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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八月初,科尔尼洛夫就下令将“野蛮师”和骑兵第三军从西南前线调到尼维尔-诺伏索可尼基-维里基路基这个三角形铁路地带来,藉口做保卫里加的后备队。这是进攻彼得格勒时一个很便利的根据地。总司令又调动一个哥萨克师到维包格和白俄罗斯中间的地带来:这个拳头直对着首都的面孔打去,——从白俄罗斯到彼得格勒只有30公里!——但人家仍解释这是一种准备,为了芬兰可能的作战。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就有四师骑兵布置好了,为了打击彼得格勒;这几师人而且被认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最有用的军队哩。科尔尼洛夫近旁的人,一提起那个高加索师,便很简单地说“这些山民不管他们杀的是什么人。”战略上的计划是简单的。从南方开来的三个师,将由铁路运到皇村、喀琴那和红村,为的“一闻彼得格勒开始骚扰之消息,而且最迟不得过九月一日早晨,”就可以从那里全副武装开动去占据首都南边尼瓦河左岸地。同时驻防芬兰那一师则占据首都北边部分。
经过军官同盟介绍,科尔尼洛夫和彼得格勒爱国派团体有勾结,这些团体自己说能调动二千个备有很好武装的人,但需要有经验的军官来率领他们。科尔尼洛夫允许从前方抽派军官回彼得格勒来,托辞请假。为的注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情绪,以及革命分子的活动,特组织一个秘密的特务机关,由“野蛮师”一个上校海曼主持。事情完全在军事规则之内进行。总司令部各机关全供阴谋使用。
莫斯科会议仅仅加强了科尔尼洛夫的计划。固然,米留可夫自己说,他曾劝告延期动手,为了外省还有相当的人拥护克伦斯基。但是这种劝告不能影响于那个急躁的将军:问题毕竟不是关于克伦斯基的,而是关于苏维埃的;此外,米留可夫不是一个行动家,他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教授,这就更糟。银行家、实业家、哥萨克将军,都来催促科尔尼洛夫;主教们已经给他祝了福;传令官查伏衣科担保他成功。各方恭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协约国外交官也积极参加动员反革命力量。布哈南爵士手中握着这阴谋的许多线索。协约国派驻总司令部的武官们向科尔尼洛夫表示最亲切的同情。邓尼金作证道:“英国参赞表示得尤其动人。”大使背后,有他们的政府。8月23日,临时政府在外国的一个特派员史华蒂可夫从巴黎报告道:辞行时,外交部长黎波“非常关心地探问克伦斯基身旁哪一个是有魄力的人物。”庞加莱总统也“问了好多问题关于……科尔尼洛夫。”这一切,总司令部都知道的。科尔尼洛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需延期和等待。大约8月20日,又有两师骑兵开向彼得格勒去。里加陷落那一天,全军每团都有四个军官奉召到司令部来,一起约四千人,“为了研究英国式臼炮(bomb-throwing)”。这些军官之中最可靠的,立刻就获悉了要进行的事情乃是根绝“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同一天,总司令部命令立刻发给骑兵师以好多箱手榴弹:此物在巷战时候最有用。总参谋长卢考姆斯基写道:“约定了,一切事情都要于8月26日以前准备好。”
科尔尼洛夫军队临近彼得格勒时候,内应的组织“应当在彼得格勒发动,占据斯摩尼学院和逮捕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不过开会时候到斯摩尼学院来,经常在那里的乃是执行委员会,它委任了部长在政府里,而且继续将克伦斯基看做它的副主席之一。但在做大事情时候,是不可能,也无必要,分别得这般清楚。至少,科尔尼洛夫不关心这些小事。他对卢考姆斯基说:“现在是吊死德国奸细和侦探的时候了,头一个就是列宁;现在也要解散工农代表苏维埃了,——不错,而且要解散得使他们永远聚不拢来。”
