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统治阶级既然想避免革命，究竟为什么不企图除掉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呢？他们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不敢。他们既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而且也缺乏决心。宫廷中革命的思想悬在空中，一直等国家革命来把它淹没。只为要更明白地懂得在革命爆发的前夜，皇朝与贵族官僚及资产阶级的上层间的相互关系起见，我们就不得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占有阶级由于他们利益、习惯与卑怯使然，是十足的皇党。不过他们要一个没有拉斯布丁的皇朝。皇朝则回答他们道：接受我目前的样子。关于廉洁内阁的要求，沙后对他们的回答是从拉斯布丁的手里拿过一只苹果来，送给总司令部里的沙皇，要求沙皇吃这苹果，以便增强自己的意志。“记着吧，”她发誓地说，“甚至费列泼先生（一个法国骗子催眠术家）都说，不能答允宪法，因为这将是你与俄罗斯的同归于尽……”“你要做彼得大帝，做可怕的伊凡，做保罗皇帝——把一切践在脚下！”
这是恐惧迷信与对于国家之恶毒的见外心的一种多么可憎的混合品呀！固然，至少在最上层，沙皇的家庭仿佛还不是那样孤单的，因为拉斯布丁总是被上流社会太太们的星宿所包围，而妖术也已普遍地统治了贵族。但这种恐惧的神秘主义并不是联络人，而是相反地分散人的。每一个人都依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许多贵族家庭拥有各自竞争的圣者。甚至在彼得格勒最上层的社会中，沙皇家庭也恰好被看成是染上瘟疫似的，被用一种不信与仇恨的避疫隔离物所包围着。女官维罗博娃记忆道：“我深深地意识到与感觉到所有在我们周围的人，对于那些我尊之为神的那些人，怀有一种恶意，而且我觉得这种恶意具有同样可怕的广度。……”
在战争的紫色背景里，在地下震动的明显的辚辚声中，特权者并不片刻拒绝生之欢乐，相反的，他们贪婪地吞咽着这些欢乐。但在他们的宴会里，却愈加经常地会出现一个骷髅，动着指头的小骨节来叫人害怕。那时，他们开始觉得，一切不幸都在于“亚里丝”[1]那种讨厌的性格，在于沙皇的阴险而缺乏意志，在于那个贪婪的傻瓜维罗博娃，在于那头盖骨上有一个伤疤的西伯利亚基督。预兆着不可忍受的潮浪冲过了统治阶级，痉挛地从周围紧逼到中心，愈来愈使那住在皇村里的可恨的最上层孤立起来了。维罗博娃在自己那本一般说来是极其虚伪的《回忆录》中，很明显地表示出这个最上层当时的感觉：“……我曾一百次地自问：彼得格勒的上流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都在精神上生了病吗？或者染上了在战时猖獗的某种瘟疫吗？难于了解，不过事实是如此：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种反常的兴奋状态中了。”
罗曼诺夫氏广大的家族，所有这些贪婪、骄横与大众所仇视的这一群大公爵与大公主们，都属于这些神志颠倒者之列。害怕得要死，他们拼命想从那往自己身上紧迫拢来的圈子中解脱出去，他们在佛龙特（见注释[2]）化的贵族之前低头，窃窃私议着这对沙皇夫妇，他们相互鼓励着，并且还鼓励着自己周围的人。尊严的皇叔们给沙皇写了一些劝告的信，人们在尊敬的口吻里，听得到骂詈与切齿之声。
已经在十月革命之后了，泼老讨包包夫虽然不很文学地，但是有声有色地描写着上流社会的情绪：“革命之前，甚至最上等的阶级都佛龙特化了。在上流社会的客厅与俱乐部里，对政府的政策作严厉的与非善意的批评；沙皇家庭中所形成的关系，被他们探究着与讨论着；关于国家元首的小故事，在他们中流传着；诗也写出来了；许多大公爵公然出席这些集会，他们的出席，在群众眼中，使这些讽刺的故事与恶毒的夸张具有特别的可信性，这种玩意的危险性，他们直到最后关头都还不曾意识到。”
