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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俄国革命，正因为是一个真实的民众革命，动员了几千万人民，所以我们在其发展之中可以看出各阶段有一种显著的相续性。事变先后继起着，好像遵守重力法则一般。势力的相互关系，在每个阶段都是以两种方式来证验的，起初群众表现其进攻的大力，然后有财产的阶级图谋报复，但只有更加表现其孤立。
二月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暴动起来，不仅违反了一切有教养的阶级的爱国意志，而且违反了革命团体的计算。群众表现出不可征服的力量。群众自己若是明白了有这力量，那他们就要拿着政权，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有力量和威权的革命党在领导着群众。政权落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手，他们拿社会主义颜色来掩护自己。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能拿群众的信任去做他种用途，只能拿去征召自由派资产阶级来操持国家的大政，而自由派资产阶级又不能不将妥协派付托给他们的政权拿去替协约国的利益服务。
四月事变时候，士兵和工人出来，——还没有什么党派号召他们，——反对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个政府是妥协派强置于他们头上的。武装示威得到明显的成功。俄国帝国主义领袖米留可夫退出政府。妥协派加入政府，——表面上是代表民众权力加入的，而其实成了资产阶级的仆役。
那些惹起革命的问题，合作政府一个也未曾解决，反而在六月间发动一个进攻，破坏了前方事实上的休战状态。群众对于妥协派的信任早已减退了，二月政制以此进攻给了自己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开始了直接准备第二次革命的时期。
七月初，政府背后有一切有财产的和受教育的阶级拥护着，压迫任何革命的行动，起诉这些革命行动是在背叛祖国和帮助敌军。正式的群众组织，——苏维埃及诸社会爱国党派，——都出全力反对示威。布尔什维克派为了策略上的顾虑，约束工人和士兵，不令他们上街来。然而群众行动起来。运动是普遍而不可抵御的。政府看不见了。妥协派隐藏起来。工人和士兵在首都成了时局的主人。然而因为外省和前线没有充分准备，群众此次进攻遂归于失败了。
八月底，有财产的阶级所有的机关和组织，都赞成一个反革命的政变：协约国大使馆，银行，地主协会，工业家协会，立宪民主党，司令部，军官，大报纸。政变的组织者不是别人，正是指挥几百万人大军的总司令。从各前线特别挑选来的队伍，根据那与政府首脑的秘密协定，向着彼得格勒开来，说是为了战略上的理由。
在首都，好像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了政变成功：工人被政府机关得到妥协派协助解除武装了；布尔什维克派不断地受打击；最革命的兵团调离了本城；挑选来的几百名军官集中着，编成突击队；他们同军官生和哥萨克一起定能构成一支强大的武力。结果怎样呢？似乎连神灵也保护着的阴谋，刚同革命的民众接触一下，就立刻化为灰尘了。
这二个运动，七月初的和八月底的，其间有着“正定理”和“逆定理”的关系。七月事变表明了群众的自发运动的力量。八月事变则揭破统治集团的完全无力。这个势力关系指出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时候，外省和前线更加密切联系于首都。这就预先决定了十月的胜利。
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之轻易推翻克伦斯基的最后一届合作政府，就是表明这个政府内在的无力。其无力的程度，连当时消息最灵通的人也为之吃惊的。”纳博科夫似乎想不到：这正是他自己的无力，他的阶级和他的社会制度的无力。
正如曲线从七月武装示威上升至十月暴动一般，科尔尼洛夫运动也好像是十月底克伦斯基进行的反革命事业之预演。这位民主派总司令，在美国旗保护之下逃到前线去避免布尔什维克派逮捕之时，他所找到的唯一武力还是那个骑兵第三军，——二个月之前科尔尼洛夫曾准备以它推翻克伦斯基自己的。这军军长仍旧是那个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一个有战斗精神的帝制派，由科尔尼洛夫委充此职的。找不到另一个军人比他更适宜于保卫民主的！
这一军人究竟也只有名称留下来罢了：其中只剩下几连哥萨克兵，图谋向彼得格勒附近的红村进攻，但没有成功，却与革命的水兵联欢了，将克拉斯诺夫交付于布尔什维克派。克伦斯基不得不逃走了，一面害怕哥萨克捉他，一面害怕水兵捉他。帝制推翻之后八个月，工人便是如此变成国家的头脑了。他们很稳固地保持在这个地位。
