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和演化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附录

辩证法和演化论

　　托洛茨基关于哲学问题的著作只占他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让·范·海耶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曾在流亡期间与托洛茨基生活在一起，并在1932年10月至1936年9月期间，以及1937年1月至1939年11月期间里，担任过托洛茨基的保镖、秘书和翻译，他注意到托洛茨基的工作反映了这几年来自政治上的影响的重要作用。1托洛茨基通常把一天的时间都放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当他把最大的精力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候，情况才并非一直如此。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托洛茨基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在钻研社会主义著作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方面的著作。在1898-1901年间，他在狱中和被流放时为了加深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而进行了英雄般的自学。这些早期的情况被记载在了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并被多伊彻在其人物传记中总结了这些时刻。2在1922-26年间，托洛茨基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文化问题。《文学与革命》无疑是他在文艺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出版于1923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写了几篇关于科学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文章（经常以演讲的形式发表）。3
　　托洛茨基晚期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则更为英语世界所知，因为它们是针对美国反对托洛茨基试图强加于其追随者正统学说的持异议者的论战。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论战构成了1939-40年的“信件”和论文，并且在1942年时被收集出版为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里。4这场论证证实了托洛茨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他的信念的坚定追求，以及对托洛茨基来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放弃不可避免的导致运动的背叛，但对辩证法哲学的讨论却相当的简洁。伯纳姆是当时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回复托洛茨基的“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1940年1月7日）中恰如其分地指出，托洛茨基对逻辑学的讨论暴露了他对20世纪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的无知。5
　　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 Heijenoort）观察到托洛茨基在1932-40年间里，在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阅读非常浅薄和零散，并且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日记中坦率的加强了这一观点，在5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尽管他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进展甚微，对文学的掌握也同样希望渺茫。6尽管上述评价是公正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对一个论点、立场或文本略知一二后就能抓住其要点的才华，以及他总结并以隽语表达一个复杂立论的非凡能力。这些品质在托洛茨基革命生涯里很早就出现了，此外托洛茨基在其作为革命学徒时期的一位同僚所写的居心不良的回忆录也同样证实了这些品质。7此外，托洛茨基试图跟上自然科学的先进知识，尽管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通过为非专业人士设计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在报刊上对科学发现的通俗报导。8最后，尽管托洛茨基对某些领域的知识浅薄，对其他领域几乎完全忽视，但很少有完全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动者能表现出如托洛茨基的知识与天赋相结合的才能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列宁在哲学上的付出无疑比托洛茨基的更有说服力，尽管列宁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价值值得怀疑，并且他的大量哲学笔记（即列宁的知识分子传记）主要来看仅具有人物传记的意义。列宁对哲学材料的吹毛求疵，在他典型的全面的笔记和大量的文本旁注得到了证明，而这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但与列宁不同的是，他没有养成在哲学著作上记笔记的习惯，也许他的灵感来自于对列宁哲学笔记本的阅读。而这些手稿于1929-31年首出版，这是一个致力于出版列宁著作的系列。托洛茨基几乎完全拥有列宁的全部著作，在他流放期间里所携带的几卷书中就保留有列宁的笔记。9托洛茨基甚至可能（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模仿列宁一些独特的多语种注释，特别是他在自己有关的黑格尔手稿上时。10但从他关于其少之又少的手稿内容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很快就放弃了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详尽论述的研究，并且也放弃了对列宁式的长篇摘录和注释的尝试。11
　　托洛茨基开始撰写这些手稿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而手稿与托洛茨基计划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关于辩证法的争论。托洛茨基对哲学著作的不耐烦以及他对哲学话语的简洁性的偏爱，从他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的钦佩中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使人们对1933-1935年手稿的特点有了很全面的了解，这些手稿内容包含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发现的情况下，这将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能揭示出他作为辩证法学家的风格。12因此，人们可能会停下来问，为什么托洛茨基的学生忽略了他的手稿。
　　在手稿中的这两本笔记本里，其中一本只有几页手写，而且两本都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似乎在向大多数研究者们说明，这两本笔记本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它们还与托洛茨基在1933-1935年间为其计划中的列宁传记收集的材料混杂在一起，如上所述，托洛茨基打算将列宁传记作为一部巨著。考虑到这些手稿的外观并不引人入胜，早期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其中的材料太零碎，没有太大价值，或者可能只是关于列宁著作的注释，而托洛茨基只是从未完成。尽管后一种假设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托洛茨基关于辩证法的手稿中的连贯性足以确立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立场，并使我们能够推测这一独特立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
　　托洛茨基杰出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显然属于那些将手稿视为废弃的列宁传记一部分的人之一。在讨论托洛茨基对《列宁传》的研究过程中，多伊彻断言：“在意识到自己知识的空白后，他准备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回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经典著作中，但特别是黑格尔。”13这就是多伊彻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全部，但是他的话暴露了他对手稿内容的一无所知。巴鲁克·克内帕斯（Baruch Knei-Paz）是托洛茨基思想的细致研究者，他在最近的著作《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提到了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在1935年日记中5月16日的记录。托洛茨基在记录中写道，他刚刚“写了一点关于大脑活动过程的生理决定论和受逻辑规律支配的思的‘自主性’之间的相互关系。”14克内帕斯接着说，这篇“文章”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15然而，通过将这段简短的描述与第二本笔记本最后一页的材料进行比较，以及从日记条目和手稿在最后一部分中引用弗利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指的是手稿。托洛茨基在他的日记中宣布放弃这个计划，因此他写道：“近年来，我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唉，〔我的〕知识太少了，完成一项重大而严肃的工作的时间太少了。”16因此，我们可以确定1935年5月16日是他停止写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笔记的确切日期。在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中，其他一些零散的关于辩证法的手稿被归档在纸片上，但显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工作。在《论列宁》中关于辩证法研究的工作遭受了与书本身相同的命运。托洛茨基从未完成它。
　　要确定托洛茨基开始写《黑格尔与辩证法手稿》的确切日期甚至月份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1933-1934年”这段话，他的书信使我们大致确定了1933年的秋天也许是第一本笔记的起点。当然，1935年5月16日的记录使托洛茨基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所写下的日期变得无效，但他显然是在最后的灵感——可能是维特尔斯关于弗洛伊德的书之后——所加上的最后一笔。17在本文的剩下部分里，将尝试着以下内容进行解释：托洛茨基撰写这部分手稿的动机；手稿中的早期观点与先前关于同一主题的著作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从与列宁、布哈林的辩证法风格的比较，以及从《托洛茨基自传》中揭示的段落看他的辩证法风格；还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简短猜测，如果他把手稿上的想法发展得更全面的话，他将会采取什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