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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群众情绪虽已开始转变了，但在改编后的彼得格勒卫戍军中，八月全月，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占支配地位。某些部队始终猜忌布尔什维克派。无产阶级没有武器：赤卫队只保存了几千条枪。在如此条件之下举行暴动，一定要以悲惨失败告终的，虽然群众又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
九月间，局势不断地改变。将军们叛乱之后，妥协派很快地丧失了他们在卫戍军中的势力。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同情，代替了以前的猜忌；即非同情，也是观望的中立。但这同情并不是积极性的。在政治观点上说，卫戍军仍然是极端软弱的，而且是多疑的，同农民一样：“布尔什维克派不会欺骗我们么？”“果真要拿和平和土地给我们么？”大多数士兵还没有决心，要为这些目的在布尔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战斗。卫戍军之中既然还有少数部分，差不多完全不能转变的，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五千至六千军官学生，三团哥萨克兵，一营脚踏车兵，一师装甲汽车兵），则九月间若发生冲突，结果如何很难断言。然而好像是来帮助一般，事变的进程又给人一个客观教训，说明彼得格勒士兵的命运是不可分离地与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派的命运相联系着的。
指挥武装队伍之权，本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权利。第一个临时政府是执行委员会强加于民众头上的，它允诺：参加二月暴动的军队不解除武装，不调离彼得格勒。这是双重军权之正式发端；双重军权与双重政权，根本上是分离不开的。以后几个月，政治上巨大的震动，——四月示威，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准备及其肃清，——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制服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但在这方面政府和妥协派之冲突，毕竟属于兄弟阋墙性质，很容易和平解决。卫戍军一经布尔什维克化了，事情就变了性质。现在士兵们自己已经注意到三月间政府允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话，这个诺言早被双方的人不顾信义背弃了。9月8日苏维埃士兵部，要求：七月事变时被调往前线的各团，仍旧调回彼得格勒来。可是在政府之中合作的那些人此时正在深思熟虑，如何能把现在首都的各团驱往前线去哩。
在好多外省城市，情形同首都差不多。在七、八两月中，当地卫戍军被依爱国主义的标准加以改编；在八、九两月中改编过的卫戍军又布尔什维克化起来。必须重新开始了，即是说，必须重新改编卫戍军。政府一面准备给彼得格勒一个打击，一面就在外省动起手来。政治的动机小心掩藏在战略的借口之下。9月27日勒瓦尔城市和要塞两苏维埃开联席会议，关于军队调防问题，决议：非先得当地苏维埃同意，军队不能调动。夫拉地米尔斯卡雅省苏维埃领袖，请教莫斯科：应否服从克伦斯基那个调动全体卫戍军的命令。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地方局看出来“这种命令是有系统地对付那具有革命精神的卫戍军的”。在临时政府让出其一切权利以前，还在图谋抓取每一个政府的根本权利，即是指挥武装力量的权利。
解决彼得格勒卫戍军问题更加是迫切的了，因为即将到来的苏维埃大会无论如何要彻底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报纸，以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为领袖，天天说不应当让布尔什维克派能“从容选择时机来发动国内战争”。这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趁有利时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由此必然地产生了预先改变卫戍军中势力关系的图谋。里加和孟准群岛失守之后，战略上的理由是很令人相信的。军区司令部发出命令改编彼得格勒卫戍军，准备到前线去。同时，由妥协派发起，这问题也提到苏维埃士兵部来。敌人的计划很不坏：根据战略理由向苏维埃提出一个不容拒绝的要求，苏维埃若接受了，拥护布尔什维克派的军事势力立刻就消失，苏维埃若是拒绝了，彼得格勒卫戍军和前线士兵就要发生冲突，前线是如此需要补充和换防的。
苏维埃诸领袖很明白这个圈套，他们先要试探立足地是否坚牢，免得一失足不可挽救。要拒绝执行这命令，必须有个条件，即是拒绝理由能得前线谅解。否则宁可与前线相商，把前线需要休息的革命队伍调回来同彼得格勒卫戍军交换。上面的勒瓦尔苏维埃的宣告含着这个意思。
士兵则更直接地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深秋时候开到前线去，就是要在冬季作一次新的攻击，——士兵们能同意这样干吗？不，他们头脑里不能容留这个意思。爱国派报纸立刻对卫戍军开火：彼得格勒诸团清闲得发福了，对不起前线。工人起来替士兵辩护。普地洛夫工厂工人首先抗议卫戍军调防。从此时起，这问题总被置于议事日程上，不仅兵营开会如此，工厂开会亦然。这就更加密切联系了苏维埃中的两部：工人部和士兵部。从此以后，士兵们特别热烈地拥护工人武装要求了。
为了拿彼得格勒失守危险来重新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起见，妥协派于10月9日向苏维埃提议设立一个“革命保卫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动员工人积极参加保卫首都。苏维埃虽然不肯担负“临时政府所谓战略行动”的责任，尤其不肯担负“调开彼得格勒驻军”的责任，却不急忙表示接受或拒绝那个命令，但决定审查一下那命令所持的理由和所据的事实。孟什维克派企图抗议：不许干预司令部发出的军事命令。然而仅仅一个半月以前，他们对于科尔尼洛夫那些阴谋命令也是这样说的，——人家向他们旧事重提。为要审查，调开驻军究竟是出于军事理由还是出于政治理由，就需要一个合格的机关。使妥协派吃了一惊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派竟接受了“保卫委员会”计划：正是这个委员会，应当把有关于保卫首都的一切材料都搜集在自己手里。这是重要的一步。这个危险武器从敌人手里抓到自己手里之后，苏维埃仍可以依照当时情势，更变将军队调往这方或那方的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更变，总是反对政府和妥协派的。
布尔什维克派自然更愿采取孟什维克派那个“军事委员会”计划，因为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已经不止一次讨论到有成立一个正式苏维埃机关来指挥未来暴动之必要了。在党军事委员会里，甚至为此事情起草了一个计划。以前不能克服的困难，乃在于如何拿暴动机关同苏维埃相配合起来，它是选举出来的和公开活动的，而且其中还有敌党的代表。孟什维克派那个爱国的提议，恰好促成一个革命司令部之创立，不久这个机关便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成为暴动的主要杠杆了。
此处所记的事变之后二年，本书著者在一篇论十月暴动文章中，写道：“调遣卫戍军的命令一经从军区司令部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我们就明白了：这问题往后发展下去可以得到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暴动观念从此具备了形骸。再不须发明一个苏维埃的机关了。未来“委员会”的真实作用，由以下事实明白表示出来，即是：在同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报告布尔什维克派退出预备国会事情，结尾喊道：“为全国革命政权直接而公开的斗争万岁！”这句符合于苏维埃法制的话，译成革命语言，便是“武装暴动万岁！”
