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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关于俄国未来的命运问题，乃是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纪中俄国知识分子一切争论与分派的基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都取着一种绝对形式。后来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派起来代替了这两者。当民粹派还没有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最后消失之前，它在长期间坚决主张俄国应循着完全特别的发展道路，要绕出资本主义。在这意义中，民粹派继续着斯拉夫派的传统，不过除去了它皇朝——教会——泛斯拉夫主义这些个成分，加添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罢了。
就事情本质而论，斯拉夫派的观念及其一切反动的疯狂性，与民粹派的观念及其一切民主的幻想性，都决计不是简单的玄想，而是以俄国发展的无疑而深刻的特点为依据的，只是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的，他们的估计是不正确的罢了。俄国马克思派在与民粹派所作的斗争中，于证明一切国家的发展规律实际同一之时，常常陷于独断主义的模型化中，有把小孩和洗浴水一同倒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名教授包克洛夫斯基的许多著作中，尤为明显。
1922年，包克洛夫斯基攻击著者作为不断革命论基础的那种历史观念。我们觉得至少对于那些不仅关心于事变之戏剧式的过程，同时也有志于革命学说的读者们，底下从我们答复包克洛夫斯基教授的论文中摘引最重要的几段，想来是有益的；我们的答复发表在1922年7月1、2两日的两期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上。
包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的论文，它证明了——可惜是反面地！——把历史的唯物论应用到活的人类历史上去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甚至像包克洛夫斯基那样深思远虑的人，也往往要把历史弄成为怎样的一种陈旧模型。
包克洛夫斯基所批评的那本书，是直接由一种愿望引出来的，即欲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个口号找到历史基础与理论辩解，这口号不仅反对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同时也反对着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这一个思想进程，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正确些说，在极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引起了理论上的最大愤懑。这种愤懑的表示者不仅是孟什维克派，而且还有加米涅夫与劳许考夫（布尔什维克——历史家。）一般说来，他们的观点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先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长期学校；企图跳过这一阶段，乃是冒险主义；假使西欧工人阶级还不曾夺取政权，那俄国无产阶级怎能提出这一个任务？等等，等等。这种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自限于历史的陈旧模型与形式类比，将历史的时代变成为一些不变的社会范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交替，——从这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当然仿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怕叛离了。但只要把1903年至1905年间所表现的社会力量，作一郑重的经验的估量，就已有力地证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全盘活力了。这到底是不是特点呢？这一特点有没有预示出全部历史发展的深刻特点呢？这样一个任务，怎么能提出在俄国的即欧洲最落后（包克洛夫斯基也承认）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前呢？俄国的落后性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只在俄国事后重演西欧国家的历史吗？假使如此，还能谈到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吗？可是这个政权（让我们回忆一下吧）是已经被夺取了的。问题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呀？正是在这里，即俄国发展之无疑的与不可争辩的落后性，在较高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及压迫之下，结果并非简单地重复了西欧的历史过程，而产生了一些深刻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独立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们政治环境的深刻的特殊性，使我们能在欧洲革命之前就完成了胜利的十月革命，这种特殊性乃植根在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特点以及国家的政权之中。当包克洛夫斯基与劳许考夫和民粹派或自由主义者争辩时，证明道：沙皇制度的组织与政治系由占有阶级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来决定，他们在根本上是对的。但包克洛夫斯基企图重复这个论据来反对我，那简直是无的放矢。
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中，我们晚起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乃是我们的资产阶级不能在无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之时，就把沙皇制度推翻。
