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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究竟要用什么理由来解释列宁在4月初的非常孤立呢？一般说来，怎能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以及布尔什维克派干部的重新武装是怎样完成的呢？
从1905年起，布尔什维克党曾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之下，进行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这口号，以及它的理论基础，发源于列宁。孟什维克派，它的理论家是普列汉诺夫，不可调和地反对“没有资产阶级而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思想”，列宁则与孟什维克派相反，以为俄国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它自己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密切联盟，才能彻底完成反对皇朝与地主的民主革命。这一联盟的胜利，据列宁之见，要建立民主的专政，这专政不仅与无产阶级的专政不是一物，而且是反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因为民主专政的任务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是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而只是要无情地扫除中世纪制度的的奥革阿斯王的牛厩[1]。革命斗争的目的，毫不含糊地用三个战斗的口号来规定：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口号俗语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三个鲸鱼，这是以旧传说中的鲸鱼作比的，据说它们支持着地球。
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现实性问题，是要看农民能否完成它独自的革命，即能否建立一个能消灭皇朝与贵族地产制的新政权这一问题来解决的。诚然，民主专政这个口号，预先就假定着革命政府中也参加有工人代表。不过此种参加，已先为无产阶级的作用所限制，即当解决农民革命的任务时，无产阶级只能居于左翼同盟者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占领导权这一个普遍的、甚至是正式被承认的、思想，没有其他意思，只是说工人政党将从自己武库里拿出政治武器来帮助农民，向他们提示消灭封建社会的最好手段与方法，且告诉他们如何去实际应用这手段与方法罢了。无论如何，谈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是说无产阶级利用农民暴动，以便依靠着它，将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置于日程之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分开，且不可调和地与它反对着。自从1905年春天起，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这些思想上教育着。
二月革命的实际进程，破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习惯图式。诚然，革命是由工农联盟完成的。农民主要是以士兵的形式出场这一个事实，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沙皇的农民军队的行为，便在此种情形下，即：假使革命发生在和平时期，也该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的。那末在战争条件中，数百万军队在最初时期完全隐蔽了农民，更是自然的事了。暴动胜利之后，工人与士兵成为局势主人。在这意义上，仿佛可以说已经建立了工农的民主专政了。但是实际上，二月革命导成了资产阶级政府，在这政府中，占有阶级的权力受着那工人士兵苏维埃中尚未完全实现的政权所限制。所有的纸牌都搅乱了。革命的专政，即最集中的政权，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建立了两重政权的脆弱制度，在这里面，统治阶级浪费着它的微力来克服内部冲突。没有一个人曾预见了这个政制。而人们也固然不能要求一种预断，它不仅能指出发展的基本倾向，且能指出此种倾向的插话性的结合的。后来列宁问道：“从来有谁能干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而事先知道彻底干成它的方法呢？从哪里去取得这种知识呢？它是不能在书里得到的。这样的书并没有。只有从群众的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的决定。”
可是人类的思维是保守的，而革命家的思维在某些时候则尤其如此。布尔什维克派的干部在俄国继续坚持着老的图式，虽然二月革命本身中明显地含有两种不能共存的制度，但他们还是把这革命视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3月底，赖可夫以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从西伯利亚打一个贺电给《真理报》，因为“人民革命”胜利了，而这种革命的任务，乃在于“获取政治自由”。所有占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知道一个例外，——都认为民主专政还不曾实现。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自行耗竭”以后，然后建立一个工农的民主专政，作为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先驱者。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展望。从二月革命中发生的政制，非但不在准备民主专政，而且还活生生地与最后地证明了此种专政之根本不能实现。