科尔尼洛夫坚决要把指挥作战之权交给克里木夫,他在那一伙人中素以勇敢而果断的将军著名。邓尼金说:“克里木夫此时高兴而快活,对于将来很有把握。”总司令部的人很信任克里木夫。科尔尼洛夫说:“我确信,如有必要,他将不迟疑吊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体人物。”选任这个“高兴而快活”的将军可见是最恰当的。
进行这些工作自然疏忽了一点:德国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工作做得正忙时候,萨文可夫到总司令部来了,为的确定旧约,并加以若干次要的修正。萨文可夫定了一个日子来打击共同的敌人,恰好同好久以前科尔尼洛夫定下以打击克伦斯基的是一个日子,即:革命半周年纪念日。这次阴谋虽然分化为两派,但每派都图谋依照计划中的共同因素而行动,——科尔尼洛夫意图掩藏真面目,克伦斯基则为了支持他自己的幻想。萨文可夫的提议正合总司令部那些将官之意:政府自己送头来,萨文可夫则准备拉紧绳套。总司令部那些军官摩拳擦掌。“他来上钩了!”——他们同走运的渔夫一般叫喊。科尔尼洛夫一口答应那三个条件,——这并不费他的事。科尔尼洛夫自己军队开进首都之后,彼得格勒卫戍军不受司令部管辖,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其他两个条件,则科尔尼洛夫答应之后,随即食言:“野蛮师”调做先锋,克里木夫则任为全军总指挥。科尔尼洛夫连蚊子也不让人咬住哩。
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讨论他们政策的根本问题:一个群众的党不能不这样做。政府和总司令部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派正在约束群众,而非号召他们起来行动。但愿望既常是思想之父,则政治需要遂成诊断时局之母。全体统治阶级,都在议论那迫在眉睫的暴动,因为他们十分需要一个暴动。暴动日子有时提前了几天,有时推后了几天。据报纸说,陆军部中人,即萨文可夫办公室里面的人,都“很认真重视”那即将发生的暴动。《言语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布尔什维克派党团负起了领导运动之责。米留可夫以政治家资格,既然参加杜撰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则他以历史家资格为了信誉起见自非支持这个谣言不可。他写道:“后来公布的反间谍机关文件,说及德国新付一笔大款为托洛茨基活动之用的,恰好在这个时期。”这位博学的历史家,连同俄国反间谍机关人员,都忘记了,托洛茨基“恰好在这个时期”,从7月23日到9月4日,关在牢狱之内。地球中轴虽是一根幻想的轴,却不妨害地球绕它而旋转。同样,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计划也是以一根幻想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为中轴,而绕它旋转的。这在准备期间是很够用的。但要实行起来,则需要一件比较切实的东西。
领头的阴谋军官之一,文伯格,在他的有趣味的杂记中泄露了此事内幕,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话,即有一个庞大的军事挑唆工作在进行。米留可夫在事实和文件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极左派疑心是对的:工厂鼓动无疑是军官团体担负的职务之一。”但这仍无多大助力。同一历史家诉苦道:“布尔什维克派决定不去上当,”没有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工人也不愿意出来。然而这个障碍,计划中也考虑到了,而且预先有了对策。在彼得格勒指导阴谋的团体叫做“共和中心”,这个“中心”干脆决定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派。假扮一个革命暴动之职务,交给哥萨克上校杜托夫负责去办。1918年1月,杜托夫诸政友问他:“1917年8月28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杜托夫回答说:“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我要假冒布尔什维克派而行动。”(这段引文是逐字逐句的。)一切事情都预见到了。总司令部军官们拟定计划,并非枉然的。
