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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早在革命之前数月，军队里的纪律就已极度动摇了。我们可以搜集到那时不少军官们的怨诉：士兵不敬官长；毫不珍惜马匹与军中财物，甚至于糟蹋枪械；在军用车中没有秩序。各处情形虽不是同样地坏；但到处都趋于同一方向，即趋于瓦解。
现在又加上了革命的震动。彼得格勒卫戍军的暴动，不仅没有军官参加，而且还反对着他们。在紧急关头，司令官只是简单地藏好了脑袋。2月27日，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团的军官们谈话，目的显然是要探察他们对国会的关系，但发见这些贵族的禁卫军长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懂，也许这种不懂一半是假装的，因为他们都是惊骇过度的皇党。“我是多么地惊奇呀”，希特洛夫斯基讲道，“当我第二天早晨见到泼雷奥勃来顺斯基整团士兵排队在街上走，秩序很好，军乐队前导，没有一个军官。”……诚然，有几个部队是同长官一起到陶特立宫去的，正确些说，是把长官带在身边的。军官们在此种胜利的行军中，自觉处于俘虏地位。克拉因密黑尔伯爵夫人以被捕人资格，看到了这几幕事情，所以表示得更为明确：军官们像是被牵往屠场去的驯羊。
造成了士兵与军官间的分裂的，并不是二月暴动，它不过使那分裂表面化罢了。在士兵的意识中，以为反对专制的暴动，首先是一种反对司令长官们的暴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那几天他穿着军官制服——回忆道：“从2月28日早晨起，出门是危险的，因为人们开始来撕军官们的肩章了。”这就是新制度第一天卫戍军里的情形！
执行委员会所最关心的，是调和士兵与军官的关系。这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叫部队服从以前的长官。据苏汉诺夫说，军官之复返队部，原是要预防军队之陷于“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或受愚暗与瓦解的士兵的独载”。这些革命家，正和自由派一样，怕的是士兵，而不是长官。而工人与“愚暗的士兵”则见到任何不幸，恰恰只会从威武的军官方面发生的。因此，这种调和是不稳固的。
史丹开维奇以这样情景，形容着士兵对革命后回来的那些军官的态度：“士兵们破坏了纪律，出了营房，他们不仅没有和军官们在一起，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反对着军官，甚至还杀死了那些履行职务的军官们，结果却证实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解放事业。如果这是一件伟大事业，如果现在军官们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他们当初为什么不率领士兵到街上去呢？这样干，对他们不是既较轻易而又较安全吗？现在，胜利已成事实之后，他们便参加了这个事业。但是真心地与长久地吗？”因为写这几句话的人自己，就是属于这些想不到把自己的士兵领到街上去的“左派”军官，所以这几句话愈有教训意义。
28日朝晨，在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上，工程队的司令官对他的士兵们解释道：“万人仇恨的政府已经推翻了”，现在组织了新政府，以李沃夫亲王为首领。那意思就是说：得照旧服从长官了。“现在请大家回营，各安本分。”只有少数几个士兵喊道：“得令。”[1]大多数士兵惶惑地张望着：难道一切都完了吗？这情景恰巧被加育劳夫所见，使他痛苦得发抖。“司令官先生请允许我说句话”……也没有等待准许，加育劳夫就提出了问题：“三天来，工人们在彼得格勒街上流血，难道是为了用一个地主来替代另一个地主吗？”这时，加育劳夫真是擒牛捏住了角。他提出的问题，构成了将来数月间斗争的内容。士兵与军官间的矛盾，乃是农民与地主间仇恨的折光。
各省的司令官们，显然已及时接到了训令，所以他们都用同一方式解释着事变：“万岁爷为国勤劳，精力过度耗损，所以不得不把治国重任，转让给皇弟。”士兵们听了这话的脸色是显然的，克里米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一位军官抱怨道，他们的心里是：“尼古拉也罢，米哈依尔也罢，——对我们都是一样。”但当就是这个军官，次日清晨不得不把革命胜利的消息告诉他这一营时，据他自己说，士兵们却改变了。他们的问题，姿态，眼色，都清楚地证明“有谁曾经在这些愚暗、鄙野、与不习于思想的脑子中，固执地做过了坚决的长期工作”。在军官与士兵之间，隔着怎样的一道鸿沟呀！前者的脑子只是不假思索地适应着来自彼得格勒的最后电令，而后者则虽然迟钝，但他们却忠实地决定着自己对事变的态度，他们把事变放在起茧的掌心中，独立地称量着！
