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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俄罗斯进行它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时，是如此之晚，以致它不得不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换一句话说：俄罗斯是如此远落于其他国家之后，以致它不得不——至少在某几方面——越过它们。这话好像是荒诞不经的，但历史正充满了这类荒诞不经的事情。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如此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以致它必须跟着它们背后走。那些学究以为辩证法是精神的一种无益的游戏，而其实不过反映那个依照矛盾而活在而运动的发展过程罢了。
本书第一卷当已解释了：那个代替俄国帝制而起的在历史意义上落后的民主制度，为什么是奄奄无生气的。二三两卷则专论布尔什维克派之如何取得政权。在此两卷中也是以记载事实为基础。读者当能在事实本身之中找得充足的材料以为论断之用。
著者此言并非说他避免着做社会学上的推论。历史若毫不教训我们，那就没有一点价值。俄罗斯革命的宏大规模，其中各阶段的连续，群众压力的顽强，政治组织的成熟形式，以及标语口号的简洁，——这一切都使人更容易去了解一般的革命，因之了解人类社会。因为我们认为整个历史过程已经证明了：被内部矛盾所撕裂的社会恰恰在革命中不仅显露它了“肉体机构”，而且显露了它的“灵魂”。
本书将更加直接地帮助人们去了解苏联的性质。本书主题之契合时机，不仅在于十月革命为现仍活着的一代人所亲见——这一点意义自然也是非同小可——而且在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政制此时依然活着，发展着，并且提出新而又新的疑谜于人类之前，全世界无时无刻不注意苏维埃国家问题。然而一件存在事物，若非检讨它的起源，我们便无法了解。对于大规模的政治判断，一种历史的展望是最重要的。
1917年从2月至10月，这八个月革命，需要写三卷书。批评界一般地并未曾骂我们烦琐。本书篇幅之多是可以拿我们处理材料的方法来辩解的。一只手可以用一页的照相显示出来，但如果用显微镜研究手上纤维而报告其结果，则非写成一卷书不可。著者绝不幻想以为他的研究是透彻了或完美了。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中，他都不得不使用那近于显微镜而非近于照相机的方法。
有时我们觉得过于麻烦读者了，便大大地删除了某证人的证言，某参加人的自白，或某件次要的事实，但以后我们常常把删除的东西又收回了好多。在这个细节地取舍之中，我们只愿能尽可能具体地显示革命过程本身。尤其不能不尽量利用这个便宜，使得这部历史是依实际生活写成的。
书市每年推出成千上万的新作，把个人爱情、忧郁低喃或名利中人奋斗史的老三样炒出新滋味。你得连读数页精细铺陈的文字，方可顿捂普鲁思特[1]笔下的女主角处于思维空白状态。那么我们至少有同样的权利可以要求人家注意那一连串的集体的历史剧了，它使亿万人翻身，改变了诸民族的性质，而且永远深入于人类的生活之中。
在第一卷里，我们的事实和文字引证之确凿，至今无人提出疑问；这点，人家本来难得提出疑问。反对我们的人，大部分只限于泛论：个人的成见如何能够表现于私心的和偏袒的选择事实和文字之中。这些议论，本身虽然是难以反驳，但如果说对这一著作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则对于这著作的科学方法来说更加没有意义。此外我们又可断言：主观性系数，受作史者本人的气质所规定、限制和考验者较少，受他的方法本性影响者较大。
纯粹心理学派将历史事实视为分别的个人或其集团的自由活动之交织，这派史家即使具有好意，也很容易倾向于任意武断。唯物论方法则限制了史家，使他们非根据社会结构的真正事实出发不可。在我们看来，历史过程的基本势力乃是阶级；政治党派立足在阶级上面；观念和口号乃是客观利益的零找币。历史研究的全部过程乃是从客观的到主观的，从社会的到个人的，从基本的到偶发的。这就严格限制了作史者个人的爱憎。
一个矿山工程师，在未经测探的区域钻孔，发现了磁铁，人家总可以说，这是出于偶然；人家难得赞成在此地开矿。但如果这个工程师根据了磁针偏向，推出有矿苗藏在地下，而且在若干地方确实发现了矿苗，那时就是最无信心的人也不敢说是出于偶然了。最能说服人的，乃是将普遍和特殊结合为一的那个系统。
科学的客观性地证据，不应当在史家地眼光中或声调中去寻，却应当在记载本身的内心逻辑中去寻。如果事实，证言，统计和征引符合于史家的社会分析指针的一般方向，那么关于他的结论的科学稳妥性，读者就有最可靠的保证了。更具体一点说：本书著者如此忠实于客观，以致他的书确实显示了十月革命之不可避免以及它的胜利诸原因。
读者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个革命之中首先注意的乃是：群众直接干涉社会命运。我们努力在事实背后探寻集体意识的变动。我们排斥那种关于运动“自发性”的议论，这种议论在大多数情形下，什么也没有解释，也不能教训什么人。革命发生须遵守某些法则这并不是说，在行动中的群众知道了革命的法则；却是说，群众意识的变动并非偶然的而是受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所支配，这必然性可以拿理论来解释，因此预见和领导都是可能的。