另一方面,萨文可夫从毛奇略夫回来以后,克伦斯基便认为一切误会除去了,总司令部完全落于他的计划中。史丹开维奇写道:“有一个时期,所有活动人物,不仅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向是一致的,而且相信他们的行动方法也是一致的。”这个得意时期,并不经久。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同一切历史的偶然事件一样,开辟了“必然”的水闸。大资本的政界代表和首届临时政府的阁员——李沃夫来见克伦斯基。这位李先生遇事易怒,想当初曾以东正教会官命首脑的身份报告说教会高层“充斥白痴和下流痞子”。[1]命运委托了李沃夫去揭破:所谓单一计划也者,其实是两个互相敌对的计划。
李沃夫以赋闲之身,却爱管闲事,参预无穷无尽的谈话,关于改造政府和救护国家的;有时在总司令部,有时在冬宫。这次,他到冬宫来,自做居间人,依照举国一致的精神以改造政府;谈话时候,他装着出于好意,拿生气的总司令部的雷电来恐吓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有点担心,于是决定利用李沃夫来试探总司令部的诚意,——似乎同时也试探他的同谋者萨文可夫的诚意。克伦斯基表示赞成独裁计划,这并非假装的;他又鼓励李沃夫继续斡旋,这就含有诡诈在内了。
李沃夫又到总司令部去,是受了克伦斯基付托的全权的,将军们便以此为证据,认为政府投降业已成熟了。昨天克伦斯基才委托萨文可夫来此请派一军哥萨克兵去保护他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今天克伦斯基就已向总司令部提议合作改组政府了。将军们于是决定:“这是把他解决的时候了。”决定得很对。于是科尔尼洛夫对李沃夫说,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既然目的在于“推翻临时政府,与德国媾和,奉送波罗的海舰队给德国,”那么除了“临时政府将政权立即交付于总司令之手,”就没有其他出路。科尔尼洛夫又声明说“……无论作总司令的是谁,”——然而他并没有让位于他人的念头。由于圣乔治骑士会、军官同盟和哥萨克全军代表会之宣誓尽忠,他的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了。为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二人“安全”之故,科尔尼洛夫敦促他们二人到总司令部来,受他个人保护,免得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那个传令官查伏衣科,明白示意李沃夫这个保护是怎么一回事。
李沃夫一回莫斯科[2],便以“朋友”资格热心敦劝克伦斯基接受科尔尼洛夫之提议,“为的保存临时政府诸阁员的生命,尤其他自己的生命。”克伦斯基终于明白,他在政治上玩弄独裁观念临到紧急关头了,会因此得到最不幸的结局。决定动手干,他于是打电话给科尔尼洛夫,为的证明李沃夫是否正确传达总司令的意旨。克伦斯基不仅以自己名义问他,而以李沃夫名义问他,虽然打电话时李沃夫并不在场。马丁诺夫评论此事说:“这是侦探用的手段,政府首脑不当用的。”克伦斯基说他明天就动身到总司令部来,同萨文可夫一起来,说时仿佛是早已决定的事。这次电话似乎难于令人相信的。民主派的政府首脑和“共和派的”将军,谈论推让政权,好像谈论推让卧车中的铺位一般!
米留可夫认为科尔尼洛夫要求政权移交给他,不过是“那些谈话之继续罢了,好久以前人家就公然开始谈论独裁,谈论改组政府等等。”米留可夫这话是完全对的。但以此为根据,他把这回事件看作根本上总司令部方面没有阴谋,那他就走得太远了。无疑,科尔尼洛夫若非先与克伦斯基共同进行阴谋,就不会经过李沃夫提出他的要求。但这并不能改变此事实,即:科尔尼洛夫以此阴谋(共同的)来掩饰彼阴谋(他自己的)。正当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图谋肃清布尔什维克派以及苏维埃时候,科尔尼洛夫则想连临时政府也肃清了。这一点恰是克伦斯基所不愿意的。