恰在第二天，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在一个秘密会议之中，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以武装暴动为最近几日的实际任务。从此以后，党就采取了一种明白而带命令式的战斗立场。“保卫委员会”就被包含在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的前途之内了。
政府及其同盟者以一个向心的环包围卫戍军。11日，北方前线司令采勒弥索夫将军把军团委员会的要求转呈陆军部长，要求后方队伍，彼得格勒卫戍军，调到前线来接替那些疲乏的队伍的防地。在这件事情上，前线司令部不过是前线妥协派和彼得格勒妥协派之间一架传达机器罢了，——在彼得格勒的妥协派领袖努力造成一个更广大的烟幕来掩饰克伦斯基的计划。合作党派的报纸以一种疯狂的爱国主义交响乐来附和那个包围行动。然而士兵和工人的日常会议，证明了这种音乐对于下层毫无影响。12日，首都最革命工厂之一，（老巴维安宁）工人开全体会议，回答资产阶级报纸的不停诬蔑说：“我们坚决声明，到了我们认为必要时候，我们一定要上街去的。我们并不害怕那即将发生的斗争。我们坚决相信将在斗争之中得到胜利。”
彼得格勒苏维埃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起草“保卫委员会”的章程，规定这个未来军事机关负有如下使命：与北方前线，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波罗的海中央组织（“波中”）和芬兰地方苏维埃相联合，为的明了战事状况并采取必须的步骤；进行调查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卫戍军人数以及军火粮食数量；设法维持士兵群众和工人群众的纪律。这些使命是规定得很广泛的，同时也含有双关意义：差不多都站在保卫首都和武装暴动的界线上。然而这两个问题，自今以前是互相排斥的，现在则事实上渐渐接近了：苏维埃拿到了政权之后，也应当负起军事上保卫彼得格勒的责任。这个保护色并非从外面勉强加上去的，而在某种限度内，是从暴动前夜的条件产生出来的。
为了同样的掩护作用，那个起草章程委员会就不是以布尔什维克派为主席，而是以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为主席，——一个老实的少年军需官拉西弥尔，他是那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一，他们在暴动以前就完全同布尔什维克派并肩前进了，固然并非每次都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将领他们到哪里去。拉西弥尔的原来草案经过托洛茨基修改的有二方面：征取卫戍军的实际任务更加说得确定了，而一般革命目的更加说得轻淡了。虽有两个孟什维克派抗议，执行委员会还是通过这个章程；章程规定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有：苏维埃主席团，士兵部主席团，舰队代表，芬兰地方委员会代表，铁路工会代表，工厂委员会代表，一般工会代表，各党军事组织代表，赤卫队代表等等。组织基础同在其他好多情形下一样的。但委员会人选则预先受其新任务所决定。不用说，每个组织应该选派懂得军事的代表或熟悉于卫戍军事情的代表到这委员会来。某机关任务决定了某机关的性质。
此时另有一个组织产生，其重要性也不稍逊：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设立了“卫戍军经常会议”。士兵部在政治上代表卫戍军：代表们都是在政党旗帜之下选举的。但“卫戍军会议”则应由各团委员会组成的；团委员会指导全团士兵日常生活，是士兵们的“行会性的”，实际的，最直接的代表机关。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相似，是显而易见的。经过苏维埃工人部，布尔什维克派，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到工人援助。但要能支配工厂，就必须抓着工厂委员会。士兵部的成分，保证卫戍军大多数政治上同情于布尔什维克派。然而要实际指挥军队，就必须直接依赖于团委员会。如此就可以解释，暴动前不久，“卫戍军经常会议”为什么占了第一等位置而把士兵部自然地推到旁边去了。但士兵部的最有名代表仍是参与这个经常会议之中的。
不多几天以前，列宁在一篇论文《危机成熟了》之中，责备人说：“关于确定军队态度问题，党做了什么事情呢？……”军事委员会虽然十分努力工作，列宁的责备还是对的。要以纯粹参谋部方式来研究力量和手段，对于党是很困难的：没有这种习惯，不晓得如何下手才好。但“卫戍军经常会议”一经出现，情形就忽然改变了：从此以后，在领袖们眼前，每天展开着卫戍军的活生生的全部景况，不仅在首都的，而且在四郊的。
12日，执行委员会审查拉西弥尔委员会起草的章程。虽然不许旁听，但辩论的话仍含有隐语性的。“说的是这件事，但实际是那件事，”苏汉诺夫告诉我们。他的话不是没有理由的。依照那些章程，委员会之下分为保卫科，给养科，交通科，情报科等：这是一个司令部了，或与司令部对等的机关。经常会议的任务被宣布为：要提高卫戍军的战斗力。这话并不是虚伪，因为战斗力可以使用于这方面，也可使用于那方面。孟什维克派，以无力的气愤指出：他们为了爱国目的提出来的建议，如今被人拿去掩饰那在准备中的暴动了。这个掩饰并未能完全瞒人耳目，所有的人都明白这里做的是什么事情；但同时这个掩饰又是不能揭穿的：以前妥协派自己也恰恰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紧急时候团结了卫戍军于自己周围，并创设一些政权机关，与政府机关相平行。布尔什维克派似乎不过继续双重政权机关的传统罢了，但在旧形式之中，他们注入一个新的内容。以前为了妥协派自己用的，现在则引到国内战争了。孟什维克派要求人家在记录中写明他们是反对这整个事情的。这个柏拉图式的要求被接受了。
第二天，在士兵部里——它不久之前还是妥协派的卫队——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和卫戍军经常会议问题。在这次非常瞩目的会议上，“波中”主席，水兵狄宾科，占了主要位置（这是应该的）——他是一个黑胡子大块头，不习惯于转弯曲折说话。这位赫尔辛基来宾的演说，如同一阵海风，新鲜而刺激，吹过卫戍军重浊的空气之中。狄宾科说起了舰队业已同政府完全决裂，而且和舰队司令部的关系也变了形式。最近的海战开始之前，舰队司令来问正在那几日开会的水兵大会道：水兵们愿否实行作战命令？“我们回答：我们要实行的，但须我们方面派人去监督。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舰队陷于被消灭危险了，则舰队司令要先吊死在大桅杆上的。”在彼得格勒卫戍军听来，这是新的语言。舰队也不过是几天之内才采取了这个语言。这是暴动的语言。那一小团孟什维克派躲在角落里低声咒骂。主席团看见那些穿着灰色大衣的密集群众也有点寒心。可是他们当中没有发出一声抗议！兴奋的面孔上一双火红的眼睛。一种勇敢精神弥漫于全会场空气中。
狄宾科受了普遍同情所鼓励，做结论时很放心宣告道：“人家说，彼得格勒卫戍军必须调到外面去，为了保卫首都门户，尤其保卫勒瓦尔。你们切勿相信这话。我们自己会保卫勒瓦尔。你们留在这里保卫革命利益罢。……我们如果需要你们帮助，自己会来对你们说的；我确信那时你们也一定会来帮助我们。”这话说得最合士兵们之意，于是激起一阵真正的热情，若干孟什维克派的抗议就完全淹没于这些热情之中了。卫戍军调离首都问题，从此可以认为解决了。
拉西弥尔提出的章程，由二百八十三票对一票及二十三票弃权之多数通过。这个数目，连布尔什维克派自己也觉得出于意料之外的；我们从此可以看出群众的革命压力至于何种程度。这次表决，表示士兵部公开而正式地将卫戍军指挥权从政府司令部方面夺来而交付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手。不久还可以证明出，这不仅是简单的表示而已。