妥协的民主派之移交政权给自由派，并非出于偶然，并非由于克伦斯基的思想轻浮或齐赫泽的心地偏狭。这是可以拿下面的事实来证明的：在以后八个月的过程中，民主派曾用尽一切力量为保持资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他们镇压了工人，农民与士兵，但最后，却以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与保护者资格，于10月25日跌倒在岗位上了。并且这是一开始就明白的：假使那前面摆着巨大任务并拥有群众之无限支持的民主派，竟自愿放弃了政权，那这就不是政治原则或偏见使然，而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在战争与革命时期，这时国家、人民、与阶级的基本生存问题正在解决着，——中的绝望地位。当小资产阶级把权杖交给米留可夫时，说道：“不，我担当不起这些任务。”
将民主妥协派抬在自己肩上的农民。本身就含有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阶级的原始形态。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过后者在俄国从不曾起过重大作用），构成了一种原形质，在过去，各个新阶级由此分化而出，现在则还在继续分化着。农民常常有两副面孔，一副向着无产阶级，另一幅向着资产阶级。像社会革命党那种“农民”政党的中间性与媒介式的妥协立场，只有在政治上比较停顿的条件中才能保持；至于革命时代，则必然有个时机要使小资产阶级非选取一端不可。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从第一小时起，就决定了自己的取舍。他们把“民主专政”在萌芽时期就摧毁了，以防它成为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座桥梁。但他们这一来却开启了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只是从另一端来开启了：并非经过他们，而是反对着他们。
革命的继续发展，显然要从新的事实，而不是从旧的图式出发了。群众经过了自己的代表，一半是违反着本心，一半是出于无意地，被吸引到两重政权的格局中去。现在他们必须经过这格局，以便凭着经验，慢慢地相信这格局是既不能给他们以和平，又不能给他们以土地的。从今以后，群众如要挣脱双重政权政制，这意思就是要与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派相决裂了。不过这是很明显的：如果工人与士兵颠覆了两重政权的整个格局，在政治上转向于布尔什维克，则现在再不能表示其他意义，而只表示要建立一个依赖于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如果民众失败的话，则只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废墟上建立起资本的军事独裁。“民主专政”无论在前一或后一情形中，都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派向前瞻望着“民主专政”，而实际上却只把他们的脸子转向着过去的幽灵。当列宁怀着不易的决心，要把党引入于新路而来到俄国时，他发见布尔什维克派正处在这样的情境中。
列宁本人，直至二月革命之初，不曾以任何其他公式，甚至是条件性的或假设性的公式，来替代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列宁这样）是对的吗？我们想来是不对的。革命后党内所发生的事情，太可怕地暴露了重新武装之为时过晚，而且这种思想上的重新武装，在某些条件下，只有列宁一人才能完成的了。他是准备去完成这个变故的。他已将自己的钢铁烧至白热，且在战争的火焰中重新锻炼过了。在他眼中，历史过程的一般远景已改变；战争的震撼已使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发生的日期大为迫近。俄国革命在列宁看来，虽然仍旧是民主主义的，但它势将予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刺戟，而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则又将把落后的俄罗斯接拉入漩涡。这是列宁离开苏黎世时的一般的观念。我们在上面已经摘引过他的告瑞士工人书中说：“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社会主义在那里不能直接地立刻胜利。不过国家的农民性质，加以大量保留下来的贵族地主的公有地，站在1905年的经验基础上，能使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很大规模，且使我们的革命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成为走向此种革命的一个步骤。”在这一意义上，现在列宁生平第一遭地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
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旧立场间的一只接环。旧立场将革命局限于民主目的，新立场则是列宁在4月4日的提纲上第一次向党提出的。直接转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远景，仿佛是完全意外的，与传统相冲突的，干脆不能为头脑所接受的。说到这里，我们便不得不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了：当二月革命爆发之前，以及革命后的第一个时期内，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思想，并非指俄国一国范围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1924年以前，关于此种“可能性”的思想，根本没有人表示过，简直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乃是指的此种思想：即它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能比西欧无产阶级先取得政权，且在这一情形中，俄国无产阶级不能以民主专政自限，而应采取初步的社会主义办法。