫了。正是因为他们还在犹豫，所以，尽管他们已经对激进党失去了信任，却还是会投激进党的票。但是，他们的犹豫不决，却不会持续几年，最多会持续几个月。
下一阶段的政治发展，将以狂热的速度进行。小资产阶级只有在确信还有另外的出路的情况下，才会拒绝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另一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小资产阶级真的害怕革命吗？
自以为洞悉人性的议会痴迷症患者总是说：“不要拿革命来吓唬中间阶级，他们不喜欢走极端。”一般来说，这种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只要生意还算顺利，只要小有产者还相信明天会更好，他就会喜欢秩序。
但当他陷入绝望时，他就很容易被激怒，并且随时可以动用最极端的手段。要不是这样，他又怎么会推翻意大利和德国的民主政权，并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呢？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了对抗大资本的力量，并相信法西斯主义跟只会耍嘴皮子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一样，他们会用武力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理解这一点：不能放弃使用武力。
谁要是断言，现在的小资产阶级害怕“极端手段”，所以不会走向工人阶级政党，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也就是它的广大群众，只看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议会机关。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的能力，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做好了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的准备。
要是工人阶级政党能做到这些的话，抛弃激进党，改为支持它在议会中的左边的伙伴，是否值得呢？濒临破产、穷困潦倒而牢骚满腹的有产者就是这样想的。不了解农民、手工艺人、职员、小公务员等人的这种心理——由社会危机而产生的心理，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依附性的，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所以它无法得出独立的政策。它需要一个“领袖”来鼓舞它，才会有自信。这个领袖，或是领导集体——比如说，一个名人，或是一个党——可以由两大基本阶级之一提供给它——不是大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把这些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并把他们武装起来。用这些卑微的人组建了战斗队。这就使小资产阶级产生了一种幻想，好像他们自己就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开始想象自己真的能对这个国家发号施令。这种幻想和希望能令小资产阶级忘乎所以，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小资产阶级也能在无产阶级中间找到自己的领袖。俄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示范，还有西班牙也部分做出了这样的示范。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小资产阶级也曾被引向这个方向，但当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没有成长到与自己的历史任务相符的水平。
为了把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无产阶级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为此，无产阶级首先要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必须做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准备。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党的锻炼下，做好了进行关键的、无情的斗争的准备，然后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打算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纲领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我们只对大资本及其走狗使用暴力，但对于辛勤劳动的你们，我们希望能以一个具体的纲领为基础，同你们结盟。”农民会听懂这种话的。但首先得让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夺取政权。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清除一切关于统一战线的暧昧不清、优柔寡断和空话大话。必须理解形势，并认真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激进党结盟就等于结成反中间阶级的联盟
雷诺德尔、弗洛萨尔等人真的认为，同激进党结盟就是跟“中间阶级”结盟，这样就能形成一道抵挡法西斯主义的防线。他们眼里只能看见议会的影子。他们看不到群众的真实演变，只会追逐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激进党”，同时，激进党也背弃了他们。他们以为，在发生重大社会危机的时代，阶级之间的联盟，是可以用由一些支离破碎、时日无多的议会小集团拼凑起来的联盟来代替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并不是一个议会统计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动力学的问题。
必须在斗争中建立和巩固这个联盟。当前政局的全部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正在开始挣脱议会纪律的束缚，并开始摆脱保守的“激进”派的监护——他们总是在愚弄人民，现在更是彻底背叛了人民。在这种形势下，同激进党结盟，就等于要遭受人民的唾骂，并把小资产阶级推进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让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成唯一的救星。
工人阶级政党绝不能浪费半点力气去拯救这个已经破产的政党。相反，它必须全力推动群众脱离激进党的影响。它越是热诚、大胆地执行这个任务，它就能更快、更确实地促成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盟。做事应该抓住重点，而不是细枝末节。历史的进程是很快的。落后于历史的人是可悲的！
当弗洛萨尔否认社会党有权揭露和削弱激进党、有权加快激进党的瓦解时，他的面貌就不是社会党，而是保守的激进党了。只有相信自己的纲领、并且力争把所有人拉到自己的旗帜下的政党，才有历史上的生存权。否则它就不是政党，只是一个议会集团，一个野心家的帮派。帮助劳苦大众摆脱资产阶级的致命的影响，这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利，更是它的基本义务。这个历史任务在目前显得特别紧迫，因为激进党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拼命为反动派打掩护，麻痹和愚弄人民，以此来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那激进党左派呢？他们向埃里奥投降了，就像埃里奥向塔尔迪厄投降一样。
弗洛萨尔可能会把社会党与激进党的联盟，给弄成一个“左派”政府，也许这个“左派”政府会解散法西斯组织，拯救共和国。这是对民主的幻想和对警察的犬儒态度的混合物，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混合物更荒谬的了。当我们说必须建立工人民兵——我们下面还要仔细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弗洛萨尔和他的跟班们就要反对了：“我们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思想手段来同法西斯主义斗争。”当我们说只有大胆发动群众才能挖掉法西斯主义的根——这也是同激进党斗争的唯一一种可行手段——的时候，还是这些先生回答我们：“不，只有达拉迪耶—弗洛萨尔的警察政府才能拯救我们。”
何等可悲的蠢话！激进党曾掌握着政权，如果他们是自愿把政权让给杜梅格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弗洛萨尔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们害怕用保王党的匕首威胁过他们的大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正在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进军的无产阶级。最可悲的是，弗洛萨尔被激进党的恐慌给传染了，居然建议达拉迪耶投降。
想象一下——这个假设显然不太可能成真——激进党要是同意抛弃杜梅格，同弗洛萨尔结盟，就会有三倍的法西斯分子涌上街头，这次他们会得到警方的直接合作，于是激进党和弗洛萨尔就会立刻钻到桌子底下，或是躲进各部官邸的洗手间里。
不过，让我们想象得更大胆一些吧：达拉迪耶—弗洛萨尔的警察“解除了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那谁来解除警察的武装呢？是谁用左手没收了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又用右手把这些武器还给法西斯分子的呢？用警察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的闹剧，只会提高法西斯分子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士的威望。只有在打击法西斯团伙的同时，在政治上将他们孤立，这样的打击才能奏效。
