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简介

　　当我们没有文本材料方面的问题而自由工作时，往往会意外除去文本的遮蔽。在进行关于1917年革命后一段时期里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间关系的课题研究时，我对托洛茨基为列宁传记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它们是哈佛大学存放于霍顿图书馆的其在40年代获得的大量托洛茨基文献的一部分。和托洛茨基档案中已被命名的那一部分一样，直到1980年，有关列宁和辩证法的手稿才对研究人员开放。它们被归档在白色档夹中，分类为bMSRussl3 T3825和T3826。
　　手稿中的笔记本Ⅰ编号T3825，22 x 17cm，浅蓝色纸质封皮，92页。带横线，左侧有3厘米的空白，但被托洛茨基漠视并占用了。笔记本Ⅰ有关黑格尔的材料，主要是黑格尔《逻辑学》（大逻辑）第一部分的摘录和托洛茨基的评论。西里尔文“黑格尔”（没有引号）用蓝色铅笔写在封面上并加了下划线。大写约2厘米见方，小写约1厘米。只用了五页：一个正反面加一单面。除了在第一页的一处插入和最后一页是用墨水书写，有关黑格尔的手稿全是用铅笔写的。手稿突然结束，显然是写了一半，因为最后一个标点是单词“过程”后面的逗号。
　　笔记本Ⅱ编号T3826，21½×17cm，94页（无空白页边），亮面棕褐色纸质封皮。西里尔文大写字母“Л”（3厘米高）用红色铅笔写在封皮“GALLIA”字样的商标上面，它无疑代表“列宁”。封底左上角用橡皮戳盖的一个紫色椭圆形图样里印着“R.勒费弗尔书店”和一个难以辨认的单词，可能是书店的位置。笔记本Ⅱ用了81页，但有时一页的内容很少——只有两三行，最后十页和另外三页则完全是空白的。这本笔记也是大部分用铅笔书写，托洛茨基主要用石墨铅笔，但也有用红色和蓝色铅笔写的评论和标注——这是托洛茨基引起对文本重要部分注意的特有记号。在笔记第48页某份1934年6月5日的剪报中，笔迹标出恩里科·费米发明了一种人工元素，这支持了托洛茨基笔记本Ⅱ写作年份的确定。他在第二页（有字的第一页）的左上角写着“1933-1934”（带下划线，无引号）。文本的最后七页，其中一页被剪掉了，也是用墨水写的。这七页也是出现在一份剪报之后，这份剪报上公布了笛卡尔《谈谈方法》问世三百周年庆典的计划。此外，在笔记本Ⅱ的第六十三页上还粘贴了一段打印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篇俄文日记的内容。
　　手稿上的字迹略有差异，从铅笔的潦草字迹到写的更仔细、更紧凑的钢笔字都有。托洛茨基的笔迹反映了他赖以写作的工具，毫无疑问，还有他自己的着重之处。他很在意字迹，从他在笔记本Ⅱ中对笔迹学和列宁笔迹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如何，这些笔迹与大量文档中的许多其他样本相匹配。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尤里·费尔什廷斯基的看法，他一直在研究托洛茨基档案，并用俄语出版了许多托洛茨基的一手文献。此外，我还与托洛茨基1930年代的秘书兼卫士让·范·海耶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讨论过这些笔迹，他本人为197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托洛茨基流亡日记1935》的文献撰写了前言。
　　在翻阅手稿后，我发现自己被许多俄语单词难住了，但母语是俄语的费尔什廷斯基先生能够识别其中大部分，因此我决定请他一起编辑俄文本。我们一起研究最难以识别的单词，最后除了几个谁也看不懂的单词外，我们的意见都达成了一致。俄语彼时是一种在衰变的语言，托洛茨基经常不写完单词，只能让不走运的读者们从上下文来理解。不幸的是，有时文本太不完整，也无法给出答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信提供了正确的词尾。它们被放在俄文本的括号内。
　　此外，托洛茨基会遗漏字母，还有语法错误，这无疑是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改变了想法，他只是没有像他在即将出版的著作草稿中所做的那样为了完全准确而重读每个词句。费尔什廷斯基先生在这里再次用括号和注释更正了错误。在彻底讨论了每一个疑点后，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我们能够再现的最准确的俄文本。想查看托洛茨基划掉的内容（仍然清晰可辨）的读者可以查阅俄文本，我仅把托洛茨基划掉的那些有明显错误的和多余的词句略去了。当他划掉我认为值得注意和有实质性内容的词句时，我把它放在正文中适当位置的括号里。俄文本注释是费尔什廷斯基先生对文本以脚注形式进行的澄清，英文本的注释在书尾。
　　在我翻译的英文本中，我偶尔会在括号中插入一些内容，因为我觉得稍加增补可能会使表达更清楚。我还在必要的地方插入了标点，但这些地方没有使用括号，其他一切都是托洛茨基的原文。费尔什廷斯基先生校对了我的翻译，我们相信我们已为英语读者提供了托洛茨基思想的忠实再现，当然，我们还为为把出色的行文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形式在此致歉。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只是手稿，托洛茨基在完善他的政治文章的方面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并且鉴于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翻译的准确性也是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即便如此，托洛茨基在此仍然显出他对隐喻和类比的独特运用，堪称行文晓畅。
　　在我看来，笔记本Ⅱ的最后几页同时包含了他最先进和最原初的思想，尽管它们具有相当的实验性质，并且似乎微小到不足以承载托洛茨基的哲学体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它们的实验性赋予其价值，因为它们不受政治话语的约束。托洛茨基的雄辩才华在革命政治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这往往削弱了他的哲学表达，导致了思想到文本的过度简化。但就像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样，托洛茨基的手稿展现了新鲜思想，表现出他对发掘知识的喜悦；并且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关于哲学问题的手稿比他出版的辩证法著作使他作为一位思想家更伟岸。