最高司令部虽在形式上承认革命，但决定不让革命波及前线。总参谋长命令各线总司令道，如有革命代表团——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为了简短起见，称之为匪帮——来到他们所辖区域，可立即加以逮捕，就地交军事法庭审判。次日，就是这位将军，以大公爵“殿下”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的名义，要求政府“停止目前在后方军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即要求停止革命。
司令部把革命的消息，不告诉作战军队，尽可能地拖延着。这倒并非由于对皇朝的忠贞，而多半因为他们害怕革命。在某几条战线上，建立了真正的检疫制度：不让一切从彼得格勒来的信扎通过，扣留新来的人，——用了这样方式，旧制度从永恒的时间中偷得了少数几天残存的日子。革命消息转辗传达到战线上，已经在3月5、6号了，——那消息是以怎样的形式来到的呢？我们差不多已经见过了：任命大公爵为总司令，沙皇以祖国的名义宣布逊位，其他则一切照旧。在许多战壕中，也许在大多数战壕中，关于革命的消息是先得之于德国人，而后得之于彼得格勒的。士兵们会不会怀疑到全体长官在进行阴谋来掩盖真相呢？士兵们对于两天后挂了红带子的就是这几位长官们，能有半分信任吗？
黑海舰队参谋长告诉我们，仿佛关于彼得格勒事变的消息，起初在水兵中并不曾发生显著影响。但当第一批从首都来的社会主义报纸出现时，“一瞬之间，水兵们的情绪改变了，会议开始举行，罪恶的鼓动家从各种隙裂里爬出来了”。这位海军提督干脆就没有懂得他眼前所完成着的事变的意义。不是报纸引起了情绪的转变。它们只消散了士兵们关于革命深度之疑虑，让他们能公开表示自己的真正感情，不怕长官方面的报复罢了。这位提督对于黑海舰队军官们——连他自己在内——的政治面目，用如下的一句话来形容：“舰队的大多数军官以为没有了沙皇，祖国就要死亡了。”而民主派则以为如果像军官那样的火炬不回到黑暗的水兵中去，祖国就要死亡。
海陆军的司令长官中，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企图保持职位，阿谀革命，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后来，其中一部分甚至还企图潜入布尔什维克中。另一派则相反，他们雄鸡似的昂首阔步了一会，试行反对新秩序，但很快在某一个尖锐的冲突中身败名裂，给士兵的洪流冲洗了去。这样的分派是如此自然，以致在所有的革命中都重复着。始终效忠于法国王朝的那些军官，即其中之一叫嚣说“只叫可能，总是斗争的”那些人，因士兵抗命所受到的痛苦，要比看到自己高贵同僚之屈服（于革命）而感得的痛苦小多了。最后，大多数老官长被排挤，被镇压了，只有一小部分被重新教育过来，且被同化了。军官们只是以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同享着他们所出身的那些阶级的命运。
军队总是它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的写生，所不同的，只在于它给社会关系以一种集中的性质，并使此种关系的优点与劣点达到极度表现罢了。大战不曾使俄国产生一个军事名人，这不是偶然的。俄军的高级司令官们，被其中的一人——柴连斯基将军形容得淋漓尽致，他写道：“有的是冒险主义，有的是愚蠢，有的是自私、阴谋、升官发财主义、贪婪、平庸与近视；可是很少知识、才能或奋不顾身的愿望，甚至还不肯稍稍牺牲一点自己的安逸与健康。”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这个最高总司令，只以高身材与严厉的粗鲁神气见异于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一个鄙野的庸人，军队中的老书吏，仅以坚忍见长。科尔尼洛夫是一个勇敢的战斗军官，但即令他的崇拜者也当他是一个草包；凡霍夫斯基——克伦斯基的陆军部长，后来谈起科尔尼洛夫说，他是狮心羊脑。勃罗西洛夫与高尔却克提督，在智识上也许优于余子，但亦仅此而已。邓尼金倒不是没有品格的，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只是一个读过五六本书的极平常的军官。至于等而下的那些尤金尼奇们，特拉贡密洛夫们，卢考姆斯基们，不管他们会不会说法国话，也不问他们是饮不及醉或狂饮无度，但总是十分地卑不足道。
在军官团中，当然不仅有俄国封建贵族的，也有许多资产阶级与民主派的代表。大战将成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倾注到军队中去，担任着军官，司书，军医，工程师等职务。这类人，差不多绝对主张作战至最后胜利的，觉得有采取某些大规模改良的必要，但终究还是服从了反动的高级军官们。当沙皇时期，他们的服从是为了恐惧，革命以后，则为了一种信心，即后方的民主派因以服从资产阶级反动的那个信心。军官中的妥协派后来也分享了妥协派政党所遭到的命运，所不同的，只在于前线形势发展的程度，比后方要有千倍尖锐罢了。在执行委员会中，你可以长期间保持着模棱两可，但在士兵面前，这就困难得多了。
