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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俄国之参战，在动机与目的上都是矛盾的。流血斗争之进行，本质上是为了争夺世界统治。但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并无力量担负此种斗争。所谓俄国本身的战争目的（土耳其海峡、加里西亚、亚尔美尼亚，）则具有省份性质，并且此种目的之能否达到，还须视它们与主要参战者的利益符合到何种程度，只能在这种程度内，它们附带地获得解决。
同时，俄国既是一个大国，便不能不参加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格斗之中，这好比在从前时候，它不能不采用作坊，工厂，铁路，快枪，与飞机一样。在最近一派俄国历史家中，时常争论着一个问题：沙俄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政策到底成熟到何种程度？不过在争论中，他们老是陷于经院主义，因为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把俄国当成一个独立因素，加以孤立的观察。然而它不过是整个系统中的一环而已。
印度无论就本质与形式来讲，都是以英国殖民地的资格参战的。中国的参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主人间的格斗。俄国的参战，则有些介于法国参战与中国参战之间。俄国以参战的代价，换得了它与先进国的同盟权利，由此可输入资本，支付利息，这就是说：在本质上，它参了战就可有权成为同盟国之特权殖民地了；不过在同时，它又可由此获得权利，去压迫与掠夺土耳其、波斯、加里西亚，以及一般比它自己更弱更落后的国家。俄国资产阶级这种两重性的帝国主义，在根本上，带有世界其他更大强国的代理人性质。
中国的买办制度，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这是一种介于外国财政资本与本国经济之间的代理人。在世界的国家等级中，俄国在战前所占的位置比中国的要高得多。如果不发生革命，它在战后会占有怎样的位置，这是另一问题。不过一方面俄国皇朝，另方面俄国资产阶级，总都带上了愈加明显的买办特点：他们生活与营养在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上，他们为这联系服务，如果失去了这个依靠，他们就无法维持。诚然，他们即使在这个支持之下，终于也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半买办式的俄国资产阶级之具有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与那靠拿回扣藉主人利益来生活的经纪人，具有同样意识。
战争的工具是军队。既然无论哪一个国的军队在民族神话中都认为是不败之师，那末俄国统治阶级也见不到什么理由要把沙皇的军队作为例外。事实上呢，它只当征讨半野蛮民族，弱小邻邦与腐朽国家时，才是一个严重的力量；在欧洲的竞技场上，它只有成为联军的一部分才能行动；在防御的情形中，只当它配合了幅员庞大，人口稀少与道路难行等条件，才能履行它的任务。苏伏劳夫[1]是指挥农奴军队的能手。但法国革命给新社会与新军事艺术开启了门户，给苏伏劳夫的军队判了死刑。
农奴制的半取消，与普遍兵役制的采取，使军队的现代化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国家所已达到的程度，这就是说，把国家的一切矛盾带进军队中去了，而国家则还得完成它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诚然，沙皇军队是照西欧的模型建立与武装起来的；但这是形式多于实质。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准与军事的技术水准并不相符。在军队的指挥部中，表现出俄国统治阶级的愚昧，懒惰与盗窃行为。工业与运输，在战时集中的要求之前，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破产。在战争的第一天，军队仿佛还武装得不错，但很快就变成了不仅没有武器，甚至还没有皮鞋。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曾表示出它有多大的价值。当反革命时期，皇朝得到了国会的帮助，充实了军事库藏，给军队补好了许多破绽，其中也补好了它无敌的声誉。1914年却来了一次新的，远较严重的试验。