同一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一个通告，宣布它底下增设一个赤卫队部。工人武装事情，在妥协派苏维埃底下无人理会，甚至受了阻拦，如今则为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最重要任务之一了。士兵对于赤卫队的猜忌态度早就忘记了。恰好相反，卫戍军中所有的决议案差不多都提出武装工人要求。赤卫队和卫戍军从此携手同进。不久之后，此二者因为同隶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故，联系得更加密切了。
政府恐慌起来。14日早晨，在克伦斯基家里举行一次部长会议，批准了军区司令部拟定的取缔那在准备中的“示威”的办法。当权者猜测着：这次事情只限于武装示威呢，还是要变成暴动？军区司令部对各报代表宣称：“无论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准备好对付的。”判决了死刑的人，临刑之前，往往会觉得精力饱满的。
在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丹模仿了六月间策列铁里所持的论调——策列铁里此时躲到高加索去了——要求布尔什维克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要动手么？如果是的，什么时候动手？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从梁赞诺夫的回答做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派准备暴动，而且要领导暴动。这结论做得并不错。孟什维克派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派之计算‘夺取政权’，显然是以卫戍军不调离首都为根据的。”但这里把“夺取政权”几个字加上括弧：妥协派还不认真相信已陷于危险。他们最怕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派会胜利，而是反革命在国内战争的新斗争中恐怕会得到胜利。
苏维埃既然负起武装工人之责，就应当想法去获取武器。这不是一下就做得到的。就是在这方面，每个实际的前进步骤，也是出于群众授意的。只要留心听听群众的提议就够了。四年之后，托洛茨基某次在纪念十月革命的晚会上，说道：“一队工人代表向我们要求枪械时，我回答：‘兵工厂还未落入我们手中哩。’工人说：‘我们到塞士特洛勒茨克枪械制造厂去过……’——‘好的，去了怎样呢？’——那里的人对我们说：‘只要有苏维埃命令，就给你们枪械。’我签了命令：发五千只枪；当天工人就领到了。这是第一个经验。”敌对报纸立刻叫喊起来：一个被控叛国罪正在保释中的人，而国有工厂竟遵照他的一纸命令交出枪械！政府不做声。但是民主派最高机关出头干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一个严厉命令：若无中央执行委员会允准，不得交付枪械于任何人。在交付枪械问题上，似乎丹或高次也没有资格禁止，正如托洛茨基没有资格准许一般：制造厂和兵工厂是属于政府管辖的。但每逢重要时期对于官方权力之轻视，已经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统，而且深深入于政府本身习惯之中了，因为本质上就是这样的。然而破坏了传统和习惯的是另外一方面：工人和士兵已经不去分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雷和克伦斯基的电了，他们将此二者置之不顾。
要求卫戍军离开彼得格勒，用前线名义比用后方什么机关名义要方便得多。由此见解出发，克伦斯基便将彼得格勒卫戍军交付于北方前线司令采勒弥索夫管辖。克伦斯基以政府首脑资格放弃了在首都指挥军队之权，却希望以总司令资格实行此权利。采勒弥索夫将军为了咬开那个硬核桃，则转来求助于那些特派员和那些委员。大家共同努力，拟定了一个最近行动计划。17日，北方前线司令部，同军团中各组织，召唤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到泼斯可夫来，为的在前线士兵面前向他们坚决提出要求。
彼得格勒苏维埃除了接受挑衅之外没有别法了。16日会议，选了几十个人为代表，一半是苏维埃委员，一半是卫戍军代表，由工人部主席费奥道罗夫，以及士兵部诸领袖和布尔什维克党军事委员会诸领袖辣舍维趣、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达希克维趣等人带领着。代表之中有几个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他们都声明到泼斯可夫拥护苏维埃的政策。未出发前，代表们开会，通过了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宣言草案。
那一次苏维埃会议也讨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章程。这个机关刚刚成立，敌人就一天比一天更讨厌它了。反对派一个人演说道：“布尔什维克派未曾回答这个直接问题：他们准备暴动么？不回答，就是懦怯，不然便是对于自己力量没有把握。”会场上一齐爆发笑声：政府党的代表要求暴动党对他们开诚布公。这个人又说：新委员会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司令部，为了夺取政权用的。”他们，孟什维克派，是不参加的。“你们有几个人啊？”——会场上有人对着孟什维克派叫喊。在苏维埃中，孟什维克派的确是很少的，至多五十个罢了，但他们很有把握，知道“群众不赞成暴动”。托洛茨基回答时并不否认布尔什维克派准备夺取政权：“我们不以此为秘密之事。”但目前不是这个问题。政府要求革命军队离开首都，——“我们现在应该回答：是或否。”拉西弥尔的章程草案由绝大多数通过了。主席请革命军事委员会明天就开始工作。如此，事情前进了一步。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溥尔可夫尼可夫，那一日又写了一个报告给政府，关于布尔什维克派准备暴动事情。这报告是用勇敢的口气写的：全体卫戍军都站在政府方面，军官学校已奉命准备。溥尔可夫尼可夫在一篇告民众书中答应必要时实行“最严厉的手段”。市长史莱德，社会革命党人，也恳求“不要扰乱治安，免得造成首都饥饿”。恐吓和恳求，勇敢和害怕，在报纸上用愈来愈高的音符表示出来。
为的在泼斯可夫感动彼得格勒苏维埃诸代表，人家准备了一个戏剧式的军事招待。在司令部屋子里，围绕着那铺满了庄严地图的桌子，坐着那些将军老爷，那些高级特派员（以魏廷斯基为首），那些军团委员会委员。司令部各科科长报告关于陆地和海上的军事状况。每个人报告结论同合于一点：彼得格勒卫戍军必须立刻开出来保卫首都门户。那些特派员和委员气愤愤地反对人家怀疑有什么政治阴谋：整个事件都是出于战略上需要的。代表们拿不出直接的反证来：在这类事情上，证据不会是俯拾即是的。但整个局势就反驳了战略理由。前线并不缺少人，而是人不肯打仗。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情绪绝不能巩固那已动摇的前线。此外，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训还在所有人的记忆之中。彼得格勒代表们深深相信自己理由充足，就容易抵御了司令部的打击，而回到彼得格勒来，同时比去时更加是一致的。
当时参加者拿不出直接的证据，现在记载历史的人拿得出来了。秘密的军事通信，揭破了：并非前线自动要求彼得格勒卫戍军而是克伦斯基叫前线如此要求。北方前线司令回答陆军部长的电报：“秘密。十七日。X。派遣彼得格勒卫戍军到前线来，是你们起意的，不是我起意的……现在既然明白了，彼得格勒卫戍军不肯到前线来，即是说没有作战能力，那么我和你们的代表——一个军官——私人谈话时，就说……这样的军队，我们在前线已经不少了，你们一定要派他们到前线来，我并不拒绝接受他们，你们若仍认为他们必须离开彼得格勒，我也仍然不拒绝接受他们。”这个电报的口气有一半像是反唇相讥的；这可以拿如下事实来解释：采勒弥索夫将军一向好谈政治，在帝制时代军队之中曾经被认做“红党”；据米留可夫说，他后来“得宠于革命的民主派”。此时他显然走到了这个结论，认为政府与布尔什维克派冲突时候，他最好及时地疏远了政府。暴动那几日采勒弥尔索夫的行为完全证实了这个假设。