　　对辩证法和进步主义的补充被收录在编号T3749的档案中，也是与托洛茨基的列宁传记有关的文本的一部分。尽管写在（或打印在）在独立的17页纸上，它们显然与手稿中的材料有关。部分纸张被切开，尺寸只有原来一半或者更小。手稿主要是用墨水写的，比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Ⅱ的字迹更清晰，还有两张手稿是打字机打印的。费尔什廷斯基先生和我对零散手稿的处理方法与我们对两本笔记的处理方法相同。然而，多数补充笔记的标题是重复的，重复的标题省略后下面的内容被归在了正确的标题下。
　　我所写的关于手稿和补充手稿的文章（收录于附录中）是为了厘清手稿的脉络，并将其与托洛茨基早期和后来的著作联系起来。这不仅是通过对其思想的考察，还有在托洛茨基整个生涯的视角上寻求对手稿的更复杂的理解达成的。因此，简介不是简单的思想史习作，更是探寻托洛茨基的个人背景和历史的一种努力。托洛茨基的自传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被证明是无价的，我很幸运能够将出版的文本与托洛茨基未出版的手稿原本进行比对。有时被划掉的东西可能很有启发性，虽然只有部分挑选过的托洛茨基为斯大林传记写作的手稿被斯大林传记的编译者查尔斯·马拉穆（Charles Malamuth）添加进传记完成的部分中，但手稿的其余部分也是有价值的。另外，我阅读了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图书馆所藏的托洛茨基和伊斯特曼的通信，这些主要写于1929-1933年间的信件补充了托洛茨基档案中的信函部分，并为托洛茨基写作列宁传记的计划和他研究辩证法的动机提供了线索。我并没有试图对托洛茨基个人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对于未完成的列宁传记以及托洛茨基作为“辩证法家”的风格，我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想法和假设。我希望已经对托洛茨基有所了解的读者在读完下面的内容后，会更加深入对他的了解，而对于没有什么背景知识的读者，我提供的以下概述可以作为研讨手稿和手稿本身的框架。

托洛茨基的一生

　　托洛茨基是列夫·勃朗施坦的化名。“列昂”也可以称做“列夫”，但是称呼前者已成为惯例。1879年，他出生于乌克兰一户犹太家庭，与大多数犹太青年不同，托洛茨基在农场长大，按帝俄农民的标准，他雄心勃勃的父亲是一个富农，他希望小勃朗施坦能够扩大家族的事业并使之现代化，所以9岁时他便被送去上学，在学生时代，托洛茨基表现出非凡的能力，但他想成为数学家的早期抱负让位给了对社会异见的追寻。1896年，16岁的托洛茨基在敖德萨接受了6年中学教育后，又来到尼古拉耶夫市读完中学。1897年毕业后，他进入敖德萨大学，和其他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被革命运动所吸引。他加入了一个青年圈子，当时很多这类组织都被新出现的欧洲知识界关于历史和社会潮流的“科学”理论所吸引，并试图推翻沙皇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1897年3月，他在尼古拉耶夫市开启了革命生涯。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个俄国的本土历史社会学流派提出了科学伦理的概念，社会主义这种既合乎科学又合乎伦理的理念成为了俄罗斯激进思想家的信仰。此外，那些俄罗斯思想家们还认为相对的经济落后是因祸得福，因为这使俄罗斯农民在公社中保留了一种公有制形式，他们还想把农民从沙皇暴政和地主的剥削中解放出来，并防止现代资本主义破坏公社。在托洛茨基的青年时代，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仍然盛行。但帝国知识界对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长期争论不休，到90年代中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才在挑战“农村公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进步的基础”这一信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托洛茨基的青少年生涯始于民粹派——由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产生的土地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在1897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对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即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推翻毫无公正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信仰从未动摇，直到1940年去世。
　　托洛茨基于1898年1月首次被捕，罪名是和他作为南俄工人联盟领袖的活动有关的非法宣传和鼓动。在敖德萨服刑一年半，又在莫斯科服刑六个月之后，他与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Alexandra Sokolovskaia）结婚，随后他又被判西伯利亚流放四年。到1902年，索科洛夫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已经孕育了两个女儿，但她似乎对托洛茨基逃出西伯利亚继续他的事业，让她独自生活下去的想法不满。托洛茨基于1902年9月逃离西伯利亚，即使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也热衷于发表文章，并为伊尔库茨克的一份期刊撰写了一系列评论。当他于1902年10月到达伦敦时，他并非一个默默无闻的异乡人。但是，与创立火星报并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杰出俄国侨民相比：比如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还有列宁，他仍然是一个新人，但他很快成为了该报的合作者。