26日晚上有好几个钟头,总司令部确实相信政府正在不战而降。但这并不能说没有阴谋;这不过说阴谋似乎就要成功了。一个阴谋,胜利了,总有方法使自己变为合法。代表外交部在总司令部做事的一个人,特鲁别茨哥衣亲王,曾说:“此次电话之后,我见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他松了一口气;我问他,‘这是表示政府完全照您的计划行事么?’他回答:‘是的。’”科尔尼洛夫错了。正从这个时候起,以克伦斯基为代表的政府,就不照他的计划行事了。
那么总司令部另有自己的计划了么?那么不是一般独裁问题,而是科尔尼洛夫独裁问题了么?他们也许像开玩笑一般请他,克伦斯基,当一个司法部长罢?科尔尼洛夫确曾小尽翼翼地,对李沃夫暗示这一点。克伦斯基对财政部长尼克拉索夫喊道:“我不愿意将革命交给他们……”革命就是克伦斯基!那个为他人作嫁的李沃夫立刻被捕了,在冬宫过了一夜,不能睡觉,两个兵看守着他,他咬牙切齿,听着“那个得意的克伦斯基在隔壁亚历山大厅内,高兴自己事业顺利,不停地哼着歌剧中一支小曲。”在这几个钟头之内,感觉精力异常丰满。
那几日,彼得格勒在双重惊慌之下过生活。报纸故意夸大了的政治紧张,含有一种爆炸素质。里加陷落使前线更加临近了。帝制未倒以前好久,为了战争而起的迁都问题,现在又以新的力量提出来了。有钱的,搬到别的地方去。资产阶级的惊惶与其说是敌军前进所引起的,宁可说是新的暴动所引起的。8月26日,布尔什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再警告道:“有奸人……假借本党名义进行挑唆煽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同一日也宣布说:没有一个工人团体,没有一个政党,在号召什么示威。然而关于明日推翻政府之谣言没有一刻停息。报纸说:“接近政府方面的人传说政府一致决定,凡有示威一律镇压。”而且在镇压之前,人家先用种种手段来激起示威。
27日早晨报纸上不仅没有总司令部图谋叛乱的消息,而且相反的,萨文可夫有一篇谈话,声明:“临时政府绝对信任科尔尼洛夫将军。”总之,这个半周年纪念日以异乎寻常的平静来开始。工人和士兵避免任何可视为示威的行为;资产阶级害怕扰乱,安坐家中;街上空无人行;演武场上二月烈士坟墓似乎被人忘记了。
这个望眼欲穿的救国日子到来了,早晨,总司令得到电报,那是内阁总理的命令:要他把职权交卸于总参谋长,立即到彼得格勒来。事情如此转变,全非意料所及。将军明白了——借用他自己的话——“这中间有双重阴谋。”他应当这样说更合于事实些,即是:他自己的双重阴谋被人发现了。科尔尼洛夫决定不屈服。萨文可夫打直接电话来敦劝,仍不能改变他的决定。总司令于是发表告人民书,其中说:“我,科尔尼洛夫将军,不得不公开行动了;我宣布临时政府受了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派之胁迫,行事完全依照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且与敌军在里加登陆同时,谋害军队并扰乱祖国。”他,科尔尼洛夫,不肯将权力交给国贼,“宁愿死于光荣与战斗之场。”起草这个告人民书的人,米留可夫后来说起时很佩服:“坚决的,轻视法律润饰的,而且习惯于直接走向他的目的,——一旦他认为这目的是正当的时候。”一个总司令,从前线撤兵回来为的推翻本国的政府,自然不会重视“法律润饰”的。
克伦斯基以个人命令免了科尔尼洛夫之职。临时政府此时已不存在了。26日晚上各位部长先生都辞职,——此事,偶然地,适合于各方面的愿望。总司令部和政府决裂以前好多天,卢考姆斯基将军早就经过阿拉丁示意于李沃夫说:“最好,立宪民主党人当于8月27曰之前退出临时政府,让政府陷于窘境,而自己也可以避免种种不快的事情。”立宪民主党人不会不明白这番话的含意。另一方面,克伦斯基自己告诉政府人员说:他认为“只有将全部权力集中于他一人之身”,才能对付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其余的部长似乎也在等待这个好机会提出辞呈。如此,合作政府又受一次考验了。米留可夫写道:“立宪民主党诸部长宣布:他们现时辞职,并不妨害他们未来参加临时政府。”立宪民主党人仍旧遵守他们的传统,即:站在旁观地位直至斗争结束为止,以便依照谁胜谁败来决定他们的政策。他们不怀疑妥协派会留下位置给他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如此解除责任之后,仍旧同其他辞了职的部长一起参加好几次政府会议,所谓“私的”会议。两个敌对营垒准备国内战争,却“私下”集合于政府首脑之周围,这位首脑具有一切可能的权柄,但没有一点真实的力量。
