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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本书对于十月革命的见解，著者在苏维埃制度初年就表出来了，固然只是粗枝大叶地发表。为了使他的思想更加明显起见，著者曾有一种数量上的解说。他写道：10月25日以前暴动任务就已经用“平静的”或“干燥的”[1]暴动方法解决去“四分之三了，即使没有解决去十分之九”。倘若人们不赋予数目字以此类情形下所能有的更大的意义，则此种观念本身仍是绝对无可非议的。可是自从价值重估以来，我们的观念在这一部分也受到一种严厉的批评了。
加米涅夫写道：“倘若10月9日时，‘胜利的’暴动十分之九是既成事实了，那么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那些人的智能应当如何估计呢？——他们10月10日还以热烈的辩论决定应否暴动，如应暴动又决定什么日子。对于那些人又将说什么话呢？——他们16日再开会，……三番四次地考虑暴动机运。……但是暴动已经于10月9日‘平静地’和‘合法地’实现了，如此平静，连党，连中央委员会，都不知觉！”这几句话仿佛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在不肖门徒辈的著作中的确成了一种最神圣的论据；写这几句话的人在政治上已经死了，而这几句话还生存着。然而事实上，这几句话不过是许多错误的迷人的累积罢了。
10月9日，暴动还不能变为“十分之九的”既成事实的，因为这一天卫戍军调防问题才提到苏维埃来，没有人能晓得将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正是为了这个原故，第二天，10日，托洛茨基虽然坚持军队调防问题的重要，却尚无充足理由来要求将卫戍军和司令部的冲突作为整个计划的基础。直至做了两星期刻苦工作之后，暴动的主要任务，——政府军队坚定地转到民众方面来，——才算“若非十分之九，至少四分之三”，解决了。这不是10月10日的事，也不是16日的事，——16日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开会讨论暴动问题，克留连科也已经完全确定地将卫戍军问题当作根本问题提出来了。
但即使在10月9日，暴动已经十分之九得到胜利了，如加米涅夫所误解我们的思想的；那也不能凭揣测来断定（这一十分之九的胜利），而只能凭行动来断定，即凭暴动来断定。即使在这个纯粹假定的情形之下，中央委员的“智能”也绝不会因为参加10月10日和16日的热烈辩论而有所减损的。而且即使中央委员10日时能够以先天的估计坚决断定胜利确已做到十分之九，但那时还有最后的十分之一待做，而且此十分之一需要以十分之十的小心来做。历史上有多少战争和暴动“差不多快胜利了”，结果归于失败，只因为未曾于恰当时机进行下去直至于完全击溃敌人！最后，加米涅夫居然忘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仅及于彼得格勒。首都无论如何重要，仍有全国存在。由这方面看，中央委员会有充足的理由来仔细地考虑暴动机运，不仅在10日和16日考虑，连26日，即彼得格勒胜利之后，也要考虑哩。
在我们分析的那个议论之中，加米涅夫是替列宁做辩护的，——所有的不肖门徒都称奉这个威严的笔名来辩护自己：暴动若是已经完成十分之九了，列宁又如何会如此热烈为主张暴动而奋斗呢？可是列宁自己在10月初写道：“很有可能地，我们现在就夺得政权无需暴动。……”换一句话说，列宁也承认“平静的”革命业于10月9日发生过了，不是十分之九，而是十分之十哩。然而，他明白，这个乐观的假设，只能拿行动来证验。所以在同一信中，列宁说：“倘若不暴动不能夺取政权，那就应当立即进行暴动”，这正是10月10日、16日以后诸日讨论的问题。
近年来苏维埃的历史文献完全抹杀了十月革命中非常重要的而有教训意义的一章，即关于列宁与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冲突，——在此冲突之中关于根本上的和原则上的诸点，列宁是对的，但在细节问题上，然而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上，则正确的意见属于中央委员会方面。根据新学说，无论中央委员会或列宁，都是不会错误的，因此二者之间不会有冲突。若有冲突不容否认，则依照一种总的训令，记到托洛茨基的账上去。
然而事实说明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民主会议开会那几日，列宁就坚持必须暴动：没有一个中央委员赞成他。过了八天之后，列宁请史密尔卡在芬兰组织一个暴动司令部，从芬兰以舰队水兵的力量给政府一个打击。再过十天之后，他又要求北方大会作为暴动出发点。在大会上，没有人赞成这个意见。列宁于9月末估计：若是再延缓三个星期，直至苏维埃大会时候才来暴动，那必定要惨败的。可是，暴动直延缓至大会之前一日，而且正当大会开会时候才告结束。列宁又曾提议于莫斯科动手，认为那里事情可以不战而胜的。事实上，莫斯科暴动虽在彼得格勒已得胜利之后，亦延长了八天长久，而且牺牲了好多人。
列宁不是一个机械人能制造毫不错误的办法。他“不过”是一个天才的人，凡属于人性都不见外，连做出错误的能力他也具有的。列宁论及不肖门徒对于革命伟人的态度说：“他们死后，人们就努力把他们变成无能为害的神像，即尊他们为圣者，给他们的名字以某种荣光，……”为的更有把握地背叛他们。不肖门徒们要求人家承认列宁是绝不会错误的，为的更加容易使人家也承认他们是不会错误的。[2]
列宁在政治上的特性，就是推测前途的大胆，估量琐事和征兆的细心，——二者相配合。列宁的隐遁生活并不能阻止他无比深刻地来判定运动的主要阶段和关节，但使他失去了可能于适宜时机估量细节性的因素和临时性的变化。政治局势整个对于暴动是如此顺利的，容许人假定在若干种不同情况之下都能得到胜利。倘若列宁当时是在彼得格勒，10月初便通过了不待苏维埃大会而立即暴动起来的决议，那他一定会给他的计划以一种政治导火线使得不便利之处减少至最低限度的。但他自己转而赞成那实际施行的计划，也是有同样可能的。
列宁在暴动总战略方面的作用，我们已经于一个专章估计过了。为了更确切说出我们关于列宁的策略提议的意见，我们补说几句如下：若无列宁方面的压力，若无他的坚持，他的催促，他的种种计划，则必须经过更大得多的困难，我们才能走上暴动道路；如果最危急的几个星期，列宁是在斯摩尼的话，则暴动的总领导，不仅在彼得格勒的，而且在莫斯科的，一定比较更高明些。但是“在亡命”的列宁，不能代替在斯摩尼的列宁。
列宁自己最清楚感觉到他的策略定向的缺陷。9月24日，他在《工人之路》上写道：“十分显然，一个新的革命兴起来了，——我们不幸很少知道这个兴起的规模和速度。”这话是责备党的领导机关的，但也是感叹他个人所得消息之稀少。列宁在他的信中提出最重要的暴动规则时候，并不忘记添加说：“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举来只作例证用的。”10月8日，列宁写给北方苏维埃大会的信道：“当那彼得堡工人和士兵的行动……就要发生而尚未发生之时，我将图谋以一个隐遁的人的资格贡献我的意见。”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争论时，列宁开始写道：“一个政论家，被命运的意志推到历史主流旁边去，时常有落后或寡闻之危险，尤其当他的著作被稽迟发表的时候”，这里，他又是感叹做了一个隐遁的人，同时也是责备编辑部稽迟发表他的激烈的论文，或删去最严厉的段落。暴动以前八天，列宁在一封秘密的告党员的信内说道：“关于现在快到10月22日时的暴动问题，我从远处不能判断：事情被那些‘破坏罢工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外报纸上的活动破坏了至何种程度。”其中“从远处”几个字，是列宁自己在旁边加点的。
那么不肖门徒们的学说如何解释列宁策略上的建议和彼得格勒暴动真实的进程之间不相融洽呢？这个学说或者是掩盖冲突，使其具有模糊不定的性质，或者是对分歧置若罔闻，而声明这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努力推翻那些不可动摇的事实，或者将列宁说起中央委员会全体或其中反对暴动一部分人之处换上托洛茨基的名字，或者最后，这些手段都配合着使用而不管其间是否矛盾。