民主派军官与贵族派的军官间的恶感与磨擦，不能使军队革新，只能多添一个促成它瓦解的因素。军队的面目由旧俄罗斯决定了的，这是彻底封建性的一种面目。军官们仍旧以为最好的士兵乃是卑顺与无思想的农家小子，他还不曾觉醒到人格的意识。建筑在原始农业、农奴制、与乡村公社身上的俄国军队的“民族”传统，亦即苏伏劳夫的传统，就是如此。在十八世纪，苏伏劳夫还能从这样的原料中造出奇迹来。列夫·托尔斯泰怀着主人的爱，把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泼拉东·卡拉泰也夫，（《战争与和平》）一个旧式俄国士兵，毫无怨言地屈服于自然、专制、与死亡之前的士兵，加以理想化。法国革命使个人主义在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得到了绝大胜利，它在苏伏劳夫的军事艺术上安置了十字架。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在二十世纪中，即在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之间，沙皇军队老打败仗，因为它是封建农奴制的军队。形成于这样“民族”基础上的司令长官们，其特点就是“对士兵人格的鄙视，消极的中国式的官僚精神，对自己事业的无知，英勇主义的缺如，以及特别的狡黠。军官们权威的维持，依靠着外表的高贵标记，服从的仪式，压迫系统，甚至还依靠着一种等级性的特殊言语——这是奴役制的可鄙成语——例如士兵和军官谈话时，一定要用‘正是’来代替‘是’，‘完全不对’来对答‘否’，“不能知道”来代替“不知道”。沙皇的元帅们在口头上接受了革命，对临时政府宣誓效忠，只简单把自己的罪恶转嫁于既倒的朝廷。他们很慷慨地同意让尼古拉第二被宣布为整个过去的替罪之羊。可是比这更远呢，他们却一步都不肯前进了！他们从来的一切幸福，依靠着人群的精神停顿，而革命的道德本质却就是此种人群的精神创造，这怎么能使他们了解呢？当邓尼金被委任为前线总司令时，在明斯克宣布道：“我全盘地，毫不保留地接受革命。但军队的革命化与阴谋煽动家的加入军队，我认为是要灭亡国家的。”这是将军顽冥的一个典型公式！至于普通军官们，那据柴连斯基说，他们只要求一点：“只叫不触犯我们，——别的我们都不管！”然而，革命不能不触犯他们。出身于特权阶级的他们，不能赢得丝毫，却能失去许多。他们不仅有失去指挥特权的危险，而且还会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反动军官们以对临时政府效忠为掩护，进行更激烈的反苏维埃斗争。当他们相信革命正在不可遏制地侵入士兵群众，且侵入他们的血地乡村时，他们就把革命看作是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甚至是罗将柯的一种空前的背信行为。那末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感想，当然是不用说了。
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比军队的情形，更经常地含有内战之活的种子。水兵们的生活，长年累月地被逼处在钢板船舱中，甚至在饮食方面，也不一定异于囚犯。跟他们贴身住着的是军官，这些人大多由特权各界出身，是自愿选择了海上服务为自己的职业的，他们把祖国与沙皇视同一物，又把沙皇与自身等量齐观。而水兵们呢，则被当作舰队上最不值钱的一个部分。两个相互排拒而闭关的世界，在密切的接触中共存着，相互都不能脱出对方的视线之外。舰队的船只在海滨的工业城市的拥有根基地，这些城市中有大量工人，为建筑与修理船只所必需。此外，战舰本身，在它的机器管理与技术人员中，又有不少熟练工人。就是这些条件，使军舰转变成革命的地雷。在一切国家的革命与军事暴动中，水兵从来是最具有爆炸性的一种物质；他们差不多总是在第一个可能机会，便粗暴地对付了自己的长官。俄国的水兵们也不曾造成例外。
在喀琅施塔得，随革命而爆发的有水兵们对长官的流血报复；这些长官们因自己的过去而恐惧，企图把革命隐秘起来，不让水兵知道。海军官员们中最先被害者之一是维伦提督，此人享有他该得的仇恨。司令部中许多人被水兵所捕。那些还能自由的长官，则被解除了武装。
在赫尔辛基与史维亚包格两地，尼平宁提督于3月4日之前，总不让彼得格勒暴动的消息通过，同时又是用高压手段恐吓水兵与士兵。所以那两地的暴动也就更加凶猛，延长了整天整夜。许多长官遭了逮捕。最可恨的军官被沉入了冰底。苏汉诺夫，一个绝不溺爱“黑暗士兵”的人，写道：“倘依史高倍列夫关于赫尔辛基当局及舰队的行为所作的报告来判断，那末这些过火行为竟如此之少，倒是一件怪事。”