司令部得到克伦斯基的电报:“阻止那开向彼得格勒及其近郊来的一切军队,叫他们退回原来的驻防地。”科尔尼洛夫在此电报上批道:“不实行这个命令,队伍仍向彼得格勒开去。”武装叛乱便是如此坚定地踏上轨道了。这句话是该从字面上了解的:三师骑兵,装在军用车上,由铁路开向首都去。
克伦斯基给彼得格勒士兵的命令说:“科尔尼洛夫将军,表示过爱国家和尽忠人民的,……如今却从前线撤退军队……派来攻击彼得格勒。”克伦斯基很聪明地隐瞒了这事实,即军队从前线撤下来,不仅为他所知情,而且是他直接要求的,为的来肃清彼得格勒卫戍军;在这卫戍军之前,他现在揭破科尔尼洛夫叛乱了。那位抗命的总司令,自然不稽迟回答。他的通电说:“……叛逆不在我们中间,而在彼得格勒,那里他们得到政府默许,向德国人拿钱,出卖俄罗斯。”诬蔑布尔什维克的话,现在走上新的道路了。
此时各部长都已辞职,光杆内阁的总理那夜哼小曲时的得意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对付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无论如何变化,总要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克伦斯基写道:“总司令部叛乱第一夜,彼得堡士兵和工人方面纷纷传说萨文可夫与科尔尼洛夫有勾结。”其实群众传说中,萨文可夫名字之后还有克伦斯基名字,而这传说并不错误。可怕的暴露还在未来哩。
克伦斯基又说:“8月26日[3]深夜,陆军部政务官非常兴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来。萨文可夫行立正礼对我说:‘总理先生,我求您立刻逮捕我,办我与科尔尼洛夫同谋之罪;但如果你信任我,则请您给我机会,以行动向民众表明,我与那些叛军没有关系。……’为了回答这个声明,我立刻任命萨文可夫为彼得堡临时总督,给他以最广大的权力,保卫彼得堡,抵御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不仅此哩,由于萨文可夫的请求,克伦斯基还任命费洛宁科做他的副手。叛乱和镇压,这两个职务同集中于“执政局”那个小范围内了。
如此迅速任命萨文可夫为总督,是出于克伦斯基图谋政治自救之动机。如果克伦斯基告发萨文可夫给苏维埃,萨文可夫就立刻告发克伦斯基。反之,克伦斯基给他机会,让他公开参加反科尔尼洛夫的斗争,免他受法律制裁,萨文可夫——他之得到这个机会并非没有用敲诈手段——也必然要尽力量替克伦斯基脱罪的。不是为了对付反革命而需要这个“总督”,而是为了消灭阴谋的罪证。同谋者在这方面互相照顾的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萨文可夫作证道:“8月28日早晨四点钟,我回到冬宫来,克伦斯基召我回来;我在那里看见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德列钦可。我们四人一致认为李沃夫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一种误会。”这日清晨,在这密谈之中,居间人的任务落在新总督头上了。米留可夫在幕后指挥这一切。这日,他将整天出现在舞台上。阿列克谢耶夫虽然称科尔尼洛夫做“绵羊的头脑”,却与科尔尼洛夫同属一个营垒。阴谋者及其助手,最后一次企图将整个事件宣布为“误会”——这就是说,他们互相携手以欺骗舆论,为的尽可能保全他们的共同计划。野蛮师,克里木夫将军,哥萨克骑兵,向首都进军,以及科尔尼洛夫之拒绝解职,——这一切都不过是出于“误会”罢了!看见境况如此凶险,克伦斯基再不敢叫喊:“我不愿意将革命交给他们”了!与阿列克谢耶夫商定之后,克伦斯基立刻到冬宫的记者接见室里去,要求各报抽去他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叛逆的宣言。记者们回答他,说此事在技术上已经做不到了。克伦斯基于是感叹道:“那就遗憾得很!”这件小插话第二天给报纸登了出来,何等明白表现这位全国仲裁者如今陷于绝望时的情景。克伦斯基如此完全地以一身兼代表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以致现在他同时是国家权力之最高的化身,又是反对此权力的犯法的阴谋人物。