　　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托洛茨基对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和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党组织感到震惊。列宁的“强硬”，也就是集中制和密谋，排斥了那些孟什维克。他的立场带有雅各宾专政的特征，并且与自发的工人运动将获得革命意识并自己领导运动的观点相矛盾。托洛茨基被列宁的手腕打败了，随后加入了针对他的反击。尽管列宁称自己的派系“布尔什维克”为多数派，但孟什维克，也就是少数派，实际上是1903年以后的主要派别，马尔托夫还是该派主要的理论家。托洛茨基在一本写于1904年的小册子中猛烈抨击列宁，并且在流亡期间一直与布尔什维克保持着距离。但是，他又发现自己无法（主要是由于普列汉诺夫的敌意）也不可能与孟什维克建立持续的关系，于是在与马尔托夫的火星报进行短暂合作之后，他开始寻求独立的路线。
　　1904年，他前往慕尼黑投奔亚历山大·格尔方德，一个见识广博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笔名为“帕尔乌斯”的革命者的知识和政治见解在托洛茨基革命生涯的过渡时期给了他巨大启发。1905年，托洛茨基和其他侨民一起回国，加入了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运动在秋天达到顶峰，直到10月沙皇被迫批准杜马制后才平息下来，而杜马在日后却被证明是个脆弱的制度。所有社会阶层都在自发的推动社会政治改革，而主要由产业工人选出的苏维埃的产生是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在那里革命党人找到了听众，并以演说家和领导者的身份一举成名。托洛茨基在1905年秋尼古拉二世当局逮捕所有苏维埃领导人之前短暂担任过主席，并在1917年又展现出了他身为核心人物的超凡魅力。
　　在1905年入狱，1906年秋天受审以及1907年2月短暂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托洛茨基再次逃往国外。1905年后的流亡时期对于亲历过那场年革命的革命者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他们眼看着充满希望的革命局面受到镇压，现在又充满焦虑地目睹沙皇统治在彼得·斯托雷平领导下的恢复。尽管工人运动在1912年开始复苏，总体上1907—14年仍是一段俄国革命者停滞不前的落魄时期。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一种独立精神，拒绝与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产生联系。但这种精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显然使他得以朝自己的愿景前进，当然，他仅是摆脱掉了纷繁复杂的派别斗争，而不是孤身一人！另一方面，他与任何党派和集团都没有牢固的联系，这从长远来看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而且他从未建立进行派别斗争所必要的那种政治根基。
　　1904-1906年间，在帕尔乌斯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启发下，托洛茨基提出了象征着一种永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将俄国视为世界资本主义内部构成的一部分，从而为俄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的革命辩护。可以这样说，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将使仍然年轻的无产阶级过早地推翻它。
　　除此之外，如何使属于资产阶级的历史阶段提前结束这一问题仍然可以解决：与列宁后来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类似，俄国无产阶级将会把信号传达给先进国家的同志们，他们将领导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俄国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将在革命进程中崩坏，并开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瓦解的进程。先进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将剥夺剥夺者，并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分享积累的技术和财富。这一立场使得托洛茨基和列宁总体上都处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和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这为他们在1917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有趣的是在1917年以前，他们一直在互相疏远。
　　1907年，托洛茨基第二次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后，主要依靠给各色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期刊做记者谋生，并且在布尔什维克出版同名期刊之前，一度在编辑出版自己的《真理报》（1908—12）——这种挑衅让他和布尔什维克的互相远离更进一步。逃亡后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终日沉浸在那里活跃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并且还与精神分析运动产生了联系。作为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还经常为参与各地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而四处旅行，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生育了两个孩子，他们于1902年托洛茨基旅居巴黎时建立了关系，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为止。托洛茨基的两个家庭的故事无法在这里详细讲述，但我们很难想象托洛茨基在没有娜塔莉亚·谢多娃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开始他最后的流亡，正是他们彼此的忠诚和挚爱支撑着他们度过了数次家庭悲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开始了三年的全世界流亡。1914年8月，他被驱逐出奥地利，随后前往瑞士，在那里一直待到当年11月，之后又在法国侨居两年。在巴黎期间，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在《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进行了不那么愉快的合作，但作为联合编辑，他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路线。1915年9月，38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在瑞士齐美瓦尔德召开会议，旨在制定独立于第二国际的政策，托洛茨基起草了大会宣言。在流亡时期，以及在齐美瓦尔德会议期间，尽管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立场差异在缩小，他们仍把对方视为对手。