斯大林写道：“十月暴动的实行可以视为（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模范。违反了这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就要走到一种叫做‘紊乱节拍’的错误，因为那时党将落于事变之后或跑在事变之前，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若干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紊乱节拍’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所谓“若干同志”，就是列宁。除了他，没有一个人提议以逮捕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暴动，且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这个提议。列宁的策略计划被斯大林说做“没有很好的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这种不指名的方式，容许斯大林同时干脆地否认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意见冲突。
雅罗斯拉夫斯基解决那些困难还更干脆些，他写道：“自然，问题绝不是关于细节的，绝不是关于暴动开始于莫斯科或彼得格勒”，——一切都在于事变的全部进程显示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我们的党的路线的正确”。这位随机应变的历史学家极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自己的难题。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检验了列宁的战略，尤其证明了他四月间之战胜“老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重要意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如果问题根本不关于何处开始，何时开始及如何开始，则自然绝对谈不上什么与列宁的插曲性的冲突了，同时也谈不上一般的策略问题了。
约翰·里德在他的书中说：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开了“第二个历史性会议”，据人家告诉他，开会时列宁曾说：“10月24日是太迫促了；为了暴动，必须在全俄国找到一个基础，24日，大会代表还未曾到齐哩。另一方面，26日又太迟了。……我们必须于25日，即大会开幕之日，动手。……”里德是个非常敏感的观察家，善于将革命中决胜负的那几日的感情和热情写在他的书里面。正是为了这个原故，列宁当时才希望里德这本无比的史书能印成几百万份传播于世界上各国。但在如火如荼的事变之中写出作品，在走廊内，街道上，火堆前写笔记，记下偶然听来谈话和残句，加以必须经过翻译，——这一切就使得部分的错误成为不可避免的。里德说的10月21日会议的故事就是他的书中最明显的错误之一。为了暴动“必需有个全俄国的苏维埃基础”，——这话绝不会是列宁说出来的，因为列宁不止一次骂过那些找寻这种基础的人，不多不少，正是“完全的白痴或完全的背叛”，列宁不曾说24日暴动是太早的，因为从9月底起他就认为暴动不容再迟延一天：过迟是可能的，但“这个关系之下，现在不会有什么过早的事情”。而且，除了这些自身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理由之外，里德的记载还被这个简单事实所推翻，即是：21日根本没有什么“第二个历史性会议”，如有这种会议一定会留下痕迹于文件之中或参加人的回忆里面。列宁只参加过二次会议：10日和16日。里德不会知道这一点。后来发表的文件毫无位置留给10月21日的“历史性会议”。可是不肖门徒辈的历史著作毫不迟疑将里德这个显然错误的记载纳入所有的官方出版物之中，由此外表上，日期上，就可以使列宁的指示与事变的真实进程归于一致。自然，官方的史家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强迫列宁陷于不能想象的不可解释的自相矛盾之中的。但根本上问题绝不关于列宁：不肖门徒辈简单地把“列宁”变成了自己的历史假称，躲在这个假称的后头发号施令，毫无顾忌地利用他来事后确定：他们自己是不会错误的。
官方的史家们仍然继续硬把事实往事先拟定好的路子上套。譬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党史》中写道：“列宁参加10月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那是暴动之前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公布的记录，详细列举到会人名，可以证明列宁没有到会。雅罗斯拉夫斯基又写道：“列宁和加米涅夫奉派去同社会革命党左派进行谈判。”记录说这个使命是委托给加米涅夫和倍尔精。但即使没有记录也可明白中央委员会绝不会委托列宁以这样一个次等的“外交”使命的。中央委员会这次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于早晨开会，列宁直至夜里才到斯摩尼来。斯卫希尼可夫，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说起列宁“于（24日）晚上不见了，留下了一个字条在房里说：他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替伊里奇担忧。……”在区里，“晚上已经很迟”，人们才知道列宁是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
最可惊异的却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把一个文件搁置旁边了，这个文件有第一等重要的政治的和人性的意义。暴动事实上业已公然发动那几个钟头之内，列宁写了一封信告各区领袖，信内说：“同志们，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我以所有的力量请求你们相信，千钧系于一发，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列宁害怕中央委员会动摇至于如此程度，使他努力于最后一分钟去发动下层的压力。他写道：“各区，各团，所有的力量都必须立刻动员起来，赶紧派代表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到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去，坚决地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政权留在克伦斯基一伙人手里直至25日，——今天，今晚或今夜就要解决问题。”当列宁写这几行字时候，他号召动员起来去压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各团各区，其实已经被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起来去夺取全城和推翻政府。这封信，每一行字都充满了忧虑和热情，无论如何又可证明列宁绝不会于21日提议暴动改于25日举行，也不会参加24日早晨的会议，——在此会议中已经决定了立即进攻。
然而这封信中发生了一个疑问：躲在维包格区的列宁，到了晚上为何还不知道如此异常重要的一个决议呢？根据同一斯卫希尼可夫的叙述，以及根据其他的材料，我们知道，这一天同列宁的联系是经过斯大林之手的。我们只能假设，斯大林自己早晨没有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因之直至晚上也不知道会中的决议。