28日早晨,政府和总司令之决裂,已成事实,摆在全国人眼前了。证券交易立刻插手进来。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演说,宣告里加要陷落时,俄国证券立刻跌价;如今将军们公然暴动了,一切证券反而涨价起来。证券交易如此仇视二月政制,价值的涨落极可表现有财产阶级的情绪和希望;此次他们确信科尔尼洛夫会得胜利。
总参谋长卢考姆斯基前一日奉了克伦斯基暂时接受军权的命令,今天回答道:“我不以为从科尔尼洛夫将军接受军权是可能的,因为那样军队要爆发起来,会葬送俄国。”除了高加索军区司令——他延迟数日后,宣布忠于临时政府——之外,其他的高级将官用各种声调拥护科尔尼洛夫的要求。受了立宪民主党的指使,军官同盟总委员会发了一个通电给海陆军各指挥部,其中说:“临时政府不止一次向我们表示它的政治上无能了,如今又以挑唆的行为污辱它的名誉,它再不能领率俄罗斯了……”卢考姆斯基就是军官同盟的尊贵的主席。总司令部的人对骑兵第三军军长克拉斯诺夫将军说:“没有一个人拥护克伦斯基的。此次进军不过是旅行罢了。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妥贴了。”
阴谋的首领和赞助者,如何乐观算计,我们可以从上述的特鲁别茨哥衣亲王打给外交都的密码电报中看得出来;他写道:“清醒地估计形势,必须承认:整个司令部,绝大部分军官,以及最好的作战部队,都是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后方,所有的哥萨克兵,大部分军官学校,以及最好的战斗队伍,也都站在他一边。这些物质的力量之外还必须加上……全国非社会主义分子之精神上的同情,以及下层分子中……一种冷淡态度,准备对任何打击屈服。无疑,那些三月间社会主义者也有好多人会站到”科尔尼洛夫一边来的,若是他得到胜利。特鲁别茨哥衣这里的表示,不仅是总司令部的希望,而且是协约国军事团的态度。在科尔尼洛夫派出去进攻彼得格勒之队伍里面,有英国的装甲汽车和英国司机,——这些应该认为是最可靠的分子。英国驻俄军事团领袖诺克士将军责备美国罗宾上校不赞助科尔尼洛夫,这位英国将军说:“我对于克伦斯基政府没有兴趣,它太懦弱了。我们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人独裁。我们要的是哥萨克。此地人民需要鞭子!独裁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所有这些论调从各方面传到冬宫来,引起里面住的人恐慌。科尔尼洛夫的成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财政部长尼克拉索夫通知他的亲友说:大势已经去了,现在只有慷慨就义罢了。米留可夫说:“苏维埃中某些有名领袖,预见到科尔尼洛夫胜利时他们要走什么命运,早已办了一张外国护照在身边了。”
一点钟又一点钟,传来科尔尼洛夫军队渐走渐近的消息,一次比一次更加吓人。资产阶级报纸极欢迎这种消息,拿来夸张,造成一种惊惶的空气。8月28日中午12点30分:“科尔尼洛夫将军派来的军队已经集合在鲁加附近了。”下午2点30分:“又有九列车满载科尔尼洛夫的军队,经过奥雷德志车站。有一营铁路兵在第一列车之中。”下午3点:“鲁加卫戍军投降了科尔尼洛夫军队,而且交出一切武器。鲁加车站以及所有政府机关都给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占领了。”晚上6点钟:“科尔尼洛夫军队两梯队已经从那瓦冲来,离喀琴那只有半俄里地。其他两梯队正在向喀琴那开来的路上。”29日晨2点钟:“在安特罗希诺车站(离彼得格勒33公里)政府军队和科尔尼洛夫军队开始打仗。双方都有死伤。”同一夜传来消息,说加雷定要切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那产麦的南俄之交通。“总司令部”“前线总司令”“英国军事团”“军官”“梯队”“铁路营”“哥萨克”“加雷定”——所有这些字眼,在冬宫孔雀石大厅内响着,如同“最后审判”的号角。