在军事给养与财政方面，——俄国在战时立刻发觉自己是奴隶般依赖着同盟者了，这不过是它对先进资本主义国之一般依赖，在军事上的表现罢了。然而同盟国的援助却无济于事。弹药的缺乏，生产军需品的工厂之稀少，运输此种物品的铁道网的疏落，就把俄国的落后性翻译成失败这一种无人不晓的言语，军事失败提醒了俄国的国家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祖先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性革命，因而后辈对历史负担着债务。
战争的头几天也就是耻辱的头几天。在几次部分的失利之后，1915年春天便突然发生了总退却。将军们自己罪恶性的无用，遭致了溃败，却对和平的民众复仇。很大的地区被以武力夷成废墟。人们像蝗群一般地被用鞭子赶到后方。对外的溃败又用对内的歼灭来加以补充。
在答复同僚们关于前线情势所发的惊恐的问题时，陆军大臣波立凡诺夫将军说过这样的话：“我信赖我们这不能深入的幅员，无法通过的泥泞与圣尼古拉·米里吉斯基这位神圣俄罗斯的保护人的慈悲。”（1915年8月4日会议。）一星期后，罗斯士基将军对同样这几位大臣承认：“军事技术的现代要求，我们是无力适应的。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追上德国人。”这不是一时间的情绪。军官史丹开维奇转述军队里工程师的话道：“跟德国人打仗没有希望，因为我们一点也不能有什么作为。甚至新的作战方法，也会变成我们的失败的原因。”这样的呼声是无数的。
唯一事情，为俄国将军们所竭力从事的，就是把人肉从全国拉出来。人们对待牛肉与猪肉，要无比地珍惜些。参谋部中下贱的渺小的人物有如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手下的雅奴许开维奇与沙皇手下的阿列克谢耶夫，总是用新的动员来弥补一切破绽，且以数字的行列来安慰自己和同盟者，虽然那时所需要的是战斗员的行列。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万人被动员了。他们充塞了军需处，营房，转送站；拥挤着，践踏着，各自践着脚，愤怒着，咒骂着。这些人群如果对于前线只是一些虚幻的巨数，那末他们对于后方的破坏却是很真实的因素。约计五百五十万人被杀，受伤与被俘。逃亡者的数目增加了。早在1915年7月间，大臣们就已经叹息道：“可怜的俄罗斯呀！甚至它的军队，以前曾以胜利的响雷震惊了世界的……现在都变成为完全由懦夫和逃亡者所组成的了。”
大臣们自己以一种绞刑手的方式嘲笑着“将军们退却的勇敢”，同时讨论着如下的问题来消磨时间：要不要把圣者的骨头从基辅搬走？沙皇决定不需要，因为“德国人不敢冒险去触动它们，如果触动了——那末德国人就得更倒霉。”但宗教会议却已经决定了：“当我们出走的时候，就把最宝贵的带了走。”这事件并非发生于十字军时代，而是在二十世纪，当俄国失败的消息已经用无线电来传播的时候了。
俄国之所以战胜奥匈联邦，较大的根源在于匈奥而不在于俄国。分崩离析的哈普士堡皇朝，久已在征求掘墓人了，而且这掘墓人还毋须有很高资格的。便是在从前，俄国也曾战胜过一些内部腐朽的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或波斯。与匈奥敌对的西南线上的俄军，获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就和其他战线上的俄军不同。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将军，固然并没有证明出是什么军事上的天才，但至少他们并没有完全感染那些常败将军们的宿命主义。从这中间，后来产生了几个国内战争中的白军“英雄”。
一切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归罪的人。他们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奸细。他们虐杀具有德国姓名的人。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大公的参谋部下令枪决宪兵大佐米亚索也道夫，罪名是德国奸细，但他显然不是奸细。他们逮捕了废物而且邋遢的陆军大臣苏洪姆林诺夫，罪名是叛国，这倒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英国外相格雷对俄国国会代表团的主席说：你们的政府很勇敢，竟敢在战争时期控陆军大臣以叛国之罪。参谋部与国会指责宫廷亲德。大家统统妒忌同盟国，而且仇视他们。法国司令部为要节省自己的军队，把俄国士兵安插在队伍里。英国是慢慢地决了心的。在彼得格勒的会客室与前线的司令部里，人们可爱的开着玩笑：“英国发誓要战至最后一滴……俄国士兵的血。”这些玩笑漏到下面，直达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大臣，国会议员，将军，新闻记者都这样说。“是的，”士兵开始在战壕里思索起来了，“他们全都准备战至最后一滴血……我的血。”