能够引起列宁惊慌的，乃是那天从斯摩尼有意地和坚强地传出风声来：苏维埃大会未曾议决之前不进行任何进行重要的行动。同一天晚上，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中，托洛茨基做报告，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他说：“今天或明天的武装冲突并不在于我们的计划之内，——现在正是全俄苏维埃大会开会之前夜。我们认为大会将更有力量和更有威权来实行我们的口号。但若政府要利用那剩余给它的生存期限，——二十四个钟头，四十八个钟头，或七十二个钟头，——而进攻我们，那我们就要以反攻回答，以一击还一击，以钢还铁。”这是那日全日的中心论调。以自卫精神所作的声明，其目的乃在于打击之前最后的瞬间去麻醉敌人的警觉心，这个警觉心本来就不是很高的。多半正是这个诡计使得丹有把握，于24日夜里，向克伦斯基保证：布尔什维克派绝无立刻暴动之意。但另一方面，列宁如果辗转获悉斯摩尼这种宽慰人心的声明，在他所处的猜疑心境之下，他也会把这种军事诡计信以为真的。
诡计在战争艺术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原素。然而诡计有时亦能欺骗自己的阵营，那就是不好的了。当时问题若在于号召广大的民众到街上来，则关于最近“七十二个钟头”一类的话就会发生一种招致大失败的影响。然而24日，暴动已经无需要一般地作革命的号召了。武装部队，指派去占领首都最重要地点的，已经束装待发，只等各自的指挥者的命令，而各指挥者又同邻近的革命司令部有电话相通。在此条件之下，革命司令部的两面可以伤人的诡计是用得其所的。
那些官方的研究者，每逢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文件时候，便要改变这文件所指的对象。譬如雅可弗列夫写道：“布尔什维克派不肯抱持‘法统幻想’，排斥了托洛茨基的必须配合暴动于第二次苏维埃大会的提议，而决定在大会未开以前夺取政权。”这里说的是托洛茨基哪一个提议呢，何时何处讨论此提议呢，哪几个布尔什维克派排斥此提议呢，——雅可弗列夫没有说，而这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无论在会议记录或在个人回忆，都寻不到什么证据，表明托洛茨基曾经提议“必须配合暴动于第二次苏维埃大会”。雅可弗列夫的断语乃是以一种轻轻修饰过的误会为基础的，此误会好久以前就被人解释明白了，而且解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列宁。
根据早已发表的一些回忆录，人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从9月底起就屡次向那些反对暴动的人说明：替苏维埃大会定一个日期，在布尔什维克派看来，不异于是定一个暴动日期，这当然不是说暴动非依照苏维埃大会的决议来举行不可，——如此幼稚的形式主义根本不值一谈。提出来的问题乃是关于限期的问题：不能推延暴动至大会以后一个不确定的时间。中央委员会这个争论，经过什么人，并在什么形式之下，传到列宁那里去，那是在文件里查考不出来的。托洛茨基太惹敌人注目，与托洛茨基会面，对于列宁是个太大的危险。列宁，以他当时的慎重，可以害怕托洛茨基把重点放在大会上，而非放在暴动上，或者害怕他没有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法统幻想”以必需的驳斥。同样，新加入的中央委员亦能令列宁担忧，因为列宁不很认识他们，他们本来是区际派分子（或统一派）：越飞和乌里茨基。关于这点，有个直接的证据，在胜利后11月1日彼得格勒委员会开会时列宁的演说之中。“暴动问题在会议（10月10日）中提出。我害怕统一派国际主义者方面有机会主义的表现，但我的担心涣然冰释了。反而我们本党中（某些老）党员（中央委员）有不同的意见。这非常使我伤心。”据列宁自己说，10日，他确信了：不仅托洛茨基，而且直接在托洛茨基影响之下的越飞和乌里茨基，都是坚决赞成暴动的。规定日期问题，是在这个会议之中第一次提出来。“托洛茨基的提议”，主张不得苏维埃大会决议就不进行暴动，究竟于什么时候提出来呢，而且受了什么人排斥呢？好像是特意来扩大混乱的范围一般，官方的教科书，如我们指出过的，竟引据10月21日一个乌有的决议，把这个提议归到列宁头上去。
这里，斯大林也插足讨论，带来一个新的说法，驳倒了雅可弗列夫以及其他好多人。据说，暴动推延至大会开幕时候，即25日，并不引起列宁反对；但事情被过早宣布暴动日期所弄坏了。让斯大林自己说罢：“彼得格勒苏维埃公然规定，并对外公布，暴动日期（10月25日），这个错误只能以此法定日期之前的事实上暴动来补救的。”这几句话是以其重重矛盾使人错愕的。好像同列宁辩论的，只是关于选择10月24日或25日的问题！事实上，暴动以前差不多一个月，列宁写道：“等待苏维埃大会，乃是完全的白痴，因为这就等于虚耗几个星期；但现在几个星期时间，或甚至几天时间，能够决定一切。”另一方面，苏维埃又于何时何处公布过暴动日期呢？甚至难得想象做如此荒谬事情的动机何在。预先公然规定25日的，其实并非暴动日期，而是苏维埃大会开幕日期；何况这件事情并非彼得格勒苏维埃做的，而是妥协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做的。敌人们，并非从所谓苏维埃的鲁莽，而是从这个事实，推演出若干结论来：布尔什维克派若不愿退出舞台，则他们必定图谋于大会开会之时夺取政权。我们以后写道：“由于客观逻辑，我们便规定于10月25日暴动。资产阶级报纸正是如此了解事态的。”关于“客观逻辑”的空泛回忆，在斯大林脑子里就变成了“鲁莽地”宣布暴动日子。人家便是如此这般著作历史的！[3]
暴动二周年纪念时，本书著者以刚才解释的意义说道：“十月暴动，可以说：是预先规定于一个确定的日子举行，即10月25日”，而且确于此日成功了的。他又说：我们在历史上总寻不到另一个暴动来做例子，它也是由于客观进程被人预见于确定的一日发生的。这个断语是错了的：1792年8月10日的暴动也是一星期以前定下准确日子的，而且绝不是由于鲁莽，而是由于客观逻辑定下来的。
8月3日，立法议会决定，巴黎各区请愿废黜国王的，将于9月讨论。饶勒斯[4]（他注意了好多为以前历史家所忽略的事情）写道：“立法议会规定了讨论的日子，以此也规定了暴动日子。”各区的领袖，丹东，持自卫的论调。他坚决声明说：“若有一个新革命爆发，那将是……对于政府的叛国的回答。”各区将问题提交立法议会讨论，绝非为了“法统幻想”的；那不过是一种方法：一面暴动，一面准备维持合法的假面，大家知道，各区为了拥护他们的请愿书，遂以警钟为信号手拿武器，暴动起来。
这二个暴动相隔一百零五年，其间相似之处绝不是偶然的。这二个暴动都不是发生于革命初期，而是发生于革命第二期，这在政治方面就使得暴动成为自觉得多的和有计划得多的。在此二者情形下，革命危机都已达到很高度的成熟。群众预先知道了暴动的临近和必然。一致行动之需要迫得群众集中其注意力于一个“合法”确定的日子，好像注意各种事变集结的焦点一般。领导者屈服于群众运动的这个逻辑。群众领导已经支配了政治局势，差不多胜利在手了，但在表面上仍占据自卫的阵势。向柔弱的敌人挑战，就预先将冲突责任嫁在敌人头上。“预先规定日子的暴动”就是这样发生的。
斯大林的那些浅薄的议论，——以前几章已经引过一些了，——表明了他何等少思索1917年事变的内在联系，而事变在他记忆里又遗留了什么样的踪迹。如何解释这个呢？大家知道，人制造历史，并未曾认识历史的法则，正如消化食物时候未曾知道消化器官的生理学一般。但这话好像不适用于政治领袖，尤其不适用于一个党的诸领袖，——这个党依据于一个科学地确立的党纲之上。可是好多在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革命者，不久之后便表现他们无能认识他们直接参加的事变的内心意义。不肖门徒的非常丰富的文献，给了人一种印象，觉得巨大事变在他们头脑中滚过，压榨了他们的头脑，如同一个蒸汽滚路机压榨了手和脚一般。在某种限度之下的确是这样的：一种过度的心理紧张致使精力迅速损耗。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另一种情形：革命胜利根本改变了昨日的革命家的地位，麻痹了他们的科学好奇心，使他们接受现成的图式，并在新利益影响之下去判断过去事情。所以，官僚传说的罗网愈来愈紧地束缚了事变的真实路线。
