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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下） >> | |
文明社会把农民变做它的驼重的驴子。资产阶级，归根结底，不过改变那重物的外形罢了。人们勉强容许农民处于国家生活的门槛之上，但却被拒之在知识界的门外。通常，历史学家很少注意他们，正如戏剧批评家很少注意舞台上那些不起眼的工役——那些背负天地、变换布景，和打扫演员化装室的工役。农民在过去的历次革命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直到今天，简直还未曾被阐明。
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法兰西资产阶级以解放农民开始，靠着农民的帮助，征服了欧洲。普鲁士资产阶级为狭隘的和眼前的利益所限制，竟至于失去这个同盟者，且使之变为封建反革命手里一个武器。”在这个对比之中，关于德国资产阶级的那部分是准确的；但如果说“法兰西资产阶级以解放农民开始”，那就是法国官方神话的一个回声了，这个神话当时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事实上，资产阶级——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说[1] ——用它所有的力量来反对农民革命，1789年的农民请愿书，就已经被各省第三等级领袖借口编纂，删去了其中最激烈最勇敢的要求了。8月4日夜间，国民会议[2]在农村烈焰烧炙之中通过的有名决议案[3]，很长时间内不过是一纸空文[4]。凡是不肯接受这个骗局的农民，都被国民会议责令“回去完成应尽义务，并对<封建的！>[5]私有财产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国民自卫军[6]在农村不止一次镇压了农民。但城市工人则站在暴动的农民方面，以石头和瓦砾反击资产阶级派来的“讨伐军”。
整整五年之中，每逢革命危急关头，农民都揭竿而起，阻止封建私产者和资产阶级私产者相勾结。而巴黎的无套裤汉们为了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把农民从封建的锁链下解放出来。1792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于1918年的德意志共和国或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这后两个共和国不过是旧制度减去王朝而已。不难看出，两者间的差异根本上在于土地问题。
法国农民并没有直接要求成立共和国，他们只想推翻封建地主。而巴黎的共和派又常常把关于农村的一切事情丢在脑后。但只是有了农民对地主的压力，封建垃圾才得以肃清，从而保证了共和国的建立。一个有贵族的共和国不是共和国——老头子马基雅维利[7]非常明白这一点。艾伯特当总统之前四百年，马基雅维利被放逐到佛罗伦萨，在打鸟和同屠夫赌钱之余，他总结了历次民主革命的经验：“想在一个有许多贵族的国家建立共和国，就必须先铲除这一切贵族不可。”俄国农民们根本上也正是这样想的，他们不用懂得什么“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公然表露出这种见解。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工人运动和士兵运动上处于领导地位；但在农民运动上，这个支配地位就必须属于落后的大俄罗斯[8]农业中心和伏尔加河中部流域。在这些地方农奴制残余有特别深厚的根基，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更带有寄生性质，农民的分化程度还不深刻，这使得农村的极端贫困更加明显。早在三月，这个地方爆发的运动就立刻染上了恐怖色彩。然而经过统治党派的努力，这运动不久就走上妥协政策的轨道了。
在工业落后的乌克兰，以出口为目的的农村经济，就带有更进步的——因此也更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这里的农民分化比大俄罗斯厉害得多。此外，民族解放斗争，又必然阻遏了——至少暂时地阻遏了——社会斗争的其他形式。然而地域的甚至民族的条件之差异，归根结底不过是时间先后的差异罢了。将近秋天，农民的斗争几乎席卷全国。旧俄罗斯624县之中有482县，即77%，卷入到这一运动当中。如果不算有特殊土地关系的边疆地区：北方区、外高加索、草原地带和西伯利亚，则剩下的481县之中有439县，即91%，发生了农民暴动。
斗争的方式，随地不同，要看那里是耕地、森林、牧场，是佃农劳动还是雇佣劳动为主而定。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斗争也相应地改变了形式和方式。但一般说来，农村的运动还是同城市的运动一样，经过了相同的两大阶段——当然时间上不可避免地落后了一点。在第一个阶段，农民顺应于新制度，希望依靠新的机关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形式上的改变大于实质上的改变。莫斯科某自由派报纸——革命以前带点民粹派色彩的——此时很坦白地表现了1917年夏季地主的精神状态：“这帮农民眼睛四处乱转，他们现在还没怎么着，但是看看他们的眼睛吧，——他们的眼睛告诉你：凡在他们周围的土地，都是他们的土地。”4月间，坦波夫省农村打给临时政府的电报，最能令人了解农民这种“和平”政策：“我们愿意为了已得的自由而保持和平。但正因如此，我们不许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出租地主的土地，否则我们宁愿流血也不肯让别人耕种这些土地。”
农民更容易用这种恭敬地恐吓的态度说话，因为他们向那些历史权利施加压力时，几乎可以不同国家发生直接的冲突。各地方没有什么政权机关。乡镇委员会指挥警察，法院解体了，政府特派员没有权力。农民可以对着他叫喊：“你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也可以一脚把你踢出去。”
夏天，农民继续进行几个月前就开始的斗争，他们离国内战争越来越近了，他们的左翼甚至越过了国内战争的界限。根据塔干洛格区域地主们的一个报告说，农民自发地夺取干草，占据土地，阻止耕种，任意规定租额，把地主和管家赶跑。根据尼齐高老特特派员一个报告，在他那一省，暴力行动和强占土地与森林是一天比一天多。县特派员害怕被农民看做是保护大地主利益的。农村警察也不很可靠：“警察常同暴民一起行凶。”在希吕塞尔堡县，镇委员会阻止地主砍伐自己的森林。农民的思想是简单的：树已砍倒之后，无论什么立宪会议都不能使之复活。宫殿管理部特派员抱怨农民夺取干草：我们不得不买干草来喂宫中马匹了！在顾尔斯克省，农民把德列钦可的施了肥料而不耕种的土地拿来分了——地主就是现任外交部长。农民向奥勒尔省一个种马场主人施奈德声明：他们不仅要割去他的地产上面的料草，还要把他本人“送去当兵”哩。乡镇委员会命令罗将柯产业的管理人，将干草交给农民：“你如果不听土地委员会的话，那对你可就是另一套了，你会被逮捕。”——签名和盖印。