这样说来，那末列宁的四月提纲之被斥为托洛茨基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布尔什维克派”的反对论据，依着好几条路线发展出来。主要的争论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已否完成？因为土地革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列宁的反对者就理直气壮地断定整个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由此他们又作结论道，纵然俄国的社会条件已允许在相当迫近的期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它现在总还没有建立的余地。在我们上面摘引过的那段文字中，《真理报》的编辑部正是这样提出了问题的。比较后一些时，在四月大会上，加米涅夫重复道：“列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业已完结，……那是不对的。典型的封建残余——地主的土地占有形式——还不曾消灭，……国家不曾改变成民主的社会。……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已经竭尽了它的可能性，那是太早了。”
托姆斯基的反对论据是：“民主专政才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应该组织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权，应该将它和[巴黎]公社分开，因为公社里的政权只是无产阶级的。”
赖可夫附和着他：“在我们的面前站着巨大的革命任务。可是要实现这些任务，并不叫我们踏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列宁看问题当然不会比他的反对者看得差：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结，而且相反地，它虽不曾真正开始，却已开始掉落到过去之中了。但恰恰从这里得到了一个结论：只有在一个新阶级的统治之下，才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可是要建立新阶级的统治，则并无其他方法，只有使群众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之下，亦即从自由资产阶级的间接影响之下，分裂出来。这些政党与工人，特别与士兵，之间的联系，是以保卫，即“保卫国家”或“保卫革命”这个思想作根据的。因此，列宁要求以不可调和的态度反对各式社会爱国主义。将党和落后群众分开，以便往后使这些群众从他们的落后性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抛弃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们必须在小资产阶级路线与工资无产阶级路线之间加以划分。”
浮面看来，仿佛这些世仇已经互换了武器。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代表着大多数工人与士兵，似乎已实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往常所主张的，且用以反对孟什维克派的，那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政治联盟了。列宁呢，他却要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这一联盟分裂。可是实际上，两方都还是忠于自己。孟什维克派跟从来一样，认为他们的使命在于拥护自由资产阶级。他们之与社会革命党人联盟，只是扩大与加强此种拥护的一个手段罢了。反之，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相决裂，那意思就是要准备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也就是准备无产阶级的专政。
另一种反对列宁的论据，是从俄国的落后性出发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必然表示着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转变。但俄国的经济与文化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这种转变。我们应该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只有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我们有理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赖可夫在四月大会上的反对论据。俄国文化与经济条件的本身不足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对于列宁简直是ABC。不过社会的建设绝不是如此合乎理性的，竟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立日期，恰巧与经济及文化条件业成熟至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期同时来到。如果人类是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话，则已没有专政的必要，也根本不需有什么革命了，整个的问题在于：古往今来的活的社会，乃是彻头彻尾地不和谐的，凡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愈落后，则其不和谐性的程度也愈大。在一个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制度尚未完全胜利之前就已腐败，且除无产阶级之外，将无人能替资产阶级起民族领袖的作用，这事实便是那个不和谐性的表现。俄国的经济落后性，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免于执行那落在它肩上的责任，不过使它执行责任时增添些非常的困难罢了。