关于宫廷近幸党的谣言，又因人们指责它亲德，与甚至指责它直接通敌，而特别厉害了。这位喧哗的但不很可信的罗将柯干脆声明道：“气味之相投与他们中间的联系，就逻辑上的看来是那样清楚的，以致德国参谋部与拉斯布丁一群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对于我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因为这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简单求助于“逻辑上的”清楚性，大大减弱了这一证词的坚决语气。就是革命之后，拉斯布丁党羽与德国参谋部间的关系也不曾发见任何证据。关于那所谓“亲德派”问题，事情却属相反。当然，事情并不关于那德国妇人——沙后，首相史朵梅尔，伯爵夫人克拉密黑尔，宫内的大臣弗里特立克斯伯爵，以及其他具有德国姓氏的人们的民族同情与反感。老的女阴谋家克拉因密黑尔的那本厚颜无耻的《回忆录》，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欧洲各国的上层贵族具有怎样超民族的性质，他们因出生，承袭，对于一切较下等级的鄙视,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由于在古旧的城堡中，时髦的避暑山庄中，与在欧洲的宫廷中那种国际性的通奸，结合在一起了。比较得更为真实的，倒还是宫廷婢仆们对于法兰西共和国的阿谀的律师所表示的反感，与反动家们——不管他们具条顿式或斯拉夫式的名字——对于柏林政制的真正俄罗斯精神所表示的同情；因为它老是以那些涂腊的胡须，伍长的姿势与自满的愚蠢叫俄国的反动家们感受到深刻的印象。
但解决问题的并不是它。危险性是从局势的本身的逻辑中发生出来的，因为宫廷不能不从单独媾和中找到得救之道，所以局势愈危险，它就愈加坚决地要单独媾和。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自由主义以它自己的领袖为代表，曾企图保留单独媾和的机会，以便自己将来踏上政权。但正因为如此，它便进行猛烈的爱国主义的鼓动，用以欺骗民众与恐吓宫廷。宫廷近幸党在这样尖锐的问题上，不敢在时机未成熟之时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甚至不得不伪装一般爱国主义的口吻，而同时则为单独媾和寻找根基。
曾任警察厅长的柯尔洛夫将军，属于拉斯布丁的宫廷近幸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然否认自家的主人与德国人联络或对他们同情，但他立刻又补充道：“史朵梅尔的意见以为对德作战乃是俄国的最大不幸，这战争并没有任何严重的政治理由，为了这意见，人们是不能责备他的。”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具有这样有趣的“意见”的史朵梅尔，却是一个正与德国作战的国家的政府领袖呢。沙皇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泼老讨包包夫，当自己踏进政府的前夜，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家进行谈判，并将这些谈判报告给沙皇。拉斯布丁本人，就据那位柯尔洛夫将军说，“认为与德国作战对于俄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最后，皇后在1916年4月5日写信给沙皇道：“……他们不敢说‘他’（指斯拉布丁——译者）与德国人有什么共通的东西，他像基督一样，对一切人都仁慈与宽大，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无论属于哪一宗教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都应该如此。”
当然，与这个永不脱离沉醉状态的真正基督徒沆瀣一气的，不仅是骗子，高利贷者与贵族的媒婆，而且还有真正的间谍，这是十分可能的。这样一种“关联”当然不能除外。但立于反对派地位的爱国家们却更广泛与更直接地提出问题：他们直接地说沙后叛国。邓尼金将军在其远在以后才写的《回忆录》中作证道：“在军队中，毫不顾时间或地点，人们高声谈论着皇后坚决要求单独媾和，又谈着她之出卖吉钦尼尔上将，仿佛她曾把上将来俄访问一事通知了德国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情形在军队的情绪上，在它对皇朝与革命的关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这个邓尼金告诉我们说：已经在革命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对于皇后叛国这一个直率的问题，“含糊与勉强地”回答道，当他在检查文件时，在沙后那里发见了一张地图，上面详细注明着全线军队的地点，又说这事情对他，阿列克谢耶夫，发生了一个痛苦的印象。……接着，邓尼金意味深长地加添一句道：“其他不再说一句话，他改变了话题。”不管沙后那里有没有这样一张神秘的地图，但不幸的将军们显然不反对把自己战败的一部分责任，转嫁于沙后身上。这个在军队中爬行着的关于宫廷叛国的责难，无疑地，主要是从上而下，即从无能的司令部里传下来的。