不过在陆军中，也不是没有流血冲突的，这种冲突形成了好几次浪潮而发生着。最初，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复仇行为，为了对士兵卑鄙的鞭打。在士兵的记忆中，不乏像溃疡似地烧痛着的事情。自1915年起，沙皇军队中正式采用了鞭笞的违纪处罚法。军官们凭自己的裁夺鞭笞士兵——而这些士兵则常是一家之父。不过事情也并不老是只关于过去的。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一位关于军队问题的报告人说，早在3月15至17日之际，就已发布了命令，要在作战部队中施行体罚了。国会的一个议员，从前线回来，报告道，哥萨克当长官们不在之时，对他说：“你看，这儿就是那道命令（显然指的是那第一号命令[2]，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我们昨天才接到它的，可是今天那个当官的便打了我的嘴巴。”布尔什维克派和妥协派一样，也常常出去阻止士兵作过火行动。但流血的复仇行为之不可避免，正和放枪后的反冲力一样。无论如何，自由派除了二月革命给他们以政权这一理由之外，是没有其他任何理由来称它为不流血的。
有几个军官为了红带子，设法引起了尖锐的冲突，这些带子在士兵们中，乃是与过去相决裂的一个象征。索姆斯基团团长之被枪杀，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有一个军长，要求新来的补充队除去红带子，被士兵逮捕，关在禁闭室里。为了有些官舍中没有除去沙皇的肖像，也发生了不少冲突。还挂着沙皇像，是否由于对皇朝的忠贞呢？在大多数场合中，这不过表示他们对革命之缺乏信心，是一种个人自保的行为罢了。不过士兵们看见旧制度的幽灵隐匿在这些肖像背后，却并非没有理由的。
在军队中建立了新制度的，并不是上面来的一些深思熟虑的办法，而是下面勃发的运动。军官们的纪律执行权，既不是被取消，也不是给限制了的；它只是在3月底的头几星期中，自行消灭的。黑海舰队的参谋长说：“假使一个军官试想对一个水兵施行纪律，他根本就没有力量来执行这个处罚，这是很显然的。”在这里，你就看到真正民众革命的标记之一了。
执行纪律的权力一经消失，军官们的实际破产便公然暴露出来了，史丹开维奇——此人的观察力与对于军事的兴趣，我们都无法否认的——关于军官们的这方面情形，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报告：操练还是照旧时规则进行，完全与战争的要求不符。“这种操练不过是对士兵的耐性与服从的一个试验罢了。”军官们关于自己破产的罪责，自然是渴想转嫁给革命的。
士兵们虽然敏捷地从事于残酷的报复，同时却也倾向于孩子气的信任与忘我的感恩行为，在一个短时期间，议员费洛宁科，一个教士兼自由主义者，竟被士兵们当作解放思想的掌旗手，当作革命的牧师。古旧的教会观念，与新的信念很奇怪地给合起来了。士兵们把这个牧师抬在手里走，将他举到头顶，小心地让他坐在雪橇里。后来，他欢喜得喘不过气来，对国会报告道：“我们是难舍难分。他们亲我们的手和脚。”这位议员觉得国会在军队中有极大威望。实际呢，拥有威望的乃是革命，这是革命把自己那种令人目眩的反光，投射到各个偶然人物的身上去的。
古契柯夫在军队上层所执行的象征性的肃清；——撤去了几十个军官之职——丝毫不曾叫士兵们满意，而同时在最高级军官中，却造成了一种不信情绪。人人自危，惟恐失去了职司。大多数则顺流而泳，和着调，在衣袋里捏紧了拳头。中等与下级军官们的情形更糟，他们和士兵们面对面地相处着。在这些地方，政府根本不曾进行过肃清。有一队前线的炮兵本想寻求合法手段，于是向执行委员会与国会写了一个呈文，说到他们的司令官道：“兄弟们……我们恭顺地恳求你们除去我们的内敌凡欠哈柴。”但得不到回答，士兵们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行动了，那就是：抗命，驱逐长官，甚至加以逮捕。只当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高级长官才会觉醒过来，将被殴的长官撤职，有时还企图惩罚士兵，但在较多场合中，总是不加处罚的，以免事情更趋复杂。这造成了一种为长官们所难堪的地位，同时也不曾使士兵们的地位稍稍明确。
甚至那些战斗的军官，即那些认真关心军队命运的人，也都坚决主张：必须在司令长官中进行一次普遍的肃清。依他们的所信，如果不这样干，那末要恢复军队作战力是不能想像的。士兵们向国会议员提出了同样的可信的论据。他们说，从前他们有什么冤屈，就得向长官们申诉，但当官的老是不注意这些申诉。现在将怎么样呢？当官的还是那些老人，这就是说，他们所提出的申诉的命运，也还是会和原先一样。“这问题这很难回答”，一个议员承认道。但不管如此，这个简单问题却包含着军队的整个命运，且预先决定了军队的未来。
你不要以为在全国，在各种各类的部队中，军队里的相互关系都是同一性质的，不同之点还很大哩。假使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以杀死长官来响应第一个到达的革命消息，那末在它旁边，即在赫尔辛基的卫戍军中，军官们却早于4月初便在士兵苏维埃中占了领导地位，而且有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在祝捷的仪式中，还以社会革命党人名义发表了演说。像这样仇恨与信任的对照，是不少的。但军队毕竟是一种流通的脉管系统，士兵与水兵的政治情绪总是在趋向于同一水准。