从全国所有的角落——从受害者那里，从地方当局那里，从善心的旁观人那里——不断发出抱怨和号叫。地主的电报是对那个粗俗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光辉的反驳。那些贵族，那些庄园领主，那些宗教的和世俗的农奴主人，全是替公众福利操心。他们的敌人并不是农民，而是布尔什维克派——有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自己的财产，仅仅从祖国安定的观点来看，才使他们关心。乔尼果夫省立宪民主党三百个党员，宣称：农民受了布尔什维克派煽动，不要那些战俘做工，而独自去收割。结末，他们威吓道：“我们将无力缴纳国税。”在这些自由派地主看来，人生的真义就在于维持国库！国家银行博独斯克分行，抱怨乡镇委员会的专横，“往往奥地利俘虏当委员会主席”。说这个的，是受了凌辱的爱国主义。在夫拉地米尔卡雅省，公证人奥丁佐夫的领地内，农民拿走了建筑材料，那本来是“为慈善机关准备的”。公证人只为了做慈善事业而生活！博独斯克主教报告：人们任意抢夺那属于大主教所有的森林。教会检事长诉苦，说人们抢夺去亚历山大尼夫斯基修道院的牧地。基兹利亚斯克女修道院院长，诅咒地方苏维埃委员天打五雷轰，因为他们胆敢干预修道院的事务，没收地租为己用，并“煽动女修士起来反抗院长”。所有这类事件都是直接危害了教会的利益。托尔斯泰伯爵，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儿子，以乌芬省农业家协会之名，报告道：土地交给农村委员会，“不等待立宪会议议决……将激起有地产的农民的气愤……本省共有二十多万这样的农民……”贵族地主是专为那些小兄弟们着急的。脱威尔省一个地主，参议员贝尔嘉特，可以不追究人家砍伐他的森林，但很气愤于农民之“不愿服从资产阶级的政府”。坦波夫省一个地主，威廉弥诺夫，要求保护两处“供给军队需要的”地产。这两处地产，凑巧是属于他所有的。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1917年地主的电报真是无价之宝；唯物主义者在其中看到的，则是各种厚颜无耻的标本的展览，他还会说：大概，剥夺有产者的大革命甚至剥夺了有产者作出体面伪善姿态的能力哩。
那些被害者向县省当局，向内政部长以及向内阁总理求救，照例是得不到结果。那么应当向谁求救呢？向国会议长罗将柯求救呀！从七月事变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之间，这位御前大臣又觉得自己是个有势力的人物了：多少事通过他的电话铃完成了啊。
内政部官吏发了许多通告给各省当局，要他们解送罪人到法庭去受审判。冒昧的萨马拉省地主们在电报里回答道：“没有社会主义部长签字的通告是没有效力的。”社会主义的用场原来如此！策列铁里不得不压下他的羞耻心：7月18日，他发出了一个冗长的训令，要人家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步骤”。同地主们一样，策列铁里也只关心于军队和国家。但岂有此理！——农民居然认为策列铁里保护的是地主。
政府对付农民的手段，忽然改变了。7月以前通用的手段是口头劝说。如果派了军队下乡，那也只是为了保护政府代言人。然而战胜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后，骑兵队就直接交给地主调遣了，——现在没有口头劝说者跟着军队来了。在喀山省，骚动最甚的省份之一，引青年历史家尤果夫的话来说，“只能用逮捕、派兵下乡，甚至恢复鞭刑……等手段……才能迫使农民服从”。在其他地方，这些压迫手段也不无效果。地主产业受损害的数量，在7月间减少了一点：从516件减到503件。8月，政府更加成功：骚动的县份，从325县减至288县，即减少了11%，受损害的产业数量甚至减少了33%。
有些地方，以前是最骚动的，现在则沉寂下来或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以前是可靠的，现在则走上斗争之路。仅仅一月之前，本沙省特派员还描写了一副令人放心的图画：“乡间忙着收割，……大家正在准备选举镇地方自治会议。政府危机时代很安静地过去了。新政府的成立，令人大为满意。”到了8月，这种田园诗似的情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果园被大量劫掠，森林被砍伐，……要恢复秩序，惟有诉诸武力。”
就一般性质说，夏季的运动仍全都还处于术语“和平”时期。然而，激烈行动的征兆，虽然微弱，已无疑可以观察出来了。起初四个月，直接攻击地主邸宅之事，渐渐减少；但从7月起又渐渐增加了。那些研究者把七月发生的冲突分为以下几类，由多到少依次是：夺取牧场、收成、粮食、饲料、耕地、农具；为了工作条件而发生冲突；破坏地主地产。8月间，顺序则是这样：夺取收成、贮藏、粮食饲料、牧场，夺取耕地和森林；农村恐怖。
9月初，克伦斯基以总司令身份颁发一个特别命令，重复他的前任科尔尼洛夫的议论和恐吓，反对农民做的“暴力行为”。几天之后，列宁写道：“若非立即将一切土地都交付农民，则地主和资本家就要激起一个非常吓人的农民暴动了。”在以后的一个月中，这个预言成了事实。
因农村冲突而受损害的地产数目，9月间比8月间增加了30%，10月间又比9月间增加了43%。9月全月和10月头三个星期，发生的冲突占三月以来的数量的三分之一。然而斗争的坚决程度比数量增加得快得多。在起初几个月中，即使是直接夺取各种农业用地，也披着妥协方法的缓和的和掩饰的那种契约的外表。但现在合法的伪装褪去了。每种运动都现出更果敢的性质。农民以前用的是种种程度不齐的强迫形式，现在则直接用暴力夺取地主产业的各个部分，捣毁贵族窠巢，焚烧地主邸宅，甚至杀死地主和管家。
在6月里所发生的改变租佃条件的斗争的数量数超过了捣毁运动，10月间则减少至于捣毁案件数的四十分之一了。而且租佃运动也改变了其性质，仅仅成了驱逐地主的另一种方法。不许买卖土地和森林让位于直接夺取。大量伐木和大量放牧，也带了故意破坏地主财产的性质。9月间共计有279件公开破坏私产的事情；这类事件现在共占所有冲突事件八分之一以上了。警察记录的，在2月到10月间这类破坏事件中，42%以上，发生于10月。
为了森林而进行斗争特别无情。常常整个村庄被烧为平地。木料看守得很牢，而且卖价很高；农民则急需木料；此外储备冬季取暖用的柴火时候也到了。莫斯科，尼齐高老特，彼得格勒，奥勒尔和伏伦诸省，总之全国所有地方，都有人抱怨关于森林被毁坏和存储木材被夺取的事情。“农民无情地任意砍伐森林。”“地主二百俄亩的森林都被农民烧光了。”“克里木夫县和欠里可夫县的农民，破坏了森林，糟蹋了冬麦……”护林人逃走了：地主的森林发出呻吟之声；木片飞得到处都是。这一年秋季，农民的斧头是热烈地替革命打拍子的。
在那些输入谷物的区域，粮食状况恶化得比城市更加迅速。不仅食物缺少了，连种子也缺少了。在那些输出的区域，为了加倍抽空了粮食资源，局势也好得不多。谷物提价打击了穷人。在许多省份，发生了饥饿暴动，人们掠劫了谷仓，捣毁了粮食管理机关。人民拿别的东西代替麦子吃。各处报告流行了坏血病和伤寒病，很多人因绝望而自杀。饥荒和它产生的怪影与富足和奢侈为邻，特别令人无法忍受。农村中最穷苦的阶层加入到斗争的前锋队伍中来了。
痛苦的浪潮从水底掀起了不少泥泞。在考斯脱罗马省，“见到了黑色百人团的和反犹太人的鼓动，犯罪案件日见增加……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兴趣显然减少了。”特派员这个报告，最后一句话意思是说：有教养的阶级不理会革命了。黑色百人团的保皇精神，忽然从博独斯克省发出呼声：德米多夫卡村委员会不承认临时政府，并认为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皇帝是“俄国人民最忠实的领袖”。临时政府若不下台，“我们就要去同德国人联合”。然而这样的大胆宣言，是独一无二的：农民之中的保皇党，随着地主中的保皇党，早就改变颜色了。有些地方，譬如那个博独斯克省，士兵同农民一起捣毁了酿酒厂。特派员报告：发生了无政府状态：“农村和人民灭亡了；革命灭亡了。”不，革命远没有灭亡。它正在替自己挖一条更深的河道，奔腾的水已经涌到河口了。