对那个背诵着社会主义必须来自经济比较发达之国这一老调的赖可夫，列宁给了一个简单的但是足够的答复道：“我们无法说谁始谁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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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那时党还不曾形成官僚式的硬化，它能以同样的自由来估量自己的过去与准备未来，有一个最老的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他在党出版事业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曾起了领导作用，）提出了一个问题：党在二月革命时陷入于机会主义道路那个事实，该怎样地解释？后来又是什么东西使它能那样突兀地转上了十月的道路？这位著者很正确地认为党在3月间的迷入歧途，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把民主专政的路线“坚持得太久了”。奥尔明斯基说：“未来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性革命……这是每一党员必须接受的一个见解，是党的正式意见，是党一直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甚至在革命后的一个时期内永久不变的一个口号。”若要替这句话寻找到例证，那末奥尔明斯基也许能引证这个事实的吧：《真理报》还在斯大林与加米涅夫担任编辑之前，即在连奥尔明斯基本人在内的“左派”编辑时期，在3月7日写过一篇评论，仿佛是论到一件自明之事似的：“当然，我们的问题还不是什么打倒资本统治，而只要打倒专制与封建的统治。”……由于目标太短，所以党在3月间做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俘虏。“然则，十月革命又从何而来呢？”就是这位著者疑问着，“全党，从它的领袖起一直到普通党员止，怎能‘突然’抛弃它约近二十年来奉为天经地义的那种见解呢？”
苏汉诺夫以敌人资格，在不同的方式中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列宁怎样地，并以何种方法，克服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呢？”列宁在党内的胜利，确实不但是十十足足，而且能在很短期内完成。为了这，敌人们曾普遍地大大讽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个人制度。苏汉诺夫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完全以英雄主义的精神给了回答：“天才的列宁，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权威者，——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该党除列宁之外，那就再无人物了。少数几个大将，如果没有了列宁，简直是一无所谓，有如少数几个巨星没有了太阳一样，（现在我不提到托洛茨基，他那时还在这一教团外。）”这几行古怪文字企图以列宁的势力来解释他的势力，犹之乎以鸦片的催眠力解释它使人睡觉的能力一样。这样的解释，当然对我们不会有多大帮助。
列宁在党内的真实势力，无疑是很大的，但绝对不是无限的。即使在后来，十月革命之后，因党已用世界事变的尺度衡量了列宁的力量，以致他的权威非常地增高了，这时他的势力也还不是断然的与使人不许申诉的。讲到1917年4月间事情，假使只用列宁的个人威望来解释，那是更加不够了，因为那时党的整个领导层，已采取了与列宁相反的立场了。
奥尔明斯基断定说，党虽然坚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公式，但凭它对资产阶级及民主派的全部政策，事实上它久已在准备领导无产阶级作争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了。这样说时，奥尔明斯基远较苏汉诺夫更接近于问题的答案。奥尔明斯基说：“我们（或至少我们中的许多人，）是不自觉地执行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的，可是心里却以为我们所执行的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路线。换句话说，我们准备了十月革命，可是心里以为我们在准备二月革命。”这是极有价值的一个结论，同时它又是一个无可谴责的证人所作的见证！
在革命党的理论教育中，有着一个矛盾成分，这成分表现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个模棱两可的公式之中。对列宁的大会报告举行讨论时，一个女代表上去演说，她把奥尔明斯基的思想表示得更加简单：“布尔什维克派的预断证明是错误的，但他们的策略是对的。”
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仿佛是那样离奇地，竟以党的活传统——它对统治阶级的不妥协态度及其对一切不彻底办法的的仇恨——来反对旧公式；而“老布尔什维克派”则以一个虽已过时但还新鲜的记忆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不过列宁有一个太强的支持，这支持是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的全部历史给造成的。写到这里，给读者们提醒一件事情倒是合适的，即在那时，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党纲仍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派所同具，而纸上规定的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看起来两派都是一样。可是他们在行动中，却完全不是一样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后，立即发动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孟什维克派则声明这一要求为不合时宜。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群众去逮捕沙皇官员，孟什维克派则反对“过火行为”。布尔什维克派竭力从事工人自卫队的建立，孟什维克派则阻碍工人武装，不愿跟资产阶级争吵。布尔什维克虽然还不曾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他们的行径虽然为自己的领导弄得糊涂，但他们总以不妥协的革命家态度来行动，或努力想这样地行动；孟什维克派则逐步牺牲着民主政纲，以利于他们和自由派缔结联盟。至于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则假使完全没有民主派的联盟者，便不得不悬挂在空中了。