俄国军队在整个战争中，比其他任何参战国军队，丧失了更多的人，被杀者约二百五十万，或及协约国全体军队总损失的40%。在头几个月中，士兵们在交火之下未经思索地死去，或者思索得很少。但是一天天的过去，他们累积了经验，累积了下级士兵的痛苦经验，他们得不到能干的指挥。他们凭自己穿着无底靴而作的无目的行军的次数，与不吃午餐的次数，来测验将军们糊涂的程度。从人与物结成的血的混合物中，发生了一个一般化了的词：“乱七八糟”，这个词在士兵的用语中，则被另一个更丰富涵义的词代替了。
农民组成的步兵解体得最快。含有很大百分数产业工人数的炮兵，一般地说，是最能接受革命思想的，这在1905年已经清楚地表示了出来。如果在1917年，炮兵反而比步兵暴露出更大的保守主义，那末原因便在于步兵部队和筛子一样，打那里漏过去的是愈加新来的与训练得愈少的人群。炮兵呢，则因所受损失要无比地小，还保持着老的干部。同样现象也能在其他专门化部队中观察得到。不过在最后，炮兵也还是屈服了。
当军队从加里西亚撤退时，总司令部签发了一道秘密命令：凡逃亡与犯其他罪状的士兵，概施鞭笞。士兵比连衣可讲道：“他们开始为极小的罪状，好比自动离队数小时，就鞭笞士兵，有时只为了提高作战精神，也会鞭笞起来。”早在1915年9月17日，柯老派脱金就已引证了古契柯夫的话写道：“下级军官开始作战的情绪很高。现在可沮丧了，因为不断退却，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差不多在同时，内政部大臣论到莫斯科住着三万名伤愈的士兵，说道：“这一大批暴乱之徒不知道纪律，骚动着，与警察斗殴（不久有一个警察给士兵杀死了），夺回被捕的人，以及干其他的不法举动。无疑地，将来如果发生纷乱，所有这大批人都会参加在暴徒方面的。”就是那个士兵比连衣可写道：“一切人所关心的只是和平……谁得到胜利与如何和平，——军队对这问题最不关心：它要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因为它厌倦了战争。”
富于观察力的女人费道尔轻可，在部队里充当善心护士，她倾听着士兵们的谈话，差不多听到了他们的思想，且能在碎纸片上把他们记录下来。这样著成了那本小书：《战争中的人民》。它让我们看到见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面，炸弹、铁丝网、窒息瓦斯与当权者的卑劣行为，在漫长岁月的过程中造成了数百万俄国农民的意识，而且在那里，几世纪来的成见与人们的骨头一起毁裂。在士兵们自编的许多警句中，早已包含着未来国内战争的一些口号。
罗斯士基将军在1916年12月中抱怨道：里加是北线上的不幸之窠。这是“宣传的窠巢”，特温斯克也是如此。勃罗西洛夫将军证实这一点，他说：从里加区域调来的军队是士气沮丧的，士兵们拒不进攻，他们把一个连长挑在枪刺上举起来，必须枪毙几名才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与军官有密切关系而且视察过前线的罗将柯承认道：“军队最后解体的基础，在革命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
最初分散着的革命分子，差不多毫无影踪地沉溺在军队中了。但随着普遍的不满情绪的高涨，他们便浮到水面上来，将罢工工人遣往前线，以示惩罚这个举动，又充实了鼓动家的队伍，而退却则给他们造成了有利的听众。一个秘密警察的报告说道：“后方的军队，而尤其是在前线的军队中，充满了这种分子，其中一部分为成为积极的暴动力量，另一部分则只能拒绝镇压暴动。”……彼得格勒省宪兵管理处在1916年10月间报告道：根据土地协会一个全权代表的报告，军队中的情绪叫人害怕，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到处能遇到几千的逃兵。“无论什么人只叫走近军队，他总会得到这样一个完全与深信的印象：军队的士气已经绝对丧失了。”为了谨慎起见，那报告又加添了几句说：虽然这些消息中有许多仿佛是未必然的，但总得相信，因为许多从作战部队中回来的医生，也做着同样精神的报告。
后方的情绪呼应着前线的情绪。在1916年10月举行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上，大多数代表特别注意到“人民所有阶层，特别是乡村与城市贫民”的冷淡，与对于战争之结局失去信心。1916年10月13日，警察总监在一个总括报告中写道：“在无论什么地方，以及在无论哪一阶层的民众中，都可以观察到厌战情绪与对于尽速获得和平的渴望，他们绝不计较在怎样的条件中缔结和平。”
然而，再过几个月，所有这些大人先生，议员与警官，将军与土地协会的全权代表，医生与过去的宪兵，却会异口同声地咬定革命杀死了军队中的爱国主义，并且说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确有把握的战争胜利。
