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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与一切官方的学说、宣言及公告相反，政权总只有在纸头上，才是属于临时政府的。革命不理那所谓民主派的反抗，还是在前进，在唤起新的群众，在巩固苏维埃，并且，虽然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总在武装着工人。政府的各地特派员，以及在这些特派员属下成立起来的“社会委员会”——其中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们往往占统治地位——都很自然地与不费多大力气地就给苏维埃排挤掉了。倘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企图加以抵抗，那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特派员责备各个地方苏维埃不承认中央政权。资产阶级的报章开始呼号起来，说喀琅施塔得，希吕塞尔堡，或察里津已经脱离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了。地方苏维埃对这些胡言乱语表示抗议。部长们不安起来了。政府派社会主义者便赶赴各地，劝说着，威吓着，要在资产阶级面前给自己辩解。但这一切都不曾改变了力量的相互关系。那些使两重政权崩毁的各种过程之无可挽回，已经表现在这一事实中，即此等过程虽不以同样速度进展，但都已在全国之内进展着了。苏维埃已从一种监督机关变成为行政机关。它们不同意于任何政权分立的学说，它们正在干预到军队管理，经济冲突，粮食与运输问题，甚至干预到司法事件上去。这些苏维埃在工人压力之下，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将太反动的行政人员撤职，将临时政府特派员中最不能忍受的人驱逐，它们搜查房屋，逮捕人犯，并封闭了敌对报纸。在继长继高的粮食困难与货物奇缺的影响之下，各省苏维埃便实行限定价格，禁止货物出省，以及征发谷物贮藏。可是苏维埃的上层机关，则到处被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占据着，他们愤愤然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口号：“政权归苏维埃。”
表示这种情形的一个最有教育的例子，乃是梯夫里斯苏维埃的活动。——梯夫里斯是孟什维克吉伦特党的心脏，它供给了二月革命以策列铁里及齐赫泽那样的领袖，后来，当这些领袖在彼得格勒无望地耗尽了自己的资望时，梯夫里斯又给了他们以保护。由约旦尼亚——未来乔治亚独立邦的领袖——领导的梯夫里斯苏维埃，步步都觉得非践踏那统治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党的原则不可，而以政权机关的资格出来行动。这个苏维埃没收了一家印刷所以为己用，逮捕人犯，将政治案件的侦察与审判之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规定每人每日的面包量，限定食物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官方教条与生活之间的分歧，从最初几天就发生了，在3月与4月的过程中。不过是加大了这个分歧而已。
在彼得格勒，人们至少能观察到政府的某种表面尊严，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尊严决不是常常能够看到的。不过四月事变太不含糊地揭穿了临时政府的无力，显出了它甚至在首都中，也已没有什么认真的支持了。在4月末旬，政府是处在风雨飘摇，危殆欲倒之境。“克伦斯基苦恼地说道，政府已经没有了，它不在工作，而只在讨论着自己的地位。”（史丹开维奇语）关于这个政府，一般地你可以这样说：一直到十月革命为止，政府在所有的困难关头都经历着危机，而在每两次危机中间时期……它存在着。不断地“讨论自己的地位”，这样，政府当然找不到时间来干事了。
由4月间那次未来斗争的预演所造成的危机，在理论上可以想像到的，有三条出路。或者政权应完全转入资产阶级：这除了用内战方法外，不能由其他路径来实现；米留可夫曾企图这样干，但是失败了。或者必须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之手：这是不需任何内战就可以达到的，只要一举手——只要这样想，就可以办到的，但是妥协派不愿这样想，而群众则对妥协派还保持着信任，虽然那个信心已起了裂痕。如此说来，两条根本的出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都给堵塞了。留着的是一个第三种可能性，即是糊涂的，懦弱的，不彻底的，那条妥协的半出路。这条路的名称就是合作政府。