列宁与党的总参谋部之间的四月冲突，并不是仅有的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历史中，除了一些单零的片段外（这些例外实质上只能证明定例），党的全体领袖，在事变的发展的一切最重要时机，总是站在列宁右边。这是偶然的吗？不是的！列宁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一个最革命政党的无可争论的领袖，因为他的思想与意志，实在与国家及时代的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在尺寸上适相符合。其他的人总比那可能性短上一寸或两寸，而往往又要短得更多。
在革命之前几月，或甚至几年，差不多布尔什维克党的全体领导层，都没有参加于积极工作。许多人带了战争头几月的压迫印象踏进监牢或远赴戍地，且在一人孤独或少数人群居的情境中，经历了国际的破产。如果处在党的队伍中，他们表示出颇能接受使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派的那些革命思想，那末一旦陷于孤立，他们便不足以抵抗四周环境的压力，不足以对事变独自做出马克思主义的估计来了。两年半大战期间群众中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他们差不多没有见到。然而革命不仅将他们从孤立的状态中拉出来，而且立刻又因他们的威望之故，使他们居于党的指挥地位了。在情绪上，这些人对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知识分子，时常比对于工厂中的革命工人要接近得多。
“老布尔什维克派”——这名称在1917年4月间被夸张地加重了意义——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因为他们所保卫的，恰恰是党传统中未曾为历史证验的那个成分。例如，加里宁在4月14日的彼得格勒大会上说道：“我属于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我认为旧有的列宁主义，对于目前的特殊情形，完全不曾被证明为不合时宜，我很惊奇于列宁同志的声明，他说到老布尔什维克派目前成为障碍物了。”在那几天，列宁得听到许多这样的恼怒之声。不过，当列宁本人与党的传统公式相决裂时，却丝毫不曾停止其为“列宁主义者”。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陈腐外壳，以便它的核心获得新生命。
列宁在党的另一阶层中，得到了一个支持，借以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派。这阶层已经受过锻炼，但更新起，且与群众有更大联系。在二月革命中，我们知道，工人布尔什维克起了决定作用。他们认为获得胜利的那个阶级应该拿取政权，乃是自明之理。就是这些工人们像暴风雨似的反对了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路线，而维包格区甚至恫吓着要开除这些“领袖”出党。同样事情又可以在外省见到。差不多到处都有左翼布尔什维克派出现，他们被斥责为最大限度主义者（即主张实行最大限度政纲的社会主义者。——译者）甚至有被斥责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人革命家们只缺少理论的资源，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他们只叫一听到清楚的号召，就准备行动的。
列宁现在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层工人，他们在1912年至1914年的高潮时期坚决地站起了脚。还在大战之初，当政府逮捕布尔什维克派的国会党团，给党以严重打击时，列宁说到党的未来工作，就已要求过党教育“数千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从他们中，不管有极多困难，一群新的领袖会产生出来的”。虽然两道战线把列宁和这些工人们隔开着，差不多没有联系，但列宁却从不曾和他们完全断绝过。“让战争、监狱、西伯利亚苦役、即令是五次或十次地打击他们好了，它们总不能消灭这个阶层的。它生存着。它渗透着革命气慨与反对沙文主义的精神。”列宁和这班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共同经历了这些事变，跟他们一块儿得出了结论，不过比他们所得的要广大些与勇敢些罢了。为要同党内参谋部与广大军官层的不坚定性作斗争，列宁很自信地依赖着党内准尉级的官长层，这些人更能反映出普通工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
社会爱国派的一时力量，以及布尔什维克派中机会主义一翼的隐而不显的荏弱，乃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前者以群众的一时成见与幻想为根据，而后者则自适应着这些一时的成见与幻想。列宁的主要力量则在于他能了解运动的内在逻辑，且以这一逻辑为他政策的指针。他不把自己的计划强施于群众身上；他帮助群众去认识与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当列宁把革命的所有问题归结到一个——“耐性地解释”，——时，这意思就是说，必须使群众意识与这一局势相符，至于这一局势，则群众受着历史过程的驱迫，一定要踏进去的。对妥协派政策失了望的工人或士兵，一定会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他们决不会在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中间阶段上逗留不前。