在军事爱国主义的合唱队中起着指挥者作用的，无疑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主义早在1905年之末，就已跟革命断绝可疑的关系，在反革命时期之初，它便揭起了帝国主义的旗帜。一件事情是从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假使不能把封建渣滓从国家中清除，藉以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那只能和皇朝与贵族同盟，以便保证资本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一个较好地位了。如果世界的巨灾真系在各个角落里准备而成，因之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以内，即令对于那个巨灾最负责的组织者都仿佛是突然的，那末皇朝外交政策之操纵者——俄国自由派，在那次巨灾的准备中占有一个并非最后的地位，也同样是无疑的。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具有充分权利，把1914年的大战当成自己的战争来欢迎。在1914年7月16日国会的一次庄严的会议上，立宪民主党的党团宣称：“我们不提出条件与要求，我们只简单地把我们克敌的决心投到这架天秤里去。”全国团结在俄国也成为正式教条。当莫斯科举行爱国主义的示威时，仪礼大臣盆肯道尔夫伯爵对外交官说道：“呀，这就是你们所能见到的革命，柏林人给我们预言过的革命了！”法国大使巴雷奥老格解释道：“同样思想显然抓住了所有的人。”人们觉得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在绝对不许有幻想的环境中，滋养与散布幻想。
不必等到好久就可以得到使人清醒的教训。还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最易感动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一个律师兼地主——劳及乔夫，在他本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叫喊道：“难道你们真以为用这些笨蛋作战可以得胜的吗？”事变证明：用这些笨蛋作战是不能取胜的。自由主义既对胜利失去了大半信心，便企图利用战争惰性来清除君侧的奸党与强迫皇朝妥协，为此目的所应用的主要武器，就是指宫廷党为亲德派，并说它准备单独媾和。
1915年春天，当那些没有武器的军队从所有前线退下来时，政府方面，不是没有同盟国的压力的，提议叫私人工业为军队工作。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专门评议会，其中除官僚之外，包含着最有势力的工业家。发生于战争初期的土地协会与城市协会，以及1915年春天设立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为胜利与政权而斗争的一些据点。国会依靠着这些组织，自然以更大的信心，出来作资产阶级与皇朝之间的中介人了。
不过宽广的政治远景，并没有把人们的视线从当前的重要任务上引开。特别评议会正像一个中央蓄水池，从那里，几千几百万的，乃至累积到几亿的金钱，经过分叉的输送道，大量灌溉着工业，并且附带还养成了许多贪欲。在1915至1916年期间，国会中与报章上曾经公布了几种军事利润；自由派略卜兴斯基一家在莫斯科开设的纺织公司，获得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纯利润；脱威尔制造厂甚至获得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高尔曲根的铜厂，以一千万的底本，获得了一千二百万以上的利润。在这个部门里，爱国主义这美德得到了丰富的报偿，而且报偿得很快。
各种投机与交易所的赌博，达到了亢进的痉挛症的地步。巨额财富从血的泡沫中发生出来。首都中面包与燃料之缺乏，并没有妨碍那宫廷珠宝商法贝尔奇夸口道：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买卖。女官维罗博娃说：从来没有一季，能像1915年至1916年的冬季中那样定制了这么多的贵重衣服，而且买了那么多的钻石。夜总会里挤满了后方的英雄：合法逃兵和体面的绅士们，他们的年纪上前线已经太老，但为享受人生的快乐却还很够年青。在此灾祸时期参加盛宴的人们中，大公爵们决不会落在最后。没有一个人害怕花费得太多。连绵的金雨从天而降。“社会”伸出了手和袋，贵族的太太们高高揭起了衣裙去承受，一切人——银行家，军需官，工业家，沙皇与大公爵的舞姬，希腊正教的各级僧侣，女官，自由派的代议士，前方与后方的将军，激进的律师，男女的皇亲国戚，无数的外甥，特别是侄女，都溅泼在这血的泥泞里。一切人都急忙地抢夺着与贪吃着，深怕那祝福的雨会停止下降，并且一切人都带着不满之情，排斥那早日媾和的可耻思想。