某些官方的苏维埃历史家，出人意外，图谋把我们的见解当作唯心论的来批评。譬如包克洛夫斯基教授便硬说我们轻视了革命客观因素。“从二月到十月间发生了一个经济大崩溃，”“在这期间，农民……起来反对临时政府。”包克洛夫斯基认为，革命的动力应当“在这类客观的变动”之中去寻，而不应当在那种不可捉摸的心理过程之中去寻。感谢他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提出问题，包克洛夫斯基便把那个庸俗的经济史观的无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人家往往拿这个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急剧转变，其实不是当时的经济紊乱惹起来的，而是由于以前整个时代社会基础上积累下来的根本变动所造成的。专制政体快被推翻时候，以及从2月至10月中间，经济紊乱不断地加深，培植并激发群众的怨望，——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从来也未曾忽视这点。但若认为在第一次革命之后八个月发生的第二次革命，乃是因为在这期间内口粮从一磅半面包减至四分之三磅面包，——那就是极大的错误了。直到十月革命之后若干年，群众的食粮仍旧是一天不如一天。然而反革命政客对于再来一次暴动的希望，始终不能实现。这个情形，惟有那种人才认为大惑不解的，——他们把群众暴动看做是“自发的”，即看做是几个领袖巧妙煽惑起来的一种人群叛乱。事实上，单单困苦并不足以激成暴动，否则群众时时刻刻都在暴动之中了。必须社会制度的破产终于暴露出来，使得困苦成为不可忍受的，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又开辟了一个革命的前途。以后在他们所憧憬的伟大目的之下，这同一群众将证明他们能够忍受两倍以至三倍的困苦。
至于将农民的暴动当作第二种“客观的因素”来看，那更显然是错误。在无产阶级看来，农民战争自然是一种客观的情势，——一个阶级的活动，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意识一般地总是一个外来的刺激。但是农民暴动本身的直接原因却存在于乡村意识之变换。关于这类变换性质之研究，构成本书中一章的内容。[2]我们不要忘记，革命是人做成的，虽然是无名的人。唯物论并不漠视有感情，能思想，能活动的人，却是解释他。否则历史家的任务又是什么？[3]
某些民主派批评家，爱用间接证据的，曾把著者对于那些妥协派领袖用的“嘲笑”态度当作一种不应有的主观成见之表现，有害于这部著作的科学性。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不能令人心服的。斯宾诺莎（Spinoza）的原则：“不要哭，不要笑，但要了解”，乃是警告那些不合宜的笑声和眼泪。这原则并不是剥夺了一个人，即令一个历史家的权利，不许他于正确了解之后发挥他的正当的哭或笑。那种纯个人主义的嘲笑，如同一阵烟雾无差别地弥漫于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思想上面，那是趋炎附势主义之最坏的形式。这种嘲笑，无论放在艺术作品里或历史著作里，都是不好的。但另有一种嘲笑深存于生活关系本身之中；将它掘发出来，乃是历史家和艺术家的责任。
主观和客观之间不相配合一般说来乃是喜剧以及悲剧之泉源，生活上如此，艺术上亦然。政治方面更加受这条法则所支配。人物和党派是英勇可敬的，还是滑稽可笑的，并不关于他们本身而是要看他们对于环境的关系如何。法兰西革命进入决胜负的阶段时候，吉伦特派的最杰出的分子在雅可宾派下层分子旁边，变成了可怜又可笑的。约翰·玛丽·罗兰[4]做里昂工厂监察官时候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置于1792年背景之前，好像一个活的漫画像。反之，雅可宾派则是适应潮流的。他们可以惹人仇视、怨恨、恐怖，——但不会惹人嘲笑。
狄更斯小说的女主角想用一把扫帚来拦阻海潮前进，乃是人所共知的可笑人物，因为手段和目的不相配称。我们若以为这个人物可以象征革命中妥协派的政策，那似乎是夸大了的。可是策列铁里，那个双权政制的真正主动者，十月革命之后自己向自由派一个领袖纳博科夫表白说：“那时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徒劳无功，譬如用几块薄薄的木板来抵御那奔腾澎湃的洪水。”这几句话好像是恶意的讽刺，但这是妥协派关于他们自己而说的最真实的话呀。描写那些想用薄板来抵御革命的“革命家”，而不用嘲笑，那就无异乎为了讨学究欢心而牺牲真理和背叛客观。
彼得·司徒卢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个帝制派，他亡命后曾写过如下的话：“惟有布尔什维克派对于革命是一贯的，而且忠实于革命的本质，所以在革命之中他们胜利了。”米留可夫，自由派领袖，关于布尔什维克派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他们知道，他们走向哪里去；他们走的方向是他们以前确定下来没有移动过的，他们的目的随着妥协派试验的失败一天更比一天接近了。”最后，一个亡命的白党，不大出名的，想用自己的方法去了解革命，他这样表示说：“走这条路的是些铁石心肠的家伙……一伙‘职业革命家’，不怕把吞噬一切的造反魔王唤至人间。”[5]前面关于雅可宾派说的话，也可以拿来说布尔什维克派，而且更加恰切。他们适合于时代及其使命；人家满口咒骂他们，但不能嘲笑他们，——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供人嘲笑的。
在第一卷序言中，已经解释了：著者为什么认为最好用第三人称来写他自己在事变之中的活动，而不用第一人称。这个文字上的形式也保留在第二卷和第三卷里面；这形式本身自然不能防止主观性，但至少不会必然地出于主观性。而且能提醒人必须避免主观性。