但假使沙后本人把军事秘密，甚至把同盟军主将们的头颅，都出卖给德皇威廉，而沙皇则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着沙后，那末除了解决掉这对沙皇夫妇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既然军队的与反德派的首领都算是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那末仿佛由于职位之故，他会被推举出来作宫廷革命的最高维护者了。因此，在拉斯布丁与沙后的坚持之下，沙皇便撤了大公爵的职，将总司令的位置拿在自己手里。可是沙后甚至连职务移交时叔侄会面都觉得害怕。她给总司令部里的沙皇写信道：“亲爱的，你要竭力小心才好呢，别让尼古拉夏逼你答允什么，或逼你做别的什么事，——你要记得，这是格里高利将你从他以及他的恶人那里救出来的……你要凭俄罗斯之名记得：他们要干些什么；他们要撵掉你（这不是私议，奥尔洛夫那里已经有一切文件），要将我送进修道院。……”
沙皇的兄弟米哈依尔对罗将柯说：“全家都知道亚历山大拉·费道罗扶娜是多么的有害。只有一些卖国贼包围着我的兄弟与她。一切有品格的人全走了。但是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了：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形中？
大公主马丽亚·巴夫洛夫娜在自己儿子的面前，坚持要罗将柯发动“除去”沙后。罗将柯提议把这次谈话作为不曾有过，否则，他为誓言所拘束，必须报告沙皇说：大公主向国会议长提议毁灭皇后。这样一来，这位伶俐的侍从长官便把一个弑后的问题，变成可爱的上流社会的笑谑了。
有时内阁本身也会立于沙皇之尖锐的反对地位。还在1915年，即在革命之前一年有半，在政府的会议中公然发表演说，这些演说便是目前看来，也仿佛是不可置信的。陆军大臣波立凡诺夫说：“只有与社会妥协的政策才能挽救局势。目前这种动摇的堤岸不能预防灾难。”海军大臣格里高老维奇说：“连军队都不相信我们，等待着变故，这不是秘密。”外交大臣沙尚诺夫说：“沙皇的民望与他在民众中的威信，大大地动摇了。”内政大臣谢巴刀夫说：“在这正在形成的局势中，所有我们这几个人都不适宜于统治俄国……需要一个独裁，或者是一个妥协的政策。”（1915年8月21日会议。）无论独裁，无论妥协，都已经不能有所帮助了；无论这，无论那，都已经不能实行了。沙皇不敢实行独裁，拒绝采用妥协政策，又不接受那些自然认为不合适的大臣们的辞呈。保管文件的那个最高官在大臣们的演词上加了一句按语道：显然我们都得吊死在街灯柱上了。
在这样的自觉中，如果连官僚方面都说必须实行宫廷革命，把它当作预防日益增展的革命之唯一方法，也就不足怪了。有一个参加这样谈话的人回忆道：“假使我闭上了眼睛，那我会以为是处身在激烈革命者的社团之中。”
一个宪兵上校，特别研究南俄的军队情形，在报告中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画：由于宣传之力，特别是说沙皇与沙后亲德的宣传，军队已能接受宫廷革命的思想了。“这种意义的谈话，在军官们的会议中是公开进行的，并不遭到最高指挥官方面的必然的反对。”泼老讨包包夫从他自己的一方面来证明道：“最高指挥官中有许多人同情宫廷革命；有些个别的人则与那所谓进步联盟的主要分子发生关系，或受他们的影响。”
后来臭名洋溢的海军大将高尔却克，当他的军队被红军摧毁以后，在苏维埃的侦查委员会之前供述道：他同国会里的许多反对派分子有关系，他欢迎他们的讲演，因为“对那存在于革命以前的政权，他的态度是反对的。”不过高尔却克并没有说到宫廷革命的计划。
当拉斯布丁被杀与接着因此而放逐了大公爵们之后，上流社会中特别高声地谈到宫廷革命的必不可少。尤苏博夫亲王讲述道：当大公爵地米脱里在宫中被捕，好多部队里的军官跑去见他，向他提议各种坚决的行动计划，“对于这些，他当然不同意。”