为卫戍军的斗争，同另一个斗争，即为苏维埃大会的斗争，交织起来。照原来定的日子说，现在不过只有四天或五天了。人家知道“动手”与大会有关。人家设想，同七月事变一样，运动也是照着群众武装示威形式发展的，夹带着街道战斗。右派孟什维克鲍特勒索夫大概是根据反间谍机关或法国军事使节团用（法国军事使节团一向是大胆伪造证据的）的报告，在资产阶级报纸暴露布尔什维克派暴动计划，说是暴动将于十六日夜间举行。这些有发明天才的伪造者，没有忘记预见到：布尔什维克派将于一个城门“集合暧昧分子”。禁卫军诸团士兵都会笑起来，同荷马史诗上那些神一般笑着。斯摩尼学院的厅柱和烛台给笑声震动了，当人家在苏维埃会议上宣读鲍特勒索夫的论文时候。但那个聪明的政府，总是不懂得去看看它眼前发生的事情，却认真地被这些荒谬的假证据吓坏了，急忙于早晨二点钟开会，为了抵抗那些“暧昧分子”。克伦斯基一再同军事机关商议之后，就采取了一些必需的步骤：加强冬宫和国家银行的守卫，从奥兰宁堡召来两个军官学校的学生，及从罗马尼亚前线召来一列铁甲车。米留可夫写道：“最后一分钟，布尔什维克派取消了暴动。他们为什么取消，我们不明白。”事变之后好多年，这位博学的历史家还是宁愿相信一个自相矛盾的谣言。
政府机关命令警察访查城市周围，探索暴动踪迹。警察的报告，配合了活生生的观察和警察式的糊涂思想。在亚历山大尼夫斯基那一带，有好多大工厂的区域，警察看见是完全平静的。在维包格区，人家公开宣布必须推翻政府，但“表面上”是安静的。在华西里岛区，有激昂的情绪，但那里也看不出有什么表面征象，表示暴动即将发生。在那瓦区有一种暴动宣传，很有力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时候？不是日子和时辰严守秘密，便是根本上没有人知道。于是决定在工人区加强岗位，警察巡官查岗也应当更加勤些。
莫斯科有一个自由派报纸的通信员相当精彩地补充了警察的报告：“在市郊，在彼得格勒各工厂：尼夫斯基，奥布霍夫斯基和普地洛夫等工厂里，布尔什维克派出动宣传极紧张地进行。工人的情绪已到了这个田地，随时都可以上街示威去。最近几日，彼得格勒有大批逃兵到来，非常之多，……在华沙车站，拥挤着士兵，形迹可疑，火红的眼睛，激昂的面孔。……据说有几群盗匪来到彼得格勒，他们觉得发财机会到了。盗匪们正在组织，他们充满了茶馆和饭店……”这里，小市民的惊慌和警察的谣言，同真正事实交织起来。革命危机临到解决时候，连社会深坑也震动了。逃兵，盗匪，和罪恶所聚的茶馆和饭店，的确给临近的大地震的吼声所唤起。上流社会看见自己制度的罪恶与溃疡，它那横行的力量，确是害怕得很。这些罪恶分子并不是革命所造成的，革命不过暴露之而已。
那几日，在德文斯克，军区司令部里面，我们早已认识的布德柏格男爵——容易动感情的反动家，但非无观察力，也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锐利眼光——写道：“立宪民主党人，准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各种色彩的革命党人，无论是旧时的或三月间的，都觉得他们的末日临近了，于是口不择言，——这种情形令人想起了那些伊斯兰教徒，他们图谋摇动一种响器来拯救已蚀的月亮。”
18日，第一次召集了卫戍军会议。有一篇电话通告各团士兵，切勿任意行动，有苏维埃士兵部副署的司令部命令才可执行。如此，苏维埃就是决心公然掌握卫戍军的指挥权了。这篇电话不异于是号召推翻已存的政权机关。但人们也可以解释做：布尔什维克派在双重政权机构中代替了妥协派地位的一种和平举动。事实上，这二种说法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较软弱的解释留下了幻想余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自命为斯摩尼学院的主人，图谋阻止这篇电话传播出去。这样一来，他们只叫自己多丢了一次脸。彼得格勒及其近郊各团委员会代表会议，如期开会，而且人数很多。
拜敌人造成的气氛所赐，参加卫戍军会议的人的报告，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临近“动手”的问题上。举行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调查，这是统治者自己不敢做的。表示反对暴动的，有彼得霍夫军官学校和第九团骑兵。禁卫军各骑兵营倾向于中立。奥兰宁堡军官学校表示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反对者或中立者的声明如斯而已。但表示一奉彼得格勒苏维埃命令便整队出发的，有：爱格尔斯基团，莫斯科团，伏伦斯基团，巴夫洛夫斯基团，克克斯洪斯基团，谢米诺夫斯基团，伊士马伊洛夫斯基团，第一轻步兵团和第三后备团，波罗的海第二队水兵，电气技术营，炮兵师。手榴弹团须有苏维埃大会号召才肯出来。这就够了。比较不重要的队伍则服从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之前还以为彼得格勒卫戍军是它的势力来源，它这样想并非没有理由，但这次会场上竟差不多一致拒绝它的代表上台说话了。那些中央执行委员，在一种无力的气愤状态中离开了这个“无法律根据的”会议；这个会议，由主席团提议，立刻声明了：凡无苏维埃副署之命令，都没有效力。
最近几个月以来，尤其几个星期以来，卫戍军意识之中准备着的东西，现在凝为形态了。政府之无力超出一般人猜想以外。首都充满了暴动和流血战斗的谣言，布尔什维克派占支配势力的卫戍军会议则使得示威和群众战斗根本上成为无必要之事。卫戍军很有把握地走向暴动去，把这暴动不看做暴动，而看做苏维埃支配国家命运的那种不可否认的权利之实现。在这个运动之中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并兼具厚重沉稳一言九鼎的意味。党需要很巧妙地将它的行动与卫戍军的政治步骤相配合起来，——卫戍军大多数等待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号召，有些则等待苏维埃大会的号召。
在进攻发展上为了避免（即令是一时的）混乱危险，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困恼了敌人，而且困恼了朋友，这就是：果真今天或明天就要发生暴动么？在电车内，在街道上，在店铺中，所谈的无非是临近的暴动问题。在宫殿广场，冬宫前面和司令部前面，军官们排了长队，自愿替政府服务，来领手枪；但到了危险时候，这些手枪和这些领得手枪的人，都不知何处去了。当日所有的日报，社论上都是论暴动问题。高尔基要求：布尔什维克派若不是“无可奈何地做了疯狂的群众的工具”，就应当出来辟谣。工人区，尤其兵营里面，也惴惴不安了。工人和士兵几乎以为暴动准备没有他们参加。谁准备的呢？为什么斯摩尼学院不说话呢？苏维埃一面是公开的代表机关，一面是革命司令部，这个矛盾的地位，在最后的转弯点时候，造成了一些大困难。再不能不做声了。
当晚苏维埃会议将结束时，托洛茨基说道：“几天以来，报纸充满了消息，风声，论文，关于临近的暴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议都是公布出来，为大众周知的。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不会有什么决议对工人和士兵隐瞒起来……我以苏维埃之名宣布：我们并未规定什么武装示威。但若为情势所迫，苏维埃不得不号召示威时候，工人和士兵一奉它的信号将立刻前进，如同一个人……有人说，我签了命令，发了五千只枪。……不错，我签了这个命令；……苏维埃继续着组织并武装工人自卫军。”代表们明白了。斗争已经迫近了，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在他们以外，信号是不会发出来的。
然而除了安慰人心的解释之外，群众还需要一个明白的革命前途。为此目的，报告者将卫戍军调防和苏维埃大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和政府发生了一种冲突，这冲突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容许……人家把革命的卫戍军调离彼得格勒。”这冲突又是附属于另一种迫近的冲突的。“资产阶级知道，彼得格勒苏维埃将向苏维埃大会提议把政权拿在手里。……看见斗争是不可避免了，所以资产阶级拼命来解除彼得格勒武装。”这篇演说第一次绝对清楚地将暴动和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准备拿取政权，我们需要卫戍军团，因此我们不让卫戍军调开。“反革命破坏大会的第一个企图，我们将以反攻击来回答。这个反击将是毫不容情的，我们将推行到底。”这次，一个坚决的政治攻击是以武装自卫形式宣布出来的。