　　1916年10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之后在西班牙结束了他的西欧之旅，并于同年12月从加的斯启程前往美国。到达美国后，他在纽约为俄国侨民报纸《新世界》工作，直到1917年3月中旬启程返回俄国。回程途中，他在加拿大又被短暂拘留，1917年5月，列宁回国后一个月，托洛茨基抵达革命之都彼得格勒。
　　由于无法承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沙皇政权终于在1917年3月瓦解。与1905年的情况一样，革命的侨民们正在被吸引回俄罗斯大地。但这一次罗曼诺夫王朝真正倒台了，紧接着是临时政府的宣告成立。列宁和托洛茨基由此终于找到了合作的基础。
　　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成为了列宁领导革命的伙伴——一个比中央委员会的长期成员们更亲密的同路人。
　　几乎在一开始，托洛茨基就肩负沉重的责任：作为新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位外交人民委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和平谈判，在那次苦涩的谈判后不久，又担任军事人民委员，负责红军的组建和大部分战略的制定，托洛茨基在这些位子上获得了国际声誉，苏维埃政权的存续又使他青史留名。
　　然而，托洛茨基在这个过程中又一次发现自己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存在不和。列宁了解如何才能使托洛茨基发挥自己的行政才能，但他无法使托洛茨基为所有“老布尔什维克”所接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敌意就在围绕军事行动产生的龃龉中加剧了，斯大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觉得托洛茨基不可一世；托洛茨基则认为斯大林粗野而缺乏才华。他们之间尊重的缺乏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羡嫉产生了很大的政治的后果。在列宁患病之前，他尚可以把这种争斗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部并让工作顺利进行。但在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的重大政策问题上，托洛茨基经常持有受争议的观点，有时受列宁支持，有时又被列宁反对，诸如：在国内战争中启用前沙俄军官；苏俄成立初持和平立场，德国乘机在1918年强占了更多俄国领土；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让部分红军部队投入劳动以推行劳动军事化；提出不成熟的部分恢复自由贸易的提议，随后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很快又转而批评这种自由；主张以取消工会自主权的行政方式管理工会等等。
　　如果托洛茨基在党内屹立得更久，他直言不讳地宣传不受欢迎的政策以及他作为政治家的一些不正确或许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到了1921年这个苏维埃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他已树敌颇多。
　　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的政权和党面对着严重凋敝的经济和农民暴动，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迫使列宁废除1918-21年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至少部分地恢复市场经济。然而尽管放松了经济管制，列宁却建立了更严格的政治控制，摧毁了党外剩余的反对派，并禁止了党内派别，苏维埃政权对任何察觉到的政治威胁都采取了激进的行动，托洛茨基更是镇压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核心人物。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他以冷峻严酷著称，这似乎盖过了他作为党的领袖、组织者和行政干部的魅力。列宁有时支持托洛茨基，有时又反对他，或者说，列宁在利用托洛茨基，就像他利用其他许多人一样，以期在一系列需要无情决策者的情况下来解决问题。
　　斯大林也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但在1922年后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主要精力在于掌控大部分党的日常工作。斯大林通过创造循环的权力流动和职位任命来确保其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推行政策得到支持，从而将他“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和其他官僚位子转变为关键的职务。其实在1922年时，斯大林自己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时的残酷无情让列宁极为恼火（当时他已因中风基本丧失了行动能力），经过格鲁吉亚事件的托洛茨基和列宁都对斯大林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个从前的集权主义的支持者，托洛茨基现在看到了这种东西的危险。