克伦斯基自己也承认这次恐慌,不过话说得婉转些。他写道:“8月28日是民主派方面最动摇,最慌张,最猜疑敌人科尔尼洛夫实力之一天。”毫无困难就可以想到这几句话背后藏着什么意思。政府首脑正在考虑,不仅关于两个阵营之中谁最有力,而且关于哪个阵营对他个人的危险较大些。“我们既不同你们右派在一起,也不同你们左派在一起”,——这几句话在莫斯科戏院内似乎很有效力的;但若翻译为正要爆发的国内战争语言来说,这几句话不异于表示,克伦斯基一伙,对右方也无用处,对左方也无用处了。史丹开维奇写道:“我们大家好像因绝望而麻木了,看见这个把戏开展着,要毁坏一切。我们的麻木程度可以用此事实来判断,即是:总司令部和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相决裂之后,还有人图谋进行调和哩……”
米留可夫说:“调和思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自然而然发生出来的。”米留可夫自己宁愿以第三者资格出来活动。28日晚上,他到冬宫来,“劝告克伦斯基抛弃那个关于犯法问题的太形式的观点。”这位自由派领袖懂得区别果仁和果壳,此时正是最适宜的人物来负起调停责任。8月13月,米留可夫就直接从科尔尼洛夫知道了他定好27日为叛乱的日子。第二天14日,米留可夫在会场上演说,要求“总司令提出的种种办法立刻实行起来,不可以作为藉口来猜疑,来恐吓,或甚至于免职。”27日以前,科尔尼洛夫不许人怀疑的!同时米留可夫答应支持克伦斯基,“自愿地,无须说明理由地。”这话使人想起了绞刑架上用的绳索,那也是“无须说明理由地支持着的。”
克伦斯基方面也承认米留可夫来见他,自荐做调人,“选了一个很适宜的机会,向我证明:真实权力在科尔尼洛夫方面。”这次谈话结果如此成功,谈话后米留可夫竟敢叫他的政友们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看做克伦斯基的继承者,对他,科尔尼洛夫绝不会有异议的。阿列克谢耶夫也很宽大地同意了。
米留可夫之后来了一个比他更大的人物。晚上很迟,英国大使布哈南交给外交部长一个宣言,其中协约国代表一致表示愿意帮忙,“为了人类利益,希望避免那不能补救的灾害。”如此公然在政府和反叛的将军之间作调人,无非是赞助和保障反叛而已。德列钦可在复文之中以临时政府名义表示对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异常惊讶,”因为他的政纲大部分已经被政府采纳了。
在这孤独和屈辱情景之中,克伦斯基想不出较好的办法,只好再召集一次那种开不完的会议,他的那些辞了职的部长们仍旧出席。在这个完全消磨时间的会议之中,一些特别吓人的消息传来了,敌人军队渐渐开近来了。尼克拉索夫估量:“几个钟头内科尔尼洛夫军队就可以到彼得格勒。”以前的部长们开始推测“在此情形下政权将如何组成的。”“执政制”思想又活跃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加入“执政局”之内,这个念头,左右两派都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可可希金认为阿列克谢耶夫应当做政府首脑。据某些证据,克伦斯基自己也提议将政权移交给另一个人,而且直接引证同米留可夫的谈话。没有人反对。阿列克谢耶夫做候补,调停了大家的意见。米留可夫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了。但恰在此时,恰在最紧张的一刻,有人像演戏似的来叩门。“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代表在隔壁房间候见。他们来得正好。反革命的最危险的巢穴之一,正是科尔尼洛夫派,调停派,投降派,在冬宫大厅内开的这个可怜的可耻的和叛逆的会议呀!