9月7日夜里，坦波夫省塞欠夫卡村农民，拿着棍子和草叉子，沿家叫人出来，不分老少，都去捣毁地主罗曼诺夫的家。在一次全村大会上，有一群人提议有序夺取地主地产，财产在居民间均分，房屋则留做文化事业之用。但穷人要求烧去房屋，不让一砖一石留着。穷人占会场大多数。那一夜，火光如海，吞没了全镇地主的地产。凡可燃烧的都烧着了，连实验农场也烧着了。牲畜良种则被屠杀。“他们醉到发狂。”火焰从这乡镇烧到那乡镇。农村战士现在已经不以干草叉和镰刀为满足了。省特派员打来电报道：“农民和其他不知名的人，带着转轮手枪和手榴弹，正在捣毁兰伦堡县和里亚支县地主的产业。”正是战争把高级技术引入到农民暴动之中。地主协会报告，三天之内烧去了二十四处地主地产，“地方当局没有能力恢复秩序”。隔了许久，军区司令派来的军队开到了；宣布戒严，禁止集会，逮捕主谋者。地主的财物满谷满坑，好多劫掠来的东西被沉入河底。
本沙省一个农民贝季雪夫记道：“九月间，大家都去捣洛格文家（他家在1905年也被捣毁过）。一长串的牲口和车子开到他的地上去，搬了东西回来；几百个农民和婆娘，把那里的牲畜，粮食之类搬了来。”“地方当局请来的一队兵图谋取回一部分物品，但村里足有五百个农民和农妇，军队散去了。”显然，士兵们并不热心恢复地主的被践踏的权利。
在陶立特省，据农民葛本宁科的回忆，从九月底起，“农民就捣毁地产，驱逐管家，夺取牲口，农具和谷物，……他们甚至卸下窗板，门板，地板，铅皮屋顶，拿回家去。……”明斯克一个农民格伦科记道：“起初，他们不过徒步来，能拿就拿，能穿就穿。但后来只要有马的，都把马赶过来了，一车一车地把东西装回去。人挤得无法通过。……他们把空车拉来，把物件装走，从中午十二点钟起，持续了两天两夜，没有一刻停顿。在这四十八小时之中，他们搬去了所有的物品。”据莫斯科省一个农民顾士弥欠夫说，为夺取地主财产做辩护的理由如下：“地主是我们的人，我们替他做工，他所有的财产应当属于我们这些人的。”从前，贵族对农奴说：“你们是我的人，凡是你们的都是我的。”现在农民就回敬道：“地主是我们的人，凡是他的财富都属于我们。”
另一个明斯克农民诺维可夫回忆道：“在许多地方，他们夜里吓唬地主。烧地主的邸宅对他们来说越来越经常。”以前当过总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的产业也遭了殃。“他们搬去了搬得动的一切东西以后，就打破了炉灶，搬走了了炉盖，撬起了地板和壁板，统统搬回家去……”
这类破坏行动背后是有几百以至几千年历史的农民战争的战略：将敌人的堡垒夷为平地，不让敌人有藏身之所。顾尔斯克省一个农民采干可夫回忆道：“比较明白道理的人说：‘我们没必要烧掉那些房屋，那是可以给我们拿来办学校和医院的。’但是大多数人则叫喊：‘我们必须毁灭一切，形势改变时，我们的敌人也无处藏身。’”奥勒尔省一个农民萨夫钦科回忆道：“农民夺取了地主的所有地产，驱逐地主出去，打破地主屋子的门、窗、天花板和地板。……士兵说：‘你们既然捣毁豺狼巢穴，你们也应当杀死那些豺狼。’听到这些威吓的话，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地主就躲藏起来，所以没有发生杀死地主的事情。”
在维特卜克省的查列西村，农民烧了那满储麦子和干草的仓库，那是一个法国人贝尔纳所有的。农民没有兴趣去研究属于哪国人所有的问题，因为好多地主都赶紧把自己的产业移转给享有特权的外国人。“法国大使馆要求采取措施。……”在接近前线的区域，十月中旬是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的，就是为要讨好法国大使馆也没有用。
对梁赞附近一个大地产的捣毁继续了四天。“连小孩子也参加了劫掠。”地主协会警告诸位部长，若不设法采取措施，“私刑，饥荒和内战，就要爆发了。”很难明白，地主为什么还将国内战争说做是将来的事情。
九月初，合作社开大会时候，柏坚涵，兼营商业的富农领袖之一，说道：“我确信，整个俄国尚未完全变成疯人院，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说，只有大城市居民发了疯。”农民中富足的和保守的部分，说出这样自满的话，是不可救药地落于时代之后的：恰好在这个月内，农村完全脱离了理性的羁束，而农村斗争的残酷更是城市“疯人院”望尘莫及的了。
四月间，列宁还认为爱国派的合作社和富农，会把农民中的主要群众拖向与资产阶级和地主妥协的道路。因此，他才如此孜孜不倦地主张设立特别的雇农代表苏维埃，主张农民中最穷苦部分建立独立的组织。然而一月又一月过去了，现实却表明，布尔什维克政策这个部分并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根。除了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外，并无雇农苏维埃产生。贫农也未曾找到独立的组织形式。仅仅用雇农和贫农的落后来解释这件事情，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历史任务本身：即，这是一个民主的土地革命。
在那两个最主要问题，即佃租劳动和雇佣劳动问题上，最有说服力地表明：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普遍的斗争，截断了贫农以及雇农走向独立政策的道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农民向地主租佃了三千七百万俄亩土地，约占全部私有土地的60%；农民每年付给的地租共四亿卢布。二月革命后，反对租佃的苛刻条件之斗争成了农民运动的主要原素。农村雇工的斗争，占了较小的但仍很重要的位置，使得雇农不仅反对地主，而且反对那剥削别人的农民。佃农为了减轻租佃条件而斗争，雇农则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二者用各自的方法，都以承认地主为财产主人和老板为出发点。但是一经有可能把事情实行到底时——就是说他们自己只要能够取得土地自己耕种时——贫农就不关心佃租问题，而工会对于雇农也就失去吸引力了。正是这些农业工人和贫苦佃农，加入了总的运动，给了农民战争以最后的坚决性，让形势不可逆转。
但反地主的运动并未如此完全地抓住农村的另一极端。在运动未发展公开的暴动之前，农民上层分子在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领导的作用。然而到了秋天，富裕的农民却对农民战争的蔓延报不断增加的不信任态度。他们不晓得事情将如何结束；他们是有利益可损失的；他们离开了运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离开：农村不许他们这样做。
比“自己人”——村社富农——更保守和更抱仇视态度的是那些村社之外的小土地所有者。全国共有六十万户农民拥有五十俄亩以上的土地。有好多地方，他们构成了合作社的骨干，在政治上，尤其在南方，倾向于保守的“农民联合会”已经成了通往立宪民主党去的一座桥梁。据明斯克一个农民古里斯说：“那些‘脱离者’[9]和富农，拥护地主，并图谋以劝说平息农民。”有些地方，受了当地条件影响，农民内部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是非常激烈的。在这些斗争之中，那些“脱离者”遭遇最惨。尼齐高老特农民顾士弥舍夫说：“他们的农舍差不多都给烧光了，他们的财产一部分被毁灭。一部分被农民夺取了去。”“脱离者”是“地主的庸仆，受地主委托看守森林地区，又是警察、宪兵、及其主人所信任的人物。”尼齐高老特县好多乡区，最有钱的农民和商人，秋天完全逃走了，直至二、三年后才敢回老家。
但在全国大多数区域，农民内部关系并未如此尖锐。富农很策略地行动，制止着，抵抗着，但不同村社处于太剧烈冲突的地位。普通农民也不放心富农，不让他们同地主联合。贵族和农民之间为影响富农而进行的斗争贯穿1917年全年，中间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从“客气的”胁迫直到残酷的恐怖。