同时，这个假想中的达拉迪耶—弗洛萨尔政府依然不能让工人或小资产阶级群众获得半点好处，因为它不能够向私有制的根基发动进攻，然而，不没收银行、大型商贸企业、基础工业和运输业、不对外贸进行垄断、不采取一系列其它的重大措施，就不可能帮助农民、手工艺人和小商贩。达拉迪耶—弗洛萨尔政府的无为、无能、谎言将会引发小资产阶级的暴动狂潮，并逼得小资产阶级坚定地倒向法西斯主义，只要……只要这个政府真的有可能成立。然而还是得承认，弗洛萨尔并不孤单。10月24日，温和的齐隆斯基[18]在《人民报》[19]上发表文章，反对弗洛萨尔重建左翼联合政府的企图，就在同一天，加香[20]在《人道报》[21]上发表讲话，维护了同激进社会党结盟的观点。加香向激进党宣称要“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一事，表示热烈祝贺。
激进党确实宣称自己要解除任何人的武装——工人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在波拿巴主义政权手里，这种措施，主要就是用来对付工人的。法西斯分子被“解除武装”之后，第二天早上肯定会得到双倍的武器，这里面不可能没有警察的帮助。但是，干嘛要想得这么阴暗，惹得大家都不高兴呢？毕竟大家都需要点希望嘛。于是加香就这样走上了维尔斯[22]和奥托·鲍威尔[23]的老路，他们以前也曾经乞求布吕宁和多尔弗斯[24]出动警察，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以为这样就能得救呢。
在进行这个180度大转变的时候，加香把激进党当成了中间阶级。他得通过激进党这副棱镜，才能看见受压迫的农民。与自己为自己工作的小有产者结盟，在他眼里，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同议会里的野心家加盟，而这些野心家已经开始失去这些小有产者的信任了。
加香不但没有助长和鼓舞刚开始萌芽的农民与手工艺人对“民主”的剥削者的反抗，没有把这种反抗引上同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反而准备用“共同阵线”的威信去支持已经破产的激进党，这样一来，就会把受剥削程度最深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给逼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理论上的草率与粗糙，总是会给革命的政治活动造成严重的后果。斯大林派没有把“反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当成具体的概念，而是当成两个大口袋，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塞进去。他们把杜梅格当成法西斯分子，就像达拉迪耶被他们当成法西斯分子一样。就事实而言，杜梅格是为资本家操作和利用小资产阶级法西斯派的人，就像埃里奥是操作和利用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人一样。目前，这两种体系在波拿巴主义体制下联合起来了。而按照杜梅格自己的说法，他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更喜欢由大资本主宰的军队—警察专政，而不是前途难料的内战。由于害怕法西斯主义，更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者”达拉迪耶便同杜梅格合作。但是，没有法西斯团伙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杜梅格政权。因此，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的分析，就会看出来：同激进党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是毫无用处的！
至于激进党，它自己将会在行动中，不遗余力地暴露出弗洛萨尔和加香的政治白日梦是何等的不切实际、何等的反动。
工人民兵及其反对者
要进行斗争，就必须保存和加强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各种组织、报刊、会议，等等。法西斯主义直接和间接地威胁到了所有这些东西。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尚不足以直接夺取政权，但却足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一点一点地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这种攻击中锻炼自己的队伍，并在工人队伍当中散布沮丧的情绪，让工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自信。
一些人认为“武力斗争”是不应该的或没有效果的，并要求杜梅格解除他自己的法西斯卫队的武装,这些人无意中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裹着糖衣的毒药或虚假的希望更有害了。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工人组织表现出的“软弱的和平主义”更能助长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见风使舵、消极无为和缺乏斗志更能破坏中间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信心。
《人民报》，特别是《人道报》每天都写道：“统一战线是抵御法西斯主义的防线”；“统一战线绝不允许……”；“法西斯分子不敢……”，等等。这些全是废话。必须直率地告诉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要被这些废话给骗了！这都是肤浅而又不负责任的记者和演说家编出来的！这是事关我们脑袋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早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还在反对统一战线时，我们就已经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了。统一战线会带来更多的机遇，但也仅此而已。它本身不能决定任何事情。只有群众的斗争才是关键。当《人民报》编辑部遭到法西斯团伙袭击时，共产党的队伍赶去帮助社会党的队伍，或者反过来，当《人道报》编辑部遭到法西斯团伙袭击时，社会党的队伍赶去帮助共产党的队伍，在这种时候，统一战线的价值就会显示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建、教育、训练和武装无产阶级的战斗队。要是没有工人民兵之类的自卫组织，《人民报》和《人道报》照样可以大谈统一战线的无限威力，爱写多少篇就写多少篇，但是，当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起第一次准备充分的进攻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在两个工人阶级政党里，有不少人反对工人民兵，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小，我们建议，应该对这些人的“主张”和“理论”进行一番批评性的研究。
经常有人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民兵，而是群众自卫”。可是，如果没有战斗组织，没有专门的干部，没有武器，哪里还谈得上“群众自卫”？把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丢给缺乏组织、毫无准备的群众，这简直连彭蒂乌斯·皮拉图斯[25]都不如了。否认民兵的作用，就是否认先锋队的作用。否认了先锋队的作用，那还要党干什么？没有群众的支持，民兵就一事无成。但是，缺乏有组织的战斗队，则最英勇的群众也会一点一点地被法西斯团伙碾碎。把民兵与自卫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民兵就是自卫的机关。
有些还算诚实严肃的反对者说：“号召组建民兵，就是进行挑衅。”这不是主张，而是侮辱。如果说保卫工人组织的必要性，是由整个形势决定的，那又怎么能不号召建立民兵呢？也许他们的意思是说组建民兵就会“挑起”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和政府的镇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主张就是绝对反动的。自由派总是对工人说，是工人的阶级斗争“挑起”了反动。
改良主义派总是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也总是以此为借口指责布尔什维克。归根结底，这些指责的核心思想就是：只要被压迫者不反抗，压迫者就不必打他们。这是托尔斯泰与甘地的哲学，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哲学。《人道报》[26]以后要是想发展出一套“不以暴力抗恶”的教义，那它应该取下镰刀和锤子——十月革命的象征，改用那头给甘地供奶的温顺山羊做标志。
“但是只有出现了革命形势，才是武装工人的好时机，可现在并没有这种形势。”这个意味深长的论点的意思就是：在形势变得革命之前，工人就应该乖乖受死。昨天还在鼓吹“第三时期”[27]的那些人，对正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自我武装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和平的”、“普通的”、“民主的”形势已经被剧烈的、关键的、动荡的形势取代，这种形势可以转变为革命形势，也能转变为反革命形势。
形势会向哪边变化，首先取决于先进工人是让敌人毫发无损地进攻自己，并让自己一点一点地被打败；还是唤起被压迫者的勇气，把他们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每遭到一次攻击，就发起两次反击。革命形势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积极参与，才会形成革命形势。