当4月事变完结时，社会主义者连想都不曾想到过合作政府：这些人根本从未预见过什么事物。执行委员会以4月21日通过的决议案，正式将两重政权由一种事实转变为一个国宪体制的原则。可是智慧的猫头鹰（喻假作聪明的愚人——译者）这次飞翔也是太迟了一些[1]：3月间的产生的两重政权——君王们与先知们——这个形式直到它已被群众行动所炸毁之时，才来给它行施法理上的神化手术。社会主义者企图对这一点闭上眼睛。据米留可夫说：当政府方面提出组织合作政府这个问题时，策列铁里说道：“假使我们参加你们的内阁，会有什么好处呢？遇到你们固执不让时，我们是不得不一哄而退出内阁的。”策列铁里想以他未来的“一哄”恐吓自由派。和经常一样，孟什维克派规定其政策时，总关顾到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水已淹到脖子边了。克伦斯基恐吓执行委员会道：“政府现在处于不能想像的严重之境；关于它辞职的谣言，绝对不是什么政治把戏。”同时，从资产阶级的各界又来了压力。莫斯科市政局通过了决议，赞成合作政府。4月26日，当基础已准备充分时，临时政府在一个特别声明中宣布道：必须吸引“尚未参加政府工作的全国有积极创造力的人物”到政府中心来。问题是毫不假借地提出来了。
反对合作政府的情绪却还是很强。4月底，有下列地方的苏维埃声明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莫斯科，梯夫里斯，敖得萨，也加德林堡，尼齐尼·诺伏高老特，脱威尔以及其他。他们的动机，由一位孟什维克派领袖在莫斯科表示得很清楚：假使社会主义者加入了政府，则无人能把群众运动“导入于一定的孔道”中了。但要把这思想注入到工人与士兵的头脑中，却是困难的，因那思想正是反对着他们。群众，只叫他们还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派，那总是完全赞成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的。如果让克伦斯基去当部长是好的，那末有六个克伦斯基不就更好吗？群众不知道这叫做与资产阶级合作，也不知道资产阶级想以社会主义者作掩盖来反对民众。兵营中人对于合作政府的观察法，与马林斯基宫里的观察法相反。群众要借社会主义者来将资产阶级排出于政府之外。这么着，两个趋向相反的压力，一时间竟结合到一块儿了。
在彼得格勒，有好些军事部队，那与布尔什维克派很亲善的装甲车师在内，都声明赞成合作政府。有绝大多数的省分，都投票赞成合作政府。拥护合作政府的情绪在社会革命党人中占着优势；他们所怕的只是孟什维克不跟他们一起加入政府。最后，前线军队也是赞成合作政府的。军队中派来的代表之一，后来在苏维埃的6月大会上，把前线对政权问题的态度，演说得很不坏：“当军队得知了社会主义者不愿加入内阁去和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共同工作之时，军队里咆哮起来了，因为整个军队在不得不继续跟它所不信任的人去共同赴死呢。我们想这个咆哮声一定是达到了彼得格勒的。”
在这个问题上跟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战争。开始，社会主义者原想坐待战争的解决，如同他之坐待政权问题之解决一样，藉以拖延时日。但战争不愿等待。同盟国不愿等待。前线也不愿意再等待了。正当发生政府危机之时，前线的代表们来到了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领袖们提出问题道：我们将要作战呢，还是不将作战？这意思是说：你们替战争负责呢，还是不负责？避免回答是不可能的。协约国以半恐吓的词句，提出了这个同一问题。
西欧前线的四月进攻，协约国耗费了很大代价，而不曾得到结果。法国军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之下，且因那次怀着甚大希望的进攻本身的失败，开始了动摇。用贝当（Petain）元帅的话来说，军队已在“手里弯曲了”。为了阻止这个可怕的过程起见，法国政府必须俄国进攻，而在进攻之前，至少得有关于进攻的一个坚决诺言。除了那该由此种方法获得的物质上的慰藉之外，协约国还要尽速把和平的光环从俄国革命身上弄掉，要毒害法国士兵们心中的希望，要拿俄国革命对协约国罪行的同情来辱没革命，要将俄国工人士兵暴动的旗帜践踏在帝国主义战争的血泥之中。
为要达到这个崇高目的，一切杠杆都应用到这一运动中来。在这些杠杆中，协约国的爱国派社会主义者所占的地位，倒不是最后的。顶有经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被派到革命的俄罗斯去。他们全身武装着卑屈的良心与无骨气的谈吐。苏汉诺夫写道：“这些外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马林斯基宫里受到竭诚欢迎，勃朗丁[2]，加香[3]，渥格雷地[4]，台勃洛开尔[5]等人，在那里觉得处身于自己人之间，跟我们的部长们缔结了一道联合战线，来反对苏维埃。”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个妥协派的苏维埃，也常常会跟这班先生们弄得不开心的。