同盟国的外交界，至少是英国大使，认为是参与这个阴谋的。英国大使在1917年1月间，无疑由于俄国自由派的唆使，曾企图去影响尼古拉。事先大使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允许。尼古拉注意地与客气地听大使讲话，对他表示谢意，然后——谈到另外的事情上去了。泼老讨包包夫报告尼古拉说：布哈南（英驻俄大使——译者）与进步联盟最主要的人物有关系，提议派人监视英国大使。尼古拉仿佛不赞成这个提议，觉得监视大使，“与国际传统不符”。同时柯尔洛夫却毫不隐讳地说，“密探机关每天注意着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与英国大使的关系。”因此，国际传统倒丝毫不会碍事。但破裂了国际传统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帮助：便是这样也不会破获什么宫廷阴谋。
事实上有这样的阴谋存在吗？没有东西能证明它。它太广泛了，这“阴谋”，包括着太多与太杂的方面，以致无法成为阴谋。它悬挂在空中，好像是彼得格勒社会上层分子的情绪，好像是一个模糊的赖此可以得救的思想，又好像是一个失望时的口号。但它不会能凝固到实际计划的程度。
十八世纪上层贵族，曾不止一次地用囚禁或窒死不良皇帝的方法，来实地改正皇统继承的次序。这手术最后一次在1801年施用于保罗沙皇。因此，我们不能说宫廷革命违反了俄罗斯皇朝的传统：相反地，它已成为此种传统之固定的成分。可是贵族很久以来便已自觉到坐鞍不稳了。他们把窒死沙皇的荣誉让渡给自由资产阶级。但后者的领袖们却并不表示出较大的果敢。
革命后，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把自由派的资本家——古契柯夫与德列钦可，与接近他们的将军克里木夫，当作阴谋家的核心。这位在当年反英的包尔人的军队中当过志愿兵，善于决断的古契柯夫，这位带有踢马刺的自由主义者，一般地在“社会舆论”方面看来，仿佛应该是一个最适宜的阴谋人物了。事实上也不会是那个唠叨的教授米留可夫！古契柯夫无疑地曾不止一次重温着那个便捷之一击的思想，即用一团禁卫的兵来代替革命与预防革命。维特早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谈到过古契柯夫，他恨他，把他说成为一个少年土耳其党对付不合适苏丹的那种方法的崇拜者。可是即使在年青时代也不会发挥出少年土耳其党勇敢的古契柯夫，却已大大地老成起来了。而重要的则在于这个斯托雷平的战友，竟不能不看到俄国环境中与古旧土耳其情形之间的差别，竟不能不自问：宫廷革命是否会既不能成为预防革命的方法，反而变作融化冰山的一个最后的推动力；并且这样一来，是否会弄成药物较疾病的本身更易致命呢？
在论及二月革命的文献中，总是把宫廷革命的准备，当作一个确定的事实来谈。米留可夫是这样说的：“在二月间，已计划着实行它了。”邓尼金则把实行期挪至三月。二人都提起那个“计划”：要半路截留沙皇的火车，请求逊位，如遭拒绝，（他们认为一定拒绝的）就予沙皇以“肉体上的消除”。米留可夫又加添一句说因预见到革命的可能，进步联盟的领袖们（他们没有参加阴谋，没有“确切地”得到它准备的情报），便在狭隘范围内进行讨论：当政变胜利之时，如何加以较好的利用。近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品，也相信那个政变已有实际准备的故事。由于这个例子，恰巧我们可以探究出：传说在历史科学中是多么容易地与巩固地取得一个地位。
阴谋之重要的证明，乃是被人们常常提起的罗将柯那个颇有声色的故事，但这故事所证明的，恰恰就是此种阴谋之未曾存在。1917年1月，克里木夫将军从前线回到首都，在国会议员的面前抱怨道，目前的情形是不能继续的了：“假使你们决定采取这个极端办法（撤换沙皇），那我们会拥护你们。”假使你们决定！……十月党人希特洛夫斯基气愤地喊道：“当他正在毁灭俄罗斯时候，是不必怜悯与姑息他的。”在喧嚷的辩论中，不知是真还是假，据说勃罗西洛夫说了这样的话：“假使要我们在沙皇与俄国之间挑选一个——那我就追随俄国。”假使要！年青的百万富翁德列钦可的发言，有似一个不屈的弑君者。立宪民主党人兴格略夫说：“将军的话是对的：政变不能避免。……但是谁决定去干呢？”问题正在这里：谁决定去干？罗将柯陈述的要点就是它，所以他本人起来反对政变。在以后几星期的过程中，计划显然丝毫都不曾进行。关于截留沙皇火车的话不断地谈着，但是谁去实行却完全不知道。