1924年，本书著者在他的著作《十月教训》中曾企图解释：列宁领导党去暴动时候，为什么必须如此猛烈地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代表的右派相斗争呢？斯大林回答道：“那时我们的党有意见冲突么？不错，有意见冲突。但不论托洛茨基如何断定，如何努力去发现一个‘右派’以别于党的‘左派’，那些意见冲突总是属于事情的技术方面。……”“托洛茨基说，十月时，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代表，我们党内有一个右派。……但为什么，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冲突，只有几天就过去了呢？……并没有分裂，只冲突了几天长久；这仅仅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的，是布尔什维克派。”七年之前，暴动以前五天，斯大林不是恰好这样控告列宁激烈过火么？他不是也断定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般立场上的么？斯大林左右摇摆之中露出了一种连续性，并非从他的深思熟虑过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性格修养上产生出来的。暴动七年之后同临暴动以前一样，他对于党内意见冲突的深刻，是模糊不清的。
对于一个革命的政治家的试金石，乃是国家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0月11日写的反对暴动的信中，说道：“我们用正确的策略可以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的位置，也许还多些。……有了立宪会议，再加上苏维埃——这便是我们趋向的国家制度配合形态。”所谓“正确的策略”，便是无产阶级放弃了夺取政权。所谓国家“配合形态”，就是拿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相调和，——在立宪会议之中资产阶级党派占三分之二，在苏维埃之中则是无产阶级党统治着。这个国家配合形态，后来就成了的希法亭思想基础：将苏维埃包含于《魏玛宪法》里面。李心琴将军，“白朗登堡军区”司令，于1918年11月7日禁止组织苏维埃，理由是：这类组织是同现存国家制度相矛盾的。他无论如何总比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独立党[5]更有远见得多。
列宁四月间早已警告过，须将立宪会议置于第二等位置；但他自己和整个的党，在1917年，都未曾正式放弃了一种民主代表制观念：人们没有把握敢预先断言革命将进展到何种程度。人们设想苏维埃拿到政权之后能很快地征取军队和农民，使得立宪会议——尤其因为扩大了选举权结果（列宁提议十八岁即有选举权），——让布尔什维克派获得多数，而形式上仅仅替苏维埃政制加冕而已。在这意义上，列宁有时也说国家“配合形态”，即是配合立宪会议于苏维埃专政。事实上，事变发展走了另一个方向。无论列宁如何坚持，中央委员会仍不肯决议，于夺得政权之后延迟几个星期再召集立宪会议，如此就不能扩大选举权了，也不能给农民以机会，——这是更重要的，——重新决定他们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派之态度。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发生了冲突，而被解散了。立宪会议所代表的敌方营垒，发动了国内战争，迁延几年才解决。在苏维埃专政系统之内甚至没有第二等的位置留给民主代表制。“配合形态”问题，实际上被撇开了。但理论上这个问题还保存它的全部意义，如以后德国独立党经验所指示的。
1924年，斯大林为了党内斗争需要，第一次企图给过去经验以个人的估价；他征引列宁来替季诺维也夫的“配合形态”国家做辩护，“托洛茨基不明白，……布尔什维克派策略的特殊应用，他讨厌那配合立宪会议于苏维埃之理论，如同讨厌希法亭的理论一般。……季诺维也夫虽被托洛茨基说做希法亭主义者，其实完完全全地站在列宁的观点上面。”这是证明，1917年理论的和政治的斗争过了七年之后，斯大林还完全不明白：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对于希法亭一样，问题乃是两个阶级间政权调和与妥协，——资产阶级经过立宪会议，无产阶级则经过苏维埃；至于列宁，则他说的乃是代表同一无产阶级政权的各种制度间的配合，季诺维也夫的思想，正如当时列宁解释的，乃是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相反对的。10月17日，列宁反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只要政权操在苏维埃之手，……大家都可以赞成‘配合形态’的；但现在借口‘配合道路’来拒绝交付政权于苏维埃，……人们可以找到一句颇议会式的话来称呼这个行为么？”我们试看看：季诺维也夫的思想被斯大林估定为“布尔什维克策略的特殊应用”，非托洛茨基所了解的，但列宁当时甚至难得找到一句议会式的话来称呼它，虽然列宁在这一方面是并不过分苛刻的。一年多以后，列宁论德国事情写道：“……图谋配合资产阶级专政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乃是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以及抛弃一般的社会主义……”列宁能够写别样的话么？
季诺维也夫称为“配合形态”的，其实乃是一种企图，要永久延续双权政制，即是说要赋予新生命于孟什维克派所已完全做到的一种试验。如果1924年斯大林在此问题上仍然同从前一样与季诺维也夫共站一个立场，那就是表明：他虽然赞成列宁的提纲，却始终忠实于或半忠实于他自己在1917年3月29日报告中所发挥的双权哲学的；他说：“两者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苏维埃发动革命，……临时政府则巩固革命人民取得的政治成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这里定为政治上的一种简单分工。
临暴动前一个星期内，斯大林显然在两方面耍手腕：一面是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他面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10月12日编辑部按语，替反对暴动的人做辩护来抵御列宁打击的，出于斯大林之手绝非偶然：在党内耍把戏，他的手腕是无人能与抗衡的。四月间列宁回国之后，斯大林很聪明地推动加米涅夫出面，而自己则站在旁边的不做声；同样，现在，临暴动之前要再来玩这个把戏时候，他准备着一条退路，以便失败之时退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去。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已濒于绝境，再越出雷池一步，就须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决裂了。这一可能使他不寒而栗。21日会议时，斯大林修理好那座半倒的通到中央委员会左翼的桥梁，他提议委托列宁起草关于苏维埃大会根本问题的纲要，并委托托洛茨基做政治报告。这二个提议，都一致通过了。捞到了一顶“左”派桂冠之后，为窥测时机，斯大林便于关键时刻躲入阴影里去。所有近时的历史家，从雅罗斯拉夫斯基开始，都挖空心思隐瞒这个事实，即是：斯大林并未曾到斯摩尼来参加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也未曾在暴动组织之中担负任何职务！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地被文件证明了的，它最足以表明斯大林的政治品格及其手段。
从1924年起，人们作了无穷无尽的努力，来填补斯大林政治传记中的十月革命的空白。事情借二个假名来解决：“中央委员会”和“实行中心”。我们若不更详细地考查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那就无法理解十月起义领导过程的内情，也无法理解二十年代蜕变分子所播流言的内情。