当士兵们在打算作迅速与坚决的变动时，纪律还多少维持着一点。“但当士兵们见到”，——据一个前线的代表说——“一切将仍旧贯：同样的压迫，同样的奴役与黑暗，同样的侮辱，这时骚动就开始了。造化既不加思考地以隆起的背脊[3]武装了大部分人类，但不幸又赋士兵以一个神经系统。革命的作用，时时叫人记起造化这一种两重性的疏忽。”
在后方，跟在前方一样，偶然的事故容易导成冲突。士兵们被赋以进入戏院，会议，音乐会等场所的自由权利，“与一切公民平等”。许多士兵把它解释成一种免费观剧的权利。部长大人给他们解释道，“自由”两字应该按它抽象的思辨意义来了解。[4]但是暴动起来的民众却从来不曾表示过有趋势于柏拉图主义或康德主义的倾向。
纪律这个业已敝损的织物，在各个不同时期，各地不同的卫戍军与不同的部队中，是以好几种不同的方式破裂了的。司令官老是以为在他的一团或一师中，于某一报纸出现，或某一外来鼓动家到达之前，一切都是好好的。实际上，这乃是一些更深刻的与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工作结果。
自由派议员雅奴许开维奇从前线归来，带来了这样一个一般的印象：由普通农民组成的“绿色”部队，解体得最厉害。“在比较革命的部队中，士兵们和官长相处得很好。”事实上呢，在两个极端上纪律维持得最久，一极是富裕农民组成的特权的骑兵，另一极是工人与知识分子占很高比率的炮兵，以及一般的技术部队。至于维持纪律比谁都更久的，则是拥有土地的哥萨克，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这一革命中只有失去，不能获得。单零的哥萨克军，甚至在革命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执行了镇压工作。不过一般说来，各种部队间的不同，毕竟只是瓦解的速度及其时期之各异罢了。
在盲目的斗争中，也有它的进潮与退潮。军官们企图适应潮流。士兵们重新等待起来。但经过了一时的缓和，经过了几天与几星期的休战，那使旧制度军队解体的社会仇恨，却达到更高度的紧张。它更加经常地以阴惨的闪电方式突发出来。在莫斯科的一个马戏场里，召集了一个残废军人会议，士兵和军官聚在一起。一个跛子演说者在讲台上痛骂军官。引起了喧嚷的抗议声，蹬脚声，棍棒声与拐杖声。“你们，军官先生们，用皮鞭跟拳头来辱打士兵，难道不是很久了吗？”这些受伤的，打坏的，与残废的人站成了两垛墙，互相对峙着，跛脚士兵反对跛脚的长官，多数反对少数，拐仗对敌拐杖。马戏场中这一幕恶梦似的情景，已经预示了未来国内战争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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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总管着军队中乃至国家中的一切关系与矛盾，这问题如用两个简短的字来称呼，那便是战争。从波罗的海一直到黑海，从黑海一直到里海，再远些，甚至到波斯内地，在难于检阅的前线上，分布着六十八个步兵与九个骑兵军。这些人以后怎么办？战争又该怎么应付呢？
军队的武器供给方面，当革命将近开始之始，大大地增强了。军需品的国内生产量提高了，同时协约国由茂曼斯克与阿尔汉格尔斯克输入的战争材料，特别是大炮，也增加了。步枪，大炮，弹药的数量较之战争的头几年，要多到不能比拟。新的步兵师在编练着。工程部队已经扩大了。根据这几个理由，有几个不幸的军事首领，曾于事后企图证明：俄国那时已处在胜利的前夜，只因发生了革命，才使它无法实现。十二年之前，柯老派脱金与林尼维奇也以同样理由，断定维特妨碍他们去摧毁日本人。实际上，在1917年之初，俄国与胜利相去的距离，比在任何时期为远。当1916年之末，军队中的军需供应固然增高，但同时却暴露出食品的异常缺乏。士兵之丧生于伤寒与坏血症者，远较死于战争中者为多。单就运输系统崩坏这一点而论，即已使一切有关于军队大规模再部署的战略结合，相等于零。最后，马匹的极度缺乏，常使炮队不能行动。不过主要的终究还不在此：因为军队的士气本已无望了。你可以这样地形容它的士气：以军队论，军队已不再存在。失败，退却，以及统治者的腐败，已彻底掘毁了军队的基础。这是不能用行政方法改正的了，正犹不能改变国家的神经系统一样。士兵现在看见一堆弹药，与他看见一堆腐肉，怀着同样的厌恶之感；他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没有用的，是欺骗，是盗窃。而军官则不能说一句能使他信服的话，且已不敢打他的嘴巴了。军官自以为被更高的司令官所欺，同时，他在士兵面前又常常替自己的上司觉得惭愧。军队是病得不能医治了。它还适于在革命中发言。但就作战而论，可说它已不再存在了。没有一个人相信战争的胜利，军官们和士兵们一样地没有信心。没有一个人再愿意打仗——无论军队或者人民。
诚然，在高级官署中——那里过着特殊生活——人们还凭了惯性，在谈着大规模行动，春季进攻，以及夺取土耳其海峡。为了最后这个目的，他们在克里米还准备了大批军队。在公报中，登载了这样的消息：业已指派了军队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以为登陆之用。从彼得格勒派来了禁卫军。但据一个军官（他在2月25日，即在革命前两日，教练这些军队）说，此种补充的部队是糟糕极了。在他们那些冷漠的蓝色、褐色、与灰色的眼睛中，看不到丝毫作战意志……“他们的全部思想，他们的全部愿望，就只是——和平。”