协约国的社会主义者巡视前线。王德威尔得[6]写道：“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想尽了法，使我们的努力能促成黑海水兵代表团、克伦斯基、亚尔培·汤麦斯等人早些时所曾努力要达到的那个同一目的，这就是说，要完成他的所谓进攻的士气准备。”这位第二国际主席与前尼古拉第二的总参谋长，就如此发见了他们为民主这个光荣理想而战的共同言语。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之一，列诺得尔[7]，竟能松一口气地说道：“我们现在能说到为正义作战而脸不红了。”虽然迟了三年，人类可终于知道了这班人是曾有某些动机要为之脸红的。
5月1日，经过了一切必然发生的动摇阶段之后，执行委员会以四十三票对十八票及三票弃权的大多数，最后决定了参加合作政府。投反对票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国际主义者。
此次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更亲密地接近，却把资产阶级公认的领袖米留可夫做了牺牲品，这倒不是一件没有兴趣的事。“不是我退出，是他们挤出我的”，米留可夫事后曾这样说。古契柯夫早已在4月30日就辞了职，因为拒绝署名于“士兵权利宣言”。早在前几天，自由派心中已怎样地忧郁，那是可以从这个事实上看出来的，即：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为使合作政府能够产生起见，决定不坚持米留可夫留于旧政府之内。右派立宪民主党人伊志哥耶夫写道：“党出卖了它的领袖。”不过党其实已无多大选择的余地。这同一位伊志哥耶夫就很正确地说过：“在4月底，立宪民主党已经给打碎了。它在精神上受了打击，这打击已再不能医治了。”
不过即令关于米留可夫问题，最后发言权也还是属于协约国的。英国十分愿意由一个比较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来代替这位热中于鞑靼尼尔海峡的爱国家。汉得逊来到了彼得格勒，赋有于必要时取布哈南的大使职位而代之的全权，但他熟悉了情形之后，认为这一替换是不必要的。布哈南，事实上适得其所，因为他坚决反对与大不列颠贪欲不相符合的一切侵略。他轻轻地在德列钦可的耳边说道：“假使俄国不需要君士坦丁堡，那末把这层意思能愈早公布出去愈好。”法国开始拥护米留可夫。但这里汤麦斯独自起他的作用了，他跟在布哈南与苏维埃领袖之后，出来反对米留可夫，这位被群众仇恨的政治家，便这样地为协约国，为民主派，最后为他的本党，所抛弃了。
实在说，米留可夫是不该受这样残酷的惩罚的，至少他不该受这班人的惩罚。但合作政府需要一只涤罪用的牺牲。所以他们在群众面前，把米留可夫描写成一个恶毒的精灵，这精灵使那向民主和平走去的万众欢腾的行列，变得黯淡无色。合作政府割舍了米留可夫，简直是一举而洗清了帝国主义的罪愆。
合作政府的人选与政纲，于5月5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所批准。布尔什维克派反对合作政府，共得一百票。“大会热烈欢迎这些上坛演说的部长们……”——米留可夫讽刺地讲着那次会议——“但它以同样热烈的鼓掌来欢迎昨天刚自美国回来的托洛茨基——这个‘第一次革命的老领袖’。他严厉斥责社会主义者之加入政府，断定现在‘两重政权’尚未消灭，而‘只是转移到了政府之中’，他又说能‘拯救’俄罗斯的真正的单一政权，只当‘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把政权交给工人与士兵代表之手’的时候，才能来到；那时将开始‘一个新时代，一个铁与血的时代，不过参加于斗争的将不是民族反对民族，而是受难的与被压迫的阶级反对诸统治阶级了’。”米留可夫这样形容着。在演说的结论中，托洛茨基规定了群众政策的三项定理：“三条革命诫律：不信任资产阶级；监视领袖们；只依赖本身力量。”关于这篇演说。苏汉诺夫批评道：“他显然不希望人家对他的话表示什么同情。”同时实际上：演说者离开会场时，比他进场时所得的掌声要少得多。对于知识分子的廊下私语颇为敏感的苏汉诺夫，又加添一句道：“虽然托洛茨基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但已盛行着谣言，说他仿佛‘比列宁更坏’。”
在十五个部长位置中，社会主义者占了六席。他们自愿居于少数。虽然已公开决定加入政府，但他们还继续玩弄着佯败取胜这个把戏。李沃夫亲王留任总理：克伦斯基做了海陆军部长；欠尔诺夫担任农政部长。代替米留可夫做外交部长的，乃是这位舞剧通家，同时已成为克伦斯基及布哈南的亲信的德列钦可。这三位都以为没有君士坦丁堡，俄罗斯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司法部长是一个卑卑不足道的律师配勒凡则夫，此人后来在关于7月间的布尔什维克党派案件，曾出了点短期风头。策列铁里自限于邮电部长这个位置，以便留出时间来给执行委员办事。史高倍列夫做了劳动部长，在兴头上，他答应了百分之百的限制资本家的利润——这句话很快就生出双翅流行起来。为了对称起见，工商部长一席给了莫斯科的大工业家，康诺瓦洛夫。他带来了好些莫斯科交易所里的人物，这些人都被委任了最重要的政府职位。可是康诺瓦洛夫只做了两星期，便辞职而去，藉以抗议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而史高倍列夫则还在康诺瓦洛夫挂冠之前，就放弃了对利润的进攻，从事于对无政府状态作斗争了：镇压罢工，吁请工人自制。