苏汉诺夫这次到会，带来了一个行不通的计划，即要苏维埃庆祝高尔基的五十诞辰。他以后评论：革命在这一天打了一个牢固的绳扣，——评论得很好。他说，在斯摩尼学院看来，卫戍军问题乃是暴动问题；在士兵看来这是他们的命运问题。“再不能替这几天的政治，想像一个更巧妙的出发点了。”但这并不能阻止苏汉诺夫将布尔什维克派整个政策看做是致命危险的。他与高尔基及其他千百个激进派知识分子一样，最害怕这些“疯狂了的”群众，这些很有计划地一天又一天发挥其攻势的群众。
苏维埃力量强大，足够公开宣布一个暴动纲领，甚至规定一个暴动日期。同时，直至它规定的那个完全胜利的一日为止，苏维埃在无数大小问题上却是毫无力量的。克伦斯基在政治上已减少为零了，但他还在冬宫发号施令。列宁是不可抵御的群众运动的灵魂，但他躲藏起来，而司法部长马良托维趣那几日又命令检察官再发一张拘票捉他。即便在斯摩尼学院里面，在自己的地盘上，那个全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似乎也是仰承当权者鼻息的。房屋，经费，收发，汽车，电话等管理之权，还是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手里，而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己也只依靠抽象继承权那条线轻轻挂着。
苏汉诺夫说起，那晚散会之后，深夜，他走到斯摩尼学院的广场上，大雨淋漓，黑暗得很。一群代表在那两辆冒烟而发臭的汽车前面绝望地顿脚，——这两辆汽车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丰富的车库里拿出来送给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用的。这位无所不在的观察者接着说：“主席托洛茨基也向那两辆汽车走去。但停下来，看了一分钟之后，他冷笑着，在泥泞地上走开了，消失于黑暗之中了。”在电车露台上，苏汉诺夫遇着一个小个子，外貌很谦和，生着一部黑山羊须。这个不认识的人，想安慰苏汉诺夫，叫他勿为行程不适难过。“这个人是谁？”——苏汉诺夫问他的女伴，一个女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老战士，斯维尔德洛夫。”不到两星期，这个生着黑山羊须的小个子，做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之安慰他的旅伴，多半是出于一种谢意，因为八日之前，在苏汉诺夫家中开了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武装暴动问题，——这事情，苏汉诺夫自己并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中央执行委员会图谋倒转事变的车轮。主席团召集一个卫戍军“合法”会议，连那些落后的委员会也召集了来，这些委员会好久以来未曾改选过，也未曾参加昨日会议。如此补充一次检查卫戍军，得到了新的结果，但更加明了地证实了昨日的形势。这次反对暴动的，有：驻防彼得·保罗堡垒的各部队委员会的大多数和装甲汽车师属下的各团委员会，——它们都宣布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这个堡垒建立在尼瓦河及其支流汇合处一个岛上，在城市中心和两个工人区中间，俯瞰着近旁诸桥梁，保护着（或者洞开着）河岸方面冬宫的门户；冬宫就是政府所在地。在大规模作战中这个堡垒是毫不重要的，但巷战时能够发生重大作用。此外——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储备丰富的克朗维克兵工厂附属于这个堡垒，工人需要枪械，而最革命的几团士兵，也差不多是没有武装的。至于装甲汽车在巷战中的重要，则无需要说明。若是站在政府方面就可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若是站在暴动方面就将缩短胜利的道路。布尔什维克派以后几天应当特别注意彼得·保罗堡垒和装甲汽车师。除此以外，今日会议上势力的关系同昨天一样。中央执行委员会图谋通过它那谨慎的决议，却遇到广大多数冷淡的拒绝：这次会议不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召集的，代表们便以为没有资格通过决议案。妥协派领袖们自招一个多余的打击。
中央执行委员会既然无法从下层去接近卫戍军，就想从上层去抓住它。取得了司令部同意，妥协派领袖们便任命社会革命党人马列夫斯基上尉为全军区的苏维埃总特派员，并声明那些苏维埃特派员，凡服从总特派员命令的，就能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以一个素不为人知的上尉来压服布尔什维克派卫戍军，这个企图显然是无希望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了，终止了谈判。
鲍特勒索夫暴露的暴动，却未在17日发生。现在敌人又很有把握地定下一个新日子了：10月20日。大家知道原来规定于这天开苏维埃大会的，暴动之随大会有如影之随形。固然大会已经延迟五天了，但不相干：形虽迁移，影却存在。政府这一次也还是采取种种必需的步骤来阻止“动手”。工人区加了双岗。哥萨克巡逻队在那里彻夜巡逻着。彼得格勒各要点埋伏着后备骑兵。警察处于备战状态，有半数在各警察局守夜。冬宫前面布置着装甲汽车，轻炮和机关枪。冬宫各处门户都有哨兵守卫着。
没有人准备的，也没有人号召的暴动，这次仍旧没有发生。这一天过得比平时更加安静，工厂没有停止工作。丹编辑的《新闻报》庆贺着这次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胜利：“他们在彼得格勒做武装示威冒险，——现在完结了。”民主派联合起来，只要表示一下义愤，布尔什维克派就失败了：“他们已经投降。”简直可以说，敌人头脑糊涂了，故意先期激起恐怖，而且更不合时地吹奏凯歌，好像是要引导“舆论”走入迷途，反而掩饰了布尔什维克派计划的。
创设革命军事委员会，是9日第一次决定的；直到一星期之后苏维埃全体会议才通过此决议：苏维埃不是一个党，它的机构是笨重的，不容易行使。还须再过四天才得成立这个委员会。然而这十天时间并不是白过的：人们积极地从事于征取卫戍军，团委员会会议有时间来证明它的活力，工人武装进行着，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于20日即暴动之前五日开始办公时，立刻就有颇完全的组织供它指挥了。在妥协派抵制之下，委员会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这就使得任务简单化，容易执行。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中，惟有拉西弥尔一个人做点事情，他甚至当了常务局主任委员，为的更加阐明这机关是属于苏维埃的而非属于党的。事实上，主席是托洛茨基，主要的工作人员是博德魏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珂、辣舍维趣、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这个委员会完全建立在布尔什维克派之上，这个委员会未曾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即章程上列举的那些机关代表未曾全体来参加过会议。日常事件是由常务局在主席指导之下解决的，一切重大事件则找斯维尔德洛夫来商议。这是暴动的司令部。
委员会公报很平凡地记载它的最初活动：在卫戍军各部队，在某些机关和某些仓库，都指定了特派员，“为了监督和指导”。这是表示，政治上征取了卫戍军之后，苏维埃现在连组织上也支配着卫戍军了。在特派员人选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委员会有了很大作用。军事委员会管辖下在彼得格勒约一千个党员中，有许多坚决而又绝对忠实于革命的分子：士兵和青年军官，他们在七月事变之后都曾于克伦斯基监狱中受过必需的锻炼。在这些人当中选取特派员，就能得卫戍军欢迎：人家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人，心悦诚服地听从他们的命令。