这样的证词是不少的。革命只把那些在它未到之前早已形成的事物，加以表面化罢了。因此，“打倒战争”这一个口号，便成了二月革命中主要口号之一。它来自妇女们的示威，来自维包格区，来自禁卫军的营房。
3月初，当国会议员巡视前线时，士兵们，特别是那些年长的，老是问着：“关于土地，到底他们说些什么话？”议员们闪烁其词地回答道：土地问题将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可是说到这里，总会有一个声音突发出来，宣泄出每个人隐藏着的思想：“什么土地，假使连我这个人都不在了，那我土地也不要了。”这样便是士兵们起始发源的革命政纲：第一是和平，然后是土地。
三月底，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吹了不少爱国主义的法螺，当时有一个代表，是直接代表战壕里的军队的，很真诚地报告着前线接受革命消息时的情形：“所有士兵们都说：谢谢上帝，现在和平也许快要到了。”战壕里弟兄们委托这个代表对大会说：“我们准备为自由牺牲性命，但是同志们，我们还是希望停战。”这是真实情绪的一个活的呼声，尤其是这个委托声明的后半截。假使必要的话，我们还能忍耐一下，但是你们，上面的人，得赶快讲和。
在法国的沙皇军队，即处在完全不自然环境中的军队，与在本国的军队无异，为同样的感情所推动，且经历了同样几个解体的过程。一个不识字的中年农民士兵，在外国对一个军官解释道：“我们一听说沙皇退位，马上就想到战争已完结了……是沙皇送我们来打仗的……要是我还得烂在壕沟里，那我要自由干吗？”这是真正士兵的革命哲学，不是从外面传入的：这样简单的与叫人信服的话，没有一个鼓动家能想得出来。
自由派与半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事后曾企图把革命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暴动。3月11日，米留可夫对一些法国记者解释道：“俄国革命的所以发生，为的是要清除障碍，使俄国能容易达到胜利。”这儿是伪善与自欺联在一起的，显然，我们要知道其中伪善的成分还是比较的多。公开的反动家，观察得更加清楚些。冯·司徒卢威[5]，这个信奉泛斯拉夫主义的德国人，路得派的正教徒，马克思主义的保皇党人，虽然用的是反动仇恨的言语，但他总还更近真地确定了革命的实在来源。“只因革命中参加了民众，特别又参加了士兵大众”，他写道，“它就不是爱国主义的爆发，而是一种自动的叛乱性的复员了，并且是直接反对战争的继续的，即是说，它是为要停止战争才发生的。”
这几句话一方面固然有真实思想，同时却含有污蔑。叛乱性的复员，实际是从战争中生长起来的。革命不曾造成这种复员，甚至倒是阻止了它。极盛于革命前夜的士兵逃亡现象在革命后的头几星期中的反见稀少了，军队等待着。希望革命能给予和平。士兵不拒绝用双肩支持着前线，因为不然的话，新政府连和平都讲不成了。
3月23日，手榴弹师的长官报告道：“士兵们明确地说出他们的见解：我们只能防守不能进攻。”许多军事报告与政治演说，都以不同调子重复着这个思想。少尉克留连科——一个老革命家，未来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最高司令官——也作见证道：在士兵看来，那时战争问题是以这个公式来解决的：“保持阵线，不去进攻。”这如果用更加庄严但十分真实的话来说，那意思便是：保卫自由。
“不可把我们的刺刀插在地里！”那些时，士兵们在模糊与矛盾的情绪影响下，往往连布尔什维克的话都不愿意听。也许是得到了某些技巧不好的演说的印象吧，他们仿佛觉得布尔什维克并不关心于革命的保卫，会妨碍政府去讲和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报纸与鼓动家们，愈加在士兵中助长这种思想。但士兵们有时虽然不许布尔什维克起来讲话，而他们从革命的头几天起，却已坚决地抛弃了进攻思想了。首都里的政治家们，觉得这是某种误会，假使对士兵施行适当的压力，就能消除这个误会的。战争的鼓动达到了非常的高度。资产阶级的刊物印成几百万份，在作战至最后胜利的精神中，描写着革命的任务。妥协派开始是吞吞吐吐地，后来则比较勇敢地，随和着这一鼓动。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影响，革命时本很微弱，等到数千以前因罢工而被送上前线的工人离开军队后，那就是更加渺小了。这样一来，正在那和平倾向最紧张的地方，几乎找不到它公开与明显的表现。这种情形，使那些正在寻找幻想来宽心的军官与特派员，能对事物的真相加以自欺。在当时的文章与演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论断，仿佛士兵们之拒绝进攻，完全是不正确地了解了“不侵略不赔款”这一公式的结果。妥协派声嘶力竭地解释道：防御的战争也允许进攻，有时还要求进攻。仿佛事情是关于学院式的争辩似的！进攻即等于重新作战。期待式的保持前线则表示休战。士兵关于防御战的理论与实际，就是与德国人作默契的，后来则是公开的协定：“不要触犯我们，我们也不触犯你们。”除此之外，军队已不能给战争以任何贡献了。