　　从1922年直到1924年列宁去世，尽管患病的列宁生前也加入了与斯大林的对抗，托洛茨基也未能阻止斯大林权力的增长。他知道如何在党内进行运作，以及如何与其他憎恨托洛茨基的人结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局的两名成员，G.季诺维耶夫和L.加米涅夫，他们与托洛茨基一样，都被视为列宁可能的继任者。1923年，托洛茨基已经成为局外人——一个反对派，并且越来越容易受到拉帮结派的指控。尽管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多少也暗示了采取某些手段的必要，他仍反对新经济政策和党的机关不断增长的权力。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托洛茨基没有利用与列宁结盟对抗斯大林可能给他带来的任何政治优势。1923年他又患上疾病，也因此错过了次年1月列宁的葬礼，这种象征性的错误带来了政治后果，此外，他也没能有效地利用列宁的“遗嘱”。我们无法在这里分析托洛茨基于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多重原因，也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他真的有机会代替列宁成为党的领袖吗？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斯大林已经成为党组织的主人，当他不再需要托洛茨基和以前他对抗托洛茨基的盟友时，他就把他们都干掉了。
　　1925年至1927年间，托洛茨基获得了许多强力盟友，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但他们没能理解党这个机器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了什么程度：斯大林还是能够肆无忌惮地推行他的政策，尽管此时外交遭遇了重大挫折，而且左派反对派也对新经济政策的失败提出了警告，同时斯大林还得以剥夺对手的权力基础，托洛茨基在1925年1月失去了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然而，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他仍在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并留在了党的最高政策机构——政治局内。在1926年夏，托洛茨基和新盟友的“联合反对派”公开挑战斯大林的党，但斯大林牢牢控制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作为结果，1927年10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了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他们又向列宁格勒街头的普通民众发出呼吁，结果以灾难告终，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于11月14日被开除党籍。
　　又一次，托洛茨基与党疏远了。1928年1月，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度过一年后，又于1929年2月被驱逐到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边马尔马拉海上的王子群岛上暂居。在这里，他写出了他一生最杰出的著作的其中几部：自传《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
　　在这里以及后来在法国、挪威和墨西哥，他试图通过创办自己的期刊《反对派公报》和自己的运动——第四国际来复兴“被背叛的”革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使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以前从未预料到的道路，那就是成为一个新政党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得到新角色的时间点大致与他从王子群岛搬到法国的时间一致。1933年7月，他开始了在法国的流亡生活。从1933年7月到1935年5月，托洛茨基写下了本书收录的两本手稿，并在类似的手稿上记录了1935年的日记。托洛茨基于1935年6月离开法国前往挪威，在挪威又逗留了一年半后，被迫前往墨西哥，他最后的流亡地。1937年1月直到1940年8月被谋害之前，他一直居于此。
　　托洛茨基的人生不时被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转变、悖反和命运逆转所打断。在写于1928—1929年的自传《我的生平》中，叫做《转折》的一章^[1]描述了他在尼古拉耶夫的那一年，即1896年至1897年，那是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从一本着作转向另一本，从一种观念体系转向另一种的时期。在他对自己的回溯性评价中，他对拜倒在一种“思想体系”的态度极为矛盾。他曾告诉给他做过传的马克斯·伊斯特曼说，他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因为他年轻时就会摇摆不定。托洛茨基也许想到了他在尼古拉耶夫的时光。不管怎样，自从托洛茨基下定决心，自从他选择了革命而不是纯粹的数学研究作为他的志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作为他的思想，他就一直坚定不宜地坚持到了他生命的尽头。这表明，与其说是优柔寡断，不如说他对不确定性的容忍非常有限——还有超出一般青少年求索意义的那种对思想体系的追寻。在革命生涯中，托洛茨基是长久献身的典范。他政治生命的沉沉浮浮，正贴合了人们对一个革命者和背后历史的想象。在1929年至1940年间，也就是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海外流亡期间，他不仅努力构建一种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在努力塑造一个贴合他的思想并确证他早期的政治决断的过去的革命的意向。最终，托洛茨基作为革命领袖所取得的成就，尽管无疑是重要的，但相比之下，或许不如他所塑造的那场俄国革命和它的领导者那么令人难忘，俄国革命的历史图景既缓解了他流亡的痛苦，又昭示着最终的胜利。

^[1] 译注：中文版见《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第六章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