夺取政府机关，往往是下层起意的。彼得·保罗堡垒属下的兵工厂工人和职员，自己提出了必须监督军械分发问题。派遣到那里去的特派员居然阻止了军官学生的补充武装，扣留了准备运到顿河区去的一万只枪，还扣留了一些较少数量的军火，准备交付于某些可疑的组织和人物的。这个监督不久就推行于其他兵工厂，甚至于私家军火厂。只消同某机关或某仓库的士兵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或职员委员会说一声，管理处方面的反抗立刻就被打破了。从此以后非有特派员命令，不许交付军火。
印刷工人经过他们的工会叫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最反动的传单和小册子（黑色百人团的）的大批印刷。于是决定，遇有可疑情形，印刷工会当提交革命军事委员会解决。为要制止反革命派的出版鼓动，经过印刷工人来实行监督，乃是一切可能的手段之中最有效的。
苏维埃不以正式辟谣为满足，它还公开规定22日星期日和平地检阅它的力量，——不是上街示威，而是在工厂，兵营和首都一切大场所开会演说。某些神秘的教徒也规定这一天在首都街道作宗教式游行，显然是图谋激起流血纠纷的。一些不知名的哥萨克发表了一个宣言，邀请市民参加这个宗教式游行，“为了纪念1812年莫斯科之从敌手中夺回”。[1]这个动机不很有现实意义，但发起人还祈求万能的上帝降福于哥萨克的武器，“为了保卫俄罗斯土地以抵御敌人之故。”这就显然与1917年有关系了。
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害怕反革命派来一个严重的示威：教士们在彼得格勒群众中是没有力量的，拿着宗教旗帜至多只能鼓起黑色百人团那些残余匪徒起来反对苏维埃罢了。但是有了反间谍机关和军官之中那些老练的挑唆者的帮助，发生流血的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为了预防起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于是加紧影响哥萨克诸团。在革命司令部所在地实行更严厉的门禁，约翰·里德写道：“从此以后不容易进斯摩尼学院去了；出入口令，几个钟头改变一次，因为侦探常常混进去。”
21日卫戍军会议讨论明天这个“苏维埃日”问题；报告者提出一些预防办法，防止街上可能的冲突。哥萨克第四团，最左倾的，由其代表声明：明天不参加宗教游行。哥萨克第十四团也声明：将尽其力量打击反革命活动，但同时认为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合时宜的”。三团哥萨克，惟有一团未派代表来：即乌拉尔团，最落后的，七月调到彼得格勒来，为了扑灭布尔什维克派。
这日会议，根据托洛茨基的报告，通过了三个简短的决议案：一，“彼得格勒及其近郊卫戍军承诺完全拥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行动。”……二，“10月22日将是和平检阅力量的日子……卫戍军向哥萨克弟兄说：……我们邀请你们参加我们明日的会议。欢迎你们，哥萨克弟兄！”三，“全俄苏维埃大会应拿取政权，并保证人民有和平，土地和面包。”卫戍军庄重承诺将一切力量交付于苏维埃大会支配。“士兵，工人和农民的全权代表们，信任我们罢！我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决心非胜即死。”几百只手举起来赞成这三个决议案，拥护暴动纲领。有五十七票弃权！这是那些“中立者”，那些动摇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二月政制颈项上的绳扣结得很紧了。
这一天已经知道了，宗教游行的幕后发起人已经放弃了示威，据说是“接受军区司令劝告”。这个精神上的大成功，最足显示卫戍军会议的压力，这让人们很有把握地希望敌人们明天一般地不敢探首于街道上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定三个特派员驻军区司令部办公：萨多夫斯基、梅洪诺兴和拉西弥尔。非有此三人中一人副署，司令的命令是没有效力的。斯摩尼学院打电话过去，司令部就派汽车来接代表去谈判：双重政权的习惯还继续到现在。但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司令部的客气并非表示准备让步。
听了萨多夫斯基说话以后，溥尔可夫尼可夫将军回答道：他不承认什么特派员，他也不需监护。代表们委婉陈辞，如此一来，队伍方面要反抗司令部的；溥尔可夫冷淡地回答道：卫戍军操在他手里，保证能服从他。梅洪诺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坚决是诚实的，我们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做作。”回到斯摩尼学院来时，代表们已无司令部汽车可坐了。
代表们回来开了非常会议，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也被请来参加，当场决定：承认与司令部决裂已为既成事实，并视此为以后进攻的出发点。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各区应当知道斗争中一切阶段和事实。不应当让敌人出其不意地进攻群众。经过苏维埃和党的各区委员会，这个消息就传播于全城了。各团士兵立刻知道了经过的事情。重新声明：非有特派员副署的命令不执行。最可靠的士兵被派去守卫岗位。
但司令部方面决定采取步骤。显然受了妥协派顾问们的唆使，溥尔可夫尼可夫定于下午一点钟召集卫戍军开会，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比敌人占先一步，定于上午十一点钟召集各团委员会紧急会议，会场上决定正式宣布与司令部决裂。告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驻军的宣言书，立刻写就了，俨然宣战口气。“司令部同首都有组织的卫戍军决裂之后，就变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工具。”司令部一切行动，革命军事委员会概不负责。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卫戍军，负责“维持革命的秩序以抵御反革命的攻击”。
这是暴动路上走了一大步，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或者，这仅是本就冲撞叠出的两重政权格局内的又一冲突么？——这格局本是充满了冲突的，司令部为了安慰自己，正是如此解释这回事情的，它刚同一些未曾及时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的队伍的代表们会谈过。斯摩尼学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少尉达希克维趣（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着，简单通知司令部以卫戍军会议刚才的决议。那些少数队伍代表重申他们拥护苏维埃的态度，但是拒绝作什么决议，就散去了。后来，司令部授意的报纸记载道：“简单交换了意见之后，没有什么确定的决议；大家认为必须等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之冲突解决后再说。”司令部认为它之被人弃置乃是为了两级苏维埃互争监督它的活动的权限。自愿的盲目政策倒有这个好处，即无须乎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宣战，——其实统治者方面现在也没有这个宣战能力。如此，即将爆发的革命冲突，感谢政府机关的帮助，竟纳入于两重政权的合法范围里了：司令部害怕正视现实，于是更加妥当地替暴动作掩饰。
但是当权者这个愚黯行径不会是假装的么，为了掩饰其真实的意向？司令部不会是貌为糊涂而其实在准备着伺机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意外打击么？临时政府那些惊惶和颓丧的机关，要求这么一个手段，斯摩尼学院方面认为是很少可能的。但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然采取最简单的预防步骤：最靠近的兵营，整连人日夜戒备着，准备好武器，一有警号，即来援救斯摩尼学院。