在准备进攻的掩饰之下，反动军官们显然企图将缰绳握在手里，所以士兵们就更不愿相信那战争宣传了。在士兵的日常谈话中，发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刺刀对准德国人，枪柄对付内敌。”不过无论如何，刺刀是规定着作防御之用的。战壕里的士兵从不想夺取鞑靼尼尔海峡。和平的愿望，成为一脉有力的潜流，很快就一定要涌出地面。
米留可夫虽不否认早在革命之前，军队中就已“观察”得到反面的现象，但他又企图在革命之后很久，断定军队是能实行协约国给它规定下的任务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以历史家的资格写道，“绝不是一下子就达到前线的，革命之后一月或一月半，军队还是健全的。”整个问题都在宣传这个平面上来观察，仿佛已尽了解释历史过程的能事了。当米留可夫（他把显然神秘的力量归之于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对布尔什维克作事后斗争时，实际上却在为否定事实而斗争。军队的真实情形如何，我们已经见过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军官们自己，在革命后头几星期，甚至头几日中，是怎样估计了军队的战斗力的。
3月6日，北线总司令罗斯士基将军报告执行委员会道，士兵对长官之完全不服从运动开始了；必须派几个素孚众望的工作人员到前线来，使军队中能得到某种平静。
黑海舰队参谋长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从革命的头几天起，我就明白战争是不能进行了，它已经失败。”据他说，高尔却克也保持着同样意见，如果他还当着舰队司令不去，那只为了预防军官们遭受暴行之故。
在禁卫军中占着很高指挥地位的伊格那底也夫伯爵，在3月间写信给纳博科夫道：你一定要明白懂得，战争是完结了，我们再不能而且再不将作战了。聪明人应想法来不感痛苦地消灭战争，否则就要发生大灾难……当时古契柯夫对纳博科夫说，这样的信，他也收到了一大批。
有些——不过极少——报告，外表上说得似乎有希望得多，但这希望常被补充的解释着所抵消。第二军司令官丹尼洛夫报告道：“军队对于胜利的愿望还是存在。在某些部队中，那愿望甚至增强了。”但立刻添加了一句道：“纪律荡然……进攻行动最好能延迟一个时期（1月至3月），等局势平静了再说。”以后又来了一个意外的补充：“补充队到达的只有百分之五十；假使他们将来还要那样地解消，并且仍旧那样地没有纪律，那末进攻的胜利是没有指望的。”
“从事防御行动，本师完全能够胜任”，第五十一步兵师的勇敢长官报告着，并且附加一句道：“必须使军队脱出士兵与工人代表们的影响。”这个呢，不过，完全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百八十二师师长向军长报告道：“误会的事情每天增加着，本质上，为的都是些小事，但就性质说却是不祥的。士兵们愈来愈神经质了，军官们更其如此。”
以上所举，不过是些零碎的证词，虽然为数是颇多的。但在3月18日，总司令部里为要讨论军队的情形，开了一次高级军官的会议。各个中心指挥部的结论完全一致：“在最近几月中，不能派遣所需的补充队伍到前线去，因为一切后备军中都发生着骚扰。军队是病了。要纠正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多半得有两三个月时光。”将军们不懂得那毛病是只能日趋沉重的。在目前，他们观察到军官精神的沮丧，军队里的鼓动，与士兵逃亡之盛行。“军队的作战力低落了，要想军队在目前前进是很困难的。”得出来的结论是：“定于春季实施的积极行动，现在不能执行。”
在以后几星期中，局势迅速地继续恶化着，同样的证词则倍增至无有穷尽。
3月底，第五军团司令特拉贡密洛夫将军写信给罗斯士基将军：“作战精神衰落了。士兵们非但无意进攻，甚至连表示于防御中的一点简单的顽强态度，也低落得简直有危及战争胜利之虞……政治已波及到军队的所有阶层，它使军事群众只想念一件事情，即结束战争，回老家去。”
反对总司令的台柱之一，不满于新秩序的卢考姆斯基将军，在革命初转任为军长时，据他自己说，发见了只在拥有许多军官与士兵的干部分子的炮队与工程队中，还保有纪律。“至于那三个步兵师，则走上了完全瓦解的道路。”
革命后因希望的影响而减少了的士兵逃亡，如今又在失望的影响之下增加起来了。据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报告，自4月1日至7日这一个星期中，约有八千士兵自北线与西线逃亡。他写信给古契柯夫道：“我读到那些不负责任的人说军队情绪‘极好’的报告，十分惊奇。这有什么用呢？它骗不了德国人，而对我们却是一个致命的自欺。”