列宁是公认的领袖，在所有的人眼睛里都有威权；但如事实所证明的，他绝不是党内的“独裁者”，他在四个月当中没有直接参加中央委员会工作，而且在许许多多策略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激烈对立。布尔什维克派旧核心之中，最有名的领袖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距离列宁很远，距离拥护列宁的人也很远。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样地躲藏起来。十月以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地与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相对立：这就使得他们二人脱离了战阵。老布尔什维克派之中，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地走上前来。但那时他在中央委员会里面还是一个新人。他的组织家才能，以后，在苏维埃国家建设那几年当中，才完全开展。捷尔任斯基不久之前才入党，以他的革命性格著称，但谈不到有独立的政治权威。布哈林、赖可夫和诺更，都住在莫斯科。布哈林被人视为有能力的理论家，但不很靠得住的。赖可夫和诺更反对暴动。洛莫夫、布卜诺夫和密柳亭，每逢决定重大问题时候，未曾被人家重视过的；此外，洛莫夫在莫斯科活动，密柳亭跑外省。越飞和乌里茨基，以其过去的亡命生活，密切联系于托洛茨基，行动与托洛茨基一致。年轻的史密尔卡在芬兰工作。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内部状况，就颇明白解释了：党的总领导机关，在列宁未曾回来直接领导以前，为什么没有起着而且不能起着后来附会于它的那种作用，——连那种作用的很低的程度都没有起着。会议记录，表明了最重要的问题：苏维埃大会问题，卫戍军问题，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都未曾预先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都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起意的，而是从苏维埃实际活动之中在斯摩尼发生出来的，但常常有斯维尔德洛夫参加。
斯大林，一般说，并未曾在斯摩尼露面。革命群众的压力愈加坚决，事变的规模愈加广大，斯大林就愈加惶恐不安，他的政治思想就愈加贫乏，他的首创精神也就愈加薄弱。1905年便是如此。1917年秋天也是如此。此后，每逢有历史性的大问题提出于世界范围时候，他都是这样的。1917年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公布显然揭露了十月在斯大林传记上留下的空白，那些官僚历史家于是创立了那个关于所谓“实行中心”的传说。这个传说最近几年非常普遍，它的解释便成为批评的十月革命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原素了。
10月16日，在列斯诺伊区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反对暴动诸理由之一便是说：“我们甚至没有中心。”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马上在匆忙之中议决填补这个缺陷。记录说道：“中央委员会组织一个革命军事中心，由如下诸人组织之：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卜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这个中心将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被大家遗忘的决议，1924年第一次从档案之中发现出来了。人家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历史文件来征引。譬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这个机关（不是其他的机关）指导了所有参加暴动的组织（革命的军队，赤卫队）。”其中“不是其他的机关”这几个字，十分露骨地泄露了这一切事后发明品的目的何在。但斯大林写得还更明白些：“在负领导暴动责任的实行中心之内，很奇怪地竟没有……托洛茨基。”为了发挥这个题目之故，斯大林不得不删去决议案的第二部分：“这个中心为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织部分。”若是注意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是托洛茨基负总责的，那就不难明白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只限于指定新的工作人员来帮助那些已经在工作中心的人员。此外，无论斯大林或雅罗斯拉夫斯基，都未解释人家为什么直至1924年才第一次记起“实行中心”的。
10月16日至20日这几天中，我们早已知道，暴动确定地走上了苏维埃道路。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成立便将卫戍军和赤卫队的直接领导权抓在手里，赤卫队在10月13日就已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指挥了。已经没有位置留给其他任何领导中心了。总之，无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里面，或在关于十月下半月事情的其他任何文件里面，人们都不能发现一点似乎如此重要的机关的活动踪迹。没有人提起它的工作，没有什么职务委托于它，它的名称甚至没有人提过，虽然它的组织分子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且共同议决那些理应直接属于“实行中心”管辖的问题。
斯卫希尼可夫，彼得格勒党委员会委员，十月下半月差不多没有间断地担负那与斯摩尼联络的责任，他无论如何总会知道关于暴动问题应向什么机关领取实行训令的。底下是他的话：“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了。从它成立时候起，无产阶级的种种革命活动就有了一个领导中心。”加育劳夫这个人，我们从二月革命以来就认识了，他记载维包格区如何紧张地等待着斯摩尼的信号：“晚上（24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来了一个回音，——赤卫队准备作战。”加育劳夫根本不知道，公开发动进攻时候另有一个中心存在。我们有同样的理由征引萨多夫斯基，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梅洪诺兴，布拉贡拉伏夫，及其他直接参加暴动的人的回忆录：其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到那个领导一切的组织——据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意见，——“实行中心”。最后，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历史中也只限于简单地记载有个中心成立，却无一个字关于这个中心的活动。由此必然得到一个结论：被领导者中既无一人知道有个领导中心存在，则此中心，在历史看来，是不存在的。