法国的斯大林派现在提出，民兵并不能保护德国无产阶级免遭失败。昨天他们还在彻底否认在德国遭到了失败，并断言德国斯大林派的政策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今天他们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德国的工人民兵（红色阵线[28]）。他们就这样从一个错误掉到了另一个错误上，这两种错误的方向虽然截然相反，荒谬程度却不相上下。民兵本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然而，德国斯大林派的政策（“社会法西斯主义才是主要敌人”；分裂工会；同民族主义勾勾搭搭；盲动主义）却导致无产阶级先锋遭到了致命的孤立，并导致了它的覆灭。战略上已经错误百出，民兵也无力回天。
组建民兵会导致冒险，会激怒敌人，是用武力斗争来代替政治斗争，这些统统都是胡说八道。这些话的实质，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怯懦。
其实，先锋队有了强大的民兵，就能最稳妥地防止冒险，最稳妥地防止个人恐怖主义，最稳妥地防止出现血腥的自发暴动。
同时，要想把法西斯主义向无产阶级发动内战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民兵是唯一的认真的办法。不管“革命形势”是否出现，让工人用自己的方式，时不时教训一下那些乳臭未干的爱国者，新的法西斯团伙的征募工作就会变得无比困难。
但是，钻牛角尖的战略家又向我们提出了更惊人的论点。我们逐字引用一下：“如果我们用手枪来向法西斯分子的手枪还击，”（1934年）10月23日的《人道报》写道，“我们就会看不到这个事实：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在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时，我们面对的就是整个体制。”要在短短几句话里犯下这么多错误，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照这么说，在遭到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时，是不可能进行自卫的，因为法西斯分子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得放弃全部斗争，因为当代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
当法西斯分子杀害革命家或烧毁无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时，工人应该富有哲理地哀叹：“唉！杀人凶手和纵火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后就安心回家。马克思的战斗理论被宿命论给代替了，阶级敌人唯一的长处把宿命论者给吓倒了。当然，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法西斯团伙的壮大又是小资产阶级破产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苦难与反抗的增加，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既然《人道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法西斯团伙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合理产物，那工人民兵怎么就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合理产物呢？简直莫名其妙！
他们说，“我们就得对付整个体制”。怎么对付？就凭空想吗？其它国家的法西斯分子靠手枪起家，最后摧毁了工人组织的整个“体制”。当敌人发起武装进攻时，如果不进行武装自卫（自卫，是为了在轮到我们的时候发动反攻），还有什么办法能抵挡进攻吗？
《人道报》现在总算在口头上承认了自卫，但是它只认“群众自卫”一种形式。民兵是有害的，这是因为，你瞧，它让战斗队脱离了群众。可是法西斯分子的独立武装分队不但没有脱离反动的群众，反而通过组织得当的攻击，激起了这些群众的勇气和胆量，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在作战素质这方面，无产阶级群众要比那些丧失了原来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更差劲吗？
陷入混乱中无法自拔的《人道报》开始支支吾吾地改口了：要进行群众自卫，似乎需要建立专门的“自卫团”。《人道报》一边反对工人民兵，一边又提出要成立专门的自卫团或自卫队。乍一看，两者只有名字不一样。《人道报》提出的名字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说“群众自卫”，却不能说“自卫团”，因为这种“自卫团”不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而是用来保护工人组织的。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名字。按照《人道报》的说法，这种“自卫团”不能使用武器，以免陷入“盲动主义”。在这些聪明人眼里，工人阶级就像三岁小孩，千万不能让他拿着匕首当玩具耍。而且大家都知道，匕首被“国王的卡美洛”垄断了，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合理产物”，他们用匕首推翻了民主“体制”。话又说回来，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面前，这些“自卫团”打算用什么来自卫呢？当然，是“思想”。换句话说，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既然他们手里不需要什么武器，那就只能靠双脚来“自卫”了。同时，法西斯分子会毫发无伤地狠揍工人组织。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遭到惨败，那无论如何都不是“盲动主义”的罪过。这些自欺欺人的空谈，顶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只会招来厌恶与反感。
在回忆中那个美好的“第三时期”，《人道报》的战略家们患上了街垒狂热病，天天都在“征服”街头，并把所有不愿附和他们的狂呼乱叫的人统统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当时我们曾预言：“一旦手指甲被烧到，这些先生立刻就会变成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如今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了。当社会党内支持建立民兵的运动发展壮大的时候，所谓的共产党的领袖就跑向消防水龙头，向先进工人自己组织战斗队的热切愿望大泼冷水。谁还能想得出比这更无耻、更让人泄气的行为吗？
必须建立工人民兵
在社会党的队伍当中，有时能听见这样的反对意见：“民兵是要建立的，但是不要大声张扬。”这些同志希望保守这项事业的秘密，避免好奇的人上来打听，只能说其心可嘉。但是，谁要是以为一支民兵可以悄无声息、不漏风声地组建起来，那他也未免太天真了。我们需要的是几万名战士，以后还需要几十万。只有当成百上千万的男女工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农民，都能理解民兵的必要性，并在自愿参加民兵的人身边形成一种热烈支持和积极同情的氛围时，这几万名战士才会涌现出来。当然，保密是必要的，但只有技术方面才需要保密。必须在集会、工厂、街头和广场公开开展政治宣传。
民兵的骨干必须是工厂工人，要按照他们的工作地点把他们分成不同的队伍，他们必须彼此认识，而且，在敌人的特务进行挑衅时，还要能够保护自己的战斗队，比起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能够更容易、更确实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公开发动群众，秘密的总参谋部在危急关头，就会变得虚弱无力，悬在半空不上不下。每一个工人阶级组织都必须参加这项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都不能只顾自己。它们必须携手发动群众。这样做才能彻底保障人民民兵的成功。
“可是工人上哪里去找武器呢？”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心惊肉跳的市侩——又唱起了反调，“敌人有步枪、大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工人只有几百支手枪和兜里的小刀。”
按照这种反调的逻辑，一切都可以用来吓唬工人。这些聪明人一方面以为法西斯分子可以随便调用国家的军火库，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国家求助，要求国家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逻辑可真妙！其实，他们在这两方面的立场都是虚伪的。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还远远没有控制国家。他们在2月6日才开始同国家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在当前同法西斯分子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扯到什么大炮和坦克，都是在唬人。当然，法西斯分子比我们有钱得多。他们购买武器要比我们容易得多。但是，当工人发现自己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层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会更多、意志就会更坚定、也就会更有奉献精神。
而且，除了其它方法之外，工人还可以系统地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用他们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现在，这是最重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之一。当工人开始利用从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库中夺来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军火库时，银行与托拉斯在给自己的暗杀队发钱购买武器时就会更加慎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当局惊恐之下，真的开始阻止法西斯分子武装自己，以免让更多的武器落入工人手中。我们早就知道，只有革命的策略，才会迫使政府作出一些“改良”或妥协，这是革命策略带来的副产品。