当大庄园领主向有产农民打开贵族会议的大门时，那些小土地所有者开始公然离开了贵族，免得同归于尽。用政治的语言说：革命以前属于极右党的地主，现在则染上了自由主义的色彩，凭旧的记忆要把它作为保护色；至于有产的农民，以前常常拥护立宪民主党人的，现在则左倾了。
九月间召开的别摩省小土地所有者大会，特别表明与莫斯科地主大会不同；莫斯科大会为首的是一些“公爵，伯爵和男爵”。一位有五十俄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说道：“立宪民主党人从来没穿过土布衣服和麻绳鞋子，所以永远不会保护我们的利益。”自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离开了自由派，便去寻找那些拥护财产权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代表站出来赞成社会民主党。他说：“……工人么？给他土地，他就会到农村来，就会不吐血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会从我们这里拿去土地的。” [10]他说的，自然是孟什维克派。“我们不把我们的土地给任何人。得到土地很容易的人，失掉土地一样很容易，就好像贵族地主；但农民是辛辛苦苦才得到一块土地的。”
这年秋天，农村都在同富农斗争，并非驱逐富农，而是强迫他们加入总的运动，保护这个运动以抵抗右边来的打击。有时，有人因为不去捣毁地主地产，而被人当作叛逆处死。富农尽可能地摇摆，给自己留“空间”。但到了最后，挠挠头皮，就把那些喂得肥肥的马驾在铁轮车上，分产去了。而且常常分得最多。本沙省农民贝季雪夫说道：“富农得到的最多，他们有马匹，又有闲人。”奥勒尔省的萨夫钦科说的话也差不多：“富农大多得到最好的部分，他们是吃得饱饱的，而且有方法把木料搬了去……”
依照凡门尼欠夫计算，二月至十月间，除与地主发生四千九百五十四件冲突之外，农民还与农村资产阶级发生冲突的三百二十四次。非常清楚的对比！这个对比已足够确定以下一个事实，即是：1917年的农民运动，在其社会基础上说，并非反对资本主义的，而是反对残余农奴制的。以后，在1918年，彻底的肃清贵族地主之后，才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
农民运动这个纯粹民主的性质，照理能够给予官方民主派以坚不可摧的力量，但事实上最足以证明这个民主派是何等的衰朽。如果你从上头往下看，则农民完全是受社会革命党领导的，选举社会革命党人，跟着他们走，几乎同他们合为一体。在五月间农民苏维埃大会上，选举执行委员时，欠尔诺夫得到八百一十票，克伦斯基得到八百零四票，列宁只得到二十票。欠尔诺夫之自称为“农民部长”，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农村的战略突然和欠尔诺夫的战略分道扬镳，也非毫无根据。
经济上的分散地位，使得农民虽有力和个别的地主斗争，却无力对付那化身于国家之中的一般的地主。所以农民天生有一种需要，依赖于某个传说的国家之上，以反对真实的国家。在古时，农民便创立若干僭称的“真命天子”，或团结在一个幻想的皇帝“金诏”周围，或一个传说的“太平盛世”周围。二月革命之后，农民团结于社会革命党的“土地与自由”旗帜之下，希望借此旗帜帮助来反对那些做了政府特派员的自由派地主。民粹派纲领与真实的克伦斯基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如幻想的皇帝诏书与真实的专制皇帝之间的关系一般。
在社会革命党的纲领里面始终含有好多空想的东西：社会革命党人希望在小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但他们的纲领基础乃是民主革命的：没收地主土地。到了必须实行它的纲领时候，这个党却纠缠在一个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府里面了。不仅地主坚决反对没收土地，立宪民主党银行家也反对没收土地。因为以地产作抵押品，银行共借出了四十万卢布。为了在立宪会议时候能与地主们和和气气商谈地价问题起见，社会革命党人便竭力不许农民去触犯土地。如此，他们就失去立足地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政纲的不彻底性。他们的乌托邦主义也许需要若干年来证验，但他们背叛民主的土地政纲这一事实只用几个月就暴露出来了：在社会革命党政府之下，农民只有走上暴动道路，才能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政纲。
7月，政府在农村采取压迫手段时候，农民赶紧跑去祈求那些社会革命党人保护。他们请求小本丢保护免受老彼拉多的打击[11]。城里布尔什维克派势力最衰弱那一个月，恰是农村社会革命党势力最扩张的时候。如常见的现象一样，尤其在革命时代，组织扩张至最大限度，恰与政治影响开始衰落同时。农民躲在社会革命党人背后以避免社会革命党政府的致命打击，于是渐渐对政府，对党，都不信任了。如此，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农村扩张，遂成为这个无所不包的党的致命打击：在下层的从事反抗，但在上层的施行压迫。
7月30日，在莫斯科，军事组织开会时，前线来的一个代表，一个社会革命党人，说：农民虽仍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但他们和党中间已经有了裂痕。士兵方面也证实了这个现象：受社会革命党人鼓动影响，农民还是仇视布尔什维克派的，但实际上他们是照布尔什维克派方式决定土地和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包伏志斯基，在伏尔加一带做工作，证明：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社会革命党人，即那些参加过1905年运动的人，渐渐觉得被人推到旁边去了：“农民们称他们为‘老头子’，表面上很敬重他们，但实际上按自己意思来投票。”叫农民“按自己意思”来投票和行动的，乃是工人和士兵。
工人对于农民的革命影响，是测算不出来的，那是连续不断的，分子一般的，无孔不入的影响，所以不能测算。工人和农民互相影响，比较容易拿如下事实来说明：很多工厂设在农业区域。但是最欧洲化的城市——彼得格勒——的工人，与老家所在的农村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夏天几个月渐渐增加的失业，以及资本家关闭工厂，迫使好几千工人回到农村。其中大多数变成了鼓动者和领袖。
5月和6月，在彼得格勒，人们依照各省各县甚至各乡镇组织了工人同乡会。工人报纸之中特辟专栏登载同乡会消息，那里有故乡状况的报告，代表带回的训令，以及捐钱做宣传用等。暴动以前不久，这些同乡会还联合起来，设一个中央局，归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同乡会运动不久就波及于莫斯科、脱威尔，多半还波及到其他许多工业城市。