政府的宣言，正如一个合作政府所能发出的，都是些老生常谈。它提起了有利于和平的积极的外交政策，说起了要解决粮食问题，又说要准备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切都是废话。唯一认真的一点——至少就意向说——乃是说到要使军队准备“作防御的与进攻的行动，藉以阻止俄国及其同盟国的可能失败”。这个任务，其实也就是合作政府的最高意义所在，合作政府的建立，乃是协约国在俄国所下的最后一注。
布哈南写道：“在我们看来，合作政府已是想挽救该前线军事形势的一个最后的，且几乎是唯一的希望了。”由此可见，在二月革命的自由派领袖与民主派领袖的政纲、演说、妥协、与投票背后，站立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导演，他代表着协约国。至于不得不以敌视革命的协约国前线的利益之名，而如此急忙地加入了政府的社会主义者，则替大约三分之一的政权与全部战争，负担了责任。
新外交部长不得不把协约各国政府对3月27日宣言的答复，延迟两星期公布，以便作某种文句上的修改，藉以掩饰各国反对合作内阁宣言的论争。“有利于和平的积极的外交政策”，今后表现于这一事实中，即：德列钦可热心刊印旧朝笔吏们替他起草的外交电稿，以及划去“强制要求”字样而写上“公平的要求”；最后，则以“民族福利”这些字眼来代替“利益保障”。米留可夫稍微咬紧牙齿，说到他的继承者道：“协约国外交家知道他公文中的‘民主’用语，乃是对目前要求的一个不自愿的让步，——对这种用语是能够宽容的。”
汤麦斯与新到的王德威尔得并不袖手闲坐：他们热心地把“民族福利”解释得跟协约国的要求相符，同时又不无成功地说服了执行委员会里头脑简单的人。据王德威尔得报告：“史高倍列夫与欠尔诺夫正竭力反对一切想过早得到和平的意见。”无怪那个依赖于此等助手的黎波总理，能在5月9日便对法国国会宣布道，他能给德列钦可一个很满意的答复而“不放弃任何东西”了。
是的，真正主宰着局势的人，是绝不想放弃那些给弄得纷乱了的东西的。恰正在那几天，意大利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且立即将它置于意大利的保护之下。这是一课不坏的实物教授法。临时政府心想抗议，——抗议的原因，倒不是什么为了民主主义，而是为了巴尔干“均势”之被破坏。不过自身的无力，一时间使它不得不嚼嚼舌头就完了事。
合作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件新鲜事情，只是和美国的迅速接近。这点新鲜友谊，提供了三种并非不重要的便利：北美合众国不曾像英法那样因军事的不济而出了丑；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有希望大量供给俄国以借款及军需；最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外交——这是民主伪善与欺诈的混合物——再好没有地投合了临时政府的文句词令的需要。威尔逊派遣由参议员路脱（Root）领导的使节团到俄国去，同时又给临时政府写了他牧师式的信札一封，其中声明道：“一个民族，倘不愿生活在这一主权之下，那就不能强迫他们在这主权底下生活。”关于战争目的，这位美国大总统规定得不甚明确，但是规定得很动人的：“……保证世界之未来和平，与各国民族之未来福利及幸福。”还有比这更好的目的吗？德列钦可与策列铁里所需要的也只有这点：新的借款与和平主义的老生常谈。得到借款的帮助，掩护在和平主义口头禅之下，他们便能准备进攻了。对于这，赛纳河[8]上的夏洛克[9]正在疯狂地挥动他所有的定期支票而要求着。
5月11日，克伦斯基出发去前线，开始他主张进攻的鼓动宣传。“军队里有一种热情的潮浪在高涨着与泛滥着”，——这位临时政府的军政部长被自己演说的热情阻塞了气，这样地报告政府。5月14日，克伦斯基对军队发出命令：“领袖们率领你们到哪里，你们就该到哪里”，并且为要装饰这个为士兵们所熟知但不甚为他们所倾慕的前途起见，他又添说一句道：“你们将要把和平拿枪刺的尖儿挑着。”5月22日，那个小心谨慎的，而且是全无才能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被撤了职，任命较为柔顺与较有进取心的勃罗西洛夫将军为最高总司令。民主派以全力准备了进攻，即是说，以全力准备了二月革命的大破灭。