但在包克洛夫斯基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就没有存在；而在我们，它却是研究的中心命题。……
包克洛夫斯基写道：“在十六世纪全欧关系的背境中描写当时莫斯科的俄罗斯人，乃是一件极其迷人的工作。再没有更好方法，可以驳斥那盛行至今的，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围中都很盛行的，一种成见，即关于经济基础‘原始性’的那种成见了，仿佛俄国的君主专制就是在这个原始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接着他还说：“把君主专制当作商业资本主义的欧洲的一个方面，在它真正的历史关系中来加以指出……这任务不仅对历史家非常有趣，就是对读者大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因为再没有比这更激烈的方法，可以结果那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的神话了。”我们可以看到：包克洛夫斯基直率地否认我们经济发展的原始性与落后性，同时则把俄国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算入神话之列。整个事情的困难在于：包克洛夫斯基完全被他和劳许考夫所指出的，十六世纪俄国商业之比较广大的发展这一史实，所催眠了。这是难于了解的，包克洛夫斯基怎能陷入于这样的错误中去。事实上他也许这样想：仿佛商业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无误的尺度吧。二十年之前，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黑尔企图在商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道路）中寻找出整个经济发展的标准。司徒卢威当然赶紧贩卖这“发明”到俄国的经济“科学”中来。在那时，布黑尔的学说遭遇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一个极自然的打击。我们在生产中，即在技术与劳动的社会组织中，寻找经济发展的标准，至于那将生产品从生产者手中移入消费者的那一段路程，我们视之为次等现象，其根源也得到生产中去寻找。
十六世纪俄国商业规模之大（至少就其幅员而论），不管由布黑尔——司徒卢威派标准的观点来看是怎样地离奇，但我们还是要说，这正是要用俄国经济的原始性与落后性来解释的。西欧诸城市是手工业行会的与商业同盟的。但我们的城市主要是行政的与军事的，因此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西方的手工业行会文化，形成于经济发展相当高的水准上，当时，制造工业的一切基本过程，从农业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创造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城市，而首先则创造了一个有限的（区域的），但是稳固的市场。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基础上，就这样地进行了相当高的经济分化，产生了中心城市与其农业经济的四郊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至于我们经济的落后性，则首先表现于这一事实中，即手工业不与农业分离，保持着家庭手工业形式。在这里，我们是更近于印度而较远于欧洲，正犹我们的中世纪城市更近于亚洲的而较远于欧洲的，也正犹我们的君主专制位于欧洲的绝对主义与亚洲的专制主义之间，有许多特点近于后者。
因我们幅员的无限与人口的稀少（似乎这也是落后性之一个很客观的标记），生产品的交换预定了商业资本要起很大规模的中介作用。这样大规模作用之所以可能，正因为西方位于远较高出的发展水准上，它有无数需要，它遣派自己的商人并输送自己的货物到俄国来，藉以在我们这最原始的，而且在很大范围内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推进我们的商业流通，谁没有看到我们历史发展上这一个最大特点，——那就等于没有看到我们的全部历史。
我在西伯利亚的雇主（我替他记了两个月账，把“几斤”“几尺”记进账去）雅各勃·安特来也维奇·却尔纳黑——这件事并非发生在十六世纪，而是在二十世纪之初——凭他商业活动的势力，差不多无限制地统治着吉伦斯克县。雅各勃·安特来也夫维奇从通古斯人那里购买皮货，从远方教区的神父那里买教产，从衣尔别次克及尼齐高老特的市场里贩运印花布，而主要的则供给“伏德加”烧酒（那时衣尔库次克省尚未实行统制）。雅各勃·安特来也维奇不认识字，但是一个百万富翁（依当时的而不是依目前的价值而言）。他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他的“独裁权”是不用置辩的，他甚至称通古斯人为我“小小的通古斯人”。吉伦斯克城与维尔霍林斯克城及尼齐尼·奥立姆斯克城一样，居住着警察长与副警察长，各级相互依存的农村高利贷者，各式各样的官吏，还有一些可怜的工匠。至于有组织的手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之基础的，我在那里没有发见——没有行会，没有行会的节日，也没有商会，虽然雅各勃·安特来也夫把自己算是“第二商会”中的一个会员。西伯利亚实际生活的这一片断，真比包克洛夫斯基对这问题所说的话，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俄国发展的历史特点。这是事实。雅各勃·安特来也夫的商业活动，从耶纳河的中游及其东面各支流地带起，一直扩展到尼齐尼·诺伏高老特，甚至还扩张到莫斯科。在欧洲大陆上，也只有不多几家的商业公司，能在自己的贸易地图上划下这样长的距离。但是这个商业独裁者，如以西伯利亚农民的话来说，这个“老板爷”[1]，却是我们的经济落后性，野蛮性，原始性，人口稀少，乡镇与农村的分散，难于行走的乡间道路，春秋的大水在各县、各区、与乡村的周围造成两月的沼泽封锁，以及我们一般的文盲，等等条件的最完成与最可信的一种化身。而使却尔纳黑在西伯利亚（耶纳河中游）的野蛮经济基础上，高升到自己这种商业的重要地位的，那因为西方——俄国与莫斯科——给了西伯利亚以压力，并且拖着它向前走，使它那游牧经济的原始性与华沙造的警钟联合在一起。