然而就直接影响农村来说，士兵还更重要些。只有在前线的人为条件之中，或在城市的兵营里面，青年农民才相当克服了他们的散漫生活，从而面对着全国性的问题。然而这里，他们的政治依赖地位仍然暴露出来。农民不断地受爱国派的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领导，以及后来之努力要脱离他们，都指望能在军队之中单独地团结起来，与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当局很不欢迎这种倾向，陆军部反对它，社会革命党讨厌它。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军队里扎根尚浅。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之下，农民也不能把他们的繁多的量转变为一种政治的质的！
惟有在革命的大城市里，在工人直接影响之下，农民士兵的苏维埃才能展开重要的工作。譬如从1917年4月到1918年1月1日之间，彼得格勒农民苏维埃派了一千三百九十五个鼓动员，携带着特别委任书，到农村去；没有携带委任书的鼓动员也有同等数量。这些鼓动员共去六十五省地方。在喀琅施塔得，海陆士兵之中也组织了同乡会，学着工人的榜样；同乡会也派出代表，携带证明书，有“权利”免费乘火车和轮船。私家铁路接受证明书，不发怨言；冲突起于国有铁路上。
然而这些正式派出去的代表，在农民沧海之中不过是几粒粟而已。那几十万几百万士兵，自动离开前线和后方卫戍军的，做的工作更大得多了；他们的耳朵里还响着群众大会演说时那些激烈的口号。那些在前线一声不响的，回到老家去便侃侃而谈。他们说话不会没有人热心听的。莫斯科一个布尔什维克穆拉洛夫说：“莫斯科周围农民，大大左倾。……莫斯科省内农村和镇市，充满了前线逃兵。城里尚未与农村断了联系的无产者也常下乡去探访农民。”据农民奥钦可夫说：加鲁卡省尚在睡梦之中的农村，“在六七两月中被那些为了种种缘故从前线回家来的士兵唤醒了。”尼齐高老特特派员报告道：“所有侵权事件与非法行为，与那些逃亡的或请假的士兵，或团委员会代表之出现于本省有关。”左洛托诺希次基县亲王夫人巴良丁斯该雅的产业总管，八月间控告土地委员会的不法行为，委员会主席是个喀琅施塔得水兵加特朗。布古尔明斯克县特派员报告：“请假回家的海陆士兵，进行一种鼓动，意图造成无政府状态和虐杀情绪。”“在姆格林斯克县，则洛哥希村，来了一个水兵，以自己的权威禁止森林木料输出为柴火及枕木之用。”即使不是士兵发动斗争的，也是士兵结束斗争的。在尼齐高老特县，农民捣乱一个女修道院，割掉了牧草，打破了篱笆，不让那些女修道士出去。院长不肯屈服，警察来捉拿农民去并惩罚他们。农民阿伯可夫写道：“事情拖延下去了，直至士兵到来。弟兄们立刻捉贼擒住了王”：修道院被清洗了。在毛奇略夫省，据农民波卜可夫说：“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是委员会最初的领袖，领导驱逐地主这项工作。”
从前线回来的人，带来了惯用步枪和刺刀来对付人的那种人的巨大决心。连士兵的老婆也从丈夫那里传染了这种斗争情绪。本沙省农民贝季雪夫说：“九月间士兵老婆发起了一个有力的运动，她们在会议上主张向地主进攻。”其他省份也有这种情况。在城市里，士兵的老婆也常常起酵母作用。
依照凡门尼欠夫统计，士兵领导农民斗争的，三月间占全数1%，四月间占8%，九月间占13%，十月间则占17%。这些数字不能说精密可靠，但也已清楚地表明了总的趋向。社会革命党教员、书记和小官吏，渐渐失去领导权而让位于士兵了；士兵是不顾一切去做的。
帕尔乌斯，以前有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家，大战中发了财，但丧失了他的原则和他的洞察力；他拿俄国士兵来比中世纪的雇佣兵、强盗和暴徒。要信他的话，只有闭上眼睛不看以下事实：俄国士兵虽然无法无天，始终不过是历史上最大的土地革命的实行工具而已。
运动尚未完全破坏法律以前，军队下乡保持着象征的性质。差不多只有哥萨克军队才可以实际用来讨伐农民。“四百名哥萨克兵开入塞独卜斯克县……这个手段有镇定人心的效力；农民宣布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裁决”，——这是10月11日自由派报纸《俄罗斯之声报》说的话。四百名哥萨克兵自然是一个有力的论据，有利于立宪会议！但全国没有那么多哥萨克兵，而且哥萨克兵也不可靠了。同时，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不采取“坚决手段”了。革命最初四个月当中，凡门尼欠夫计算共有十七次武力讨伐农民事件；七、八两月里共有三十九件；九、十两月里则增加至一百零五件。
以武力镇压农民运动，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在大多数情形之下，士兵转到农民方面来。博独斯克省一个县特派员报告道：“军队组织，甚至个别队伍，在干涉着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在强迫（？）农民去夺取地产，砍伐森林，有时在某些地方军队还自已参加劫掠，……地方军队拒绝参加镇压暴动……”如此，农村暴动打开军队的最后水闸了。在农民战争受工人领导的环境之下，军队绝不可能被人用来镇压城市的暴动。
农民从工人和士兵第一次知道了一些新的事情，关于布尔什维克，——一些与社会革命党告诉他们的不同的事情。列宁的口号和他的名字，深入农村去。然而渐渐增加的控告布尔什维克派的案件，在好多情形之下，是杜撰的或夸张的。地主们希望以此更有把握得到救援。“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县，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从乌芬省来了消息：“一个镇委员会委员，毕西里也夫宣传布尔什维克派政纲，并公开宣称地主应当吊死。”为了求得“保护，免遭抢劫，”诺甫高老特地主波朗尼克不忘添加几句话说：“执行委员会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派。”这话实际上是说，那些执行委员会都不袒护地主。沁比斯克省一个农民朱莫林说：“八月间，工人开始下乡来，替布尔什维克党做宣传，解释它的政纲。”塞别次县一个检察官，侦查一个从彼得格勒来的纱厂女工，塔祥娜·弥海洛瓦，二十六岁，“号召她那一村人起来推翻临时政府，并赞美列宁的策略。”在斯莫连斯克省，八月底，据农民可托夫说，“我们开始注意到列宁，开始听到列宁说的话……”然而在乡镇地方自治会议中，他们仍旧选举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
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去同农民接近。9月10日，尼夫斯基要求彼得格勒委员会出版一种农民报纸：“我们必须安排，不要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那时农民不了解巴黎，巴黎也不了解农民。”报纸《贫农报》不久就出版了。但虽如此，在农民中纯粹的党的工作，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并不在于技术手段，并不在于机关，而是在于正确的政策。正如扬风传播种子一般，革命的旋风也传播列宁的思想。
脱威尔省一个农民伏罗比也夫回忆道：“九月间，不仅前线士兵，连贫农也渐渐大胆起来，在会场上替布尔什维克派辩护……”这话，沁比斯克农民朱莫林也证实了：“在贫农以及若干中农中间，列宁的名字常挂在口头上；凡有谈话，都是说列宁。”诺甫高老特一个农民格黎哥里夫，说起镇里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称布尔什维克派为“强盗”和“卖国贼”时候，农民如何咆哮起来：“打倒那只狗！用石头打死他！再不要告诉我们好听的鬼话了。土地在哪里呢？你们的话听厌了！我们要布尔什维克派！”这个故事，以及不少这类事情，也许是属于十月革命之后了。因为在农民脑中，事实记得很牢，但年代则不很可靠。