但是如何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呢？当然不能光靠在报纸上写文章。必须建立战斗队。必须建立情报机关。当人们认识到我们是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主动站出来，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帮助。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行动的意愿。
不过，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当然不是唯一的来源。法国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般来说，这个人数不算多。但要开始组建工人民兵，这个人数完全足够了。如果各个政党和工会只武装它们的成员的十分之一，就能形成一支十万人的部队。毫无疑问，只要“统一战线”号召建立工人民兵，到了第二天，主动参加的人数肯定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只需一到两个月，各个政党和工会的捐款、募捐和自愿缴纳的党费会费，就足以武装十万到二十万名工人阶级的战士。法西斯暴徒将会立刻夹起尾巴。整个发展前景将会变得无比有利。
以缺乏武器或其它借口为由，来给至今都没有尝试建立民兵开脱，是在自欺欺人。主要的障碍——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根子就出在工人组织那些保守消极的领导人身上。这些怀疑论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各种从天而降的奇迹，而不是给正在底层涌动的能量找到一个革命的出口。社会党工人必须逼迫他们的领导人立即接受建立工人民兵，否则就得让位给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力量。
武装无产阶级
不进行宣传鼓动，罢工就无法进行。没有纠察队，罢工也无法进行；纠察队在情况允许时，可以进行劝说，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动用武力。罢工是阶级斗争最基本的形式，它总是要把“思想”手段同武力手段结合起来，只是每次的比例都不尽相同。反法西斯斗争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它需要民兵，就像罢工需要纠察队一样。纠察队基本上就是工人民兵的雏形。拒绝进行“武力”斗争的人，等于放弃了一切斗争，因为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活不下去的。
根据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卓越论断，战争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个定义也完全适用于内战。武力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是因为，当政治斗争在它内部的必然性驱使下，转变为武力斗争时，这个转变是不可能随意阻止的。
革命党的职责，是及时预见到由政治活动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并竭尽全力地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统治阶级也在为这个时刻进行准备。
为了抵御法西斯主义而建立民兵部队，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
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武装起来！
归根结底，工人民兵必须吸收所有的劳动者。只有在工人国家才能全面贯彻这个纲领，因为工人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也因此掌握了一切破坏手段，比如所有的武器和生产武器的工厂。
但是，赤手空拳是建立不了工人国家的。只有政治上的残障者，比如雷诺德尔之流，才会大谈什么和平、合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合宪的道路已经被法西斯团伙占领的战壕给阻断了。我们面前还有不少的战壕。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警察和军队帮助下，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十二次政变。
只有经过胜利的革命，才能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权。
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为每一次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能够决定革命命运的，始终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公开武装冲突。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政治鼓动、对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和组织之后，革命才有可能胜利。
但是，武装冲突本身也是需要预先进行长期准备的。
先进工人必须知道，他们将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搏斗，并赢得这场搏斗。他们必须夺取武器，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获得解放。
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期，革命党必须不懈地向工人宣传自我武装的必要性，必须竭尽全力来帮助工人武装起来，至少要把无产阶级先锋给武装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胜利。
虽然英国工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胜利了，但上面所讲的一切依然有效。就算工党在下次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就算工党真的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性小而又小——它立即就会遭到上议院、国王、银行、股票市场、官僚、报刊的激烈反抗，它的队伍必然会分裂，它的比较激进的左派会成为议会内的少数派。与此同时法西斯运动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从市政选举中得到了警告的英国资产阶级无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议会外的斗争，而工党高层还在用这次成功来哄骗无产阶级，不幸的是，他们将不得不用让·龙格[29]的玫瑰色眼镜来观察英国的事态。就事实而言，工党的领袖对此做的准备越少，英国资产阶级准备对无产阶级发动的内战就会越残酷。
“但是你们上哪里给整个无产阶级弄来武器呢？”怀疑论者又唱起了这个反调，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无能混同于客观的不可能性。他们忘记了，在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发生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胜利了的革命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重要的脚步。
无产阶级会生产武器、运输武器，可以建造大楼，然后在大楼里面据守，可以在军队中服役，并制造所有的设备。让无产阶级拿不到武器的不是锁头或高墙，而是奴颜婢膝的习性、阶级支配造成的浑浑噩噩和民族主义的毒药。
这些心理上的高墙是完全可以打破的——石头做的墙就更不在话下。只要无产阶级想要武器——他们就能找到武器。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唤醒这种愿望，并促成它的实现。
但是，弗洛萨尔和几百个惊恐不安的议员、记者和工会干部，又抛出了最新、最有力的论点：“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悲剧[30]之后，难道人们还能认真地寄希望于武力斗争的成功吗？想想现在都有什么科技吧！想想坦克、毒气、飞机！！”这个论点只是暴露出了不少“认真的人”不但不想学到半点东西，反而还被吓得把以前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掉了。
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尤为清楚地揭示了：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重大问题，都是用武力解决的。和平主义者一直希望，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战争不可能发生。几十年来，市侩们也在反复强调，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革命不可能发生。然而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发生。上次大战显示出了军事科技的全部威力，然而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包括胜利了的革命在内，却远比大战之前要多得多。
弗洛萨尔等人不过是在重弹老调，尽管他们用了自动步枪、机枪、坦克和轰炸机来做证据，把这个老调给包装成了最新的发现。我们的回答是：每一台机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而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当历史的发展，把不可拖延的革命任务，当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交给社会时，当存在着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胜利能使社会获得拯救的时候——政治斗争的发展，就会给这个革命的阶级带来最丰富的机遇——敌人的军队会被瘫痪，至少有一部分军队会倒戈。在市侩们看来，这些机遇总是一些无法重复的“幸运的偶然事件”。其实，在最出乎意料、然而又最自然而然的机缘巧合之下，每一次伟大的革命，也就是真正的人民革命，都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机遇。尽管如此，胜利并不会凭空出现。