共同的利益，国外的失败，国内的危险，使有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互相接近起来。大战前夜原本分裂着的国会，在1915年形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站在反对派立场的多数派，它获得了“进步联盟”这个名称。“联盟”的官样目的，当然是要“满足由战争所引起的需要。”没有加入这“联盟”的，左边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与劳动派，右边则为各个臭名扬溢的黑色百人团。国会中所有的其他派别：立宪民主党人，进步党人，三派十月党人[2]，中央派与一部分国家主义派都参加了“联盟”，或附属于它；各个民族派别，例如：波兰人，立陶宛人，穆斯林，犹太人等，也是如此。为了不要拿责任内阁的公式来吓唬沙皇，“联盟”要求成立一个“由全国物望所归的人士所组织的统一政府。”内务大臣谢巴刀夫亲王当时批评进步联盟，说它是“由社会革命危险所引起暂时的联合。”要懂得这句话的意义，那是不需有很大的洞察力的。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因而也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米留可夫，在他本党的大会上说：“我们在火山上行走……紧张达到了极限……不小心丢开一梗火柴，就足以酿成可怕的大火……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政权，不管是怎样的政权，无论它是好是坏。”
在战争失败的重压下，沙皇许会表示让步，这种希望是很大的，甚至在八月间，一种自由派的报纸上登载了一张拟想的“物望内阁”的预备名单，它以国会的议长罗将柯为首相（依照另一种传说，首相一席是属之于土地协会的主席李沃夫亲王的），以古契柯夫为内务大臣，米留可夫为外交大臣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自以为要跟沙皇联盟来反对革命的，不料一年半以后，他们却成为“革命政府”的官员了。这样的滑稽事情，历史已经允许它出现过不止一次了。不过在这一次，那些玩笑至少是开得很短的。
高连茂金内阁中的大多数阁员，并不曾比立宪民主党人被事件的进程惊吓得较差，因此他们也倾向与进步联盟进行妥协。“一个政府，在它背后既没有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也得不到军队、城市、地方自治会议[3]、贵族、商人、或工人的信任，它非但不能行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是一个显然不合理的东西。”这几句话是谢巴刀夫亲王在1915年8月间用以批评那个由他自己作内务大臣的政府的。外交大臣萨尚诺夫说道：“只要你把一切事情都布置妥当，还给他们做好一个逃遁的出路，那立宪民主党人首先就会妥协。米留可夫是一个最伟大的布尔乔亚，并且顶害怕社会革命。而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自然也都为自己的资本发抖。”至于米留可夫方面，那他也承认进步联盟是应该“让点步”的。因此，双方都准备从事买卖，而事情仿佛是完全顺利的。但是这位给年龄与尊荣的重负压坏了的官僚，这个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这个惯在两场叶子戏之间玩玩政治，且为了替自己辩解与反对一切责难起见而说战争与他“无关”的高连茂金首相，于8月29日到行营里报告沙皇，带一个上谕回来说：一切人事都应仍旧，唯有固执的国会应于9月3日解散。大家静听着沙皇解散国会的诏书，没有说出一个字的抗议：议员们向沙皇大呼“万岁”之后，四散走了。
自认为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沙皇政府，此后怎样还能存在一年半有余呢？俄国军队的暂时胜利当然发生了影响，但又为可祝福的金雨的影响所加强了。前方的胜利固然很快就告停止，但后方的利润却还是继续着。不过皇朝在它被推翻之前的十二个月中之所以能趋于稳固，主要原因还在于民众不满情绪之激剧的分化。莫斯科秘密警察长报告道：资产阶级因为“害怕在战后有发生革命叛乱的可能，”故表示右倾。这样看来，人们还以为在战争的时候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工业家认为比革命更可怕的，乃是“军事工业委员会中某些领袖们之间同无产阶级卖弄风情。”宪兵上校马丁诺夫——他专攻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还留着痕迹——的一般结论说：政治形势相当改善的原因，是“社会阶级之更大分化，这分化掩盖着各种阶级利益的尖锐的矛盾，目前感觉得特别尖锐的那些矛盾。”