士兵秦宁诺夫回到奥勒尔省他的故乡来，带来了一箱子布尔什维克宣传品，却不受他的村里人欢迎。他们说：恐怕是德国金子罢。但在十月，“乡镇支部共有七百个党员，好多枝来福枪，一有事情就出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弗拉舍夫说起，纯粹农业省份，伏龙尼士省，农民们如何“从社会革命党欺骗底下觉醒过来，开始关心我们的党。为了这个原故，我们有许多村镇支部，许多人订阅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委员会的狭小会所拥挤着许多农民。”在斯莫连斯克省，据伊凡诺夫回忆说，“农村很少布尔什维克派，县里也不多。没有布尔什维克报纸。传单不常散发。……然而愈近十月，农村就愈加倾向于布尔什维克派了……”
伊凡诺夫又说：“在那些县里，十月以前苏维埃中有布尔什维克派影响的，捣毁地主产业事件，或者没有发生过，或者规模很小。”然而并非处处都是这样的。譬如塔对希说：“布尔什维克派要求土地交给农民，这个口号非常迅速地被毛奇略夫县农民群众接受了去，农民们捣毁了地主的产业，有时放火烧了房子，夺取了牧草场和森林。”这两个人的陈述，本质上并没有冲突。布尔什维克派的一般鼓动，无疑培植了农村中的国内战争。但凡布尔什维克派立下稳固脚跟地方，他们自然图谋，在不减弱农民攻势限度内，调整其运动形式，并缩小破坏程度。
土地问题不是孤立的。在战争最后阶段，农民特别受痛苦，无论以购买者资格或以出卖者资格。人家问他买麦子，依照官定的价格，而工业制品则一天比一天更买不起了。农村和城市经济关系问题，后来以“剪刀差”之名提出，成为苏维埃经济的中心问题，——此时已经现出吓人的面貌来了。布尔什维克派对农民说：苏维埃必须夺取政权，给你们土地，停止战争，恢复工业，工人监督生产，调整工业制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这个对策，无论如何简略，却指出了道路。10月10日，托洛茨基在工厂委员会会议上说：“隔离我们和农民中间的那堵墙壁，便是阿夫克森齐耶夫派出去的那些苏维埃人员。我们必须打破这堵墙壁。我们必须向农民解释：须待工人能监督有组织的生产，工人才能以农具供给农民。”这个会议照此意思发了一篇告农民书。
彼得格勒工人，那几日，在工厂里，设立特别委员会，搜集破铜烂铁给一个特别中心之用；这中心组织名为“工人送农民”。这些破铜烂铁是用来制造最简单的农具和器皿的。工人这种第一次有计划地闯入生产过程，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鼓动目的超过于经济目的，但总归开启了一个前途，为了最近的将来。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看见布尔什维克派进入农村禁地，害怕了，图谋阻止这个新事业。但是衰朽的妥协派，在农村中的立足地既然崩陷之后，再也无力于城市方面同布尔什维克派竞争了。
脱威尔省农民伏罗比也夫于事后写道：布尔什维克派鼓动的回声“如此唤起了贫农，使得我们可以断言：十月革命即使不发生于10月，也必然发生于11月的。”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势力如此有声有色的形容，却与布尔什维克派组织薄弱之事实并不矛盾。革命只能在如此显然不相配称之中开辟了一条道路。顺便说一句，正是为了这个原故，革命运动才不能被驱入形式的民主政治框壳之内。要完成土地革命，无论在十月或在十一月，农民并没有其他道路，除了利用同一社会革命党的日渐破旧的组织。这党的左边分子，在农民暴动压迫之下，匆匆忙忙无系统地团结起来，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且与布尔什维克派竞争。在以后几个月中，农民的政治变化主要是在社会革命党左派那面破旧的大旗之下进行的。这生命如蜉蝣般短暂的党，成为了不稳定的、模仿农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式，成为了一座临时桥梁，从农民战争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土地革命应该有其自己的地方机关。这种机关是什么样式呢？农村里有好多种组织形式：国家机关，如镇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社会机关，如苏维埃；纯粹政治机关，如政党；最后还有自治机关，如镇地方自治会议。农民苏维埃那时不过成立于省范围，部分则于县范围而已。很少有镇苏维埃存在。镇地方自治会议很慢地生下了根。另一方面，土地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虽然本来是国家机关，却变成了农民革命的工具；这事初看似乎是奇怪的。
土地委员会总机关，由政府官吏、地主、教授、农学家、社会革命党政客和各种不同的农民组成，——根本上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制动机。省委员会从来未曾停止其为政府政策的传达机关。县委员会则摇摆于农民和上司之间。乡镇委员会，因是农民选举的，又因在农村人眼前做事情之故，就成为土地运动的工具了。即使镇委员会的委员，一般属于社会革命党党籍，也仍是一样的。他们是同农民一路走，而非同贵族一路走。农民特别重视土地委员会的国家机关性质，认为是一种奉旨进行国内战争的机关。
早在五月，萨兰斯克县一个警官就诉苦道：“农民说，他们只承认镇委员会，一切县委员会和城委员会据说都是替地主做工作的。”据尼齐高老特特派员说，“有些镇委员会图谋反对农民的专断行动，结果差不多都是失败的，且引起撤换委员会委员……”又据泼斯可夫一个农民邓尼索夫说，“委员会总是站在民众运动方面反对地主，因为农民和前线回来士兵，其中最革命的部分被选为委员。”
县委员会，尤其省委员会，则是受官僚“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努力与地主保持和平关系。莫斯科农民尤可夫写道：“农民认为那是同一件衣服，不过把里翻做面罢了；那是同一个政权，不过换了名称。”顾尔斯克特派员报告道：“有一种倾向……要改选那些县委员会，因为它们总是执行着临时政府的命令。”然而农民要打进县委员会，是很难的：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着村与镇的政治联系，如此农民不得不经过那个党而行动，这个党的主要使命就在于把旧衣服的里子翻到外面来。
农民对于三月苏维埃之冷漠，初看是很令人惊异的，但事实上有深刻的原因。苏维埃并不是为某一特殊任务而设立的组织，如同土地委员会，而是一个普泛的革命机关。但在一般政治领域内，农民没有人领导，是一步也不能走的。唯一的问题乃在于从何处得到领导。省和县的农民苏维埃，本是合作社发起的，而且一大部分由合作社拿出经费来维持，因之不是农民革命的机关，而是保守分子监护农民的机关。农村的人容忍这种社会革命党右派的苏维埃站在他们头上，如同一个盾牌抵御着政府威权。但在家乡，在他们中间，则他们宁愿要土地委员会。
为的阻止农村自限于“纯粹农民利益”圈子内起见，政府赶紧创办民主的地方自治会议。这件事已足够令农民当心起来了。常常必须强迫选举。本沙省特派员报告道：“常常发生了犯法之事，结果破坏了选举。”在明斯克省，农民逮捕了镇选举委员会主席，德鲁茨哥衣·柳别茨哥衣亲王，控告他在选举名单上作弊。农民是不容易同亲王一起来用民主手段解决他们间的宿世冲突的。布古尔明斯克县特派员报告道：“全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没有完全依照常规进行。……选举者全体是农民。显然排斥了当地知识分子，尤其地主。”在这个形式之下，地方自治会议，与土地委员会，并无多大差别。明斯克省特派员诉苦道：“农民群众对于知识分子，尤其对于地主，采取仇视态度。”我们在9月23日毛奇略夫一个报纸上还可读到如下的话：“在农村做文化工作有相当危险，除非你能公开表示愿意支持立刻将所有土地给予农民，才没有危险。”人民之中各基本阶级间一到没有妥协或甚至交流之可能时候，民主机关便失去立足基础了。镇地方自治会议之夭殇，明白预示着立宪会议的失败。