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机遇，就必须拥有革命的意志，必须拥有铁一般坚定的求胜欲望，必须拥有大胆而又敏锐的领导层。《人道报》口头上赞同“武装工人”的口号，但这只是为了在实践中抛弃这种做法。按照《人道报》的说法，目前不宜提出那些只有“在完全的革命危机中”才合适的口号。这位“过分谨慎的”猎人说，当猎物还没出现的时候，给步枪上子弹是很危险的。但是等到猎物出现时再上子弹，那就来不及了。难道《人道报》的战略家真的以为，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完全的革命危机”到来时，他们也能发动和武装无产阶级吗？为了夺取大量的武器，必须事先掌握一定数量的武器。需要军事干部。群众必须要有夺取武器的强烈欲望。事先必须不断进行准备工作，不仅要在体育馆里进行，还要在准备工作与群众的日常斗争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这就是说：
必须立即建立民兵，同时进行全面武装革命工农的的宣传。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弗洛萨尔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要在事态的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有在长期的经历中赢来的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31]、赫尔曼·穆勒[32]和麦克唐纳[33]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开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入阁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34]、布里昂[35]、维维亚尼[36]、拉瓦尔[37]、保尔—邦库尔[38]、马凯[39]。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非常清楚如何接管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打消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蔑视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40]；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41]去对付起义群众[42]。这给多尔弗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不幸的是，马索·皮维尔[43]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退再退，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44]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对付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45]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乱思想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趁机向不能协同一致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并不难得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46]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47]。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手段，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统一战线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我们前面讲过，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就能带来无限的机遇。只要它认真地提出要求，它明天就能成为法国的主人。但首先它得有这个意愿。
茹奥[48]和法国总工会[49]的整个官僚阶层仍然没有参加统一战线，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这个事实似乎与我们上面的说法不相符。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重大的任务与重大的危险要求群众站出来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限就会消失。工人想知道如何在资本面前自救，对于茹奥之“独立”于无产阶级政策这件事，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不过，茹奥倒是非常依赖资产阶级政策的）。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统一战线内的代表，能够正确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工会官僚制造的一切障碍，就会被无产阶级富有活力的洪流给冲垮。目前局势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如果发挥不了这个关键作用，就只能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而在1917年的俄国，要是……要是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阻止，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的统一战线肯定就会扮演这个角色了。
我们不会特地强调社会党与共产党，是因为它们都只要统一战线，不要独立性。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曾进行过激烈的争斗，但既然它们现在停止了相互批评，停止了争夺对方的支持者，仅凭这一点，它们就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党了。两党之间仍然存在“原则分歧”，但此时强调它们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会改变什么。只要原则分歧没有公开而激烈地暴露出来——比如在目前这样责任重大的时刻——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不会存在。它们就像藏在海底的宝藏。我们不打算预测这个共同的工作能否以双方的合并而告终，但在目前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在运作中，显得像是一个按照联邦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完善的政党。
统一战线想要什么？它到现在还没有告诉群众。是反法西斯斗争吗？但到现在为止，统一战线还没有解释过，它对于如何同法西斯主义斗争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此外，如果两党在其它一切问题上，都保持完全的独立性，那么只需结成一个针对法西斯主义的纯防御性联盟就足够了。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统一战线几乎涵盖了两党的一切公开活动，又中止了两党之间争夺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的斗争。必须从这种局面中推导出一切结论。夺取政权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统一战线的目的只能是成立统一战线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成立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布鲁姆[50]和加香为首的内阁。
必须把这一点公开讲明。如果统一战线认真对待自己的话——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认真对待它——它就不能逃避夺取政权的口号。它该用什么手段来夺取政权呢？用一切能够夺取政权的手段。
统一战线不排斥议会斗争，但它之所以利用议会，首先是为了揭露议会的虚弱无力，并向群众解释：现政府的基础在议会之外，并不以议会为其基础，只有通过强大的群众运动才能推翻这个政府。
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利用这个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体制提供的一切机遇，通过革命的打击，推翻这个体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代之以工人国家。
在上次地区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都增加了，共产党增加得特别多。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德国共产党在它覆灭前不久，得票数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增长呢。在整个形势的逼迫下，在被压迫者当中，有广大的新阶层被逼向了左边，这一事实与极端政党的政策也没有太大关系。法国共产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是因为它出于自己的传统，仍然留在“极左”阵营内，尽管它现在执行的是保守的政策。通过这个事实，群众显示出了他们想把各工人政党向左推一把的意图，这是因为，群众要比他们的党左得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精神，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青年是整个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灵敏的晴雨表，千万别忘了！