但还可以拿出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实行中心的虚构性。在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布尔什维克派“军事委员会”一篇声明稿子，从讨论中可以知道这篇声明含有要求召集“军事委员会”诸领袖来讨论暴动问题之意。越飞提议拒绝这个要求，因为“凡愿意做工作的人都可以加入苏维埃下设立的革命中心”。托洛茨基给越飞的提议以一种和缓的形式：“所有我们的组织都可加入革命中心，而在我们的党团里面讨论一切与之有关的问题。”照此意义的决议案，证明了革命中心只有在苏维埃底下的一个，即革命军事委员会。倘有另一个领导暴动的中心，则起码应该有人记起它的存在的。但没有人记起来，连斯维尔德洛夫也记不起来，他在这个“实行中心”名列第一。
10月24日会议的记录，对这事情更有教育意义。临占领首都以前几个钟头内，不仅没有什么暴动的“实行中心”问题，而且设立这个中心的决议在最后八天漩涡之中被人忘记了到这个程度，以致根据托洛茨基提议，指定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布卜诺夫三人“供革命军事委员会调遣”，——这三个中央委员，依照10月16日决议，本来应当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因而根本无需这第二次决议。之所以闹出这样的误会，可以拿底下事实来解释，即是：中央委员会刚刚从秘密存在中出来，它的组织和它的工作方法，还很少相似于后来几年那个全能的无所不包的官僚机关。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主要部分，斯维尔德洛夫拿来装在他的口袋里面，带到这里或那里去。
在这狂热时期，快散会时匆忙组织的机关，不久又被人忘记了，——本是数见不鲜的事情。10月7日，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成立了“一个与反革命作战的情报局”：这是解决暴动问题的第一个机关，但故意取此暗号式的名称。关于这个情报局的组成，记录说：“三个中央委员：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布卜诺夫，被推举为此局人员，他们并负有成立此局之责。”这第一个暴动的“实行中心”存在过么？显然没有存在，因为没有踪迹留下来。十月会议时设立的政治局，也是没有生气的，绝对无所表现：很难说曾否开过一次会。为了使彼得格勒党组织在各区直接进行工作时不致于同军事革命委员会失去联系，由列宁提议，托洛茨基遂于危急的几个星期之中加入彼得格勒委员会那个小领导群里面。列宁本来爱用两三重保障方法的。然而这个决议也是留在纸上而已，托洛茨基未曾参加开过一次会。所谓“实行中心”的命运也是这样。依照决议说来，它也不当以独立机关资格存在的，但连以辅助机关资格，它也未曾存在过。
指定的五个“中心”委员之中，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直至暴动之后才完全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斯维尔德洛夫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间的联络上尽过很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未曾以任何形式担任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它的会议。在无量数文件或证言之中，以及后来整个时代回忆录之中，未曾有一次提起过斯大林的名字。
在官方编集的《革命史》中。有一专册关于十月事件的，其中逐日地根据报纸，会议记录，档案，工作人员回忆等等，搜集了所有的事实记载。这个集子虽然是窜改历史风气业已盛行的1925年出版的，但书末的索引，关于斯大林只列了一条页码；我们把这页翻出来看，则看见的仍旧是中央委员会关于“实行中心”的决议原文，其中提起斯大林为五个委员之一。我们在这本集子里，——如此丰富的文件，连第三等文件都有的集子里，——寻找斯大林事实上所做的工作，无论参加中心的或在中心以外的，我们都寻找不到。
如果拿一个字来说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那可以说他始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内的“中间派”，换一句话说：他天然地努力站在那界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中间立场，但这个中间派害怕列宁。1924年以前，斯大林轨道上每一节都可分解为二种力：他自己本性上的中间主义和列宁的政治压力。中间主义之不值钱，在历史大事变考验之中表现得最完全。10月20日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辩护时，斯大林曾说：“我们的地位含有矛盾。”事实上是中间主义的矛盾本性不容许斯大林在革命中占据一个独立地位。可是使他在历史的大十字街头茫然无所适从的那些特点：观望的精神和经验的迂回，——反而能保障他占得许多重大的便宜，当群众运动开始退落，官僚走上第一等位置时候；官僚热心巩固已得的东西，首先热心保障自己的地位，免受新的变乱所损害。以革命之名来统治国家的官僚，需要革命家威望。斯大林以“老布尔什维克”资格成为这个威望的最适宜的化身。把群众推到旁边去之后，那个集体的官僚便对群众说：“这一切是我们替你们做出来的。”官僚于是自由行动起来，不仅任意处理现在，而且任意处理过去。历史官改作历史，修正传记，创造声望。斯大林能替革命加冕以前，革命必须经过一番官僚化。
斯大林的个人经历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很有趣味的对象；我们在这经历之中看出了一切革命所含有的法则之一种新的折射：革命造成的制度，发展下去，必然要经过那些以月数计的进潮和退潮；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反动时期也必然推动那些人物走上第一等位置，他们以其一切根本性格，在进潮时候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领导的作用。
官僚式的修改党史和革命史，是在斯大林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这个工作的几个步骤也很生动地标明了苏维埃机关发展上的各个阶段。1918年11月6日（新历），斯大林在《真理报》一篇纪念论文中写道：“暴动的灵魂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包格区。10月24日晚上，人家要他到斯摩尼去领导总的运动。暴动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卫戍军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灵巧的指挥，党主要地首先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同志和博德魏斯基同志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
无论本书著者或——我们应当设想——列宁（因遭社会革命党人暗杀正在康复），那几日都没有注意到斯大林这种借追忆过去而谈各个领导人的作用和功劳的做法。这篇论文，直至好多年后，在一种新的亮光照射之下，才令人明白：原来，斯大林在1918年秋天艰苦的几个月中已经准备一个新说法关于党在十月暴动时的领导作用了，固然还是非常谨慎地准备着。“暴动的灵魂，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这几句话乃是一种论战文字，反对那些人，他们认为——很正确地——暴动的真正灵魂乃是那个与中央委员会相激烈冲突的列宁。在这时期，斯大林还只能借用那无名姓的中央委员会来掩饰他在十月间的动摇。以后几句话，说列宁秘密住在彼得格勒，24日晚上被请到斯摩尼去领导总的运动的，——其目的乃在减弱当时党内流行的意见，以为领导暴动的是托洛茨基。再以后几句话，关于托洛茨基的，则在现时的政治空气里好像是几句恭维的话，而其实这是斯大林为了掩饰他的论战真意而不得不做的最低限度的事情。这篇“纪念”文章，结构之复杂和掩护之小心，本身就很清楚反映了当时党内流行的意见。