俄国的自由主义在比较年青之时，常用金钱与同情支持革命的恐怖主义者，希望借用他们的炸弹，将皇朝驱入它的怀抱。在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中，没有一个是惯于将自己的头颅来冒险的。不过起主要作用的终于还不是个人的恐惧而是阶级的恐惧，他们考虑着：现在固然不好，但也许还会更坏呢。无论如何，假使古契柯夫，德列钦可与克里木夫真正决心实行政变，即是说，他们动员了力量与手段，实际地准备了它，那末在革命之后，这事情一定会十分明确地大白于世，因为参加者，尤其是那些年青的实行者（这些人应该需要得不少），没有任何理由要把那“差不多”已经完成的事业保持沉默，因为在二月之后，这资格只能保证他们的宦业。然而，这样的表白却不曾有过。事情是十分明白的，古契柯夫与克里木夫的政变，只不过在饮酒抽烟时的一些爱国的慨叹罢了。思想轻浮的贵族佛龙特派，与身价重实的财阀反对派一样，都无心用行动来改正一个不利于己的天意的行程。
1917年5月间，自由派中最会说漂亮话与最空洞的人们之一——麦克拉可夫，在国会（革命将把它和皇朝一起扫除，）的秘密会议上喊道：“假使子孙们将来要咒骂这次革命，那他们也要咒骂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及时地从上而下用政变来预防它！”再过一些时，克伦斯基已经亡命国外了，也将跟着麦克拉可夫悲叹道：“是的，俄国有选举权的公民，来不及实行及时的从上而下的政变，（关于这，人们说了这么多的话，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来不及预防国家之自发的爆裂。”
这两种叹息完成了一幅图画，它表示出：便是在革命业已施展了它一切不可克制的力量之后，受过教育的俗子们却还在想着：当初如果“及时”掉换了一个皇朝的头目，还是能预防革命的！
* * *
要干“大的”宫廷革命虽缺乏决心。但由此却发生了一个小革命的计划。自由派的阴谋家不敢选择皇朝的主角；大公爵们便决定选择皇朝的后台提示人：他们把杀死拉斯布丁看作挽救皇朝的一个最后方法。
娶罗曼诺夫氏一个女子为妻室的尤苏博夫亲王，牵涉于大公爵地米脱里·巴夫洛维奇与皇党议员卜立希开维奇的案件中。他们还想把自由派麦克拉可夫也牵涉在内，显然要使那次暗杀具有“全国民”的性质，这个著名的律师，很聪敏地拒绝了，却供给阴谋者以毒药。这是一个很时髦的细节！阴谋者倒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觉得罗曼诺夫氏的汽车很容易把杀死了的尸体运走，所以大公爵的徽章找到用处了。其他的情形是照那种迎合低级趣味的电影剧本排演的。在12月16日至17日的那一个夜里，拉斯布丁被诱赴小宴，见杀于尤苏博夫的私室之中。
统治阶级，除了狭小范围的宫廷近幸党与神秘主义崇拜者之外，都把拉斯布丁的被杀当作一种救命的行为来加以欢迎。在家中被捕的大公爵，——他的两手，据沙皇说，还染着农民（虽然是基督，也还是农民！）的血——得到一切居住在彼得堡的皇族的同情访问。沙后的同胞姊妹——大公爵塞尔的寡妇，来电说她替凶手们祈祷，祝福他们的爱国行动。报纸，在未被禁止提起拉斯布丁之时，登载着狂欢的文章。在戏院中，人们企图以示威的方式来对凶手们表示敬意。行人在街上相互道贺。尤苏博夫亲王回忆道：“在私人的住宅中，在官场的会议里，在酒楼中，人们都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在工厂中，工人们为我们高呼万岁。”工人们得知了拉斯布丁被杀之后并没有表示不快，这是完全可以承认的。但他们的高呼“万岁”，与复兴皇朝的希望却毫无共同之点。
拉斯布丁的宫廷近幸党隐匿起来了，待机而动。他们神秘地埋葬了拉斯布丁，隐瞒着全世界：沙皇，沙后，沙皇的女儿们与维罗博娃；如果围绕在这个被大公爵们所杀的、这个神圣的“朋友”、这个过去的偷马贼的尸体之旁，沙皇的家庭一定会觉得是自身之见弃于人的吧。但是，即使是埋葬了的拉斯布丁，也还不能得到平静。当罗曼诺夫氏的尼古拉与亚历山大拉算已被捕之时，驻扎皇村的士兵们就掘坟开棺。在被杀者的头旁，放着一个神像，上面有如下的签名：亚历山大拉、奥尔加、达将娜、马丽亚、安那斯达细亚、安娘。临时政府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派一个特使去，要把尸体运到彼得格勒来。群众反对，特使便不得不就地焚烧了尸体。
“朋友”被杀之后，皇朝一共还残存了十个星期。但这个短短时期仍旧是属于他的。拉斯布丁虽已不在，而他的影子却继续统治着。与阴谋者的一切期望相反，沙皇夫妇在暗杀案之后，竟以特别的决力来擢用拉布斯丁党羽中最可鄙的分子。为替拉斯布丁复仇，一个恶贯满盈的匪棍被任为司法大臣。好几个大公爵被逐出首都。谣传泼老讨包包夫施行精神术，召唤拉斯布丁的鬼魂。绝望的活索愈来愈拉得紧了。