本来，苏维埃是工人与士兵——即农民——的机关。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机关，联络委员会则是妥协机关。合作政府却使机关简单化了，把临时政府本身转变为联络委员会。但是这一来丝毫不曾消去两重政权这个制度。不管策列铁里是联络委员会委员或是邮电部长，这都不能解决问题。在全国，存在着两种不能共处的国家组织：一种是由上面任命，以临时政府为最高点的那个新旧官僚的等级制度；另一种是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制度，它直达前线最僻远的部队中。这两种国家制度依靠着不同的阶级，还只是刚刚能作自己的历史清算。妥协派之踏进合作政府，打算逐渐地与和平地取消苏维埃制度。他们仿佛以为，集中在他们要人手里的政权，今后是能转流到正式政府中去的。克伦斯基坚决向布哈南保证：“苏维埃将自然而然地死去。”这希望，不久便成为妥协派领袖们的正式教条了。依照他们的思想，地方生活的重心应该从苏维埃移转到新的民主自治机关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让位于立宪会议。合作政府满想以此种方式，使自己成为走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政制的一个桥梁。
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不愿，而且也不能，循这道路前进。各个新市政局的命运，在这方面，乃是一个毫不含糊的警告。这些市政局是依最广大的选举基础选举出来的。士兵与普通人民平等选举，妇女与男子同等投票。参加竞争的有四个党。《新时代》，沙皇政府旧有的半官报，全世界最不诚实的报纸之一——这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号召右派，国家主义者，十月党人，都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但等到各占有阶级的政治无力十分明显时，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报纸就采用了这个口号：“你们爱选谁就选谁，只叫不要选布尔什维克派！”在所有的市政局与“地方自治会议”中，立宪民主党人都是右翼，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左翼少数派。多数派，照例是压倒一切的，则属于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
这些新的市政局，既较苏维埃代表着更广大的人，仿佛应该拥有极大权威了。况且市政局既是一种社会的与立法的机关，便享有大大的便宜，可得政府的正式援助。警察，粮食供应，市内交通，民众教育——这一切表面上都操于市政局之手。苏维埃因为是“私的”机关，它既无政府预算中的津贴，又无权利。但尽管如此，权力却仍旧留于苏维埃手中。市政局在实质上变成为苏维埃的一个市政委员会了。苏维埃制度和形式民主机关间竞争的此种结果，就下述的情形来说，更加觉得眩目惊心了，因为这竞争是在两个同样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完成的，这两个政党无论在市政局或苏维埃中，都占着统治地位，它们深信苏维埃应让位于市政局，而它们自己又竭尽一切力量想做到这一点的。
这一个非常现象——在事变的漩涡中很少有人把它思索过——的解释是简单的：市政机关，和一般的任何民主机关一样，只能在稳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即是说，在确定的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能行动。可是革命的实质，却在于将这个基础的基础打上了一个问号，而要解答这个问号，则只能把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一公开的革命检阅。苏维埃，不问其领导政策如何，总是被压迫阶级的战斗组织，这些阶级业已自觉地或半自觉地联合起来，要变更社会结构的基础。市政机关则给人民中的各阶级以平等的代表权，把各阶级的人归结成抽象的公民，在革命条件中，这些机关与外交会议颇相近似：当会议中所代表的敌对营垒正在热烈地准备战斗之时，它却用一种不确定的与伪善的言语来解释意见。在革命的承平之日，市政机关艰难地度着一种半虚幻的生活。在激转时期，当群众的干涉在规定事件之未来路向时，这些市政府就干脆炸裂在空中了，它们内部的构成分子，各自出现在巷战障碍物的各边。为要预见立宪会议的命运，那只叫把苏维埃与市政机关从5月至10月间的平行作用加以对比就够了。
合作政府并不急于要召集立宪会议。自由派既然违反了民主主义的算术，在政府中占了多数，当然不急于要召集立宪会议，以免与在新的市政局中一样，在那会议中成为微弱的右翼。准备召集立宪会议的那个特别会议，一直到5月底，——即在革命之后3月——才开始工作。自由派的法学家们将每茎头发分成十六股，把所有民主主义的沉淀，从蒸馏器里震摇起来，呶呶不休地争辩着军队中的选举权，以及要不要把选举权给几百万逃兵和几十名旧沙皇家属人员。至于立宪会议的日期，则尽可能以不说为妙。谁要是在特别会议里提出这个问题，则根本认为是不识高低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派才这样干。