宗教游行虽然取消了，资产阶级报纸仍预言星期日要流血。妥协派一个报纸早晨就宣言：“今天，当局预期会发生暴动，比20日更有可能性。”如此，一个星期中有三次，17日，20日和22日，那个缺德的牧童欺骗了大家，喊道“狼来了！狼来了！”如果我们相信古代寓言的话，则第四次牧童自己也丧生在狼牙之下了。
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号召群众去开会，说要在苏维埃大会将开时和平检阅革命的势力。这是完全合于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的：举行一次大检阅，不冲突，不使用武器，甚至不拿武器出来给人看。应当显示给群众看：它自己的真相如何，它有若干数量，有多少势力，有何等决心，以群众的团结一致，迫得敌人隐藏起来，销声匿迹，不敢露脸。暴露资产阶级在工人和士兵群众面前的无力，使得七月事变的残余回忆消失于群众意识之中。应当做到这个地步，使得群众认识了自己的面目，说道：再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抵抗我们了。
五年之后，米留可夫写道：“居民吓怕了。躲在家里不出来，或者不敢活动。”资产阶级的确躲藏在家里的，它的确被自己的报纸吓怕了。至于其他居民，则一清早就开会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还有做母亲的女人抱了孩子在手上。自从革命以来未曾见过这样的会议。除了上层分子以外，整个彼得格勒变成一个大会议场。在一直拥挤到门口的会场里，听众每几点钟便改换一次。工人，士兵和水兵，如浪潮一般，一阵一阵地挤到大会场去，充塞了会场。小市民给那些要唬吓他们的痛哭和警告所唤醒了，也震动起来。几万人填满了“人民之屋”大厦，在走廊内流动，密集地，激昂地；同时守纪律的群众充塞了所有戏院里的正厅，通道，餐室和游廊。在铁柱子上和窗子口，挂着或绕着人们的头，腿和臂，如同花彩一般。空气之中积聚了电，不久即要爆发。打倒克伦斯基，打倒战争，政权归苏维埃！没有一个妥协派敢在这些白热的人群面前起来说话，提出异议或警告。发言之权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党所有演说家，连小省派来开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在内，都去演说了。这里和那里偶然有几个社会革命党左派说话，也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无论社会革命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都努力使得自己与布尔什维克派愈少区别愈好。
那些住在工人区的人，住在地下室和顶楼上的人，会站立好几个钟头，他们穿的是破料的外套，戴的是便帽或大包巾，鞋子沾满了街上的泥泞，秋天的咳嗽苦了他们的喉咙，肩并着肩，渐渐挤紧了，为的让新来的人以位置，为的让大家位置；他们听着，毫不厌倦，贪得无厌地，热烈地；他们问着，害怕听落了什么话，——为了了解，为了同化，为了行动最必需的话。最近几个月里，几个星期里，几日里，所有的话似乎都说过了。但不，这些话今天另有一种意义。群众用新的方式去了解它们，不是把它们看作福音，而是依照它们而行动。革命，战争，艰苦的斗争，整个痛苦的生活，——这一切的经验都从这些贫困男女的记忆深处升上来，而凝结于这几个简单而威严的口号之中。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冲出一条道路到未来去。
每个参加当时事变的人，后来常常回忆到这一天的情景，——这简单而惊人的一天，在那业已有声有色的革命背景之下更加引人注目。目击证人，回忆之中永远刻着这样一幅图画：一般人类的熔岩，具有灵感，但在其不可抑制的运动之中又能自制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迪斯拉夫斯基写道：“彼得格勒苏维埃日在无量数会议声中过去了，开会时有非常之大的热情。”布尔什维克配士特可夫斯基在华西里岛区两个工厂演说，他回忆道：“我们明白对群众说，我们即将夺取政权，而我们只见到鼓励的表示。”苏汉诺夫记载“人民之屋”的会议说：“我身边的人几乎是发狂了……托洛茨基提出一个简短的决议案……谁赞成？……几千人，如同一个人，立刻举起手来。我看是男人，女人，青年人，工人，士兵，农民，以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高举着手臂，眼睛发焰。……托洛茨基继续说话。无量数群众继续高举着手臂。托洛茨基一字一字地说：你们的表决就是你们的宣誓！……无量数的群众手臂仍旧高举在空中。群众同意这话，群众宣誓。”布尔什维克包包夫也记载群众作了何等热情的宣誓：“苏维埃一声号召，立刻前进。”姆斯迪斯拉夫斯基说起一群如同浑身带电的人，宣誓忠于苏维埃。同样情形也发生于全城一切部分，无论在中心区域或在工人区，虽然规模小了些。几十万人，同一个时辰，举起手来，宣誓实行斗争到底。
如果苏维埃，士兵部，卫戍军会议，工厂委员会等，每日开会融合了广大的领导分子；如果某些群众会议团结了各厂工人和各团士兵；那么10月22日就是将真正的民众用高温熔化于一个大洪炉中了。群众认识了自己而且看见了他们的领袖；领袖们也看见了而且听到了群众。两方面都是互相满意的。领袖们确信：再不能延缓了！群众则自己说：这回一定要动手了！
星期日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检阅之成功，减少了溥尔可夫将军及其高级军官们的自信。得到了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司令部图谋同斯摩尼学院妥协。为什么不恢复旧时那个好习惯呢：亲善接洽和互相协调？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不拒绝派遣代表去交换意见：这是最好的刺探手段。萨多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谈判是很简单的。军区司令部诸代表接受了苏维埃以前提出的一切条件，……但要求取消10月22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宣布司令部为反革命势力工具的那个文件。溥尔可夫尼可夫二日以前如此无礼貌地斥逐的那几个代表，如今要求而且亲手得到了一个妥协草案，由司令部签了字，预备带回去向斯摩尼学院做报告。这些不很光荣的投降条款，若在星期六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星期一，来得太迟了。司令部等待回音，但始终没有得到。
革命军事委员会通告全彼得格勒民众以任命特派员驻于首都及其近郊各队伍及各要点办公之消息。“特派员为苏维埃之代表是不可侵犯的。凡反抗特派员的，就是反抗工兵代表苏维埃。”逢有扰乱治安情事，市民应求助于最靠近的特派员，以便调遣武装力量。这是政府说话口气。但委员会尚未发出暴动信号。苏汉诺夫问道：“斯摩尼是愚蠢呢，还是同冬宫开玩笑，如同猫戏老鼠一般，故意挑起一个攻击？”不是愚蠢，也不是开玩笑。委员会以群众的压力，以卫戍军的重量在排挤政府。凡它不需战斗而可取得的事物，它都取得了。它移动它的阵地前进，不耗一颗子弹，而且一面结合着和增强着它的军队。它以它的压迫去测量敌人的抵抗力，它的眼睛没有一秒钟离开敌人。每走一步都改变了形势而有利于斯摩尼。工人和卫戍军已经前进到暴动了。谁先出来号召开火呢？——将在这个进攻和排挤过程之中知道。现在这是几小时内的问题了。如果，最后一分钟，政府居然有胆量，或者由于绝望，竟先启衅端，则责任应归冬宫担负，但仍旧是斯摩尼起意的。10月23日的通告表明政府本身未推翻以前，政府权力先取消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敌人手脚捆缚起来，然后打击他的头。这种“和平侵入”策略，乃在于合法地打断敌人的骨头，而且以催眠术手段麻痹敌人尚存的意志，委员会只因为操有确然优势力量，而且一点钟比一点钟更增加优势，所以才能使用这个策略。