拉斯布丁的被杀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绝不是那些暗杀的参加者与起意者所算到的作用。它不是减弱了危机，而是加剧了它。到处：在宫廷中，在司令部中，在工厂与农舍中，都谈论着这次暗杀。结论自然而然地得了出来：要反对患瘫病的宫廷近幸党，便是大公爵们也除了毒药与手枪之外别无他法了。诗人勃洛克关于拉斯布丁的被杀写道：“结果了他性命的那颗子弹，正落在统治皇朝的心坎。”
* * *
罗伯斯比尔有一次曾提醒立法会议道，贵族的反对派削弱了王朝，唤起了资产阶级，而在它的后面却跟着民众。同时罗伯斯比尔又预言过：在欧洲的其他部分，革命将不能像在法国那样地发展得快，因为其他国家的特权阶级，已经得了法国贵族的经验了，再不会发动革命了。罗伯斯比尔给我们做了一个出色的分析，但他的预想却弄错了，即他以为法国贵族反对派的轻率的主动，给其他国家的贵族以一个一劳永逸的教训。俄国在1905年，尤其在1917年又表示出反对专制与农奴制度的因而是反对贵族的革命。在它的初步，总得到不仅是普通贵族的，而且有上层贵族中最特权分子的，甚至有朝廷中人的无系统的、矛盾的但很真实的合作。这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仿佛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冲突。但实际上，它只与该学说庸俗了解相矛盾罢了。
革命发生于社会的一切矛盾达到了最高度紧张的时候，但这时候所造成的局势，甚至对于旧社会的各阶级，即命定着要破灭的各阶级也是不能忍受的。我们虽不愿把生物学的比喻看得比它所应得的意义更重，但还是值得提起这一类比喻。分娩这个行为在某个时机，无论对于母亲的机体或它的产儿，都同样地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的反对派，表示出他们的传统社会地位与社会继续存在的要求间之不能相容。一切都开始从占统治地位的贵族手中溜出去了。贵族自觉到处身于大众仇视的焦点，便把罪恶推卸给官僚，后者又责备贵族。然后，共同地或单独地，他们就把自己的不满向他们政权的皇冠发泄。
有一时曾被召入阁，服务于贵族等级机关的谢巴刀夫亲王说道：“萨马林和我——都是省里贵族的领袖。自今以前，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作左派，我们也不曾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物。但我们两人都不能懂得国内这种情形：皇帝和他的政府竟会和一切理智健全的（革命的阴谋是不值得谈的）社会——即和贵族，商人，城市，‘地方自治会议’，甚至和军队，都发生激烈的不同意见。如果在上面的人不愿意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我们的责任所在，只有告退。”
贵族看出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皇朝之盲目或失去了理智。特权等级不相信已根本没有能调和新旧社会的政策；换句话说，贵族不肯自安于它的末运，于是把死前的苦恼，转变为反对旧制度最神圣的力量，即反对皇朝的一个反对派。贵族反对派的尖锐性与无责任性，原因在于历史对于上层贵族的溺爱，以及它之不能忍受自己在革命中所感觉到的恐惧。贵族佛龙特派之无系统性与矛盾性，要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即这一反对派的阶级是没有出路的。正和一盏灯相似，在它熄灭之前，发出一下光亮的、虽然带烟的火光，——贵族在消逝之前，也发出了反对派的闪光，它给自己的死敌帮了极大的忙。这样就是那个过程的辩证法，它不仅与社会的阶级学说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学说才能加以解释。
[1] 即沙后亚历山大的呢称。——译者。
[2] 找不到译者的注释。英译本附录特殊名词注释中这一词条解释是：佛龙特(frondeurs)，译名投石党，本是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年幼未亲政时的贵族反对派的名称，后来泛指统治贵族中的反对派。－C.R
|
<<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