尼齐高老特特派员报告道：“当地农民愈来愈固执着一个观念，认为一切民法都已失效了，一切法律关系从今起都应当由农民组织来规定。”有些地方，镇委员会管辖了警察之后，便颁布地方法律，规定租额，调整工资，自己派人管理地产，拿取土地、谷物、干草、木料、森林、农具，没收地主军械，并实行搜查和逮捕。几百年来的声音，以及革命的新鲜经验，都告诉农民：土地问题乃是武力问题。土地革命需要一种农民专政机关。农民并不认识Dictatorship（专政）这个拉丁词，但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地主、自由派特派员和妥协派政客所埋怨的那个“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正是在农村中建立革命专政的第一个阶段。
在各地方有创立特别的纯粹农民的土地革命机关之必要，这本是1905－1906年事变时列宁所主张的。他在斯德哥尔摩开的党大会上演说道：“农民革命委员会，乃是农民运动能走的唯一的道路。”农民并没有读列宁的著作，但列宁晓得的如何读出农民的心。
农村改变了对苏维埃的态度，仅仅在秋天，当苏维埃自己改变了政策时候。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和社会革命党左派苏维埃，在县城的或省城的，现在再不阻拦农民了，反而推动农民前进。起初几个月，如果农村把妥协派苏维埃看作一种合法的掩护物，只为的要去同它冲突；那么现在农村就开始视革命的苏维埃为真实领袖了。萨拉托夫省农民在九月间写道：“全俄国政权应当归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是更稳当的。”仅仅到了秋天，农民才开始将他们的土地政纲和苏维埃政权口号联结起来。但这里，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些苏维埃应当由谁领导的，并怎样领导的。
土地纠纷在俄国有其伟大的传统，有其简单而明了的政纲，有其各地方的烈士和英雄。1905年的大经验，并非不留痕迹于农村而空过的。此外我们还须说起支配几百万富农的宗教派别思想的工作。一个深通内情的作家写道：“我认识好多农民，他们接受……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他们的宗教希望之直接的实现。”历史上所知的一切农民暴动之中，1917年俄国农民运动，无疑，是最受政治思想所培植的。然而农民仍旧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领导，并将政权抓在自己手里，——这个事实的原因乃是含在一个孤立而陈腐的小经济本性之中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耗损了农民的一切精力，却不补偿给农民以推广和概括的能力。
农民政治自由，事实上就是农民在各种城市党派之间的选择自由。但这种选择也还不是先天造就的。农民以其暴动推动布尔什维克派走上政权。但直至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派才能将农民土地革命转变为工人国家的法律，以此争取到了农民。
一群研究者，在雅可弗列夫指导下，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分类工作，排比了那些足以表明从二月到十月土地运动发展的材料。以每个月无组织的行动定为100，则四月间有组织的冲突为33，六月间为86，七月间为120。七月是社会革命党在农村组织最繁盛的时候。在八月，则与一百件无组织的冲突相比，只有六十二件有组织的；在十月，则更少，只有十四件有组织的。从这些虽不能绝对可靠却非常富于教训意义的统计之中，雅可弗列夫竟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结论。他说：“八月以前运动是一天比一天更有组织的；以后则相反，一天比一天更带着‘自发的’性质。”其他的研究者，凡门尼欠夫，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十月前浪潮中，有组织的运动百分比之减少，证明了这几个月运动是自发的。”“自发的”倘若是拿来同“自觉的”对比，如同盲目对比于明目——而这是唯一有科学意义的对比——那么我们必须推论：农民运动的自觉性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以至于八月，然后很迅速地减少下去，直到十月暴动时候完全消灭了。但我们那些研究者显然不愿这样说。稍微思索一下问题，就不难懂得，譬如说：农民选举立宪会议时，无论表面上带着如何“有组织的”性质，实际上比农民“无组织地”反对地主运动，更多无数倍含有“自发”意义，即是更无思想的，更愚蠢的，更盲目的；至于反对地主时候，则每个农民都明白知道要的是什么。
在秋天风潮里，农民并未曾抛弃自觉行动，而走上自发行动；他们不过抛弃妥协派领导而走上国内战争罢了。有组织性之减少，实际是一种表面现象：妥协派组织崩溃了，便留下来的绝不是一个空位。农民在最革命的分子：海陆士兵和工人直接领导之下，走上新的道路。要实行坚决的行动时，农民往往召集群众大会，甚至设法使通过的决议案能得全村居民个个签字。第三个研究者雪士塔可夫写道：“农民运动到了秋天带着破坏形式；此时最常出现于舞台的，是旧式的‘农民大会’，……农民以此大会分配没收来的财产，经过此大会同地主、管家、县特派员和各式镇压者，进行谈判。”
镇土地委员会领导农民至于国内战争，此时为什么从舞台上消灭了呢？这个问题在那些文件之中得不到直接回答。但这个问题自己可以解释的。革命很容易用破了它的机关和工具。土地委员会本是指导半和平的活动，到了直接进攻时候就很少用处了。这一般的原因之外还加上一些同样重要的特殊原因。走上了与地主公开战争道路时，农民很明白，若是失败，将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若干土地委员会，尚未失败，就被克伦斯基捕去关在牢里了。分散责任，成为策略上的需要。于是为此事情最便利的形式就是“公社”了。农民中间习惯上的互相猜忌，无疑也促成这个方向。现在是直接夺取和分配地主财产问题；每个人都要自己参加，不肯委托他人代表自己的权利。如此，斗争紧张到极度，就使得代表机关暂时销声匿迹，而让位于“农民大会”和公社决议的那种原始农民民主制了。
上面，关于农民运动性质的那种谬误见解，出于布尔什维克派研究家之笔，似乎是特别令人惊异的。但我们切勿忘记，那些乃是“新型”的布尔什维克派。思想的官僚化，必然使人过重估量那些由上头赋予农民的组织形式，同时又过轻估量那些由农民自己采取的组织形式。受过教育的官僚，跟在自由派教授背后，用行政管理观点来观察社会过程。雅可弗列夫，后来以农业人民委员地位，也曾用同样简单的官僚态度对付农民，但规模更大得多，也处于更负责地位：那就是实行“全部集体化”。理论的肤浅，到了大规模实际行动时候，要给你以残酷报复的！
但我们现在说的，还是全部集体化错误之前十三年的事情。那时只有没收地主财产问题。十三万四千个地主，尚在为了他们的八千万俄亩土地而发抖。最受恐吓的是高高在上的人的地位：老俄罗斯三万个贵族，一共有七千万俄亩土地，平均每人二千俄亩以上。一个贵族波波里金写信给御前大臣罗将柯说：“我是地主，我的头脑无论如何想不通：人家会来夺取我的土地，而且为了一个最不能叫人相信的目的：替社会主义学说做试验品。”但完成统治阶级头脑所想不通的那些事情正是革命的任务呀。