在许多情形下，我们迟疑了很久，考虑着是否要引用某个当代人写的文字，关于著者在事变潮流中的作用。倘若这当中没有含着比“谦虚”更重要的东西，那就很容易决定不去征引那些文字。本书著者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中占得多数以后；后来他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十月暴动就是这个委员会组织的。这些事实，他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从历史中抹煞了。现时统治苏联那个党派，事后写了许多论文，甚至不少的书，关于本书著者；他们企图证明本书著者的活动，始终是为着反革命利益的。在那最危急几年中，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要安置这样一个“死敌”在那些最负责任的位置上呢？这个问题，他们始终没有回答。这类回顾既往的争论，若是完全不提，那在某种限度之下就等于卸脱了记载真实事实的责任。而且为了什么呢？惟有那种人，他们用狡诈的手段叫读者接受那些非自事实出来的结论，他们才需要装做不关心自己事情的样子。我们则宁愿称呼事物以其真正的名称，如字典上所说的。
我们不愿掩盖这事实，即是：在我们看来，这里问题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敌人毁坏一个人的威望，其立意是要打击这个人的政纲；这个人若是为了一个确定的政纲而奋斗，那么他就必须恢复他在事变中地位的真面目。一个人为了大事业兼为了他在战旗下地位而奋斗，若被人认为是为了私人的虚荣，那么对于那些人，我们只好抱歉，却不耐烦去说服他们。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注意了，不让那些“私人的”问题在本书中占据了比理应占据的更大的位置。
某个“苏联友人”——这个名称时常指的是现时苏维埃政权的友人，而且仅仅当着这些当权者当权的时候——曾经责著者不该以批评的态度对付布尔什维克党或其中个别的领袖。然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或更正著者所作关于事变中党的状况的描写。那些“友人”自以为负有责任替布尔什维克派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做辩护来反对我们，我们则向他们警告说：我们的书，并不要教人如何于事后去爱一个胜利的革命，并且还只爱着由革命中产生的官僚，却仅仅要教人知道一个革命是如何准备起来的，如何发展的，又是如何胜利的。对于我们，一个党并不是一架机器，须用国家压迫手段来保证它毫无错误；其实一个党乃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同所有生物一般，也是在矛盾之中发展的。披露这些矛盾——干部的动摇和错误也算在内——我们认为绝不会减弱布尔什维克党破天荒第一次担负起来的那个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意义。
里昂·托洛茨基
在王子岛
1932年5月13日
[1] 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小说家——译者。【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C.R】
[2] 按即本书第三卷第一章十月革命前的农民——译者。
[3] 得到包克洛夫斯基死讯时候，我们这部书已著成了，书中不止一次同他争辩。包克洛夫斯基从自由派营垒转到马克思主义来时，已是一个成名的学者了。他以宝贵的著作和通俗书贡献于近时史学界。然而他始终未曾完全把握了辩证唯物论地方法。为了公正起见。必须再说一点，即包克洛夫斯基不仅是高才和博学，而且深深忠实于他所服务的大事业。（原注）
[4] Jean-Marie Rolland (1754-1793)，即罗兰夫人。早年接受卢梭民主政见的影响，拥护大革命，撰写革命宣传品，介绍卢梭的人权主张。1791年随丈夫到巴黎，举办沙龙，渐渐成为吉伦特派活动中心及灵魂，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山岳派的斗争。1793年吉伦特派垮台，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C.R
[5] 译文有修订。我个人认为，这一段有些不协调：同一个词汇可能不同立场的人说出来实际各有其意思。“职业革命家”就含有太多混淆的意思。托洛茨基援引他们的说法，是想说明列宁派忠于自己的阶级目标，并在1917年的一片混乱中——混乱，因为其他政治代表要么代表腐朽的惊慌失措的旧统治者，要么代表充满幻觉的被自己的调和纲领绑住手脚一事无成的骑墙派——向自己的目标前进。但那些人是真在说这些吗？“目标从未移动过？”这样的描述根本不符合列宁派的发展史，也不符合阶级斗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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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援引敌人对自己行为（革命者的行为）的本质作出的评价，需要很谨慎。能避免则避免。－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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