列宁的几个公式一经揭出，它们便给布尔什维克派以新的方式解释了过去数月间以及目前每日的经验。在广大的党内群众中，发生着一种很快的分化过程——向左转！向左转！转到列宁提纲去！查列志斯基说道：“一区又一区地依附了他，等到4月24日全俄党大会召开时，彼得堡组织整个地赞成了提纲。”
为布尔什维克派干部的再武装而作的斗争，开始于4月3日黄昏，实质上完成于该月月底[2]。4月24至29日召开于彼得格勒的党大会，给3月与4月做了一个总结：3月是机会主义的动摇的一月，而4月则是发生尖锐的危机的一月。将近大会时，党无论在数量或政治意义上说，都大大地长大了。一百四十九名代表，代表着七万九千名党员，其中一万五千名住在彼得格勒。对于一个昨天是非法的、今天是反爱国主义的政党，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党员数了，列宁曾好几次带着满足之意叫大家注意这一点。大会的政治面目，立即由五名主席团的选举规定了。它既不包含加米涅夫，也不包含斯大林——这两位3月间不幸遭遇的罪魁。
就整个的党而论，争论问题虽已确定地解决了，但有许多领袖，则仍旧执着于过去，在那次大会上对列宁保持着反对或半反对立场。斯大林还是沉默着与等待着。捷尔任斯基以“原则上不同意于报告人提纲的”“许多人”的名义，要求“那些与我们一起实际经历了革命的同志们”中，能有人出来作一个反报告。这句话显然暗示着列宁提纲是不明实情的亡命者做出来的。加米涅夫确曾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反报告，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专政辩护。赖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企图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保持着自己在3月间所采取的那个立场。加里宁继续主张为了与自由派斗争起见，应和孟什维克派实行统一。一个出名的莫斯科工作人员斯密道维奇，在自己的演说中热烈地抱怨道：“每次我们上去讲话，他们就拿某种怪物，列宁同志的提纲那样的怪物，来反对我们。”以前，当莫斯科的党员们投票赞成孟什维克派的议案时，生活要平静得多呢。
捷尔任斯基以罗莎·卢森堡的学生资格，出来反对民族自决权，责列宁具有分裂派的倾向，这倾向会减弱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后因列宁反讥他予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以支持，捷尔任斯基于是回答道：“我能斥责他（列宁）站在波兰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者的观点上。”这一对话倒不是没有政治的讽刺性的：大俄罗斯人列宁责波兰人捷尔任斯基拥护那反对波兰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列宁则被捷尔任斯基指说具有波兰人的沙文主义。政治上，列宁在这一争论中是对的。他的民族政策，在十月革命中，成为他全部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分子。
反对派显然已趋于式微了。关于争论问题，它所得票数不能多于七票。不过有一个古怪的与显著的例外，那是关于党的国际关系。当大会临终时，在4月29日晚间的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参加将于5月18日召开（于斯德哥尔摩）的齐美尔瓦尔得大会。”记录上说：“决议由全体对一票通过。”这一票是列宁的。他要求与齐美尔瓦尔得大会决绝，因为在那次会议上，大多数坚决地与德国的独立派及中立国的和平主义者（如瑞士的格林姆之流）站在一起。可是在俄国党内干部看来，齐美尔瓦尔得派在大战期间简直与布尔什维克派是二而一的。代表们还不赞成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个名义或与齐美尔瓦尔得大会决裂，而且，在他们眼中，齐美尔瓦尔得派仍是与第二国际的群众间的一个联系。列宁企图至少要把这个参加以旁听为限，以听取国际情报为目的。季诺维也夫演说反对。列宁的提议被否决了。他于是投票反对整个决议。没有一个人拥护他。这是“三月”情绪的最后一滴溅泼，那情绪就是执着于昨天的立场，害怕“孤立”。不过斯德哥尔摩大会始终不曾开成，不成的原因在于齐美尔瓦尔得派的内部毛病，——就是这些毛病，使列宁要和它决裂的。这么着，他那被一致否决了的抵制政策，事实上是实现了。
党政策的转变具有激剧性质，乃是众所共见的。一个工人布尔什维克，后来被任为劳工人民委员的史密特，在4月大会上说道：“列宁给工作性质一个不同的方向。”又据辣斯可尼可夫说，——诚然是在几年以后写的了，——列宁在1917年4月“在党的领导者的意识中完成了一次十月革命。……我们党的政策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列宁来到之后，完成了一次向左的急剧盘旋的”。老布尔什维克路特密拉·史达尔，更直接地，同时又更恰切地评量了那次转变：“所有同志，在列宁来到之前，都在黑暗中彷徨”，她在4月14日的全市大会上说道，“我们只知道1905年的公式。眼看着民众独立的创造工作，我们不能教导他们，……我们的同志只能自限于用议会方法来准备立宪会议，完全计划不到更向前进的可能性。我们接受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将完成生活本身提示我们该做的事。不要因为有人说公社意味着工人政府，就害怕公社（的提法）。巴黎公社不仅是一个工人政府，它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府。”[3]苏汉诺夫说，党的重新武装“是列宁的主要的与基本的胜利，完成于5月之初”。我们能同意于苏汉诺夫的这句话，虽然他以为列宁用了这一手术，将无政府主义的武器来替换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是并非不重要的，虽然提出这问题比回答它要容易得多：如果列宁不在1917年4月中到达俄国，则革命将如何发展？