有一点我们得指出来的，就是直到现在，差不多还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过布尔什维克。大多数军官们简直还不曾学会这个古怪的名字。如果在报告上要说到军队解体的原因的话，那就指出报纸，鼓动家，苏维埃，一般的“政治”，一句话，即指出二月革命。
你还能见到某几个乐观主义的军官，他们希望一切事情都会变好起来。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故意对事实闭上了眼，为的不要惹起新政府的不欢。另方面，有许多官长，特别是那些最高级的，则故意夸大解体的征候，好叫政府采取严峻办法；对于这些办法，他们自己却不能或不敢直接提出来。不过那幅基本的图画是无可争论的。革命遇见了患病的军队，便以政治形式覆盖着它难以抑止的解体过程，这种政治形式，一星期一星期地更带有无情的明确性。革命不仅贯彻了和平的渴望，而且也彻底发挥了士兵群众对军官与对一般统治阶级的仇恨。
4月中旬，阿列克谢耶夫关于军队情绪，对政府作了一个亲自报告，其中显然是不惜加以演染的。“我记得很清楚”，纳博科夫写道，“那是怎样一种忧郁与绝望的情绪袭击着我们啊。”我们可以假定：米留可夫也出席听这报告，此事一定发生于革命后的最初六星期内。把阿列克谢耶夫召来报告的，多半就是他，意思是要借将军来恐吓他的同僚，且以他们作中介，恐吓他的朋友——社会主义者。听过之后，古契柯夫确实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谈了一次话。他怨诉道：“一种败坏性的前线亲善开始了。直接不服从长官的事件也听得报告过了。命令在未执行之前，要在军队组织与大会上讨论。在某几个部队中，士兵竟不愿听人们说起积极行动。当人们希望明天就会和平之时”，——古契柯夫不无理由地说道——“你是不能想他们在今天去牺牲性命的。”从这里，这位陆军部长得出结论道：“我们得停止高声谈论和平。”但因为革命正教会了人民把他们以前在心里的默想的东西高声地说出来，所以古契柯夫的意思就是要终结革命。
当然，士兵就是在战争的第一天，也既不愿意死亡，又不愿意作战的。不过他那不愿意的方式，正犹一匹拖炮的马！不愿把重炮拉过泥泞一样。他和马一般，也不曾想过他能把那挂缚在身上的重负抛掉。在他的意志与战争的事变之间，并无任何联系。革命却替他缔结了这个联系。在数百万士兵看来，革命的意义，就是能过较好生活的权利，首先是一般的生存权，使他们的生命有了不受子弹打击的权利，同时，也就是使自己的脸子有不挨长官拳头之权。在这个意义中，我们已在上面说过了，军队中的基本的心理过程，在于个人人格的觉醒。个人主义的火山似的爆发，（这常常带着无政府形式），被教养阶级视作一种叛卖民族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在士兵们的激烈的演说中，在他们那放肆的抗议中，甚至在他们流血的过火行为中，一个民族只是在从非人格的、史前时期的原料中形成起来。对资产阶级如此仇恨的那种群众的个人主义的洪流，乃由二月革命的性质所引起，因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
但是这并不是二月革命的唯一内容。因为参加革命的，除了农民和他当兵的儿子之外，还有工人哩。工人们久已自觉到个人的人格，他这参加战争不仅怀着对战争的仇恨，而且还具有反战斗争的思想；革命对他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胜利事实，同时又表示他那个反战思想的部分胜利。皇朝的推翻，在他看来不过是第一个阶段，他不曾就此停止，而要赶快趋向于另一个目的。他觉得整个问题就在于：士兵和农民能和他一起走得多远？——假使将来我回不得家乡，土地对我有什么用？士兵问着。他站在那扇无法进去的戏院门前，便又跟在工人后面说道：假使走向自由的钥匙拿在主人手里，那我还要这自由干吗？这么着，经过那二月革命的无边无际的浑沌，却已透露出十月革命之钢青色的光辉了。
[1] 直译为“欢喜努力，大人”。为旧俄军队中接令时之习惯对答语。——译者。
[2] 指在3月1日（旧历）彼得格勒举行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此命令后来以苏维埃第一号命令为人们所熟知。—C.R
[3] 喻天赋人以忍辱负重的本性。——译者。
[4] 俄文中“自由”一词，有中文中“自由”与“免费”两义。——译者。
[5] 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 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20世纪初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转到自由派营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是俄国帝国主义思想家。托洛茨基称他为德国人是因为他有日尔曼血统。—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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