如果统一战线不能摆脱消极无为的状态，甚至做出更糟糕的事情——如果统一战线开始跟激进党进行毫无意义的调情，在统一战线的“左边”，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其它类似的政治分裂产物，就会得到加强。同时，冷漠——毁灭的先兆——将会在群众中大量出现。
反过来，如果统一战线能保护好自己的后方与侧翼，使之免遭法西斯团伙的袭扰，同时开始以夺取政权为口号，发动广泛的政治攻势，就能得到强烈的、超出最乐观的预料的响应。
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有那些满口大话的骗子，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应该是一本书，要给它封上七个封印，把它给封得死死的，永远都不翻开。
不要消极无为的纲领，只要革命的纲领
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首先要理解这个基本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算能够阻止群众处境的恶化，但如果不向资本主义所有制发起革命的进攻，群众的处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统一战线必须根据精心制定的过渡纲领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个过渡纲领由一系列措施组成，工农政府可以通过实行这些措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51]。
现在需要的不是能让良心平静下来的纲领，而是能指导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纲领只停留在纸面上，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比方说，比利时工人党通过了德·曼[52]的华而不实的“国有化”计划，可是，党根本不想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动一下手指头，那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是幻想的、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但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进行了疯狂的斗争。社会主义可以提出最科学的纲领，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不能大胆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纲领就一钱不值。社会危机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政权危机。社会的老主人已经破产了。必须要有一个新主人。
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政权，政权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手里！
一个写给“中间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自然会具备重大意义，只要这个纲领既能符合中间阶级的真实需求，又能符合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53]。但是，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仍然不是专门的纲领。中间阶级已经见过许许多多的纲领了。他们需要的是信心，相信纲领能够实现的信心。“看来，工人阶级政党这次是铁了心要干到底了”——当农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事业就赢定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自己已经做好了扎实的准备，随时可以粉碎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
没有必要发明斗争的手段。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的报刊上开展密集的宣传活动，坚决强调这些要点；在议会讲坛上，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驯顺的议员来发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演讲；把每一次选举活动都用于革命目的；反复举行各种集会，在集会上不仅要让群众听演讲，还要让群众得到最新的口号与指示；成立和加强工人民兵；举行组织有序的示威游行，把反动团伙从街头赶出去；举行抗议罢工；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以坚决进行阶级斗争为旗号，团结和加强工会的队伍；在军队中顽强而慎重地开展活动，把军队争取到人民的事业一边来；举行更广泛的罢工；举行更强大的示威游行；举行城乡劳动者的总罢工；向波拿巴主义政府发起全面进攻，争取建立工农政权。
现在还有时间来为胜利进行准备。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成为群众运动。不过，激进党的必然瓦解，意味着削弱波拿巴主义的根基、两大极端阵营的加强与决战的临近。这个过程用不了几年，可能只需要几个月。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谁也无法断定，但是它取决于活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统一战线的政策。
革命的潜力，远胜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远胜于所有反动势力的总和。必须无情地把那些以为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怀疑论者给赶出工人的队伍。每一句大胆的话、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口号，都能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烈回应。群众想要斗争。
这不是议员和记者之间的合作精神，而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正当而富有创造性的仇恨，如今它是历史上最最进步的因素。必须转向群众，转向最底层的群众。必须向他们发出号召，呼吁他们献出自己的热情和理智。必须抛弃那种虚伪的“谨慎”，它是怯懦的同义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它就等于背叛。统一战线必须把丹东[54]的名言“勇敢！勇敢！再勇敢！”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必须彻底理解形势，并从中得出一切务实的结论，大胆无畏，一往无前，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
[1] 皮埃尔—保尔—昂利—加斯东·杜梅格（Pierre-Paul-Henri-Gaston Doumergue，1863年8月1日——1937年6月18日），出身于新教家庭，1884年至1893年在印度支那和北非任文官，1893年以激进社会党人身份当选众议员。后逐渐转向保守立场。1913年12月至1914年6月任总理，1914年6月至1917年2月任殖民地部长，1924年6月至1931年6月任总统，1934年2月至11月第二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分上下两院，上院为参议院（Sénat）；下院为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Chambre des députés）。内阁部长要向众议院负责，众议院有权向政府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作为平衡，政府也有权解散众议院，但自从1877年政府危机之后，作为一项惯例，解散众议院的权利再也没有被行使过。——中译者注
[3] 参议院设在凡尔赛，而按照法国议会的规定，修改宪法的提案需要在凡尔赛召开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联席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生效。——中译者注
[4] 安德烈·皮埃尔·加布里埃尔·阿梅代·塔尔迪厄（André Pierre Gabriel Amédée Tardieu，1876年9月22日——1945年9月15日），法国政客，1914年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一战爆发后自愿从军，1916年退役。在巴黎和会期间曾任克莱蒙梭的副手。1919年11月至1920年任解放区部长，管辖阿尔萨斯与洛林。1926年任运输部长，1928年任内务部长。1929年11月至1930年2月、1930年3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2月至1932年6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5] 爱国青年团（Jeunesses Patriotes）是1924年成立的一个法西斯青年组织，创立者是皮埃尔·泰堂热尔（Pierre Taittinger，1887—1965），成员主要是大学生。该组织曾于1926年一度销声匿迹，但1932年又卷土重来，并参加了1934年2月6日的暴动。1936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6] “火十字团”（Croix-de-Feu）是1927年11月26日成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创立者为莫里斯·达尔图瓦（Maurice d'Hartoy，1892—1981），该组织起初是一个退伍军人互助组织，成员大多是获得过1914—1918年战争十字勋章的老兵。1929年该组织获得大商人的赞助，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火炬》（Le Flambeau），同年退役陆军中校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 de La Rocque，1885—1946）加入该组织，他于1930年担任首领之后，把该组织变成了一支法西斯准军事组织。1936年6月该组织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7] “国王的卡美洛”全名“国王的卡美洛全国联合会”（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Camelots du Roi），其名称源自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卡美洛城堡。该组织由保王派反动团体“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创建于1908年11月16日，是法兰西行动的青年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大学生。该组织参加了1934年2月6日的暴动，1936年1月被取缔。——中译者注