委员会每天研究展开在面前的那一大张卫戍军形势图，它检查每一团的温度升降，注意兵营内意见和同情的变动。这方面绝不会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的。然而在那张形势图上还有几个阴暗点。必须设法除去，至少也须使之缩小。从19日起就知道彼得·保罗堡垒各部队委员会多数是恶意的或两可的。现在所有的卫戍军都拥护委员会了，堡垒受了包围，至少受了政治包围，此时应当采取坚决手段去征服它了。中尉布拉贡伏夫，奉命驻堡垒办公的苏维埃特派员，遇着了抵抗：政府任命的堡垒司令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派的监护权，而且风闻要逮捕这个年轻的监护者。必须行动，而且立刻行动。安东诺夫提议派巴夫洛夫斯基团一营可靠的士兵进堡垒去，解除那些抱敌视态度的队伍的武装。但这些事情太重大了，军官们将要利用来激成流血，而破坏了卫戍军的一致。果真需要采取这样一个极端手段么？安东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为讨论这个问题，请了托洛茨基来，……托洛茨基那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他的革命嗅觉，他明白了应当同我们说什么话：他提议从内部去夺取这个堡垒。他说：‘那里的队伍不会不同情于我们的。’他说得不错。托洛茨基和辣舍维趣两人到堡垒里面开会去。”在斯摩尼，人家非常着急地等待着如此冒险的事业的结果。托洛茨基后来追忆这件事情说：“23日下午二点钟，我到堡垒去，院子里正开着会议。右派演说者说话非常谨慎，又多遁辞。……士兵们听我们说话，走过我们一边来。”斯摩尼学院第三层楼上，得到电话通知这个好消息时，大家松了一口气：彼得·保罗卫戍军庄重声明，从今之后惟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是听。
堡垒内士兵情绪之转变，自然不是一二篇演说的效果。这是过去妥实地准备下来的。士兵比他们的委员会左倾得多。只剩下旧纪律的外壳未脱，但已经裂开了；纪律在堡垒高墙背后比在城内兵营里面保持得更长久些。但只消摇动一下，这纪律外壳就裂为碎片了。
布拉贡拉伏夫现在可以安安心心驻在堡垒之内办公了，指导他的小司令部，与邻区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和最近的兵营委员会建立联络。此时工厂和军队也派了代表来，请求发枪。于是堡垒之中发生了难以形容的活跃。“电话不停地响着，报告着我们在群众会场上的新成功。”有时一个陌生的声音报告：车站上开到了前线来的讨伐军。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证明是敌人散布的谣言。
这天，苏维埃晚上会议，到会人数特别多，情绪也特别兴奋。彼得·保罗堡垒的征服和克朗维克兵工厂的夺取（那里存有十万只枪）——这是成功的重大保证。安东诺夫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名作一个报告。他按照次序叙述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如何渐渐排挤了政府机关：他们到处受人欢迎信任；人家服从他们，不是为了害怕，而是出于本心。“各方面都要求派遣特派员去。”落后的队伍急忙追上最前进的队伍。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七月时第一个相信什么德国黄金一类诬蔑的话，如今则经过他的特派员楚诺夫斯基之手提出一个强硬的抗议，反对人家造谣说他们那一团是拥护政府的：这个观念被认为恶意的侮辱！……安东诺夫说道：守卫巡查的职务仍旧照常进行，但是得到委员会同意。司令部发的命令，关于分发枪械和汽车的，都没有执行。司令部便这样可以看见谁是首都的主人了。
有人问报告者，是否知道前线及附近政府军队调动消息，并采取何种应付手段？报告者回答：从罗马尼亚前线开了骑兵队来，但停顿在泼斯可夫；步兵第十七师在半路上知道了他们开往哪里去，并为什么开去，于是拒绝再往前开；在温登，有二团人不肯向彼得格勒开；还有从基辅开来的哥萨克兵和军官生，以及从皇村召来的突击队，则其命运尚无人知道。“现在以及将来，都没有人敢触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在斯摩尼的白厅之中，这几句说得相当悦耳。
安东诺夫的报告给了人这个印象，使人觉得暴动司令部是打开一切门户做工作的。事实上，斯摩尼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对人家隐瞒的了。暴动的政治机运是如此之顺利，以致公开态度反成为一种保护色：暴动竟是这样的么？然而没有一个领袖说过“暴动”这字眼。不仅为了谨慎，而且为了这字眼并不适合于真实状况：可以说，要暴动的只有克伦斯基政府。《新闻报》一个报告之中，说起了托洛茨基于23日开会时第一次公开承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目的乃在夺取政权。毫无疑问，一切都已经离开出发点很远了；在当初，委员会的任务被宣布为要审查采勒弥索夫提出的战略理由。卫戍军调防问题差不多已被忘记了。但23日需要拿起武器在手的仍然不是为了暴动原故，而是为了“保卫”临近的苏维埃大会。为安东诺夫报告而写的决议案，正是以此精神写成的。
政府上层如何估量当时事变呢？21日夜里，克伦斯基用直接电话通知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杜霍宁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图谋使卫戍军脱离司令部节制的消息，接着补充一句说：“我想，这事情我们容易解决的。”他，总司令，延期到总司令部去，绝不是因为害怕什么暴动，“在我外出公干时候，他人也对付得下去，因为一切都已组织好了的。”克伦斯基又安慰那些惊惶的部长们说：他个人反而很高兴看见暴动要发生了，因为如此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布尔什维克派了。”这位政府首脑又回答那常在冬宫出入的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说：“如果有此暴动发生，那我倒要感谢上帝哩。”——“但你有把握能够扑灭它么？”——“我有了超过必需的力量，他们将被彻底解决了的。”
立宪民主党人后来嘲笑克伦斯基轻率的乐观主义，他们显然是健忘的；事实上，克伦斯基正是拿他们的观点来观察事变。21日，米留可夫的报纸写道：布尔什维克派被他们内部深刻的危机所腐蚀了，他们若敢出来行动，那他们立刻就要被扑灭的，毫无困难。另一个立宪民主党报纸又说：“空气之中蕴蓄着暴风雨，但一发作也许能使空气澄清的。”丹作证道：在预备国会会外闲谈时候，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接近他们的人都希望布尔什维克派愈早动手愈好：“一经列阵作战，他们立刻要全军覆没的。”一些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对约翰·里德说：布尔什维克派在暴动之中失败了以后，到了立宪会议时候就抬不起头来了。
在22日和23日，克伦斯基一时同中央执行委员会诸领袖商议，一时同他的司令部商议：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妥当的么？妥协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们自己将试行调整特派员问题，溥尔可夫尼可夫也认为无需如此急迫去逮捕，要逮捕时司令部是有“超于需要之上的”军事力量的。克伦斯基听溥尔可夫尼夫的话，尤其听妥协派朋友的话。他很有把握地算计到了危险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搁置那些家庭纠纷，而走来援助他的，七月间和八月间就是这样的。以后为什么不会是这样呢？
但此时不是七月，也不是八月。此时是十月。在彼得格勒的广场和码头上，吹着从喀琅施塔得方面来的波罗的海的寒冷而潮湿的风。军官学生们穿着直拖到脚跟的外套，在街上巡逻，嘴里哼着雄壮的曲调以掩盖内心的焦虑。警察们骑在马上，手枪插在全新的皮套里面。不，政府还是威风凛凛的！也许这不过是一种幻景么？在尼夫斯基大街角上，那个生着一对天真而伶俐眼睛的美国人约翰·里德买了一本列宁著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他付了一枚邮票买来的，当时邮票当作辅币流通于市面。
[1] 译者按，指拿破仑之退出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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