1915年9月国会的解散，乃是对资产阶级而不是对工人的一个直接挑衅。但当自由派喊着“万岁”——固然不是很热烈地喊——而走散之时，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工人却以罢工来表示反抗。这就更使自由派冷淡起来了：他们最害怕那不速的第三者闯进他们与皇朝间的家庭争论。但是第二步应该做些什么呢？在左翼的轻微怨声的影响之下，自由主义还是选择那累验的方单：绝对站在合法的立场上，实行爱国行动，藉使官僚制度变成“仿佛是不必要的。”自由派内阁的名单，无论如何得暂时搁开了。
那时局势自动地在恶化着。1916年5月，国会重新召集，但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号召革命，国会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但除此之外它却什么都没有说。“在这一届议会中，”——罗将柯回忆道——“事情没有生气；议员们并不经常出席……不断的斗争仿佛没有结果，政府是什么都不愿意听，乱子愈来愈多，国家在走向毁灭。”在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中，以及在资产阶级因没有革命而形成的无力中，皇朝于1916年之际找到了一种类似社会支持的东西。
交秋之时，局势更加尖锐化了。战争的无望已成为一切都明白的事，民众的愤慨随时都有越出界限的危险。自由派一方面照旧攻击宫廷党“亲德”，但同时又认为必须试探和平机会，准备自己的明天。只有这样，方能解释1916年秋，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议员泼老讨包包夫何以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家华尔堡进行谈判。到法国人与英国人那里去作亲善访问的国会代表团，自不难在巴黎与伦敦得到这样的信心，即亲密的同盟者想在战争期间，从俄国榨出它所有的生命汁，以便战后使这落后国家成为自己经济剥削的主要地方。被击败的俄国，假使拖在得胜的协约国的后面，那意思就是说已经是殖民地的俄国了。俄国的有产阶级没有其他出路，只有企图从那过紧张的协约国的怀抱里解放出来，利用两个有力营垒间的矛盾，寻找走向和平的独立道路。国会代表团主席与德国外交家的会见，乃是这样道路上的第一步，它一方面是对同盟者的威吓，目的在于得到让步，另方面则在刺探与德国接近的实际可能性。泼老讨包包夫规划的行动不仅得到沙皇外交界的同意——这次会见是在俄国驻瑞典大使的面前举行的，——而且还得到了国会全体代表团的同意的。自由派利用这次侦察，顺便还追求着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内政方面的目的。他们向沙皇暗示道：“信赖我们吧，我们能替你办到的单独和平，会比（拉斯布丁的党羽）史朵梅尔所能办的还要好，还要可靠。”按照泼老讨包包夫的计划，也就是按照他们的一些教唆者的计划，俄国政府应该“早几个月”通知同盟者：必须停战，如果同盟者拒绝进行和议，俄国应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在他的自白——这已经在革命以后写的了——中，泼老讨包包夫说起一件仿佛是自明的事情道：“俄国一切有理性的人，连差不多‘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的全体领袖在内，都相信俄国不能继续作战了。”
泼老讨包包夫回国后，把这次旅行与会谈的经过报告沙皇。沙皇对单独和平的意见表示充分同情。他不过只是没有见到有吸引自由派人士到这件事情中来的理由吧了。泼老讨包包夫本人之偶然加入了宫廷近幸党之列，他之与进步联盟决裂关系，那是要用这个花花公子的个性来解释的，据他自己的话说，他爱上了沙皇与沙后，同时——又爱上了内务大臣这只意外得来的皮包。不过泼老讨包包夫背叛自由主义这一段插话，一点也不能变更自由派外交政策的一般意义，即它是贪婪，懦怯与背信的混合物。
11月1日国会重行召开。国家的紧张达到了难堪的地步。人们都希望国会能采取坚决步骤。得干出点事情来了，或者，至少也得有所说明。进步联盟又觉得非藉助于国会的暴露方法不可了。米留可夫从国会的讲台上列数出政府所采取和最主要的步骤，每数一事，他总是问着：“这是傻事呢还是背叛？”其他的议员们也唱着高调。政府差不多没有得到辩护的人，他以自己的惯用的方法答复：国会演说人的演辞不许在报上登载。因此，这些演辞便印成几百万分来分散。不仅后方的，而且前方的政府机关，也都传抄着这些演说辞，时常还依照着抄写人的情绪，添加一些东西进去。11月1日辩论的共呜，竟使那些举发人自己都感染到忧郁呢。