这个新的苏维埃机关,“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是27日晚上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设立的;其中包含苏维埃三党,两执行委员会,工会中心,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委派的代表。特为此事而设立这个战斗的委员会,根本上就是承认:苏维埃领导机关已经自知衰朽无能,需要灌输鲜血以为革命行动之用了。
妥协派不得不求助于群众以抵御反叛的将军,于是赶紧左倾。他们立刻忘记了,他们以前关于一切原则问题须待立宪会议来解决之演说。孟什维克派声明他们要压迫政府立刻宣布民主共和国,解散国会,实施土地改革。正为这个原故,“共和国”一词才第一次出现于政府宣布总司令反叛的文告之中。
关于政权问题,两执行委员会认为目前必须让政府保持原来的形态,——立宪民主党人辞职者以民主派代替之,——至于此问题之最后解决,则待不久之后召集在莫斯科时赞成齐赫泽政纲的一切组织开个大会讨论。然而半夜谈判之后,大家明白了,克伦斯基坚决排拒民主派控制政府的观念。克伦斯基觉得他的左边和右边立足地都丧失了,更加全力抓紧“执政制”,因为这里面还有余地让他的尚未死去的强硬政权之梦想活动活动。斯摩尼学院中反复讨论没有结果,最后才决定仍旧去求助于那个无人可代替的唯一的克伦斯基,不过要求他赞成两执行委员会的初步计划而已。早晨7点30分钟,策列铁里回来报告道:克伦斯基不肯让步,他要求“无条件拥护”他,但他同意使用“所有的国家权力”来对付反革命。两执行委员会彻夜开会,疲倦了,终于对那个空洞的“执政局”观念让步。
克伦斯基庄重许诺,将“所有的国家权力”都用来对付反革命;但如我们所见的,这并不能阻止他与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及辞了职的部长们进行谈判,讨论如何和平地投降于总司令部之前,——幸而这个谈判被半夜敲门声所打断了。好多日子之后,孟什维克彼格丹诺夫,防卫委员会[4]委员之一,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以谨慎而不含糊的话说起克伦斯基的背叛,“当临时政府犹豫不决,不明白科尔尼洛夫的冒险将如何结局时候,调停的人跑出来了,譬如米留可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但是防卫委员会干涉进去,而且“用尽一切力量”要求公开斗争。彼格丹诺夫接着说:“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政府停止了一切谈判,而且拒绝考虑科尔尼洛夫方面来的任何建议。……”
政府首脑,昨天是反对左派的阴谋家,今日则变成左派的政治俘虏了;26日辞职的立宪民主党部长们,起初还是犹豫的,从此以后就宣布他们确定退出政府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分担克伦斯基行动的责任,——克伦斯基竟敢压迫一个如此爱国,如此忠勇,如此救世的暴动!辞了职的部长们,顾问们,朋友们,一个个离开了冬宫。拿克伦斯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大批的人离开一个注定要遭毁灭的地方。”有一个夜间,8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克伦斯基确实是在冬宫内“差不多完全孤寂的情景之下走来走去。”歌剧的美妙曲子,再也不闯进他的头脑了。“在这长长的痛苦的几日几夜之中,一种真正超人的责任压在我的身上。”其实这不过是关于克伦斯基本人命运的责任罢了;其他的事情早已无须他过问而成就了,而且毫不注意到他。
[1] 译文有修订。帝俄时代,彼得一世取消了教会的教宗选举制,改由国家任命。一般由国家检查机关的高级检查长兼任。这里的例子是想说明此人脾气不够内敛,有时候放个炮,说几句大实话。—L.X
[2] 译者按,此处应作“彼得格勒,”因为克伦斯基此时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但俄英法三种版本皆作“莫斯科”,似是俄文笔误,译本沿袭未改。
[3] 译者按,此系依英文本,俄文本及法文本均作“25日”。
[4] 译者按,即上述的镇压反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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