顺便说一说，那篇文章毫未提起“实行中心”。恰好相反，斯大林明明白白地说：“暴动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托洛茨基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但托洛茨基不属于那个“实行中心”里面，“这个机关（不是其他的机关）指导了所有参加暴动的组织”，——雅罗斯拉夫斯基这几句话，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这中间的矛盾解释起来很简单：1918年时，事变还是太新鲜印在所有的人的头脑里，要从会议记录之中找出一条决议，关于一个从未存在的“中心”的，那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到了1924年，那时好多事情已经被人忘记了，斯大林便以如下的话来解释托洛茨基为什么没有加入“实行中心”：“我们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特殊的作用。”这一年，斯大林干脆宣布：历史家的任务乃在摧毁那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暴动中有特殊作用的传说”。但是斯大林怎样拿他的新说法去调和他自己在1918年写的文章呢？很简单的：他禁止人家去征引他以前的文章。历史家中若有人图谋在1918年的斯大林和1924年的斯大林之间持中间态度，都要被立即开除出党。
然而还有一些证据，比斯大林的第一篇纪念文章更有权威的。在政府出版的《列宁全集》附注中，“托洛茨基”一条下面，写道：“……当彼得格勒苏维埃落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时候，他被举为主席，以此资格他组织了并领导了10月25日的暴动。”由此可见，“关于特殊作用的传说”，列宁在世时就已很稳固地生根于《列宁全集》里面了。
我们可以根据官方出版物来追溯历史材料的变形过程。譬如1925年，当反托洛茨基运动正在盛行之时，一个官方年刊《共产主义者日历》还写道：“托洛茨基参与十月革命，最积极，最有领导作用。1917年10月，他被举为彼得格勒革命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组织了武装暴动。”1926年版中，这段文字就被几句貌似中立的话所代替了：“1917年10月，当列宁格勒革命委员会主席……”从1927年起，斯大林学派就提出一种新说法，并把它塞进了苏维埃一切教科书，即说：托洛茨基是反对“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上除了反对十月革命之外不能做别的事情。幸而有个“实行中心”能领导暴动至于胜利！随机应变的历史家们，不过忘记了解释：布尔什维克派为什么选托洛茨基做主席呢，这个受党领导的苏维埃又为什么选托洛茨基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首脑呢？
列宁是不轻易信任人的，尤其当问题是关于革命命运时候。口头的保证不能安慰他。他在远处，总是倾向于从最坏的方向去解释一切征兆。只有当他亲眼看见时候，即是说当他到了斯摩尼时候，他就确信事情做得很好了。托洛茨基在1924年发表的回忆中，说过如下故事：“我记得，列宁得到的印象是很强烈的，当我告诉他，我已用书面命令调立陶夫斯基团一连士兵来保护我们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出版时候。……列宁高兴极了，他连声叫好，笑个不停，不时的搓手。以后他比较静默了，思索了一会，然后说：‘好的，可以这样做的，只要我们拿得政权！’据我的了解，他直至此时才确然同意了我们当初之不肯以阴谋夺取政权。他直至最后一点钟，还在害怕敌人会突然杀出来打我们个措手不及。直至现在……他才放下心来，并最终赞成了事实走上的道路。”
这个故事，后来也被人否认了。然而这个故事在客观条件之中得到了不可动摇的支持。24日晚上，列宁最后一次爆发了忧虑，如此有力的忧虑迫得他过迟地图谋动员士兵和工人来向斯摩尼施行压力。几点钟之后，他在斯摩尼认识了真实局势时候，他的心境如何猛烈改变，是可想而知的！他之不能不至少以几句话，几个字，来结束他的忧虑，他的直接或间接对于斯摩尼的怪责，——这不是很明白的么？他无需要复杂的解释。两个对谈的人，见了面，互相望着眼睛，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时候，都明白了误会的根源。所有的误会从此都消除了。不值得再解释。几个字就够了：“可以这样做的！”这话意思是说：“我有时为了多疑也许超过了界限，但你总可以了解的罢？”……怎样会不了解呢？列宁是不爱动感情的。他的一句“可以这样做的”，以及说话时的微笑，就完全足够解除过去插曲性的误会，而增进相互的信任了。
25日，列宁的心境，在他叫伏洛达斯基提出的决议案中表现得最清楚；这个决议案把暴动说做“罕有的纯净和罕有的成功”。列宁用这个话来称赞暴动，并非偶然的，——他只简单用了几个字，如他向来所做的，但含有很高的评价。正是他，以提出“旁观者的忠告”的人，认为最有资格能自由地不仅赞美群众的英勇，而且赞美领导者的功绩。人们绝不能怀疑这个事实，即列宁还有心理的动机：他时时害怕斯摩尼采取的路线过于迂缓，现在他急忙第一个出来承认这路线在事实上表现出的好处。
列宁一到斯摩尼，当然负起了一切工作的领导责任，无论是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或技术工作。29日，彼得格勒发生了一次军官生暴动。克伦斯基带领好几连哥萨克兵来进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起防卫责任。这个工作由列宁领导。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个迅速的成功能解除武装，正如一个失败。不要迷失了事变的根本线索。每次成功之后都要对自己的说：还未曾得到什么，还未曾有什么保证。确实胜利以前五分钟，同战斗开始以前五分钟，一样警觉地，一样出力地，一样紧张地，进行事情。胜利以后五分钟，欢呼声音尚未发出以前，对自己说：胜利品还没有保证的，不当空耗一分钟。——这便是做事态度，这便是行动方式，这便是列宁方法，这便是他的政治性格，他的革命精神的有机的本质。”
上面曾说起11月1日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在此会议之中列宁声明他错疑了区际派代表，——这次会议本是专为讨论与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合作政府问题的。胜利之后还赞成这个合作的，是那些右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赖可夫，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密柳亭等。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任何超出第二次苏维埃大会范围外的合作。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中和党内颇多的干部中，暴动以前，发生了颇深刻的意见冲突。……以前有人说，同现在胜利之后说的，是一样的话：我们将没有技术机关。以前有人把局势弄得很黑暗，为的令人害怕；同样现在有人也把局势弄得很黑暗，为的不去享受胜利。”托洛茨基同列宁手携手，与那些拥护合作的人相斗争，正如暴动以前与那些反对暴动的人相斗争一般。列宁在同一会议上说道：“一种协调么？——我甚至不能认真说起这件事。托洛茨基好久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个。自从那时起，世上就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提出的最重要的协调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他们最憎恨的二个人退出政府，便是：“十月暴动负责人，列宁和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和党，对于这条要求的态度，是如此样子，迫得那个非常赞成协调而且个人倾向于这个让步的加米涅夫，认为必须在11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道：“有人提议排除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个提议将使我们的党断了头，我们不能接受。”