行会手工业为中世纪城市文化的基础，那文化也放射到农村里去。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从手工业行会的基地上生长起来的。我们却不曾有这个基地。当然，萌芽，象征，预兆是可以找到的，但在西欧，它们在那时可并不是预兆，而是以手工业作基础的一些有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着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它生长着，并与教会和封建主作斗争，且利用王权的手来反对封建主。就是这种城市，以火药军器的形式来替常备军立下了前提条件。
我们的手工业行会城市，即使是具体而微像一点西欧城市的，在什么地方？它们和封建主在哪里进行过斗争？难道工商业城市与封建主所作的斗争，给俄国专制制度的发展造成了基础吗？由于我们这些城市的性质关系，这样的斗争我们不曾有过，正犹之乎我们不曾有过宗教改革一样。这倒是特点呢，还是不算特点？
我们的手工业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上，即是说，并不曾和农民的耕种业分离。宗教停留在农民教派的阶段上，因为在城市方面找不到领导。在这里，原始性与落后性简直是响彻了云霄。……
沙皇制度的兴起，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当然还只是在一个经济基础上各种活的历史力量的斗争范围内的相对独立）国家组织，并非因为有力城市与有力封建主的斗争，而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工业虽然十分薄弱，但我们的封建主也还是薄弱的。
就社会结构而论，波兰介于俄国与西欧之间，正似俄国介于欧亚之间。波兰的城市，比之于我们的，已经具有多得多的行会手工业了。但它们却不能发达到这个地步，即不能达到帮助王权以消灭封建主的地步。国家政权还是直接操在贵族手里。结果则为国家的完全无力以及它的瓦解。
我关于沙皇制度所说的话，也是对资本与无产阶级而言。我不懂得：为什么包克洛夫斯基的愤慨却只反对着我的第一章，即关于沙皇制度的话。俄国的资本主义并非由手工业经家庭工业而发展到工厂的，这因为当俄国手工业大部分还不曾和农业分离之时，欧洲的资本就开始以商业形式，后来以财政及工业形式倾注我们的头上来了。由此发生了这一个现象，即在我们这原始经济的环境里，存在着最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这里开设有比利时人或美国人的工厂，但周围却是小村庄，每年烧去一次的，茅草干与木头造成的村舍，等等。最原始的起点与最近时的欧洲的终点。由此发生了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由此发生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薄弱。由此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这样轻易地对付了俄国的资产阶级。由此说明了为什么当欧洲资产阶级出来干预之时，我们便遇到了更多困难。
至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呢？他经过了中世纪学徒行帮的学校吗？他具有整世纪的行会传统吗？这样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直接从锄头上被拖下来，就给抛入工厂的锅子里去了。也因此，他没有保守传统，他本身中没有等级，又有革命的新鲜活气，因此，再加上其他原因，十月革命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但也因此，使他成为文盲，落后，缺乏组织习惯，没有工作系统，没有文化的与技术的教养。所有这些负数，我们在经济文化的建设上，每一步都感觉得到。
俄罗斯这个国家遭遇到西欧各国的军事组织，而这些国家是建立在更高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上的。因此，俄国资本在最初几步上，就遭遇到西方远较发展的与有力的资本，且落后于后者领导之下了。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最初几步上，就找到了现成的武器，这是由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职工会，政党。谁如果只拿俄国占有阶级的利益来解释皇朝的性质与政策，那他就忘记了：除了较落后，较贫穷，较愚暗的俄国剥削者之外，还有较富裕，较有力的欧洲剥削者在。俄国占有阶级遭遇到欧洲的占有阶级，带一种仇恨的或半仇恨的态度。这种遭遇乃经由国家组织的中介来完成。此种组织就是专制皇朝。假使不曾有欧洲的城市，不曾有欧洲的火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的），不曾有欧洲的交易所，那末专制皇朝的全部结构与全部历史都要改观了。
在专制皇朝本身存在的最后时期中，它不仅是俄国占有阶级的一个机关，而又是欧洲交易所剥削俄国的一种组织。这个两重性的作用，又给了它一个很重要的独立性。此种独立性的明显表示，就是这个事实，即在1905年，法国交易所为要支持专制皇朝，竟违反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志而借款给它。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沙皇制度是被打碎了。为什么？因为在它脚下乃是一个太低的生产基础（“原始性”）！在军事技术方面，沙皇制度努力要和最完美的典型跻于平等地位。在这一点上，它是受了较富与较开明的同盟者之多方援助的。因为这，沙皇制度拥有最完备的军器。但它不曾有，同时也不能有再生产这些武器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把这些武器（与人群），从铁路与水道以够快的速度来运输。换句话说：沙皇制度在国际斗争中为俄国占有阶级的利益而战，但它依靠在较它敌人与同盟者更为原始的经济基础之上。
在战争时期，沙皇制度无情地剥削着这个基础，这就是说，它比那有力的敌人与同盟者，吞噬了国富与国民收入的更大百分数。这事实，一方面可以在战债系统中，另方面可以在俄国完全瓦解中，找到证明。
所有这些情形，直接预定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后来的困难，但完全没有为包克洛夫斯基的老生常谈所解释。
[1] 原文直译：梅花K（король крестей）。是很高级的一张牌。－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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