一群极右派人物，受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杜尔诺伏唆使的一些顽固官僚，那时向沙皇上了一本纲领式的奏章。这些有经验的，曾经受过严格警察学校训练的高官们，他们的眼光并不坏，而且还是相当远的，如果他们的药方并未应验，那末原因只在于他们所治的旧制度的毛病，一般说来是无药可医的了。上奏章的人反对向资产阶级反对派作任何让步，并非因为自由派会走得太远，像庸俗的黑色百人团所想的，显贵的反动家很看不起这些庸俗的人，所以原因不在此，只在于自由派是“那样地荏弱，那样的分散，而且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那样的无能，以致他们的胜利将是暂时的而又不是巩固的。”反对党中最主要的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弱点，在它的名称上就已经决定了：它称为民主主义的，可是在本质上它是资产阶级的；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以内，它是一个自由派地主的党，但他却在强制赎回土地的政纲上签了字。这些秘密顾问用他们惯说的赌经写道：“如果没有这些从别人桌子上弄来的赢牌，那末立宪民主党人不过是自由派的律师，教授与各部官吏的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合体罢了——别的再没有什么。”而革命者则不同。奏章上一方面承认革命党的重要性。同时咬牙切齿地说道：“此等政党的危险与力量，乃在于他们之有思想，有金钱，（！）有现成的与组织完美的群众。”这些革命党“正确地期望着最大多数农民的同情，只要革命领袖们指头点着别人的土地，农民的同情立刻就会向着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之下，一个责任内阁的建立能有什么贡献呢？结果是“右派的政党全被彻底摧毁，再逐渐并吞中间各党：中央派，自由主义保守派，十月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中的进步派，这些进步派在开始时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但这同样命运也威胁着立宪民主党人……以后呢？以后就是革命的群众出场了，建立公社，摧毁皇朝，毁灭有产阶级，最后则是农民强盗。”我们不能否认，反动派警察的仇恨，这儿却高扬到特殊的历史预见的地步了。
奏章中具有积极性的那一部分纲领并不新颖，但是彻底的，以对君主专制矢忠不渝的人组织政府，取消国会；两都宣布戒严；准备力量镇压叛乱。这纲领在实质上，也是革命前最后几月中政府政策的基础。不过要使这政策成功，首先得有力量，这力量在1905年的冬天操在杜尔诺伏的手里，但它在1916年的秋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皇朝企图偷偷地与逐步地把国家窒死。内阁更迭了，人选的原则是根据着“自己人”，即无条件效忠于沙皇与沙后的人。但是这些“自己人”，首先那个卖党者泼老讨包包夫，却是卑卑不足道与可怜的。国会不曾取消，但重被解散了。彼得格勒的戒严，一直到革命已取得胜利之时才被宣布。而军事力量之准备用以镇压叛乱者，却自身先给叛乱所控住了。不过所有这些事情，要过两三个月之后才得明显起来。
此时自由派尽他们最后的努力来挽救局势。一切赋有选举权的资产阶级团体，发表了许多新宣言来拥护国会反对派在11月间的演说。此等宣言中之最大胆的一个，乃是在12月9日通过的城市协会的决议案：“不负责任的罪犯与狂人，准备着俄罗斯的失败、羞耻与奴属。”人们主张“国会在负责政府未成立之前，不要散会。”甚至那官僚与大产业者的机关——国家谘议院，也赞成请那些负有全国人望的人士来执政。同样的调解办法，连贵族联合大会都主张着：连蒙上青苔的石头都开始说话了。但局势则一点也没有变化。皇朝不能让残遗的政权从手里溜走。
最后一届国会的最后一期会议，经过了动摇与拖延之后，终于在1917年2月14日召集了。这离革命的来临，已经不到两星期了。人们等待着示威。在立宪民主党机关报——《言语》上，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禁止示威的告示并排地登载着米留可夫的一封信，他警告工人，要他们当心那些来自“黑暗泉源”的“不好的与危险的鼓动”。虽然发生了罢工，但国会的开幕却是进行得相当平静的。国会装着一种神气，仿佛它对政权问题，已再也不感到兴趣。国会所忙于处置的问题虽然是尖锐的，但完全是事务性的，即粮食供应问题。情绪不振——据事后罗将柯的回忆说——“我们感觉到国会的无力，从事于无益斗争的疲倦。”米留可夫老是重复着这句话：进步联盟“将以言语，而且只以言语来行动。”就是这样地，国会卷进到二月革命的漩涡中去。
[1] 苏伏劳夫（1729—1800）俄国名将——译者。
[2] 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C.R
[3]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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