假使我们上面的说明终究能指示与证明出一些东西的话，那末我们希望它所证明的乃是：列宁不是革命过程的造物主，而只是各种客观历史力量所构成的那条链子中的一环。不过在那条链子中他是一只大环。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整个局势中发生出来的。但它还需要加以建立。没有党，那是不能建立它的。至于党呢，那只有了解了这一使命之后，才能履行这个使命。但要为了解使命，这就需要列宁了。在他来到之前，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中没有一人能做革命诊断。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领导被事变过程摇向右边，向着社会爱国派，因为在列宁与孟什维克派之间，革命并不曾给中间立场留下余地。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列宁的来到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他的个人影响缩短了危机。但是，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即使没有列宁，党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么？无论如何我们总不敢这样断定的。这儿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事后来回顾历史的钟点是困难的。辩证的唯物论无论如何与宿命主义没有共同之点。机会主义领导必然要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列宁，则定然是非常尖锐与持久的。然而战争与革命的条件，却没有给党留下一个长久时期来执行它的使命。这样看来，此种情形是十分可能的，即：方向错误与分裂的党，会错失革命局势，使它在好多年内不能再来。在此地，个人的作用，在我们面前真以巨大的尺度升起来了。我们只要正确地了解这个作用就好了，只要把个人作为历史链子的一环。
列宁于长期离俄后之“突然”回国，报章杂志对他这名字所作的狂吠，列宁与本党全体领导者的冲突，以及他在这次冲突中的迅速胜利，——一句话，即事变的外壳，在这情形中最能使个人、英雄与天才，和客观的条件、群众、与党，机械地对立起来。其实这种对立是完全片面的。作为个人，列宁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国全部已发生历史的产物。列宁位于这一具体的历史中，与后者有着极深刻的根源联系。过去二十五年来，他与先进工人们一起从事了所有的斗争。如果说存在所谓的“历史偶然性”，那不是列宁对（革命）事变（进程）的干预，倒是劳合·乔治对他回国路途的可怜巴巴的阻拦。[4]（即指英政府当时不许列宁经由协约国领土回俄——译者。）列宁不是从党外与党对立，而是党的最完成的表现。他之教育党，也就是自己在党内受教育。他与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之间的分歧，表示出党的未来与它的过去斗争。假使列宁不曾因亡命与战争的条件被硬生生地与党分离，则危机的表象未必具有如此戏剧性，而且也不会把党的发展的内在承继性，掩盖到这个地步。因列宁的来到而获得的非常重要意义，只能叫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领袖们不是偶然造成的，他们在数十年的过程中淘汰着与训练着，他们不能任意更换，假使硬生生地将他们排斥于斗争之外，则将予党以一个生命攸关的创伤，在某些情境中，也许还会使党在长期间瘫痪。
[1] 据希腊神话云，奥革阿斯（Augeas）王之厩养牛三千头，三十年不扫，后Hercules倾Alpheus与Peneus两河之水，于一日内清除所有的粪污。——译者。
[2] 正当列宁到达彼得格勒的那一天*，在大西洋彼岸，在哈里发克士港，英国海军警察从一艘名叫克里祥尼亚的挪威船上，带去了六名从纽约回到俄国去的亡命者：托洛茨基，楚诺夫斯基，梅尔涅强斯基，穆兴，费显列夫与罗曼钦可。这几个人直至5月5日才得到达彼得格勒。那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重新武装。至少在大体上业已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部历史里说明托洛茨基在纽约一家俄文报社所发挥的关于革命的见解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得知了这些见解之后，使读者更易了解党内的分派，特别能懂得十月革命前夕的思想斗争，所以我们认为把那与此有关的文件以附录形式（附录二——译者）附于书末，乃是合适的。凡对十月革命的理论准备并无研究兴趣的读者们则略去这附录可也。——原注。
【* 著者这里可能搞混了日期。托洛茨基应该是于公历4月3日被捕，而列宁是公历4月16日（旧历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C.R】
[3] 译文有修订。这句话可以大致这样理解：发言者的话的本质，是说“公社政府”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前途。鉴于小资本身没有独立的前途，它要么追随大资产阶级，要么追随工人革命。发言者的话有些含糊，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公社政府”虽然代表了最广泛劳动阶层、被压迫阶层乃至最多数人口的根本利益，但它的阶级性质只能说它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而非工农（联合领导的）政府，或者工人与小资联合领导的政府。
我觉得发言者在这里是把政治领导和所代表的利益没有分清楚。虽然她想说的本意，是指“建立工人政府是对的，生活要求我们建立这样的政府，因为它也代表了其他广泛下层的根本利益”。－L.X
[4] 译文有修订。干预在这里就是指列宁以自己的、不同于多数党领导者的立场，干预了革命的进程。这里既体现了列宁作为个人创造历史的戏剧性一面，但也是俄国革命运动、革命工人运动积攒、提炼出的最睿智、果敢的历史因素——通过具体的个人以及远方来归等戏剧场面——对革命进程予以影响的一面。－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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