[8] 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9] 海因里希·阿洛伊西乌斯·玛利亚·伊丽莎白·布吕宁（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生于威斯特法利亚，中学毕业曾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自愿参军。一战后退役，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24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9年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1930年3月29日被任命为总理。1932年5月30日辞职。1933年5月任中央党党魁。1934年流亡美国。1952年回国，在科隆大学执教政治学。——中译者注
[10] 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中译者注
[11] 库尔特·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施莱赫尔（Kurt Ferdinand Friedrich Hermann von Schleicher，1882年4月4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官员家庭。1900年参军。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战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帮助组织了反革命的自由军团。二十年代在国防军内步步高升，并组建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布吕宁任总理期间，施莱赫尔担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副手。在他的策划下，布吕宁于1932年5月倒台。巴本继任总理后，任命施莱赫尔为国防部长。巴本辞职后，施莱赫尔继任总理。1934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免职，同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2] 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13] 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 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14] 路易·马朗（Louis Marin，1871年2月7日——1960年5月23日)，法国政客，1903年创立共和联合会（Fédération républicaine），1924年该党改名为共和民主联盟（Union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1925年任该党主席。1905年至194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曾出任解放区部长、退休金部长、健康与教育部长等职。——中译者注
[15] 卡米尔·肖彤（Camille Chautemps，1885年2月1日——1963年7月1日），1912年当选为图尔市长，1919年当选为激进党的国会议员。1930年2月底至3月初、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三次出任总理。1940年6月初，法军连遭败绩之后，时任副总理的肖彤力主投降。法国解放后，他被缺席判处通敌罪。——中译者注
[16] 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17] 马塞尔·戴亚（Marcel Déat，1894年3月7日——1955年1月5日），1914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33年退出法国社会党，参加了雷诺德尔的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担任维希政府的劳动与民族团结部长，法国解放后流亡意大利。——中译者注
[18] 让·齐隆斯基（Jean Zyromski，1890年4月20日——1975年10月20日），1912年参加社会党，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参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1919年退役。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垮台后，他在社会党内成立了左翼派别“战斗的社会主义者”（La Bataille socialiste），他反对同激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人民阵线的组建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暂时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9] 《人民报》（Le Populaire）是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0] 马塞尔·加香（Marcel 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为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21] 《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2] 奥托·维尔斯（Otto 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23]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24] 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25] 彭蒂乌斯·皮拉图斯（Pontius Pilatus）是26年至36年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所述，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皮拉图斯面前受审时，皮拉图斯本来不认为耶稣有罪，打算释放耶稣，但在仇视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的强烈要求下，皮拉图斯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24）随后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详情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约翰福音》第19章、《马可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23章。——中译者注
[26] 在1934年10月30日的《人道报》上，维扬—库蒂里耶尔不无道理地证明，要求政府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群众运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问题显然并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使用武力来解除武装，我们相信《人道报》现在总算认识到了工人民兵的必要性。对于斯大林派在正确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我们都会给予真诚的赞赏……可惜的是，就在11月1日，维扬—库蒂里耶尔又倒退了关键的一步：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不是由统一战线来进行，而是在统一战线的“施压与监督下”，由杜梅格的警察来进行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不需要革命，只需要在“思想上”施压，就能把波拿巴主义的警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执行机关！既然用和平方式就能取得同样的结果，那还用得着武装夺取政权吗？在统一战线的“施压与监督下”，热尔曼—马尔堂会把银行国有化，马尔尚多会把反动派阴谋家统统关进监狱，他的同事塔尔迪厄就是第一个。用“施压与监督”来代替革命斗争的主意，并不是维扬—库蒂里耶尔发明的，而是他从奥托·鲍威尔、希法亭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唐恩那里借来的。这个主意的目的就是要诱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其实，亲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要比用心怀敌意的警察去解除武装容易百倍。当统一战线强大到可以“监督”国家机关的时候——这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发生，而不是夺取政权之前——它就可以轻易地赶走资产阶级的警察，代之以工人民兵。——列·托