几星期过去了，违反着妥协派的希望与预见，苏维埃却并不曾死去。有时候，苏维埃给自己的领袖们催了眠，弄糊涂了，它们固然也曾半屈了膝，但只叫一有危险的警告，就会使它们站立起来，且无可疑问地让大家看到：苏维埃乃是局势的真正主人。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虽企图对苏维埃怠工，但在所有重要时机，总不得不承认苏维埃的优先权。这是由许多事情表示出来的，而其中之一，则为两党的最优秀分子，都集中于苏维埃。对于市政机关与“地方自治会议”，他们所委派去的只是些二等角色，技术家与行政家。在布尔什维克派中也可以看到同样事情。只有那无法接近苏维埃的立宪民主党人，才把自己最优秀的力量集中于自治机关。但是绝望的资产阶级的少数，不能变这些机关为自己的一个支持。
这样看来，谁都没有把市政府当作自己的机关。工人与厂主间，士兵与军官间，农民与地主间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不能公开提到市政机关或“地方自治会议”中来讨论，而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中：一方面在苏维埃中，另方面在国会的“私的”会议与各种赋有选举权的政治家会议中，公然提出来讨论。人可以和敌人讨论细小事情，但决不能和他讨论有关生死的大事。
如果你接受马克思的公式，即：政府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那你就得说，为政权而斗争的各阶级的真正“委员会”，必须于合作政府之外去寻找。这对于苏维埃而言，是十分明白的。它在政府中的代表占少数地位，但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而言，所谓真正委员会要求之于政府之外，也同样是正确的。自由派在社会主义者之前，绝对不能郑重而正经地讨论着最有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那位公认的与无疑的资产阶级领袖，那个为有产者谋士所围拱的米留可夫之被排除，具有一种象征性质，它彻底表示出政府无论在哪一意义上说，都是离心倾向的。生活正围绕着两个轴心打转，一个由马林斯基宫向左，另一个则由此向右。
部长们既不敢在政府的同僚中畅所欲言，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拘束与限制的空气中，这空气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以合作政府掩盖着的两重政权，成为两重思想，两重精神以及一切两重性的一个学校。合作政府在此后六个月的存在期间，经历了好些危机、改组、与更迭，但它的基本特点——无力与伪善——却一直保持到寿终之日。
[1] 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是猫头鹰。因此人们就以它为智慧的象征。后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称密纳发。）意即“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C.R
[2] K.Branting，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大战后曾任首相。——译者。
[3] M.Cachin，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变成共产主义者，竭力拥护斯大林。——译者。
[4] O'Grady，生平未详。——译者。
[5] De Brouckére，生平未详。——译者。
[6] Vandervelde, émile (1866—1938), 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1900年起任第二国际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大战期间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18年起历任司法大臣、外交大臣、公共卫生大臣、副首相等职。－C.R
[7] Renaudel, Pierre (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C.R
[8] 流经巴黎的一条河。——译者。
[9] Shyock，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狠毒的犹太高利贷者，此地喻法国的银行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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