俄国将军柴连斯基气愤愤地议论此事道：“谁能相信呢，——一个法院差吏或门丁居然做了法院院长，一个医院看护居然做了医院院长，一个理发匠居然做了高官，一个准尉居然做了总司令，一个仆役或小工居然做了市长，一个车轮涂油工人居然做了段长或站长，一个锁匠居然做了工厂经理？”
“谁能相信呢？”却非相信不可！既然准尉打败了将军，既然过去小工当市长教训了昨日的主人，既然车轮工人管理了交通，既然当经理的锁匠复兴了工业，——人们怎能不相信呢？
政治制度的根本任务，据英国格言说，乃是“安置适当的人于适当的位置”。从这观点看来，1917年的经验是怎样呢？在最初二个月，俄国还是在世袭的专制政治之下，受了一个生来愚鲁的人所统治，他相信圣骨并服从拉斯布丁。以后八个月之中，自由派和民主派，在他们的政府高位上图谋向群众证明：革命成功，只为使一切事情仍旧同以前一样。毫无奇怪，这些人对于国家如同浮动的影子一般过去了，没有留下来痕迹。从10月25日起，领率俄罗斯的人是列宁，——俄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的身边有一群共事的人，连最恶毒的敌人也承认这些与列宁共事的人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而且能够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奋斗，这三种制度，在具体的一定的条件之下，哪一种能够“安置适当的人于适当的位置”呢？
人类历史的向上发展，整个拿来看，可以概括为意识对于盲力（blind forces）的重要胜利所构成的一串链条，——意识在自然界，在社会，在人本身中克服了盲力。批评的和创造的思想，直至今日能够在那对于自然界的斗争中夸耀自己伟大的胜利。理化科学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使得人类显然可以成为物质的主人。但社会关系仍旧是同珊瑚岛一般累积起来的。议会制度仅仅照见社会的表皮，而且是拿一种很不自然的光亮去照的。同专制制度及其他食人生活和穴居生活的遗产比较来看，民主政制当然代表很大的进步。但它毫未克制人类社会相互关系中盲力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最深奥的非意识领域上，十月暴动第一次下了手。苏维埃制度将输入目的和计划于社会基础之上，——直至现在，此处唯有简单的累积效果支配着的。
敌人们冷笑着指出：革命十五年后，苏维埃国家还不像一个普遍幸福的天堂。这个议论即使不拿因仇恨而引起盲目来解释，也只能说它是出于过分看重社会主义方法的魔力。资本主义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够提高科学和技术至于一种高度而陷人类于战争和危机的地狱。敌人们只给社会主义以十五年限期，就要它在地上建立天国。我们并未曾夸下这个海口。我们也从未规定这样的限期。大变革之过程，应当拿适宜的尺度来计量的。
但活人遭遇的灾难呢？国内战争的火和血呢？革命的效果能够替它造成的祸害做辩护么？这个问题是目的论的，因之是没有裨益的。同样，为了个人生活的困难和痛苦也可以说：是否值得生在世界上呢？然而这种忧郁的默想，直至现在，并不能阻止人们生产和诞生。即使是在现时不可忍受的灾祸时代，自杀的人也只占我们这星球上人口很小的百分比，而且人们正是将革命看做脱离不可忍受的痛苦之出路的。
应当指出一点：关于社会革命下的牺牲，最常常气愤的恰是那一流人，他们即使不是直接制造世界战争的，至少也是赞美战争的牺牲者，或视之若无视。现在轮到我们来问：战争是应当的么？它给了我们什么呢？它教训了我们什么呢？
那些丧失了权利的俄国私产主人，他们说的话更不值得回答。他们说，革命致使国家文化低落。被十月暴动推翻的贵族文化，根本上不过是较高的西方文化典型之肤浅的仿效而已，始终为俄国民众无法接近的，又未曾贡献什么重要的东西于人类宝藏。
十月革命已经立下了一种新文化基础，一种为了一切人的文化；正是这个原故，它才立即具有国际的意义。即使苏维埃制度，在恶劣环境之中和敌人打击之下——我们姑且假定，——暂时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仍旧留在人类以后整个发展上面。
文明民族的语言中清楚记着俄国发展的二个时代。如果贵族建立的文化将那些野蛮的字眼，如Czar（沙皇），pogrom（虐杀），nagaika（鞭子）等，输入于世界语言，那么十月革命就把另一些字眼如Bolshevik（布尔什维克），Soviet（苏维埃），piatiletka（五年计划）等，国际化了。[1]这就足够替无产阶级革命做辩护。倘若人们认为它需要辩护的话。
[1] 译者按，从此可见俄国贵族文化如何少影响于中国，而十月革命又如何多影响于中国，因为旧俄国诸名词，中文非意译不可（除了“沙皇”，但本书第二三两卷仍译“皇帝”），而新俄国诸名词，大多数则过去意译的（如“多数派”之类），不久就非采用音译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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