革命的观点，即主张暴动而反对与妥协派合作的观点，在各区里，叫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个称呼，如文件和记录所证明，变成了很流行的。当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危机时，彼得格勒一个人数很多的女工会议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本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布德柏格男爵，1917年11月，在他的日记中就说起“新二头统治：列宁和托洛茨基”。一群社会革命党人12月间决定“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斩头”时，据一个阴谋者波里斯·索可洛夫说，他们认为“显然，最危险的和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派，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必须先解决这二个人。”在国内战争那几年中，这二个名字总是被人不可分离地联在一起说出来的，好像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帕尔乌斯，以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为十月革命的死敌，他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是一个集体的名字，代表所有那些为了理想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人。……”严厉批评十月革命政策的卢森堡，同时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她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是首先做榜样给世界无产阶级看的。亦唯有他们能够同胡腾[6]一样地高喊：我敢做这件事！”1918年10月，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庄严会议上，征引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话：“意大利工人如此猖獗，好像可以允许列宁和托洛茨基到意大利作一次旅行的。”这一类的证据多到不可胜举，好像一条线索贯串于苏维埃政制和共产国际的最初几年。参加者和观察者，朋友们和仇敌，亲近者和疏远者，都用一条绳子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活动联结在一起，——联结得如此坚固，不肖门徒辈历史家万不能解开它或斩断它。
[1] 即不留血的。—L.X
[2] 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时，列宁为了缓和他对于某些“极左派”的打击起见，曾说他自己也曾犯了些“极左主义”的错误，尤其当亡命国外时候，更尤其当他最后，1917年，“亡命”在芬兰时候，当时他定了一个暴动计划没有后来实行的计划那么有用。我们若未曾记错的话，列宁写给大会附设的德国事件委员会的书面声明中，也曾提起他犯的这个错误。可惜，共产国际的文库不能让我们接近，而这里说的列宁声明显然也是未曾发表的。（原注）
[3] 本书已经写成了，且快以各种文字出版了，我才看到了一个新文件关于构成本章一个重要部分的那些争论的问题。这是公开的文件，而且不属于别人的，恰属于斯大林的，——这就更加是可宝贵的了。
1920年4月23日，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组织庆祝列宁五十岁诞辰，演说者之中有斯大林，他担任以一篇简短的演说“指出列宁的一个特性，为他本人未曾说过的，——即是他的谦逊，他的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这里我们一字不改的抄下斯大林说的关于列宁的一个“错误”的话：“1917年7月间在克伦斯基统治底下，正当召集民主会议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强苏维埃，召集苏维埃大会，发动暴动，并宣布苏维埃大会为国家政权机关。伊里奇此时在躲藏之中，他不同意这个路线，他写信来说：这些流氓（民主会议）必须解散而且逮捕起来。我们明白事情不是如此简单的，因为我们知道会议之中有半数，至少三分之一，是前线代表，若解散他们和逮捕他们，则只能败坏我们的事业，而使我们与前线的关系更加恶劣。……所以无论列宁如何要求，我们仍旧走上加强苏维埃的路线。10月25日，我们就走到暴动景况。列宁微笑着，很狡猾地对我们望着，说道：‘不错，你们是对的。’这话……感动了我们。列宁同志往往在很重大的问题上承认他的错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五十寿诞纪念集》，俄文，1920年莫斯科国家书局出版，第二十七——二十八页。）
斯大林的演说彻底破坏了后来的传说，据那些传说，中央委员会在列宁领导下摧毁了托洛茨基的关于暴动期限和方法的“法统幻想”。但据斯大林说（即是说，据1920年的斯大林说）：恰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是拥护托洛茨基而反对列宁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24日夜里，列宁来到斯摩尼时候如何对他说：“好的，可以这样做的。只要我们拿得政权！”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否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暴动既然是中央委员会依照列宁计划，而反对托洛茨基计划，来做成的，显然列宁没有任何理由于胜利之后说“可以这样做”的话，然而从斯大林的纪念演说里，我们知道了，列宁到斯摩尼时曾说：“不错，你们是对的。”还能找到另一个证据，更有力量地证实我们的记载和反驳后来的一切发明么？
然而1920年时斯大林说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其实并不恰是：“召集苏维埃大会，发动暴动，宣布苏维埃大会为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机械路线正是列宁指为“法统幻想”的！列宁并非没有理由。事实上，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借苏维埃大会口号：以合法手段动员群众，又借这个动员做掩护来准备暴动，并于适宜时机施行打击，——所谓适宜时机者是指临近苏维埃大会的时机绝非指大会开幕以后。后来实行的，正是这个办法。人们不得不自问道：列宁的恐惧岂非他与斯大林谈话之结果么？
[4] 饶勒斯（Jean Jaures），法国社会党领袖，法国革命历史家。——译者。
[5] 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年4月成立，代表人物是考茨基、希法亭。－C.R
[6] Ulrich von Hutton（1488-1523）德国宗教改革领袖之一，写了好多文章反对罗马教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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