然而比较有远见的地主却不能不明白：他们无法保持他们的产业。他们再不去设法保持了。他们说，土地愈早被人拿去，就愈好些。立宪会议，在他们看来，首先是一个大算账机关，那时国家不仅要赔偿他们的土地，而且要赔偿他们的焦虑。
有地产的农民也从左方赞助这派地主的政纲。消灭寄生的贵族，他们并非不欢迎，但他们害怕破坏了土地私产制观念。他们在大会上宣布说：国家有足够的钱，赔偿地主一百二十亿卢布损失。他们以“农民”资格希望能够照优惠条件使用那些贵族的地产，一旦民众付出钱赔偿了这些地产之后。
地主们明白，这笔赔偿数目是一个政治的量，须由算账时势力关系来决定的。八月底以前，仍有希望，立宪会议由科尔尼洛夫来召集，将遵照罗将柯和米留可夫之间一条折衷的土地改良道路。科尔尼洛夫之失败，不异于表示有财产的阶级已经输了。
九、十两月间，有产阶级等待着事情了结，犹如无可救药的病人等待着死。秋天对于农民正是做政治活动时候：五谷已经收成了，幻想已经打破了，忍耐力已经竭尽了。正是解决事情的时候！运动现在泛滥起来了，泛滥于所有的省份，冲去地方的特色，卷入农村的一切阶层，排除所有关于法律的顾虑，变为进攻的，凶狠的，狂暴的，咆哮的，武装着铁和火，手枪和炸弹，拆毁了和焚烧了地主邸宅，驱逐了地主，扫清了地方，有时还以血染之。
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所歌颂的贵族窠巢，消毁了。旧俄罗斯在烟雾之中消逝了。自由派报纸充满了悲伤和哭泣，关于英国式花园，农奴图画，祖传书籍，帕台农神庙，名马，古代的雕刻，良种牛等等之毁灭。资产阶级历史家，图谋把农民摧毁地主“文化”的行为，归罪于布尔什维克派。事实上，俄国农民不过完成一件长期事业罢了，这事业在布尔什维克派未出现于世界以前好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农民以他们所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来履行他们的进步的历史使命：他们用着革命的蛮性来扫除中世纪的蛮性。此外，无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亲，或他们的祖父，或他们的曾祖父……都未曾受人家宽容和善待！
法兰西农民解放以前四个半世纪，封建地主镇压了“扎克雷（农民）暴动”[12]之后，一位虔诚的修道士在他的编年史上写道：“人们如此陷害了国家，无须乎英国人来毁灭；英国人做不出法国贵族所做之事。”惟有后来1871年5月，资产阶级的残暴才能超过那时的法国贵族。俄国农民感谢工人的领导，俄国工人感谢农民的帮助，才得避免从那些文化和人道的保护者领受这个双重性的教训。
全俄国基本阶级间的关系，也复演于农村。工人和士兵，违反了资产阶级计划，而与帝制作战；同样，贫农也不顾富农的警告，仍然最勇敢地起来反对地主。妥协派相信，革命必须得到米留可夫承认之后才能立定脚跟；同样，中农也向右看看，又向左看看，以为须有富农签字，夺取之事才算合法的。最后，资产阶级虽然仇视革命，仍不迟疑占据政权；同样，富农反对攻击地主之后，却不拒绝享用攻击得来的果实。政权并不长久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地主财产也不长久留在富农手里：这也是出于同一类的原因。
民主土地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其力量表现于如下事实，即此革命一时间克制了农村的阶级矛盾：雇工帮助富农去攻击地主。俄国历史的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压在二十世纪肩上，使之不胜重量俯伏至地。这个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弱点，也表现于如下事实，即农民战争并未催促资产阶级革命家前进，反使他们决然后退到反动营垒去。昨日的苦役刑囚徒策列铁里竟去保护地主的产业以反对无政府！农民革命如此被资产阶级抛弃了，便与产业工人阶级携手并进。在这条道路上，二十世纪不仅挣脱了压在它肩上的那些过去世纪，而且爬到那些世纪的肩上去，代表新的历史高度。为使农民能扫清和保卫他们的土地起见，工人必须站在国家头上：这便是十月革命的最简单的公式。
[1] “资产阶级”一词来源于法语bourgeois，指封建时代的市民阶级。——辛达注
[2] 原文如此。实际上，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已经自行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辛达注
[3] 译者按：1789年8月4日夜间，法国国民会议议决取消封建特权。【即八月法令——辛达注。】
[4] 八月法令主要内容是：1，取消什一税，但必须用钱赎买，在赎买之前，必须继续交纳。2，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但是封建义务中的主要部分——封建地租——必须由农民出钱赎买：拿出相当于每年地租的30倍的钱。只有次要的封建义务，亦即与人身依附有关的义务及苛捐杂税无需出钱赎买。而且还规定许多苛刻的条件，如同一领地上的农民在赎买封建义务时，对于向地主缴钱有联带的责任，换言之，只有大家一致付清代价后，封建地租才能取消；而且，假若领主反对，也不能赎买。这些规定使得赎回封建义务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C.R
[5] < >内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辛达注
[6] 当时法国的政府军队。——辛达注
[7] Nicolas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佛罗伦萨人，近代第一个政论家，以物质利益出发去实行政治和著作历史。著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译者。
[8] 大俄罗斯（Великороссия）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指沙俄欧俄部分中人口多数为俄罗斯人的地区。——辛达注。
[9] 译者按，有一部分农民根据斯托雷平1906年11月9日的法律，脱离了公社，而经营私有的土地，遂有“脱离者”的称呼。
[10] 这段话的意思代表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富农、中农的一种倾向：可以允许革命剥夺大地主的土地，要分给工人就分好了（吐血的意思，我觉得是指当时大量工人在工厂区得肺病的现象，到农村去可减少肺结核的机会）。当然按这种主张，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能剥夺。－L.X
[11] 译者按，耶酥钉十字架时，在犹太的罗马巡抚是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本丢是他的名，彼拉多是他的姓，二者是一个人，此处借喻政府和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属于一个党。
[12] 暴动发生于1358年法国北部，时值英法百年战争。扎克雷（Jacquerie），乡下佬的意思，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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