保尔·维扬—库蒂里耶尔（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年1月8日——1937年10月10日），本名保尔·夏尔·库蒂里耶尔（Paul Charles Couturier），一战爆发后参军，曾多次立功受奖，战争后期逐步转向和平主义，1919年参加社会党，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支持共产国际，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曾长时间担任共产党报刊的记者。1937年被暗杀。——中译者注
路易·热尔曼—马尔堂（Louis Germain-Martin，1872年11月7日——1948年10月4日），时任财政部长。——中译者注
保尔·昂利·玛丽·若瑟夫·马尔尚多（Paul Henri Marie Joseph Marchandeau，1882年8月10日——1968年5月31日），时任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7] 第三时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当权派的右倾政策造成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靠着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富农与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开始公然拒绝出售粮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富农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赶紧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热、粗暴的方式执行，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转”：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国内政策猛然从右倾跳到极左、阶级合作的右倾路线在国际上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随之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现在开始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立刻转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分裂改良主义工会，不断尝试进行起义。这个极左政策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及追随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标志着“第三时期”政策的彻底破产。此后斯大林又从极左冒险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理论。——中译者注
[28] 红色阵线（Rote Front）：全称“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ämpferbund），它是德国共产党组建的工人阶级自卫组织，1924年7月正式成立。1929年时人数曾达到13万人。在1929年五一节游行中，红色阵线遭到警察开枪镇压，30人遇害，此后，政府趁机取缔了红色阵线。但大部分组织转入了地下，以其它形式继续活动。——中译者注
[29] 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0] 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失败：指1934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工人起义与1934年10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的失败。——中译者注
[31]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32] 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33]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34]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中译者注
[35]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36] 让·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 Raphaël Adrien René 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年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总理，在1914年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中译者注
[37]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8] 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39] 阿德里安·马凯（Adrien Marquet，1885年10月6日——1955年2月3日），生于波尔多。早年参加社会党，长期担任社会党波尔多联合会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尔多市长。1934年2月至8月任劳工部长。——中译者注
[40]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中译者注
[41] 保卫共和联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中译者注
[42] 1927年1月30日，基督教社会党的民兵组织枪杀了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火烧司法宫。在与警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支持和领导起义，反而想方设法帮助资产阶级扑灭了这次起义。——中译者注
[43] 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44] 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下文中凡是涉及西班牙的段落中出现的“社会党”，均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中译者注
[45] 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中译者注
[46] 《真理报》（La Vérité）是法国托派于1929年创办的报纸。——中译者注
[47] 请参阅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战士报》（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战士报》（New 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 Park 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国1931—1932》（Germany 1931-32,1970年版）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中译者注
[48]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49]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中译者注
[50] 安德烈·列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51] 我们这里就不谈过渡纲领的内容了。读者可以参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在1934年发表的《行动纲领》，它就是过渡纲领的草案。——列·托
《行动纲领》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406.htm ——中译者注
[52] 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比利时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中译者注
[53] J·塞雷（J.Serret）同志研究了农民中不同阶层的经济情况及政治倾向，在《解放的学校》（École émancipée上）发表了一份有趣的调查报告。在农村，公立学校的教师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宣传员，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他们还能在下一时期发挥历史性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得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走出来。时间真的对小实验和小实验室非常不利。革命教师必须参加社会党，加强社会党革命派的力量，并在它与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联系。浪费时间就是犯罪。——列·托
[54] 若尔日·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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